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玉胜是个北京知青，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四团新建21连的第一任司号员。

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过后，战争气氛有些缓和。刚组建不久的兵团又开始加快了扩建整编的速度。

我们团按照原订规化，决定从二队（后来的22连）抽调一男一女两个班，从五队（天津庄，后来的16连）抽调一男一女两个班，由闫学根任排长（天津老高中知青）。到18连以南，22连以西的小团山下，去开垦那片泡子地，组建21连。我就是当时16连抽调的那个男班的班长。

新建连队白手起家，艰苦创业自不必说。转过年，连队建得稍微有了点儿规模时，团里又来了大批68、69届的四地学生。在分给21连的北京学生中，就有陶玉胜。

陶玉胜长得白白净净，中等个子，有点儿驼背（水蛇腰）。留个学生头，脑门儿上老是斜挂着一小撮头发，一颠一颠的。说话就笑，左边有个单酒窝儿，很喜兴的一个北京孩子。

和陶玉胜一起来的同学们都管他叫“陶三儿”，因为他在家里排行老三。刚来时分到我们排里，我就按北京人叫自己家人的习惯叫他“三儿”。他也顺着叫我“大哥”。是北京人那种土音的叫法，叫；“嘚哥”。

“三儿”小伙子人长得精神，又随和，干活肯卖力气。在连里挺有人缘。

“三儿”爱干净，老爱穿件海魂衫，真正水兵服宽条的那种；一道白、一道兰。外边套件“的确良”白衬衣，能透见里边那一道一道的兰条。

这批知青来了没多久，兵团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团里给各连培训司号员。连长刘凤彦（天津老垦荒，是我在兵团八年中最敬重的一位长者。在我的「封尘札记」中另有追忆）跟我们一商量，就把陶玉胜派去了。

从团里学习回来，“陶三儿”当了连里的司号员，成了连部班的人。自此，我们毎天都听着他的号声：出操、上工、就餐、熄灯……。

可是，正当人们刚刚习惯了听着他的号声，每天按部就班时，号声却断了——陶玉胜死了！

陶玉胜死于一个“偶然”！

71年的夏天异常的焱热，正是三夏大忙的季节，陶玉胜得了“感冒”。起初谁都没当回事，就是每天听不见号声了大伙儿有点儿别扭，都盼着他快点儿好起来。毎天晚上收工开饭的时候，老能看见炊事班的人给他的宿舍端去一碗“热汤面”上面卧一个鸡蛋，那是当时的“病号饭”。

大约有五、六天的光景。那天下工回来，大家惊喜地发现陶玉胜“好了”，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笑呵呵地站在连部门口跟大伙儿打招呼呢。就是脸色苍白，显得有点儿瘦。大家就都跟他开玩笑、打招呼，问他是不是病号饭吃腻啦？嬉嬉哈哈的。可是谁都没有想到，应该说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这是我们的“陶三儿”跟大家伙儿做的最后的抉别！

事情过后，连里有一个传播很久的，人死之前有“回光返照”一说：

说是那一天，躺了几日的陶玉胜，吃过午饭突然精神起来了。像个好人一样，起来就收拾屋子，整理床铺，盖了几天的被子拿出去晒。把床单、脏衣服都洗了。还光着脊粱打了盆水把全身洗了个干干净净。又让文书给剪了头发，这才换上新衣服，说是等大家下班了见见大家。按照“回光返照”的说法，说他这其实是给上闫王爷那儿去报到做准备呢。这还不算，让人觉得更有点儿耸听的是，说；晚饭“三儿”是和连部的人一起吃的，而且吃的挺多。睡觉前又特地跑到小卖部买了两条九分钱一盒的烟，放在脚底下的褥子下边。还嘟嘟囔囔地说：以后恐怕没时间买了。临睡觉前，一反常态，把平时在屋里随便放着的东西都收拾进箱子里，只在枕头底下放了一套干净的裤褂，然后才躺下说：这回可以放心走了。等等… …。（那两条烟后来在给他收拾遗物时我倒是见了，是当时最便宜的那种烟，没有牌子，白纸包装）

当天夜里就出事了。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半夜时分，陶玉胜突然发起了40多度的高热，胡话嚷得一遢糊涂。被吵醒了的同屋里人一看，陶玉胜已经不醒人事。就赶紧叫起了连里的领导，又跑到女宿舍叫来了卫生员（也是一位知青）。卫生员一看这情况，赶紧先给陶玉胜打了一针退烧的“安乃近”。又跟连长说：看样子恐怕够呛，连里条件有限，得赶紧往团部医院送。这一下，人们就开始四下忙着找单架，有人去家属区叫来了开“尤特兹28”的王师付发动车。后来是连里边的谁和文书一起去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走了没多久，文书又跑回来叫机务上的人启动拖拉机，带钢丝绳去拖车，说是28在后面地里渥住了。（那时候还没修通去团部的路）等都忙完了，已经是后半夜了……。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我一夜没睡好，老做梦：迷迷糊糊地，就看见“陶三儿”穿着隐约透出兰条的白衬衣，干干净净地，笑着向我走来。到跟前跟我说：大哥，我要回家了，有什么要带的东西吗？我说：没有，回去给老头儿老太太问好。他说：行，那我走了啊！说完，就在我眼前那么慢慢地、慢慢地、往后退。一边笑着、点着头，头发还一飘一飘的。白衬衣是那么白，隐隐地透着兰条，清清楚楚的，慢慢，慢慢地退去了……。这个梦至今几十年了，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好像是昨天做的。

第二天一起床我还想着夜里的梦，心里就别扭，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在食堂吃早饭时，大家都在议论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我就跟同桌的人说了昨天夜里的梦，又说：老人们都说梦是反梦，别怕是三儿他……。话音未落，突然有人从食堂门外跑进来，带着哭腔喊了一声：陶玉胜死啦！跟着放声大哭。吃饭的人都楞了，不一会儿，整个儿食堂就哭成了一片。但是，大家就是哭着也没有完全相信；昨天还那么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会死了呢！？

确切的消息，是连长带着全连班以上干部和陶玉胜的要好同学们赶到团部医院，向遗体告别时，得到正式通知的：

“据初步诊断，陶玉胜死于‘安乃近’过敏中毒。护送陶玉胜来团部医院的女卫生员已被团里隔离审查。”

还有人说卫生员当时就被吓哭了！其实他们说的都不对。她早就哭了，但不是吓的，是急哭的，我看见的；

当初在连里看到陶三儿不醒人事的样子时她就哭了，让连长快派车往团部送人时她就是哭着说的。她和陶玉胜那时和所有的知青们一样，都还是不满十七、八岁的童男玉女，大家两小无猜，关系都好着呢。陶玉胜死的时后她就在旁边，那时候的哭才真是吓哭的呢！一个城市来的女学生，培训了几天就当了卫生员，恐怕连真的死人都没见过，何况死的是跟自己朝夕相处，同一个连部班的战友呢！

但是，陶玉胜真是中毒死的。而且就是因为那针“安乃近”。

遗体告别是在团部医院走廊最后边的一间屋里进行的。没有他的家人，按团里的意见，给陶三儿家发的电报是：“陶玉胜病危，速来人”。为的是怕家人知道真情后着急、惊慌、路上出问题。那时候，从北京坐火车再倒汽车到团部，中途不耽搁，需要三天两夜。所以我们告别时，家人还都没到。

陶玉胜的遗体已经被装估好了；一身新绵军装，没带帽子，平躺在一张放在屋子当中的单人病床上。据说，按当地的风俗习惯，死了的人无论冬、夏，入殓都要绵装，下葬时再带上帽子，怕黄泉路上冷。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真正意义上的死人，可能是太熟悉了，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的感觉。大家转着圈往外走的时候，我站到了床边，从正面仔细看了一下陶三儿：中毒而死是无疑的了，耳、鼻、眼、嘴、都塞着药绵花，“七窍流血而亡”。这使三儿的脸看上去有些变型，不太像他了。我闭上眼睛，努力回想昨天以前“三儿”的样子，再睁开眼看，还是不太像。我把他搭在额头的那撮头发往上捋了一捋，摸了摸他的脸，轻轻地道了一声：三儿，回家吧！泪水便夺眶而出……。

死了个知识青年，无论如何团里都是很重视的。没有死者家属的到来，尸体是不能随便安葬的。当时正是酷暑季节，团部医院又没有冷藏房。为了防止尸体快速腐烂，特地从佳木斯运来整车的冰块，镇在尸体的周围並封闭了停尸的屋子。

关于“死亡原因”是否真的属于“医疗事故”或是有其它什么原因的确定，还惊动了宝泉岭师部，因为这牵扯到了另一名知青的命运。师、团两级有关部门重新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还从兵团医院请来了专家，对陶玉胜的死因进行了分析、化验、会诊……，最后的结论仍然是“安乃近”中毒。但是，“内因”有所补充：据说当时的国家卫生部对于“安乃近”的使用已经有了明确规定：鉴于“安乃近”的过敏率只有千分之三，因此在临床使用前不必进行“皮试”。卫生员当时的临时紧急处置是完全正确的，不属于“医疗事故”。死亡原因在于；陶玉胜正好是那千分之三中的一个。

事情过后，我也曾经做过一个分析。我认为，其实致使陶玉胜真正的死亡原因应该有两点。一，太年青：当年小六九的学生们到边疆时,很多人还不满十七岁，简直都还是孩子，根本没有生活自理的经验。何况当时条件又是那么艰苦。二，我觉得，本来应该不会中毒的,应该另外事出有因；

“回光返照”一说我当然不信。我认为；头一天陶玉胜的病是真的好了。事情坏在他久病初癒就洗了个澡，而且是冷水澡（井水，即使是夏天，北大荒的井水也是冰凉刺骨啊）。他本来病还没好利落，再被凉水一激，成了“复发性重感冒”，这才有了夜里的高烧。关于“千分之三”一说，我认为：如果在平时，陶玉胜要是一般普通的发烧，打针“安乃近”退烧肯定不会中毒。而当时的情况是；他已经病了一个礼拜，身体状况极度虚弱，又加上二度感冒，是在最没有抵抗力的情况下挨的这一针，这样才进了千分之三之中。

就像人喝酒一样，在不同的身体状况下，人对酒精的反应程度是不一样的。同一个人，有时喝上一、二斤都没什么事，可有的时候喝上一杯，甚至一口，就会醉得不醒人事。我觉得，“醉酒”和“药物中毒”都是人体内的一种化学作用，绝对跟人体当时的健康状况有关。我在出国前学了一段医，学习时，曾跟教学的医学老师们探讨过陶玉胜的病例，老师们说：我的推论成立！

不管怎么说，卫生员“无罪释放”了。可怜一个忏弱女孩，初韵世事便遭此一击，其悲惨之状我想恐怕也跟死一回差不了多少。

陶玉胜的父亲和二哥是在发了电报的第五天头上才赶到团部的。白发人来送黑发人，那悲痛之情自不必说。但还是当天就做出了在本地下葬的决定，因为尸体已经开始腐败了。

陶玉胜被就近埋在了团部后山的半山坡上。坑挖得很浅，一口薄薄的棺材半截儿露在地表上面。有当地人说：这是本地风俗，是为了使亡人早日托生。

写到这里，泪水沾襟。我想：四十多年了，我们的“三儿”应该早就托生了吧？！　

最后，在这里填上几首小词以慰祭死者的亡灵：

去年春节前，我随艺术团到宝泉岭演出，中途到共青农场(原来的十四团部)参观博物馆。我抽空跑到修缮得如公园一般的后山坡上，凭记忆寻找当年埋葬陶玉胜的坟墓，遍寻不见！早已不是当年的景象了。我纠结、我无奈、我怅惘我这位荒友兄弟的命运！我站在山坡上面向苍天大声呼唤；三儿，你在哪里？哥哥我看你来了！

找到了一张三儿在连里时唯一的一张遗照(右一微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