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我，在插队期间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饿！刻骨铭心的饥饿！

奇怪的是，我曾与许多知青聊天，有挨饿感受的居然不多，不少人留下的是偷鸡摸狗的记忆。我的朋友吴逊当年在宜川插队，本是出身书香门第、文质彬彬的人，竟也干过这种事情。他还记得曾经偷过一只羊，对于失窃的农民来说，那可是极大的经济损失呢！所以，吴逊至今仍认为应对自己的出轨行为进行认真反思忏悔。不料，在一次知青聚会时，来自宜川政协的杨建春却说，俺们农村的娃谁没偷过，这点事儿不值一提；你们是从大城市来的娃，没受过苦，恓惶得很，偷点吃点算啥嘛，谈不上忏悔，也没那个必要。这话真让人感动。陕北乡亲最让人感动的，就是这种宽容。

即使同在一个村插队，“回民灶”的那四位也许就没挨过什么饿。在我们分灶以后，他们的住处换到我们原先伙房所在的窑洞，恰与生产队的保管室一个院。这犹如将老鼠和大米搁一块儿，不偷也得偷了。出人意料的是，队里居然从未发现过他们盗窃的痕迹。有一次倒是把保管员逮住了：他经常偷库里的花生，容器就是身上那裤腿肥大的抿裆裤，塞上三五斤花生根本看不出来；不料那次扎裤腿的带子松了，他自己没察觉，一路走一路漏，让人逮个正着，用“露馅”一词形容正是恰如其分。而回民灶那几位哥们儿似乎从没干过这种技术含量过低的下三滥勾当。

我们插队初期，是由国家供应粮食，直到麦收完毕时停止，从此开始吃我们自己靠工分挣的口粮了。夏收以后，我们分到的麦子由队里保管，随吃随领。这样做的原因，一是因为我们没有储藏的地方和能力；二是由队里借给我们一部分玉米之类的秋粮调剂一下，免得把麦子吃光了，下半年光吃粗粮；三是帮助我们计划管理，不要超吃。

他们回民灶吃得比我们猛，隔三岔五要凭条子领粮或借粮，等下次分红的时候再一并从工分粮里扣。蹊跷的是，年底分红的时候，会计一结账，发现他们累计超支借粮的数量也不过几十斤，与记忆的数量完全不符。但条子是白纸黑字的凭据，会计绞尽脑汁也想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多年后听回民灶的哥们儿自己吹嘘，才知道他们真是盗窃的高手。

向队里领粮或借粮的手续并不复杂。只要写了条子，经队长盖章同意，就可以去保管室称粮。保管室不光有粮食，还有许多农具之类的物品，社员借东西或领东西都凭条子，保管员把纸条插到钉在窑壁的一根铁丝弯钩上，月底集中交给会计。回民灶的哥们儿总是在月底之前下手，办法很简单：拣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一个人望风，两个人托底，由身材瘦小的“猴子”担任“主攻手”，从窑门上方的出气孔钻进保管室，把自己灶上的条子偷出来——最关键的是，为防止露馅，得象征性地留下几张，绝不能全偷光。

这办法实在是高！

二十年后我回村的时候，专门去保管室实地考察，看到那出气孔已经被砖头堵上了，不知是否因为发现了漏洞而采取的“亡羊补牢”措施。但是，堵孔才用了四块砖——那么小的孔洞，即使身手矫健的专业杂技演员也不容易钻进去。所以我总怀疑他们的吹嘘有夸大或是隐瞒的成分，只是我猜不出其中的秘密。然而，当年他们的红光满面与我们的一脸菜色形成强烈的对比，应是不争的事实。

1988年我回村时，原先的老窑还在。中间是我们原先的灶房，后来是回民灶的住处；右面便是生产队的保管室。看那窑墙上部用四块砖头堵住的小窟窿，如何能钻进一个人去呢？

还有“馅饼”他们那个灶，连柴禾也偷，甚至把村里公共厕所的牌牌儿都摘了烧火，气得队长骂：“狗松也不嫌臭哩！”

当初我们几个之所以提出分灶，就是因为自以为“革命”，看不上其他同学情绪消沉“自甘堕落”的模样。

老实交待，我们灶的几个人，并非没偷过东西。我和老朱偷过邻家农民的玉米，理由是他们耕自留地的时候总要向我们这方侵入一点；等他家的玉米熟了，我们自然要掰几个以示报复。我们还胁迫傅鹏，利用看场的机会偷过公用的煤油，理由是队里借我们窑开会总消耗我们的灯油。虽然理由冠冕堂皇，但我们自己明白：偷就是偷！所以，偷的时候总是怕得要死。尤其傅鹏胆小，拿我的棉袄裹煤油瓶却忘了盖瓶塞，一路走一路洒，油没剩多少全灌溉了我的棉袄了，结果一股刺鼻的煤油味儿永远也洗不净，成了一种无形的耻辱标签，以证明我们的“革命”其实不过是假招子。

我们偷东西的次数似乎不算多，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要维护“革命本色”，而是实在受不得那份儿惊吓。

1970年7月，惠家河三名饥肠辘辘的北京知青。

没本事没胆量偷，挨饿就是活该。

尽管如此，我们好像也没向队里借过粮。因为我们很保守，认为有借就得有还，上半年吃得饱，下半年咋办？所以总是把每月的定量卡得很死，尽量不超吃。另外，就是自己想办法“开源节流”。

我在我的小说《魏家崖情结》中写过这样一段：

我也不是不知道节约，我也不是没想办法。你说糜子面是什么颜色的？是黄的吧？可我蒸的糜子馍全是黑的。为什么？我舍不得浪费那点糜子皮，磨面时全磨进去了！喝玉米粥的时候，我抓一把玉米面，得掺一把玉米皮。那玩艺儿虽说吃下去就原样拉出来，可多少能顶一会儿事。就这么着也没用。那个春天可把我饿惨了。我脑子里整天只有一个字：“吃”！

有一次，也不知谁家死了一头小猪，你知道，陕北老帽儿不吃死东西，我就占了便宜。那头小猪大约有七八斤重，满身又是屎又是泥。我烧了一锅开水，把小猪扔进去烫掉了毛，拿刀开了膛，剁巴剁巴炖了一小锅肉，美美吃了好几天。那时正赶上月初，我从队里领了当月的十二斤玉米，匆匆忙忙上碾子压碎了，熬了一大锅浆粥。我一边吃着炖得半生不熟的小猪肉，一边喝着热得烫嘴的玉米粥，幸福得我眼泪都要下来了。我当时就想，我这辈子绝对不能忘了这一天！我把那天的日期记在一张纸上就着热粥吞了。听人说这样就永远不会忘记。其实纯属扯蛋，因为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个日子是哪天了。人这东西，最不是东西，日子一好就忘本！

冬末春初那段青黄不接的日子总算熬过去了。随着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能吃的东西渐渐多起来了。什么灰灰菜、扫帚菜、马齿笕……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或者忘了名字的野菜，那时候我全认识、全吃过。现在我也忘了，不认识了。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槐树花。把洗净的槐树花趁湿掺上玉米面，撒上点盐上屉一蒸，那味道，又香又甜又嫩！只是吃多了要放屁。

只要把“我”换成“我们”，这段文字就是完全的写实。

说来还是槐树花好吃。村旁咸榆公路两侧种的都是槐树，初夏时分槐花盛开，实可谓“一路芬芳”，吃也吃不完。那种掺了玉米面上屉蒸的吃法似乎也有一个特定的名称，可惜已经忘了。若搁现在的高档饭店里，没准儿和什么“洋芋擦擦”、“黏米黄黄”之类一样，也能算一道“当地著名特色小吃”呢！

槐花的缺点是不顶饥。若论抗饿，首推糜子馍。实际上我从来没见过纯黄本色的糜子馍。为了增加分量，我们与农民一样，是连皮一起磨的。后来我每次回陕北，当地朋友问我“想吃啥”，我总是说“糜子馍”，他们也总是大笑着说：“噫！外驴粪蛋蛋一样的东西，咋还想吃哩！”

这形容非常形象，若就形态而言，糜子馍的确与消化不良的老驴屙下的粪蛋极其相似。我第一次见到糜子馍，是和村里的有泉一起去砍柴，回程在半坡歇下的时候，他从敞着怀的破棉袄里掏出一个拳头大的黑蛋蛋大嚼，见我看得直咽口水，便掰了半个给我。我也顾不得黑蛋蛋还带着有泉的汗腥气，上来就是一大口，结果噎得几乎喘不上气来。有泉说：“糜子馍得吃慢些哩！”

后来我们也会蒸糜子馍了，但总没有老乡的好吃。主要是没掌握好初期发酵的技术，不是发酵过头太酸了，就是火候未到导致硬得像石头。直到现在我还能想起有泉给我吃的第一个糜子馍的味道：慢慢咀嚼，那糜子面在嘴里是沙沙的，有一股淡淡的酸酸的甜甜的清香；吃到胃里沉甸甸的，感到很踏实。

至于炖小死猪的事，是我和外号“老驴头”的吕宏印干的，实际过程比小说写的还复杂。那年春节我们灶的郝庆超、朱建群和傅鹏回北京了，只剩我们两个。老驴头说按规矩猪得褪毛，便烧了一锅开水，直接扔进去了。结果猪皮烫得半生不熟，不仅猪毛没法褪，连皮也剥不净了，最后闹得一边吃一边“呸呸”地吐毛。

1969年到1970年的那个冬天异常寒冷，虽然灶膛烧着火，窑里仍然冰冷刺骨。那天我确实吞了一张写着日子的纸条。因为我觉得这天实在太幸福了，应当永远记住。虽然最终还是把日子忘记了，但我和老驴头坐在锅台上一边打着寒颤一边幸福地吐着猪毛吃肉喝粥的场面，似乎就在眼前。

羊倌看我们死猪都敢吃，说前些天还冻死了一只羊呢，给扔沟里了。我把消息告诉了回民灶的金晓峰。回民灶的其他人也回北京了，只有他一人留守。由于我们曾一起扒火车回过一次北京，关系趋于正常，这样的好消息应当通知他。等我们找到死羊，天已经黑了。那是只绵羊，个头挺大，至少能出二三十斤肉，但不知死了多少天，万一变质了，把人吃死可不得了，所以我们犹豫很久还是决定放弃。想想又舍不得，看着肥大的绵羊尾巴实在诱人，便打着手电筒把那大尾巴割了下来，金晓峰拿它熬出了三四斤油呢。不过那些天我很有些担心，生怕他食物中毒。几天过去，他依然红光满面，我也就放心了。

让我们很不理解的是，陕北农民居然不吃死物，看来还是饿得不够。比如雨季洛河发大水，泥沙浑浊，会有许多鱼被呛死后冲到岸边。如此美味，他们竟仍然不吃。

有一次我们在河边拾到一条极大的死蛇，剥了皮剁成段足有一大海碗。听说在粤菜里蛇是档次很高的佳肴，我们都跃跃欲试。不料，煮熟后锅里却冒出一股奇怪的肥皂味儿，很有些吓人，我们毫不迟疑，赶紧倒掉，还把大锅彻底刷了好几遍。没准儿那是一条毒蛇，幸亏我们没吃。

为了吃，也闹过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在那篇小说里，我还写过一段：

有一天在地里干活时和仓洪打赌，赌吃面条。条件是五大碗面条，如果我吃得下，仓洪再贴我五碗白面；若是吃不下，我赔仓洪五碗白面。我们讲好，就用我的碗。我的碗你知道不？就是那种八毛二一个的大搪瓷碗，下乡前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买的。我觉得这赌打得合算，凭我的饭量白吃五碗面条根本没问题，还能倒赚五碗白面。

因此，中午一下工，我就拿着碗去仓洪家了。……肚子多少天都是瘪的，这回可算有东西盛了，一碗面条出溜几下就全进去了，把仓洪和看热闹的人都震了！我把碗一撂，喊：“满上满上！”仓洪那小子亲自装碗，盛得冒尖。你知道我那碗能盛多少面条？后来我专门试过一次，能盛一斤干面擀的面条！我也太不自量力了，这碗面条一下了肚，我就知道麻烦了！我偷偷地把裤带松到头，一点作用也没有。我的肚皮像要爆裂一般，面条满到了嗓子眼，甭说再吃三碗，就是三口也吃不下去了。

把文中的“我”换成老驴头，把“仓洪”换成回民灶的知青金潮河和金小峰，这段文字仍是完全的写实。

曾经有朋友很中肯地批评我写的小说“过于实在”，原因是我下笔拘谨缺乏灵动，往往受事实的约束而难以放胆而书，有悖“做人要实在，作文万不能实在”的小说创作原则。然而，若说这些情节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又会有人不相信，说我明明是在编故事：你在农村待的时间不长，咋会遇到那么多情况、咋能记住那么多事情嘛？不是编是啥哩？

我只能苦笑：这些故事的确都是真的。老驴头时常吹嘘自己胃口大，回民灶的哥们儿不服，所以才搞出那样一场闹剧。打赌的代价，是我们灶如约赔给回民灶五碗白面。老驴头那次丢大脸了，多少天都灰溜溜的，抢着干灶上的活儿，图个“宽大处理”。

那个月，我们仍没向队里借粮。

我们真傻，宁可饿着。

1970年我曾写过一篇名为《吕头正传》的手抄本“小说”，拿老驴头作为调侃对象。这是其中的插图之一，可以证实打赌吃面的故事基本属实。实际上，老驴头当时本是宣称吃不完五碗面应倒赔十碗的，对于我们灶来说，那可是一笔相当沉重的债务啊！后来也许是我们被迫耍赖，也许是回民灶的哥们儿没有较真儿，最终只赔了五碗。

后来听说要招工了。我当时想，不管上哪儿去、不管干什么，只要能顿顿吃饱肚子就行。

后来招工指标下来了，我们大队有三个名额是铁路养路工，一个名额是店头煤矿的合同工。

据说，我是那合同工的人选。

我想：煤矿也去，合同工也去，只要能吃饱饭！

再后来，与我们一个大队的秦家川有个黄陵县的本地下乡知青，本来内定去铁路了，但听说养路工太苦，居然放弃机会，结果这名额归了我们村，幸运地落到我头上了。

我一生中有许多次，因为偶然的因素改变了命运，这一次最重要。

插队期间，我养成了一个很特殊的习惯，吃饭速度极快，总好像下一口不吃到嘴里就马上要没了似的。

这习惯“打遍天下无敌手”，几十年没遇到一个超过我的。

直到前年，在作协组织的一次活动中，居然有个人比我吃得还快，菜还没上齐呢，他已经放下了筷子。我惊讶极了，凑过去搭讪，他说：都是当年饿的！

我贸然问：你插过队吧？他说：是啊。

来源：城西布衣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