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9日在41连知青网站上看到曲建生回忆的文章，这是我迄今看到的原连队战友写的第一篇回忆的文章，作为事件亲历者和唯一生还者，建生的文章再次把我拽回到在沿江生活的岁月，也再次让我回忆起四十年前那个痛彻心肺的日子。

作者：杨大丰

1970年5月28日，一条小船载着8个兵团战士沉没在黑龙江里，这是黑龙江建设兵团自建制以来首起最大的恶性事故，也是曾惊动了北京高层、并差点引起中苏谈判破裂的重大事件，后来这事件被定性为《恶性沉船事故》（下面简称）。

说到此不能不提到当年织网班分组的前前后后。

四月的东北，一切还被“银装素裹”，几场大风刮过，周围发生着变化：风吹在脸上不再刀刮般生疼；平滑如镜的江面也被大风吹成坑坑洼洼的麻面；大地的积雪不再坚硬而变得喧腾腾的一走一陷，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大地苏醒了，风伴着春姑娘的脚步，姗姗地来到我们面前。

那年我在41连织网班，织网班隶属打渔排，我们班有9位战友，她们是：许淑香（班长，20岁、哈市知青）、孙艳（副班长、20岁、哈市知青）、刘毓芳（20岁、哈市知青）、章秀颖（22岁、天津知青）、杨大丰（18岁、天津知青）、俞宏茹（19岁、天津知青）、王俊峰（17岁、北京知青）、李金凤（17岁、北京知青）、贾延云（17岁、北京知青）。

1969 年留下的织网工作照，左起： 章秀颖、杨大丰、俞宏茹

就在我们满怀斗志摩拳擦掌要大干“红五月”时，传来了二团九连要调我们织网班3个战士去充实他们补网力量的消息。知道这个消息后，我们谁都不愿意去，可谁也不敢说不去，大家纷纷表示：服从组织分配。那些日子大家惶惶着，不知道谁会离开。我尤其不愿意去，秀颖身体不好，她因肾盂肾炎年初刚刚从兵团总医院出院回连队，我希望能始终照顾她。

调令下来了：孙艳、俞宏茹、李金凤去9连。公布结果那天，走的全哭了。而留下的暗暗庆幸，心里在笑，表面还挂着一脸的同情和悲哀，但真正分别时大家都哭了，毕竟我们朝夕相处了快一年了，有了感情。

调令下来半个月孙艳她们才动身去9连。孙艳是个心眼活泛且机灵的女孩，她们走时只带上简单的行李和换洗衣服。

后来我才知道，当年打渔排的杨和国跟孙艳在谈朋友，我猜想孙艳是想以回来拿东西为借口，能多回连队并看到杨和国。这件事在2009年我见到杨和国时得到证实：他告诉我，69年刘长发回河南老家探亲，回来路过哈尔滨曾住在杨和国家，杨的老人曾挑明两个孩子谈朋友的事并拜托给以关照。

没过10天孙艳她们就回来了，孙艳知道这次是最后一次回连队，她想在春暖花开之季给杨和国拆洗被褥，那时杨和国他们班住在一架山，行李等都在那边，所以孙艳必须得去江边，于是刘排长就找了一个理由，打着：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旗，说是织网班为保障鱼队所需，主动去江边补网的旗号，于是我们名正言顺地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江边去“促生产”。这就是导致沉船事件的第一根导火索：

刘长发

第二根是导火索是：刘长发的老婆来电报要他回去探亲，他老婆5月底要生孩子，之前刘的老婆已经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当年女儿也就2、3岁吧。刘长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身，就是在等孙艳她们回来；（事后我猜想，刘长发之所以推迟回家探亲，就是对杨和国家老人的托付感到歉疚，他想等孙艳回来以另外一种形式补偿）

第三根导火索：刘长发是六六三（即六六年三月由部队转业到农场）老战士，这个人曾在部队立功受奖，但他天生“抗上”，凡是领导说的他一定反对，而且他天生一副“二杆子”劲头，天不怕地不怕，人送外号：刘大胆。他不会游泳，居然就敢在大江开冻跑冰排时从鱼点一路跳着浮动的冰排回连队。我们出事那天上午步行去鱼点，为了躲避路上两条有水的沟壑，他居然带我们攀援悬崖；出事那个晚上，在小船严重超载且起风的危险时刻，他居然还让我们起网逮鱼，在这个脑子里没有丝毫安全意识却有种种大胆怪异行为的老战士带领下，我们此日不出事，以后也会出大事。

这就是我认为导致恶性事故必然发生的缘由。

时间倒回到40年前的1970年5月28日，那天的事情历历在目，让我娓娓道来：

去之前，刘排长就许愿说：这次一定让我们吃上吵吵了快一年的鱼丸子；刘排长还许愿：完成补网任务后，破例允许我们去总吵吵要上的争议岛去玩；那时我们都小，知道有好吃的还有好玩的，那叫一个高兴！27日晚上，我们躺在大睡铺上唧唧咋咋，徜徉了很久……

那天确实是风和日丽。5月底刚刚跑过冰排的江水静静地流淌，太阳暖洋洋地，小姑娘都爱美，我们脱去穿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厚厚的棉衣裤，仿佛卸去千斤重，一个个浑身轻松，步履轻盈。

那天早上，原本应该去的俞宏茹来例假，不能沾凉水，于是跟秀颖替换在家值班，秀颖原本能逃此一劫，最后还是命中注定替俞宏茹去“牺牲”了。

那天整个白天我们都沉浸在快乐中，天气好极了，我们几个小姑娘在江边支上架子开始补网，那天是我们第一次在江水的拍岸声中工作，自然好奇好玩，心情愉悦，手头麻利，我在70年5月31日被勒令写的《证词》中是这样描述：“1970年5月28日上午大约10点左右我们七个人到了新鱼房子（老鱼房子就是现墓地所在地，新鱼房子再往上游走，河套子里）。当时刘长发给我们分配了补淌网的任务，他和老职工杜忠兴、陶克元也在我们旁边补拉网，没一会功夫，他们三个就补完了，他们三个去盖房子，我和许淑香等人开始补网。孙艳给杨和国洗被子。我们劳动到下午大约2点多钟，见还不开饭，我和刘毓芳、贾延云、李金凤四人就划大船玩去了，孙艳继续洗被子。章秀颖和许淑香在岸边休息。

下午大约3点左右才开始吃饭，吃完饭待了一会儿，大约4点左右我们开始又补网，当时孙艳和李金凤给杨和国缝被子。

我们一直干到下午6点左右，网补完了。我们七人分两个船：许淑香、章秀颖、贾延云、杨大丰划大船，孙艳、李金凤、刘毓芳划小船，上鱼房对面争议岛去洗头。洗完头，我们就划船回到鱼房，那时时间大约是7点左右。“

蓝色文字是当年写的《证词》内容，今天一个字没修改地呈现给战友们。

应该补充的是，那天中午我们吃上了吵吵很久的鱼丸子。今天看了曲建生的文章才知道做丸子的鱼叫麒麟符子（鱼名），我原来一直以为是那种浑身一根刺，鼻子是脆骨的大鳇鱼。我至今还保留着那条鱼的鱼鳞片，大大的，比铜钱还大，之前我真没见过这么大的鱼。

我们登上了争议岛。那个岛屿几乎没有人上去过，我记得岛上很多结山丁子（果实象越莓，酸酸甜甜的）的果树，我们个个吃得满嘴红呼呼的，吃美了，我们就开始唱歌，你一首《打靶归来》，我一首《老两口学毛选》，大家齐唱《长征组歌》，还不过瘾，又开始朗诵毛主席诗词，此念彼和，把我们会的，能唱出来念出来的语录、歌曲全部奉献给了大自然，欢声笑语洋溢在争议岛上空。那个白天呀，是到兵团以来最高兴最放松的一天，也是除我以外六姐妹在人间的最后一天。

我还记得，我和贾艳云躺在争议岛上仰望天空，朵朵白云飘飘冉冉，我突然大叫：快看，那块云多像一条龙，大家循我所指望过去，真的，湛蓝的天空中，一条长长似龙的白云格外醒目，它飘呀飘呀飘散了，过后，我感觉冥冥中老天在告知我们：你们其中有一个属龙的孩子在劫逃生，这个孩子就是我，我52年正月生日，属大龙。

我在《证词》这样描述后来发生的事情“1970年5月28日七点钟左右，我们劳动了一天以后，洗完头回到鱼房，坐在补网的地点待了一会儿。许淑香提出：咱们走吧。这时我们七个人收拾了一下书包开始上路。走到吃饭的地方，看见四排的人坐在地上吃饭，刘长发也在。我们告诉他，我们走了。这时，刘长发站起来，他走到我们跟前告诉我们：今天鱼房回去两个船，一个是从红毛鸡那个点上来的船，一个回去拉面，你们坐船走吧。……船就停在江边，当时有三条船，一条大船，两条小船，大船是从红毛鸡划上来的，我们想男生可能得划回去，我们就上了小船等刘长发。“

确实像曲建生回忆的，我们已经迈步上路了，是刘排长把我们叫回来，刘排长也是好心，当年绕山路要走近2个小时，还要过一段塔头甸子，特别不好走。本来刘排长没有回连队的打算，为了送我们回去，他临时决定让我们坐船回去，结果，他不仅把自己也把6条鲜活的生命送到阎王爷哪儿去了。

知道能坐船回连队，我们欢呼跳跃着纷纷上了小船，刘长发让我们过去两个人上大船，我们面面相觑，谁都不动。那个该死的年代，没有给我们任何安全教育，倒有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鱼点老职工小陶站在江边拽着小船的缆绳，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突然感到害怕，我还问了一句：陶师傅，你看这船上人多不多，小陶模棱两可地说：反正是人多点，不太好。这些话绝不是我事后杜撰，我在当年写《证词》时都写在上面。

《证词》写道：“1970年5月28日7点30分，我们开始上船，当时上的是小船，长4.7米、宽1.16米。“

如果曲建生看到上面的文字，你大可不必再愧疚，那个事件的发生没有你丁丁点点的责任，也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即便有如果，依我们当年的思维模式也绝不会上大船。那个年代没有安全教育，我们根本不知道危险已然密布，我们已然在劫难逃。

《证词》写道：1970年5月28日晚上7点30分，我和许淑香等八人坐上小船从鱼房开始往41连划。当时是刘长发掌舵，刘毓芳划桨，当时的位置是：刘长发和贾延云坐在船后排座上、李金凤和孙艳坐在他们前头、章秀颖和许淑香坐在孙艳她们前头、刘毓芳坐在划桨的位置上，杨大丰坐在船头。

船划到套子口，大约是8点50分左右，开始溜淌网。当时在苏修的岸边停着一艘苏修的货船。遛淌网时，刘毓芳搬浆，刘长发起网，这一网一共起了三条鱼，大约到8点15分左右遛完网，开始往41连划。这时船上人坐的位置没有变。大家也没怎么动，就是在起网时，鱼刚弄到船上乱扑腾，有人动，进了一点水，马上就淘出去了。这时还没有起风。

在我们遛到一半网时，大船追上我们，从我们身边过去的。

我后来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船没出河套子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天气变了，原本平静的江面被风掀起波纹。按说我们不懂，刘长发应该知道，套子里都有波浪了，大江上的风浪不会小了。可以说，他稍稍有点头脑就该意识到目前处境已经很不妙，可我们偏偏遇上他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出了遛网的地带，刘毓芳划了一会儿，许淑香开始接替刘毓芳，她们二人变换了位置，这时由许淑香划船，刘长发掌舵，这时刚刚起风，不太大，船上人也没说话也没动。

划过老鱼房子，章秀颖开始接替许淑香搬浆。章秀颖和许淑香变换了坐的位置，这时风已起，也由小到大，这时还是刘长发掌舵。

我后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出了套子，小船划向了江面，这时我们每个人都感觉江面的风在由小变大，可恨的是今天刮的是偏风，一阵阵的风刮着小船总往二流上跑，这时大家都不说话，我相信大家都感到了不妙的压力。我的心里乱极了，猛地冒出一句：“排长，我们这船不会沉吧”。刘长发立刻呵斥我：“小姑娘家家的不会说话，你不知道船上的规矩吗，坐船不许说船翻，坐车不许说车翻，你这是跟我说，要是碰上老张头，看他不一拐浆把你拍到水里去。”他这话我记了一辈子，无论谁再象我这样冒失说错话，我一准儿想起刘长发。

《证词》继续写道：划到双航标灯上游附近，杨大丰开始接替章秀颖搬浆，杨大丰和章秀颖交换了坐的位置，这时还是刘长发掌舵。船上其他人没有变换位置。这时风已经大了，刘长发对我讲：你这次得坚持划到家，不能再换人搬浆了，因为风太大，总换人来回动船容易进水。我划过双航标灯一点，孙艳说：双航标底下可能有沙滩。也就是在说过这话没多会儿，不知为什么，船往靠近岸的方向一歪，后船舱进水了，紧接着，又往相反的方向一歪，又进了很多水，这时大家本能地全站起来，刘长发也在同时喊：不要慌，不要动……，可船已开始下沉，几秒钟的功夫，船就被大家踩沉了……，这时开始人全部掉在江里。这时的地点是双航标灯刚过一点，时间大约是在晚8点40分左右……-

我清楚地记得，我接替秀颖划桨，因为是顺水偏风，船总偏，划桨也特别费劲儿。江水一改白天的温顺轻柔，像个撒酒疯的莽汉，骄横而狂躁，大家都不说话，只听见哗啦、哗啦船桨的拨水声。黑浑的江水时不时涌进船舱，许淑香和刘毓芳在忙不迭地淘水，大家都缩得紧紧的，就连刘长发也感到事态的严重，但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只是对我说：大丰，你得坚持划到家，不能再换人了，因为风大，换人船来回晃容易进水。没一会我听到孙艳说：排长，双航标灯下可能是沙滩呢……，孙艳说这话时的声音都变了。事后我分析，孙艳也害怕极了，她想提醒刘长发让船靠岸。孙艳这句话太重要了，因为她这句话，让我在出事后能准确地估计出沉船的地点。

孙艳的话还没落音儿，不知道为什么，船舱往靠岸的方向一歪，后舱进水了，紧接着又往相反的方向一歪，顿时江水涌进船舱。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刷地全站起来，也就在一瞬间，我听到刘长发在喊：不要慌不要动，而船在我们脚下下沉了。

江水一下子没过头顶，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炸了，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要死了，看不到爸爸、妈妈了。要死了的悸动我是第一次亲身体会到了，真有说不出的惧怕和悲哀。当时，我也许喊了，也许哭了，掉在江里的战友们肯定也喊了，哭了，但事后我什么都回忆不起来，留在脑子里的是一个张开血盆大口要吃掉我们的怪兽，吓死了……

因为我在天津游泳业校受过专业培训，曾达少年级游泳标准，我的双手双脚在一通乱蹬后恢复了有规律的踩水动作，本能地我踩出江面，能够呼吸了，我开始拼命地游动。我感到心狂跳得要从嗓子眼儿窜出来，我觉得自己又不行了，求生的欲望给了我超乎寻常的力量，我与死神展开着殊死的搏斗……

《证词》写道：船下沉人掉到江里，开始我也呛了几口水，我马上踩出水面露出头部。开始往岸边游，当时没有看到沉船，恍惚中看到李金凤、章秀颖也开始往岸边游，当时刘长发和贾延云、孙艳、许淑香、刘毓芳我没看到。

在我游了一会，听到章秀颖在喊：下定决心，下定决心，喊了两遍。我看了她一眼，她已接近李金凤，以后我就再也谁都没看到。

出事后遇难战友的父母曾无数次的问我：我的孩子在临死时说了什么，喊了什么……，我无言以对。那时我太年轻了，濒临死亡的惧吓让我一时失忆，除了秀颖喊的毛主席语录，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任何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的记忆在我脑中有所显现：在沉船的那个瞬间，她们都在哭叫着救命，都在喊着爸爸妈妈，她们拼命的挣扎，那情景真是太惨了，有谁能在电影镜头之外看到和听到这生死搏斗的惨烈，有谁能亲身体验过这生死间的挣扎，我的战友太可怜了，她们的挣扎都以失败告终，她们永远永远离开了父母亲人，随江水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沉船的那个晚上真可以用夜黑风高来形容。事后，多少人用置疑的眼神审视地发问：为什么你上来了，她们没上来？那么黑的天，那么大的风，你怎么就知道岸在哪儿？当时我百口难辩。而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之所以能上来，一是得益于我是划桨的，我身体两边没有人，而她们都是两人一排紧靠在一起，沉船时本能地就会相互拉拽，俗话说捞稻草，人在水里挣扎时就是棵稻草也会紧紧抓在手中；二是我会游泳，很快就踩出水面得到呼吸，三是：当年我们的船沉在二流上，落水时我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我是借助水流的冲力冲到岸边的。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天水黑成一片，当沙滩蹭到我的胸脯时我才知道到岸了。

惊吓、恐慌、挣扎使我根本站不起来，我跪在江水里冲着沉船的方向大喊：排长……、秀颖……，黑黢黢地江水一浪浪地冲过来，没有任何回音……。

《证词》写道：我喊了一会，开始醒悟到：在这儿喊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应赶快向连里报告，我这才开始往连里跑，当时心里特别着急，只有一个信念：快跑回去报告，越快越好，也许人还能活着。我边跑一边喊：快来人啊，救命呀！

从出事地点到连队大约有几里路，在这奔跑的路上我不知道摔了多少跤，过后我的全身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瘀痕。我也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到最后我几乎就是爬了，在那空旷漆黑的夜晚，一个小姑娘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挣扎着，“快来人呀，救命呀—”的哭喊声凄厉地回荡在茫茫夜空。

《证词》写道：快到连队时，有两个哨兵过来了，他们大声问：怎么回事……我马上告诉他们：快去，船沉了，全掉在江里了，在双航标灯前一点的沙滩上，你们跑得快，快去！这时哨兵还问了一句：你是二连的吗？我说：当然是二连的。哨兵马上就往双航标的方向跑去了，我继续往连部跑。

当时我刚进连队，碰到李广武，他见我喊，就让我站住。我把船沉的地点告诉他，他马上跑去了，还告诉我：连干部全在连部，你快去。

我跑进连部，看到副指导员张占起坐在桌旁，屋里还有王荣伟、司号员，我马上告诉他们：船沉到江里了，人全部掉进去了，快去，就在航标灯哪儿。当时副指导员就站起来说：去通知指导员刘文学……，我又往出事的地方去了，我到连部的时间是晚上9点15分。

《证词》是出事后的1970年5月31日写的，内容也是按照上级给我开列的提纲写的，过程写的没有错，但感觉远远没有写进去。

在我记忆中，当时我跑到连部，司号员已经钻被窝了，副指导员正在脱衣服，我不顾一切扑到副指导员身上，紧紧抓住他的背心，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副指导员看我披头散发地这个样子都愣了，我支撑着抬起头，断断续续说了船沉的事情。副指导员脸色刷地变了，他顾不上扶起我，抄起衣服就跑出去。还是司号员扶我起来，告诉我：连长、指导员都在王大夫那屋开会呢，他边穿衣服边往外跑。

我摸到王大夫房间，开会的人刷地全部站起来，连长、指导员也顾不得我，都往出事地点去了，“她们到底怎么样了……”救人的信念支撑着我站起来，随着人们又跑到江边。这时织网班出事的消息传遍全连。

正如曲建生回忆的：寂静的夜晚顿时人声鼎沸，叫喊声、奔跑声交织在一起，手电筒的光亮在黑暗中晃动，全连乱成了一锅粥。

那个晚上很多战友都是衣冠不整、或来不及穿好鞋子就随人流奔往出事地点的。 我在报信儿的路上跑掉了鞋子，帽子，湿漉漉的衣服贴在身上浑身冰凉，我全然不顾，随大家又跑到出事地点。我清楚地记得：出事地点的沙滩上黑压压地一片人头攒动，全连人几乎都汇集在这里，会水的男生跳到江水里扑腾着在找人，手电筒的晃动、战友凄厉的呼喊、使原本寂静的江边乱哄哄的。那时的我们多天真，以为她们还在挣扎等我们营救……，以为凭我们的三拳两脚就能捞到她们……。

不知谁发现了我，立刻我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起来，所有的嘴都在冲我喊：船到底沉在什么地方啦……，我只是反复地重复着：就在这儿附近，就在这附近……。折腾了很久，不知道是谁在喊：也许她们早冲到下游去了，于是呼啦啦大家又往四季屯跑……

四季屯的情况借用曲建生的文章：四季屯儿码头，那里停着一艘拖轮。当时我想到船上求他们把探照灯打开，照着江面好找人。到了船上我告诉他们：“我是哈市的知青，我们的船沉了,都是知青。”船长是个中年人，年纪和我父亲相仿佛。他看着我狼狈的样子说：“孩子不要着急，我们的船明天早八点开船，只要不耽误开船，这船听你指挥，你有啥要求只管提。”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找人。于是告诉他们只想找人。 船长立刻安排大副和轮机长把探照灯打开并开船。拖轮沿着江岸向下游开去，我在驾驶室里冻得直打哆嗦，船长看见后给找一件棉大衣让我穿上，并给我一个望远镜让我仔细的观察。这时江上的风力已达七级（听船长告诉的），白茫茫的江面浪花翻滚，雾气腾腾，啥都看不见。船航行到啥地方我不知道，我只记得船长告诉我该返航了。我们就往回开了。回到四季屯可能是早上七点多钟吧，田福滨他们还在江边等着我，可我不甘心就又划船往下游找了一阵，啥都没有，失望的往回划着。快到四季屯儿时我再也坚持不住了，一头栽倒在船舱里昏了过去。等我醒来时好像是田福滨搂着我，任绍忠他们划着船。到了连队我一步也走不了了，是他们把我搀回去的。

曲建生写的没有错，到四季屯已经是半夜，冷风嗖嗖地吹，那个晚上的天气跟白天相比简直不可思议的坏透了，风大浪急，气温急剧下降，许多战友都因为没穿好衣服而冻病了。我呢，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整个脑子都是木木的，跟着大家乱撞。出事的衣服还没来得及换下，浑身湿的像个落汤鸡，冷风吹得我不由自主地哆嗦，浑身上下在“筛糠”。

从九点多折腾到半夜二点，战友们的心也随着找不到人的时间越来越长而信心越来越少，心像初春的夜风彻骨的凉了。连长让大家回去睡觉，救人的工作暂告一段落。

我怎么回的宿舍？不知道。小屋被挤得水泄不通，关心我的，打听消息的，走马灯一样出出进进。我得感谢杨海鸥，还是她发现我还穿着湿衣服，把男生轰开，帮我换下，还给我披上一件大衣。温暖重回我的体内，冻僵的大脑似乎也开始活泛了点，我有点明白了：这回是出大事了。

就在杨海鸥提议大家散开让我休息一会儿时，通讯员来叫我，说师参谋长、营长、教导员都在，让我马上去连部。在连部我看到杨和国等打渔排的战友，记得杨和国的嗓子已经失音说不出话来。

领导们开始一遍遍反复问我出事的经过、我也一遍遍向他们重复着说过无数次的话，当时我天真地以为：我说的次数越多越详细，他们越能想出救秀颖的办法。过后我才知道，他们这种“提问”是想从我的复述中检测我说话的真实度，相互之间有没有矛盾，有没有破绽。正是这反复的提问救了我，因为他们不相信一个18岁的小姑娘能在短短几个小时里编出这么天衣无缝的“谎言”来欺骗他们。

大约到凌晨3点多，我才重新回到宿舍。经历了如此惊心动魄的晚上，我已疲惫到极点，那个晚上我蜷曲在大炕的一角，迷迷糊糊地似睡非睡……这么多年我清楚地记得，迷糊中我见到了她们，我们好像在沙滩上补网，一会儿沙滩上升起篝火，我们手拉手围着篝火转圈跳舞，高兴地笑着、跳着……，一个激灵我醒了，知道在做梦。说来奇怪，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梦到过集体的织网班，她们都是单独地走进我的梦乡……

在“5·28”沉船事故中遇难的6名女知青

各位战友，下面的文章可能不好看了，可能会触及到某些事情和人物。这些文字一直是我讳莫开口的，这么多年我也没有指名点姓地说过，但既然这次是最后诉述5.28的封笔之作，就要在最后的文字中全盘说出我的故事。希望战友们能象《非诚勿扰》节目中的挑战者们一样，耐心地看完、听我说完再下结论。如果你不认可我，我愿意向你鞠躬，说声：对不起，从你身边走过；如果你能理解并支持我，我愿意牵你的手继续走下去……

这么多年来，所有听到5.28故事的人都佩服我的坚强和镇定，说如果换成他们早就疯掉了。其实不然，我之所以能支撑着没有倒下，完全是小孩子的天真幼稚救了我，我从出事到在连部接受提问，始终认为她们都还活着，脑子里充满着小说、电影中的情节：幻想着她们被冲到下游的某个地方，被老乡救起，天亮老乡就会跟连里联系，我们又会在一起……

然而残酷的事实彻底摧毁了我的梦想，一天天过去了，她们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而我也深陷“囹圄”。经历了改变我一生的惊心动魄的那几天。

当年的日记记载了其后几天发生的事情：

早上刘副师长和师谢主任就赶到连队，我最要感谢的就是一师副师长刘水。我是第一次见刘副师长，但我早就对他充满敬意和感谢，就是他破例接收了没有任何手续私自跑到兵团的姐姐（当年我父亲是走资派，这种家庭没有去兵团的资格，姐姐和2个好友偷着跑到黑龙江）。我见到刘副师长就像见到父亲一样的亲切。同时到达的还有二团段团长、团作战处的易干事。在指导员刘文学和副指导员刘平的陪同下，去了出事地点。

在出事地点根据我介绍的情况，易干事伸直手臂，竖起大拇指，瞄了又瞄，说我们的船大约沉在距江边500公尺的江面上。

回来的路上，我看到江面上有2艘解放军的巡逻艇和不少解放军战士，我还看见陶师傅和打鱼队的人，他们也驾着小船在配合部队打捞。我当时还天真地想：这么多人都出动了，秀颖她们也快找到了……，这个时候我还没有把死与战友们联系起来。

回来的路上刘副师长慈爱地问我的家庭和身体情况，他关心地嘱咐我：要注意身体，不要胡思乱想，事情已经出了，要正确对待……，他还对身边的人说：（非原话但是原意）：这个小姑娘（指我）很不简单呀，她居然能游回来报信儿，如果不是她回来，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年长征过泗水时，多少人都是不会游泳淹死的，当年打仗死的人远远没有那次过河淹死的人多……-

刘副师长的一番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我使劲把它忍回去了。我太感谢他了，从昨天出事到今天，没有一个领导曾这样关心过我，人们不是焦急地问我：船到底沉在什么地方，就是船到底是怎么沉的……。尤其是今天早上，我发现几位领导的眼神中流露出明显的怀疑、不信任。他们着急之余，话里话外的弦外之音我也听出来了：为什么你能回来，而她们到现在还找不到？在我最悲伤的时候，我多么需要这种亲人般的爱抚和关怀呀。

下午全连讨论事故，连领导让我休息。是呀，我太累了，我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

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看着大炕上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我在想，她们不会死，起码不会都死，尤其是秀颖和金凤，她们俩会水，她们一定是被冲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的耳朵总在听门外的动静，希望能获悉那熟悉的脚步声，我的眼睛总是透过窗户注视着通往江边的小路，盼望能第一个捕捉到她们熟悉的身影。

那天晚上，杨海鸥陪伴我和俞宏茹、王俊峰睡了一个晚上，我感谢她，她没有为避嫌躲得远远的，她不愧是老同学了。（我们是河大附中同班同学）

上午我和刘平、俊峰、宏茹又到出事地点看了看，可我们什么也没发现。

下午，刘副师长和谢主任要走了，全连开大会。

会上刘副师长、谢主任、张副参谋长讲了话。我是第二次见张副参谋长了，出事那天晚上他是第一个赶到我们连的师级领导。

张副参谋长是一个戴领章帽徽的“最可爱的人”。恕我直言，这个解放军叔叔当时一点也不可爱，他的到来，让我和我们织网班乃至刘长发蒙冤受垢。

张副参谋长对刘长发不陌生。不久前，张副参谋长要深入基层视察工作，他的视察包括了我们连队，一个小小的连队要迎接师部领导这么个大人物，自然要上上下下一通忙乎。于是乎：做卫生的做卫生，出板报的出板报，演习操练的演习操练，全连摩拳擦掌要在领导面前一展我们连队的革命风采。

偏偏刘长发是个“楞子”，他在参谋长来的那个早上率打鱼排下淌网去了。要知道，一个淌网下去，光是起网就要个把钟头呢，刘长发是存心不给参谋长面子。

副参谋长来了，全连整齐列队在连部操场上，等待副参谋长给我们做“最高指示”。副参谋长那天也不知哪根筋不对了，听说还差一个排的编制没来，说什么也要等这个排来了才讲话，于是连里派人去江边找刘长发，刘长发以下淌网为由，磨磨蹭蹭地耽搁了许久才来。据说，参谋长后来在连部批评刘长发，刘长发是个顺毛驴，吃顺不吃戗，跟参谋长对顶，让张副参谋长很是下不来台，副参谋长回去给刘长发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以前我没少听刘长发骂他。说实在的，我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

这次又是这个张副参谋长代表师级领导来处理这件事情，张副参谋长一听是刘长发带织网班出的事，不由分说，马上断定：这个刘长发一向无组织无纪律，出这样的事情绝非偶然……，在那个颠倒黑白，上纲上线的年代，别说让副参谋长抓住过辫子，就是什么都没有也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张副参谋长是师里指定由他挂帅的“5.28事件调查组”组长。在大会上他放炮了：他说今天发生的事绝不是偶然的，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去分析和看待。在目前，我们就是要转好弯子……。他定调说：刘长发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阶级敌人，他号召全连从今天起，除了“天天读”外，停止一切操练，分析刘长发、织网班的活动，有什么疑问、疑点全部提出来，一天一汇报……。最后他坚定地鼓舞全连说：我们一定要找出这件大事故的阶级根源……。

当时我听张参谋长这样讲话是糊里糊涂的，我还没有把刘长发同阶级敌人联系起来，我也没有把刘长发同我们织网班联系起来。我还沉浸在：她们还活着，还在什么地方等我们去救人的幻想中，我哪里知道战斗的号角已吹响，厮杀的帷幕已拉开。我呢，天真幼稚到极点，茫然无知。

晚上，刘平通知我和俊峰搬到大宿舍去住。（事后我妄自猜想这是对我“爱护”的开始）。当年日记是这样记载我的心情：我很通，这正合我意，与大家住在一起就不会脱离群众了。可是我又是多么舍不得离开这间熟悉的小屋，离开这间留有她们身上气味的小屋！我想到一搬出这间我们曾生活、战斗过的房子，我们这个班就彻底散了。如今她们6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被议论、被怀疑地活在这个世上，物在人亡，触景生情、几日来压抑的委屈悲伤终于冲破防线而爆发，我大哭。除了俊峰理解我陪我掉眼泪，刘平则不耐烦地说什么：快搬吧，哭也得搬！她以为我是不愿意搬家才哭，她哪知道我的心思。

已经是第四天了。四天来，她们一点消息也没有，我也越来越沉不住气了，事实证明她们凶多吉少了。我不愿意相信这结论，我始终觉得她们不会全部牺牲，我在一遍遍编织着我自己的“海市蜃楼”：把看过的小说、电影等情节一一弄到我“蜃楼”里：……秀颖被冲到某地，被人救起，极度的疲劳惊吓使她昏迷不醒，好心的人家不知道她是谁，而她也无法向人家说清楚她的情况，在昏迷中，她得到好心人家的精心照顾。人家给她熬鸡汤、给她冷敷退烧、给她请医诊治，守护在她病床边焦急地等待她苏醒……。我天天都在自欺欺人地相信：秀颖活着，她一定活着。

上午，我听说上级来了命令：沿江所有连队停止一切水面作业，包括捕鱼。打捞工作也停止了。我实在想不通这是为什么。这些日子我怀着非常矛盾的心情等待着打捞的结果，我怕打捞到她们，因为这意味着死亡。每每看到往江里下溜钩时，我的心就疼，我不能想象这钩子勾住她们身体任何部分时她们多疼呀!可我又常常希望有结果，她们到底是死是活？她们到底在哪儿，不能谁也见不到呀……-

过后我才知道停止打捞的原因是怕引起中苏边境紧张的趋势和两国关系的恶化。因为出事那天晚上，我连附近人声嘈杂、手电、探照灯在江面上晃来晃去，引起苏方的怀疑和紧张，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在5月30日在中苏双方举行的边境谈判桌上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当年身为主持军委工作的黄永胜知道后，气的直拍桌子，他下达了这个命令。

下午，根据营里的要求，按照他们列出的题目和文字书写的要求，我写下了5.28事件的《证词》，我留了底，把誊好并摁了手印的交给了营部倪参谋。

晚上刘平通知我听各排汇报，汇报几天来大家对5.28事件的认识、提出的疑点和讨论情况。

看来张副参谋长的动员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参谋长昨天讲话，仅仅一天功夫，全连形势大变，讨论事故少了，分析事故多了，提出疑问、怀疑多了。

派来的人对我开始不客气了。记得团里派来的也是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叔叔，他三番几次问我，还诱导我按他的思路说。我没有做到，他居然跟我拍了桌子，大声训斥我：你要想好了再说，不要蒙混过关……，我吓得大哭。

写到这儿，我的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遥想当年我也就是个18岁的孩子，少小离家到千里之外的北大荒，当年的我们是那么虔诚地按照领袖的话，亦步亦趋地改造着自己。每天早上的天天读；每天边织网边背《老三篇》；还要组成“一帮一、一对红”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每天都要“狠斗私心一闪念”；还要每天三遍地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那个时代灌输给我的全部是“正面的”，一个晚上，一切全变了：朝夕相处的6个战友踪影全无生死未卜，呵护帮助我们如同大哥哥的刘排长是“特务”？我的实事求是被说成是想蒙混过关？

我举目四望，无亲无故，亲人远在天边，故友远在天上，原本同情我的战友们也有意无意地疏远我，这让一个18岁的孩子在承受船沉人亡的打击之后还要承受“苏修内应”的惊恐和人情淡薄的孤独。

会上有的排提出：刘长发是潜伏的苏修特务，他害怕正在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会暴露，才策划了这起事件。有人怀疑：船是刘长发有意弄沉的，刘长发把织网班弄到苏联去了……。有的排反映：刘长发作风有问题，有人亲眼看到刘长发跟刘毓芳动手动脚……。

听着这些发言，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这都是哪儿跟哪儿的事！说刘长发把船弄沉的，说他把织网班弄到苏联，可他让我回来又做何解释呢？我是亲临现场的人，我的眼再瞎，也该看到接应她们的飞机或船吧？可我什么都没看到呀！况且我上来后，冲着大江喊了那么久，如果有人想弄死我，他有足够的时间置我于死地。说刘长发作风有问题，我不相信，刘长发对我们是比较随便，但他绝不是那种有邪念的人。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我觉得对我个人，你们怎么说都行，因为我还活着，不实的东西自有事实来说话。可我不允许你们玷污已经去世的她们，她们早逝已属大不幸，我不能让她们不明不白地死了还在名誉上蒙受不白之冤，死不瞑目。既然老天让我活着，我就要替她们说话……。

在汇报会上我开始反驳，人家说一条我就驳一条，因为带着气态度很不好，大家对我很反感。刘指导员也批评我，要我多学学毛主席语录，要让大家做到“知无不言”，要让我做到“言者无罪”，让大家把话讲完再解释……。

今天连队发出电报，电文如下：你单位职工XXX的孩子XXX，因公不幸牺牲，请接到电报后立即来我连料理后事。电报发往了哈尔冰、天津、北京遇难战友父母单位的革委会。

事后我听秀颖父亲说，他是3号接到通知的，他第一反应就是大丰是不是也出事了。他赶到我们家，见到我母亲时流着眼泪把电报拿给她看。我母亲一看就蒙了，母亲知道我跟秀颖形影不离，以为单位瞒着她，母亲急急火火去单位问，没有任何消息。可那时候，除了电报，电话根本通不到边境。不明真相的母亲又急又怕，当天血压升高病倒……。

从昨天开始我就绝望了，事实打破了只有我一个人还抱有的幻想。我知道，她们永远不会回来了，我和秀颖今生是永别了。当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我变得即软弱又害怕，我爱哭了，动不动就流眼泪。

上午连里组织人员为牺牲的战友拆洗被褥，虽然我身体不好，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吃东西，睡好觉了，浑身无力，头痛欲裂，但我坚持给秀颖拆洗了所有的床上用品。我觉得只有这样才不枉与她朋友一场，只有这样才能稍稍减轻失去她的痛苦。

我和秀颖（右）的合影

在拆洗被褥时，见物思人，思人伤情，我又想起秀颖，想起去年秋天给她拆洗被褥的情景，眼泪盈满眼眶，泪水再次溢湿衣衫。（去年秋天的故事略去。）

“秀颖呀！你在哪里？”出事第六天的中午我一个人又来到江边、面对滔滔江水，呼唤着：呼唤我的秀颖，呼唤我的姐妹！

“秀颖呀！你到底在哪儿呀，你为什么不托梦给我，让我知道你是死还是活。你知道我多么想你吗，多么需要你吗？我虽然活着，可比死还难受，现在谁也不敢理我，谁也不相信我，没人和我说话。我孤独极了，也委屈极了，如果你在，你一定会安慰我的，如果你活着，你一定会站出来为我作证，证明我无罪。“

“秀颖呀！我对不起你，在生死关头我只顾一个人逃命，没有想起别人，也没有去救你。可那时我也是吓蒙了，难道就为这儿，我就该受到怀疑和非议吗？难道就为这，你也不原谅我，到现在也不告诉我你在哪儿吗？秀颖呀，别怨我，我是对不起你，没有跟你同生死。但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能让你的名誉受到玷污和诬陷，我会对得起你……”

“秀颖呀！你还记得吗，以前我总是为自己这张爱唧唧喳喳的嘴发愁，多少次，我恨不能变成哑吧，还让你帮我改掉这爱说的毛病。可现在，没有人提醒我，也没有人监督我，我变得不爱说、不想说话了。我的嘴巴好像不受大脑支配，就是不想说，我的话都在江边，在心里跟你说了……”

“秀颖呀！你回来吧，你回来呀，我不能没有你，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你能理解我，只有你能安慰我，只有你帮助我。你知道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大家都不敢理我，他们还揭发刘长发是叛逃。我心里明镜一样说出来，他们不信还冲我嚷嚷。我委屈，我害怕，我想家，你走了，留下我孤独一人，我好难好难，好怕好怕呀……-”

“秀颖，我是来向你告别的，一会儿我就要跟连里人去营部，参加接待遇难战友家属和你父母的工作。这几天我不能再天天来江边看你，等你，但你放心，办完事情我马上回来，回来等你，等着亲手给你料理后事……”

就是在这个中午，在对秀颖无限的追思中，面对滔滔江水我立下了三个誓愿：一、织网班的战友们，你们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但老天让我活着，我就要替你们说话，我决不让任何脏水泼到你们身上；二、我要把你们的死记在心里，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要把它们写出来，还原你们原本的清白和无辜，让你们在我的笔下永生；三、适当的时候我要改名字以纪念我最好的战友章秀颖。

下午，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坐车跟刘平、王俊峰、张淑华、杨海鸥、李淑华、王军、李广武、齐保权到营部，准备迎接七位战友的家属。

所有遇难战友的家属都安排在营部。6月3日哈尔滨的家属到了，他们是:

• 许淑香的母亲、哥哥、大姐、五舅

• 刘毓芳的母亲、父亲、弟弟、姐姐

• 孙艳的母亲、弟弟

6月5日天津、北京的家属到了,他们是：

• 章秀颖的父亲、妹妹秀英（兵团直属连战士）、父亲单位革委会一人

• 贾延云的父亲、母亲

• 李金凤的父亲、母亲、母亲单位革委会一人

• 不久刘长发的父亲和弟弟也赶到了。

具体的接待过程不再一一赘述，但有几件让我终生不忘的镜头常常在眼前闪过：

刘长发的父亲。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长得极像刘长发，脸上刻满了岁月留痕的沟沟坎坎，他默默的不说话，他的儿子死了，他来奔丧也是非常难过的，可他像个罪人一样低眉顺眼处处陪着小心。我还记得，全体家属第一次聚集在会议室听5.28事件的汇报，当刘长发的父亲和弟弟进来时，他扑通一下就给家属们跪下了，长跪不起的老人声泪俱下地说，是自己的儿子害了孩子们，他对不起大家……，

其实刘长发也很悲惨，他因为5.28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她的老婆在5月27日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因为还在坐月子没敢告诉她，所以她没来。这么多年我总想起刘长发，想起他的老婆，一个女人死了丈夫失去了经济来源，拖着两个孩子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70年6月9日是我们天津知青到连队整一年，而那天我却是陪家长们回连队收拾她们的遗物。当家长们来到我们织网班的小屋，看到自己孩子的遗物个个放声痛哭。刘毓芳的母亲在大炕上打着滚地哭叫，她们抱着自己孩子的遗物，叫着自己孩子的名字，痛诉做父母的悲哀。她们问苍天：我的孩子到底是死是活，为什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她们问孩子：儿啊，你走的那么匆忙竟不来和我们告别。你们撒手走了，让爸爸妈妈怎么活……。她们问我：我的女儿临走时说了什么？……今天我写到这儿，我的泪水流个不停，当年的惨景又在眼前晃动。如今我们都是做父母的人，如今我们更能体会到当年失去孩子的父母，心里是怎样撕心裂肺地痛不欲生……

6月8日刘长发的遗体在营部附近连队发现，经验尸，人是呛死的，自此所有的怀疑、疑虑全部得到改写，5.28事件也改正为5.28事故。后来鱼队老职工陶克元告诉我：刘长发是背朝上漂在江上的，打捞上来经风一吹尸体很快就变成酱紫色，因为等验尸报告没有及时掩埋，第二天尸体已经涨得无法平放入棺材内，最后是侧着硬塞进去的。刘长发被埋在营部附近的山上，我始终不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95年我回41连想给刘长发扫墓，当年知道他墓地的小陶已病死，老鱼队就剩一个叫刘统领的人活着，我去他家打听，他不知道。09年我听杨和国说：08年刘长发的儿子把他父亲的遗骨迁回老家河南。

在营部接待的日子里，家属们除了苦苦等自己孩子的同时有时也凑在一起说说话儿。有天傍晚，她们不约而同说起自己的孩子出事那天晚上都回家了……，当年除了哈尔滨的许淑香、刘毓芳、孙艳曾在69年底回去探过亲，天津北京的战友都是辞别父母到边疆即“一去不复还”。孩子们回家方式各异：有的是跟父母说话了，有的就站在门口看着父母，有的就像根本没有离开过。家长们说的我似信非信，我相信冥冥中一定有上苍……。

当年团里派一个股长来负责善后接待工作，他叫董玉珊，也是解放军叔叔，但他很和气，对我也很好，我一直忘不了他。那个时候我太需要有人呵护了。董股长跟家长们接触，陪她们去江边，听取她们对事故处理的意见。我记得，几乎所有家属都要求追认自己的孩子为烈士，只有章秀颖的父亲提出将来孩子遗体找到了，希望把她们埋在一起，立碑栽树。当时董股长答应家长们会汇报给上级不辜负家长们期待，但后来的事实让家长们失望、绝望了……

事故全部处理完，董股长与杨和国等走访了所有遇难战友的家属。据我所知，除了给予遇难者一定的抚恤金外，什么也没答应。为此章秀颖家、贾延云家拒绝领取抚恤金。

所有家长在营部苦苦等待着。半个月过去了，一点音信也没有，除了找到了刘长发，找到了沉船，姐妹们就是不肯露面，让每个家长焦急中还怀有一线希望……。

6月18日，家长们再也不能等了，他们还要回去上班，最后一批家长今天也离开了，我们也从营部回到连队，至此5.28沉船事故暂告一个段落。

她漂流在苏方一个河汊子里。苏方通过在黑河会晤的方式，通知我方去辨认。边防站和连队3个人去的，认出是我们连队的人，但不知道是谁。于是用白布缠裹好装入棺材拉回连队。我去辨认，完全证实是刘毓芳。她的衣服一点没坏，衣扣也没开，脸部已腐烂眉眼根本看不清了。

6月23日，营里来人拍了照片，从她身上取下一枚毛主席纪念章、在衣服上各剪一角，以便对她的家人有所交代。我们给她盖上了一套解放军服装，军帽压在脸上，弄好后让我看了最后一眼就钉上棺盖拉到一架山老鱼房子我们织网班的菜地掩埋了。

转天6月24日许淑香的遗体在江中发现，她的遗体按照同样的处理方式当天就掩埋在刘毓芳身旁；

7月1日李金凤的遗体也在苏方发现。经过双方会晤，连里派人去接洽并装棺拉回连队。按照前两位战友的方式整理好后，埋在许淑香旁边。我还记得，金凤的遗体已高度腐烂，棺材里的遗体开始爬蛆，我们就用冲兑的来苏水哗哗地浇上去。从此我一闻到来苏水味儿就想起金凤……

孙艳的遗体是7月中旬在一个争议岛上发现的。那个岛平时很少有人去，因涨潮有些鱼儿随江水冲到岛上，退潮时来不及游走的鱼儿就被晾晒在岛上，附近的居民去拾捡鱼干儿时发现了她。孙艳的遗体被动物啃噬得七零八落，人们在她衣兜中发现了连队食堂的饭票才知道是我们连队的人。当年是杨和国等人去辨认的。因为岛子没有通车的路，遗体只能在原地烧殓，把骨灰背了回来。7月17日孙艳入土为安。

章秀颖的遗体是最后一个发现的，且非常的神奇。

1970年9月15日的晚上，我在连队点心房加班赶制中秋节的月饼，连长派人叫我去连部，到连部连长劈头就问我章秀颖穿什么样的衣服……，我当时就预感秀颖找到了。我怕连长说不清楚，就给营里摇了电话，对方说发现一具女尸，但不能肯定是秀颖，毕竟从出事到今天已经过去一百多天了。

第二天，杨和国和连里2个人去孙吴，在孙吴杨和国给我来电话，详细问我特征，说还有一个连队也去认尸，我告诉杨和国：你就看有没有挎包，挎包里有没有织网的梭子，如果这两样东西都有就是秀颖无疑。

9月17日傍晚人拉回连队，人被裹在棉套里外面罩着席子。我问杨和国为什么没有装入棺材，杨和国说，去时不以为是咱们的人，没有拉棺材去，到那儿认出来才临时采取措施。

我仔细辨认了遗体，就是秀颖，挎包里东西一样没少。我从秀颖身上取下一枚毛主席纪念章，从挎包里取出我和秀颖平时用的饭勺和梭子留作纪念，我将我和秀颖的合影放在她的衣兜内，铺好军装，看着钉上棺材盖。

9月18日（农历八月十四）连里派了两个班、我和另外四个女生去一架山掩埋秀颖，我挖了第一铲土，把秀颖埋在孙艳身旁。

秀颖的尸体经过一百多天居然能完整地出现，是因为她在赶上黑龙江每年2次的翻浆，第一次翻浆时卷入江底，淤在泥沙中，9月份再次翻浆才把她托出来。

贾延云的遗体至今没有找到。

七十年代初贾延云的父亲到天津来看我，他一直不相信自己女儿死了，他说他一定要去找她。95年我回到41连，听红色边疆农场的人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中苏边贸开放后，苏方有人说在那边有一个放马的中国姑娘，她从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干活，从年龄上判断可能是贾延云，为此贾延云的父亲还去苏联那边找过，没有找到。

09年农场给五姐妹修坟立碑，在我要求下给贾延云补修了一个衣冠冢。

至此，我的六个姐妹们团聚了，她们依次为：金凤、毓芳、淑香、孙艳、秀颖、延云，她们躺在了依山傍水的一架山脚下，相互伴随相互依靠地长眠在那山、那水、那坟茔中。

在5.28事件过去40年的今天我写了上面的文字，当年少小无知的我如今也是奔六张的人，当年对刘长发、对我、对织网班的种种不实之词早就在当年得到公正的平反。我之所以写上面的文字，就是要把我所经历的5.28事件完整地呈现给大家。因为在我心里，心灵的震撼和疼痛远远大于失去战友的悲哀。

我对当年的连领导没有丝毫的埋怨。他们也是人，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领导发话他们敢不跟着走吗？更何况他们已经为这个事件付出了不应该是他们承付的代价；我对当年战友们也没有丝毫的抱怨。我们当年都是孩子，被人利用是那个时代的整体缺失。我要感谢所有在出事那个晚上，与我一起奔跑在救人现场的战友们，我要感谢今天给予我鼓励和支持的战友们。因为他们，我才再次鼓足勇气说出我的故事，说出心里话。

我的记载可能有失当之处，但绝没有不实之词。所有文字都来自我当年的日记、我回城后写的散记、写给秀颖父母的信函及我真实思想的倾述。我今天之所以写的这么详细，也是想最后一次完整地记述5.28，给自己、给战友、给后人、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地记载。如今有些人在我这个当事人还健在，还写有那么多有关5.28文字的前提下，公然编造事实，篡改历史，这让我非常的气氛和鄙视。我的经历我自己写，我不需要他人去“戏说”或“歪说”。

这么多年我信守并履行着自己对姐妹们的诺言：

刚开始回城时，我断断续续写了很多回忆5.28的散记；

在秀颖去世十周年祭的1980年，我写下了《唱给秀颖的挽歌》这本回忆录；

1988年我写了“五、二八”啊“五、二八”，收录在89年出版的《北大荒风云录》中。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文章，从此5.28的故事受到兵团战友的关注和传播；

1997年应《知青老照片》编辑部约稿，写了《我和秀颖的最后一张合影》，发表在98年2月18日《今晚报》上；

2009年应《青春记事》编辑部约稿，写了《为六姐妹立碑—五、二八后记》，发表在《青春记事》这本书中；

这么多年许多媒体对我进行过采访并发表过有关5.28的文章：

1990年12月，在北京举办了全国首次大型知青活动《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在那么小的空间里，5.28事故占据了整整一个展台，从此5.28的故事走进了千百万知青的心里；（我参加了布展，但撤展时没来得及去北京，我捐展的许多有关5.28的文字，遗物丢失了，太可惜了，回顾展的盛况收录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北大荒-后知青时代》这本书中）；

1993年应农垦总局邀请，我随天津知青代表团赴佳木斯参加《百名知青重返北大荒》活动，接受《三江晚报》记者采访，记者于当年6月9日在《三江晚报》编发了《这里的黄昏静悄悄》上、下篇的文章；

《农垦工人》也在9月刊的杂志上发表了《为了难忘的恋情》的采访报道；

1995年我随天津《老知青》摄制组前往41连，随行人员杜鸿林撰写了《七知青魂断女儿湾》的文章，发表在当年10月15日的《今晚报》上；

1995年跟随记录“5·28”事件的天津社会科学院摄制组重返兵团故地，并在当年沉船地点附近的江边沙滩上留下了这张照片。

1974年我趁回城上大学之际，改名为：杨挚颖，纪念我最好的战友章秀颖。

战友们：我写的这个东西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有些事情我没有参加不能妄自猜测。所以我希望战友们能把你们知道的5.28讲出来，也希望对我所写不当之处给予指正。

最后我引用2009年7月23日在姐妹墓地落成的揭碑仪式上，我代表知青致词的一段话结束我的文章：

杨大丰

2010年8月29日动笔9月3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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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红色边疆荒友家园网站“难忘”五·二八“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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