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楠是我新认识的朋友。

她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当时在舟山的女孩子能读到高中毕业，可以说是不多。舟山过去只是一个闭塞的海岛，女孩子早早就被嫁人。 而亚楠的父亲是教师，亚楠又聪明伶俐，成绩一直很好，所以一直读到高三。正当她踌躇满志地幻想着升入大学，幻想着辉煌前景的时候，学校突然停课了，这一停就不知那年那月还可以再回到学校，文革武斗把这批学生彻底耽搁在家里。 亚楠从小失母，下有两个弟弟，可以说在这个家里，亚楠成了主妇，父亲全靠这个女儿在支撑着这个家。

一九六七年，舟山曾把一批社会无业青年送到宁夏插队。一九六八年底上山下乡的号召又传达到舟山，虽然那几年因为当地武斗激烈，无法开展上山下乡运动，但在社会上一样引起家长们的恐慌。尤其上海，宁波周边的大批青年上山下乡消息不断传来，有些家长就开始考虑让子女在附近农村落户。

亚楠的父亲也一再和亚楠说：“楠楠，你可不能走那么远，你走了爸爸怎么支撑这个家呀？”

想了很久，亚楠决定不离开舟山，效仿别人家的姑娘，下嫁农民，留在舟山。就这样，亚楠嫁给了史家村的一个叫史进财的农民。

史进财只读过二年书，比亚楠大四岁，长得人高马大，好像挺憨厚。突然间白白送来一个老婆，史进财喜不自禁。在农村讨一个老婆，怎么也要花一笔钱的，就因为花不起这笔钱，所以近三十岁的史进财还没有老婆。

令亚楠没想到的是，把户口从城里迁出去的速度，快得惊人，亚楠人还没到史家村，户口已经迁到村里。于是，亚楠再不是城里的姑娘，一夜之间，她仿佛重新投胎，变成了史家村的村民，变成了农民史进财的老婆。

亚楠逃离了上山下乡，其实只不过没有欢送和建立知青户的过程，直接走进农户家庭里，立刻变成了农民。

我把这种现象定位：边缘知青。

据我所知，在舟山这种现象有许多，还有许多来自上海、宁波等地的年轻人，当然大多是女性，个别也有男性的，投靠亲戚朋友或者经人介绍，为的就是能留在南方，离家近一点。

亚楠由一个城镇的高中生，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农民的老婆，实在是不适应。好在她可以经常回家照料父亲和弟弟。亚楠也知道从此要委屈自己，是为了逃避发配去遥远的北方，要仰仗史进财作为依靠的避风港。

开始，这个家的经济由亚楠掌握，但是史进财对不多的钱财查问得很严格，一笔笔花销必须记账，月底如果对不上，史进财就要怀疑 是亚楠把钱拿到娘家去。

其实，亚楠父亲有工资收入，比农民史进财家的日子好过。

史进财有四个兄弟，只有三间破旧的房子，老父母住一间，另外两间兄弟四人只能一人住半间。

再则，史进财虽然心里为能娶到亚楠在窃喜，但他也有自卑，觉得亚楠文化太高，自己配不上她，所以更要压制她，否则将来会更不听话。而且他有一种想法，用北方人的话说就是：女人，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这样，每到月底亚楠就头疼害怕，史进财查账稍有对不上，就会骂骂咧咧。于是，亚楠干脆把经济大权拱手相让，让史进财当家。以致后来亚楠有了工作，也把每月的工资都交给史进财管理。

亚楠有文化，很快，村里让她当了代课教师。亚楠在学校时就是班干部，组织能力很强，遇事泼辣干脆，上台不怯场，做代课教师对她来说并不难。只是没代上几个月，有人说亚楠的父亲有历史问题，亚楠不配做人民教师，于是，亚楠被辞退回家。

亚楠父亲的历史问题是，在他们家的后院曾经驻扎过一群国民党军人，那是在还没逃往台湾时的事情。亚楠父亲有和国民党接触过密的嫌疑，也就是说亚楠父亲也许就是国民党的间谍或者特务。于是，被打成右派，直到八十年代初才被平反。

亚楠下嫁给史进财，在他们夫妇吵架激烈时，史进财甚至会骂亚楠是：阿爹是右派，有啥好闹热？（当地方言，就是说有啥了不起）。

其实，史进财这个人并不坏，勤劳节俭又能吃苦，只是文化水平太低，认知有问题，容易被人洗脑。

后来，史进财开始在社会上做生意，开个小饭店，钱包渐渐鼓起来，他的大男人自尊也更加膨胀起来。

而亚楠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开始显现出来。亚楠后来又去另一个学校当代课教师，还当过妇女干部，担任过工会主任。

亚楠在外面显山露水，颇有威望，但在家里她始终翻不了身。

史进财说亚楠是：身兼多职，狗屁不值，工资两级（那时二级工资只有三十多元），啥好闹热！

偏偏社会需要亚楠这样有文化的女性。那时舟山还没有律师这个职业，而一件持刀强奸的案件急需一个女律师出台，于是找到亚楠让她充当这个身份出庭。后来亚楠又考取律师函授大学取得毕业证，这以后家里就热闹了，常有人上门哭哭啼啼地述说冤情，要求亚楠替他们伸冤，或者写状纸。

史进财看在眼里，他接受不了亚楠作为一个女人，不是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而是风风火火地在外面张扬，每当有人上门找亚楠时，史进财就冷言冷语地讽刺：”哼，又要吃上堂饭了！”意思是指在家里哭哭啼啼上堂审会似的氛围下吃饭，搞得家里不安宁。埋怨牢骚这是轻的，如果亚楠回应一句，史进财就会教训亚楠，嗓门提高八度喊道：“还敢顶嘴？”夫妻已经是水火不相容。

开始，他们的一对儿女还小，亚楠怕夫妻吵架影响孩子学习，只有忍耐。后来孩子大了，都考取大学在外地成家立业，亚楠再也忍受不下去，开始顶抗，史进财甚至动起手脚，开始家庭暴力。直至分房各寝，接着冷战到分灶各自开伙，夫妻感情荡然无存。

后来，史进财在外面也有了相好。

曾经，亚楠提出离婚，但公开上堂时史进财一变在家里的凶狠样，像只绵羊一样条条答应再不欺负亚楠。回到家里史进财就说：”想离婚，反了你了！你进了史家的门，死了就是史家的鬼！”

也有人问史进财，为啥不离婚再娶？史进财说：“ 再娶不是一家人，肥水不能流外田。”

不成夫妻就是冤家，俩人每天怒目相对，史进财进家就砸门摔凳子，把亚楠吓得心惊肉跳。亚楠想搬出去租房自己过，想到史进财可能会闹到出租房丢人现眼，于是想到去养老院。

和孩子们商量，孩子们也同意了。于是女儿设计带史进财出去旅游，亚楠收拾东西搬去养老院。

待史进财旅游回来，看到亚楠的房里已经搬空。女儿说：“养老院里有门岗有监控，还有领导，爸爸切不可去闹，就让妈妈在那里养老吧。”

史进财说了一句话：“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舟山武斗还在升级，沈家门岭坨山武斗死了七人，定海城关武斗，死了五人，岱山死五人 …… 甚至还搞汽车载尸体游行 ……” 这是来自《舟山文革武斗计略》一文的记载。

当时我还在公司职工医院干临时工。舟山的上山下乡无法展开，整个舟山还都是无序的状态。

但是，老百姓要正常生活，该嫁的嫁，该娶的娶，婚礼该办的还是要办。

那时，不抓生产建设，许多职工没房子住，公司就盖了几排简陋的毛竹棚子，当做职工宿舍，我家就住在毛竹棚子里。

公司在城外，和村民杂居在一起，毛竹棚子旁边就是农民的家园。那天一大早就听到鞭炮声，还有敲锣打鼓的欢闹，原来是汪村长的儿子根土要结婚。

根土我们都认识，是村长的独生儿子，也是村长的宝贝。长得白白净净，村长没让他下过田，现在一个加工厂里当保卫队长。村长家里崭新的大院子，里面一圈青砖红瓦、几进几出的正房和厢房，显示着令人羡慕的阔绰，比毛竹棚子不知要强多少倍。

这次的婚礼，也是让人大开眼界，亲戚朋友一大群，张灯结彩，鞭炮轰鸣，而且新娘子竟然还是个上海姑娘，据说是来插队的。那时，知青这个词汇还没像现在喊得这么人人皆知。

上海自然不会像舟山，把上山下乡搁浅，早就开始大规模地展开，有去黑龙江的，有去内蒙的。许多上海姑娘在家长的安排下，为了离家近一点，自找门路在上海周边插队落户。

此时，新娘子苏馨被打扮得雍容花貌，披红挂绿，被上海娘家人簇拥着送进这座大院。送亲队伍里的娘家人洋溢着上海人那种时尚又骄傲的派头，看得乡下人眼花缭乱，我也看傻了。只见新娘子脸蛋粉嫩嫩的，一双眉眼略含羞涩，头上还披着一块纱巾，个子挺高，有点居高临下的威风，她毫不避讳乡下人好奇的目光，但看她的眼神好像也带着好奇，东张西望地在看着陌生的四周，和陌生的乡下人。

据说新娘子的娘家是老上海人家，家境不错，不愿意让女儿去寒冻冰雪的北方，托人来到舟山。恰巧遇到汪村长正在给儿子根土找媳妇，村长说干脆就落户到我家吧，一个人插队也不好安排。村长带着上海人参观了他的大院子，又见了他的儿子根土。两个年轻人也不反感，两家大人也都满意，这门亲事很快就订下来，新娘子的户口也顺利地迁进了这座大院。

结婚时，新娘子苏馨十八岁，新郎根土二十岁，正好符合婚姻法。

后来听说让新娘子去当代课教师，原来的教师生孩子去了，这个教师负责的唱 歌课也由苏馨代教。苏馨偏偏不会唱歌，一开口就跑调，每次上音乐课，学生们忍不住就哄堂大笑，在教室门外偷听的老师也忍不住笑出声，搞得苏馨很尴尬。苏鑫也知道自己那点文化，当不好教师，她连班级里的一个调皮学生都镇不住。这个调皮学生看见她就捏着鼻子学她跑调，羞得苏馨满面通红。

不久，苏馨也怀孕了。汪村长高兴地说：“甭去上班了，在家生孩子吧。女人嘛，会生孩子就行 ……”

等到舟山武斗结束，一九七一年十月，我要去内蒙兵团时，苏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待我三年以后探亲回家，再看到苏馨时，她已经变了样，两儿一女跟在身旁，肚子又鼓起来，当年的风姿一扫而光，除了她的服装还有点上海的味道，但也是旧塌塌的，失去了光鲜。当年那个披着纱巾，睁着好奇的眼睛四顾张望的新娘子，变成一个疲惫邋遢、拖儿带女的农村妇女，可她才二十三岁呀。

汪村长春风得意地说：“我们汪家现在人丁兴旺了，再生几个孙子我也不嫌多，我汪家养得起 ……”当爷爷的汪村长踌躇满志。

再后来，知青大返城，我没有再见到苏馨，就问别人。有人说她的老公根土，身边老有相好的女人，苏馨哭啼啼也没用。后来一对儿女留在村里，苏馨带着另外一对儿女坚决回上海了。可是她们的户口又无法迁回上海，上海知青办说苏鑫是自己投亲靠友，下乡嫁人，不属于知青办管理。

老乡们说： 苏馨和孩子在上海没有户口，是黑人，早晚还得回到村里。

小娘娘第二次探亲回到上海，她弯弯的媚眼好像还在笑着，却是泪汪汪泣不成声。一提起贵州的插队生活就浑身哆嗦。面对姨婆的询问，她结结巴巴不知从那说起、、、那里没有电，住的是吊脚楼，听不懂当地人的话，十几岁就叫女孩子结婚……

上海人称呼姑姑为娘娘。

小娘娘是姨婆最小的女儿，她有五个姐姐，姐姐们都叫她小尾巴。姨婆说小尾巴不好听，就叫芭芭。

芭芭卷卷的头发，一双媚眼笑嘻嘻的，小巧的鼻子，脸颊上透着两朵淡淡的红晕，长得像个洋娃娃。

芭芭的父亲我叫公公，解放前自己开公司，几个女婿都在他手下任职。

解放后公司被关闭，公公被管制，这以后他一蹶不振。我常看见他高大的身子蹲在地上默默地修补那张破旧的老沙发。有一次他帮居委会修理房顶摔下来，身体就每况愈下，不久离开人世。 

芭芭和我同岁，也是六六届的，也成了知青，被分配到贵州插队。几年以后回家探亲已是面黄肌瘦，脸上的桃花晕消失了，最可怕的是她的月事也消失了。

姨婆心疼至极，又毫无办法。

小娘娘第二次探亲回到上海，她弯弯的媚眼好像还在笑着，却是泪汪汪泣不成声。一提起贵州的插队生活就浑身哆嗦。面对姨婆的询问，她结结巴巴不知从那说起……那里没有电，住的是吊脚楼，听不懂当地人的话，十几岁就叫女孩子结婚……

贵州啊贵州，望不尽的荒山野岭，一个苗民不与外人通婚的地方，如今还是落后的省份，一个上海姑娘突然被插队到那里，叫她怎么生存？

这是我的姨婆和我的小娘娘

姨婆决定不再让芭芭去贵州，于是芭芭在上海成了一个没有户口没有工作的黑人。

姨婆对其他几个女儿说，只要我们有饭吃，就有芭芭的一口饭。可是芭芭年龄大起来，总不能让她变成老姑娘吧？于是姨婆开始给芭芭张罗婚事。

可是一个连户口都没有的黑人，而且月事也没有恢复，以后能不能生育也不知道，姨婆一边天天逼着芭芭喝下一碗碗黑黑的汤药，一边托人在上海郊区的乡下给芭芭找女婿。

终于找到一个孤儿叫勤，人长得瘦小，个子比芭芭还要矮一点，但眼睛挺有神。干活勤快又能吃苦。勤喜欢芭芭，可芭芭不喜欢勤。

有一次我到姨婆家正好看见勤在忙着，他从乡下带来一桶活蹦乱跳的鲤鱼，只掏出几条鱼跑出去在小巷卖掉。然后再掏出几条去卖，这样来回几次就把一桶鱼卖光了。

那时这是小资产阶级尾巴，要被抓的，可勤不怕。他卖光鲤鱼拿着一把湿漉漉的钞票，塞到姨婆手里说：“给芭芭买套新衣服”，一边笑眯眯地看着芭芭。可芭芭却像个冷美人似地不瞅他一眼。

那时我看在眼里真替他们担忧，一个美丽的上海小姑娘，一个没啥文化的乡下小二郎，将来怎麽生活在一起？

小娘娘眉头蹙蹙着，很是忧愁。想到自己没工作，没户口，出身又不好，呆在上海走投无路，贵州是再也不敢回去，只好听从姨婆的话，还是和小二郎结了婚。

小娘娘结婚时，我还在内蒙兵团，我没钱送她，只给了她几十斤粮票，小娘娘拿着粮票泪汪汪地说：“鹿鹿（我的小名），你可帮了我的大忙。”小娘娘虽然是中国的公民，但是没有户口也没有口粮。

老天怜悯他们，小娘娘在姨婆的坚持下，喝了二年汤药，总算恢复了月事。后来生了一个儿子，这使他们的生活有了希望。

姨婆有胃溃疡，在文革时的一次发病中，胃出血抬到医院求治，因是黑五类家属被拒医，换了几家医院都拒收，悲惨离世。我没有见到姨婆最后一面，至此，我在上海最亲的唯一长辈也不复存在，从此与上海彻底告别。因为相互搬迁丢失了地址，与小娘娘也失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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