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知青与“改革开放”

2. 知青与时尚

3. 知青与消费

4. 知青与儿女

5. 知青与中国离婚率

就整个时代而言，返城知青是中国改革开放之相当重要也相当主要的促进力。甚至，是推动力。起码，可以这样说——他们中返城后获得了公开发表言论的条件和机会的人，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几乎无不主动地、积极地、热忱地、不顾个人得失地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大声疾呼过。

这乃是因为，“文革”使他们对中国的“昨天”有所反思。那反思由于自己当年不幸成为后来倍受谴责的角色而比普遍的中国人痛切。也由于“上山下乡”的经历而对中国贫穷落后的真况极为了解。在从城市到他们落户的农村、边疆这一巨大半径上，他们曾多次往返。所见疾苦种种，所闻民怨多多，非一般中国人能相比。何况，他们还曾亲身与当地人民在那深重的贫穷落后中长期奋斗过。中国要变，中国不能不变这一强烈的思想，早就形成于他们头脑中了。

如果说粉碎“四人帮”是中国救国求兴的第一件大事，那么知青返城当然是紧随其后的第二件大事。没有第一件大事的发生便没有第二件大事的发生。而第二件大事的发生直接改变了知青本身的集体命运。所以，除了极少数当年成为“四人帮”社会基础的知青，大多数知青不可能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区别仅仅是，有人在较高的思想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有人在切身感受到的利益本能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

倒溯起来，不少知青是“四人帮”政治专制时代的早期思想反叛者。“林彪事件”后，对中国前途的大怀疑在知青中广为弥漫。我参加过的一次“兵团创作学习班”，当年便因扩散“反动政治谣言”而遭遣散。我自己当年由团宣传股被“下放”到木材加工厂抬大木，直接的内控不宣的罪名，乃是因为在一次学习会上，公然提出质疑“毛主席既然早在三十年前就深知林彪其人，为什么还树他为副统帅和接班人?不是拿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当儿戏么?”

后来震撼全国的天安门“四·五”运动中的许多“反诗”，作者是知青。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北京近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诵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知青，多数并非所谓“走资派”儿女，亦非因父母受迫害而参与，更不是因自已成了知青而泄私愤。恰恰相反，前两类知青当年几乎没胆量“乱说乱动”。比较敢于舍得一身剐的反而是某些普通劳动者家庭的知青子弟。他们当年如果投靠“四人帮”，卖身求荣改变命运绝非难事。“四人帮”当年也大量需要和招募那样的青年。但他们拒绝与“四人帮”共舞。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是与自己，与自己的父母与自己的家庭诸利益完全无关的“政治道义冲动”。

他们是为国家命运而参与政治的。

也是为别人们的命运别人们父母的功过别人们家庭的不幸而参与政治的。

与这些别人相比，他们原本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也无热情。

所谓“路见不平一声吼”而已。

这些平民阶层出身的知青们身上，当年相当突出地弘扬一种朴素的、平民的政治道义感。

返城后，他们中不少人，为彻底否定“文革”、“真理标准”的讨论、邓小平的复出自觉自愿地充当民间义士的角色。他们当年人微言轻，但他们的呼声响亮而激烈。

他们中有人如今成了“家”，成了官员，但他们的各种声音，总体还是纳入在支持和拥护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语言体系的。

大多数返城后成了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的知青，改革初年也在各行各业中唯改革之大计方针是从，任劳任怨，相当富有自我牺牲之精神。他们似有足够分量的砝码，在时代天平上起不容忽略的稳定作用。

近年，他们中许多人的利益一部分一部分地失去着；许多人“下岗”待业乃至彻底失业。

他们心中有苦，嘴上有怨，但大多数默默接受时代牺牲者的命运，几乎无人鼓吹对抗行动。

报载——某企业将裁员，一日厂里贴出了一份“号召书”，上写“曾当过知青的工友们，让我们像当年“上山下乡’一样，集体下岗吧！既然必得有人‘下岗’，我们不‘下岗’还能企盼着谁们下岗”?…”

于是几十名曾当过知青的工人，纷纷噙泪在“号召书”上签了名。使人不禁想到那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也使人不禁地为之肃然，怆然，心愀愀然。

前一类成了当代思想“精英”或准“精英”的知青，面对自己同类们的如此命运，以思想观点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每每说：“改革残酷，时代无情，牺牲一批人的切身利益在所难免。优胜劣汰，置之死地，而后能生者则生，生不了的谁也顾不了谁了，只有认命。”

这是某些最早“相忘于江湖”的知青。我曾听他们当我面那么说过。表情和口吻都极其冷漠。

他们绝不因自己同类命运的悲惨而稍微变更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之思想“精英”的角色立场。

他们说的是实话。而且几乎将是百分之百的实话。

但那样的实话我永远说不出口。

因我很难彻底地“相忘于江湖”。同时毫无“相濡以沫，相响于湿”的能力。

故我公开承认，我已由当年一个激进的、热烈的、极其乐观的改革开放的拥护者，渐变为一个非常保守的、忧心重重的，有时甚至极其迷惘、茫然、困惑的低调拥护者了。

另一类很难彻底地“相忘于江湖”的思想“精英”，话题一接触到同类的命运，每每常叹连声道：“不改革不行啊，却没想到改革了这么个始料不及的局面……但那也得继续呀，苦了我们的兄弟姐妹们了。

似乎，“兄弟姐妹”们的命运，是由于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听来有几分内疚的意味儿。

他们可能依然是高调改革派。思想也和第一类人一样。只不过写文章发表时，笔下措词谨慎了，调子尽量低就了些。怕自己“四面楚歌”，怕当年的知青同类们看了反感。其实呢，自从他们渐成“精英”，同类也就渐渐与他们疏远了。“相忘于江湖”，倒是先从同类们开始的。他们的文章都发表在同类们不会看到的报刊上。而且，除了与自己当年同连同村的知青，更广大的知青并不晓得他们是同类。所以，顾虑多余，倒也可爱。

至于已经“下岗”的、待业的、失业的，多数自行斩断了与一切知青旧友的往来，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隐姓埋名地四处奔走地寻找养家糊口的再就业机会。

即使他们，你若问对改革开放的看法，他们也并不发什么恶毒的诅咒。通常的说法是：“唉，谁让咱们摊上了呢！与解放前相比，可能还是强多了！解放前哪儿会有再就业工程呢！”

人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们就是走投无路像古代小说中写的那样颈后插根草标自卖自身，也是不会采取什么对抗改革的行为的。

这真是中国的福气，也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福气……

总体而言，知青一代，与时尚基本无关。

时尚无非两类——文化的，或物质的。文化时尚意广容杂。从听西洋交响乐到逛庙会，从因足球生气的男人到纹眉涂眼影涂指甲趾甲的女人，都算是。千般百种，雅俗并存，举不胜举。物质时尚却相对单纯得多，再怎么花样翻新，似乎也永远摆脱不了衣、食、住、行四大方面。而且，受着各自经济基础的制约，分野是很巨大的。某些时尚注定了只不过从来都是富人们的时尚，平民和穷人们可望而不可及。以他们的眼光看，不是时尚，而是富的标准。比如名车、别墅和出国旅游。

某些平民和穷人的时尚，常被富人们嘲之曰：“心理需要的冰淇淋”。比如假首饰和仿名牌。仿名牌其实也就是伪名牌的别一种说法。

时尚的追随者们往往又以年纪划类，比如青年的时尚、中年的时尚、老年的时尚。

就当前而言，同居和未婚而孕是青年时尚之一种；婚外恋和离婚是中年人的时尚之一种；为下一代、下下一代全心全意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老年人的时尚。

小蜜是老板的时尚；“傍款”是靓妹倩女的时尚；考“托福”是大学生的时尚；“炒”新闻是记者的时尚；签名售书是作家的时尚；“跑官”是“公仆”们的时尚。

许多种社会现象，最初可能会受到针砭，最终却会变为时尚，形形色色的人们仿之效之唯恐不及，唯恐落伍。中国如此，世界也差不多如此。

知青一代的青年时期，当然也就是我的青年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允许时尚滋生的国家。一切或可称得上时尚的事物，刚露端倪，还未形成现象，便被革命的剪刀毫不留情地齐根剪除。往往接着刨出根来，踏之唾之，以儆效尤。

我使劲儿想，归纳了以下几种，不知算不算知青一代的青春时尚?

当年日人除了血肉之躯，另有三大政治生命，且宝贵过血肉之躯——入队、入团、入党。入不了队则入不了团；人不了团则入不了党。而入不了党，则意味着有一件比生命本身要紧得多的事一辈子也没完成。所以入队也是相当要紧的。若小学六年级了居然还没戴上红领巾，家长觉得脸上无光，自己也觉得仿佛是“异类”。

所以，当年从小学生到中学生到大人，写“思想汇报”是常事。是普遍现象。是“政治时尚”。

学“毛著”同样是。

“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也是。

当年文化便是政治，政治全面文化化，充满在中小学课本的字里行间。故这一种“政治时尚”，也可以认为便是当年的“文化时尚”

二. 由于塑料工业的产生，塑料头绳代替了女孩儿们传统的毛线头绳；塑料凉鞋将女孩儿们一向穿的布底扣绊鞋从商店柜台挤下去；“的卡”、“的确凉”被视为比“平纹布”、“斜纹布”高级的布料…大概，这些便是知青一代当年的物质时尚了。

三. “文革”中，少女穿男装，学生穿无章军装，“消灭”长辫子，全国“一刀齐”，更是风靡不衰。实难分究竟是文化的、政治的，还是物质的时尚。或可认为是集三者之大成的“综合时尚”。

四. “上山下乡”运动初期，许多学生争着到离城市最远，交通最不便，自然生存环境最恶劣，人烟最稀少的地域去，曾是一种由衷追求的时尚。而且，一旦去了，接着就比赛谁坚持不探家的日子最长久…。

如果这可以说是一种不失可爱的“革命时尚”的话，除了孔繁森式的榜样，现在的许多“革命干部”是比之惭愧的。

返城后，喇叭裤、披肩发、蛤蟆镜曾在中国各大城市“领导新潮流”，而知青一代正疲惫不堪地四处找工作，几乎无人被“导”入过那潮流…。

转眼，知青一代四十多岁了，五十来岁了，中国的文化时尚和物质时尚日新月异，丰富多彩起来。而除了少数人，广大知青一代是更加疲惫了。没心情也没经济实力“时尚”一把。

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点——在今天，在城市，追随文化时尚，往往是比追随物质时尚还高的消费。

比如看球赛，听音乐会是时尚，“肯德基”、“汉堡包”也是时尚。但一场球赛的门票也许几百元，能买成箱的“肯德基”和“汉堡包。广大知青一代，不为自己，也得为儿女算这一笔账。文化的时尚虽“雅”，但他们宁肯在时尚方面趋物质的“俗”。

知青一代从前所逢之时代的文化匮乏，以及由此造成的自身文化享受的缺憾，与当代的文化品质雅俗参半，芜杂泛滥，以及当代青年由此造成的自身文化享受的抉择难境，和捧熊掌而顾鱼的两全心理，相映成趣，各有其“代”面对物质之时尚和文化之时尚的窘状。

于知青一代是人被时尚抛弃的窘。

于当代青年是人被时尚玩于股掌的窘。

总体而言，知青一代多数现在孜孜以求的是物质以及物质的时尚，心中殷殷向往的却大抵是文化的时尚。

因为如果左邻右舍家里都有了VCD，唯自己家里没有，为着不羡慕别人家，自己家也得极早攒够钱买一台。买了，也就为家庭尽到了时尚的义务。至于时装表演那一类文化时尚，自己没去，完全可以想象别人也没去。别人家里明明摆着VCD，别人的儿女明明拥有电脑，想象别人家没有是不解决问题的。自欺欺人可也，欺儿女不可，而儿女对于当了父母的知青一代，自认为最不可欺。自认为欺之有罪。

知青一代对物质时尚的在乎重于对文化时尚的关注，差不多都是为了儿女。只能将对文化时尚的向往之心留作自己难以成真的梦。

与知青一代相比，当代青年之大多数，表面孜孜以求的是文化，内心里殷殷向往的是物质。

因为文化时尚提供五花八门的快乐。许多种文化快乐过时不候。今天还是最佳风景，明天就成过眼烟云。所以必须赶场一样去追，才不至于错过。

又因为文化时尚的快乐受岁数限制。比如“蹦迪”。非年轻不可，老了跳不动。也经不起那一种强烈的音乐对耳膜的摧残。比如结伴郊游至夜野宿，未婚男女青年一夜风流不足为怪，也不足论道。是年龄的特权。哪怕回来的路上就吵翻了。或并不吵，却好像彼此之间什么特别的事都没发生过，又恢复到单位或公司里的一般同事关系。而有了家室的中老年人，就基本没这特权。想向青年学习，那也得偷偷的，没了青年们的潇洒和坦荡自然。

还因为当代青年从自己父母身上，包括从知青一代身上，悟到了青春的宝贵，总结了什么都可以辜负，但是千万别辜负自己青春的人生原则。那原则基本上可以叫作“及时行乐”。这其实也不见得是一种多么有害的人生观。只不过保守。只不过不全面。由于不全面而保守。由于太现代而累。从积极的角度理解，工作之余、事业之外，倘其乐不邪不恶不危害他人，及时“行”之，倒也可取。

当代世界，几乎每天都在以商业的名义挖空心思地制造着如此这般的花样百出的文化时尚。中国也不例外。以满足当代青年在文化标榜之下对时尚的吞食。并且，此类快乐越来越趋于平价。

至于物质，它所满足的不仅仅是人的快乐，而是享受的级别。

高级别的物质享受皆是高消费。当代青年既还为青年，一般没有经济实力达到。所以权作向往，储存意愿中。通过对文化时尚快乐的追求，渐渐地迂回地接近那物质享受时尚的高级别的目标。

比如通过“傍款”的时尚，接近美女香车的目标；通过与洋人“友谊”交往的时尚，接近做洋太太洋夫人的目标。

当然不都如此，典型不只相对于普遍知青一代中，也有命境富贵了之后而忘乎年龄的前提，急急于在两类时尚方面都“猛药恶补”的例子。

某次我参加一部影片的首映式。放映结束后举行影迷座谈。

青年群体中，不期然地站起一位中年女士，肥胖的身躯紧裹着束瘦的旗袍，椅背上搭着貂皮大衣。染成红褐色的发，纹过的眉，涂得腥红的唇。一只大而软的白手比来划去，红指甲晃人眼目。她侃侃而谈，从制作水平到剧本水平到表演水平，一一道来，足足说了二十几分钟。

她一身的物质时尚。

而参加影迷协会，充当影迷，又是何等文化的时尚呵！两类时尚集于一身。只不过以她的年龄，充当影迷未免迟了十几年；将自己的头发和脸搞到这么现代的程度，也未免缺少明智。

后来别人向我介绍，她竟是我的北大荒知青战友。我内心里倒一点儿也没有取笑她，但在她面前一时觉得大不自然，甚至有点儿不知如何是好。同时，内心里涌上一种酸楚。

知青一代与时尚的关系，在她身上最为典型地体现出喜剧性的悲剧意味儿…

整代而言，知青们属于当今城市里的低消费群体。

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工人阶层。而工人阶层，无论“国有”的还是“集体”的，正承受着中国改革负面的巨大压力。不直接承受这压力，不能完全体会究竟什么叫时代“阵痛”。

世人看到知青中出了些名人，出了些干部，则就错误地认为，知青一代很“出息”。不少人据此得出更错误的结论，仿佛知青整代地垄断着中国的优越行业了。

其实，所谓知青中的名人，无非指几个作家、“一小撮”文艺从业者，以及二三新时代的较成功的商人。加上一切成了科长、处长乃至局长的人；加上一切受过高等教育、出国留学过，并学有所成归国谋求个人事业发展的人，总数肯定在15%以内。

这些人常常被社会视为知青代表或自言“我们知青一代”如何如何。比如我以前也爱自我标榜这一种可笑的不切实际的感觉。

而15%比之于85%，就“代”的运况来说，是没有资格的。

85%的返城知青如今的运况，决定了他们只能是城市里的低消费群体。

目前的“下岗”失业者中，相当一部分是他们。即将“下岗”失业的人中，注定了有更多的他们。所幸尚未“下岗”尚未失业的他们中，十之七八是中国城市中最低的工资收入者。

比上一代，旧体制曾许诺的微小福利，正渐渐地从他们身上化为乌有，使他们瞻前顾后两茫茫。

比下一代，由于自身知识资本和技能资本的先天弱势，在改革带来的竞争机会中力不从心，往往迅遭淘汰。

由于已做了父母，钱对于他们比以往任何时期，甚至比是知青的时期更重要了。面对刺激消费的种种广告，他们不能不窘数钱钞。

即使他们目前的命况好几倍，也不太会成为一味儿向高消费“看齐”的群体。而仍将是非常理性的消费群体。

这乃因为，他们中大多数是当年拉扯着父母的破衣襟长大的。后来自己又经历过几乎同样的艰苦生活。他们对于物质的要求太容易达到心理满足了。他们早已变成了从意识本能上拒绝高消费的人。变成了意识本能上的“朴素人。

一个当代青年，如果中了一百万彩券，他会怎样呢?想必，首先会买辆车。接着，对家宅进行豪华装修。然后，用几身名牌衣着彻底改观自己的社会形象。

而返城知青的某人，则也许会低头瞧着百万彩券陷入寻思：我有了一百万就真的应该买辆小汽车么?我真的需要把家装修得像三星级宾馆客房么?一身名牌的我一定就比现在衣着普通的我更让不认识我的人另眼相看更让熟悉我的人觉得亲切么?

这种消费意识的差别，是“代沟”之一种。知青一代与次一代之间的“代沟”，在许多方面，比他们与上一代人之间的“代沟”更显明。在消费意识方面，尤其显明地体现出上一代人陋物自珍，能将就、善凑和的“基因”特征。

无论广告怎样怂恿和诱惑，普遍的他们，都是不太敢超前消费、赊贷消费的，仿佛视此等消费方式是诓人自杀的陷阱。

他们是城市中令商家大摇其头无可奈何的消费群体。商家有千条妙计，他们自有一定之规。

当然，那15%中，也不乏消费意识非常贵族的人。但我们遁他们的消费意识觅他们从前的自我，定会顿悟—原来他们小时候的生活水平就比较贵族，或接近准贵族。他们如今的贵族式消费，其实也体现着另一种“基因”的特征。他们或她们当年的下乡，仅仅意味着是落难。与大多数知青之间过去的共性本就极少，今天的反差自然更大。

整体而言，知青一代中，少有娇宠儿女的父母。因为自己是小儿女时，一般都不曾被娇宠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儿女缺乏责任感和爱心。如果与父母辈当年对自己们的抚养之恩相比，他们对儿女们抚养的责任感和爱心也简直可以说无微不至。父母辈当年因儿女多而难以尽到之义务，他们今天因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可以尽得格外周到。

却毕竟不同于娇宠。

区别是，当他们以爱心关怀儿女时，潜意识里总难免的涌动着这样一种愿望——想使儿女明白，儿女多要求是不可取的，父母多给予则是正常的。

而儿女们又总是不太能明白要求给予和父母主动给予到底有什么两样。比照别家的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或许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自己实际感受到的一点儿也不多。于是，往往成为知青一代父母与儿女心理上两相讳言的隔膜。不厚，但是隐约存在着。

知青一代父母常企图这样教诲儿女：你们多么幸福！你们还可以更幸福一些！我们高兴使你们更幸福一些。但你们必须承认，你们幸福着。

而儿女们比照自己的同代们，也打算虚心体会一番幸福着的感觉，却总也不大能真切地体会到。因为幸福的感觉是越向优越比越少的东西。而他们正处在一个人人从小就被诱导着向优越比的时代。

这是知青父母心口的微疼。它每每转变为暗恼。

所以，知青一代的儿女们，普遍不会向父母们要求什么，渐渐养成了默默的被动接受的习惯。给予多时并不认为多，给予少时并不抱怨少。给予多少，颇为知足地接受多少。随着年龄的增长，终于体恤到父母的不容易。

知青父母对儿女的最大寄托是——考上大学，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并不意味着便是望子成龙。

因为他们中大多数实际上并不幻想儿女将来出人头地，一辈子名利双收荣华富贵。他们的寄托强烈地体现为这么一种思想——知识虽然不能使人富有，但足可使人不自卑。

这与他们虽然具备许多长处甚至是宝贵的长处，却终因知识的憾缺常觉卑于人前有直接心理关系。

知青父母们一般不鼓励儿女们的各类明星梦。他们的儿子如果英俊女儿如果漂亮，他们也还是要督促儿女发奋读书立志求学，往往会坚决反对儿女们靠了英俊和漂亮而产生的巧走人生捷径的念头。作为父母，自己头脑中更不会产生此念。甚至会认为此念鄙俗。

倘儿女们也对自己的知青经历冷嘲热讽，那么必是对知青父母的最严重的伤害。

今年“三·八”妇女节中央电视台的一台专题节目中，有位三十来岁的姑娘接受采访时说：

之后还插播了一位女青年怀抱吉它自弹自唱的片断。

想来，她们成为母亲后，定会如此这般地教育儿女。

但知青父母中，肯定较少有人向儿女灌输类似的人生观。时代激变，形形色色的人有形形色色的活法。只要不恶，每一种活法都有正面的道理。或许，连知青父母们，也早就开始承认以上两种生活态度最合时代潮流。尽管如此，他们似乎还是不太会那么样教育自己的儿女。即使心里想要那么样教育，但往往话到唇边，难以启齿。总归觉得，似乎不该是父母教育儿女的话。如果自己那么样进行教育了，仿佛很可耻。

但此种教育，自己不进行，社会和时代也在以各种方式进行着。并且，轻而易举地，就将自己儿女们的思想认同争夺了过去。

知青父母们从前试图反争夺，但近年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注定的失败，也就只有放弃争夺，由之任之，反正，能明白自己的事情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而且永远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活法。凡明智的，不是必有积极的一面么?

他们意识到，传统的人生观之教育内容，在今天已显得极不合时宜。所以，想要对儿女进行教育前，每每三省再三省，为的是在自己头脑中首先判断出对错。而一遇反驳，则每每三缄其口，更加感到自己们思想的不合时宜，甚至悲哀地感到自己们思想的不可救药。

这一种现象，乃以往时代通过知青父母的教育思想折射在他们儿女身上的影子。此影子越来越被当代思想的耀眼光芒所逼淡。

知青父母们，瞧着在许多方面与自己们差别越来越大的儿女们，有时简直不知究竟该高兴还是该忧虑。

而儿女们往往暗示——当然该高兴！

将来，谁要发现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的特征，那么只能从知青一代的儿女们的身上去发现了。据我想来，只有他们和她们身上，还有一两片鳞，模糊不清地具有着那一种特征。其余一概之中国人。除了性别姓名符号和外貌，头脑里和内心里的状况都会变得雷同化，类同化。就像一种基因的克隆人一样。

都将是同一时代的克隆的产物……

众所周知，中国离婚率逐年上升。离婚和结婚已变得同样寻常了。甚至，离婚比结婚还寻常。结婚总还需要房子，需要经济储备，需要一番热闹作为广告形式。而离婚则不需要这些。离婚只需要一方想离就实际上开始离了。若另一方并不情愿，无非是夫妻双方“冷战”一个时期。而最终获胜的必是想离的一方。因为最终的结果必是无难临头也各奔东西。或在“持久战”后离，或在“速决战”后离。

故前二三年，两个中国男人见面，常半真半假地问：“离了没有?”

就像老辈人见面习惯于互问：“吃了没有?”

足见某些男人内心里是多么巴望离婚。欲念强烈的程度不亚于对性冒险的向往。

每有这种情况，两个男人久别偶见，一方问：“离了么?” 一方满面自喜地答曰：“离了。”于是另一方目瞪口呆。他不过是开玩笑。没料到对方真的实践成功了。

这时若留心观察问的一方那表情，怔愣中说不定会有几分妒意，几分失落。好比有心无肠地随口问别人：“中奖了么?”而得到的回答不容置疑：“中了，头奖，一百万。”

但是返城知青中的男人之间基本上不开这一类玩笑。离婚对于他们，仍是人生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有时严肃得无比严峻。

大约从前年起，非是返城知青的男人们之间，也不怎么开那类玩笑了。因为有关方面的统计表明，在上升着的离婚率中，女性首先“发难”甚至“突然袭击”的现象显增。时代宣告离婚不再是男人的传统特权，它似乎更喜欢将这一特权交予女人们了。当然，那几乎皆是在社会地位、才貌或经济方面拥有优势的女人。有时代撑腰，她们能代表同性姐妹向男人们进行报复，何乐而不为?

所以，一个男人如果还没深浅地对另一个男人开那一类玩笑，也许会惹恼对方。因为对方可能正是一名女性报复的“牺牲者”。

总体而言，以目前流行的种种离婚理由作为理由的话，至少知青一代中的三分之一对夫妻的某一方不无离婚的理由。因为知青一代的结婚，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包办”的色彩。

“包办”者当然非是父母，而是时代。当年的时代，像一只巨大的手，以不可抗力将许许多多男女青年的婚恋故事彻底改写了。好比一部旧戏的戏名—“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有的虽遭“包办”，但幸而般配。有的极不般配，但也只得顺从时代之命。仅只出身一条，当年就曾使不少有情人难成眷属。

知青一代中大多数人的不赶离婚之时髦，使人联想到谌容的一篇小说——《懒得离婚》。

“懒得”二字，于知青一代而言，不完全意味着无奈，似乎更意味着一种明白。

那么，对于离婚，知青一代究竟明白些什么呢?

其一，明白《真爱又如何》这也是一篇上海女小说家的小说。

在今天，真爱和假爱实难分得很清。假作真时真亦假。真爱转变为不爱，往往由真爱之开始就发生着了。离婚自然都是起于向往真爱的念头。眼见真爱并不可靠，自然“懒得”离婚。

其二，知青一代由于自身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每每处境艰难，收入低微，常倍觉委屈儿女。为儿女保全一个完整的家，差不多是终极责任。都不忍在这一点上再伤及儿女。

其三，离婚是家的分裂。但象征家之实体的房子却无法分裂。他们不像富起来了的人，一旦离婚反而图个独居宽敞。他们若离婚，一方便无处可居，必流落街头。这关乎基本人道，也关乎基本人权，他们和她们，都更不忍。

其四，小说家余华说过这么一句话“相依为命比海誓山盟还重要。”真爱不那么靠得住，海誓山盟才显得重要。连海誓山盟也靠不住了，相依为命的意义就突出了。既能相依为命，必有某种情愫为基础。于知青夫妇们而言，那情愫乃是在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知青岁月中缔结的。它的成分其实比爱在当代的状态更单纯。在当年它几乎完全以彼此的好感为前提，几乎不掺杂任何地位和经济因素的相互吸引。某些情况之下政治对某些相爱的知青男女起离间作用。但越到后来，政治的离间作用越被相爱的知青男女共同轻蔑。

前边提到知青们的婚爱被时代那只无形的大手所抚乱，主要是指他们和她们的初恋而言。如果没有“上山下乡”运动，初恋也许比较顺理成章地发展为终成眷属的夫妻关系。但“上山下乡”运动使他们和她们像被大风吹散的蒲公英的种子，天南地北各落一方，聚首之期渺不可求，缘分也就终于被时代硬性地钳断了。

又，知青们到了渴望相爱的年龄以后，男女之间的选择范围是极有限的。普遍只能在各自所属的知青群体内进行。群体大些，范围则大些。群体极小，范围则小。跨群体相爱的可能性非常例外。选择的范围既极有限，爱的理想程度也就无法强求。所以相当一部分知青男女，结为夫妻乃是因为再也承受不了身心孤独的压迫。诚如俗话说的“有个伴儿总比没伴儿强”。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不少知青夫妻之间的关系先天不良。但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那一种相依为命的情愫旷日持久渐渐弥补了先天不良。它含爱的成份也许不那么浓，但它有些另外的成份，却是当今的爱中开始稀少的。又诚如自己们所说的——“良心加感情，奉陪到白头”。

良心便是当今的爱中开始稀少的。

当今时代，流行着以金钱抵良心的方式。普遍的知青除了工资，没多余的金钱，故恪守良心，如同保护唯一的重要的财产。

而良心是这样一种事物，恪守也升值。以升值的良心为粘合剂，当今大多数知青夫妻之间的关系，虽然旧陋但却很耐磨损。好比“解放牌”胶鞋，即使不时兴了，毕竟的，曾是名牌。

知青一代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城市离婚率，定会再翻几倍…

最后要说明的是——我在此文中，频用“他们”和“她们”，仿佛我自己非是返城知青似的。不用“他们”和“她们”，那么便得写成“我们”了。而我又明摆着比大多数活得顺遂，并不面对“下岗”和失业的烦愁，起码，目前还未面对。故我是特例。在许多方面，不能代表普遍。自谓“我们”，虽显着亲，却有冒认之嫌。

故用“他们”和“她们”，近距离内作扫瞄状，带着感情作客观状，以局外人的口吻说道同类之事——这总比明明不能代表普遍而又偏要自作多情地强调共同的“血缘”背景好。

（1998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