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爷爷被定为资本家，爸爸打成了反革命，我中学毕业，学校关门，无书可念，在反动的血统论的魔咒下，我也便成了“老子反动儿混蛋”。从此，在那形“左”实右的反动血统论横行下。无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无数政治背景有点儿“污点”的家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排斥和打击。

我自幼学油画，怀着对领袖的无限热爱，刚走出校门就被许多单位请去画“红海洋”，画伟大领袖毛主席像。在那年代，象我这种出身“两代黑”的子女，如画得稍有不慎，那一定会给整个家庭带来灭顶之灾。真的要冒着十万分政治危险，母亲总说我吃了豹子胆了，全家人时时为我提心吊胆。

1970年，是我家深处灾难的一年，这年年末63岁的奶奶突然患上了急性白血病，那时医学落后，只有输血，才能维持生命，每月花费上千元，这对全家来讲，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全家人不吃不喝也不可能支付。家里值钱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中，已被红卫兵几次挖地三尺的抄家, 差不多已清锅冷灶了，就连母亲陪嫁的首饰也已被红卫兵手抄得一贫如洗，就是借钱也难上之难了。为了让奶奶安逸地度过最后这段人生之路。另外，又怕我在外画毛主席像出意外，父亲与叔叔们商量，说我从小懂事，又耐心，决定让我去医院陪伴服侍奶奶。

在陪奶奶的三个多月的日日夜夜，让我亲眼目睹了“两代黑”家庭的悲惨境遇，给我心灵带来的严重创伤。见到了12岁当学徒被定为“资本家”的爷爷和被无故打成莫须有“反革命”的父亲，他们在妻子与母亲，在病危之时也不准守候在亲人身旁;家里人四处借钱，但因“两代黑”而惨遭白眼;亲眼看到共产党员的大姑父从大衣内掏出还温热的几十元钱，偷偷地塞到我手里, 小声地让我叫医生再给他的岳母能输两次血浆……。

在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后，我一想到起这些，心如刀割, 这都是由于“老子反动儿混蛋” 的“血统论”的缘故，让我认识到:只有与“黑色家庭”划清界线，才能有自己的“光明”前途……。

1968年，75岁的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由此，一场与文化大革命相伴相随、同样是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达到了最高潮。在偏僻的远方，上山下乡运动成为一群年轻人在劫难逃的命运,对出身不好的青年,更是一条'光明之道'。

香港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陈晓楠,在纪录片《滚滚红尘 中国知青民间记忆》节目组在采访我时说：你们是误生的一代,是误生的一群人!你们恰好降生在了一个不应该的时间，不应该的地点，恰好降生在了那样一段不应该的岁月。自降生之日起，你们就因着家庭的背景不同被划分出了不同的阶级，虽然实际上最终无论是出自哪里，但上山下乡仍旧成为你们共同的宿命。

那时画毛主席像

1971年初，那时，我已在单位画广告搞宣传工作，每月有很可观的工资收入，这在当年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中是令人羡慕的。但是像我这种人,在那讲出身，讲政治的年代里，想要当兵、入党、提干是不可能的事，你是“两代黑”的'黑后代'，“五类分子”两代都是你家里，为了摆脱家庭出身在心底投下的阴影，我决心与这“两代黑”家庭,在政治上划清界限，我心想：我与父亲虽然是父子关系，但要上进,那政治上要与父辈脫离父子关系。我也不要再受政治上的压迫、歧视。

我一定要与“两代黑”家庭划清界限，分道扬镳。为了脱离父子关系，我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工作单位，报名参加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我选择去兵团，是因为有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希望。报名后，招兵的解放军对我说：你出身不好，要表示一下“决心”，于是，我用刀片划开右手食指，写下了一封与反革命父亲断绝关系的《血书》！（这份《血书》至今还存放在我的《档案》里）。

经过兵团招兵组的严格审査，我终于收到了这张被录取的《喜报》，父亲如获至宝，马上去买个了镜框，把我的入伍《喜报》挂在我们家最醒目的大客堂中间，他高兴地对我说：“儿子，这是我们家最大的荣誉！”是啊，那时我们全家没有一个团员，没人当兵，没人提干，没人上大学，最大的“荣誉”---是我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这让全家人感到无尚光荣。

我离家那天，父亲还正在接受革委会的监督审查，他是没有资格为我送行的。因为我成了“军人”，但他很矛盾，他含着泪，用力拍打着我的肩膀，深情地对我说：儿子，你是为了我，要离家远走了，我做父亲的对不起你呀！这话音刚落，母亲突然失声大哭起来，使在场送行的人都哭成了一团。午饭后，我胸前戴着大红花，在喧闹的锣鼓声催促中，与家人一一告别，这时，我转身，已见不到父亲身影，我问家里人，父亲去哪里了？找了半天，正躲在门后抱头痛哭……。他毕竟是我的父亲，他也有七情六欲啊……。

后来，我坐火车离开上海时，那一幕一直定格在脑海中，一路上跟随着我的回忆，在我眼前展现。在版纳的那些日子里，无数次在梦中，重复上演着那个悲痛欲绝的镜头……。

再见了，上海 ！

当火车拉响长长的汽笛声，车身开动摇晃的第一个瞬间，来送行的有年迈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母和兄弟姐妹，同学与伙伴，他们与车上的孩子们就像同时被扳动了情感的阀门，真如生死离别，此起彼伏地哭成一片，真如殡仪馆里与死者告别……。

这时，喇叭里仍旧放着激昂的送行曲“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上海火车北站，周围仍旧是红旗招展。虽然这一幕已经无数次的被艺术作品呈现，可是我相信，没有亲自置身于那悲情和豪情的海洋当中，对那一切，仍然很难真正体会。只有离开过上海，经历过那惊心动魄场景的知青们才有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

为了证实我对伟大领袖的忠心赤胆，我捧着一幅自己画的毛主席油画像去的，这是我临别上海时，不分昼夜，亲手画的。我从上车就一直像祖宗一样用双手捧着，我把它带到兵团去，我一直想证实自己是积极的，我要上进的。我一定会听他老人家的话的，你看毛主席像我都画了，我将天天看着他，永远听他的话……。

装载知青的汽车

火车到了昆明，接着换乘卡车，记得我们这知青专列，換成了卡车车队。那时，满载知青的汽车，前面是一辆解放牌汽车，后面带一个拖斗，上面盖着篷布。车箱里无坐位，里面装着横七竖八的男女知青,拖斗里装着行李。上海知青与四川知青完全不一样，他们有很多行李，有的甚至还有樟朩箱、洗澡盆、家具。

昆洛公路上六十多辆大卡车，排得整整齐齐，浩浩荡荡的，前面看不到头，后面见不到尾，在大山间盘旋。这时候，知青们热血沸腾，象满车灿烂的山花，清纯的可想而知，大家唱着、嚷着、叫着，我们就要奔赴边疆部队啦……。

选择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大多是除了饱含这一腔革命激情之外，还饱含着一腔对边疆很有神秘感的旖旎风光，对一幅幅绿色的画面的一种热望。那是“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吸引着我们。当来到的时候，边疆并没有让我们失望，边疆的确有着诗情画意的一幅幅画面迎接了我们，当车队经过蜿蜒而过的澜沧江时，这里到处是一片浓绿，一座座具有浓厚傣族建筑风格的佛寺，挂映于绿荫丛林和奇花异草之中，密林里寨子与缅寺、佛塔和传统的傣家吊脚楼。楼前楼后椰子、槟榔、芒果、油棕和香蕉、木瓜等。年轻人又沸腾起来了，大家望着眼前惊奇的景色，一派迷人的热带自然风光，忘却了一切……。

运载知青的车从火车到汽车, 从汽车到拖拉机, 从拖拉机到马车,车越坐越差，路越走越险。我们那个卡车，把我们从昆明送到了位于景洪边缘的营部，我们还算幸运，又用柴油车从营部送到连队。我听驾驶员讲，这辆“嘎斯”汽车抗美援朝时是烧炭的，后来改装成柴油车，那车发动起来会浑身颤抖，发动机'轰轰'巨响，我们在驾驶室讲话都提高着嗓门，还听不清对方在说些什么。 车在颠簸不平的山路上“扭着秧歌舞”向前爬行着, 我把头伸向窗外, 路边是万丈深渊, 吓得心惊肉跳,我象乌龟似缩进脑袋,抓住车门,浑身颤抖，心想，稍有不测，滴嗒一秒，可就彻底完蛋了。

西边蛋黄色的晚霞渐渐变淡了，隐约见到缕缕炊烟飘渺在天空，远处山坡、屋顶、橡胶林、树叶上橙黄色的余晖也逐渐消失。

夜幕降临了, 汽车打开大灯, 灯光跟随汽车颠覆，肆无忌惮的时高时低, 忽左忽右,山边的树林里吹来阵阵凉风, 站在车箱上的姑娘们，随着车的颠簸尖叫着，渐渐地叫声越来越小了,有女孩感到有些凉意，试图从行李中取出秋衣,可车箱里连人都无法站稳,一切都成为徒劳。她们互相拥挤在一堆, 抱团取暖着,山沟里除了“轰轰”的汽车引擎声外,车箱里已静得鸦雀无声,寂寞深宫……。

突然,前方见到一点亮光，驾驶员说这就是我们的连队，连队在三面环山的 “夹皮沟”,整个连队黑压压一片,见到眼前的景象，大家呆若木鸡。如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整个心都凉透了……。我想像当中的“兵团”是个部队，是个青年人的地方，有个像样的营房，眼前几间破旧的茅草房和星星点点的油灯, 除此什么都没有，从一位老职工提着马灯的微弱灯光看去,有些老职工还顶着光头，打着个赤膊，光着脚丫，穿着花短裤，拿着毛主席语录，喊着湖南音的普通话口号“席（热）烈欢迎几（知）识青年参加边疆建写（设）！”……。在热情地高喊着，全队的几十号男女老少，还有几条骨瘦如柴，旺旺直叫的狗狗，在两旁夹道欢迎着我们的到来……。

这时，车上几个女知青见到这凄凉的场面，都死不肯下车，有的死死抓住汽车护板，有的抱着自己的行李，声嘶力竭地叫着妈妈，顿时嚎啕大哭，说什么也不肯下车，有的死死抱着去年先来连队的上海女知青，象久别的亲人，救命似的乱喊着“阿姨”，男知青们也低着头，擦着泪，有气无力的搬着自己的行李，向着黄豆大的煤油灯光。走进连队分配的各自茅草房。每间草房内有一盏小小的煤油灯，屋內湿漉漉的地上还长着茅草，房间还没有床，床是四个毛竹搭起来，上面铺着竹排， 墙壁是透光的竹排，草房内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十六、七岁的大城市姑娘谁敢住下？她们谁也不敢脫衣睡觉，只能灭灯洗澡换衣。后来，我调侃这种洗澡叫“斯里兰卡”上海话“水里乱卡（擦）”。

知青住的茅草房

我的茅草房是在连队球场边水沟的对面，要过座小独木桥，我提着沉重的行李和装满油画颜料的画箱，黑灯瞎火，一不小心滑进了水流湍急的水沟，幸亏几个老职工急忙将我连人带行李从水中拖起。此时，浑身上下成了“落汤鸡”，本来几天的旅程，已弄得满身灰尘，蓬头垢面象个泥鬼，黑夜里脸上只露出那牙齿的洁白，我问身旁穿着黄军装的指导员，能否找地方让我去洗个澡，他却睁大眼望着我，一阵摇头，然后就哽咽了，一句话也没吐出口……。“连队哪来洗澡间？到山沟里去洗吧！”旁边有老职工笑着答我话。此时，我心乱如麻，我后悔不该问这话，我心想: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不能有半点“小资产阶级”情调，生怕挨批，连忙给指导员解释，自己真的不知道，是无意的，请他原谅。指导员摇摇头，还是不讲话…….。

我洗好澡，走出山沟，耳边传来死人般的哭声。不知谁起了头，唱起了我们上海的沪剧《星星之火》里最悲惨的那个段子。顷刻，上海新老知青们不约而同地大声哭着、吼着、叫着“盼星星，盼月亮……妈妈啊，侬千万想法救救我，我情愿饿死在家乡……” 悲惨的歌声震天动地，这是知青们内心的发泄，这声音如同垂死挣扎，让人毛骨悚然，久久地在夹皮沟的山谷里回荡……。

也许是山沟千年的泉水把我浇醒了，一切都让我明白了：穿军装的黑皮张副团长动员我时在上海讲的那番话：什么兵团和部队是一样的，什么兵团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什么到兵团会留你在“政治部专搞宣传”，什么兵团不讲“成份论”……，统统是假话！我只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从此搁下画笔，拿起锄头，在“刀耕火种” 的原始劳动中，彻底改造“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凌晨了，山沟里起了一层晨雾，天变得更黑了，刚才听老职工说，过去曾有野豹子看见灯光会跑到球场上来，有人害怕了，吹熄了油灯……。

我还没丝毫疲倦的感觉，眼前的一切都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无语了，是失落还是……？，已无法说清。既来之，则安之吧。

我坐在油画箱上，看着自己被月亮光拖得长长的影子，似乎象魔鬼，失魂落魄，此刻我孤苦伶仃，心中充满惆怅，眼前一片渺茫，想着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奶奶；想着躲在门后边哭成泪人的父亲；想着要放下了十几年的画笔；想着那些解放军为什么骗我；想着从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我伸出双手，从微弱的月光里，眼望着拿画笔那稚嫩的手心，想着从此要握粗笨的锄把，我捶胸顿足, 顿时忍不住，泪如泉涌，止不住的泪水，湿透了洁白的衣襟，可不敢发出半点抽泣声……， 那夜, 我不敢哭！

作者知青时教老职工孩子画画

随后迎接我们的，就是颇为严峻的生存现实了。于是，诗情画意以最快的速度消失着，那些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上山下乡汪洋大海当中去的知青们，迅速的感受到了沧海一粟的孤独，而当年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小将们，也是在一刹那之间发现，我们在这个时代，被集体放逐。而那遥远美丽的边疆，那无限荣耀的兵团，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了那些红色家庭出来的子女们要骄傲地证明自己，而黑色家庭出来的子女们要奋力洗刷自己，知青们所寻找到了一片穴的精神，开始与荒山野林抗争……。

2004年香港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陈晓楠（左）采访作者（右）时合影

文章来源：知青情缘

欢迎知青朋友来稿，投稿邮箱jianzi1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