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26日和8月28日，《北京日报》以《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为题，连续两次刊登下乡知识青年黄一丁与刘宁的通信。在通信中，这对昔日的好友就“扎根”、“农业学大寨”、政治理论与实际生活的关系等等问题展开了辩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进行的这场“讨论”，当然不是一场公平往来的唇刀舌剑。在报纸上，代表正统观点的刘宁的两封长信均被全文刊载，持“怀疑论”观点的黄一丁的两封信却被大加删削。前者的信虚张声势，套话连篇，但依仗政治后盾，犹如不战而胜；后者的信实实在在，不乏真知灼见，但观点或被曲解，或被阉割，又没有畅所欲言的起码条件，在对方的猛烈攻击下，很快宣布“缴械投降”。但这场“讨论”很难以形式上的成败论英雄。人们正是通过这场轰动一时的“讨论”，对知识青年中广有市场的怀疑论的基本观点，有了较多的了解。而怀疑论的一些基本观点，也借这次“讨论”得以阐扬。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黄一丁与刘宁自幼相熟，从托儿所到小学，又到中学，一直是形影不离的好友。1969年，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洪流，他们一同从北京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安家落户。以后，刘宁上调团政治部宣传队，黄一丁始终留在基层连队。1975年黄病退回京后，承刘母之托，给刘宁写了一封信，劝他尽快想办法回城。作为老朋友，他在信中无所顾忌，对一些社会现象表示了怀疑和困惑：

关于“农业学大寨”，他表示支持和理解，但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实现预期的目标表示怀疑：

我觉得，如果乐观一点看，它也许能够决定今后农村的命运，也决定我们兵团的命运，也许我们农工们会不再像今天这样受人愚弄，被人瞧不起，被人随意摆布了。因此，也决定我本人的命运。我常想，有许多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可农业学大寨运动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呢?

关于大张旗鼓的“扎根”宣传，他也表示了异议。对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树立的“扎根”典型高崇辉的事迹，他认为有些地方很敬佩，可有些地方并不想仿效。

对那些长期束缚青年头脑的政治教条，他用一种含蓄的口吻表示质疑：

有些政治教条，我们总是凭着激情一厢情愿地相信它，实际上并不明白，任何一种政治原则，拿到社会上去总是打折扣的。我们接受它的方法却常是错的。我们手中的信条未必能替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哪怕很小的一个问题。

黄一丁信中的看法，应是他矛盾心理的真实表露，他曾经虔诚地参加过“农业学大寨”运动，鼓吹过“扎根”农村的大道理，也深切地体验到“文革”以来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他自幼接受的是工农当家做主的教育，面对的却是农工任人摆布的命运。政治的信条经不起社会现实的撞击，难怪他要对其可靠性产生疑问了。

他将这些解释不清又想弄明白的疑团诉诸笔端，不过是希望得到好友的点拨，谁知却因此酿起一场风波。他的信是1975年11月29日寄出的，大约半个月后，刘宁给他回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冗信。信中斥责黄一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又一悲剧”。并用耸人听闻的语气警告说：“同志，好好想一想吧，在今后的道路上，我们究竟是同志还是敌人!!!”如果这只是朋友间私下里坦诚进行的思想交锋，倒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刘宁在复信的同时却把双方通信的复本作为入党思想汇报的资料上交领导了。政治嗅觉异常敏锐的团党委立即从黄的信中发现了政治异端气味，将这件事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师政治部，后者也不甘寂寞，又当作重大事件上报兵团政治部（黄一丁：《我和刘宁》，《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

尽管事态不断扩大，受到伤害的黄一丁却仍旧蒙在鼓里。接到刘宁来信后，他意犹未尽，又给刘宁寄了一封长信。信中对刘宁的喋喋说教颇不以为然，对受其攻讦的怀疑论反而推崇备至。他强调说：“人思维的本性就是怀疑的……而且我请教一声，难道现实中的许许多多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和一些让人百思不解的问题的存在都不值得怀疑吗？仅仅轻描淡写地用‘这是前进中的问题’不能说服。”他还用以往的教训驳斥了对方的指责：“我们以前被社会左右得这样厉害，难道不正是因为太少怀疑的缘故吗?社会本身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而人的怀疑只不过也是尽可能地辩证一些的自然要求罢了。总而言之，怀疑怀疑，天塌不下来，没有怀疑，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前进的。”

“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极左势力，最容不得的就是人民对他们的怀疑和不满。“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是他们给芸芸众生定下的“天条”。在思想专制主义的淫威下，反复申说“怀疑”的必要性、合理性，主张对社会现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地分析，这无疑是知识青年中一种积极的动向。他们只有从怀疑起步，才可能达到理性的彻悟。

黄一丁在信中还坦言相劝对方；别用信奉宗教的态度来信仰马列主义。理想必须来源于现实，来源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践。

黄一丁的基本观点虽无可非议，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还是被归结为三大错误：反对学大寨；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散布反动的“怀疑论”。其中以最后一条性质最严重。1976年初，极左派的风云人物谢静宜从《北京日报》的内参了解到黄、刘的通信，认为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返城风”的好材料，主张公开见报。于是4月26日《北京日报》以《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为通栏标题，将黄、刘二人的第一次通信刊出。同时发表的《编者按》将两人的观点分歧说成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的反映，并称赞刘宁的复信“生动地表现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青年一代的战斗风貌”。

这时的刘宁早已志得意满。他先被团党委授予“先进青年”的称号，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学大寨会议，实现了入党的夙愿。不久，即作为专吃“政治饭”的先进典型荣归北京，以便对黄一丁展开工作。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和组织部也派人找到黄，意在要他返回兵团。每星期，黄一丁都要多次到《北京日报》“谈思想”，承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对怀疑论的围剿并没有到此鸣金收兵。8月26日《北京日报》又刊出被删节的黄一丁给刘的第二封信和刘的复信。刘在复信中继续就怀疑论大兴问罪之师：

我以为你怀疑的不仅是个“力量”问题，你实际上(不管是意识没意识到)在怀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否实现，怀疑群众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怀疑马克思主义能否解决现实问题……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你就会完全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党离心离德，和群众的革命实践格格不入。这样危险的后果，你想到没有?

这场“讨论”的结局以黄一丁在《北京日报》上被迫发表《我对“怀疑论”的认识和批判》而落下帷幕。文中，黄自称在接受“深刻教育”后开始“猛省”，“看到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激烈斗争的刀光剑影”，进而批评了“怀疑论”的五种“骗人手法”。这些违心之沦，只能表明思想专制主义的可怕。

对“怀疑论”的批判当然不是针对黄一丁个人的。黄的一些观点，在知识青年中是很有代表性的。正因为如此，这场所谓的“讨论”才在知青中引起强烈反响。刘宁的复信空洞无物，热衷于无限上纲，加之将好友私信上交邀功的行径有玷为人行止，故被广大知青所不齿。黄一丁的书信则完全是推心置腹式的，不乏真诚，何况道出许多知青的真实感受，在充斥“假、大、空”的新闻报道中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所以他的遭遇赢得广泛同情。云南西双版纳某农场机关在组织各队知青讨论刘宁和黄一丁的通信内容时，大多数知青公开与官方舆论唱反调，认为“黄一丁的信有水平”，符合现实；而刘宁“太激进了”，“唱高调”，“动机不纯”北京市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青问题调查组：《关于橄榄坝农场现状的调查报告》，1976年7月20日。。黄一丁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来信。人们不顾舆论的压力，向他致意或表示支持。

摘自《中国知青史·大潮》来源：和讯读书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我接到了困退回京的通知，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自己是连队的积极分子，下大田、“学大寨”的知青骨干，数年接受“扎根”教育的熏陶，大谈过不少教育他人的大道理，这么突然一走，良心受谴责不说，不是自食其言吗？会让人家怎么想？

但我到底回到了北京。或许这便是“小资产阶级软骨病”最鲜明的表现吧。

在北京，我看望了几位同学的家长。刘宁是我的邻居，又是同学，刘母见到我，自然联想到自己的儿子。她深感伤心，希望我写信给刘宁，劝他尽快想办法回来。当时能有回京鸿运的知青并不多，所以劝与不劝我知道不会有实际意义。但我还是给刘宁去了一封信。

是我回到北京有了时间归纳概括自己在兵团这几年的感受？还是从“局外人”的角度去妄评北大荒？再或是力劝刘宁晓以“深浅”？总之在信中多有画蛇添足的笔墨。诸如对“学大寨”和“扎根”问题，我表示尽管支持理解，但怀疑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号召力；对当时黑龙江知青学习的榜样，“有些地方很敬佩，可有些地方并不想仿效”；感叹到政治，我说，“有些政治信条，我们总是凭着激情一厢情愿地相信它，实际上并不明白”，“政治这个东西，往往流于简单化，形式化，往往是落后于千变万化的社会存在的”等等。这些内容多是一种矛盾心理的真实表露。我虔诚并身体力行了“农业学大寨”和“扎根”运动，同时又饱看到“文革”中的种种怪现象，把这解释不清又想解释的问题诉之笔端，便成就了我后来“出名”的大作。大作后来给我带来的麻烦和压力我当然想不到。

刘宁的回信大约是在半个月之后，信有十几张纸，是复写过的。语气坚定，笔锋锐利，对我内心的表白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并表示他不回北京，还从“学大寨”的波澜壮阔谈到苏修美帝“一定要重复当年希特勒的老路”。又说，“形势越好，斗争越激烈，斗争正在深入发展，但胜利最终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来信多为空泛道理，满纸皆为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深入的语言。

我当然不知道刘宁给我的信同时又作入党思想汇报用了。团党委进而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交师政治部，师政治部立即做为重大事件又上报到兵团政治部。事态不断地发展、“升级”，我却蒙在鼓里。

刘宁的本意是汇报思想，而并非要拿老同学老邻居当“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但毕竟是知青，何以招架得住各级领导的一再“晓以大义”呢？他终于“大义灭亲”了，而我还冒着傻气寄出了第二封信。洋洋四五千言，对刘宁那些从政治上拔高的大道理很不以为然，对刘宁一再痛心疾首的怀疑论调表示了特别的偏爱，申辩说：“人思维的本性就是怀疑论的……而且我请教一声，难道现实中的许许多多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和一些让人百思不解的问题的存在都不值得怀疑吗？仅仅轻描淡写地用‘这是前进中的问题’不能说服人。”认为“我们以前被社会左右得这样厉害，难道不正是因为太少怀疑的缘故吗？怀疑怀疑，天塌不下来，没有怀疑，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前进的。”而且欣然“愧领”了“怀疑论”的头衔。我还觉得“文革”中当势的那些极左人物最不能容的就是怀疑，不能容人们独立的思考，无限斗争斗争，在思想问题上强求一律。两封信中我的“高论”最后被归结为三大“错误”：反对学大寨；反对知青上山下乡；散布反动的“怀疑论”。其中以最后一条为重。

我给刘宁的信捅出事儿了。这消息陆陆续续从探亲的知青朋友口中传来，我慌了，也很忿忿。

不久，刘宁作为先进典型回到北京，此时他已“重任在身”。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两封针锋相对的来信》之一。当时报社领导本想发一份内参，无奈那时的风云人物谢静宜坚决主张公开见报，以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返城风”。兵团政治部和组织部也来人找我，意在要我回去，每星期我还要去几次《北京日报》“谈思想”，有时每天一次，我感到压力越来越大。刘宁在北京也“帮助”过我几次，但是，我们之间已有很大“级差”，我感到无法正常地说话，也无法独立思想。

一些同学、朋友劝过刘宁，他们也是冒着被批判、作反面典型的危险。但均被刘宁“义正辞严”地“顶了回去”。他的第三封信，几易其稿，文章做得更大，发表前曾拿给我看，满以为我会大受教育痛改前非。但满纸上汇总了“文革”上纲上线的语言，我知道他已不再有自己独立的思索了。但是我至今仍然认为，刘宁是真相信当年那一套的，而且他毕竟当时自觉地要“扎根边疆”。无庸讳言，人在无意识中都有一种自我提升（或说升华）的欲望，而在那种整个变形的年代里又很容易包上“大公无私”、“为了全人类”等等政治外衣。

这件事终于以我在报纸上的公开检讨而告“结束”。事件似乎平息下来，但我那被“公开的信件”恰恰引起了一代知青的强烈反响，在充斥着空洞骗人大道理的氛围中，增添了那么一点点痛快淋漓的味道。我收到了数以千计的社会来信。那些不曾见过面的朋友，不顾舆论的高压，对我表示同情，可见尽管当时压制舆论，但“谎言重复千遍即是真理”终不过是极左式强权的信条而已。

来源：《北大荒风云录》1990年版  转自：北大荒之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