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肩扛百斤，那就是担负了一百斤的重量。但如果四个人抬一百斤，每个人可不是分担二十五斤，承受的还是一百斤。这不是什么科学论断，而是我的切身感受。而且我抬的不是物，是人。

为什么抬人，要解释这件事，必须先说说我们插队时生产生活的环境——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经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形成了无数的沟壑。出门就见“对坝坝，圪梁梁”，走路就要“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沟”。我们的村庄、田地，就在这沟壑之间。每日的出行、劳作，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注意别挨摔。说起来好象简单，可知青们适应山地生活，却是付出了血的代价。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我认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渐变，陕北因干旱，农业广种薄收，人们将能耕种的山坡全部开垦出来，造成植被严重破坏，每一场雨都会冲掉地上的一层熟土，变成了稠稠的泥浆，被黄河带到下游。所以人们说，“陕北开荒，河南遭殃”。这种流失，一时半会儿还不大能看得出来。还有一种是剧变，就是塌方。常常是大雨过后，会有一处山坡整齐地塌下来，成百上千方的土被水冲走，塌的地方就变成陡峭的悬崖。陕北的表层是黄土，内核却是一种红胶土。这土因万年的挤压，变得坚硬无比，一镐上去，常常只落下一个白印儿，老百姓称之为“立土”。窑洞打在红土上，才结实耐用。红胶土形成的山梁，奇峰林立，壁如刀削，千年不倒。若作景观，倒是好看。只是生活于此，危险便处处存在。

上工途中，经常要过崾崄。崾崄是指两山之间一道窄窄的山梁，路窄处不过一尺来宽，两边就是峭壁深谷，毫无攀附之处。刚插队时，每次经过，我都会两腿发抖，胆战心惊。

劳动中，还要注意避开可怕的“哨眼”。“哨眼”通常直径有两三丈，直上直下，黑洞洞的，深不见底。听老乡说，这是因为地上有鼠洞，经雨水多年冲刷而成。坑边多有茅草掩着，不到近前还发现不了。

我们的地在坡上，地畔即是崖边，每日里窜上窜下，耕作打柴，稍不留神，就会出事。偏偏崖上柴草最盛，常常引得人去冒险。陕北虽然产煤，但当时的农民，很少有买得起煤烧的。每日上工，必须捎回几把柴来，晒干备用。高原植被不旺，平地的柴草还没长成，就已经被人砍光了，陡坡崖畔仅存的植物，就成了人们最后的争夺。所以在陕北地区，每年都有人畜摔死摔伤的记录，成为当地一害。知青们脚嫩，免不了磕磕绊绊，摔伤之事常有发生。

我们队就有两个知青摔伤，一个男的叫李兴，胆大率意，不肯服输，打柴专往险地方去，终于有一天从崖上掉下来，折断了手臂。还有一个女知青王昕，收工从崖边走，一脚踩到浮土上，人随着土块一同坠到崖下，摔得浑身青肿，昏迷不醒。

人命关天，情况紧急，不容耽搁。老乡们砍了椽子，绑成担架，急忙往县医院送。这两次抬人，我都参加了。

县城离我们队近三十里，山路崎岖，为了抢时间，我们几乎是一路小跑着从山上冲下来。上坡下沟，坡度很大，为保持担架平稳，有时一方必须将担架高举过头，而另一方则要猫腰前行。窄的地方，人们还得侧身而过，身子歪到路外。担架压在肩上，死沉死沉的，我想不到一个人躺着会有这么重。人们喘着粗气，脚步砸在路上山响，急行了两个多小时，虽然抬的人不时更换，等走到县城，几乎所有的人都累垮了。所以我才说出开头的话，道抬人之艰辛。

我的师哥黄新亚，身单力薄，却敢在“哨眼”边搂柴，一不留神栽了进去，好在坑底是厚厚的浮土，才没有粉身碎骨。昏迷了许久醒来，发现坑底有一个洞，爬将出来，被人救起。他回忆道，醒来时，只觉得坑口的天格外的蓝，白日里居然能够看见星星。我想这绝不是臆造，又有谁能在那个地方望星空呢！

我也摔过。有一次在坡田上犁地，行至崖畔回牛，我使劲拉着犁把儿，大声吆喝着，迫使牛掉头。不想犁把儿突然断了，我失去了重心，一个后滚翻就栽了下去。好在崖并不高，下边是耕过的虚土。我肩部重重地砸在地上，人折了一个滚儿，躺在那里，半天没明白，怎么就下来了。虽然侥幸没受硬伤，但突然的惊吓，还是让我在窑里躺了两天，才缓过劲儿来。

然而比起韩小顺来，我们都是幸运者。我们今天能坐在北京回忆往事，而韩小顺，却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韩小顺的死，是我们公社知青心中永远的痛。他是我们北京十三中的同学，插队在延长县刘家河公社刘党家沟大队。在学校时，他是体操队的成员，在双杠上练就了一幅好身材。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就是女孩子们说的“帅哥”。仗着强健的体魄，在生活中也显出强者的姿态，胆大敢为，不输人后。却不想，偏偏是他，成了最早的牺牲者。他死的时候，我们到达陕北还不足两个月。

我还记得，那是一九六九年三月底的一天傍晚，我到公社大院去取信，推开一间窑洞的门，只见屋中停放着一具担架，上边用被子严严实实地蒙着，几个人垂头丧气地呆坐在炕边。我认出是刘党家沟的知青杨家樯、向泽等人，我以为是有人病了，要往县上送。还没等我开口问，杨家樯看见我，指着担架道：“陈幼民，你来了，这是咱们小顺兄弟，他，摔死了！”他声音不大，却似晴天霹雳，惊得我汗毛倒立，张口结舌，不由得打起冷战。陕北生活虽然苦，我想到过累，想到过穷，想到过病，可就是没想到有人会死。而且死在我面前的还是坐一辆车来的同学。

隔了一会儿，杨家樯慢慢讲起事情的经过。上午大家都在山上掏地，休息过后，却不见了韩小顺的踪影，时间一长，众人觉得不妙，四处喊叫寻找，最后，在一处悬崖下发现了他。他头朝下趴在山坡上，口吐白沫，已经昏迷不醒。周围有一些散落的土块。众人急忙抬着他往县城赶，送去医院抢救。可生产队离县城有几十里，山高路远，刚走到半路，韩小顺就没了气。

杨家樯说，韩小顺摔下去的山崖顶上，有几棵较粗的梢柴，大家猜想，他一定是想够到那柴禾，却不想脚下的土塌了，才掉了下去。那处悬崖有几十丈高，直上直下，一般人看了都眼晕，谁敢虎嘴拔毛，否则，那几根梢柴也不会留到今日。

韩小顺静静地躺在担架上，周围是一群伤心惊恐的弟兄。我无话可说，不知是该安慰他们还是安慰我自己。我没敢掀开被子，看看韩小顺的脸，因为我惧怕死亡。我甚至都不记得，我是怎样离开的那间窑洞。回村的路上，天已擦黑，我一路狂奔，漫长的上山道，我竟一口气都没歇。回到家，浑身透湿，人都瘫了。我们队的知青听了此事，个个变色，唏嘘良久，彻夜不安。

兔死狐悲，要知道，我们当时还只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响应号召，告别父母，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城乡生活的转变，已经使我们精疲力竭，哪曾想到，还会面临死亡的威胁。这种威胁，并不只对韩小顺一个人，我们谁都有可能遇得到。那时人们虽然还没有安全感的概念，但已有了丧失安全感的恐惧。我只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人孤零零被撂在山顶上，四周没有依靠，生死存亡，全得靠自己了。

这件事，给全公社的知青和乡亲们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有的生产队开始禁止知青自己打柴，让各家各户给知青送柴烧。时间长了，知青们也过意不去，人家打柴，难道就没有危险吗，还是得自己动手，只不过，危险的地方是再也不敢去了。后来，知青们也学会了山地劳作的安全常识，行至崖边，先用镢头探一探，土是否结实，在坡度大的地方，先掏好了脚窝，站稳了再动作，山路陡的地方，脚要撇成八字，才走得稳。要说再教育，这恐怕是最深刻的第一课。

过了几天，就是清明节，公社为韩小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韩小顺的父亲和姐姐特地从北京赶来。这时我们才知道，韩小顺母亲已经去世，他是家里惟一的男孩。葬礼我没有参加，以下的情况都是听同学说的：小顺的父亲是一位电影演员，很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整个葬礼过程，他表情严肃，没掉一滴眼泪。他只说了一句感谢为韩小顺举行葬礼的话，就再没有出声。韩小顺的姐姐则泣不成声，悲痛欲绝，不能自持。葬礼过后，父女俩回到窑洞歇息，几个同学不放心，悄悄跟了去。又不敢打扰，在门口偷看，只见韩小顺的父亲抡起拳头一下砸到炕沿上，仰天长啸：“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说罢，父女二人抱头放声大哭。我的同学讲到此处，已是满眼泪水。听者皆戚戚，无不动容。相别方两月，阴阳天地分。再通达的人，也承受不了。

小顺的坟，就在公社院外的公路边。来往的人们，都可以看得到。虽然那时，我们常用“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但看到小顺的墓，我们还是觉得，死人的事最好还是不要发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不管环境多么艰苦，都要好好活下去，不仅为自己，也为了关心你的人。

后来，知青伤亡的事仍有发生。延河对岸安沟公社的张大力，是队里的赤脚医生，同年底，在出诊途中不幸坠崖牺牲。还有两位女知青，在塬上秋收时遇雷击身亡。至于摔伤者就无法统计了。

作者：陈幼民，下乡时在陕西省延安延长县刘家河公社插队，2016年参加“延安知青口述实录数据库”访谈录制

1969年12月4日，黄土高原上一个平常的冬日。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满山满沟，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

我们的知识青年小组，是一个六口之家，五男一女。五位男生张大力、小青、向东、世弘和我，是北京四中高一的同班同学。唯一的女生小莉是大力的妹妹，北京一O一中初一的学生，跟哥哥一起来到陕北延长县安沟公社王良沟生产队。

这些日子，小青回北京探亲，向东在公社开会，我到县里参加通迅员学习班。家里只剩三个人，大力兄妹和世弘。

我们的家是一溜排开三孔朝南的新窑。男生住东头最大的一孔窑。这窑很深，大约有三丈二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洞。当地有“两丈为窑，三丈为洞”之说。打这么深，是我们的主张，以便作为集体活动的场所。中间的一孔小窑是小莉住的，又兼作村里的小学校，小莉是唯一的老师。西边的一孔窑是仓库。

小莉记忆里最后一幕是头天晚上，与哥哥俩人凑在一盏煤油灯下看书。大力在读一本针灸书，小莉在看报。

这天一早。勤快的世弘早早起来去挑水。许是头天夜里看书看得太晚了，小莉起来后看见哥哥还睡着。她的脚步声把大力惊醒了。大力马上起来，一边说：“晚了，晚了”，一边穿衣服。小莉对哥哥说，到上院把昨天没推完的黑麦推下来。大力应了一声，就到上院去了。我们所在的王良沟是个穷村，推磨没有驴，人抱着磨杆转。

吃罢早饭，像往日一样，大力、世弘、小莉跟队里的老汉、娃娃、婆姨、女子们一起，到对面的罗家山上修水利。其实，那山上并没有水，修水利是修梯田的代名词。水利队是全大队三个生产队（也是三个自然村：王良沟、罗家山、蔡家塬）的劳力组成的。各生产队很少派青壮年来修水利，他们总在做一些更需要技术和经验的活。于是，几个知青就成了水利队的壮劳力。掏土、装车、推车，满头是汗，满身是土。

大力是全大队仅有的一名“赤脚医生“，不看病的时候，他也尽量地参加各种劳动。我们都相信劳动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途径，过度的体力消耗正是在”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到了工地不久，大力背上从不离身的药箱，向罗家山走去，不知又给谁看病去了。水利队上，婆姨、女子们凑到一起，总有说不完的家长里短。劳动的场面不大，通常也就二十来人，但也热气腾腾。至少，几个知青的头上是热气腾腾的。

突然，从罗家山顶上传来一个娃娃的呐喊，冬日的睛空中回响着一声凄厉、尖细的呼号：“快去呀！大力掉崖了！”

世弘本能地抄起小镢和水利队的男劳力们一起往罗家山上跑。小莉没有反应过来，怔怔地，还在铲土。婆姨、女子们急忙喊叫：“小莉，还不快看看你哥哥去！”小莉这才回过神来，把铁锹一扔，向山上跑去，后面跟着水利队的婆姨、女子们。

跑到罗家山郭景达家的窑背上，往下一看，人们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全傻眼了。从大力摔下去的地方，到崖底有一、二十丈深。下去七八丈，有一个台台，再下面是一个大约七八丈深的崖，四周都是直上直下的陡壁。

从人们的诉说中得知，大力在水利工地上听说罗家山郭景功的儿子得了病，当即放下工具，背了药箱就往他家跑。就在刚拐过弯要进院子时，看家的狗向他扑来。大力毫无准备，手里连个棒棒也没拿，郭家的大人又都不在家，没人拦着狗。大力只好用药箱挡，用脚踢，边挡边退。他穿着一双大头鞋，雪厚鞋滑，不知不觉退到了崖边，不慎失去重心，摔了下去。人掉下去时在那个台台上担了一下。他披着的一件棉军服，被干枯的树枝挂在半山上，而人却重重地跌入崖底。

顾不上多说，社员们个个奋不顾身地从陡崖上滑下去。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挥着小镢，在冻得梆硬的陡崖上掏出一个个脚窝。民兵连长史汉成，全大队三个村里最精壮的小伙子，背着大力，踩着脚窝，一步一步向上攀。汗水顺着他棱角分明的脸往下淌。背到台台上时，史汉成已经累得不行了，世弘又继续背，一直背到窑背上。

社员们围着大力，一遍一遍地叫着他的名字。不知是谁已打发人到安沟叫医生去了。几个社员忙着绑担架。小莉站在哥哥身边，眼中含着热泪。社员们让小莉叫他，小莉蹲下来，带着哭声叫了几声“哥哥、哥哥！”大力没有答应，只是发出一阵阵很大的哼哼声。只见他的额头破了一条寸半长的口子，额骨也有血，眼半睁着，嘴半张着，眼皮是青的、肿着，整个脸有点歪。小莉再也不敢看，站起来，哭了。大队长郭景达让大小子端来一碗小孩子尿，给大力强灌了半口，不往下咽。人们一个个干着急没輒。

郭景达张罗着要把担架抬到安沟去，叫小莉和水英先回去把大力的被子拿上。小莉刚进窑门，就听见有人在罗家山半山上呐喊，叫小莉不要拿被子了，赶快到后沟去。小莉心里一下子糊涂了，拿上钱就往后沟跑。半路上，水英追上小莉。她俩经过来福家硷畔底下，来福妈一面擦着泪，一面摇着头走过来。只见前面不远，担架在地上放着，大力在担架上躺着，听不见他的哼哼声。周围蹲着一圈人，都低着头。小莉放慢了脚步，心里不知是咋回事，有点害怕。忽然看见有人把世弘从担架旁抱了起来。小莉的心往下一沉，身子一软，倒在旁边的地畔上，手拼命地抓着地，脚一蹬一蹬的，十几秒钟没有哭出声来。一会儿，好像才明白过来，放声大哭。众人劝她回去，她不回，心里只有一个主意。要守在哥哥身边。这时，听见张明义大叔跟谁说“没气了”。小莉的心急得要炸了，问世弘怎么办？世弘说只有抬到安沟抢救，还有一线希望。

八名社员急匆匆的抬起担架向前沟走去。小莉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脑子昏昏的，一会儿就被拉下好远。世弘回了一趟窑，又追上来，手里拿着一张刚从《农村医生手册》上撕下的一页，对小莉说，可能是休克，还说踅梁大队的医生已经叫来了。担架停了下来，踅梁的赤脚医生给大力打了一剂强心针，一行人又继续往安沟赶。

小莉和张明义大叔在担架后面跟着，快到沟口，远远看见担架放在地上，旁边停着两辆吉普车。大叔说，安沟的医生来了。听见呼噜呼噜的声音，小莉说，“大叔，你听，有气了！”紧跑几步，到跟前一看，见是公社的李医生正在给大力做人工呼吸。旁边的人群里多了向东和公社副书记。小莉背过脸，不敢望。过了一会儿，听见一位公社干部说，“不行了。”小莉回过头来，只见世弘蹲在大力的身边，用手理着他的头发，掉着眼泪。向东站在担架旁，脱帽肃立，眼泪不住地往下掉。小莉坐在路边的石头上痛哭。

这个地方叫饮马石窠，有一潭碧绿的深水。担架就停在潭边。年轻的大力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衣，盖一床深红色的棉被。一潭碧水，一袭红被，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就这样突然地、默默地走了。人们肃立着，围成了圈。大队支书念起了《纪念白求恩》。一时间，似乎一切都凝固了，既悲壮，又苍凉。任潭边的寒风瑟瑟地吹。

一行人伴着担架返回王良沟。世弘赶到安沟给小青和大力的父母打电报。乡亲们把大力安顿在学校窑里，换了衣服，擦净了脸。

记不得我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只记得那天晚上，我赶过了几十里的山路，从县里回到王良沟。一路上，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不会是真的，不会。后半夜，回到村里，踏进学校窑门，走近大力身旁。煤油灯下，大力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样安详、坦然，略显苍白的脸，好像是累了、倦了、睡着了一样，好像随时都能醒过来。我们还不能接受大力已经去了这样一事实。

我们毕竟太年轻了。

第二天一早，朱家河、踅梁的知青们闻迅赶来。小莉红肿着眼进了窑，一眼看见柜盖上端端正正地放着大力牺牲前背的药箱，禁不住抱着药箱失声痛哭。

早饭后，向东、世弘、小莉和我同公社的干部一起去出事地点。路过水利工地，社员们正在地头开会，一个个痛哭流涕。我们一直下到崖底，找寻大力的遗物，拾回几块带血的石头。所有的人，心头都是沉甸甸的。我们唱起了《国际歌》，那低沉、悲壮的歌声，从大力倒下去的地方传出，传向远方。

大力遇难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安沟公社、传遍了延长县，也传到了北京（我们知青小组的组长小青那时正在北京探亲）、传到了天津塘沽（大力的妈妈当时正在那里的华北局干校）、传到了湖北潜江（大力的父亲当时正在那里的中国科学院干校）……唁电、唁函从四面八方向陕北这个不知名的小山村纷至沓来。柏铮（我们公社朱家河大队的知青）从北京寄来了一篇发自肺腑的散文诗式的悼文。

少不更事的我们，从最初的震惊和打击中恢复过来，迅速投入了我们要亲手料理的第一件后事之中，向东负责对外的联络，我负责起草、刻印大力的生平事迹，世弘和小莉负责应酬家里的事。村里专门开了社员会，讨论大力的后事。老乡们主张做全新的棉衣、棉裤、棉褥、棉被，我们主张一切从简，尽量用大力生前的衣物。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还是给大力换了一身他喜爱的洗白了的军装，戴上了他备用的一副眼镜。

办理后事忙碌、纷乱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向公社和县里反映了三点要求：第一、根据大力生前的愿望和表现，请求组织上追认大力为中国共产党员；第二、大力在出诊途中不幸遇难，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属因公殉职，希望县里和公社批准大力为革命烈士；第三、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宣传大力的事迹，寄托人们的哀思，号召全公社的知青向大力学习。

分社开始也准备宣传大力的事迹，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态度发生了变化。据我们了解，主要原因是由于县里有关部门认为大力“出身不好”。实际上，大力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昆虫学专家，为植物保护特别是棉花病虫害防治做出过重要贡献。他的母亲是当时华北局的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是颇受怀疑的对象，“出身不好”，这道政治障碍也是县里有关部门的领导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另一个原因是认为死人毕竟不是好事，不宜张扬，以免影响全县知青的情绪，动摇知青扎根农村的信心。因此，县里有关部门强调不宜做宣传，不开追悼会。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们都无意责怪县上的领导，只能归过于那个动乱的、变形的年代。虽然经过我们多次的交涉和申诉，追认党员和烈士的事仍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县里决定追悼会可以开，但规模要限制。除了王良沟的大队以外，本公社其他大队的知青和老乡，没有接到开追悼会的正式通知。这种不公正对待的后果，也许要许多年之后才能看得更清楚。

小青赶回来了，大力的父母赶来了，华北局送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花圈。

12月里的一天，大力的追悼会在王良沟生产队的场院上召开。会场是露天的，很简陋，但气氛却分外庄严肃穆。大力的遗像，端挂在临时拉起的幕布中央，前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圈。台前，横幅上写着“张大力同志永垂不朽”几个大字。

没有鲜花，没有哀乐，有的只是人们的一片真情。这就足够了。什么也买不来、换不走。

人们一传十，十传百，纷纷赶来了。全大队的乡亲们来了，全公社的知青们和社员代表们来了，大力巡回医疗曾去过的山村里的乡亲们来了。从场院到沟口，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八百多名当地群众和知识青年，翻山越岭赶来，自发地为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送行，为一个曾用自己的心血为人们解除病痛的赤脚医生送行。

大队支部书记主持了追悼会。县里和公社的干部参加了追悼会。会上宣读了公社作出的向张大力同志学习并追认他为模范共青团员的决定。在陕北寒冷的冬季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暖意，接着，我受知青小组之托宣读悼词，刚念了一句，就念不下去了，泪水模糊了视线。当我哽咽着勉强念下去时，在场的婆姨女子们压抑着发出一阵阵低低的饮泣，刚强的老汉后生们也不时地发出一声声叹息，一个个红了眼圈。

后生小伙和知青一起，轮换着抬起沉重的棺木向罗家山梁走去，后面跟着一支头扎白羊肚手巾，身着黑土布棉袄，手抬一个个花圈的队伍，再后面是老汉们、婆姨女子们和全村的娃娃。茂胜婆姨身孕已重，人们劝她不要去，她不干，非要去。

我们把大力安葬在罗家山峁最高处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面向着东方，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向着我们所来的地方，向着我们的家——北京的家和陕北的家。这块坟地是我们知青选的，因为它是大力离开我们的地方。尽管大家都没有说，但心里的确常常回响起《洪湖赤卫队》里的歌声：“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高山上，让儿的坟墓向东方……”

下葬、封土、上坟，坟上堆满了花圈。按照当地的风俗，人们绕着大力的墓地走了三圈，以示这是大力的长眠之地，以后任何人不能来占，不能来耕这块地。

高高的罗家山，你无情地夺走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你又默默地收留了一个年轻的身躯。

一切料理完毕，天已渐渐黑了下来。下山的路上，茂胜婆姨的孩子出生了，一个男孩，生在为大力送葬回来的路上。后来，向东给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记力”，让人们永远记着大力。

来源：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口述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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