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他给病人垫钱和输血的事。有一天医疗站来了米脂县的农民，拄着棍子一步一步挪来的，路上走了多少时间，自己也说不清了。他肚子里有个瘤子，要在医院动手术，入院就要交500块钱。他家里好几口人，孩子都小，就他一个劳力还病得几年不能上山，为治病不知借下多少钱，别说500元，就连5元也拿不出来，只好回家等死。就在这时候，听人说孙立哲这里不但能治了病，还不花钱，于是就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从几百里外一路乞讨赶来。来的时候人已经快不行了，又没吃处，又没住处，病也越发重了，十分可怜。孙立哲心软，那能受得了这个，当下就决定给他做手术，不能让这个人在绝望中死去。

他是上午来的，半下午孙立哲就要开始手术。助手们担心手术时间长，饿得受不了，建议吃了饭再开始。孙立哲说：不行，看见病人成了这个样子，难受得一口也吃不下去，硬要马上开始。结果是助手们还提前灶房里吃了一块玉米团子，孙立哲一口也没吃。由于没有检查设备，情况比他们预先估计的严重得多，瘤子不是独立的，早和同侧的肾粘连成一体，连接处的血管密如蛛网，像红蚂蚁一样突突地跳。看到这种情况，助手们都怯火了，向孙立哲提出建议：“这手术不能做了，这么多的血管，这么深的部位，咱们又这么差的条件，万一在剥离过程中病人死亡，一来会坏你的名誉，闹不好还被人说成事故。再说，这人已经成了这样，不动是个死，动了也活不了多久。不如原封不动地缝起来，打发病人回去，这样他也少受点痛苦，你也不用担什么风险。”孙立哲一听就恼了，道：“胡说！我的风险怎么敢和病人的性命相比？如果不动，这人死定了，动了还可能多活几年，慢说不会不成功，就是万一不成功，为了这人多活几年，为了让他能照料孩子们稍微大一点，我作为医生连这点风险也不敢冒，那成什么人？做！”于是就开始剥离。

剥离的难度真是太大了，那么多的血管都要处理，一不小心，血就冒出来了，有一次刚点了一下，血喷出来，直射到窑顶上，原来准备两个小时完成的手术，整整做了九个小时，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完成。就在缝合快要完成时，孙立哲说他头晕，要休息一会。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空着肚子站这么长时间，怎么能不晕？助手们忙说：“你去休息一下，病人情况稳定，这里有我们。”他走了，助手还感到欣慰，因为平时他根本不这样做，再苦再累，手术不完成，器械不点清，决不会离开一步，庆幸他终于懂得照顾自己了。谁知他们白庆幸了一场，刚过一会，孙立哲就又回来了，手里还提了一袋子血——原来他根本不是去休息，而是以此为借口，跑出抽自己的血去了（他是O型血），担心病人失血过多，提前预备好，随时准备输。这下把几个助手感动得不轻，有两个女的竟然哭出声来，一边哭，一边也要抽自己的血，全凭孙立哲以手术纪律喝住，才没这样做。

孙立哲不但给这位素不相识的病人输了血，垫了包括吃饭住宿在内全部费用。病人出院时再三问他垫了多少钱，他硬说没花钱，连推带劝把他送出了门。那人也是个有心人，过了一段时间又专门来了一回，没有找孙立哲而单独找了助手们，要大家估计孙立哲给他垫的钱数，含着眼泪说：“我虽然没钱，但这个数目一定要弄清，我这样的身体，说不行就不行了，给人家后生报不了恩、还不了钱，那怨自己人穷，没办法。如果连个数目也没弄清，那就没有人味了。这是什么钱啊，救命钱啊，大恩钱啊，我还不了，死前也要让儿女知道，他们大了还。就是老天爷给我们扎下穷根，儿孙们也还不起，这恩情要记住呀。不然，我怎么能合上眼啊！”说完竟大哭起来，听得众人直抹眼泪。

当年孙立哲住过的窑洞

1971年秋天，延安地区组织北京知青进京汇报，选了一些有突出表现的知青，孙立哲也在其中。这本来是个出头露脸的大好事，却把孙立哲弄得十分尴尬，不是在北京的汇报中，而是在延安试讲时。开先孙立哲心想都是自己亲身经过的事，怎么做了怎么说，做了什么说什么，有什么难？就列了个题纲，准备到时照着说。谁知一到延安，才知道完全没那么简单，在确定他参加汇报前，县上已经有单型材料报到地区，地区又组织专人修改，后来还经过北京来的“笔杆子”润色，要求他既不能偏离稿子的内容，又不能让人感觉到是念稿子，必须先把稿子背下来，化作自己的东西。背稿子对孙立哲来说不算难事，少年时连高等数学的目录和《古文观之》中的大篇文章也能背下来，何况这是个写自己的材料。可一上手才知道这材料就是个难背，不是道理高深、词语艰深，而是中间有谎话，例如：讲第一次做手术把病人的肚子打开后，遇到了困难，有了畏难情绪，这时耳边响起毛主席的教导：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顿时心中充满了力量，于是便很快找到了穿孔，迅速把它缝合。这哪跟哪儿呀，纯粹是说瞎话啊。当时打开后，满肚子血呼呼地直冒，肠肠肚肚乱成一团，紧张得他从脚后跟到后脑勺直冒凉气，哪有工夫想这些？有心不这样说，人家又不依，只好硬着头皮上了台。

试讲的地点在延安地区招待所的小会议室里，范围不大，可来的都是“要紧人”，有地委的领导，北京来的干部，还有和他一样要上台演讲的知青。孙立哲刚上去还清醒，可正要说话，结巴的老毛病犯了，不是平平常常的犯了，而是加倍翻番地犯了。他是“启动结”，平时说第一个字虽然困难，但总不至于说不出来，只是费点工夫而已。可这次却不是，就是就说不出来，好容易说出来一句半句的，因为紧张，背好的词又忘记了，弄得特别尴尬。看着他一杯接着一杯地喝水，一头接着一头地出汗，人们先是觉得失笑，后又为他着急，最后那些没上台的人竟为自己着急起来，生怕过不了这一关。

当然最着急的还是主持此次活动的人，他们千方百计地开导孙立哲，先用毛主席语录开路，“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类，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谁知方法不灵，三把钥匙还没开了这把锁，于是“洋”的不行来“土”的，就把孙立哲拉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前，指了树干说：“你就对着它讲，就把它当做是听众。” 孙立哲懵了，说：“我这样练好了，见了听众还紧张怎么办？”那人上上下下把孙立哲看了半天，最后压低声音说：“你就把听众当作树干，不要当人不就行了？”孙立哲一听大惊：“下面有那么多首长和积极分子——”还没等他说完，那人就喝断了他的话：“悄悄做去，你台上说不出，台下怎这么多话？”孙立哲这才不敢再问了，对着个大树就讲开了。开始声音低，引来一群麻雀蹲在树上看热闹，后来一提高嗓门，把麻雀也吓得逃走了。

这招还真灵，果然越讲越生动，越讲越自然，越讲越得劲。一边讲，一边还捎带着给一个从乡下撵来的患哮喘病的老汉扎针，治病和练习两不误。就这样还效果特别好，到了北京，一天讲三场，讲了一个多月，整整一百场，讲得顺顺溜溜，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很受听众的欢迎。

1971年9月延安地区北京知青汇报团组成，并在延安集中学习、演练。汇报团共计120人，分设三个组：一是汇报组，由先进知青小组和先进知青个人代表组成，主要任务是介绍知青的劳动和生活状况。二是宣传组，举办知青在延安图片展，选配知青做宣讲员，主要任务是对宣讲内容进行宣传讲解。三是演出组，全部由知青演员组成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了歌舞、独唱、合唱等文艺节目，主要任务是向知青家长演出汇报，反映知青精神风貌。当年12月汇报团到京，历时一个多月，向党中央、北京市委、知青家长及企业单位汇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成长收获。期间宣讲约30余场，演出约10余场，展出参观数万人次。期间除在市区汇报演出外，还到房山县东方红炼油厂等单位进行汇报交流。并且分组到部分知青家里慰问看望知青亲属。这些活动取得了增进了解、家长满意、激励知青、确立扎根农村革命意识的重要作用，也为中央此后调整政策，稳定知青，提供出路的措施实施做了准备。1972年1月延安地区北京知青赴京汇报团结束在北京的汇报，满载家乡父老的寄托，回到陕西西安。当年2月汇报团回到延安，召开总结表彰会。随后汇报团结束任务，人员回原岗位。

有一次孙立哲给一个妇女动手术，手术作完了，由于位置和角度的关系最后一针怎么也缝不上，急得孙立哲满头汗，不由地自言自语开了：“怪事，这针怎么这么难缝呢？”没想到病人开口了，说：“不怕，你慢慢的。我衣服兜兜里还有个‘顶针’你拿出来用。”一句话把孙立哲和在场的人都逗笑了。她说的那‘顶针’是当地妇女纳鞋底时用的一种小工具——用一个宽约半寸上面布满小坑的铁片圈成环状，戴在右手中指第二骨节上，纳鞋底时把针尾顶在小坑上，下面往上顶，上面用牙咬住针往出拔——热心的女人总以为缝刀口和她纳鞋底一样呢。

还有一次，孙立哲给村里一妇女做手术，中央新闻制片厂在现场拍摄现场，那次用的是针灸麻醉，麻醉程度低，病人应该有一些疼痛感。可这个妇女始终没表现出一点点疼痛的表情，总是脸定得平平的，直到把手术做完。孙立哲总以为是麻醉力有了提高，就想总结一下，就去问那女人。谁料那女人却说：“疼哩嘛，开始还好，临缝伤口时可疼哩。”孙立哲惊问：“那你怎么一点疼痛的表情也没有呢？”那女人把脸往旁边一歪说：“你当我憨得哩吗？人家给你拍电影传名哩，我能不用劲？你给我们白治病哩，我连这点忙也不帮？”说得在场人都愣了，好半天弄不清是该惊讶还是该感动。

黄家驷院长观看孙立哲做手术

还有一次是中国胸外科学的奠基人、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的黄家驷教授不顾年迈体衰，亲赴延川考察孙立哲的医疗技术。黄教授人随和、穿着朴素，不但和孙立哲吃住在一起，还跟孙立哲一块下转村子巡回医疗，做手术时为他打手电照明。

黄家驷院长在孙立哲陪同下来到关家庄合作医疗站

令他十分意外的是，他是公开着身份还领着许多专家去的，每到一地，看病人蜂拥而至，有一次来人把院子都站满了，挤得根本没办法看病，还是正在这里体验生活的著名画家靳之林出了个主意，把他们关在窑里，靳之林等人爬在天窗上发号，然后一个个叫号进来。令他意外的是，进来的乡亲竟不要他们看，指名就要孙立哲看。急得孙立哲一边给众人介绍黄教授等人的情况，一边说：“你们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不料病人和家属却齐声回答：“你才是我们农村人的金镶玉。”让黄教授他们非常感动。

再说说孙立哲当时能得到的报酬，用现在人的话说，能挣多少钱？不挣钱，一分最少，一分也不挣！和社员一样，在队里挣工分，还不是一天一个工，而是一个月26个工日，一没病人就得下地干活。这是在村里治病时的待遇，一出村，上面每天给补助三毛钱。这三毛不是让他揣腰包的，而他的饭钱，给人治了病除不挣钱还掏饭钱，一顿饭半斤粮票、一毛五分钱（粮票是拿着介绍信把自己的口粮背在粮店里换的）。孙立哲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没有白吃过别人的一顿饭，多少病人和家属心里过意不去，要给他点小吃喝，他一律婉拒。不但自己做到，还要求助手们都要做到。只有一次例外。那次孙立哲和另一个赤脚医生到一个村里看病，村道上遇上个中年妇女，见了他们先不打招呼，转身就往家里跑，一边跑一边说：“孙立哲，你等一等，万万不敢走了。”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事，只好站着等。刚过一回，那人就撩着围裙跑来了，围裙里撩着的炒好的南瓜籽，二话没说，就往孙立哲的兜里装。令这个赤脚医生奇怪的是孙立哲这次没拒绝，只是说：“够了，够了，不少了”。走到路上孙立哲才告诉他说，这女人有精神病，不能生气，不能着急，一急就会犯病。

孙立哲赴康家村大队途中为老乡诊疗

有一次关庄公社召集全社村级干部和公社机关及各单位职工大会，并提前通知孙立哲他们带着器械参加。刚开始他们还纳闷，开领导干部会议，叫他们做什么。去了一看，这原来这是个“鸿门宴”，公社党委研究决定，参会人员里的机关单位干部职工，凡符合计划生育手术条件的，全部结扎。手术队由孙立哲一行来完成。为此公社专门腾出一孔窑洞，放了一张床，铺好褥子，上面盖一块塑料布，室内进行了来苏儿水消毒，手术器械全部消毒到位，万事俱备，只等来人！

那时候的干部作风好，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第一个躺在手术床上的就是公社党委书记，接着是党委委员、公社文书等。尽管这样，还是有人抵触，其中有一个职工竟翻墙跑了，公社连忙派人挡了回来。那时候的农村人重男轻女，有抵触思想的大多是有几个女儿没有儿子的，即便男的想通了，作了，女的还想不通，不依。有一位职工，生了三个女孩，抚养一个男孩，结扎前没有和老婆商量。结扎后回到家里，给老婆说：“我结扎了。”他老婆一时没反应过来，总以为他说脚上扎刺了，就说：鞋脱下，我给你挑。”那人说：“不是那个意思，是结扎了，不能生了。”他老婆一听竟放声大哭开了，立马到跑到公社找孙立哲，扯住他连嚎带哭说：“孙立哲大大（爸爸），孙立哲牙牙（爷爷），你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做下这号事。我因为没儿子受了多少气，为生儿子我驴肾都吃过啊。”孙立哲怎么解释她都不听，只是个哭，只是个闹，全凭公社书记出面才解了围。

这倒不全是因为公社书记权威大，而他也做了，可以现身说法。说起来那时的公社书记也不好当，他为了给全社人作榜样，先把自己做了。别人做了后在家休养，他还得调解这些矛盾，这些天他晚上抱着肚子呻吟，白天除了上班外，还坐在院子里吹唢呐，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来，以打消别人做男扎的顾虑。没想到吹唢呐太费劲，调调没吹成，反而把下面吹得发炎了，连住吊了几天针。

公社机关职工的手术一做完，马上向全社农村推进，孙立哲自然又是操刀人。给农村人做计划生育手术太难了，不知要说多少好话，看多少冷，挨多少骂。有时连饭也吃不上一口像样的。有一次，他们手术队在一个村里下乡时，公社的电影队也正在那个村放映，村里人派饭时要手术队的一个人和放映员派在同一户人家，结果那家人给他们吃了两样饭，放映员吃白面韭菜合子，结扎队的人吃的糠片子。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回答：“这还是高抬你哩，不然狗吃得剩下的也不给你们吃。”

更气人的那伙小娃娃，在大人们怂恿下见了他们就喊：“蘸了阉了，掰开看了”“结扎的、上环的，老爷拉下是你吃的”。就这还不算，他们在窑里做手术，那些娃娃就踩着石头，舔烂窗纸往里边看，一边看，一边胡说八道。有一个男孩子竟在院子里画了几个男女生殖器，在那里大喊大叫，轰也轰不走。急得孙立哲没办法，拿一枚针撵出去要扎他们，并吓唬说：“一针就把你扎成哑巴了”，他们这才吓得逃走了。

还有一次，来了一对夫妇，倒不是来计划生育的，而是来治不孕不育的，说：“你们是光管会生，还是连我们这号不生的也管呢？”他们当然管，就让这对夫妇取样来化验。谁知那样就是取不来，第一次没取上，第二次取下的连纸片让风吹跑了，没办法只给了个避孕套，让他们现在取。他们人生路不熟，找不到个合适地方，最后找到一孔烂窑里，还没做什么，就被人发现了，不是解释得紧，差点被当作流氓抓起来。

凡事不可能遍惠，就像陕北土话说的那样“人，为不遍也惹不遍。”孙立哲给老百姓治病本来是大好事，但也无意中对别人造成了压力。首先感到有压力的关庄公社医院。以前，他们的工作虽然不比别人好，也不会比别人差多少，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走中游。”孙立哲一出现，等于“半路上杀出的程咬金”，让他们上上下下难做人。对上面，病人少了，出诊率低了，收入也相应地少了，评比时自然落在后面，在领导面前抬不起头；对下面，孙立哲等于给他们抹了一脸灰，老百姓只要一提起关庄医院都摇头，客气的叹息：“堂堂一个公社医院连孙立哲一个人比不上”，口糙的竟会说：“什么医院。养老院！养的那伙人熬胶不粘，捣蒜不辣，全是些‘吃老人货’！”弄得他们灰头土脸的。

找孙立哲看病候诊的老乡

可反过来说，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像孙立哲那样治病吧，与规范不合；像孙立哲那样免费吧，钱从何来？他们成了夹在孙立哲的做法与当时的医疗体制中间的“可怜虫”，“两圪瘩石头夹一圪瘩肉”，前也不能，后也不能，只好向上级诉苦、求援、乞告。不是为了说孙立哲的不好，而是想说自己的无辜。于是，就把这只球踢到延川县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了，“你们说怎么办？”

这段时期延川县的卫生行政管理粗疏而又混乱（可能全国都一样），1967年，由于造反派夺权，原卫生局陷于瘫痪，直至1968年9月前，这事就没人管，处于放任自流状态；1968年9月，县医院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被指定代行全县的卫生行政管理工作，是代管；1970年8月之后，则由县委会生产组分管，属托管；直到1972年12月成立了卫生局才算恢复了秩序。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列出管理单位的变化情况，原因是这和当时县上对孙立哲的评价有直接关系。孙立哲从崛起到成名全部处在“代管期”和“托管期”。无论是“代管”还是“托管”，都是临时性质、权宜之策，主事人肯定会以保证安全为第一，创造性的工作几乎不可能。具体到孙立哲在土窑洞动手术的事，主事人肯定听取县医院大夫的意见，而县医院大夫的看法肯定是以医疗专业规范为根据的，不会考虑到当地缺医少药等不该他们考虑的问题。在这里有必要摹拟一下当时的情景，以便更加直观地看清相关各方的立场和诉求——

关庄医院向县上卫生方面的领导报告：“孙立哲什么病也敢上手，在土窑洞就给人开刀哩。这事我们说不了，趁早汇报给你们。不要等到出了事，又说我们不负责任。”领导一听，首先征求县医院大夫的意见，看这样做“有没有危险，合不合规范，出了事谁负责任？”大夫肯定会说：“规范是肯定不合，危险是肯定有的。如果下面没汇报，出了事他本人负主要责任，你们负领导责任；现在关庄医院已经把情况给你们汇报了，就等于把他们洗清了，以后出了事就是你们的责任了。”领导一听，立即吓出一身泠汗，连忙想办法制止。

不管我以上摹拟细节是否符合实情，但结果却是正确无误的，事过不久县卫生领导部门便以文件的形式发话了，要求关庄公社立即制止孙立哲的做法，概括起来两句话，一是不要给村外人治病，二是一般大病如动手术之类不要治，防止出乱子。

这个文件从县上发到公社很顺利，公社领导没有怠慢，马上派人给关家庄大队传达，生怕传达得慢了，在这期间出了事自己要负责任。但一传达大队就不行了，关家庄大队的干部觉得奇怪：“孙立哲给老百姓看病看得好好的，你们插一竿子做什么？”公社干部说：“什么叫插一竿子？不这样，弄出人命你负责？”大队干部一听火了：“弄出人命我负责？？那没人治，眼看着病人死了，谁负责？你们负责？”公社干部有点焦燥：“最你们难说话！县上、公社都决定，你偏要反拧一匝？”大队干部这才笑了，说：“不是反拧一匝，是人和人不一样啊。你们都是干部，生了病有公家管，我们这些平头百姓病了谁管，离医院远就不说了，更重要的是没钱啊，还不是常用命抗么？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个孙立哲，又能治病又省钱，你们又阻拦，什么意思么？”

……双方谈崩了，公社干部扔下文件气冲冲地走了。公社干部一走，大队干部心想：“说是说，吵是吵，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看来孙立哲真是看不成病了”，于是一边压了文件推迟传达，一边给亲戚朋友透风：“有病快来看，公家马上就不让孙立哲看病了。”

延川人“十家九亲”，这消息一传出，立刻就像插了翅膀一样传开了，弄得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了。人们于是大急，有病的来看病，没病要防病，以前看过病要复查，结果来的人比平时更多了。有拄棍走来的，有门板抬来的，有骑毛驴的，有拉架子车的，还有坐那种前边一个毛驴架着、后边两个人抬着的所谓“架窝子”的，不但把个关家庄弄得家家来人，户户客满，就连周围村里的也来了许多常不见面的“稀客”，外村毛驴和本村毛驴像比赛似的吼叫成一片。公社书记一看，感觉不对，便绕过卫生系统，直接找县委书记作了汇报。

等待孙立哲看病的老乡人山人海，川流不息

当时延川县的县委书记叫申昜，是一个精明干练富有远见的干部，在接到关庄公社的报告之前，已经接到卫生部门的报告。两个报告说的是同一件事，涉及的是同一个人，但口气却完全不同，卫生部门惊呼：“孙立哲一满胡日鬼哩，压倒土炕上就开刀哩，离出人命一满不远了”；关庄公社则说：“来找孙立哲治病的人可多哩，三杂五姓，山南海北，什么人也有，不要说关家庄了，周围村子里的人都让亲戚朋友给栾住了。”书记沉稳，先没声张，而是找来了驻县的北京干部，要他下去了解一下情况。北京干部也没声张，悄悄来到关庄公社，带上这公社的北京干部，没打招呼就到关家庄来了。

北京干部来的时候，孙立哲正反锁着门用针麻法给一个人切除颈部的肿瘤哩，进不了门，就和外边等着看病的老乡聊起来了，想从侧面掌握一点情况。谁知这样做引起了误会，老乡们见来了干部，说的又是普通话，就以为是上面派来禁止孙立哲治病的人，一下围过来发表开自己的意见了。一个男人用指头指着天空说：“太阳像火盆一样，可不敢亏人。说孙立哲有错，就等于‘算了卦，不给卦钱抠瞎眼’哩”；一个女人刚开口就哭开了，说：“我常说我娃娃他大大：你在娃娃身上有个什么功，不就是耍玩着生了一下么，如果不是孙立哲，不但孩子没命了，我也完蛋了，当时我已经进了闫王爷的门槛了，全凭孙立哲把我救回来。”北京干部见这女人说得有趣，就用开玩笑的口吻问她：“你见闫王爷了？长得什么样？”不料那女人竟然恼了，黑了脸说：“反正比你们强！”说完一车身走了，把北京干部整得十分尴尬。

正在这时，手术结束了，孙立哲把他们让进去，让他们看病人，看切下的瘤子。因为见外面人多，怕干扰病人，再次反锁了门。这样一来外面的群众更怀疑了，以为是那些人关了门“收拾”孙立哲哩，立刻聚了过来，把窑门窗摇得忽拉拉的，喊：“谁禁止孙立哲看病，就先不要走了，说出个行行道道再走。”

这一切令北京干部特别意外，特别感动，回到县上将情况如实向申昜作了汇报。申昜立即派出了县委通讯组组长曹谷溪、通讯干事、北京知青石焕南和下放在县医院的西安医学院附属二院的王大夫等十几个人组成调查组进驻关家庄，对听到反映进行逐一核实。巧的是当时孙立哲有事去了北京，调查组正好“背靠背”调查。他们先查阅了孙立哲的所有手术记录，访问了接受过孙立哲手术的病人，结论是未发现有手术事故，治疗效果很好；然后又走访了当地能找到的接受过孙立哲治疗的人，大家一哇声夸孙立哲不但病治得好，态度更好，真正是老百姓的“自己人”。其中石焕南还去了第二次，那次孙立哲在，当晚两个住在一个窑洞里。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听见有人敲门，他们一开门，一位老乡进来二话没说，扑通跪在地上，向孙立哲连声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他们刚出窑洞，身后就跟上了一群人，都是四里八乡找他看病的，像蜂一样。孙立哲调侃地说：我就是蜂王。

之后，曹谷溪等人写了调查报告，标题是《一位活跃在延安山村的赤脚医生——记北京知识青年孙立哲》，主要内容是孙立哲全心全意为群众看病，是贫下中农的贴心人。不久，这个报告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孙立哲一下子“火”起来了，成了全国最著名的赤脚医生、最著名的知青之一！

1971年底到1976年9月的这四年多时间内，孙立哲可以说名扬四海，天下无人不识君。人民日报不下10次介绍过他的事迹，光明日报、北京日报、陕西日报等各省、市、自治区和部属大报也报道和转载许多关于他的文章，地市级报刊和各行业、各大专院校刊发过多少、转载过多少，就无法统计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广播电台都报道过他的事迹；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为他拍过新闻纪录片，作为加片在全国放映。延安地区和延川县那就宣传得更扎实了，真正是报纸上有名、广播上有声、墙头上有画。延川县文艺小报《山花》上刊登了个小演唱《十二唱英雄》，首唱就是孙立哲，一时间“一唱孙立哲，哎嗨哟，赤脚好医生，全心全意为人民，土窑洞里治大病”的歌声响彻延川县山山峁峁、乡村城镇、集头会场，全县人“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没有不会唱的。

县委和县革委会的支持力度更是大得让人意外，在1974年10月5日至18日短短的13天时间内，延川县革委会和中共延川县委先后发了两个文件，都是关于向孙立哲学习的，一个名为《关于召开向赤脚医生孙立哲同志学习 推动卫生革命的会议的通知》，另一个名为《关于进一步开展向赤脚医生孙立哲同志学习的决定》。同年，孙立哲还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了法国和非洲的刚果等国，这是文革开始以来，国家派出的第二个代表团；北京市还给关家庄医疗站赠送了一批医疗设备和器械，包括小型柴油发电机一台、130轻便卡车一辆、手提箱式战备用X光机一台、脚踏式吸引器和医用显微镜各一件，人工呼吸器、外科手术医疗器械若干。130轻便卡车后来被改装成救护车，为的是又能拉东西又能拉人，这是全县唯一的工具车，不论干部还是农民，只要远远地看见，就会说：“看，孙立哲的车来了！”

其次，孙立哲在专业方面的水平也得到权威人士的认可，1973年北京医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李光弼率领的考察团来到关家庄，对他和医疗站的其他医务人员进行了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孙立哲已经达到了大学毕业（文化大革命前）并有两三年临床经验正式医生的水平。在如此权威的结论面前，那些怀疑者说法立即烟消云散。更令人意外的是，1975年，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德高望重的黄家驷教授，亲赴陕北考察孙立哲的医疗技术，考察结果使老教授感慨万分，回去后给国务院科教组写了报告，之后又把孙立哲列为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的正式编委。这其中大有深意：黄家驷是中国外科学的奠基人，在这方面代表的是国家水平；当时的国务院科教组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和国家科委，是国家卫生行政和科技管理的最高部门，黄教授向他们写报告，无非是两种可能，一是受托（命）而来，二是自己觉得有必要报告。不论是哪一种原因，结果是鼓舞的，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是中国外科学最权威的学术刊物，能在上面发表文章已经是外科医生和相关人士的光荣，更何况被列为正式编委！

与此同时，各种荣誉、各种职务、各种头衔全都降临在他的头上，各种报告会、座谈会、现场会、经验交流会的请柬像雪片一样朝他飞来。他197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3年11月被选为关家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关庄公社常委副书记，1974年10月被任命为延安地区卫生局党的领导小组成员、副局长、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不脱产）。1974年，孙立哲参加全国卫生工作会议，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随后被选为国务院全国北方病领导小组成员，国务院地方病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针刺麻醉成员。这小组名称不大，体量不小，组长分别为陈锡联、李德生和钱信忠。同年参加全国知青会议，由毛泽东圈阅，和邢燕子、侯隽等五人被确定为全国知青的榜样。之后，陕西省马上把他列入共青团中央委员的候选人的推荐名单。这个名单不长，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时任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韩志刚。1976年唐山大地震，头一辆进入唐山的卫生列车上有几百名医护人员，孙立哲是医疗方面的总负责人。同年年9月，以孙立哲为首的6名赤脚医生以领导者的身份进驻西安医学院二院，推动该院的卫生革命。

随着孙立哲的名声越来越大，职务越来越高，关家庄医疗站也在快速发展，不但规模越来越大，担负的社会责任也越来越多。1973年秋建起了土药房，用自己种植的红花、天麻、柴胡等药材制作中草药针剂，以降低医疗成本；同年秋天县上在这里举办了赤脚医生学习班，并在这基础上组织了巡回医疗队，从实践中培养、提高赤脚医生的专业水平；冬天又办起了赤脚医生大学，自己编教材，互教互学，结合临床实践的办法，进行快速培训，使参加学习班的七十多名赤脚医生基本上都学会了防治一般常见病和放置节育环等技术；不少人还学会了输卵管结扎，阑尾切除等技术。1974年开春，又组成赤脚医生医疗队在关庄、永坪两个公社的六十二个大队开展计划生育和防治疾病工作。1975年3月6日关家庄医疗站发展到10人，看病不仅限于内、外、妇、儿科，还包括眼科、五官科、皮肤科、中医科、针灸科、放射科、及检验科。做的手术不仅限于普通外科，还涉及了泌尿外科、妇科、产科、计划生育、骨科、胸外科、麻醉科等多个科室的领域。

但是我们应该对这一切有一个冷静的看法，只有这样才不会离事实太远。孙立哲凭自己的学习和摸索，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干石板上扎根”“平滩里起架”，医术达到这种水平确实令人赞叹，但据此就认为孙立哲当时得到的荣誉和地位与他付出的努力和达到水平完全匹配，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孙立哲是那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幸运者——因调皮而被“放逐”，因好奇而跟朋友学医，因当地严重缺医少药而受到格外的么多欢迎和尊重，为享受那种尊重而全力充实自己、救助别人，而这一切正是当时中央（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最渴望找到的典型，既是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典型，也是“赤脚医生”的典型。这个身份在给他荣誉和地位的同时，也对他形成约束，如：1973年6月，关家庄大队推举孙立哲等四名知青上大学，结果别人都走了，唯独他没有走成，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典型；又如，据说他在这期间还谈过一个女朋友，两情相悦，情投意合，最终还是没成，原因是那女的已经招工进城，不适合他这个“扎根农村”的典型。

当然他在也做过一些错事，例如以地区卫生局副局长兼任卫生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身份在延安地区十多个县以上综合医院，上百个地段医院和公社卫生院搞所谓的“卫生革命”，到医院视察发指示：大医院医生为贫下中农服务，全部轮流下农村！例如用半强迫的方法突击性地搞计划生育，等等。但这一切主要应该由那个特殊的时代负责，由上面的决策者负责，而不应该由他个人负责。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别的地方没有孙立哲，那时也不照样“赤脚医生进驻公社医院”，照样搞“卫生革命”吗？不要说在那个时代，就是在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之后，在陕北农村“用半强迫的方法搞计划生育”不是还大量地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吗？

有一点必须考虑，在这段特殊时期里，他一直没放弃治病救人的初衷，没有离开听诊器和手术台。有一次，他在北京作报告，江青眼里的红人、时任任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谢静宜曾建议他和“白卷英雄”张铁生一起去全国巡讲，他借口村里几百号病人等着，没有答应。这是他没有进一步“红”起来的原因，也是他日后能够“翻起来”资本。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就在许多人都在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时，孙立哲却跌进深渊。不但政治上的地位一落千丈，事业上的成就也几乎被一笔抹煞。首先向他发难的是他所“领导”和试图“改造”的医务工作者，这是一些年龄上远比他大，政治上远比成熟的人，所用的手法细腻而又精致，选择的角度刁钻而又准确，借力打力，与时俱进。最先开始动手的是西安医学院附属二院的某些领导，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足以置孙立哲于死地：说他在给毛主席守灵期间，和院里的宣传干事在广播室谈恋爱，并在强调在深夜关灯至凌晨二时。一起坐在办公室就知道是谈恋爱，显然是听墙角的收获；而精确地记住关灯的起止时间，显然是在收集证据。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打击。

双方的矛盾马上就升级，事发的第二天，二院领导就此事向上级作了汇报，随即就召开小范围会议，要求孙立哲承认在毛主席逝世期间有“生活作风错误”。孙立哲承认两人在谈恋爱，但坚决否认别的事实。因找不到任何证据，他们竟搜罗了一些别的方面似是而非的材料，发了编号文件，逐级传达，同时在私下散布“女方已经承认”的话，搞得全院无人不知。孙立哲向上级写信告对方蓄意迫害自己，对方则顺着当时批判“四人帮”的口径，告孙立哲进驻二院后“踢开党委闹革命”，目的是想把孙立哲和“四人帮”联系在一起。这种说法立即被当时的陕西省委否定，因为孙立哲到西医二院，是省委派去的，在此期间，一切工作都在院党委领导下进行，所有座谈会都是党委安排的，全体党委成员都参加了座谈，不存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事实，孙立哲再次化险为夷。

就在孙立哲为自己庆幸的时候，更大的打击到来了，延安地区卫生系统的一些人，向当时的卫生部长控告孙立哲对他们的“迫害”，说他们是些“城市老爷”，逼他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这本来是些无稽之谈，但不幸的是横空插出的一件事让孙立哲立即处于下风——上面在抄查江青办公室时，发现孙立哲写的一封信。那是1975年12月10日孙立哲出席延安地区纪念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七周年座谈会上，由他执笔六名赤脚医生集体签名给毛主席写的反映陕北医疗卫生的落后情况的信。由于没有渠道上达，孙立哲因在北京作报告时认识谢静宜，就托她通过江青转呈。那时正在清查“四人帮”的余党，许多事情宁愿信其真，不愿信其假，于是孙立哲应声落马，被召回延安接受审查。一到延安就被批判了一场，由武装民兵押入会场，口号是“肃清孙立哲在卫生战线上的流毒”，同时行医的资格也被剥夺，要他回关家庄等待处理。

这是1977年的二月，距他插队进村八年，距他第一次在土窑洞里作手术五年，距毛主席圈定他为全国知青的榜样不到三年，距陕西省委派他进驻西安医学院附属二院仅仅四个月时间，这一切都像作梦一样，亦真亦幻，似有若无。孙立哲思来想去，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坏事，治病救人是他自发的，可这有什么错呢？至于那些职务、那些头衔、那些活动，样样件件都是上面给的、封的和组织的，当时大张旗鼓地宣传、表扬和鼓励，现在风头一变，怎么全成了自己的错呢？他越想越感觉到委屈，越想越感觉到茫然，越想越感觉人生没有意思，便整天以酒浇愁，不为别的，只为酒后好好睡觉，忘掉这些烦心的事情。开始还一喝就醉，一醉就睡，后来喝得多了，连醉的机会也少了，有一天他连续喝了两瓶西凤酒、一瓶半葡萄酒，竟然还没醉。谁知人没醉，身体却垮了，皮肤和眼睛都成了金黄色，身上软得连站也站不稳。乡亲们见他这样，连忙送到延安去检查。一检查，吃了一惊，黄疸指数二百多，是正常值的11倍，被确诊为亚急性肝坏死，便打激素治疗。结果肝病没治好，糖尿病倒给治出来了，眼睛肿成了一条缝，连站也站不起来了，于是又转到北京市染病医院住院治疗。

当时北京有三个传染病医院，即佑安门医院、解放军302医院和地坛医院，其中地坛医院距清华大学最远，22公里，坐车得用三小时，但是孙立哲还是选了这个医院。倒不是这个医院比其他两个技术高、条件好，而是这里离他的好朋友、学医上的最初领路人史铁生的家近。这时史铁生已经残废了六年，正在街道办的一个小工厂里给人家画彩蛋，还没有开始写小说，他的第一篇小说《兄弟》写于次年。孙立哲白天在医院吊瓶，一到晚上就住在史铁生家里和他聊天，聊他们的从前，聊他们的将来，只是很少聊他们的当时，两个好朋友，一对落难人啊。

两个月后，孙立哲病怏怏地回到清华家中。到家里不久，就接到一个大大的包裹，是那位女友寄来的，里边没有别的，全是他写去的信和寄去的书！对此，他还能再说什么，只能长叹而已。

好在这段时间延安方面再没有找他的麻烦，让他得到一点喘息的时间。但各方面的刺激还是没有断头，最让他伤心的有两点，一是他的户口在农村，在北京是个黑户，住院治疗的费用不能报销，只能由家里出。这个家曾经为支持他学医治病、为了关家庄合作医疗站的正常运行，明里暗里不知垫进去多少钱，现在又为自己花钱，这让他非常难受，总感觉愧对家人；二是，1977年恢复了高考，他的同学和好友一个个都考上了大学，有好几位还考进了清华大学，尽管这些人都对他表示关心，都为他的处境着急和惋惜，可他还是不想和大家见面，害怕那种难言的尴尬。

这段时间他的小外甥在家，于是就和这孩子玩了起来，捉蝴蝶、逮蜻蜓、摸鱼，外甥喜欢玩什么他就跟着玩什么，不为别的，只为打发时间。至于以后怎么办，他连想也不想，知道想了也没用。打从受挫之后，他服了命运的无常和厉害，时不时就会想起陕北老乡常说的一句话：“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不顶用”。他从心底上叹服老乡们的智慧，后悔自己没有趁早向他们请教。

这种了无生趣的日子整整过了一年，1978年秋的一天，孙立哲和外甥一起去圆明园钓鱼，时运很好，收获颇丰，正当他们兴高采烈地拎着鱼篓回家时，看见两个解放军站在门口，他们是驻清华大学的军代表，奉命前来宣布：孙立哲在四人帮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立即回延安接受审查交待问题。事后得知，当时卫生部长刚刚刚易人，正查找“四人帮”在卫生部战线上的代理人，有位官员说：“陕北有个‘震派人物’，名叫孙立哲，要好好审查审查。”于是，孙立哲被押回延安，住进地委大院一个黑洞洞的窑洞，每天上午打扫院子和厕所，下午接受专案组审查。

与此同时，孙立哲的父亲也受到了牵连，清华园再次召开批判会，要他交待孙立哲的反动言论。就在一个教室里，差不多也是同样一些人，1974年，要他讲如何把儿子培养成红色接班人的；事隔四年，又要他讲怎么把儿子教唆成“黑医生”的。前后反差之大，令他父亲张皇莫名，台下的群众“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内外交困，心情压抑，前路茫茫，孙立哲刚刚恢复过来的身体又垮了，浑身发肿，头如斗大。

就在孙立哲在延安接受审查的同时，延川县派出的工作组也进了关家庄。工作组一进村就向支部书记说明了来意：“是调查孙立哲的，专听缺点，不听优点。”支部书记嘴里不说心里嘀咕：“你们总有理，说好也是你们，说瞎也是你们，来回折腾老百姓。孙立哲有什么错，值得如此闹腾？”就把他们安排在大队青年活动室旁边的一孔公窑里。这让工作组很是不快，因为一到晚上，他们在这边安排调查孙立哲的事，青年们在那边一遍接一遍地唱：“一唱孙立哲，哎嗨哟，赤脚好医生，全心全意为人民，土窑洞里治大病——”，听得他们心烦。找支书问：“你怎么回事，我们调查孙立哲，你却发动年轻人唱孙立哲，这不是故意给我眼里弹‘松香’哩么？”支书一听连忙解释：“我怎敢给你们眼弹‘松香’？老鼠逗猫——那不是寻死哩么。这是县团委安排的啊，我们敢不活动。你们上面的人都是公爷、侯爷，那一家说话我敢不听。”顶得工作组“愣怔怔”的。

工作组一看不行，忙给公社汇报，要求公社先开个大队干部会，统一一下思想，不能这么“乱拔毛儿”。公社领导同意了，就召集各大队干部和单位干部职工开会，要关家庄大队领导就这个问题在会上表态，并事先给他们预备好了发言稿。关家庄大队支书一听，就装了个肚子疼，呻唤得像塌崖一般，自己没去，派支部副书记参加。工作组一看支书没来，心里就“耿耿”的，给公社书记说：“你看见没有？不光拿我们不当回事，连你的话也不听。”公社书记连连陪笑说：“农村干部都是这个怂样子，打开脑子给灌也灌不进去，你们就将就着点吧。”工作组的人又碰了个软钉子，心里虽然不满意，嘴里又没法说，只能将就着开会。

会议一开始，工作组的人先说明来意，定了调子，还是那句话：只说孙立哲的缺点，不说优点。一句话把大家都说愣了，低声议论起来，有的问旁边的人：“孙立哲犯错误了，不是治病治得好好的么？”有的答：“谁晓球的哩，解不开。”有的甚至悄悄骂起来了：“公家这把孙子，吃上老百姓的熟的，拿上老百姓的生的，一天起来球事不干，尽出些张致。”议论声越来越高。公社领导连忙“压茬”，说：“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大家不要开小会，有话一会上来说，先请关家庄的领导作表态发言。”说着就伸出手来用四个指头向里刨了刨，意思是让关家庄的支部副书记上台来。

要是平时，这么一个手势就足够了，下面的人肯定应声就上来了。可这天情况不一样，那人死活不肯上台来，先说：“我不中用，一碌碡也压不出个响屁。”催得紧了又说：“你们说的我都同意，就照你们说的办。”公社领导急了，喝道：“不是早给你说好了吗，稿子也不是给你们了吗？”那人一听说稿子，这才站起来，一边在怀里掏，一边往台上走，嘴里说：“你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忘得净净的，像狗舔了一样”，逗得大家都笑。

工作组的人和公社领导听他说粗糙，心里虽然很不高兴，但也不好发作，只盼他赶快发了言拉倒。谁知那人上台没发言，而是从怀里掏出稿子往公社领导手一递，说：“给！乍把这事交割了。”公社领导这下忍不住了，喝道：“你给我做什么？不是让你念吗？开什么玩笑？”那人一听，惊得脸都拉长了，说：“书记啊，你这不是打得让鸭子上树吗，我一个字不识怎么念？字认得我，我认不得它啊，只看见‘黑字白格拉，腿腿都朝下’！”公社领导这才知道这人不识字，自己被哄了，不禁大怒，一拍桌子指了那人说：“你回去，让你支书来。”那人问：“叫他来做什么？”公社领导说：“来念稿子！真的没王法了？”那人一听竟然笑了，细声二气地劝开公社领导了，说：“你精精的个人，怎么说开憨话了。这事情你们清楚，稿子又是你们写，有叫他来的工夫，你不是早念完了吗？何必脱了裤子放屁，多办一回手续。”一句话说得众人都笑了，一个本来严肃的会议竟在笑声中结束了。

其实这公社领导也向着孙立哲，也对这么做有看法，会后对工作组的人说：“你们看清了没，农村人就这样，天王老子也没办法。我的法尽了，你们还是到村里问老百姓去。”工作组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又返回关家庄。

这次回去后，情况倒还好了点，最起码没有人爬在耳朵边唱孙立哲了，但那揭发会还是开不起来，明明满窑人，男人们把烟锅吸得叭叭的，婆姨女子把鞋底纳得噌噌的，就是没人说话。工作组的人先是启发，后是引导，再是鼓励，把能想到方子都用了，还是不济事。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后窑掌里有个老汉“吭”一声开口了：“我说上两句！”喜得工作组的人连忙让开炕头，说：“灯跟前来，灯跟前来！”老汉也不推让，拨开众人挤到灯跟前来了，开口便说：“孙立哲是糊脑子，不好好看病，跟上人家搞计划生育哩。做得是些什么儿营生？活人就活个儿哩孙哩么，不要娃娃活个什么？”工作组的人觉得老汉离了谱，连忙制止：“计划生育不说，这是咱们的国策！”谁知老汉还挡不住了，竟骂开了，道：“国策？什么倒运国策，不让老百姓栽根立子，光听见公家人上下里放屁！”还要继续往下说，被他儿子连拉带拽喝出去了。

好在这回大家都没有笑，老汉一离开，发言开始了。可惜没有一个人说孙立哲的不好，反而劝开工作组的人了，说：“我知道你们吃了公家这碗饭，不这样也不行，但可不敢亏人，时势一阵一个变化，亏了人可了不得哩！”有个老婆婆没开始说话倒先哭了起来，说：“唉，孙立哲的命，我的命，一样样的。不知给人安了多少好心，做了多少好事，结果除没落下好，反挨了空心锤子。”说着便倒开自己的冤枉了。家长里短，说了个不停。众人要他不要说自己，说孙立哲。老婆婆不但不听，反而骂开众人了：“说孙立哲的什么，好的不让说，不好的没有的，怎么说？孙立哲做了多少好事，救了多少人，出了多少力，咱们村里除过死了的和没生出来，谁不知道，从前村里数到后村里，若大若小，哪一个没沾过人家的光？现在吃了瓜儿搂蔓子，那还算得上个人吗？”她这么一说，众人也跟着骂开了，会议又在骂声中结束了。

其实工作组的人也早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只是任务在身，空着手回去没法交代。看看村里不行，就到外村去打问。结果一打问还真打问着了，有人告诉他们说：孙立哲动手术，把一个婆姨动成了“直腿”了，成天起来一晃一晃地跳呢。工作组的人觉得这事还很“典型”，就跑去了。去了一看，这人竟是被孙立哲治得站起来那个瘫子，一听说孙立哲三个字就夸开了，夸了个没完，还要请他们给孙立哲转送南瓜子哩，说：“我的腿不灵便，一满遇不上个顺人，你们快给捎上。”工作组的人连忙退出，一边往回走一边叹息：“这么好的一个人，调查人家什么哩么，怪事情。”

延川县派出的工作组虽然在表面上看“失败”了，但在实质上却大获成功，整个调查过程成了他们进一步了解孙立哲的过程，进一步了解孙立哲和群众关系的过程，进一步理解“水能载舟”的哲学道理的过程，不但弄清了事实，也提高了自己认识事物的水平、发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正直。回到县上后，他们将了解到的情况连同了解的过程如实地向县里作了汇报，县上又根据他们的汇报给上面写了报告，报告中除了当时必不可少的“套子话”外，最关键的“硬货”有两点：一、孙立哲没有医疗事故，二、孙立哲与群众和患者的关系十分密切，没有人说他不好。工作组还做出一个他们没有料到的贡献，让身处闭塞山村人们知道了孙立的处境，并具体地知道他人在延安；不但关家庄的人知道了，关庄公社的人知道了，十里八乡的人也都知道了。

最先去看望的是孙立哲邻居，一个真名不传、人们只称她为“康儿妈”的中年妇女，她在得到消息的第二天就先步行后搭车辗转来到了延安，身上别无长物，只带了几十个煮熟的鸡蛋。这位“瞎字不识一个”很少出门的农家妇女，此时除表现出令人折服的果敢和勇气外，还表现出了惊人的智慧，她居然找到了地委大院，并转转弯弯地找到了孙立哲的住处，可惜的孙立哲不在，他只好满院子寻找，最后问到一个人，对方问：“是不是找那个扫茅厕的老脑？”——当时孙立哲正在打扫厕所，且头肿得很大，眼睛成了一条缝。“康儿妈”一见到孙立哲就哭了，说：“你怎么成了这样啊？”“康儿妈”回去把情况一说，全村人都“炸”了，“咱们以前沾了人家娃娃的光，现在人家落难了，咱们‘有钱没钱，先站到面前’，看去！”于是一个老百姓看望孙立哲的热潮陡然形成。先是三个两个地去看，后来是一群一群地去看；先是本村人去看，后来外村人也去看；先是自己先步行到大川道然后再搭车去看，后来村里派出那辆“130”让大家坐着去看。令地委大院门房里的人百思不得其解，：“日怪！一个扫茅厕的怎么有这么多人找，比专员、书记还红火！”

老乡们着急，村里的知青更着急（1975年，听了孙立哲的报告后，又有几个北京知青主动请求来关家庄插队），他们也千方百计为孙立哲帮忙。有一位叫杨志群的出了个主意，请孙立哲治过的病人联名向中央写信，标题是《为什么这样摧残孙立哲？》，信一写成，不但知青都签了名，村里人也纷纷签名，消息传开后，外村人也参加进来了。不但年轻人来了，中年人来了，连那些平时很少出门的老婆老汉也来了，他们会写字的签名字，不会写字压手印，都说：“一定要把娃娃救下，不能让人把白的说成黑的。”

这封信寄到北京后，许多人都来帮忙，把这信打印出来通过各种渠道，向各大报社、相关部门投送，史铁生家成了“捞人”的联络站。至今谁也说不清是哪里起了作用，只知道曙光最初从团中央办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升起。1979年1月，《中国青年》在其“读者来信摘编”摘要刊登了这封信，同年三月，又同时摘要刊登了孙立哲和原延安地区部分插队知青的来信各一封，同时附上延安地区卫生局某局长在批判孙立哲大会的发言，还加了题为“再为孙立哲鸣不平”的编者按，“希望卫生部和中共陕西省委责成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对孙立哲同志的一贯表现做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按照党的政策，给予妥善解决”，同时还指出“孙立哲同志现患病在身，正在就医，其医疗费等实际困难，也应予以解决。”。

这些文章的发表显然背景非常，那篇口气强硬的编者按更不会出自一般人之手。就在有编者按的那期“摘编”出来不久，孙立哲的人生再来了个180度大调头，突然得连他自己也有点恍惚。那天，他正在窑洞里写检查，门外突然响起一阵脚步声，他刚站起来，有人就推开门、掀起门帘说：“领导来看望你来了”，接着就进来了一大帮人，有地委书记、副书记、卫生局长等。地委书记握住他的双手使劲摇：“啊呀，孙立哲同志，你受苦啦，我们不了解情况啊！”副书记则亲自招呼来人，先让书记坐下，然后让孙立哲坐下，最后才找了个椅子自已坐下，人多椅子少，卫生局长只能站着，拿出一包好烟一个劲给孙立哲敬，嘴里连说：“吃烟吃烟”，他手下的几个人则争着为他点火，好几个火柴、打火机同时点燃，硫磺味和汽油味一下子充满了窑洞。当天晚上他就搬出了那孔窑洞，住进延安地委最好的招待所。第二天便乘飞机回到了北京。一出机场大厅，救护车就在门口等着，直接拉到医院的单间病房。

一夜之间，天上地下；两相比较，判若云泥。

按：本刊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的《读者来信摘编》第三期中曾刊登了《为什么这样摧残孙立哲？》的两封群众来信。至今，两个多月过去了，有关方面对孙立哲的问题仍没有采取切实的解决办法。最近，原延安地区部分插队知青及孙立哲本人再次写信给编辑部，强烈要求有关部门深入调查，澄清是非，尽快对孙立哲的问题做出公正的结论。……我们希望有关方面的同志能认真地看看这几份材料。做点分析比较，辩别一下究竟哪一方面有点道理。

孙立哲同志在一九七三年就因同一些错误领导进行斗争，而受到陕西省和延安地区卫生部门某些领导同志的压制和打击，经华国锋、李先念同志批示后才得到解决。孙立哲同志确实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在全国知识青年中有较大的影响，应该严肃地认真地把他的问题弄清楚。我们希望卫生部和中共陕西省委责成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对孙立哲同志的一贯表现做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按照党的政策，给予妥善解决。

另外，孙立哲同志现患病在身，正在就医，其医疗费等实际困难，也应予以解决。

我于七七年二月在农村患急性黄疸肝炎并发糖尿病，五月在北京第一传染病医院被诊断为亚急性肝坏死。这期间，由于治疗不慎，造成高钾酸中毒，病情较重。后又转院到友谊医院，六月份出院，开始好转。在此期间，地方党组织和知青办很关心，去年三月份曾派人专程来看望我。当时，他们对我说，组织上经过调配，确认我与“四人帮”没有联系，思想上受些影响，成绩是主要的等等，让我安心养病。

去年九月份，省、地、县卫生局又组织了一个调查组来北京，让我立即回延安接受审查。当时，家长再三说明我的身体状况承受不起审查期间的紧张负担，需要休养一段再回去。但他们不同意。我当时想，这些年来自己是真心实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虽然思想和工作有错误，但没有投靠“四人帮”，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是了解我的。回去接受审查，分清是非，提高认识，做为一个共产党员是完全应该的。于是，我在医生建议全休和家长坚决反对的情况下，十月中旬返回延安。

回到延安后的情况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延安地区有关领导不是要搞清问题，给我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而要把我打成“积极投靠四人帮的‘闹派’‘震派’人物”，提出“延安延川批‘四人帮’就要结合批孙立哲。”“孙立哲批不倒，延安地区落后面貌变不了”。在没同我核实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就突然召开批判大会，在地委印的材料及批判大会上，列举了我的“八条罪状”。以后，又在延川县、关庄公社、各大队召开各种会议，开展对我的揭发批判。据反映已向群众宣布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我出医疗总站，并派人监视，不许我“乱跑乱动”。他们还公然利用游医、巫医揭发我，搞打击报复。动员病人写假材料，搞逼供、诱供，压制群众的不同意见。他们不顾我的身体情况，有时上、下午轮番找我谈话，逼我承认莫须有的问题。后来，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多次打电话、写信，说有问题在小会上讲清楚就行了，让我治病。这样，我才得到就医，住进513野战医院，十二月底被送回北京。

对于我的缺点错误，我是欢迎批评的，并要接受教训，认真改正。我曾向党组织写过一份七千字的检查和汇报。对延安地区卫生局领导的种种不实事求是的作法，我很不理解，思想负担很重。“声名狼藉”的我，现在既没有医疗费（已自费医疗，花了近千元，无法报销），又没有生活费；希望有一个学习的机会，由于“政治问题”，各学校对我都望而生畏。我现在还年轻，希望我的问题早日得到澄清，以解除我的精神痛苦，回到工作岗位，为四化出力。

延安地区卫生局不顾广大群众的反对，不顾孙立哲重病在身，以卫生局副局长一个印成文件、发至各县的讲话为根据，歪曲事实，诬陷孙立哲。对此，我们除表示愤慨之外，还要为孙立哲继续说话。

孙立哲是好是坏，让我们先看看群众的评价。批孙立哲是顺民心还是违民意，听听群众的呼声吧！这次专案组到村里给群众开“转弯子”会时，社员张志坚说：“你们让说坏的，我说不上来，要说好的，实话说哩，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一位大娘在调查会上忽然哭起来说：“我听了半天才闹明白，你们是想把孙立哲说成‘四人帮’一块的呀！孙立哲是好人，没有他，我家好几个人都没命了，你们可不能这么干哪！”一些老乡得知孙立哲带病挨批，都气愤地哭了。他们说：“这是亏人！”“整孙立哲是好人受气，坏人高兴。”他们不怕压制、阻拦，偷偷地带上小米、羊肉，去延安探望孙立哲。没钱买车票，就用自行车带着，走上几天，从几百公里外赶来。他们看到孙立哲住在半山坡一个小房子里，桌上摆的全是药，脸上又黄又肿，床上的一条薄被子，都破了窟窿，都难过地掉下眼泪。社员高吾宁买了个大镜框，说等孙立哲回来挨批斗时，要当面奖给他，并要站在台上陪他挨斗。前不久，四川省一批中学生还写信给孙立哲，说他才是真正的又红又专，要学习他，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

孙立哲是我们知识青年的优秀典型。他用自已的全部精力以至鲜血，抢救了无数病危的人，而当他自己病重的时候，却遭到了这种莫须有的迫害和打击，这不能不使我们痛心。我们承认，孙立哲同志是有错误的，特别是近年来，在斗争极其复杂的情况下，难免说一些错话，办一些错事。但这需要的是批评帮助，而不是帽子、棍棒。因为有错误，就全盘否定，一棒子打死，这难道是我们党正常的组织生活吗？

我们迫切希望有关方面深入陕北农村，倾听群众呼声，为孙立哲同志做出中肯的、公正的、实事求是的结论。当前，应该解决他的实际困难，使他尽快回到工作岗位上，用他的才能和智慧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1979是孙立哲的吉祥年，好事一件接着一件。

首先是政治上恢复了清白，重新被定位为知青模范，赤脚医生的榜样。这个过程很有中国特色，既没有发文件，也没有召开专门会议，但却做得声势很大，规格很高，天下皆知，体面非常。这年的8月1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座谈会，共邀请了28名知青参加，孙立哲是其中之一；28日座谈会结束时，孙立哲和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人员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受到华国锋、李先念、王震、胡耀邦等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当天，《中国青年报》刊载孙立哲署名文章《为人民服务的欢乐》。文章总结了关家庄合作医疗总站十年成绩——治愈了很多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共做胃切除、甲状腺切除等大小手术三千余例，救治病患八万多人次，三千余例手术没发生过一次医疗事故；30日《光明日报》发表《‘你们应当受到表扬和鼓励！’ ——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接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代表纪实》，其中特别提到，“王任重看到了在陕西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孙立哲，知道他前一段时间患病，马上问：‘身体好了没有？’孙立哲说：‘好了！’王任重放心地点了点头。”

吴北玲

二是收获了爱情。爱人叫吴北玲，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毕，1968年和孙立哲同一批去陕北插队，被分配到延川的邻县延长。她在学校时就是有名的才女，插队不久就被延安地区文化局抽调出来写东西，期间和孙立哲相识，成为朋友，但并没有谈及婚姻。1977年恢复高考，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而孙立哲的地位却一落千丈，吴北玲深知孙立哲的委屈，不惮人言，不怕牵连，全力为孙立哲四处奔走，期间确定了恋爱关系，七九年办了结婚手续，结为伉俪，成为令人羡慕、被人赞许的一对。

三是这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京第二医学院（今首都医科大学）戴士铭院长和龚家镇教授的硕士研究生。以初中没念几天的学历，直接跳过了高中和大学本科两个台阶，令所有人感到惊讶。

也就是这一年，他的户口从延川转回了北京，从此告别了插队生活，告别了农民身份，告别了延川，告别了他一手经营起来的合作医疗站和关家庄的父老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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