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1969年下半年，我们这批十七、八岁的毛孩子，为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到北大荒，开始了“知青”生涯，尝到了远离父母的艰辛。

“每逢佳节倍思亲”。那年中秋后紧接着就是国庆节，是我们最想家的时候。连队放假，总算不用下地干活了，食堂也改善伙食。吃的是自己种的土豆、白菜、猪肉炖粉条，喝的是酒房烧制的苞米二锅头。我是头一回喝白酒，烈酒咽在喉咙里辣火火的，小半碗下肚，我立马成了关公脸，几巡下来脑袋已经晕晕乎乎。很快大伙儿就造得沟满壕平。回到宿舍后十多人一铺大炕，乘着酒兴聊起了上海的日子，特别是红烧肉、芋艿老鸭汤、大闸蟹等上海吃食是那样诱人，嗓门就一个比一个响。待到这兴奋的吵闹声刚刚平息下来，却听到从女生宿舍传来一阵阵嘤嘤的哭声，顿时我们这里变得死一般寂静，那悲戚的哭声，叫人心里瘆得慌，不一会儿，我们室内有人附和着也响起了声声抽泣，很快传染到整个屋子，终于引发了一场号啕大哭。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我算是心肠较硬的，但听到这四处此起彼落的哭声，想起这段日子的艰难和远离父母的孤独，不由也鼻子发酸，伤心起来，加入了大合唱的行列。

寒冬来了，北风呼啸，气温已是零下三、四十度。冬天吃两顿饭，没有风雪依然要出工，到场院瓣苞米，或是抡铁镐刨粪。三点多钟吃完晚饭，战友们聚在一起谈起上海的往事、儿时的憧憬、理想前途，都已付之东流，正如流行在知青之中的《南京之歌》：“告别了妈妈，告别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呀，就伴随着青春的逝去一去不复返，未来的生活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道路就夺取了我的理想……”不由更加伤感，思乡之情愈发浓重。

近期不时传来别的分场知青已开始逃离回城的消息，逃跑之风很快四处蔓延开来。总场已在场部和龙镇火车站设立了“红哨兵”检查站，盘查外出的车辆人员，有通行证的才能放行。由于中苏边境形势紧张，我们也时常半夜紧急集合，打起背包沿着公路跑一圈，回到寝室又冷又饿，这不是折腾人吗？大家满腹牢骚，于是，多在酝酿逃回上海的计划。

可是要逃回上海谈何容易，那年月交通极其落后，从农场到上海起码要三四天时间，囊中羞涩，只能逃票；单单过龙镇关卡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被抓住押回分场，开个批斗会或者给个处分是完全可能的。然而，这些顾虑都被迫切的思乡之情所取代，。我们串连了近二十个战友，铁了心要逃回上海，时间定在两天后晚上，在分场外的公路上汇合。在这两天里做好了一切逃离的准备工作。

行动开始了。这天晚上我吃了四只馒头，一大碗土豆汤。考虑到轻装上阵，尽量少背东西，我把要在上海穿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上身两件棉毛衫，两件海魂衫，再加两件衬衫，一件卫生绒衫，外面是知青绿军棉袄，下身穿三条短裤、两条棉毛裤，一条绒裤，外面是棉裤，头带狗皮帽，脚穿棉胶鞋，可谓全副武装。仅有的三张十元大钞，卷成一小卷，塞进牙膏底部，藏在马桶包内的小口袋。身边内衣袋则放了四元钱，以备路上开销。

我们等到9点柴油发电机停止发电了，整个分场笼罩在极度黑暗中的时候，一个个溜出宿舍，快速向集合处跑去。大家都默不作声，彼此点点头，算打个招呼，清点一下人数，共十八人。不知谁说了一声“差路！”我们一行人便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嚓嚓地踩着雪，摸黑向场部方向走去。

我感到分外激动和兴奋，想到自己是在为自己争取幸福，内心充满了昂扬激情。

六分场离场部八里地，刚行进了二里多路，就发现前方车灯晃动，有一辆车迎面驶来。我叫了声“隐蔽！”大伙儿立马散开到两旁的路沟里。沟里的积雪有半人多深，趴在里面是很难被发现的，但心里仍怦怦乱跳。不一会，一辆解放牌大卡车风驰电掣在我们眼前驶过，雪粉四扬。之后大家陆陆续续爬出路沟，回到公路上，一点人数，少了两人，只听见不远两个同伴陷在积雪里直叫唤，雪太深，爬不上来，我们跑过去，费劲地把他俩一一拽出路沟。后来一路上类似的情况重现过几次，我们有车必躲，那种提心吊胆的情景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场部。几天前我们就有人探过路，探明在引龙河桥边有“红哨兵”的卡子，二十四小时有人站岗，桥上是过不去的，必须绕道走。于是我们就从工业队边上绕了几里路，从冰封的引龙河河面上走过了河。过河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紧张，因为河面在星光下反射着灰白的光，一行黑影在冰上行走，特别显眼，如果民兵往这里瞅来，一定会被发现，那一切都玩完了。

绕了几里路，避开哨卡过了河，回到了通往龙镇的公路上，我们的心情放松了不少。这里到龙镇还有二十多里地，我们都有点累了，但我们每个人都在想，走一步就离上海离父母近了一步，想到再过几天就能回到父母身边，这一路上吃多大的苦也值了。沿着公路又走了二个多小时，前方闪烁着一抹灯光，那就是龙镇了。

到了镇上，已过午夜时分，静悄悄的，只有我们一行人走在街道上，脚步刷刷，不时传来狗的狂吠声。七弯八拐地，火车站就在眼前了。龙镇火车站是个简陋小站，每天只有几趟短途列车，其中两班到哈尔滨的客车，分别是上午8点多和晚上9点多到来，停个二十多分钟，然后再开回哈尔滨。我们要乘的就是这趟车。但现在晚班车也早已经开走了，车站上冷冷清清，只有值班室和候车室亮着灯光。进入暖呼呼的候车室，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哈哈大笑。每个人都像雪人，满身是白白的霜雪，连眉毛胡子上都挂满了晶莹的霜花。

暖和过来后大家就开始商议下一步的行动。最后认定明天上午不能在龙镇上火车，因为明天在等火车时，场部的“红哨兵”就会赶来候车室把我们统统抓回去，所以决定再继续往前走一站路，到下一站蔡家岗车站等火车比较安全。想到蔡家岗离龙镇有40多里路，比从六分场到龙镇还要远，好容易到了龙镇，想歇歇手脚休息休息了，却再要走更多的路，实在令人可怕。但为了回家，为了能成功的回上海，再大的苦也只能承受呀。大家默默的起身，走出候车室，沿着通向蔡家岗的公路，又开始了艰苦的跋涉。

凌晨是一天中气温最低的时候，寒风阵阵袭来，肚子早就饿瘪了，裤子穿得太多，连尿尿都困难，露在寒风中的鼻子冻得生疼，需不时用手摩擦才能防止冻伤。就这样有的同伴暴露在外的肌肤仍然冻掉了皮。道路坎坷，大伙都已筋疲力尽了,时不时有人给大家打气：“快点走呀，前面就是蔡家岗，晚上就到哈尔滨，过几天就到上海了，加把劲呀！”我们相互鼓励，搀扶着继续前进。天蒙蒙亮，我们终于走到了蔡家岗火车站，一宵走了七十多里冰雪之路，终于艰难到达了目的地，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大伙儿不由高兴得击掌庆贺，把疲劳都暂时抛开在一边了。

我们找了一家紧挨着火车站的小饭铺，敲门进去，肚子早饿坏了，大伙吵吵叫老板赶紧整点热乎面条垫巴垫巴，很快服务员端出来热腾腾的炸酱面。我们吃了一碗又一碗，填饱了肚子。看着天已大亮，我们兴高采烈，好像已经坐上了火车回到了上海。

正在兴奋中，忽然听到外面有刺耳的刹车声，有人拉开布帘子往外一看就惊叫起来：“不好了！场部“红哨兵”来了！”我赶紧出外看，两辆解放大卡车停在饭店门口，穿着军棉衣戴着红袖章的“红哨兵”已把饭店围住了，一个堵在门口的头头高声喊叫着：“一个不要跑，统统上车回农场！”我们这些人顿时傻眼了，几乎要软瘫下来。跑吗？哪跑得了，就是有力气也无法跑得过这些如狼似虎的武装民兵，真是一点招都没有。于是前功尽弃，只能可怜的羔羊似的，一个个低着脑袋沮丧地上了卡车，很快便被押回了分场。好在这几天各分场逃跑的知青多如牛毛，我们又是集体行动一大帮人，法不责众，所以被批评教育了一番，并没过多的为难或处分我们。

这次无功而返对大家打击很大，好几天受挫感盘踞在心头，挥之不去，但回家的信念依然强烈。有经验的哈尔滨青年给我们出了不少主意。他们分析我们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时说道：“像你们这样一大群人都穿着绿棉袄绿大衣（统一发的服装，成为上海知青的标识），目标实在太大了，不抓你们才怪呢，必须化整为零、化装潜逃才行。”有高人指点，我们又蠢蠢欲动。

经过这次行动后，农场的干部对知青的动向已非常注意，每天晚上熄灯后都要打着手电到各宿舍查点人头，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几天后，我们做了更细致的准备，很多方面都吸取教训，进行了调整，服装也换上了哈尔滨知青的黑面袄，打扮得和当地“北佬”毫无两样。临走时，为防止查夜查岗被发现，我们每个人的被褥照平时一样铺好，被子里塞进不少东西，垫得胖鼓鼓的，做出我们仍在被窝里睡觉的假象，尽可能延迟被察觉从而被追赶的时间。半夜12点，我们鱼贯溜出分场，二十多人分别三、五个人一组，拉开距离，悄悄潜行，那神秘劲就像当年八路军武工队一样。我们又一次踏上了逃跑返乡之路。

一路上仍然小心翼翼，卧雪爬冰，避开哨卡。天亮时已到达龙镇。在镇上大家分散在各个饭店，饱餐一顿，等待上午九点多往哈尔滨的火车。八点半，火车徐徐进站，我们也陆陆续续靠近火车，只不过都在车厢的反面晃悠，利用车体遮挡住红哨兵的视线，而因此车厢前人并不多，那些红哨兵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车站的进口处。离开车还不到五分钟时，我们同时从各节车厢的车轮下钻过来，就像从地下突然冒出来一样，纷纷从开着的车门窜上列车。刚登上车，火车就鸣号启动了，红哨兵们一下傻了眼，等反应过来，我们已在车厢里向他们招手再见了，气得他们直摇头。其实我知道，他们中不少也是下乡知青，也一样想家，同是天涯沦落人，所以对我们不过是眼开眼闭而已，并不认真。

晚上七点多，列车顺利到达哈尔滨站。下车后，我们不能出站，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车票，从心底里也没打算过买票，无票者进出站是件麻烦事，所以我们就只能滞留在车站内，在纵横交错的铁路边上游荡，等待着57次开往上海的列车进站，直接上车。过了一个半小时，总算盼到了57次来了，站台开始放人，我们混迹于旅客中上了车。八点四十五分，汽笛一声长鸣，列车开动了，我们的心随着滚滚的车轮澎湃激动，就仿佛已经回到了家一样喜悦。没有座位，只好挤在车厢连接处栖身。车厢暖和，浑身痒痒，怀疑长了虱子，所以大家就说，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到浴室好好洗个澡。也有的说，一到上海，叫母亲烧顿红烧肉解解馋。随着列车颠簸晃动，疲惫不堪的我们都昏昏欲睡，很快便有人打起了呼噜。午夜，吉林省会长春到了，火车停靠十分钟，上来的人很多，蜂拥而入，有一拨人我一看就是我们的同类，火车一开，他们彼此间就说起了上海话，并问我们上哪里去。“回上海！”我们回答。他们顿时惊愕万分，说：“我们还以为你们是北佬呢。”相互聊了一会，才知道他们是插队吉林延边的上海知青，日子过得比我们还要惨，出工一天只有几分钱，有的女生还倒欠生产队的钱，延边地区又都是朝鲜族人，语言不通，特欺生，经常发生不愉快的事件，有的女生还时常让当地人欺负。说着说着，有两个女知青眼圈红了。类似遭遇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有谁来可怜我们知青呢?四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那几张幼稚、迷茫、满含泪水的脸。

火车刚过四平站，有一溜人匆匆从前面车厢赶过来，神色慌张：“查票的过来了！”我们闻声也只好向后边的车厢转移。我们发现无票者越来越多，过道上挤满了人，堵得水泄不通，好容易提着颗心挨到下一个车站昌图车站，刚停车，我们就挤着下了车，并从站台上跑到已查过票的前面车厢上车。一路上，用这样的方法逃票，赶下挤上了好多趟，都顺利躲过去了，只是到了济南车站，终于被赶下车，并被押出站外。这时大家都已经精疲力尽了，不愿再如此遭罪下去，就从济南买了火车票，稳稳当当的坐车回上海。两天后，我们终于踏上了日夜思念的上海的土地，回到了阳光明媚的故乡。

时间已过去四十多年，我们这些快进入老年行列的知识青年，现在变得格外怀旧，这种心态已上升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当年下乡时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那些鸡零狗碎的事情，即使看起来淡如清水，也变得像陈年的醇酒，越来越有滋味，越来越有分量，也越来越有嚼头，望广大的战友们不要忘记我们当年所经历的一切，像逃跑回家之类的拌和着风雪和血汗的故事。

文章来源：引龙河畔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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