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佬是孙吉鹏的外号，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外号对于他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不到一米六的个子，五短身材，除了青筋爆突的肌肉外全身上下没有多余的赘肉，瘦削的脸上爬满刀刻般的皱纹，一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总是闪着智慧和狡黠的光芒。不管春夏秋冬，我从未见他穿过黑颜色以外的衣服，尤其是冬天，头上戴着一顶脱了毛的猱头皮帽子，身上穿着一件油渍麻花的黑棉袄，脱了棉袄就光膀子，因为他没有穿内衣的习惯。他是一个有着极强生命力的人，我在东河的四年中，从未听说他得过什么病，偶尔有个头疼脑热，让人在身上揪出几道紫黑印就算了事。别看他个子小，身上却蕴藏着惊人的力量。

打羊草时他喜欢使用大号芟刀，一刀下去，刀迹有别人的一倍宽；码跺时，他喜欢发叉，一米来高、二米见方的草个坪足有七八十斤，他能一叉下去，翻身举起，稳稳当当地托到离地二米多高的踩垛人手里。他是一个有着极强生存能力的土地佬，方圆百里的森林草甸、河湖港汊到处留下了他撵牲口、抓猱头、采山菜、下挂网的足迹。由于他对地形非常熟悉而享有活地图的美誉，每逢边防巡逻、线路架设、勘探测绘时都喊他带路。

我曾跟他下甸子逮过一回猱头，吃了苦头，长了见识。

晚上八点多，我们上路了。他背着一只布口袋准备装猱头，他家那只叫黑子的狗似乎明白主人要去干啥，连蹦带跳地跑在前面。我空着一双手，将信将疑地跟在后面，心想“猱头又不是你家养的，哪能说逮就逮。”一出村口，土地佬就一头钻进了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朝黑鱼泡方向斜插过去。天很黑，下弦月那微弱的光只能让你看到周围景物的轮廓。

脚下是一片塔头甸子，黑黝黝的塔头有一尺来高，踩在上面软绵绵、晃悠悠，我没走多远就掉下去好几次，一双胶鞋灌满了泥浆，只好不停的喊他等我，而他却像少林和尚跳梅花桩，在塔头尖上跳跃腾挪，步步不空，嘴里还磕磕巴巴地埋怨我不该跟他来。一小时后，我们终于走出了塔头甸子，进入一片齐胸深的草地，绵密的草丛象一面巨大的墙，厚重得让你挪不开步，没走多远，我就累得呼哧呼哧直喘。他看我实在不行就嘱咐我沿着他的足迹慢慢走，他在前面等我。只见他哈下腰，两手平举前伸，往两边一扒，绵密的草丛顿时闪开一个缺口，然后一步蹿了出去，像游蛙泳一样，手脚并用，一扒一蹿，哗哗啦啦，几秒钟就消失在黑暗中。我服了，以前只在书上看到过草上飞，今天终于亲眼见识了土地佬那名不虚传的神遁功夫。

等我一步一喘赶到他身边时，他那机警的神情告诉我，发现猎物了。只见他一手按着黑子，一手捡起地上的一块粪便在鼻子上闻闻，小声地告诉我，附近有猱头，而且是一对两只，随即把狗撒了出去。仅二三分钟，黑子就狂吠了起来，我们顺着犬吠声赶去一看，威风凛凛的黑子左右开弓，两只爪子分别按住两只挣扎扭动的猱头，摇着尾巴向主人邀功请赏。

我第一次看见活猱头，只见它龇牙咧嘴，发出呼呼的叫声，吓得我不敢伸手。土地佬上去一把抓住猱头脖子上的皮毛，抡起来几下就将它摔死了，然后往布口袋里一塞，大功告成，打道回府。他告诉我，猱头是个草包，看着吓人，其实不咬人。它很肥，屁股后面坠着一坨油，所以跑不快。抓猱头时千万不能踢它，一脚把那坨油踢散了，它跑得比兔子还快。后来，其中一只猱头皮成了我头上的帽子。

我和土地佬有师徒之情，我当饲养员就是拜他为师。寒冷的冬天，半夜要起来喂两回牲口，为了照顾我，他总是悄悄地起来一个人上马棚。看我想家，他就劝我：“人这一辈子走南闯北，四海为家，到哪儿都是活。你看我十几岁从关里来，转眼不也三十多岁了，等你娶了媳妇，有了孩子就不会想你杭州那个家了。”他家孩子多，靠他一个人养家糊口，家境挺困难。有一次，公社下来放粮，他连买粮的钱也凑不齐，涨红着脸向我借了十块钱。从此后，每逢发工资他都会歉疚地向我解释暂时还不上账的原因，弄得我挺不好意思。

上个月回抚远，我去东河看他，三十多年过去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他老了，比原来又矮了一截，沧桑的脸上刀刻般的皱纹更深了，还患上了白内障，眼睛不太好使。老伴死了，孩子们都出门了，他一个人单过，言语中流露出一种老年人特有的孤独和悲怆。我给他两千元钱，嘱咐他要么拿这钱当路费到杭州来，我带他看病；要么拿这钱当药费，自己买点儿药治治眼睛。

我衷心地祝愿他晚年幸福，像真正的土地佬那样长命百岁。

我从小喜欢枪，父亲第一次给我买的玩具就是一把木头冲锋枪。一直到今天，年过半百的我仍是《兵器知识》和《轻兵器》杂志的忠实读者。

支边和当兵两次圆了我的枪梦，尤其是在抚远的四年，武装基干民兵和值班分队的经历着实让我过足了枪瘾。拥有第一支枪是在1969年夏天。一天，公社武装部高部长来电话，命令东河的武装基干民兵在一个小时内赶到抓吉参加发枪仪式。在张守来的带领下，十几个民兵跑了二十几里路赶到会场，我领到了一支苏式7.62毫米步骑枪和五十发子弹。尽管这是一支膛线严重磨损的老式步枪，但拥有第一支枪的喜悦和自豪仍然使我激动不已，擦拭把玩到半夜。第二天正好赶上县照相馆下乡拍照，我就在东河村头照了一张全副武装的全身像寄给家里。一周后我参加了在北岗举办的武装基干民兵集训，第一次实弹射击就取得了五发四十七环的优秀成绩。

到了值班分队就像进了兵器库，各种枪械琳琅满目，让你看得眼花缭乱，尤其是机枪班那挺苏制郭留诺夫式7.62毫米重机枪更让我眼馋。乌黑硕长的枪身、墨绿色的枪盾、一拉哗哗响的枪机，加上那黄灿灿的弹带，浑身透着一股杀气。为了接近它，我和机枪手杨春生和郭亚宾套上了近乎，每次擦枪我都给他们当下手，天长日久，我也能和他们一样拆卸自如、安装无误了。性能最好的是五六式7.62毫米冲锋枪，它是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根据前苏联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仿制的。这种枪设计合理，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后坐力小，射击精度高，故障率极低。在支边和当兵的八年中，我使用这种枪参加过不下几十次实弹射击，次次优秀，从未遇到过机械故障。

都说枪是战士的爱人，这话一点不假，尤其在临战状态下更是如此。1969年冬天，值班分队在石头窝子打坑道，我给队长孙喜贵当通讯员，配发了一支崭新的五六式7.62毫米冲锋枪。孙喜贵是刚从部队退伍的老兵，嗜枪如命，每天晚上擦枪是他的必修课。看他擦枪是一种享受。首先按顺序卸下所有部件，依次摆放整齐，用干布擦拭一遍，再用油布擦拭一遍，甚至连弹夹和子弹都不放过。最后按相反的顺序装枪，这时他经常会让我掐着表计算时间，如果不能在30秒钟内安装完毕，则拆卸重装。装完后，他总会反复拉几下枪机，眯着眼侧耳倾听那清脆悦耳的金属摩擦声，这是他最得意的时候。按他的说法，平时你好好待枪，打仗时它就能好好的待你。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养成了爱枪的好习惯，而且一直把这种习惯带到了部队。

那时边境形势紧张，每天都要变换口令并不准用电话下达，由我这个通讯员到县武装部直接听取口令后回队口头传达。从坑道到县城有十里地，每天晚上，我孤身一人往返于边境公路，赖以壮胆的就是那支冲锋枪。挎着它，心里踏实，挎着它，浑身是胆，甚至经常盼望着能有个特务突然窜出来，我一梭子突突了他。但真要有特务，我在明处，他在暗处，万一被他一把抱住，须两手才能操持的冲锋枪就很难发挥作用。营长汤海英看出了这个毛病，嘱咐队里在晚上取口令时给我配备手枪。这是一支美制柯尔特式9毫米手枪，由于口径大，俗称“大眼橹子”。这种枪装弹9发，射程远、威力大，为美军中下级军官装备的制式用枪。汤海英还亲自教我如何持枪并在突发情况下先发制敌，他让我两手相拥插在胳肢窝下，这样敌人就不能判断你哪只手有枪，一旦被敌人抱住就从腋窝下向后开枪。学了这一招，我胆子更大了，经常边走边练，用各种姿势出枪。终于走火了。刺耳的枪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强大的后坐力震得我虎口发麻，我第一次体会到大眼橹子的威力，不但不感到害怕，反而有一种由衷的快感，心想“这家伙真好使”。我还没回到队里，武装部的电话就到了，值班参谋询问枪声的来源，毫无疑问，这顿批评和检讨是少不了的。

有了抚远的经历，后来当了新兵的我显然比其他新兵有军事优势，队列、投弹、刺杀，尤其是射击，我都远远走在他们前面，第二年我就当了机枪班副班长。

一个班，两挺五六式7.62毫米班用轻机枪，这种枪与民兵使用的苏制德普式转盘机枪比起来，除了装弹量大、后坐力小、射击精度高等诸多优点外，还显得更轻便、更秀气。射击时，点射很好控制，我能将十发子弹分五次打出去，每次两发，“哒哒、哒哒……”清脆的枪声比什么音乐都好听。我曾用它参加过一百米、二百米、运动目标和夜间目标的多次实弹考核，次次优秀。有一次夜间射击时，我甚至将挂在靶子十环位置上的1.5伏小灯泡打了个粉碎。

退伍回城了，失去了枪的我惶惶不可终日，好在浙江医科大学团委可以学生军体活动为名买枪，我就买了两支小口径步枪和几支气枪，其中一支小口径步枪归我专用，成天挂在我家里。说来也怪，无论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只要拿起枪来，拉几下枪栓，扣几下扳机就什么都忘了，这支枪一直陪我到下海。如今，枪械管理严了，拥有枪支是不可能了，但每次出差我都会在玩具兵器的柜台前驻足观望，遇到工艺精湛的仿真手枪，我还是会买回家来，闲暇把玩。太太笑话我应该跟枪结婚。

我爱枪，因为它是那么有男人味，钢铁的身躯，强大的火力，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还有那高度的责任感，拥有它，你就拥有了实实在在的安全和力量。

东北菜作为一个菜系，它那特有的粗犷豪放和爽口过瘾使我这个南方人在饮食习惯上来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回杭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爱吃东北菜的习惯。我的药厂办在杭州萧山，整个县城只有一家东北菜馆，几乎每周我都会光顾一次，过过嘴瘾。酸菜粉、熘肉段、灌血肠、干豆腐、熘肝尖、四个韭菜盒子、一瓶北大荒，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八年前抚远县城那家唯一的小酒馆。每当我酒足饭饱，吧嗒着嘴走出饭店时，都会闪过一个遗憾的念头：“唉，要是有盘生鱼就好了！”很可惜，不是所有东北人都会拌生鱼的，它只属于抚远。

拌生鱼，东北菜中的极品，对我来说无疑比满汉全席更有吸引力。二三斤重的活鲤子，将鱼身两侧连皮带鳞剔下来，铺在案板上，用快刀将鱼肉切成细细的鱼条，深度以不切破鱼皮为准，再将鱼条从鱼皮上刮下来备用，鱼皮则放在热锅里烤，在高温下收缩卷曲，滋滋冒油，用炕笤帚一划拉，卷曲的鱼鳞就纷纷掉落。烤熟的鱼皮油汪汪、脆生生，发出阵阵浓郁而厚重的鱼香，切成条状后与鱼肉一起作为主料。副料往往以切成细丝的生鲜蔬菜为主，白菜、黄瓜、土豆都行，再附以葱、姜、蒜、香菜和木耳，加入辣椒油、香油、醋、盐和些许白糖小心地拌和，一盆地道的抚远生鱼就呈现在你的眼前。那是一道怎样的美味佳肴啊！首先从视觉上就能镇住你，红、白、黄、绿，黑，活色生香，颤颤巍巍。夹一筷填入嘴里，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酸辣鲜美，从舌尖到舌根充满你的口腔，久嚼不忍下咽。 从此你就忘不了抚远。

196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王道增搞来两条大鲤子，在知青食堂拌了一大盆生鱼，那是我第一次吃生鱼。在我的印象里，鱼是腥的，生鱼岂不更腥？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夹了一块鱼肉塞进嘴里嚼了几下，真奇怪，居然没有一丝腥味，鲜鲜的、脆脆的，别有一番风味。接下来的事可想而知，七八个知青将两条大鲤子拌的一大盆生鱼吃了个底朝天，连汤汁都没剩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只要看到鱼我就想生吃了它。春鱼汛、鲑鱼期、秋边子，每次鱼汛期我都会从鱼获里挑选质量上乘的罗锅鲤子，用绳子穿鳃拴在船尾，拖到东、拖到西，留着晚上杀生鱼。夕阳西下，渔歌唱晚，点起篝火，杀好生鱼，“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此时此刻，最不会想家。1971年我在乌苏里江白灯滩地打秋边子，曾一顿吃过两大碗不带菜的纯生鱼肉，足有二斤多，还偷喝了王道增的大半瓶白酒，从而验证了老乡们的一句谚语：“生鱼下酒、越喝越有。”打鱼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吃生鱼不能喝开水，渴了得喝江水，这叫“原汤化原食”，否则会拉肚子。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城里人当然不会相信这条听来本末倒置的理论，结果是自讨苦吃。

其实，能拌生鱼的不仅是鲤鱼，许多鱼如狗鱼、草根、鲫瓜子都能拌，馋急眼了，胖头也行，总之生鱼就比熟鱼好吃。但奇怪的是，抚远人从来不拿大马哈鱼拌生鱼，而近年来在南方流行的三文鱼其实就是产于北美海域的大马哈鱼。第一次吃三文鱼，我就从那橙红色间杂白纹的鱼肉上一眼认出了它。生鱼中的上品是七里富子，一种特产于乌苏里江的冷水鲟鱼，肉质紧实，中间夹着一层淡黄色的板油，味道极其鲜美，尤其是那鼻吻处的脆骨更是清朝皇宫的贡品。

北大荒的冬季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但丝毫不会影响抚远人吃生鱼的瘾头。穿上皮大衣，戴上猱头帽，将冻得钢铁般坚硬的大狗鱼挂在树上，用刀将鱼皮在鱼头下方转圈割开，用两把老虎钳夹住鱼皮使劲将鱼皮整张剥下，再用木匠刨子将冻硬的鱼肉刨成片状，拌上辣椒油、醋和韭菜花就成了一道抚远特有的名菜“冻鱼片”。吃到嘴里，先冰后凉再酥软，一股酸辣的寒气伴着冰凉的鲜美，从口腔经食道乃至整个胃部一路直下，再灌上一口火辣辣的白酒，冰凉的腹部立刻暖了过来，那种冰与火的交替洗礼真他妈过瘾！

回到杭州后还是念念不忘生鱼，我那从医几十年的老娘多次警告我，南方的鱼寄生着一种“华枝睾吸虫”，孙中山就是吃生鱼得这种病死的。但生鱼的诱惑是不可抵挡的。俗话说“拼死吃河豚”，大概就是因为河豚太鲜美。吃河豚的人连死都不怕，吃生鱼的人能怕生病吗？不！小车不倒只管推，生命不息，生鱼不止。老娘不让吃，偷偷的在自己家里吃；太太不让在家里吃，端着拌好的生鱼到陈军书家里吃。不过话说回来，杭州的生鱼怎么拌也没抚远的好吃，归结起来有四条：一、鱼不行，养殖的鱼肉发汰，软绵绵的像棉花套子；二、油不行，色拉油没有东北豆油的香醇，炸出来的辣椒油淡而无味；三、醋不行，南方的红醋没有东北的白醋酸；最后一条是关键，文化不行，南方没有抚远的生鱼文化，同志甚少，气氛太差。此次重回抚远，九天十八顿，顿顿有生鱼，那才是真正的生鱼。

如今的电影已经进入数码时代，其清晰度、保真度以及色彩和声效与传统电影相比真有天壤之别。然而，每当我买一张价格昂贵的电影票，坐在幽雅舒适的放映厅里欣赏现代科技带来的感官刺激和视听奇迹时，总感觉少了一些什么。

我到东河时，公社还没有成立电影放映队，唯有县文化馆的放映队一年下乡巡回放映一两回。在那个文化生活奇缺的年代，看电影是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大事，几天前就传来消息，哪天电影到咱屯儿，男女老少掰着指头算日子，尽管那都是些看了又看的老片子。天刚擦黑，小学操场上就挤满了人，破旧的篮球架上挂着一块算是白色的幕布，孩子们围住八毫米电影放映机，好奇地看着放映员倒片、装片；男人们抽着又辣又呛的旱烟，唠着闲嗑儿；姑娘们嬉笑着、打闹着、开着只有她们自己才听得懂的玩笑；小伙子人以群分、三三两两，但有一个取向是共同的，那就是往自己喜欢的的姑娘堆里凑合。一道雪白的光柱打在荧幕上，人群里发出一阵欢呼声，好戏开场了。随着电影情节的变化，朴实的东河人凭着他（她）们对善恶良莠的判断，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开心时拍手叫好，悲怆时声泪俱下，只有在换片的一两分钟里，人们才重新回到现实。

放映机发出有节奏的哒哒声，柴油发电机的声音比电影配音还响，荒野里的各种昆虫被电光吸引，往人们的脸上、身上、袖口、裤腿乱钻乱咬，但这一切丝毫不影响人们看电影的热情和专注。电影放完了，人们还沉浸在电影情节中，久久不肯离去。

东河人看电影的执着是令人感动的。1972年夏天发大水，由于下乡不便，电影队只在公社放映一场朝鲜故事片《看不见的战线》。得到消息的东河人疯了，派出四条渔船拉上男女老少几十口子从漫甸子的洪水中直扑抓吉。我划的那条船打前棹的是杭州知青金锦芳，外号“条儿”，一米八的大个子，一身蛮力。由于出发较晚，生怕赶不上趟，一路上我俩喊着号子，拼命划桨，箭一般向抓吉驶去。船到八盖，祸从天降，条儿的蛮力挣断了固定棹杆的牛皮扣，只听“啊呀”一声，使足了劲的条儿如同一支离弦的箭，从前舱板一头扎进了茫茫洪水中。慌乱中，我让所有带电筒的人开灯寻找，四条船上的十几根光柱在水面上来回扫荡，却丝毫不见条儿的踪影。终于，我看见一簇头发在船边漂了起来，一把抓住，果然是喝得差不多了的条儿。众人七手八脚将他拽上了船，惊魂未定的条儿吐出几口水，说了一句至今都令我感动的话：“不要管我，看电影要紧！”船到抓吉，电影已放了一半。

那一年，又是公社放电影，杭州知青孔祥宏开着一辆手扶拖拉机，挂了一节车斗，拉着十来个大姑娘、小媳妇，一路风尘向抓吉驶去。手扶拖拉机动静大、马力小，加上道路颠簸，拉的人又多，刚过村头萝卜地边的大坡就出事了。颠簸中，连接车头和车斗的插销颠掉了，失去牵引和方向的车斗斜楞着朝萝卜地冲了下去，最后翻了车。看电影心切的孔祥宏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对后面发生的一切竟浑然不知，驾驶着掉了车斗的拖拉机径直扬长而去，开出一里多地才发现只剩他一个光杆司令。当他开着拖拉机返回出事地点，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车斗在地里栽楞着，惊魂未定的女人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有几个还蹭破了皮肉，受了轻伤。一阵埋怨之后，只商量一件事：电影还看不看？回答居然是那么众口一词：“看！”当这伙蓬头垢面的电影迷出现在放映场时，顿时引起轰动。时任公社干部的陈素红（后来成了我的太太），听完他（她）们的奇遇后感动不已，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她多次向我讲起这件令人难忘的往事。本文记述的这个故事就是根据她的记述成文的。

这就是看电影的故事，这就是东河人看电影的故事。那个年代看电影的感受在今天的数码影院里是体会不到的。这是进步？抑或退步？我也说不清楚。

东河北面1.5公里处有个废弃的居民点，三十八年前的名字叫“卫东”，也叫“蜂窝沟”。兴旺时有三十多名知青和当地青年在那里战天斗地，所以又叫“青年队”，隶属于东河管辖，是当年抓吉来往于东河的重要水道和码头。

1971年冬天，我带着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在这里顶风冒雪，奋战四十天，筑起了一条长七十米、底宽八米、高八米的拦河大坝，形成了一个几百亩水面的水库，按当时的习惯，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东方红水库”。从此，东河历史上第一次种植了水稻，东河人第一次吃上了自己种的香喷喷的大米。事隔三十多年，当年东河人战天斗地的悲壮场面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天寒地冻，破冰取土全靠用化肥自制的土炸药。没有雷管，我冒着受处分的危险，利用曾在县值班分队服役的有利条件，到县武装部武器库里偷来几百个雷管，后来在全县民兵干部大会上挨了点名批评。运土没有车，全靠大筐抬，一天下来，两个肩膀又红又肿，穿衣服都困难。杭州知青王继烈和王保炎是出名的抬土大王，经常两个筐摞在一起抬，重达三百多斤。我曾为此赋诗一首登在黑板报上，诗曰：“抬土大坝前，筐中土冒尖，浑身溅满泥和水，奋勇直当先。烈火见真金，志在苦中炼，汗水改造世界观，快马又加鞭！”

卫东是个美丽的地方。高高的堤岸依傍着蜿蜒曲折的小河，河边水草丛生、岸柳成行。西边是一面坡的草场，绿色如茵，坡顶是一片美丽的白桦林，枝繁叶茂。每当东风阵阵，吹绿一江春水，我便黎明即起，极目东眺，广袤的湿地泛着潋滟的水光笼罩在一片雾霭中，抓吉山在晨雾中忽隐忽现，不知远近。野鸭和苍鹭掠过水面，激起串串涟漪，成群的鲫瓜子、大鲤子在水草丛中咬汛交尾，空气中弥漫着花草的馨香……

多少次，在梦中，回到这个地方。 

此次回抚远，携故友回东河，本想去卫东看看，无奈修路道不好，车过不去，再一次与卫东失之交臂。临走时，扔下一句话：“我想在卫东养老！”此话当真？不假！包上百亩水面，养鱼喂虾；撒下一塘荷花，莲藕飘香；盖上几间草房，冬暖夏凉；种上几垄蔬菜，绿色营养。闲暇时会上三五好友，把杆垂钓，垄亩躬耕，猜拳行令，开怀豪饮，岂不快哉？！哪天待到抚远旅游火了，备不住也成了一处热点。到那时，此地取个名就叫“青年队”，满屋子挂上老照片，把当年的老伙计都找来一起做管理，一起做跑堂。不管年龄多大，都按当年的称呼叫“某队长”、“某老师”、“大岔”、“小鬼子”、“剃头师傅”……野鱼、土鸡和山菜，苞米面贴饼子，大葱蘸大酱，花上三五十元就能混个酒足饭饱，而且下锅的鱼都是客官自己钓的。你说这能不火吗？ 

我能圆了这个梦吗？

看了知青陈方义写的短篇小说《白眼狼的下场》，脑海中不由得浮起有关狼的一些回忆。

三十多年前的抚远，林海浩瀚，湿地广袤，良好的生态环境豢养着大量的野生动物，而狼作为一种进化非常成功的肉食性哺乳动物处在食物链的顶端，在抚远的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发生了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当从小听惯了小红帽和大灰狼故事的杭州知青真正走近狼的时候，那种陌生、好奇和恐惧是显而易见的，加上当地人夸大的渲染，狼在知青的心目中就成了凶残和狡诈的代名词。陈军书兄妹一封书信到家中，父亲立即回了一封电报，寥寥三个字“狼怕火”，表达了远在江南的家长们共同的担忧。几天后，兄妹俩收到了在哈军工读书的大哥寄来的两把匕首。

狼是群居动物，一般七匹为一群，每一匹都要为群体的繁荣与发展承担一份责任。狼与狼之间的默契配合成为狼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不管做任何事情，它们总能依靠团队的力量去完成。在我的知青生涯中狼的出现如同京剧开场，未见其形，先闻其声。1969年早春的一天，小学张老师和几个知青从山里抱回一只狼崽子，当天晚上就出事了。

天刚擦黑，村后岗上的林子里响起了第一声狼嗥，“呜……呜……”，那么凄婉，那么诡异，听得你毛骨悚然，浑身发冷。开始只有一匹狼嗥，然后是第二匹、第三匹……一袋烟功夫，狼嗥声就响成了一片，遥相呼应，此起彼伏，听动静足有好几十匹。我拿上手电筒，跟张贵权、任国民去马棚后面的山上探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树林里、草丛中闪烁着一对对鬼火，蓝不蓝，绿不绿，光惨惨，阴森森，来去匆匆，飘忽不定，那就是狼的眼睛。在手电筒的光照下，狼眼的反光陡然间增大了几倍，忽明忽暗，不知远近，随着一阵稀里哗啦的响声，硕大的狼影很快消失在夜色中。听当地人说，狼嗥时的两种姿势和发出的两种声音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信息：仰脖朝天，嗥声高亢是求爱；狼嘴拱地，嗥声低沉是求救，后者是一种危险的信号，方圆几十里的狼都会闻声而来，在一种群体意识的指挥下达成可怕的默契，对目标发起集群攻击。果然，第二天凌晨饲养员发现马圈里的两匹马驹被狼掏开了膛，肠子肚子淌了一地，这是狼对人类绑架其幼崽行为的报复和警告，在老农的指责和敦促下，狼崽子被放回山里，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在哺乳动物中，狼的耐心总是令人惊奇，它们可以为一个目标耗费相当长的时间而丝毫不觉厌烦。敏锐的观察力、专一性、好奇心、注意细节以及锲而不舍的耐心才使狼得以千辛万苦地生存下来。

1970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独自一人徒步去公社办事，刚出边防地就遇到了一匹狼，不紧不慢，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堵住了我的退路。那是一匹体型硕大的老狼，灰白相间的毛脱落得班驳杂乱，煞是难看，一对闪着绿光的贼眼斜藐着你，阴森森的凶光直透你的心底。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狼，手无寸铁的我紧张得手心直冒汗，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我知道，与狼共舞时最要紧的是沉着，因为狼能敏锐地体察到你的恐惧，而这正是它所期望的。我倒着往前走了几步，它保持原来的姿势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我又转过身朝前走了几步，它动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跟着我。这时候千万不能跑，否则就死定了。我几步一回头地走着，忽然猛地哈下腰从地上捡了一块石头朝狼扔了过去。它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着了，敏捷地向一旁闪过，那种跳跃腾挪时的轻盈和快捷至今都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狼拧着脖子往后跑了好一阵，终于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疾步向公社走去。天完全黑了，我一手攥着块石头，一手掂了根树棍，唱歌壮胆，边唱边走，但走着走着，总觉得后面有东西，回头一看，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黑夜里，两只绿莹莹的狼眼像两盏鬼火悄无声息地跟着我，距离是那么近。我又扔出了一块石头，这次，它只是躲闪了一下又站住了。就这样，我快它快，我慢它慢，我停它停，一直折腾到八盖，就像它的出现一样，不知什么时候它又幽灵般的消失了。事后农民告诉我，此次我有惊无险仗着三点，一是没慌神，二是我年轻，身上阳气重，三是它还没饿急眼。

狼属于犬科动物，机警、多疑，形态与狗很相似，只是眼较斜，口稍宽，尾巴较短且从不卷起并垂在后肢间，耳朵竖立不曲，有尖锐的犬齿。狼的食谱很杂，凡是能捕到的动物都是其食物，包括鸟类、两栖类和昆虫等小型动物，偶尔也进食植物性食物。狼喜吃野生和家养的有蹄类，但很少有吃人的报道，即便有个别案例也只是在极特殊情况下发生的。可悲的是，人类总是对狼抱有顽固的偏见，以至于赶尽杀绝，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生态灾难。

东河喂牲口的豆饼都是由公社粮库统一派购的，一般一年需要万把斤。每当冰河消融、春暖花开的季节，队里都要派出两条船往返于抓吉至东河的水道运送豆饼，前后需要十来天。

1972年春天，我拉了半个月豆饼，一天一趟，早出晚归。那是个既单调又吃力的苦差事。一大早，划着大花鞋船去抓吉，在粮库门前泊锚，然后从粮库往船上搬豆饼。面盆大的豆饼六七斤重一块，一摞十块就是六七十斤，一船能装一千多斤，来回得搬二十来趟，累得气喘吁吁，手指抽筋。吃完午饭着急往回赶，生怕天黑了路上出事。

装满豆饼的船压载很重，刚起动的头几棹得使出浑身的力气方能离岸，随着船速的加快，质量加速度形成的惯性才让你稍稍感到一丝轻松。划船是个技巧性很强的力气活，光凭蛮力不行。首先姿势要正确，前腿弓、后腿蹬，身体稍向前侧倾，两手一高一低在胸前交叉握桨；其次发力要得当，手、肩、背、腰、臀、腿六股力量同时爆发于一点，尤其是用腰力推动肩背和手臂最为重要；最后操桨要规范，入水要深，出水要轻，回浆要低，节奏要稳。看一个好的桨手划船是一种视觉的享受。你看他：左右开弓，提肩含胸，发力时棹板弯成弓状，回桨时如蜻蜓点水，那一推、一回、一前、一后，人动船进，人停船行，船人合一，浑然天成，显得那么稳健与轻松。

满载的大花鞋船吃水很深，水面离船舷不到两寸，站在后舱往前看，船舷与水面几乎一样高，船头激起的浪花似乎随时会涌进船舱。风平浪静时，这种危险仅仅是一种错觉，实际上并不会发生，遇到风大浪高的鬼天气情况就会变得非常糟糕。顶风时固然吃力，只见人使劲，不见船动弹，但还谈不上危险，无非多使点劲儿，多费点时间。重载的船最怕横风，它不但会使船的航向发生偏离，而且会破坏船的水平状态，向一侧倾斜。在这种情况下，船舱进水是常事，甚至有倾覆的危险。为了保持船的航向和平衡，桨手必须在受风面一侧施加更大的力量，几个小时下来，吃力一侧身体的肌肉特别疲劳。正是这种大风大浪和高强度体力劳动的锻炼，使我这个曾经弱不禁风的城市青年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和娴熟的驾船技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桨手，在黑乌两江的河湖港汊间驾轻就熟、纵横驰骋。

从抓吉到东河有二十里水路，沿途湖光山色，风光旖旎。右岸多树林，成片的杨树、白桦树、柞树，间杂着臭桦、刺楸、黄檗罗，形态各异，错落有致。林间多野兽，狍子在河边饮水，野兔在树下跳跃，有时甚至能看到黑熊带着崽子在河岸上徜徉。左岸是沼泽，一览无余，绵延数里直到乌苏里江边，各种野生水禽栖息在水草之间，尤以苍鹭和野鸭为多，一受惊吓，振翼而起，扑扑啦啦，野趣无穷。隔江相望的抓吉山雄伟险峻，葱茏翠绿，与眼前的沼泽湿地形成远山近水，一高一低的绝妙搭配。

越近东河，水道越窄，河曲越多，一个连一个的U形弯无形中延长了路程。尤其快到蜂窝沟时，几百米的直线距离上间隔着好几个蜿蜒曲折的U形大弯，竟将航程延长了两公里。如果两条船拉开距离，在大弯两边互相观望甚是有趣。隔着沼泽，草高水低，只见人行，不见船影，谈笑咫尺间，相隔好几里，以至于异想天开的我建议像开凿苏伊士运河一样，在几个大弯的蜂腰处开凿几条小运河以缩短距离，此举一时被当地农民传为笑话。

船到卫东，水到尽头，早有队里派的牛车等在那里，逆向重复装船的过程，一摞一摞的往牛车上卸豆饼。与抓吉的码头比起来，卫东的码头高得多，枯水时竟高达十几米，加上划了一天的船，又累又饿，筋疲力尽，早已没了上午的精神头。天色渐晚，不敢耽搁，咬咬牙，使使劲，心里想着知青食堂的苞米面饼子和盐水萝卜汤，搬了一趟又一趟，终于大功告成，蹒跚地跟着牛车，累得一步三晃，回到东河早已是饭冷菜凉。

黑龙江自西向东、乌苏里江从南向北在抚远县境内汇合后流入前苏联，使得夹在黑乌两江之间的抚远县三面临敌。在那个两国交恶的年代，双方陈兵百万、剑拔弩张，边境纠纷频仍，武装冲突不断，抚远县自然首当其冲。民兵训练、战备巡逻、实战演习、构筑工事……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抓特务”。

从今天的角度看，在诸多的特务越境事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讹传讹的虚惊，但特务活动的存在却是毋庸置议的事实。每当国内国际发生重大事件时，抚远境内的信号弹特别多，与境外的信号弹遥相呼应，有时一晚上能发现十几次。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的当天晚上，在东河西面的树林里接连发现了三颗信号弹，目测距离只有几百米，但当民兵赶到现场，却丝毫不见特务的踪影。据边防军介绍，特务经常使用一种苏制定时自发的信号弹，神出鬼没，很难侦破。我曾在十几米的距离内看到过拔地而起的信号弹，清楚地听见发射时的响声，但不见人影。这些信号弹是什么人埋的？什么时候埋的？至今不得而知。

1969年的冬春之交充满了火药味，珍宝岛的枪炮声使本来已绷紧的战争之弦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抚远县历史上第一次进驻了团级建制的野战部队，并在黑龙江边的几个高地构筑了防御性的野战工事。武装基干民兵配发了从步枪到火箭筒的全套制式装备，仓促训练后即与边防军一起担负起战备执勤任务。一天下午，接到县武装部的通知，有人报告在县城的石头窝子发现了两年前叛逃的张姓特务，据判断很可能向通江和抓吉方向逃窜，命令各村民兵在交通要道设伏抓捕。一听说抓特务，我立刻兴奋起来，脑海中顿时闪现出埋伏、出击、格斗、制敌等一系列场景，甚至能想象到特务那高大的身材、精良的武器和高超的军事技能。那是个皓月当空的寒夜，我和几个民兵埋伏在通往边防地的爬犁道旁。皎洁的月光撒在雪地上，二三里外的景物影影绰绰，能见度相当不错。天冷得出奇，呵气成冰，半个小时趴下来啥也没看着，厚厚的棉胶鞋却早被冻透了，双脚感到一阵阵钻心的刺痛。慢慢地，从肚皮向全身蔓延着一股越来越重的寒气，好像光膀子跳进了冰窟窿一般。李福祥首先不耐烦了，起身三件事，跺脚、撒尿、卷烟。看着他旁若无人的舒坦样，我们几个也憋不住了，纷纷效仿，一场如临大敌的伏击行动，顷刻间被严寒瓦解了。又过了半小时，远处传来张队长的喊声“回家喽！”几个人弹簧似的跳了起来，撒丫子往村里跑，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回到村里，几伙民兵一碰头，结果都一样，除了一个“冷”字，什么收获也没有。以后的几天，虽说还是照常设伏，但精神头却一天不如一天，那才真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忘了是第几天，公社武装部来电话通知我们，设伏行动结束。开始我们还以为特务被抓住了，仔细一打听，窝囊得差点背过气去。原来，县水产公司有个历史上有问题的老职工被审查怕了，为了将功赎罪，杜撰了看见特务的全过程，时间、地点、人物、场景，几大新闻要素一样不缺，甚至跟特务打过照面对过火，特务还威胁他不准报案，说得有鼻子有眼，不容你不信。在当时那种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背景下，面对这样的敌情举报，任何一级领导都不敢掉以轻心，最常见的态度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后来，举报人一看全县行动，兴师动众，事情越闹越大，生怕罪上加罪，只好坦白翻供，一场令人哭笑不得的抓特务行动就此收场。

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要否定当年客观存在的中苏紧张局势和不断升级的武装冲突，而是想说，临战状态下的敌对双方由于担心受到先发制人的打击，往往会夸大对实际危险的评估，而这种评估又会提高备战的级别，从而一次次将战争推向一触即发的边缘，乃至跌入战争的深渊。和平真好！

当年的抚远农村，每个生产队都养了很多牛。这种草食性的动物不挑饲料，性情温和，尤其适合在草场密布的抚远放养。每年农忙季节、青黄不接的时候，队里都会宰杀几头老弱病残的牛以补充村民膳食中蛋白质的不足。

从农耕文化的层面上说，宰牛和杀猪在农民心目中的性质不同。猪贱命，生来就是供人吃肉的，所以杀猪是农村的一大喜事，不但抄刀人自豪，而且围观者甚众。而宰牛则不然。在中国农民看来，牛是农耕作业的工具，是人类的伙伴，尽管被宰的都是老弱病残，仍有不忍不为之意，加上世代口口相传的“报应”之说，宰牛被看作一桩不仁不义不吉利的营生。宰牛和杀猪在步骤上最大的区别在于杀猪时一刀直捅心脏，宰牛时则须先用钝器猛击牛角和牛耳交界处的突出部，待牛轰然倒地后再用牛刀直捅牛的心脏放血。显然，那致命的第一击在农民看来是罪过的，后面放血的人反而成了结束痛苦的好人。

1970年麦收季节，队里要宰牛了。远离村东头的大道边竖起了一根木桩，上面绑着一块红布，这就是屠宰场。当时我挺纳闷儿，村里有那么大的场地，为何跑那么大老远宰牛。听李大爷说，牛恋群，心相通，宰牛时躲着牛群远点儿有好处。对他的说法，当时我并没在意。两头牛被牵来了。奇怪的是，除了土地佬，当地农民没有一个往前凑的，倒是那些头一回看见宰牛的知青围了一圈，我也在其中。土地佬将一头牛牢牢地绑在木桩上，抄起一把牛耳尖刀，紧闭双眼，口中喃喃有词，无非是请牛莫怪并请神灵原谅那一套。念罢，他掂起一把开山斧，朝人群一递，大喝一声：“谁来伸把手？赶快送它上路！”原来，他要我们中的一个人先下手把牛砸倒，然后由他放血。知青们面面相觑，互相推搡着，谁也不敢伸手。土地佬的眼睛瞄上了我，“陈新，别像个娘们儿似的，不就那一下子吗？你来！”血气方刚的我被他一激，浑身血往上涌，接过斧子就迎了上去。土地佬告诉我要领：一是要用斧背而不是用斧刃；二是砸的部位要准确；三是下手要狠，一击致命。头一次屠宰大牲畜的我心里怦怦直跳，捏紧了斧柄的双手沁出了一层虚汗。就在我高高地举起斧子准备往下砸的一刹那间，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只见那头牛双膝弯曲，咕嗵一声跪倒在我的面前，被绳索勒住的牛头挣扎着、扭动着，慢慢地朝向了我，两只瞪圆了的大眼睛露着白眦，冒着血丝，晶亮的泪珠从眼眶里滚落下来，充满哀怨和乞求的目光似乎能洞穿你的心。我的手颤抖了，高举着的斧子不知不觉放了下来。“砸！快砸啊！”土地佬沙哑的喊声刺激着我的灵魂，人类潜在的野蛮和兽性被唤醒了。我又一次高高地举起了斧子，咬紧牙关，朝着牛头上那指定的部位狠狠地砸了下去，只听“噗”的一声，那样沉闷而心悸。可怜的牛儿庞大的身躯慢慢地倾斜，继而轰然倒地，扭转的牛头瞪着滴血的眼珠仍然死死地盯着我，“哞……”一声撕心裂肺的长啸在旷野中久久回响。这时，刚才还虔诚祈祷的土地佬疯子一样跳起，麻利地冲将上来，将一把明晃晃的利刃从牛的咽喉处朝心脏狠狠地捅了进去。一大股殷红的鲜血裹着泡沫涌泉般地从它的伤口和口鼻处猛地喷了出来，紧崩着的后腿使劲地蹬了几下便再也不动了。失神落魄的我拎着那把血淋淋的斧子傻子似的呆站着，再也不肯动手，知青胡永苗接替我当了第二个屠夫。

夜晚，大快朵颐后的农民和知青们满足地砸吧着嘴进入了梦乡。皓月当空，万籁俱寂。忽然，一声悲悯的长啸划破了夜空的寂静，令人毛骨悚然。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不一会儿，牛群的惨叫声此起彼伏，响成了一片，很久、很久……。第二天一早，人们在宰牛的地方看到了摄人心魄的一幕：凡是沾有牛血的地方都仿佛被犁耕了一遍，凌乱层叠的牛蹄印覆盖了整个屠宰场，碗口粗的木柱被拱翻在地，红布被踏成了碎片。老人们说那是牛群的祭奠，它们会一连几天来到这里，用坚硬的犄角死命地拱地，并用四蹄刨土以掩埋血迹，集体的悲鸣是对人类的抗议。我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屠宰场必须远离村子的原因。

在抚远参加过多次狩猎行动，成绩平平，不是枪法不准，而是心理素质不好，一看到活物就紧张，生怕功亏一篑，因而经常功亏一篑，但有一次狩猎的成绩让我今天想起来都为之自豪。

那是1971年秋天割完大豆后，我带着东河的几十个人在卫东修东方红水库。一天早晨，施工队按惯例出发去三里地以外的水库工地，我因为安排留守人员的生产晚走了一会儿，与老农孙吉鹏结伴而行，老知青们的爱犬赛虎拖着一身肥膘前前后后地跟着我们。10月的北大荒已是草枯叶黄，寒气逼人，割下的大豆码在地里，一堆一堆的，只等上冻后脱粒打场。此时正是狍子、野猪们频频出击，偷食秋粮的好时光。几天来，已有好几个猎手有了不错的斩获，馋得我心里直痒痒。出发前，孙吉鹏告诉我，这几天有一群狍子总在大地和草甸子间出没，数量不少，让我带上枪，也许能碰上好运气。我掂了一支7.62毫米步骑枪，顺手在枪膛里压上了五发子弹。走出村口远远望去，先行的队伍在前方几百米处三三两两地行进。我心想，就这前呼后拥的打狼阵势，就是有狍子也早吓跑了，因而放松了警惕，大背着枪快步追赶前面的人群。从东河去卫东要挨着大地边向东绕一个大弯，然后再转向北，就在这大弯处有一片不大的柳毛子挨着道旁。前面的几十个人喝五吆六，咋咋呼呼打那儿过，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可等到我俩走近时，忽然从柳毛子里窜出一大群狍子，公公母母，大大小小足有几十只。

我愣住了，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急得孙吉鹏磕磕巴巴地大喊：“狍……狍子，快.......快打！”待我顺过枪来，狍群已窜出了几十米。我端枪瞄准最近的一只刚要击发，忽然听到柳毛子那头有人说话，仔细一看，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两个老娘们解完手站起来系裤带，位置正好对着我的枪口。等我缓过神来，狍子已经跑远了。眼看着一大群狍子在草甸子里撒欢儿地跑着，后腚上的白毛一撅一撅的，我气不打一处来，孙吉鹏更是一阵埋怨，嘴里嘟囔着：“死娘儿们，早……早不尿，晚……晚不尿，白……白瞎了那狍子。”我心想“这下死了心吧，今天肯定没戏了，”于是关上保险，又把枪大背在肩上。孙吉鹏外号“土地佬”，长着一双鹰一样的眼睛，对野生动物的习性了如指掌。我已经走了好几步，他却仍然呆在原地，踮着脚尖往草甸子里张望。

我喊了一声“还看啥，走吧！”话音刚落，就在我俩前方几十米处齐腰深的草丛里“腾”地一下站起一只公狍子来，两只大角威风凛凛地支楞着，两只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这次我反应很快，摘下枪打开保险迅速将枪口指向目标。就在我刚要扣动扳机的一刹那间，狍子一下子跳了起来，转身朝甸子里跑去。我按照运动目标射击的要领，迅速构成瞄准线，根据目标的速度估计好提前量，在狍子跳起来即将落下去的一瞬间扣动了扳机。“叭……”巨大的枪声在空旷的原野上回响，然而，那狍子跑得更快了。我退出弹壳，又推上第二发子弹举枪瞄准。就在这时，我听见孙吉鹏击掌高喊着：“倒……倒……倒！”再看那狍子，越跑越慢，越跳越低，最后湮没在草丛中不见了踪影。我俩对视了一下，心照不宣地向百余米外的草甸子深处跑去。在一片被狍子临死前挣扎滚压而凌乱倒伏的草丛里，我们找到了猎物。可气的是，平时连耗子都怕的赛虎，这时却趴在死狍子上大快朵颐，啃得满嘴是血。我上去对着它的屁股就是一脚，可它却死死咬住猎物不肯撒口，气得我恨不得一枪崩了它。孙吉鹏仔细检查了弹着点，子弹从狍子的肩胛骨洞穿，出口处有碗口大，我真不明白它中弹后是如何跑完那最后几十米的。孙吉鹏对我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好……好枪法！”然后哈下腰，两只手抓住狍子的四条腿，猛一发力将死狍子扛在肩上朝卫东走去。一进卫东，人们都围了上来，我唾沫星子乱飞地将一枪击毙运动目标的过程吹了一通，那神气劲儿比武松打虎还牛B。

几个月来，那一天的伙食最棒，七八十斤的狍子成了人们嘴里的狍肉丸子、狍肉饺子。当然，那张狍子皮成了我的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