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斌，是我的中学同学。我们是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年级的同学。后来，我们又在同一个时间、同乘一列火车离开上海，上山下乡到云南的盈江，在同一个地方当知青。同为知青的中学同学，最终我们又都回到了同一个城市。不同的是，我从盈江参军，成了一名军人，他却因为在盈江当知青时的一次过错而在云南山区的监狱里，成了服刑十年的罪犯。

知青作家邓贤所写的《中国知青梦》一书中有过描述，当年一场大火烧死了十名成都女知青的事情，此事也曾多次在媒体上有过报道。此事的罪犯正是我的同学——赵斌。

我们一起到达盈江后，我分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十三团一营，赵斌分在二营。赵斌所在的二营四连，是个新建的连队，位于盈江县岸坎乡太平街的一个山腰上。这个新建连队不通电，住房全部是用茅草和竹子搭建的。

1971年秋季的一天晚上，因为借来的小说《青春之歌》后天就要归还了，赵斌很想把这本书看完，等人都睡着后，他点着煤油灯，躲在蚊帐里看起来。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禁书，《青春之歌》也不例外，知青们私下传递着看书，大都是要耗到入夜后才能躲在蚊帐中偷偷地看。年轻人本就贪睡，加上白天开荒的劳累，他逐渐犯睏、犯迷瞪乃至瞌睡过去，书从手中滑落，把煤油灯碰翻了。随着煤油的溢出和火的蔓延，床头柜、蚊帐和被子被烧着了。他全然不知，仍在酣睡。直到火烧到了他的胳膊，他被灼痛才惊醒。眼前已是一片火海。他精神恍惚不知所措。他惊慌地冲出草房后，只顾往山上跑去。

当时正值秋天，正是云南的旱季，最干燥的季节，加之山坡上风大，火势像猛兽般的吞噬着这一排的草房。竹子墙、竹子门、厚厚的茅草屋顶，还有那夜晚的山风，一排草房很快就在火中坍塌下来。这一排草房，与赵斌相邻的草房里还住着刚刚从成都来到盈江仅七天的十名女知青。年仅17岁的十个女孩子，当了七天的知青，全部因大火造成的窒息和房屋的倒塌而葬身于火海。

当时我在团部宣传队，第二天随陈副团长赶到现场，看到那惨不忍睹的场景，令我终身难忘。此时的赵斌也因为手臂烧伤被送进了县人民医院治疗。

后来，经过立案侦察，从火源查起，确定赵斌属于过失犯罪，被判处十年徒刑。就这样，在到达云南盈江一年零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因为一本《青春之歌》所引发的一场毁灭青春的大火，赵斌的人生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大城市上海到云南边疆，从知识青年到过失罪犯，从草房到牢房。

1972年底我被部队招文艺兵参军入伍了，一年后调到了保山军分区宣传队。1975年我们参加昆明军区文艺调演后，首长要求我们下部队演出。在巡徊演出中，我们来到了地处云南施甸和龙陵两县交界的新光劳改农场，慰问分区独立营下属的四连和管教干警。该连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看管新光劳改农场的犯人和警卫值勤，确保监狱和劳改农场的安全。新光这个地方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在其他地方我们问路或打听什么事情，都习惯叫路人为“同志”或“老乡”的，而在这个地方是不允许叫“同志”的，因为这里的人都是劳改和刑满释放后不愿回原籍的人员，经批准后在此当了农民，他们是监管对象，必须要定期汇报思想。

我们慰问演出的对象是部队、管教干警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刑满释放后留用人员。正在服刑和劳改的人员没有资格观看我们的演出。慰问演出后招待会上，当地驻军的营长问到我是哪里人，他知道我曾是上海知青后就说：“我们这里也有上海知青的。”。他看到我惊奇的表情后，又补充了一句：“不过，是个罪犯。”。我问是什么罪？营长说：“过失着火。”。我马上问是不是姓赵？他说：“是的。你怎么会知道？”我回答说：“我们都是建设兵团盈江十三团的，还是一个中学的同学呢。”。营长说：“这么小的年纪，就判了十年刑，可怜啊。虽然是过失，但是后果很严重，十条人命呢。”。

赵斌虽然是个服刑的罪犯了，但在我的心里，还把他看作是同下乡的同学和老乡。我跟营长提出了想看看他的要求，营长说：“现在天黑不行了，明天上午七点正，叫一个干部陪你去”。

第二天早上，我先到连队的小卖部，化了四元一角钱买了条春城牌香烟（当时我的月津贴费才八元钱），然后就到连部报到。在一个排长的带领下，来到了监狱的大铁门外。高高的围墙上面都是铁丝网，大门一侧的围墙上耸立着一个像炮楼一样的岗亭，有两个战士在站岗。排长在检查我香烟之后，让哨兵把赵斌叫出来。大约十分钟后，只听见“哐铛”一声，监狱的小门开了。一个个头不高、赤着脚、皮肤黝黑、肌肉发达、全身上下只穿一条短裤的人走了出来。他用疑虑的眼神看着我，好象像根本就不认识我一样。这也难怪，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已经当了兵。我主动的叫了他的名字并且告诉他我是谁。他迟疑了几秒钟后，马上冲过来，扑在我的胸前，我们紧紧的拥抱在一起。他的身体在我胸前抽搐，肩膀在颤抖，声音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我也流下了眼泪。

几分钟后，我们稳定了各自的情绪，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我才知道，自从他进监狱，上海的家人没有来看望过他。每个月有二元钱的津贴费，主要用于信纸、信封、邮票、草纸、肥皂等生活用品。每天的工作基本在野外，开采、搬运石头，修路、挖河等。每天要出操军训、整理内务、打扫卫生和搞菜地。政治学习，思想教育抓得很紧，每个班都要出黑板报、墙报，每个犯人都要写学习心得体会和思想汇报，各项工作都要进行考核评比等。

我简单讲了我当兵的事情后，对他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希望他好好表现和改造，服从管理，不要有委屈的思想，就凭十条人命也应该好好的服刑改造等。在告别的时候，他一再要求我以后再来看他，我握着他满是老茧像一把老虎钳的手，答应以后会再来看他的。

在以后连续两年的时间里，凡是到他们那里演出，我都会去看望他，听监狱干部说他表现不错。据后来赵斌自己讲，监狱的干部知道他曾经是我的同学后，对他给于了一些关心和照顾。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我在部队提干了。后来我又调到老山前线部队参加对越作战，所以，之后再也没有机会去看望赵斌了。

1987年7月，已经是云南老山前线边防部队参谋长的我回上海探亲，在快要结束休假的一天下午，我所在的区政府民政局派一个慰问组到我家进行慰问。没想到的是，慰问组的成员中竟然有我中学的陈老师（教导主任），她一眼就认出了我，并且还记得我的名字。陈老师代表我的母校邀请我明天返校，参加爱国主义教育座谈会。出于对母校、老师的尊重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我接受了邀请。第二天我如约赴校，受到了学校的欢迎。在校长和陈老师的陪同下，我们进入了学校的体育馆，在掌声和鲜花中，我作了一场《老山前线英雄事迹的报告》，并回答了老师和同学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在离开学校的时候，原17班的班主任问我认识赵斌吗？我说：“认识，他现在在哪里”？班主任告诉我，他在打浦农贸市场卖水果。

我如获至宝似的带着这个信息告别了母校。再过三天我就要离家归队了，心里很想看看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见面的赵斌，不知道刑满释放后的他怎么样了？带着这个想法，晚饭后我携夫人到打浦农贸市场去找他，一位摊主给了他家的地址，我按址找到了他家。只有他母亲一人在家，我自我介绍是他云南一起下乡的同学，他母亲看我身穿军装，马上就说：“是不是姓范，后来当兵去了？”我说：“是的。” 他妈妈一边哭一边拉着我的手说：“你是好人啊，还多次到监狱去看他，他一直在找你啊。” 我看见老人这么动情，我的鼻子也酸酸的。我安慰老人家后留下了我家的地址，随便聊了一会就告辞了。

第二天下午，赵斌手里捧着熟菜和黄酒找到我家，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深夜。讲述了他服刑直到刑满释放，然后回到盈江原来的四连，又因为顶替母亲退休回到上海，再之后辞职做个体户，专门经营水果蔬菜等等。

他刑满释放以后回到了盈江，原来的兵团已经改为国营农场，原来的连队叫二分场四队，原来的知青都已经回家，原来认识的老职工都变得苍老许多。老职工还是很关心很热情的接待和接纳了他，为他安排了住处和工作提供了各种方便。

他稍作整理后，就带着香烛纸钱去给十名女知青上坟。在坟前他一一磕头、忏悔、长跪不起，围观的老职工也为他的举动而落泪。

赵斌早已结婚成家，如今女儿考上了上海的名牌大学。他现在的生活比较稳定，只是很不愿意提起往事。几年前，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知青作家邓贤先生的“老赵——你现在在哪里？”的话语，我转告赵斌并把这本杂志送给他，希望他能够给邓贤先生回封信，可他还是不愿意揭这块陈旧的伤疤。为此，我在文中用了赵斌这个化名。

几年前，被烧死的十名成都女知青的墓碑，在成都赴云南知青和那已故十位女知青的家人的共同努力下，已从盈江迁回故里。当年的过失犯赵斌也已回归了社会。

我有时还会想，如果当年建设兵团按照国家的拨款，做好接待各地知青的准备，让知青住砖房或者土房，如果当时的连队用电灯而不用煤油灯，会有那场大火会酿成这么大的灾难吗？如果………？如果………。历史是残酷的，生活是现实的，在那个年代没有“如果”，虽然被烧死和被服刑的人只是知青中少部分人的命运，但也是那个年代所酿成的悲剧和不该付出的代价。

（注：知青的名字为化名）作者系上海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盈江十三团的知青 上海知青网综合整理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七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十三团二营四连迎来这个知青连队的诞生日。一批经过长途跋涉的成都知青高举红旗，步行数十里来到大盈江畔人烟稀少的孔雀山下，开始了白手起家种植橡胶的伟大事业。

孔雀山其实并无孔雀，也许从前是有的。知青们来到这里时，到处除了重重叠叠的山峦树林，就是满目荒凉的蒿草和灌木。

上级领导为该连队配备连长指导员，还从别连调来一批老工人做生产骨干。另有一批上海知青“掺沙子”，防止成都知青搞地方宗派小团体。前六天照例要上阶级斗争和忆苦思甜“第一课”。人们一次又一次挥动小红书，怒火万丈，义愤填膺；一遍又一遍呼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第一课”收效甚大，知青们不仅擦亮眼睛，还纷纷把心得体会写在日记和家信里，用以自励和教育远方的亲人。

由于该连队是在完全没有准备或者准备相当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匆上马筹建的，知青们住在几排临时用油毛毡、茅草和竹子搭成的简易宿舍里，因此条件十分艰苦。好在知青们初出远门，对边疆的一切都很好奇，所以一时尚无怨言。

时值旱季，风高物燥，火辣辣的太阳整日烧烤大地。南亚次大陆刮来的季风凶狠地掠过山谷，掠过大盈江两岸空旷的河滩和荒原，把知青连队的旗帜连同不结实的屋顶一同刮到天上去。

第七天的工作是打土基（土坯）。

据说打土基是为了盖一间厕所，以便优先解决男女授受不亲的当务之急。打土基无须技术，只需体力：将黄泥以水和匀，再辅以木模，奋力夯实晾晒即成。连里下达任务，每人完成三百块，男女一视同仁。这天边疆的日头格外毒辣，时间也变得格外漫长，知青们好容易挨到晚上收工，个个如同喝醉酒东倒西歪，步履不稳。

入夜，连队一改往日沸沸扬扬的喧闹，那些小知识分子精力过剩的口琴，笛子，唱歌，吵闹统统没有了，代之以一片大山般沉重的睡意和此起彼伏的梦呓。这些精疲力竭的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拥抱睡眠，跌入梦乡，他们在时空和现实的混沌交错中初步体会到劳动的原始含义。

疲劳造就了最深沉的梦境，同时也造就了疏忽大意和不可挽回的灾难。

赵国庆，上海南市区人，外号“小舅子”。六九届初中生，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来兵团。同新来的成都知青相比，赵国庆算得上老战士，虽然他的“知龄”只比那些新战士长三个月。

这天收工回宿舍，他并没有马上熄灯就寝的意思，而是故意磨磨蹭蹭等别人都睡下，才在蚊帐里点燃一盏小煤油灯。因为他的枕头下面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一个掩藏不住的欢乐，这就是他终于向同学借来一本神往已久的“爱情小说”《青春之歌》。

生活在今天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仅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还是怎样一片荒漠和枯寂的可怕景象。那时候不仅文学艺术统统被打成毒草予以铲除，就连阅读兴趣本身也成为一种罪过。所以当上海知青“小舅子”幸运地借到一本挨批判的“爱情小说”并躲在蚊帐里偷偷阅读时，那种暗自兴奋的心情决不亚于偷吃禁果或者偷看黄色录像。

事故的隐患正好出在这种不敢光明正大的阅读方式上。

当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流走，浓重的夜色终于覆盖了大盈江两岸起伏的山峦时，上海知青渐渐感到力不从心。眼皮变得沉重黏滞，方块汉字好像一群乱糟糟的蚂蚁爬来爬去，煤油灯忽明忽暗不住晃动。由于这本小说必须限期归还，因此他不得不用手支撑住脑袋，强迫自己努力一行行看下去。

睡意还是不可抗拒地攫住了他。

头终于垂落，字里行间罩上一片迷蒙的雾霭，黄浦江畔那座熟悉的不夜城若明若暗地向他浮来。朦胧中，他仿佛听见父母熟悉的呼唤，于是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一只快乐的小鸟，张开翅膀朝着故乡和亲人飞去……

书本慢慢从手中滑脱，它在床铺上磕绊了一下，然后碰翻了煤油灯。煤油灯滚落地上，煤油很快溢出来，迅速引燃了蚊帐、被盖和干燥的竹篱笆墙。仅仅几分钟，这座简易茅屋里的一切——油毛毡、茅草顶、竹墙、竹桌椅以及知青的箱子行李统统燃起大火。当岗哨发现起火并鸣枪报警已经来不及了，熟睡中的知青们被火烟呛醒并连滚带爬逃出屋子时，大火已经蹿上屋顶并且迅速朝其他茅屋蔓延。

这是一个令人猝不及防的可怕的灾难。知青们事先没有得到警告，没有思想准备，更重要的是没有应付突发事变的任何经验和知识。他们到兵团只有一周，学习了整整六天阶级斗争知识，却没有学到哪怕一点点防火和对付火灾的基本常识。因此当大火势不可挡地席卷而来时，知青们的张皇失措和一片混乱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场火灾中，头脑最冷静也最富有经验的当数该连连长。他不仅一口气从自己屋子里抢出寥寥可数的行李衣物，而且在关键时刻还冒着屋顶坍塌的危险，从大火中抢救出一罐精心制作的辣椒腌菜。表现最差的是那些尖叫不止的女生。当她们好像一群受惊的兔子从冒着浓烟的屋子里狼狈逃出来时，有人发现自己的身体相当不知羞耻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于是又尖叫着奔回屋里去取衣服。

这场大火持续了几个小时。大火不仅吞噬所有房屋，而且引发一场规模不大的山火。天亮后，人们才纷纷东倒西歪围坐在山坡上，望着废墟上未曾燃尽的火苗和缕缕青烟发呆。

最先掠过一种不祥预感的是三排八班女知青覃秀明。

“不知为什么，我凭直觉意识到好像出了事。”二十年后，这个已经当了一对双胞胎母亲的成都光明服装店业务女经理对我说道，“我们班女生住一间宿舍，紧靠失火的第二间。当我惊醒时已经睁不开眼，到处浓烟滚滚，慌乱中我隐约听见有人叫喊，好像是晏启芬的声音，但是很快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后我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浑身火辣辣地痛，而连队转眼间已经变成一片灰烬。许多人围着我，有领导，老工人，也有知青，但是没有一个熟悉的女伴的面孔。我心猛地一沉。我惊骇地想起屋子里呛人的浓烟，和浓烟里小晏揪心的叫喊……”

当人们猛然省悟并重新拥向废墟时，他们赫然看见：

十个女知青跪在地上，彼此紧紧搂抱在一起，被大火铸成一座焦黑的雕像。她们凝固地保持着这种受难者的姿势，仿佛在向人们默默诉说，她们是怎样用豆蔻年华的生命苦苦抗拒苦难和死神猝然降临那一瞬间的巨大恐惧和痛苦……

在这座尚未冷却的残酷的人生雕像面前，人们全都痛哭失声。“小舅子”面无人色，吓得晕死过去；那个英勇地抢救出一罐腌菜的连长悔恨交集，当众摔碎了腌菜罐子。然而大错已经铸成，雕像无法复活，人死不能再生。

人们流着眼泪呼唤她们的名字。人们甚至无法完整地辨认和分开她们每一个人，因为她们曾经生机勃勃富有弹性的美丽肌体，如今已经变成一堆面目全非的焦炭和一碰即碎的断肢残骸。

“我们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才埋葬了她们。”一位胡须花白的老工人坐在冬日黄昏的落日里同我叨家常，边疆的寒风不时撩起他单薄的衣衫。“那些尸体只剩下一二尺长，惨哩……裹尸布全都渗出油来，洗也洗不干净。你想想，人油。”

他顿了顿，喃喃地重复：“人油哪！……”

事故得到迅速处理，肇事者赵国庆被捕入狱，判刑十五年，布告上的罪名是“偷看黄色小说，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于十位女知青死于火灾事故并且没有来得及做出什么业绩，不好追认荣誉称号，就开了一个简短朴素的追悼会，以志纪念。活着的人们化悲痛为力量，重建家园。

岁月荏苒。许多年后，人们对死者的怀念已经遥远而淡漠，对那场火灾的记忆也变得如同老掉牙的家什一样陈旧。有一天孔雀山来了一个陌生男人，他满脸胡须，带了许多纸钱香烛和祭品。男人在山上磕了几个头，大哭一场，烧了许多纸钱，然后头也不回地下山去了。

有人认出他是“小舅子”，听说已经刑满释放。这件事在当地农场和生产队一直议论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