业余时间在网上溜达，我发现了老知青的网站，竟触动了我的知青情怀。这一情怀，不仅是早就埋藏在我的内心深处，还在于我的一个老朋友的缘故。我的这位老朋友前段时间身患重病，当时就被医生判定为不久于人世。在医院里，我陪在他的病床前，看着他痛苦的神态，我无法帮助他解脱丝毫，我也不愿再去向医生和他的亲友打听他的病情，我知道他将要离开我们。就象一些电影小说里描述的那样，我打起精神，和他一起回忆我们那段难忘的历史，那些知青轶事趣事，说到情深处，我这朋友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在他床边日夜伺候的妻子都宽慰地说：“大光，只有你来，他才会露出一点笑容。”讲了不少的“段子”，于是就有朋友提议把这些“段子”写出来。于是就更加深了我的知青情怀。于是我就有了在这样的知青网站上发“回忆录”的冲动。

可是，我自觉才疏学浅，无法写成头头是道的文章。想想还是信手拈来，写我熟悉的，写我经历过的，写我当年听说过的知青轶事。反正在老知青的网站上没有多大的约束。于是，我就有了今后的陆续的片段的回忆。

我是一个69届“知识青年”。69届知青，有别于其他届别的知青。

我小学毕业于1966年6月。其时恰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由于当时的“大革命”从当时的党中央一直到各级地方党委（当时是“党领导一切”，政府已被冲垮），一致采取了“停课闹革命”的策略。因此，当时在许多省市，象我们这些小学毕业生走出小学校门后不能跨进中学校门，无课可上，游荡于社会上。由于自新中国以来全社会一直抓住阶级斗争这根弦，没有经济观念，只有当时的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所以凭心而论，当时的社会风气确实是很纯净的——人们的头脑里只有政治，没有其他“杂念”。因此，我们虽然游荡于社会上，但绝对不会沾染上所谓的资产阶级习气，也不会受到来自什么方面的侵袭的。

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上海的66届小学毕业生是没资格参加这次史无前例的运动的。我们这一届后来被称为“69届初中毕业生”的学生就这样游荡在社会上整整两年多，直到68年才“复课闹革命”，才得以踏进中学门口。“停课闹革命”在当时如同“大串联”、“破四旧立四新”一样，全国相同。“老三届”的“停课闹革命”还可以在学校里到社会上冲冲杀杀，而我们上海的“69届”却一时无缘进入中学校门。

69届与“老三届”知青不同。老三届，我认为只是指66、67、68年有中学、大学学籍的、还应该在大中学校读书但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没能继续读下去的知青们。“老三届”的另外一个含义，可能还指他们代表着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特殊的标志——“红卫兵”。我的记忆里，只有“老三届”才有资格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才有资格参加初期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学生运动。而其他各届学生后来戴上的“红卫兵”袖章，只不过是一种“赶潮流”，即使参加了文革，也是中后期的事，与“老三届”在文革初期的特殊身份和“历史作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69届”只是单指66年小学毕业，68年进中学（有些地方68年都还没“复课”），于69年被冠之与“初中毕业”的这一届学生。其他的如高中、大学都没有“69届”。因为如果按年份计算，高中、大学的“69届”就是初中高中的66届，而当时在文革时代，高中大学都没有象初中这样“复课”重新开课的，因此也就没有了高中、大学的69届毕业生。（个人理解，可能有误。敬请指正。）

所以“69届”的指向很单一，只是单指实际上是66年小学毕业，名义上是69年初中毕业的学生们。他们的人数在老知青中占的比例可能是最少的。

可以说，“69届”是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世界上自开办中学以来整体上在校上学时间最短、教育质量最差的一届初中学生。时间短，是因为在当时的国家“法定教育时间”里，69届初中生只是在校不到一年就“毕业”了（而在其前后的68届70届起码在校时间都呆满了一年以上）。质量差，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一是学习环境差。当时，经过了全国“红卫兵大串联”，文革由初期的学生运动发展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各类“造反”组织充斥全社会，因此即使学校实行了“复课闹革命”，学校里也是大字报横飞——“红卫兵”们贴老师（当然是“牛鬼蛇神”的老师）的，学生斗老师，老师斗老师的。校园里一片混乱。

二是教材差。当时刚开始“教材革命”试点，原先及以后的课程设置体系早被冲垮，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基础科目都被取消了。各地各学校都在小范围里（因为大的前提是搞文革）尝试“教育改革”。我们学校试行的科目是“大批判”代替语文，“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代替数学物理化学，英语虽保留，但内容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在我的记忆里，我连26个字母都没学完，就“毕业”了。而我在当时是学校里学习最用功的少数学生之一（这是后话，以后在本轶事系列里陆续谈）。

三是教学意识差。当时老师们人人自危，66年67年68年的文革初期，首当其冲遭冲击的就是教育系统。有教育经验的权威们都被打倒，而没教育经验的根本就无心教育。另外当时校园里进驻了一支特殊队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在毛主席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思想下，没有文化的无产阶级大老粗们领导起“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来。老师们成了工宣队监督的对象，更是不敢“乱说乱动”。而学生的学习意识更是差。一个小学毕业生，对社会对什么事情都不懂，没有了外界的约束，能有几个会老实地听从老师们的管束？当时课堂里，上课时爬课桌的随便进出的骂老师的，上语文课（大批判课）时批斗“牛鬼蛇神”打老师的随时可见，而家长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就是让学校看管住自己的子女，免得他们在社会上出乱子找麻烦。

四是教程差。由于当时没有成熟的教育体系，没有成熟的教材，老师们即使存心教书，也不敢沿用老的教育体系老的教育方法老的教育手段老的教育思路开展教育活动。——实际上没有“课”可上，因此，他们只能根据上级的指示，对我们进行“学工”、“学农”教育。当时的所谓“学工”、“学农”教育，实际上就是到工厂农村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无偿劳动。当时的“学工”、“学农”教育，教育系统学校方面可能就是为了消耗这难熬的一年教育时间而进行的。这反复几次的“学工”、“学农”教育，我们69届的学习生活就被耗费了几个月，再加上寒暑假，我们的实际学习生活就少得可怜。然后就开始酝酿“毕业分配”。我也就有了后来被称为“知识青年（简称知青）”生涯的开端。

所以，69届的整体是所有中学生中知识层次最低的。他们实际上只有小学毕业水平。——当然这也怪罪不得他们，其实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极为追求知识的，比如我。可是历史不让我们继续求学。——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悲剧吧。

我随着“上山下乡”大军来到了西双版纳勐腊县，被编入水利二团九连。

到县城接收我们的是一个现役军人，“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 他那高大的身躯，一身紧身妥贴的军装，配以一条军用斜挎带和腰间的一根皮带更把他勾勒得特别精神。尤为醒目的是在大城市看不到的他那腰间用真牛皮包裹着的“真家伙”——一支五四式手枪！这就是我们的连长！

顿时，我们为有这样一个连长而鼓起掌来。我们为能有这样一个威武雄壮的军人连长而自豪。

到达连队驻地，已是下午。虽然我们住的是四面透风（用篾笆作围墙）头顶可见太阳月亮床下还长着青草的茅草屋，但大多数知青都被这充满神秘充满新鲜的“准军营”生活吸引住了。

连队的周围尽是山岭，没有一户人家，没有一件有生气的东西。有的只是我们这一百多号来自上海的知青们。晚上，我们睡在床上，听到的是那些令人起鸡皮疙瘩的不知名的野生动物的吼叫、鸣叫声。初到连队的那几个月里，常发现有野生小动物跑错地方来到知青群中的，比如有蛇钻进知青的被褥，有马鹿被知青们烧山逼得走投无路逃进知青驻地的。有一次，我午睡了，听到有一个轻轻的木头摩擦发出的声音，我起床循声寻找后发现竟是一只竹鼠——一只专以山上竹根为食的鼠类动物。我当即把它砸死，烹调成一锅美味野味，与朋友们共享。

初期的神秘感新鲜感过去后，知青们陷入了孤独冷清的境地。那时没有收音机，更无从谈电视机。为了排遣知青们的无聊，连队领导每天安排学习：读“老三篇”，读报纸——那是每天刚到的一周前的《云南日报》。一直读到晚上熄灯。实在为了排遣，就大唱“样板戏”片段。那时，我能够把八只样板戏的全部唱段都唱出来，几个“精彩”的对白都能背出来。

十七八岁的知青们正是好动好玩时期，也是情窦初开时期。各级领导为了有效管好知青，从上到下出台了不少措施。其中比较强硬的是“三化”“三不准”。

“三化”就是：思想革命化，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

“三不准”就是：不准谈恋爱，不准抽烟，不准喝酒。

处于生理发育期的知青们无论怎么禁锢，也无法制止他们与天俱增的生理需求。渐渐地，开始有知青偷偷地“谈情说爱”。被领导们发觉了，小则批评，大则批斗。更严厉的措施是：不准男女知青窜宿舍，不准男女知青单独见面。如果因为工作需要男女必须交谈的，必须三人以上，而且必须在宿舍以外的地方。这些现役军人们套用他们军队里的做法，企图强制隔离男女交往。——后来我想，为什么他们没有想到按性别编制知青们呢？比如把男性知青全部编成一个男连队，女性则另外编成女单元，相互之间在地理位置上相隔远一点，再加上军事化的管制，那种男监与女监的模式尽可让各级领导们放心的。

在文革时期，自会有人向领导们打小报告让领导们知道男女知青动向。于是，男骏与女裴的偷偷交往被连长纳入重点监视对象。（介绍一下我们的宿舍：我们的宿舍四面透风，可以看到外面动静。所以男女宿舍是按性别一排排分开搭建。一般女知青为了“遮人耳目”都在自己宿舍里用报纸布块之类的东西遮住自己床前这一小块天地，以挡住外界视线。）

那是一个旱季，在傣历年——泼水节过后不久的一天中午，全连都处于午睡时期（准军事化的生活，午睡必须全连一致），机警的连长从床上隔着篾笆墙发现了男骏悄悄地往厕所方向走去。要是别人，要在别时，连长可能也不会多有什么动作。可他想到这是个重点监视对象，于是他悄悄地起床，挎上手枪，尾随男骏而去。

那男骏想来也知道自己做的是秘密工作，所以不时地回头窥测有无跟踪者。可他哪知道我们的连长是当年支援缅甸抗法战争的侦察员，知青的这点“野路子”反侦探技巧在他眼里只不过是“小儿科”而已。连长的跟踪丝毫没有引起男骏的警觉。

男骏没发觉背后的不寻常，于是饶过野外的连队厕所顺着一条密林小道向山上爬去。当他气喘嘘嘘地来到山上一处平台处时，他的“心上人”女裴已经等在那里了。因为是“偷情式”的约会，也许是压抑得太久的缘故，他们没吭一声不象现在的小青年唧唧我我地啰嗦，就紧紧地抱在了一起。那时也没有什么爱情启蒙教材，他们也不懂怎么样动作，只是那样紧紧地抱着。如果连长不是个急性子，说不定他会看到更精彩的镜头。但是连长紧接着马上做出了动作，——或许他不想看到下面更令他难堪的局面——只听得猛然间晴天霹雳：“砰”地一声枪响，把全身心地投入到两人世界的骏裴俩震得瘫倒在地，紧接着耳边传来一声猛喝：“不许动！”。年仅十七八岁的孩子哪经历过如此真枪实弹的场面，何况自己也知道触犯了连队的天条。两人抖抖颤颤地从他们那欢乐一时的小窝里站立起来，尴尬紧张地整理好衣服，耷拉着脑袋低垂着双手象犯人似地被连长押解着往连队走去。而我们的连长象当年从缅甸战场上抓到了敌人“舌头”似地得意洋洋凯旋。

接下去的日子里，连队就热闹起来，学习再也不那么机械教条地读老三篇读报纸了。对这次“偷情”事件，连队里组织了多次会议，大会批判小会讨论：如何正确对待知青接受再教育，如何树立正确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恋爱观）等等。知青们嘴上的表态都是千篇一律，但心里的活动更趋复杂。那段时期，“不许动！”的喝叫声常常莫名其妙地在连队的某个角落响起——一些调皮的知青借此发泄发泄！待批斗一段时间后，男骏被调出了九连。——利用行政手段硬把一对鸳鸯拆开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这位貌似“清教徒”的连长，几年后竟被判刑四年，罪名就是“强奸诱奸女知青”。 

初到连队，“吃”，成了领导们最伤脑筋的事。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小B娃娃”的娇生惯养实在令那几个从没见过火车高楼是什么样的山区军人们恼火，虽然这些“城市娃”有不少也是来自上海郊区的农村。

西双版纳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盛产大米糯米。大批知青的到来，无疑给地方上的供给增添了非常大的压力。虽然上级要求我们尽量多种粮食作物和蔬菜，争取“自供自给”，但刚到勐腊，怎么也得靠地方政府的支持。例如粮食必须由地方粮食部门供应。我们的主食是大米。团部安排我们连队的大米供应点是在勐腊县粮食局下设的勐腊粮库。所以全连吃的大米必须坐汽车去县城购买。我们团共设有十八个连队。第十八连离县城最远，大约有三十五公里。但那时全团十八个连队加上三个营部一个团部，一共二十二个单位只有一部“解放牌”大卡车，除了到县城买大米，还有许多事情要运输的。因此，那时到县城买大米有时要在勐腊县城住一夜，等第二天团部汽车来到县城后，再与其它的货物其它的事“并车”一起拉回连队。

刚到连队，还没来得及好好地光顾一下这个县城，能有机会借买大米时在县城住上一夜，尽情逛逛玩玩（那时没有“旅游”一说），倒也不失为一件美差。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到县城“买大米”去的。

下午到了县城，没花去半小时，整个勐腊县城就全部走遍。没什么能够吸引我们驻足的。随后，我们就借好了旅社，那是在大街上的“红旗旅社”。这是一个两层楼的临街楼房，下面是饭店，上面是客房。到客房必须顺着高低不平的小路绕到后面的楼梯，再走上去。厕所是极为简陋的，只是在楼下（当时没有条件把厕所建造在楼上）。所以，如果要在旅社房间里半夜起床上厕所，还不如在上床睡觉前拉干净为好。那时这是全县仅有的两家旅社之一（另外一个旅社是“前哨旅社”，座落在汽车站对面），全部是“无星级”的（那时根本没有“星级”之说）。楼下的饭店里饭菜极为普通，有一点猪肉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了。酒倒是有供应，那是当地自酿自栲的“包谷酒”。包谷酒的那味道至今我还觉得比“茅台”还要好。虽然有“三不准”不准喝酒的规定，但是到了县城，“天高皇帝远”，偷偷地喝上一点又何妨。

我们喝过酒，天就暗下来了。乘着酒兴，我们一行四人，还到街上“逛夜景”。可哪里有什么景色可逛的：整个勐腊县城黑灯瞎火（那时没有电灯，全靠煤油灯），街上也就一片漆黑。没有了灯光，我们的“游兴”荡然无存。于是摸黑上到楼上客房，醉醺醺地脸也不洗，脚也不擦，就上了脏兮兮的床睡了过去。

一夜睡过，倒也舒坦。只记得半夜里曾有人起床喝过水——可能是喝了酒口渴的缘故吧。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小王直喊口渴，不等穿衣完毕，就光着身子提起热水瓶倒出瓶里不多的全部剩水喝了起来。一口下去，他就嘀咕起来：“这水怎么有股咸味？有股腥味？——不对呀！”闻听此言，我赶紧拿着颜色都已变黄的玻璃杯，凑到窗前，借着黎明前的微光，仔细地用眼看，用鼻闻：“不对！这不是开水！这是尿！是谁把尿撒到了热水瓶里？老实说！”我知道，这肯定是谁在晚上被尿憋得受不了，又不敢摸黑下楼去厕所，就偷偷地把小便撒在了热水瓶里。

“啊？！是吗？真是尿吗？哎呀，那可怎么办哪？我半夜里起来喝了个饱！”“眼镜”哭丧着叫起来。我心里明白了。这尿肯定是四人中最后那一位假睡没醒的“老憨”干的！这家伙，还装着打鼾呢。我该怎么办？拆穿他？这样做肯定后果不可收拾。说不定他会倒打一耙，咬定是我干的，我那时可是有口说不清了。我紧张地思考着。那“老憨”的呼吸也时紧时慢，看来他也快忍不住了。

人说“急中生智”，我赶紧向窗外倒光了杯里的尿，还使劲甩干净杯里的水滴：“没事没事，我搞错了。可能这是旅店里隔了好几天的剩水，或者水质不好有点异味罢了。没事没事！”“真的吗？如果真是尿，那可怎么办哪？我喝下人家的小便，我可怎么办呢？……不是尿就好就好。”小王和“眼镜”都宽慰地松了口气。我看了一眼“老憨”，他也嘘了口气，终于醒过来了：“你们吵什么呢？还早嘛，团部的汽车还不会来的。”他倒关心起工作来。

事后，我想可能小王和“眼镜”也心知肚明，只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吵也没用的，即使伤了和气于事无补，不如乐得顺势做个人情打个哈哈就过去了。只是这尿的味道无论如何也是恶心的。

我观察了几天，喝了这尿的两位朋友没有发现有什么病态的迹象。如果真有什么疾病发作，看来“老憨”和我真得受的。

——寻找当年发出这一喊声的插队勐腊上海知青的启事

刚参加完《天堂岁月几疑在梦中》的赠书仪式，那三十多年前的一声断喝“熏条拿来！”又清晰地振我心魄地回响在我的耳边。其实，早在今年4月份，那次在傣家村大酒店，我被以民兄请去，与勐腊插队知青、勐腊宣传队知青聚会时，在我得知他们在筹划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的耳朵边不由自主突然又响起了这久违的挑衅声。在今天这个赠书仪式上，我刻意地去寻找当年发出这威胁声的插队知青，尽量回想那俩“愣头青”的影子，可是我失败了，我没有找到他俩！我很失望。或许，我现在只记得那为首分子当年的声音而浑然忘记了他当时小伙子的模样，更无法找到他现在变了形的半老身影？

还得声明：我现在找他的目的全然不是为了讨还当年的“血债”，而是为了“未打也相识”的情谊，重新找回当年的感觉，重新结交这曾经威胁、挑衅我们的素昧平生的朋友！

那是上世纪的1970年初，我们初到版纳，我积极争取到的第一次到勐腊城里买大米时发生的一则小故事。

当然，我积极争取到勐腊城里买大米的目的是为了“旅游”——好奇心驱使，极为盼望早点到勐腊这个祖国南疆的县城里游玩游玩。刚到勐腊的初期，我们水利二团买大米一般要好几个连队凑同一部车同时到二、三十公里外的县城粮食局仓库去买。而且，买大米的人一般都要在县城住上一夜，等第二天由事务长到粮食局办好手续以后才买得到大米。我们去的四人只消出蛮力，两人一组将一个个大麻袋装的大米使劲往卡车上扔就是了。那天傍晚，我们乘坐团部的解放牌大卡车来到了勐腊县城。车刚开进勐腊大街还没停稳，我们一行四人马上跳下车，在勐腊大街上逛了起来，看到好吃的买来吃了再说，看到希奇的玩了再说（甚至看到有两只小公鸡在路边自发地狠狠啄对方的鸡冠，玩起斗鸡游戏时，我们也看得津津有味，留连忘返）。快到吃晚饭时分，看到“闹市区”有一家饭馆——红旗食馆，我们马上冲了进去，看到小黑板的菜单上只有唯一的荤菜——有点猪肉的炒包菜（卷心菜），就馋得准备好好地开一次洋荤了。不过时间还早，食馆还没开始卖饭，于是我们坐在“大堂”里，等着厨房里烧出饭菜开始营业。

我是个“早发头”，在同龄人里面，我的身材发育得比较早，而且在文革期间，我跟随一些“武侠师傅”练过一些“三脚猫”拳脚，在这次买大米的四人里面，我算是个比较冲得出的人了。

就在我们等候饭菜的当口，从大门口走进两个人来，看他们走路的姿态，听他们向其他人说话的腔调，我知道我们遇到了麻烦——这俩老兄是被我们水利二团曾经买过大米的知青们传得神乎其神专门“敲竹杠”的勐腊插兄！在勐腊县城里，他们这时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地头蛇”，而我们即使是四条强龙可能也难以敌得过这两条蛇的！

只见他俩披着长长的头发（那时，留长发，在我们水利兵团也是被看作是流氓作风而要遭受批评甚至批判的），嘴巴上叼着香烟（要知道，在我们水利兵团，当时“三不准”，是严格禁止吸烟的），手里上上下下地反复颠着几枚硬币，走起路来故意做出一脚高一脚低、肩膀一摇一摆的黑社会流氓样，逐个向在食馆里的顾客尤其是知青们“敲竹杠”——“有钱的赏个人钱，没钱的赏个脸面”。我的另三个一起来买大米朋友一见这阵势，还真有点胆怯了，直向我丢眼色。我当时坐在里面闭目养神，听到动静不对，睁眼看到这架势，闪电般动起了脑筋。我可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当时考虑如果他俩敢来硬的，我一定不能软了。我知道“好马有人骑，好人有人欺”，我们一软，对方就会得寸进尺，我可不能吃这眼前亏！

想到这里，我把放在饭桌上准备买饭菜的纸币收起来，只留下几枚硬币，同时我改变了坐姿，两腿跨骑在一条长凳上，把另一条长凳拉到我的手边，我准备万一动起手来，我一定迅速操起这长凳向对方狠狠地砸去！我们四人，他们两人，俩打一，“人多力量大”，谁怕谁呀？即使他们可能会去叫他们插兄来助威，我们可能取胜后早就跑了。只是如果真的开战了，我怕那三人不敢动手。于是，我示意三个朋友往我身边靠拢。我还把头上戴的一只黄军帽（那时特流行这黄军帽）故意拉歪了拉低了，把衣服上面的扣子解开几颗，露出了我还算结实的胸肌，等待着他俩的到来。不一会儿，他俩来到我们面前，看到我这腔势，稍楞了一下，可能猜想遇到了一个难剃的头，但那为首的还是壮着胆子喝问我道：“朋友，‘熏条’拿来！”——熏条，是当时的流氓切口，指的是香烟——别说我一贯不吸烟，就是有，我也绝对不会给你的！我凭什么要给你香烟？就因为你这腔调？哼，想都不要想！我绝对不能露出一丝的胆怯，在声势上，我一定要占上风！我用轻蔑的眼神斜瞄着这为首的，他也用一种目空一切的眼神看着我，我与他眼睛对眼睛对峙着。在僵持中，我摘下眼镜（这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因为动手做一件动作大一点的事，我已经吃过好几次没摘下眼镜的亏了，至今我的两眼或眼睛附近还留有累累伤疤）（后来有了手表，我还会把手表摘下来，怕一不小心伤及无辜的手表），我用一个食指指了一下左胸的口袋：“熏条？在这里。要？自己拿！”同时，我迅速把手下垂，抓紧了那条长板凳，准备随时给对方以沉重而可能是致命的一击！这时空气里充满了战争爆发前紧张的冲突味，真的是千钧一发！没多久，那为首的插兄在我与他的眼光对峙中胆怯了，败下阵来了。他讪讪地自下台阶道：“呵呵~~好！朋友，‘模子’，真是‘模子’！后会有期，后会有期！走……”他招呼着“随从”，一溜烟地窜出了红旗食馆，不见了。

我们这里，我的手心里不知不觉地渗出了汗，那三位朋友也已经紧张得大气不出。好在饭菜刚刚烧好，食馆开始营业，我们可以难得地开洋荤喝一点小酒了！

为了解这口恶气，我们那晚多喝了几口酒，多喝了好多水，也就酿成了哪位仁兄半夜把尿撒到了热水瓶里，我们一起买大米的那位“眼镜”不慎喝了别人的尿还以为是喝的变了质的开水的故事……

我的这则《寻人启事》到此告一段落，恳切盼望那俩勐腊插队的问我要熏条的上海知青朋友快快相认，也拜托勐腊插队的上海知青朋友们，烦请多多协助帮我找到你们为数不多的知青队伍里这俩未打也相识的朋友，以解我三十多年相思之苦！拜托拜托…… 

粮食问题是解决了，但蔬菜问题更令领导们头疼。眼看年关将近，"年货"还没着落。当时的"年货"，本来就水平不高，休闲时有西双版纳的特产热带水果比如甘蔗、芭蕉更稀罕的有菠萝蜜等吃吃就可以了。但惟有一样是万万不可忽视的，这就是大年夜的下饭菜总得象样点，不能象平时那样一碗白米饭和一锅盐巴汤吧。军人领导们可以被邀请到他们自己的部队里去"团拜"，而知青们唯一可依靠的上海家长们寄来的食品也大多被馋嘴的小青年们吃得差不多了。县里配给的年终每人1斤半的猪肉，因为拉来太早，而且西双版纳的春节不比内地，气温是全年比较暖和的时节，拉来的那些猪肉本来就不新鲜，所以一到连队就被煮着吃掉了，否则等到大年夜，肯定会被全部丢弃。"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国人的传统佳节到来前，已经有女知青思乡情切，不时从女宿舍那里传出哭泣声了。这年夜饭的下饭菜该怎么安排呢？

鱼，炸鱼！现役军人的连长下了决心。唯有这个方法可以解决连队的"无菜之饭"。

我们连队就座落在南腊河边。这是一条宽大的由无数小溪汇合成的大河，它的下游就是中缅老泰的界河湄公河。我们到来之前，这里是原始森林，这南腊河就是原始河流。我们刚到这里时，传统的捕鱼方法只有两种：一种是在白天，傣族男子提着长砍刀，在河边"巡逻"，看到水面有鱼游动，就眼明手快地用刀砍鱼。另一种是在夜里，傣族青壮年划着竹排或傣家独木舟举着火把，在一个河段拦上一张鱼网，然后到下游用长竹竿使劲拍打河水，把下游的鱼群赶往上游的鱼网里，让其"自投罗网"。

而用炸药炸鱼，在南腊河历史上可是前所未有的。炸鱼的消息被严格封锁。春节前的一个下午，连长亲自把施工用的筒状炸药包扎好，插好雷管，串好导火索，带着几个水性好的知青偷偷地下到河边。那时我们都没有看到过真枪实弹的炸药爆炸。只知道，"爆炸"是极为可怕的。大多数知道炸鱼行动的人都远远地在岸上眺望。企望中，人们只听得"轰"地一声闷响，倒也没见什么惊天动地的原子弹似的爆炸云朵出现，人们看到的是河面上腾起一根很大的水柱，其中还夹杂着不少白花花的鱼。后来才知道，连长怕初次爆炸出意外，炸药的药量放得很少，所以没有出现如人们期望的那种声势浩大的爆炸。

大多数知青都不知道那天下午炸鱼，所以在宁静的山沟里冷不防爆发出一声巨响，还是引起了一阵骚乱。待人们知道是炸鱼后，都争先恐后地从宿舍冲到河边去或观看或捞鱼。爆炸声也惊动了在不远处劳作的几个傣族老乡。他们也抢先跑来跳到河里争着捞鱼。

由于水面下的鱼群自古以来就过着"自给自足"无忧无虑的生活，所以水面下的鱼群"子孙满堂"，多得不计其数。一声爆炸，犹如三十多年后残害它们的人群在地球另一端发生的惊动人类的"911"大爆炸一样，鱼祖鱼母鱼子鱼孙们全都翻着白肚皮浮上了水面。顿时水面上白花花地一片，人们尽情地在河里打捞，个个都发出难得的欢笑。

看热闹的人群里当然也有女知青。当她们下到河边时，河里争抢鱼群的战斗将近尾声。连长和男知青们光着上身穿着短裤，水上水下地忙得欢。对这些光身子，城市来的女学生看得多了，倒也落落大方，男女双方没有丝毫的羞涩。她们叽叽喳喳地指挥着水里的男知青们这里那里地捞河里剩下的鱼。猛然间，她们听到河里有"哇啦哇啦"的叫声，到后来简直就是吼叫了。她们往河里看去，只见几个老乡埋在水里对她们乱吼。她们觉得好玩，越是老乡们叫，越引起她们的好奇，越赖在河边不走。河里的老乡实在忍不住了，其中一个跳出了河面。露在女知青面前是一个"赤条条无牵挂"的裸体男人。这男人浑身上下被阳光晒得无一处白亮的皮肤（后来才知道，以前的男性老乡下河都是采用脱光遮体的饰物这种方式的），只见他用左手捂住"私处"，右手使劲地气愤地挥动着，嘴里总算发出了这些女孩子听得清的话语："鸡巴！臭鸡巴蛋！……鸡巴……"女知青们起先惊呆了。她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男人光着身子公然站在她们面前的阵势，一时间无所措手脚。隔一会儿，才如一群小鸡，忽地一下四散往岸上逃去。其中一个长得俊俏的姑娘正好迎面碰到连长送鱼到伙房返回河边来。她认真地不解地急急问连长："连长连长，'鸡巴'是什么东西？是一种什么鱼吗？"那时的连长还是一个正统军人，他竟也被问得红了脸，假装没听见急速地跑下了河滩。

这问话，恰巧被号称"博士"的"眼镜"听见，他竟哈哈大笑着大声回答："这鸡巴嘛，就是男子的小便器具，也是男子繁衍后代的生殖工具！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哈哈哈哈……"那俊俏女羞得无地自容，骂了一声"死相"，逃也似地躲进了她的安乐窝。

事后，从女生那里悄悄地溜出一句话：那样的黑亮样，给我看也恶心。

事后，从男生那里经常地窜出一句骂：臭鸡巴。

那个大年夜，我们以鱼为主菜，以刚学会的"鸡巴"作笑料，总算度过了第一个远离父母的传统佳节。

1974年，经过五、六千知青三年多的艰苦奋战，西双版纳水利指挥部（水利兵团）水利一团、二团的历史使命完成，大树脚引水工程胜利通水完工了。蜿蜒几十公里的水沟，穿过山岭，到达勐捧坝子，把清冽甘甜的南腊河水提升了数十上百米，送到了急需水源的干涸田地里。这沟水，至今仍滋润着勐捧坝子里的各族特别是傣族人民。

水利二团在上海慰问团的帮助下，“勉强”转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九团，原先的二营九连被改编为二十五营九连。

听起来是部队番号，俨然是部队编制，但是改编前后，知青们都知道，这所谓的“部队”纯粹是农场别名。看看吧，在这所谓的“部队”里，全然没有习惯了的水利兵团的一套：没有了现役军人当领导、没有了思想革命化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的部队化、没有了每晚雷打不动的“学习”（实则是吹牛聊天）、没有了过去知青那种欢天喜地的热闹劲......而在这所谓的“部队”里，太多的却是被知青们嗤之以鼻的“小农经济”：老工人们（实则是农民，因为是农场，所以不称农民而称工人）收工回家就忙于各自家庭烦琐家务。由于没有电力，因此也就失去了所有夜晚有生气的活动，“老工人”们早早地熄灯上床干他们的“私事”去了。而知青们还没到“赤裸裸”地早早“干私活”的地步，即使到了这样的“部队”，解禁了的“三不准”，使得人们可以比较公开的谈恋爱、可以喝酒抽烟，但人们还是不想过早地谈婚论嫁。因为人们还盼望着，盼望着回老家与亲人们团聚，人们不想这么简单地生儿育女，在这与自己的祖辈完全不搭界的地方了却自己的一生。

生产建设兵团与水利兵团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有浓重的家庭氛围。过去，水利兵团，全连全营全团的成员都是单身，不论知青还是现役军人；而现在，生产建设兵团，领导都是老工人，改编完后，还“掺沙子”调进来了一部分老工人，看着这些老工人们儿女满堂，鸡鸭成群，一家人热饭热汤热窝头（被窝），毕竟也馋了一部分知青的心。

改编后，建设兵团的知青们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生活困难。这就是，原先的水利兵团是属于地方编制，因此地方政府（当时叫“革命委员会”）还负担着知青们的一部分生活必需品供应，比如每月一斤的猪肉、每月二两的食油、每月菜场上不限量的蔬菜、每月粮食局不限量的大米供应等等，而改编为建设兵团后，这些地方负担的供应一概取消（除了大米留待建设兵团自给自足后再取消外），这就给了“娇生惯养”的知青们很大的生活难题：除了大米外的主食副食都得自己种自己养。知青们一则没有种养的经验，二则没有种养的心思，三则没有种养的热情，因此知青们的生活比起水利兵团来，越显艰难。

这样的艰难，却实在是难为不了“三妹”这样的活跃分子的。实事求是地说，“三妹”这个人，真算得上是聪明过人，只不过“聪明用错了地方”。比如炸鱼，他能够从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理论”。除此之外，他还在其他可以发挥他能力的地方显现其不凡之处。比如对于鸡，他也能总结出一套“理论”的。

“三妹”没有养过鸡，这是确实无误的。但他却是个“鸡祖宗”。他在不断的偷鸡实践中，摸透了鸡的脾性，总结出一套经验来。亦象炸鱼一样，他知道我是个“好好先生”，不会把他的经验透露出去，在我们难得聚会的时候，他也会得意地把他的偷鸡经炫耀一番的。他告诉我们：这鸡呢，是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夜盲症”，到了晚上，你只要不挠在它的痒处，它是老实得服服帖帖，绝对不会对你说半句话的。而鸭子就不一样了，鸭子却是“夜鹰眼”，它在黑夜里的眼光可凶着呢，人们别想在黑夜里动鸭子的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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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妹”告诉我们，他偷鸡的最高记录是一个多小时偷了一个“昌蛮族”寨子老乡的一麻袋（当时没有“蛇皮袋”之类的塑料制品）的鸡。几只？呵呵~~，他自己说，当时馋得不知道清点数字了。他颇有点共产精神，见一下子吃不掉那么多的鸡，就连夜叫醒、发动全排的男知青起床一起吃鸡（我当时已经调到营部，所以这次“大规模”吃鸡没我的份）。叫醒全排男知青一起吃的原因，还在于前面《轶事》所介绍的，我们住的“房子”是隔绝不了光线和声音的茅草棚。

所以，“三妹”的偷鸡在我们连队以至于在我们全营都是有点名气的。正是有了这点名气，所以就有了他的“跟屁虫”——竟也有知青愿意做他的徒弟学他的偷鸡“绝技”的；正是有了这点偷鸡的名气，所以以后哪里发现缺了鸡，被偷人家首先把怀疑对象设定在“三妹”及其徒儿们身上。

我不知道，“三妹”是哪里中了邪，或许他是想把自己的偷鸡名气再提高一个档次？这次，他竟然把偷鸡对象设定在了全营的最高领袖——营教导员家！

当时是水利兵团改编为建设兵团的初期，所以当时的住宿条件与水利兵团相差无几。教导员的老婆黄沾了其老公的光，虽然自身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却也是个老资格的教师了。因此教导员家住在学校。我当时担任营部学校的创办人，也住在营部学校。我与教导员家住同一排茅草房，与他家分住这一排房的两头。

那几天，平时不大来我处的“三妹”到我的宿舍来的次数多了几次。因为是老乡，我当然不会怀疑他有什么歹念。事发后，我才知道，他来我处是有目的的——他是来“打样”（为“作案”探明线路，现在被公安称为“踩点”）的。

那天夜晚，我已经早早地躺在床上就着煤油灯看报。突然寂静的夜空里传来了教导员老婆黄老师那尖利的叫声：“来人呐，快来人呐！”听那惨烈的声音，当是比“911”恐怖活动更厉害的黑社会反动事件。我从床上跃起，冲锋陷阵般地奔向教导员家。

教导员家的门被反锁着，里面是教导员老婆黄老师在使劲地拉门，企图打开被反锁的家门，里面传出教导员还显得镇静的声音：“别慌别慌，会有人来的，会有人来的。”

当时西双版纳基本没有什么“司必灵”锁之类的“高档”门锁，更想都不敢想象用什么“防盗锁”、“防盗门”之类的设施防盗。一般人家锁门，只是在门外装一副“搭攀”，锁门时扣上“搭攀”再锁上一把挂锁就万事大吉了。

我看到教导员的家门并没有上锁，只是上锁的“搭攀”从外面被扣上了，这样里面的人就没法开门出来。

我赶紧麻利地拉下“搭攀”，打开教导员的家门，象是大救星似地出现在教导员全家人面前。家里的人根本顾不上与我寒暄，黄老师冲向黑暗中的鸡窝，心急火燎地叫道：“鸡、鸡、我的鸡哟！”

在手电筒光的照映下，只见通往教导员家的路上，一只硕大的鸡棚被丢弃在路旁。棚门大开。原先混居在里面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十数只鸡全然没有了踪影！

黄老师如丧考妣般地大哭起来，继而泼妇似地用她那特高分贝的大嗓门咒骂起来。这哭声和咒骂声响彻夜空，终于引来了不远处家在营部的大大小小官员们的登门慰问。

这还了得，偷鸡贼竟然把贼手伸到了全营最高首长教导员家里来了！

营部保卫干事马上召集所有侦察力量紧急出动，连夜抓紧破案。可是夜色茫茫，在当时没有任何破案器材和落后的破案手段的条件下，到哪里去寻找什么破案线索呢。在这渺无人烟的深山沟里，侦察部队们唯一可做的就是把侦察方向对准了“素负盛名”的偷窃高手们身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宿的忙碌，第二天凌晨，线索被发现了。在通往全营“偷窃界”也算小有名气的十五连道路旁，“侦察员”们发现了一大簇鸡毛！顿时，保卫科的所有人士把视线全部瞄准了这个连队，除了排长连长等干部，全连所有知青都成为可疑分子，逐个过堂，排摸线索。每个人都必须有人证实昨晚的去向，否则将作为重点怀疑对象作深入侦查。即使是女知青也被个别谈话，要求她们提供其知道的男知青的动向。一时间，整个连队搞得人心惶惶，所有的知青对鸡们恨之入骨，避之惟恐不及。

九连如同一个优良的避风港湾，处于相对平静的氛围中。因为九连与十五连处于两个不同的方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再说全营所有的“侦察力量”都扑到十五连去了。“三妹”们悠闲地过着舒适的生活。

可是，难道真应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真理？“真凶”“三妹”们最终逃脱不了“法律”的惩处。

在教导员家的鸡们出事之后的第二天傍晚，全营爆出了一个天大的“冷门”——偷鸡贼竟然是毫无动静城府颇深的九连那几个偷鸡高手们！

“案件”的被侦破纯粹出于偶然。

一个女知青按惯例到男宿舍去（改编为建设兵团后，“三不准”已经成了一纸空文），准备为她心上人洗涤那些汗臭熏天的破衣服。也是惯例，她弯下腰，打开一个通常放臭衣服的柜子门，把手伸了进去。黑暗中，她的手触到了一个毛隆隆冷冰冰的皮肤，她顿时吓得全身发颤，情不自禁地哭叫起来：“哇！救命啊！”惨叫声引来了包括她男朋友和干部在内的大队人马。结果可想而知，躲藏在柜子里的鸡的尸体们被全部起获！可怜这些鸡们，光荣牺牲后还被腌在盐水里不得好过，连尽到它们最后职责的机会也被剥夺。

经过“缜密”侦察，偷鸡团伙就只有“三妹”和他的一个冯姓徒儿兼搭档。

“审讯室”里，“三妹”耷拉着脑袋，全然没有了平时那风趣幽默的神采。

“说，教导员家的鸡是你应该偷的吗？”

“三妹”低声回应道：“你的意思是，不是教导员家的鸡可以偷的了？”

“嗤！你还嘴硬。看我怎么收拾你！”

“三妹”发现审讯官可能不是他的对手，开始“调戏”起他的对手来了：“哦。我知道偷教导员家的鸡比犯法还严重。不过要不是偶然，你们可能还在十五连忙活着呢。”

保卫干事倒也不是个文盲：“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做的坏事一定会发现的，只不过时间先后罢了。”

“三妹”不住地叹息着：“老鸟脱毛啊老鸟脱毛！（老鸟脱毛：意即老经验失手）我以为不锁那柜子门会没事的，想不到却在这步上‘穿帮’。”

保卫干事来了兴趣：“你为什么不锁柜子门呢？”

“三妹”开始交代他的作案经过：

“我知道，凡是被偷掉鸡的人家，都会怀疑是我偷的。所以，教导员家的这十多只鸡，我们赶紧连夜杀好后，把鸡毛丢到了十五连的路旁。——这叫转移视线，你懂吗？你们果然中计，呵呵......”

保卫干事生气了：“你干了坏事还牵制了我们的许多力量，你罪加一等！”

“三妹”嘟哝着：“我晓得臂膀别不过大腿，我知罪，总好了吧？”

“可是你还没说为什么不锁柜子门呢？”

“鸡被偷掉后，我肯定是重点怀疑对象。所以，我把鸡藏到了那只不起眼的破柜子里。——你们不要冤枉了那男知青，他确实是根本不知道偷鸡的事的。那个柜子，我观察了好久了，平时没人动它的，实在是破得没人想得到它的。 假如我给它上了锁，不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引起别人的注意了吗？我想，最多两三天的时间，鸡就会被消灭完的。——唉，想不到，竟然会有这样的结局的。”

这保卫干事嘲讽道：“你不是个偷鸡高手吗？这次，鸡都不听你的招呼，半夜鸡叫了，不是吗？”

“三妹”气不打一处来：“迪只小赤佬，这次事体的败露全因为他手艺不高。没办法，笨啊！迪只小赤佬......我叫他当心点当心点，结果一只鸡翅膀没抓牢，鸡扑腾起来，还是弄出声音来了。迪只小赤佬，养不大的。”——“迪只小赤佬”，指的是跟他一起偷鸡的那个冯姓知青。

“没用的。即使当时没发觉，第二天早晨，教导员家就会发现鸡被偷掉了。”

“三妹”顶真地辩解道：“不一样的。这叫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懂吗？等到了第二天早晨，这些鸡早被消灭光了。即使教导员家发觉鸡被偷掉了，那也没用的。那时，这些鸡都已经进了我们的身体里了。你们捉贼要捉赃，赃物呢？根本就不可能查出来的嘛。”

对于“三妹”俩的“罪行”，教导员及其部下们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从严从快予以打击。可是由于当时有知青政策的保护，加上毕竟罪行实在也算不上太大的，还有我们几个家乡老朋友的帮助，“三妹”在接受了个把月的“监督劳动”后，被调离了九连，发配到一个更僻远的单位——副业队即养猪场去，与那些可爱的猪们为伴了。

说不定，在猪的身上，"三妹"还会发掘出更多的题材？！

1977年4月23日，这是个令我不能忘记的日子。我的一个同乡知青朋友，就在这一天，不幸“非正常死亡”。从当天下午出事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我们才料理完他的丧事。

为对死者的尊重，我这里隐去他的真实姓名。由于他的调皮好动好玩好闹笑话好动脑子，他曾被知青们冠以“野和尚”、“三妹”的诨号。以下，我以连队里对他的响极一时的“三妹”称呼他。

我是和他同列火车，同时被分配到水利二团九连的。刚到连队，我曾当过他的班长。因为我是“领导”，他是“下级”，为执行连队的规章制度，我俩还曾发生过激烈的争吵，甚至打过架。

在这之前的1974年，我们已经完成“南腊河大树脚引水工程”，全部转为勐捧农场，归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管理。农场领导全都是农垦系统拖儿带女的老干部，

长期来，知青们过着无菜下饭的贫困生活。每两年一次的探亲假，是知青们补充营养的极好时机。探亲归队返回连队时，人人都是大包小包地装满了大城市里带来的食品衣物等生活必需品。但这些用品只能聊解一时之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知青们的长远生计。为此，农场上下号召自己动手种蔬菜养家禽。但在当时景况下，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这种“丰衣足食”的号召，只能局限于集体活动。知青个人是不准种养的。而集体的种养由于缺乏责任心，由于缺乏科学知识，菜越种越僵，猪鸡等越养越小。而且从水利兵团遗留到农场的“一线人员比例与后勤人员比例”不能超过上级的规定。所以，仅有的后勤人员能够供应的蔬菜家禽连他们自己都不能满足。连队炊事班里一日三餐大多供应“玻璃汤”（即内地的“盐汤水”）以下饭。

怎么办？种养不准，那就向大自然伸手！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里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食物。

雨季来到后，漫山遍野的野竹林萌发出数不尽的竹笋。人们把它们挖来或当场煮吃，或泡“酸笋”待以后慢慢食用。在一些腐败的树干腐土里，常长有黑木耳、鸡棕（一种味道极鲜美的菌类）、蘑菇等食用菌（但必须谨慎，我的另一个朋友曾食用有毒菌类幸亏抢救及时才免于一死）。荤食可以到山上捕作各种野兽。唯一缺憾是，打猎必须的枪支只有现役军人仅有（而且也只有手枪，没有打猎适用的长枪），知青们是无论如何不能拿到枪支弹药的。所以，知青们无法食用大自然恩赐的各种可口野味比如野猪、马鹿、黑熊、猴子、穿山甲、锅盖（一种大型的蜥类动物，领导们也叫不出它们的名字，仅根据它们的叫声“锅……盖……”、“锅……盖……”而暂且命名）、豹子等等。

但是，许多植物类野菜只能在雨季才有，而且吃多了对身体极为不利。比如野竹笋，味道酸苦，没有大量的食油和调料是绝对烹调不出美味的。而且，那是一种“发”的植物，可能有微毒。人多吃了，会在身上发出许多疙瘩、热疖之类的“毒气”，极为难受。到勐腊的第一年，知青们大多出现了“烂脚”。膝盖以下的小腿部分，大多糜烂，很可能与吃这类“发”的野生植物有关。至今我的小腿上，还有当年烂脚留下的疤痕。加上野竹笋味道不佳，知青们难得吃它，只有在探亲前晒一点笋干，回家时带回家乡，以表对亲友特别对父母的亲爱孝顺之心。

旱季里，大自然恩赐的食物极为有限。初到连队，还有些野生动物偶而撞进知青的嘴巴里，但随着漫山遍野的爆炸声（挖水渠以至后来的挖梯田种橡胶树等）喧闹声，早把这些古来居住者吓得躲往深山老林或国外的安乐窝去了。

不需要用枪可以捕食的有一些小动物，比如竹鼠，那也得拿开山锄看准了竹鼠的老窝，一直挖下去才可能将其擒获。如果看不准，那竹鼠窝是空的，白白地劳民伤财，实在是得不偿失。即使看准了，但挖个竹鼠赛似愚公移山，要挖掉许多的土方，往往挖了一个白天，还没挖到。待第二天再挖，狡猾的竹鼠早在半夜溜走了。因此，时间一长，知青们对此类劳而无功的事懒得再做。十年里，也有偶而碰到的好事。比如，我们连队有知青合伙抓到蟒蛇。但那是三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实在难得的一次，不足为凭。

让一些男知青们动心的，省力而效益高的取食荤食方法有两种，但都是“铤而走险”的（不然早被抢完了）。一是到周围少数民族寨子里去偷鸡摸狗。但那是要承担“破坏民族团结”罪名的。记得有一次，我们连队一个冯姓知青到邻近的“昌蛮族”（一个据说当时没有得到国务院法定承认后来被归并为爱伲族的少数民族）寨子里，偷了一只小狗回连队杀吃了，被老乡循迹找来。在物证面前，老乡要把他带到寨子去，幸亏领导们坚持不放（当时还有“知青政策”保护），才免于灾难惹身。但也经过了反复批斗。因此，这种方法并没被大多数知青们采用。另一种省力地取食荤食的方法，就是前面介绍过的——炸鱼。那是领导带头挑起的。而且，由于工程需要，连队里炸药有的是。只要小心操作，胜率极高。这种方法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相对政策制度而言）。虽然，上级规定不许个人炸鱼，但既开了头，就难以收场。一时期，南腊河上，炮声隆隆，世世代代在南腊河安居乐业的鱼群遭到了灭顶之灾。

“三妹”是个炸鱼高手，也是个吃鱼老手。有一次，他自己跟我说：“有几天，我拉的屎里都有鱼腥味。”我是个执行规章制度的模范，可不敢做这种违反规定的事（可能也是由于文革期间，祖辈父辈受冲击留下的循规蹈矩约束吧）。所以，他要炸鱼，断然不会事先告诉我的。只是在我们同乡聚会时，他才可能得意地把一些自认为的小聪明披露一点，炫耀一番。

据“三妹”生前介绍，这鱼起先“憨”得很，“挺（上海话，意思是“任凭”、“随便”）炸不动气”，但经过几次灾难，特别是死里逃生的鱼在总结经验教训后，也学得精怪起来。我想，可能也是炸鱼这种方式，对鱼的生存繁育是一种毁灭性打击的缘故，所以后来，炸鱼的效果大不如前。“在南腊河里即使放排炮，也难得抓到一片鱼鳞”（“三妹”语）。

因此，“三妹”们炸鱼，总要先挑选一个人迹罕到的河段。那里，可能鱼会多一点。此外，“三妹”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些炸鱼诀窍。比如，他曾在我面前吹牛说，这鱼也很馋嘴，当一件东西刚掉下水面，鱼以为是好吃的，会一拥而上抢吃，但当发现不是吃的特别是发现是危险物时，会迅疾逃离。炸鱼，就是要抢在鱼群围过来时使炸药爆炸，这样就能把鱼有效地炸死炸昏。而“抢在鱼群围过来时使炸药爆炸”的要诀就是控制导火索的长度，从点火往河里丢炸药到炸药下水在鱼群围过来时爆炸，必须一丝不差。“三妹”经过反复实验，把导火索的长度限制在大约一根香烟左右。这种方法，使他的炸鱼屡试不爽，其战果大多优于其他炸鱼人。他悄悄地叮嘱我：天机不可泄露。看在我不会炸鱼的份上，才吹吹牛的。

23日，恰巧是我们离开家乡的日子，只不过是7年加2个月后的1978年4月23日。也是13点多，星期天。我在宿舍午睡，突然有知青朋友急急地敲我门。来人焦急地说：“快，快，‘三妹’炸鱼把手炸没了！你快到团部（我们习惯把勐捧农场场部称作“团部”）医院去看看！”我让他赶快回连队去通知别的老乡同学。我则骑着我买的二手自行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团部医院抢救室。我推开守门护士的拦阻，冲进抢救室内，只见“三妹”仰面躺在手术台上，医院里医术最高的高院长正把一把止血钳从“三妹”胸口的一个孔中拔出。那止血钳上的药用棉花上，滴滴血正在不住地滴下。我迫不及待地问：“高医生，他怎么了？他怎么了？”高院长摇了摇头：“不行了。没救了！”我还以为他是指可能没救了，就大声地要求：“你救救他，高医生，你无论如何救救他！”高医生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再也不说话。走到手术台边的一张桌子，坐下写着什么。我紧跟过去：“高医生，你为什么不救他？为什么不救？”高院长把手中的纸递给我看：“死亡通知书”！映入我眼帘的竟是死亡通知书！我一阵头晕，手扶桌子，简直喘不过气来：我的一个活蹦乱跳的朋友就这样离开了人间？！太突然，太意外，太不可思议！

我一眼看到了站在手术台边“三妹”的同伙，不用问就知道他是与“三妹”一起炸鱼的同伙——伟民。只见他的一条黄色运动裤被炸得七零八落，右腿上点点麻点，已被凝血盖住。上身倒还完整。他的脸色苍白，呆若木鸡。我冲过去，大声责问：“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没死？！”伟民一下子大哭了起来：“我这下说不清了！让我去死！让我去死！我一个人活着，我怎么说得清啊？！”他哭着，断断续续地讲述着那令他一辈子后悔的经过：“‘三妹’说让他炸……。我要炸……他不给……一直没点着……他就吹……吹着突然一声巨响……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醒过来……看见他在叫我……‘伟民……我的手没了……我真后悔……我不该……’‘我真后悔……快把我抬上去……抬到公路上去……’‘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就到公路上……拦了一辆汽车……车上的人……帮着我……抬到车上……就到了医院……”

根据伟民的断断续续的描述，我理清了当时发生的可能经过：

那天，他们俩约好去炸鱼。到得一段隐秘的河段，装好炸药。那是一只当时极为常见的玻璃广口罐头瓶子，里面装了半瓶炸药，上面用泥土封口。一截比香烟还短的导火索通过雷管伸出封口泥土，但由于只装了半瓶炸药，也由于导火索过短，安装好后的炸药瓶里的导火索还没露出瓶口。所以，点导火索成了关键。起先，他们俩到了营部小卖部，想买包香烟。然后用点燃的香烟戳进瓶口点燃导火索。但是，小卖部没有开门。香烟没买到。他们只好用随身拿的火柴点火。在河边，“三妹”把危险留给了自己。由他自己动手点导火索。四月的西双版纳，正是一年四季最热的季节（五月以后是雨季，经常下雨，倒也凉快），暑气直冒。在大白天，由于阳光的照射，点燃火柴看不见火，只能通过火柴杆的不断缩短，才能够判断火还在烧。“三妹”点燃了火柴，看不见火是否还在烧，就将火柴杆往导火索上点。当时，他以为导火索还没点着，就想吹火。实际上，可能这时炸药瓶已经点燃。

就在他还在吹的时候，炸药瓶爆炸，拿着炸药瓶的右手当即被炸飞。自己被炸得掀翻在一边。由于道路狭窄，伟民当时站在“三妹”左侧，只有左腿露在炸药爆炸的范围之内。炸药的有效爆炸杀伤力大部分被“三妹”遮挡住，所以，爆炸的结果是“三妹”不归，伟民幸存。

致“三妹”命的，不一定在于右手的炸飞（当然，失血过多也是一个可能），更重要的是他的左胸的那个伤口。可能深达心脏！那是“三妹”的左胸口袋的位置。那里面放着他俩为了防止鱼鳞都炸不到而准备的另两根雷管。据说，每根纸雷管的爆炸力可达80公斤。

我呆立在“三妹”的遗体旁，呆呆地站立着。直到其他同乡朋友的到来。伟民已随护士到另一间屋子包扎去了。

随后，我们七分场的李副场长赶来了。他是一个勤勉有加的干部。他忙前忙后地和我们几个“三妹”的生前友好操办后事。由于天热，而当时根本没有冷藏遗体的设备，被炸的遗体不能多放，所以，李副场长赶紧安排工程队赶钉棺材。我们则为“三妹”洗身穿衣等。看着他平时幽默风趣的身影，如今竟少了一只手（从右小臂以下全没有了），左胸的深洞里，还在冉冉地渗出血水，全身上下被炸得蜂窝般地满是麻点。我们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用酒精给他擦洗，用药用纱布为他封好大一点的伤口，裹好右手，蒙上棉被，放进做好后的棺材。然后，连夜抬着棺材，送到墓地。

棺材是用极为厚重的西双版纳原木赶钉的。虽然粗糙，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专门制作出卖棺材的单位），只能将就了。那时的葬礼没有什么排场。（那时连婚礼都极为简单。）我们几个选择了墓地。原先埋葬水利二团知青灵柩的墓地在团结桥边的小山坡上，地方太小，腾挪不开。“三妹”是原水利二团转为农场后，七分场知青中第一个上山下乡的殉葬者。在分场领导的建议下，我们选择了一个向阳的宽大半山坡，作为“三妹”的“安身之所”。

时已近半夜。在火把的照映下，我们抓紧挖墓穴。大约在第二天凌晨两点多，我们盖上了“三妹”的最后一锹土。李副场长擦了把汗，直起腰，觉得应该讲几句“悼词”：“今天，‘三妹’的事故非常不幸……不过这地方不错……今后这地方就是我们七分场的墓地……”他朝山上挥了挥手，“将来，这上面就是我们的安身之处……一排排地……”哎，一个“老粗”干部，虽然有的是对知青的同情心，可说出来的话就是这么使人揪心。阵阵寒风袭来，周围又传来阵阵“嘘嘘……”的叫声，我们被漆黑的夜色吞噬着，想想白天还活蹦乱跳的“三妹”现时竟被压在泥土底下长眠不醒。今后我们也将走上同样的“不归路”？此情此景，不由得使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我赶紧打趣道：“今后啊，我们老了以后，死亡名单可能就是一批批，一排排的了……”嘿，平时可以说是伶牙俐齿说话幽默的我怎么也说出这等不吉利的话来了呢？

在“三妹”的后事料理中，李副场长的模范作用成了关键。自始至终，他都陪伴在“三妹”遗体前后，指挥布置其后事的料理。但值得现在遗恨的是，当时的七分场（营部），作出了一个简直是令人愤恨的决定：马上发电报给“三妹”家长，告诉他们，“三妹”因非法炸鱼已经死亡，叫家长不要来，否则一切费用自负。这个决定一宣布，立刻引起了我们的强烈反对（幸亏没有大面积扩散，不然可能会引发知青的义愤）。我们几位“三妹”的生前友好，向分场部提出最低要求：一、电报不能直接发到“三妹”的家里，而应该发到当地的“知青办”，请他们做好“三妹”家长的工作。不然，这对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边疆的家长们打击太大。二、“非法炸鱼”不能提。人都死了，难道还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如果这样，我们还得追问引起这一事故的最终原因是什么。三、不提家长来不来以及来去费用问题。不能给家长已经破碎的心再插上一把刀！在大家的坚持下，主要是以李副场长为代表的干部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当日下午把电报发往家乡的“知青办”。

事后，“三妹”的家里没来人。我知道，他的父母年岁已大，且无正常职业，生活艰难。弟兄五人，有四人上山下乡。有一个弟弟，经常来信向这位哥哥要钱资助。

我的头脑里，时常虚幻出他的父母为失去这亲生骨肉悲痛欲绝的神态。

1995年，我曾因勐捧农场七分场建场二十周年，去寻访过“三妹”的墓地。但那里早就被农场的机砖队替代。我只能象征性地在一块土墩前，为“三妹”默哀、祈祷。也许，知青大部队已走，原先计划的墓地已经不需要了。

让我们共同祈祷在上山下乡年代里不幸遇难的知青朋友们！

让我们共同祝愿至今健在的知青朋友们，愿我们青春永驻，身体健康，事业发达！

好象是直到十多年后，有科学家探究人在临死前的感受是怎么样的。经过了许多科学的、不科学的研究，有论文得出结论说：人在死亡前的刹那，眼前会出现一道白光，会有一条通向遥远的深处的“隧道”出现在临死者面前。我不知道这些结论是怎么得出的。但我回想起我在上山下乡时的一次死亡历程，好象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的连队在南腊河的对岸。也就是说我们唯一可与外界联系的通道——勐捧乡通向勐腊县进而通向家乡通向世界的公路与我们的驻地隔着一条宽阔的南腊河。

南腊河起源于勐腊上游数十公里的崇山峻岭中，经过无数山溪河流的汇合，到我们连队前已经形成了一条雄伟的大河，每天孜孜不倦地向下游的界河湄公河奔去。在河面相对宽阔的地段，她是一个温顺的“龙英”（姑娘），水面平静得象一块镜子，悄无声息，难得有一张树叶掉在水面，也能发出一声亲昵的惊叫。在河面狭窄处，他又是一个调皮的“龙崽”（小伙），水浪不住地冲击着顽石，溅起阵阵水花，湍急的水流让趟水而过的人们倍感舒畅。在我的第二故乡，南腊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的所有“生命之源”都来之于她的恩赐。

我们刚到连队，连接我们与外界联系的办法是仿照当地老乡，用无数从山里砍来的“泡竹”扎成几十个竹排，再把竹排并排用竹子横着串联起来漂在河面，就成了一座独特的浮桥。为了防止它被水冲掉，就在河两边的大树上用钢缆连起来，再把浮桥用铁链条拴在钢缆上。西双版纳的“泡竹”别有特色。它的竹壁很薄，内空极大，所以具有极强的浮力。用它做浮桥是再合适不过了。“泡竹”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有极为柔韧的拉力。傣族老乡用它剖成薄薄的竹篾，用它当作绳子包扎物品。另有更细腻的一种“泡竹”，老乡们把它剖成非常薄的篾丝，编织成他们喜爱的饭篓、刀壳等包装物，有的编织物简直就是精致的工艺品。

旱季，我们常在浮桥上跑来跑去逗乐。那浮桥在我们的起劲踩踏下，娇妮地忽上忽下逗我们玩。晨曦里，河面上腾起阵阵薄雾。空气里，充满了热带雨林特有的温馨水气。水面下，鱼儿在自由地倘佯。丛林里，鸟儿在不住地呢喃。这如诗如画的境地，疑是桃花源再现。人们的心情格外地畅快。全连知青在浮桥上，洗脸刷牙洗衣服。傍晚，男知青们在浮桥上，肆无忌惮地桥上桥下水上水下游泳洗澡。

那年5月下旬，老天接连下了几天的暴雨。当地老乡出身的副连长判断：雨季来了。这时节，平时温文尔雅的南腊河摘下了它那妩媚动人的假面具，露出了它的狰狞险恶真面目。它裹挟着上游大量的雨水，形成一波波山洪，以摧枯拉朽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击着两岸阻挡它前进的一切。我们心爱的浮桥，就象一件豆腐架子，在山洪来临初期，一命呜呼，瞬间被冲得无影无踪。我们与外界的联系暂时中断。

怎么办？全连所有与外界的联系必须通过河对面的公路。“即使河水再凶险，也隔不断我们与党中央的联系”，“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在连长的指挥下，我们扎了一个由上下四层泡竹竹排组合而成的巨型竹排，把它拴在原先就有的连接在两岸大树上的钢缆上。如果要到对岸去，人站在这竹排上，不住地把铁链向对岸划拉，慢慢地将竹排拉到对岸去。

我是个“旱鸭子”。在我小时候，父母严格管教，从不让我下水游泳，所以直到西双版纳的雨季来临时，我还没有学会游泳。但我是连队文书，连队里的报纸书信以及上级文件什么的都要我到团部徒步去取。旱季里，我是每两天去一次。雨季了，经连长同意，我隔三天去一次。

那天，我从团部办完事，挎包里装着家乡父老乡亲的“声音”，回到了连队对岸。但不巧的是，在我离开连队的时间里，南腊河上游山洪暴发，我们前面的一段河水上涨了一大截。混黄的河水夹杂着上游的大树根大竹墩咆哮着一泻千里。唯一的竹排又被别的人拉回河对岸去了。我和对岸的连领导们知青朋友们大声呼喊。对岸传来的喊声是：河水太凶猛，上游冲下来的杂物太多，竹排拉到我这岸太危险，怕这竹排也抗不住，被冲掉。所以对岸要我再等等。我呆立在河这边已经近两小时。眼看太阳将落，我心里渐渐地被丝丝恐惧所侵袭。想起平时那些水性好的知青，能够在水面上拉着钢缆，从河岸这边拉到河岸那边，轻松自如的样子，我觉得眼前这点河水也没什么可怕的了。看看上游飘下来的杂物少了，想必山洪也接近尾声了。再说，我包里的这些书面文章特别是家乡亲人们的来信对于我们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显得多么地重要！早一点把远方来信送到他们手中，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于是，我大声向对岸呼喊着：我要拉着钢缆过来了！请你们接应。

我看到对岸聚集了许多人，有现役军人指导员有我的好朋友有当地老乡出身的副连长有地方政府派来的老职工，没有人反对了。只有对岸发来的“小……心……点……”的喊声。我想我该下水了。

我看到平时他们拉钢缆，是面对上游，手拉着钢缆左右换手，很快就到达彼岸的。我不会水，为保险起见，我背对上游，用两腋夹着钢缆，这样倘使我抓不住缆绳，也可依靠两腋使劲夹住，也没什么大问题了。

我把挎包用“油布”包扎好，挂在腰间。我从拴在大树根的钢缆爬下，起先是身子直挺挺地吊在钢缆上，渐渐地我的脚我的腿我的腰我的胸我的背下到水里。起先我还在得意：这南腊河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很轻松嘛。但随着入水程度的加深，我直接地感受到了汹涌的河水冲击在我的背部的力度。那力量是我今生今世难以忘记。它起先将我托起在水面上，继而是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我往下游冲去。渐渐地，我移到了河流中心。钢缆由于我的压重，加上我被水冲击的力量，我在钢缆上的重量已经成倍增长。整条钢缆只有我一个重点由于我而下坠。我被埋入水下。我挣扎着冒出水面。我又被拖入水下。我憋不住气，我又挣扎着冒出水面……几次三番，我被折腾得筋疲力尽。即使在此时我也知道，我长期停留在这个地步，停在南腊河的河道中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将会坚持不住。我艰难地挪动着我的身躯，钢缆在我的腋窝摩擦。我的耳边只听得河水狂暴的怒吼。我的头混沉沉地，我知道我快坚持不住。我知道我必须牢牢地夹紧钢缆，无论如何不能松手！千万不可松手！我知道万一我松手，我就完了。我将在黄泉路上一去不归！我反复地与汹涌的河水斗争，我的能量在加速消耗，我的意志在衰退，我的神志开始模糊，我的思想开始混沌。我在水下的时间逐步增加，我冒出水面的次数渐渐减少。肆虐的洪水在我的身上尽情发泄。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幻影：前几天因为竹排翻身而葬身河水的刘冰（当地派来我们连队的老职工）在笑着欢迎我；金训华在湍急的河水里奋力拼搏最终殁于水魔的身影。我在水面下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忍不住呛了一口水。我在水下睁开了眼，眼前一片漆黑。我拼尽力气冒出了水面，大声呼喊：“救、救、我……”随即，我又被拉进水下。我的力气已经只能在水下挣扎，我无力浮出水面。我又一次睁开眼睛。我看到一个奇异的景象：我的眼前出现一条光亮的大道，它直往水底伸去，那里仿佛有许多幸福快乐的景象在欢迎着我。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我的潜意识里，有一种力量在呼唤我，把我引向那无底的深渊。我的意识模糊，我的力气消耗殆尽，我已经呆在水下很长时间。我将要告别人间。我几近绝望！

就在这奄奄一息之际，我感觉我的身子一阵轻松，我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拉出水面！潜意识告诉我：我得救了！我唯一的做法就是紧紧地夹住钢缆，不松手！我的神志还没清醒过来，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我确确实实得救了！我刚浮出水面，我的第一个下意识动作就是急切地呼吸！吸进我急需的氧气。我真想大叫：呼吸太好了！我还是闭紧着眼睛，不敢睁开。直到有人拉我的手，把我拉到竹排上。我沉重地瘫倒在竹排上。我已经无力说话，无力做任何一个哪怕是微小的动作。我象是刚从鬼门关回来的小鬼。——“象一个死人”，事后，我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也吓坏了，以为要失去他们一个好朋友了。其中两个不再顾忌连队领导的再三劝阻，不管三七二十一，放开拴竹排的铁链，奋力把竹排往河道中心拉来。由于竹排的“质量”远超过我的“质量”，巨大的河水冲力以更大的“精力”对付这庞然大物。钢缆由于出现了比我更重的物体的冲击而绷紧直至完全浮出水面。我因此而浮出水面，也因此而得救。我的两个挚友，冒着自己被洪水冲走的危险，终于把我从死亡路上拖了回来！

上得岸来，我瘫倒在地。但我还是没有忘记第一件要做的事：把挂在我腰上的挎包摘下来交给领导！

由于我是个“兔崽子”（家庭出身不好）根本无缘于被号召学习的队列，所以虽然我经历了这生死考验，整个连队，整个山谷却平静如水。只是我的身躯我的灵魂被彻底地洗礼了一次！

救我的两个挚友里，有一个就是最近离我而去的老朋友。我在他的病床前，讲述这当年惊心动魄的一幕，他的表情是平静的，但我知道他的内心极为激动。眼看着他即将离开我们，回忆这难忘的历史，我怎不感慨万千！可以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但我面对他的即将离别却无能为力，怎不叫我心酸！

——请允许我再次重复我代表朋友们给他的告别信中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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