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咚咚!”几声踢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刚打开门，一股难闻的臭味迎面扑来。一个软软的身子倒在我怀里。“啊!”我叫了一声，恐怖之夜、恐怖之事发生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在勐后那个闷热雨季的深更半夜。

我的脑子在飞快地运转，离开这里，赶快去叫人来，而我的双臂却牢牢地将这人抱住，拖到了屋子中央。我双手颤抖得厉害，挂在草排上的马灯乱摇乱摆好不容易才点燃了，我这才看清这人的面目，她竟是我所熟悉的重庆女知青—俞小莲，这个要认我为小弟的小莲姐。

莲姐面部表情痛苦不堪。

我喊了她两声，没有反应。才发现她的胸前有好大一块鲜血，我身上也有。她鼻翼一抽一抽的，困难地呼吸着，脸色发紫，嘴唇干裂成道道血痕，我仿佛从噩梦中醒来，飞奔出门一路跑一路呼号。

前后几分钟，校长带着人马上就赶到了，我没料到，小莲在屋里刚刚停止了呼吸。我望着她歪着头，脸痛苦得完全变了形的遗体，耳朵里全是嗡嗡的声音。一阵悲痛欲绝的哭声响起，在这南国热带夜空上久久飘荡，令人肝胆俱碎。

当人们将那利剑似的目光扫向我时，我当时还懵懵懂懂，几双有力的大手扭住了我。几个人上来扯头发，打耳光，我立刻脚不沾地被押解出了门。

尽管一路上我大声申辩，大声哭诉我不是凶手，我没有做什么，不是我害的她，但人们狠狠地踢我，揍我，咒骂我，用手电射我的眼睛。

被关进一间小屋后，我发现外面有背枪的人站岗。我悲戚地坐在潮湿的地上，任凭蚊虫猖狂地轮番进攻，这多雨的季节今晚偏偏没有雨。从高高的小窗望去，月亮高高的。贝叶随风乱摇乱摆，一阵浓烈的热带植物气息仿佛渗合着死亡的气味涌进屋来。

人一生下来和谁交朋友似乎是注定的，即使你想摆脱也办不到。我和俞小莲的相识就是这样。

记得那天我代五年级的语文课，给大家朗读了课文《为人民服务》一文的节选后。将“鸿毛”、“泰山”两个生词写在黑板上讲解，刚讲完，后排坐着的一个不知什么时候悄悄进来的女知青举手要求发言：

“泰山不是在新疆，而是在山东，还有那个泰字写错了，是秦字。哩嘿。”她轻笑了几声。我当时的模样可想而知，我想发作却碍着场合，干脆鸭死图个嘴硬:“静一静，同学们不要听她的，我晓得泰山和天山是邻居，都在新疆。”

后来我才打听到她的姓名，俞小莲20出头了，是我们学校的教师，大美人儿。我们在学校碰面，每次都是她主动打招呼，每次我都昂着头目不斜视，摆出一副好斗公鸡的模样，眼睛瞪得溜圆。哼!

大家都是决心来锻炼红心的，你何必装虫子做正神。

一次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劳动，学生们拾稻穗，我被安排去挑谷草。这真是个要命的活，那湿淋淋的谷草挑起来重得像石头，压在肩上把我全身屈成了一个大虾状，像苏秦背剑一般跌跌撞撞地走在田埂上。

这时俞小莲放下镰刀走过来叫住我:“干活不要那么不要命，挑不动就别挑。”说罢不由分说，拖过扁担就帮我挑走了。她的裤子卷得老高，露出小腿那丰润结实的肌肉，她浑身有节奏地闪着扁担，轻松自如地在田埂上如履平地。在炫目的阳光下她显得那么美，那么令人陶醉。从这天起，这个重庆姑娘便在我脑子里占了一席之地。

一天我下课回屋，看见俞小莲坐在我的睡房里。这让人吃惊不小。她在小桌上放着用花手巾兜着的荔枝，我原来放在枕头下，床脚下乱七八糟的教科书全被她翻出来，被她视作宠物，正翻看得高兴。原来想用荔枝来做交换?她摇摇头:为了回重庆，上大学是条路子，这个地方真是学习的洞天福地。她的口气似乎在给我下命令，看中这个地方不管你的意见怎样她都要来。她似乎习惯对我下这种命令了。也许是服从者太多了，好才这般骄横。我苦笑一声，希望她能给外面住的几位同仁解释，免得以后说不清，没料到她脸色骤然变了，沉默了半天才说，要解释你自己去吧，想不到你这么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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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她到这里来，我倒乐得其所:自从她来了后，我屋里变得井井有条了。原来乱鸡窝似的被子被叠得方方正正，墙角枕下的脏衣服、臭袜子见不到了。每当看到这一切，我都有一种愉快的感觉。

有时我外出玩两天回来，她就会在小桌上留下纸条，竟为我不回来有些担心，并问少啥缺啥，条子上称呼我为小弟，落款是小莲姐。间或还留下一些我见不到的鲜果。

当我把这些告诉其他连队的伙伴时，大家竟以水代酒为我“金屋藏娇”干杯!并要我坚决不承认是姐弟称呼。说真的，尽管小莲长我一岁，不过小小男子汉的自尊心却使我从来没有喊过她一声“姐”，没有料到的是，我为自己没能喊她一声“小莲姐”而抱憾终身。她那句要命的话“想不到你这么世俗”，多少年来一直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心……

小莲好久没有来了。

只听说她近来情绪反常，课也不上了。校长对她有点不怀好意的传闻也越来越多了。我找过她几次，问她一些问题，她不回答，只是默默流泪。

有一天晚上，营部放《杜鹃山》。我们集合带小凳去小坝子看电影。开映后我发现校长提着小凳子走到小莲旁边坐下，他俩轻轻地说着话。那天我真是鬼使神差，便悄悄地来到他们背后，提着小竹凳往他俩中间使劲一挤，伸出腿便一屁股坐在他们中间，而且还用两个手肘子左右推撑。校长推了我一下，还轻轻骂了几声，我不甘示弱还他几句，怎么着，要打架我可以随便叫几十个人来。那场电影，我想我们三个人都看了，但全不知道看了啥子名堂。

第二天上午，小莲还是到我这里来了，许久不见，她憔悴了许多。两条小辫再也不像过去那么齐整，苍白的脸浮肿得厉害，眼底下的阴影明白地说明她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我没有说话，呆呆地望着窗外。

小莲轻轻叹了一口气，便弯腰为我叠被盖，边叠边说哪天有空把被子拆下洗了。我说用不着你来，你很忙，我自己有手可以洗。

她叠好被后将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收了收，然后极其自然地坐在我身边，把手放在我肩上，我摆了摆肩头，想挣脱她的手，但未能办到。她又轻轻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

“你太年轻了，连胡须都没长。”

我愤愤地甩开她说:“校长的胡须很黑吧?”

她仿佛被蜂蜇了一下，肩头抽动起来。后来她缓缓抬起头，用手巾揩去腮边的泪，央求似的说道:“不要说这些好不好，小弟，我求你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清楚。”

当时我心里发酸，怨恨的神情大概也缓和了许多，甚至有些后悔。

忽然，她很快捧起我的脸，狠狠地在我嘴唇上亲了一下，这个令人战栗的举动差点没将我吓昏过去。

然后她抓住我的手，两眼温柔地看着我说:“你太单纯，同我过去一样，其实单纯未必是件好事。

说罢，小莲起身缓缓地走了，在门口她回过头来望我一眼。时至今日，那母爱般宁静、祥和的目光仍然珍藏在我心扉中。特别是历经许多人生风风雨雨后，我才真正懂得那目光闪烁出来的博大的爱，以及难以用言语表达出来的珍贵无比的东西。

几天之后，团政治处主任亲自来到拘禁我的小屋，找我谈话，宣布我无罪释放。这时我才知道俞小莲已被安葬在寨子后面的山坡上了。

我十分感激学校的那位教务主任，他让我继续教书。那天傍晚，他把我带到小莲的坟地上。眼前除了一个新土包外，没有其他东西了。在小莲长眠之地的前面，有几个为抢救森林火灾而牺牲的知青坟，坟上有石碑记载生平，并刻上了某某烈士的大名，坟包用青石砌得坚固牢实，以防止野兽来拖走尸骨。而小莲的坟远离这些坟，与之保持了一段距离。这未免太不公平了!其他人的坟都是坐南朝北的，唯有小莲与大家背道而驰——坐北朝南!

后来查明，小莲是被校长逼上了绝路。小莲高挑身材，皮肤白里透红，平时她把一套肥大的绿衣裤剪裁得十分合体。南国的风天天拂动着她军帽前那排刘海，把校长撩得心神不安。他利用小莲想读大学回重庆的心理，几次抛出诱饵，见未得手，于是他又写了保证书给小莲，终于在一个下午强迫她……

当招生结束后，小莲发现上当了，她把苦水往肚里咽。然而校长仍缠住小莲不放，小莲终于忍无可忍。

据校长后来交代:二人在棕林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后来他掏出瓶“敌敌畏”逼小莲喝，没想到小莲说用不着逼我，我自己喝，接过瓶子便喝了几大口。顿时小莲便浑身难受，口干舌燥想喝水，绝望地向前扑了几步。

每年清明节，小莲那座坟前都有一束素雅的山茶花。我知道她生前最爱此花，从那时起，这座孤坟永远埋葬了我心中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后来思茅掀起“恋爱运动”时，我对送来的每一张约会纸条和姑娘甩来的每个秋波都冷眼相待，倒不是别的，我总觉得确实难以激发我的热情。我愿意为知青姑娘们祈祷，为她们祝福，希望她们生活上少些折磨，多一些快乐，希望她们活得自在一些。

偶然遇到了寒歌，他皮肤蜡黄，一头乱发，眼睛早已没了往昔的风采。彼此虽然多年不见，可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说，这哪里是当年那个英俊敏捷的寒歌啊。

为第一次见到寒歌，是在1969年他刚到北大荒的时候，一米七八的个头，浓眉大眼，透出一股子机灵劲儿。一块儿来的知青中，另一个招眼的叫雁梅，白白净净的脸上，嵌着两颗黑葡萄般的眼睛，眼神总有些羞涩，是个文静的姑娘。可巧这俩人既是同学，又是邻居，到了北大荒，又安排他俩到了最艰苦的农工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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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枯燥，劳动艰苦，人们的相互依托就成了精神上最珍贵的安慰。本来就有巧缘的寒歌和雁梅就这样萌发了最初的恋情。

然而，恋情的过程也相伴着痛苦。远离亲人的雁梅深爱着寒歌，寒歌要算她最亲近的人了。但是日复一日的沉重负荷，使她产生了脱离农业连队的希望。在当时，如果能在团部找个对象，那是一条公认的捷径。

寒歌了解心中的恋人，他心底的爱没有冷却，他在为争得爱情天平上的一个砝码而努力了。他勤奋，能吃苦，脏活儿、累活儿、苦活儿少不了他，1971年底他入选连队武装排，当了班长。到了1975年初，寒歌终于被调到了团部，担任了团部看守所所长。

月老儿终于把红线系在了两个年轻人的心上。从连队到团部，相隔着30多里地，雁梅经常去看望寒歌。她为寒歌洗衣服、拆被褥，从心甘情愿的忙碌之中享受到了爱情的甘醇。

一个漆墨的夜晚，雁梅没有返回连队。在一间低矮简陋的窝棚里，她把自己埋藏在心底多年的爱，那深沉的爱，那对美好未来的企求和她的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了寒歌。

在爱河中遨游的一对恋人啊，忘却了严寒，忘却了风雪，甚至连那艰辛苦涩的生活也忘了。

偷尝禁果，雁梅不久便恶心、反胃、呕吐，想吃酸东西，在禁锢着人性的年代，都是20几岁的姑娘了，可谁连这是什么原因都不懂。同屋的姐妹们以为她闹胃病，想吃酸东西，就半夜溜到地里给她偷摘西红柿。但“病情”更重了，雁梅终于被人扶进了卫生所。

她怀孕了！她也吓坏了。她觉得无脸见人了。“生活作风问题”永远是市侩们的谈资，难得的“热门话题”。

她多年辛苦挣来的表现，毁于一旦。她躲在宿舍里大哭，不敢出去见人。寒歌也傻了。为了逃避人们的非议，他们回了哈尔滨。

可哈尔滨迎接雁梅的，是父母的盛怒。邻里多年的两家也反目成仇。她的父母到寒家大闹，坚决反对女儿与寒歌的婚事。

这能怪谁呢?能怪父母吗?知青成婚，就意味着永远的“扎根”，更何况，“未婚先孕”，过了线了，还能不受到惩罚?受惩罚的人还能回城吗?

然而这一切却动摇不了雁梅的心，她深爱着寒歌，也有这爱的结晶。她死心塌地地跟定了寒歌。

父母管不了女儿，就把雁梅赶出了家门。含着泪，这对有情人带着刚刚满月的孩子，回了连队。

连长和指导员理解自己的战士，也理解在荒原里建立的爱情。为了减少他们两人的压力，便在离连队4里多地的鸡舍给雁梅腾了一间简陋的草房。

生活更苦了，但毕竟暂时避开了闲言碎语的非议和一些人的白眼。雁梅带着幼小的儿子默默地生存，就连上食堂买饭，她也都要等其他人买完了，才悄然而去。

寒歌不能天天回家，但也时不时步行30多里地回来看望雁梅和儿子。生活苦，好在两口子甜。收入微薄，俩人共担生活的重担，而雁梅更要抚养不喑父母艰辛的儿子。他要吃。奶粉、白糖，贵而难求。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他们知道了发愁的滋味儿。多方的压力早已冲淡了新生命诞生时那短暂的欢愉，禁果的苦涩卡在喉咙里咽不进，吐不出。两个人的心里隐隐地涌动起一种火爆而又无可奈何的情感。只需一丝裂痕，就可能把那“岩浆”引发出来。

这天，雁梅偶然从寒歌身上发现了一张10元钱的汇款收据。10元，对处在困境中的家庭，是个不容忽视的数目。雁梅顾不得是婆婆有病，寒歌尽的孝心，她急了。她委屈地喊：那么大一笔钱没了，儿子吃什么?！她埋怨寒歌不和她商量。寒歌的心里也有千千结，他也忍耐不住了，两口子争吵起来。

含辛茹苦的生活，无脸见人的压抑，丈夫的顶撞，种种辛酸、苦楚，一齐涌上雁梅的心头，她精神崩溃了，泯灭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她趁寒歌不注意，把一瓶“敌敌畏”喝了下去。

寒歌发现雁梅吞咽了毒药，急了。他奔到连里，不料拖拉机不在，他只好赶来了一辆牛车。老牛依旧沉着，它何以晓得寒歌的凄苦。咯吱咯吱的车轮一遍遍辗着寒歌的心。他一路搂着雁梅，泪水也淌了一路。

在团部卫生院，寒歌“扑通”跪在大夫跟前，已说不出话来，他哭着，抓着医生的手：“请你们一定救活她！求求你们，让她活过来吧！”在场的人无不落泪。

尚未断气的雁梅在挣扎，她活得好苦、活得好累，她已坚定了死的决心。灌进去的肥皂水吐了出来，她紧紧封住了“生”的大门。

她终于死了，带着一脸的愁苦、泪痕，抛下了幼小的儿子和悔恨交加的寒歌，在悲愤之中离开了喧嚣的人世。病房里一片嘘唏，寒歌扑在雁梅冰凉的躯体上，嚎啕大哭。他摇着、晃着、喊着：“雁梅你醒醒啊！雁梅！你睁开眼睛再看看我吧！我再也不给家寄钱了！再不寄了！行吗，雁梅！我不能没有你，孩子也等着你啊！

雁梅身上那件本来已很破旧的衣服上沾满了药水、肥皂水和丈夫的泪水。她的好友小王知道雁梅从来没有穿过什么好衣服，也再找不出件像样的衣服。现在她要走了，不能这样走啊，她哭着脱着，把自己的外衣穿在了雁梅的身上。

寒歌沉浸在悲痛之中，就被从雁梅的尸前铐走了。说他与雁梅的死有牵连。到雁梅尸体火化那天，寒歌被押到医院，和他的尚未正式办理结婚手续的妻子告别。

武装战士给他打开了手铐，寒歌搂住了妻子的尸体。他哭啊，那情感足能感化石头落泪啊。他觉得对不住朝夕相处的雁梅，对不起与自己同在苦难中煎熬的妻子。他哭得浑身抽动，喉咙里发出一阵阵可怖的呻吟……

寒歌失去了雁梅，接着又失去了自由，莫名其妙地被判处一年徒刑。说他迫害患难的妻子，致使妻子死亡。可怜的寒歌，在劳改期间，又摔断了锁骨。

寒歌在哈尔滨的母亲，抱着不满周岁的孙子，赶来看望服刑的儿子。她老泪纵横，跑了连队跑团部，求了这个求那个，放了我的儿子吧，放了他吧。她替儿子抗争。

寒歌后来放回了连队，仍然接受劳动改造。他被抛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后来我听说，寒歌和一位老职工从山东老家带来的农村姑娘结了婚。后来又带着那位既无工作，又无户口的妻子回到了哈尔滨。

夫妻生活无着，在家拉磨摊煎饼，以维持生计。至今，寒歌也没有正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