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夏末秋初的季节，我曾去寻找白桦林，到大小兴安岭交界的大山的褶皱里。那一刻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库兰诺夫的《白桦之歌》：“听吧，听吧，这时枝叶蔽空的白桦树是怎样地鸣响着啊！人们会听出：这里有着日益临近的秋天的预感，有着林叶的短促歌声，有着鸟儿的啁瞅之声，有着风摆着白桦枝的甜美感觉。”然而我的耳边却总回荡着歌手朴树那《白桦林》的歌声：

我们从黑龙江畔的黑河市乘车出发，沿着江边的公路北上，过卧牛湖水库，开始攀山。那山就是兴安岭的余脉，山势渐高，嶙峋的山岩偶露峥嵘。那山上树木葱郁，树下繁花点点。我看到了翠绿的松树、杉树、椴树，却不见那风姿绰约的白桦树林。记得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春天，我们坐着敞篷的大卡车，向哈青农场进发时，刚一出黑河就看到了白桦林。当时我们笑着喊着：“白桦林！白桦林！”过去我们只在俄罗斯的电影、油画和小说里看到和读到过白桦林，在我们的心里她是美丽、浪漫和青春勃发的。

那时，年轻的我们真的看到了白桦林，从那天开始，真的和白桦林结缘了——我们在白桦林里安营扎寨，在白桦林里开荒种地，在白桦林里谈情说爱。我们爱在白桦林，也死在白桦林，在那终生难忘的岁月里—“高高的白桦林，有我们的青春在流浪”！与白桦林共处的生活写在我的第一本诗集里，那诗集的封面是用白桦树皮做的。它曾让远方的恋人流下眼泪。

我们的汽车走过二道湾子、纳金口子，我终于看到了那路边一片片的白桦林，如俄罗斯的森林画家希什金笔下的白桦林，那林子并不密，每一棵树都静静地散落在绿草丛中，她腰身还是那么挺拔，穿着洁白的衣裳;她的手向上举着，挂满三角形心状的小叶，那叶闪着金属般的光泽，边缘镶着不规则的锯齿。白桦树是有眼睛的，她的眼睛长在树干上，那苍老的枝杈脱落后，便留下一只鱼形的眼睛，黑色的眼圈黑色的眉毛清晰可见。那眼睛注视着大森林里的日出日落、冬去春来，注视着绿黄白黑的色彩变幻。白桦树是大森林中的抒情诗人，是阴森忧郁的森林中的一缕缕的阳光，是树中粗犷的男人群中的秀女。

我走下车，我走进了这片白桦林，我抚摸那洁白的树干，我摘下一片叶子，拿在手里端详，我把那叶子放在嘴里嚼着，体味那淡淡的苦涩。那白桦树干上的眼睛注视着我，好像发现了似曾相识的我，她们看见了我眼里流出的泪水……

我真的落泪了，我想起了我们在白桦林中遗失的写满苦恋的诗稿，丢掉在那林中草地上沾着泪与笑的手绢，还有飘落在树丛中亲人从远方寄来的水果糖的彩色的糖纸。

我还想起了1969年5月28日，那个春雨霏霏的日子，东北林学院的大学毕业生金学和，想用身体挡住从汽车上下滑的原木，掩护车下的战友，然后倒在了血泊中……他就被我们埋葬在那一片白桦林里。

我还想起了那个叫迟景铁的健美而浪漫的青年，因习练武功和唱黄色歌曲”被打成“反革命”。也是在那年的秋天他从拘押处逃出，上吊自杀在他亲手建起的房架上，我们把他埋葬在他和恋人常去幽会的那片白桦林。

我又想起了就是那一年的12月，大雪狂暴的一个夜晚，在山里伐木的战友的宿舍突然起火，大家穿着单衣逃离火海，后被鄂伦春猎人救起，只有一个叫倪少兴的哈尔滨知青葬身火海，却被无端地怀疑为纵火犯。我们也把他埋葬在那片白桦林中。

他们曾是我的战友，他们漂泊在白桦林的灵魂常让我从梦中惊醒，我要用我的心和笔祭奠他们和许多让我难以忘怀的知青朋友，于是有了《我们的故事》，一个专栏和两本书。金学和《倒在春雨里》、迟景铁如《叶落白桦林》，而倪少兴葬身在《神秘之火》中。这后一个故事发表的第二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我看到了你的故事，很感动！我是倪少兴的弟弟，我想知道我哥哥的墓地！”他叫倪少滨，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教授，他哥哥下乡时，他只有五六岁。现在父母都去世了，寻找哥哥是他们的遗嘱。

受少滨和许多老知青之托，我来寻找白桦林，寻找遗失在白桦林中的老知青，也来寻找我们自己遗逝在白桦林中的青春。因为：他们是昨天的我们，我们是今天的他们。我在白桦林中采了一大把野花，有红的粉的紫的黄的白的，我只认得那红色的野百合，其他的花都叫不上名字。

路越来越崎岖，路边的树林也越来越密集。我看到了高耸云天的白桦树，三十多年前她曾和我们一样苗条和孱弱，现在她们已经很壮实，身上还挂满了黑色的疤痕，那是饱经雨雪冰霜的纪念吧！在路过鄂伦春新生乡和桦皮窑林场后，我们终于找到了托牛河畔的龙泉岭村——当年的哈青农场，后来的兵团一师独立一营，现在西峰山乡的个小村。

听说我们是当年哈青的老知青，村民们都围上来，尽管这些外地移民与我们都不相识，但像见了乡亲一样高兴，因为他们劳作的这片土地是我们开发的。同一片土地上长大的人血脉相连。听说我们要找白桦林中的知青墓地，他们都指着村后的那片地说，就在那儿！他们说，我们刚来时还看到过墓碑，后来把那片白桦林伐掉了，都开地了，现在地里都种上大豆了。

白桦林没有了，林中的墓碑也没有了。这让我们很伤感。我们心情沉重地向那片豆地走去，路很泥泞，老乡给我们找来水靴，走起来更艰难。我们又坐上吉普车，像抢滩的坦克一样冲过那片泥潭，我们下了车，走到那片豆地前。面对这片茂密的已经结荚的豆地，我想起了那片亭亭玉立碧叶沙沙的白桦林，我记得很清楚，被定为烈士的金学和、冤狱而死的迟景铁和神秘死亡的倪少兴都被埋葬在这片白桦林，当时只为金学和立了碑，小迟和老倪只留下矮矮的坟丘，可这一切都荡然无存了，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那片大豆长得格外茁壮，绿森森的浓叶，豆荚十分饱满。我把从白桦林里采来的那束鲜花摆放在地头，点燃了从黑河带来的那捆黄纸。“学和、小迟、老倪，我代表哈青的老战友来看你们了！我们都走了，只留下了你们，太寂寞了！我们来得太少了，太晚了……”

我叨念着心中的祭辞，竟哽噎得说不下去，眼泪流在脸上，滴落在地上。和我一起伫立和流泪的还有她——当年和我在这里一起屯垦戍边的妻子，她是我写在这片白桦林中的诗歌的第一个读者。我还记得，在那滴水成冰的腊月，身为连队炊事班长的她到冰山一样的井台上打水，费力地摇动井绳却提不起挂满冰凌的沉重的柳罐，突然柳罐下落，辘轳飞起，重重地砸在她的腿上，至今还留着深深的坑。但她很幸运，当时她是向后躲闪，倒在了井台下，如果她向前一倾就会掉到井里，那片白桦林里又会多了一座知青的坟茔。她的泪水更多，祭奠着自己在这里失去的青春和美丽。

那黄纸化作红色的火苗，舞动着向天上飞旋，又化成黑色的蝴蝶，在这片豆地上盘旋许久，飞向了遥远的天际。

我们还是走了，告别了这片无碑的青春祭地。我们上了吉普车，还要冲过那片泥泞，可冲了几次都没走出去。司机又加大了油门，呼啸着再次冲去，可还是陷进了泥泞之中。我明白了，孤单冷清的战友是舍不得我们走啊！我知道学和、小迟和老倪是爱喝酒的，可我竟忘了给他们带酒。我们又下了车，向那片豆地深深地行了个礼，我大声地说：“放心吧，我会让更多的战友来看你们，下次一定带酒来！后来我们的吉普车终是走出了泥泞，走上了公路。

回来的路上我们很沉默。我又陷入朴树那首忧伤的《白桦林》的旋律中。他歌唱“有一天战火烧到家乡，小伙子拿起枪奔赴边疆”，从此他永远地离开了白桦林。而当年的我们何尝不是因为战火要烧到边疆，我们勇敢地奔赴黑龙江，走进白桦林。我们献出了青春，许多战友献出了生命……2000多万的年轻人义无反顾地从城市奔向农村边疆，他们是为了崇高的理想，是为履行对国家的责任！他们真的是不该被忘记的！

“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有良知的作家会用自已的心和笔来证明。我们应该告诉人们，在那个特殊年代以年轻人的生命和爱情为代价的悲剧。不要忘记，是为了永远不再发生。

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北大荒，回到黑土地，我寻找还在这片土地上耕耘而艰难生活的战友，寻找那些被遗忘在荒原中和大山深处的坟茔。我一次又一次来到战友们退隐的城市，这里曾是他们的故乡，现在他们是这灯红酒绿的大都市的边缘人。面对虔诚的我，他们打开尘封的记忆，给我讲述那些还沾着泪痕和血迹的故事。这样，就有了这部书。

2012年春天于哈尔滨

金学和

死亡不属于生机勃发的青年。然而他们死去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北大荒”的风雨中。尽管死亡是经常发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他们的死，是否死得其所，时常使我苦苦地思索，夜不能寐。更让人不安的是，他们的冤魂还飘荡在山林和原野之中，找不到安托之处。 

1969年5月，早春的兴安岭刚刚脱去白色的冬装披上绿色的新衣。在密林深处的一个兵团连队，正执行搬迁任务——把“木刻楞”的营房拆掉，然后把搭房子用的原木抬上汽车，拉到新的营地。那一天，天刚亮就下着雨，是很缠绵的春雨。

他个子不高，很瘦弱，总是用笑眯眯的眼睛望着别人。他是这群知青中的老大哥，也不过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他毕业于东北农学院，分到兵团，又从兵团分到这个全兵团最边远的连队，成了和我们一样接受再教育的兵团战士。这一天他本来感冒了，还和大家一起抬木头装车，在汽车就要装满的那一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已经削去了皮的桦木本来很滑，再加上被雨水一浇就更滑了，在关上车厢板的那一刻，原木突然向下滑动，而车下正站着6个抬木头的知青。眼看滚落的大原木就要砸在这几个青年的头上，他突然向那滚动的原木扑去，企图用自己的肩头顶住。在那千钧一发之时，他大呼一声：“快闪开！”这声音如惊雷一般，全无平日的细弱。在车下的知青惊闪退后的那一刻，原木“哗啦”一下滚落下来，如洪水一样把他冲倒，一根粗大的原木砸在他的胸口，他紧紧地抱着那根原木。血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他再也没说一句话。他的脸上挂着水珠，那不是泪水，而是点点春雨。

那一刻，雨停了，天也晴了。太阳透过树林，把一束强光像舞台追光一样照射在他的身上。号哭声打破了山林中长久的宁静。

当我从营部赶来时，他已被停放在松枝搭起的灵棚中。他的脸上没有痛苦，还是穿着他平时最爱穿的那件旧军装。他的周围摆满了女知青们从山上采来的刚开的紫色达子香。我哭了，我想起几个月前，他在营部当农业技术员，我当通讯报道员，我们睡在一铺土炕上，晚上在黑暗中，我们一起朗诵郭小川的《大风雪歌》；我想起，他在我们屋子的窗台上摆满了木盆，里面长满了绿苗；我想起，我们一起组织营部的知青大合唱，他领诵，我领唱……

葬礼在营部前那片白桦林里举行。他的弟弟和他的未婚妻从伊春赶来了。他的弟弟比他高壮，像一个男子汉一样默默地流泪；他的未婚妻哭得没有了站立起来的力量，由两个女知青搀扶着。全营的战士排着队，每人向深深的墓坑扔下一锹土。那一天阴沉沉的，山林里起风了，呼啸着好像在呜咽。

那之后，我领着师政治部组织的报道组，去了他的母校伊春一中、东北农学院，他的老师都说他是一个学品兼优的好学生，为他的死而可惜。我去看望了他年迈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流了许多泪，说自己的孩子为救别人而死，死得光荣！他的弟弟到山上采回鲜蘑菇，用鸡炖了给我们吃，说他哥最愿意吃这个菜。我没有去看他的未婚妻，不愿意打扰她刚刚平静的生活。回来后，我写了长篇报道《为人民献青春我心甘情愿》，它发表在《黑龙江日报》、《黑龙江青年报》、《兵团战士报》上，兵团政治部作出决定号召全兵团向他学习，省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在那篇报道中，我写他舍生忘死的壮举；我写他积极要求下连队锻炼改造自己的思想；我写他像大哥哥一样关心知青，他跑十几里的路，回营部取回他的新雨靴，剪成一块块，为大家补漏雨靴；我写他一次次为了工作推迟婚期，在牺牲的那一天早上，拿出一块准备结婚做被子用的花布请一个女知青给连队每个人做一个牙具袋。

我还写道，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毛主席“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的教导响在他的耳边，刘英俊、王杰等英雄形象耸立在他眼前，“随时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入党誓言涌上他的心头……我还写道，他这一扑，表达了一个革命青年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这一扑，标志着一个知识青年沿着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攀上了共产主义高峰！这一扑，闪烁着革命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伟大精神光辉！

我用现在看着都让自己脸红的虚华词句掩盖了事实的真相——这个悲剧的发生完全是人为的事故。屯垦戍边的兵团连队毁林开荒，又在附近的桦皮窑林场的林地里盖上了营房。在土地纠纷中我们败诉，不得不搬迁，在搬迁中发生了悲剧，他是这个悲剧的牺牲品，尽管他成了让人敬重和学习的英雄。这样的英雄，是那个时代制造的，现在也不乏涌现，而我们总是把丧事当作喜事办。因为出了英雄，其他就微不足道了。

在那篇报道中，我没有写一个专业水准很高的农学系毕业生，整日无所事事，只好在宿舍的窗台上进行栽培试验。他不得不要求下连队锻炼，在送别的路上他对我流下了忧伤的眼泪。我也没有写他时刻思念着未婚妻，渴望着早一天回家完婚，却不好意思请假，也没有人关心他的婚事……我在想，如果他不死，也许早就当了农学专家、大学教授或农场的领导。他也会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

他所在的连队的知青爱他，自编了一部歌颂他的歌剧，在许多兵团连队演出（编剧和主演是我的同学，现在是一家旅游公司的老板）。他们也舍不得他，在连队整建制南迁时，把他的坟也迁走了，又埋在新连队附近的山坡上，每到忌日和清明，都为他扫墓和烧纸。现在这些知青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而他还孤零零地留在那个小山坡上。还有人为他祭扫吗？去年他已经当了伊春党史委主任的小弟弟来找我，让我看一看他又重新整理的他哥哥的事迹材料。我说，不看了，心里难过。

亲爱的战友们，你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我还记着：金学和。死于1969年5月28日。

我所在营部的后面，有一片静静的白桦林。那林子中的树并不粗壮，也不密集。但每棵树都很美，树身挺拔，枝叶向上伸展，树干白得如雪，叶子青如碧玉，每个都是心的形状。那里是知青们精神的家园和爱的伊甸园。每天下了工，大家都往林子里钻，开始是一伙儿一伙儿的，后来就是一对儿对儿的。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后，谁也不敢再进这片林子了。 大约是在1969年秋天，那正是白桦林最美的季节，那绿色的叶子变成了金色，风一吹过，沙沙作响，好像有人在窃窃私语。早上我被撕裂人心的喊叫声惊醒。“有人上吊了！快来救人！”我衣衫不整地跑出去，跟着许多闻声赶来的人向营部后边那一片新盖的房舍跑去。跑近一看，一个人吊在房框子上，身体静静地垂着，头仰着，脸纸一样的白，眼睛睁着，无神地望着那一片白桦林。

“快摘下来，堵住他的嘴，别泄了气，堵住屁眼……”明白人指点着，却谁也不敢上前。那时，我很勇敢。我冲上去，抱着他的腿往上举，以解脱他脖子上的绳子。他的腿已经很凉了，但还没有硬，裤子、鞋、袜子很整洁。又过来几个人帮忙，我们把他从房框上摘下来，平放在地上。营部的领导也赶来了，指挥我们给他做人工呼吸。我有节奏地上下拉他的手，压他的胸腔。他重重地吐了一口气，就再也没有动静了，身体也慢慢地僵硬起来。营部的医生又为他打强心剂，用氨气熏他……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他还是死去了。这么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就这样完了吗？昨天我还看到他在这片工地上劳动，那身古铜色的肌肉，在阳光下闪着金属般的光泽。我的心不禁颤抖。

没有举行葬礼，也没人为他送葬。当天他就被埋葬在营部后面的白桦林里。他是我们营第二个死者，第一个是这一年春天为保护知青而牺牲的大学生金学和，也埋在这片白桦林里。我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而后者就不行了，他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换，他的棺材很薄很窄，这是连队的小木匠急急忙忙给他打的。他在哈尔滨的亲人没有来送他，他最亲密的女朋友也没有来送他。

这一切都因为他犯了“罪”，他正在接受审查，审查他的不是国家司法机关，而是营里领导派去的和他一样的知青。他是在审查中“畏罪自杀”的，他的死是比“鸿毛还轻”的。这就是当时的逻辑！

他也是哈尔滨的知识青年，比我们早两年来到这片密林深处的荒原。那时还没有大规模地动员上山下乡，但为了安置没有考上大学的社会青年，就在这里建设了一座“哈尔滨青年农场”，一百多位和我们一样豪情满怀的青年，来到这里开荒种地打井盖房。两年后，我们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来这里屯垦戍边，这里也被收编到兵团一师的一个营，大家都是兵团战士。他没有成为被我们后来人尊重的“开国元勋”，是因为犯了错误，他和另外７个老知青拜把子兄弟，被定为“八哥们流氓集团”。这八个人有工人子弟，也有干部子弟。他们的主要错误是聚在一起称兄道弟，打拳习武，喝酒抽烟。他是其中的二哥，这几个人都服他，人长得精神，又有一身好肌肉，对朋友讲义气，还会吹笛子。在他们之中，他是德艺双全的。傍晚时分，这八兄弟常躺在白桦林的草地上，听他吹《苏武牧羊》，吹《满江红》。然后又大声地唱歌，唱“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唱“送君送到大路旁”，唱“呵，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当时这些歌曲都是“黄色”歌曲，这无疑使他们的错误更严重了。不过知青们并不恨他们，还有人爱上了他们。也许这就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有一个一起来的哈尔滨女孩，爱上了吹笛子的二哥。她当时是这个农场的才女，人长得漂亮，还会写诗，她发誓要写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二哥经常背着其他兄弟，领着她往白桦林里跑，也许是为了丰富她的小说。

为了改造和教育“八哥们集团”，总是给他们派很重的活，伐木、打井、盖房、挑水，他们有的是力气，干得有滋有味，并没有消沉。然而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当时地处边境的黑河地区开始了以深挖“苏修特务”为重点的清查运动，连我们这样的知青农场也不能幸免。

刚刚从文革前线“解甲归田”的红卫兵又重新燃起了斗争的激情，他们用“怀疑一切”的目光注视着仅有的几个老职工和先他们而来的老知青。农场一个姓栾的“二毛子”老太太被怀疑为对岸派过来的情报员，而“八哥们”可能是她发展的小特务——因为他们喝酒时说过，“将来有钱了，到对岸看一看。”他们还经常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做着投修的梦想。这样一来，老栾太太被抓了起来，“八哥们”也被隔离审查了。老栾太太挺刑不过，用罐头碎片剖腹自杀了。这样“八哥们”就成了重点，不分昼夜地提审，然后就是更重的劳动惩罚。然而他们怎么也说不出来是怎样当特务的。后来，老八挺不住了，开始编故事了，把老栾太太如何组织他们为对岸提供“军事情报”，说得神乎其神。而爱吹笛子的老二默默地忍受着，从来不乱说。但是作为重点人物的他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时他盼着她能来看他，然而她没有来。也许是不敢来，也许是人家不让她来。

他终于盼来了她的一封信，一封长长的信。信的内容不得而知，也许是劝他认识错误，坦白交代；也许是宣布他们爱情终结……也不知道这信是自愿写的，还是别人要求她写的。

看完信之后，他默默地哭了一场。哭完之后，他拿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钱，让看守他的小知青到小卖店买了几瓶罐头，然后他请关在一起的小哥们吃了一顿饭。当时他没吃多少，只是静静地望着大家。天黑之后，他整理了自己的东西，又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就躺在自己的铺位上了。天亮之后，人们发现他没了，后来在那间新盖房舍的房框子上找到了他。在度过一个漫漫长夜之后，大约是在黎明时分，他离开了这个冰冷的世界。唯一维系他希望的爱情线也断了，他沉落了，如那片白桦林中轻轻飘落的一片叶子。他的死使他的女朋友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以后她病退返城了，消逝在茫茫人海中，再也没有了消息。没有人追查他的死因。因为有城市“革命经验”的知青的参加，黑河的清查运动更加惨烈，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事实！

两年以后，我们所在的营因无地可开，全部撤走了。英雄金学和的坟被知青迁走了。他的坟，没有人迁，即使迁也找不到了，当时没留下任何标记。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也还依稀记得起他女朋友的样子。不过我不想说了，怕引起他们亲人的痛苦。

前些年我曾回“故乡”看过，当年的营部现在是个村落了。村后的那片白桦林还在，树高了，林密了，那草地上还星星点点地开着不知名的小花。我远远望去，仿佛听到了他的笛声，听到了他和她的笑声。

往事如烟。可有的事总也不能忘怀，一想起来就历历在目。

1969年12月26日，深夜，我被电话铃声惊醒。当时我是兵团一师独立一营的通讯报道干事。我住的房子就是营部值班室。电话从几十多里外的林场打来的，电话的内容让我出了一身冷汗：“你们在桦皮窑林场伐木的知青住的房子着火了！现在跑出来的人还在雪地里站着，里面可能有人烧死了。快通知师部来人抢救吧！”

当时的通讯条件很差，全营和外部联系只有这一条和林场相通的电话线。我马上叫醒了营长，他命令我到离我们最近的阳台林场给师部打电话，请求支援。他当即带了几个人，跳上我们营惟一的一台嘎斯车，直奔桦皮窑林场。我跑到马棚牵出那匹跑得最快的“草上飞”，这马是从“红色草原农场”买来的，性子很烈，我第一次骑它曾被摔个鼻青脸肿。经过一次次的调教，它终于被我驯服了，而且成了我的伙伴。我下连采访经常骑它。这一次执行紧急任务，我们只得风雪同行了。

这是北方最严寒的季节。我们营地处大小兴安岭相接的深山密林中，那是冰雪覆盖，猛兽经常出没之地。我翻身上马，紧勒缰绳，风雪扑面而来，我和“草上飞”都不禁打了个寒噤。我又用力拉了几下缰绳，用腿使劲夹了两下马的肚子，“草上飞”迎着风雪渐渐地奔跑起来。借着淡淡的月光，“草上飞”在通往阳台林场的路上狂奔着，卷起一阵雪雾。路旁的树林黑森森的，像魔影一样闪过。这林子里是有狼的，有一次下连队，正碰着它坐在路中间，把我吓得只好退了回来。这一回，也顾不了这么多了，不一会儿我和“草上飞”都大汗淋漓了。可是我还是把缰绳勒得紧紧的，为减少风的阻力，我几乎趴在马的背上。

不到一小时，我们就跑到了阳台林场，当时棉衣裤都湿透了，风一吹浑身打颤。我马上给师部值班室打电话，线路不好，我喊哑了嗓子，对方才听清我报告的内容。回来的路上，疲惫不堪的“草上飞”再也跑不起来了。凌晨时分正是“鬼龇牙”的时候，冷得我牵着马跑回来的。到了营里，满身霜雪使我成了雪人。下午，遭受灾难的战友们从30里外的桦皮窑林场拉回来了。惊魂未定衣衫不整的二十几个战友坐在嘎斯车上，一见到我们就抱头痛哭。被烧死的哈尔滨知青倪少兴的遗体，用被盖着，由一个马爬犁拉着，上面插着一面红旗。被烧伤的战友王新民已被师部派来的救护车送到爱辉县的医院了。

这场灾难来得很突然，也很神秘。到现在还是一个谜。据亲历者回忆，已经完成采伐任务的三连的二十几个人，原定12月26日返回连里。25日下午，他们开了庆祝毛主席诞辰的联欢会，然后把炖得烂熟的狍子肉吃掉。第二天早上就打好了行李，等营部派车接他们下山。一直到晚上车也没来，可能是雪太大路不好走。他们只好又生火做饭。到了晚上，有人打开行李，大脱大睡，有人倚在没有打开的行李上打盹。这是一栋用原木堆起的“木克楞”房子，中间用布帘挡着，一面住着男生，一面住着女生。房子用柴油桶做的炉子取暖。

半夜时分，突然一声巨响，一个大火球在屋内滚过，立刻烟火弥漫，大家哭叫着从门挤出，跑到屋外，面对着漫天的风雪和零下40℃的严寒，有人穿着衣服，多数人只穿着单薄的内衣。只用了几分钟，这栋房子就烧落架了，只有倪少兴没有跑出来，为救他，哈尔滨知青王新民被烧伤。

跑出来的青年乱作一团。当时年纪最小的(十五六岁)的哈尔滨女知青吕平最镇静，她呼喊着大家快站到被抢出的被上，然后让大家抱成一团，她又喊：“快唱《国际歌》！”她又叫一个叫贾玉民的知青，快骑马到附近的鄂伦春的住处求救。贾玉民当时只穿着一身线衣线裤。

当时的场面十分悲壮。二十几个青年不分性别地紧紧抱在一起，雄壮的《国际歌》声在风雪中激荡，鼓励着青年们和风雪严寒作殊死的斗争。和呼啸的风雪声相比，这声音十分强烈，又相当微弱。在这同时，贾玉民骑马跑到附近一个进山打猎的鄂伦春人的营地，敲开他们的门，十分困难地说明情况，又十分容易地把正在睡觉的鄂伦春猎人的皮衣皮被装上了马爬犁。大约一个小时后，鄂伦春兄弟送来的温暖最后解救了二十几个知青，当时他们的歌声已经很微弱了。如果鄂伦春兄弟的衣物要再晚到半小时，他们就成为了大森林中永久的冰雪雕像了。不过大家还要永远感谢小吕平关键时刻的指挥若定！令人遗憾的是，勇敢智慧的指挥员小吕平、骑马报警的贾玉民和为救人被烧伤的王新民都没有成为英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经历过这场灾难的每一个青年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当时我们营所在的黑河地区正搞清查运动，专门为“12•26”事件立了案，先是怀疑黑龙江对岸派来的特务纵火，后来又怀疑被烧死的倪少兴，当时他的父亲正因为“历史反革命问题”接受审查，可能为了报复政治运动自焚，引发了这场灾难。据回忆，当时许多人边穿衣服边往外跑，只有他穿好了衣服就是站在火里不动，就是因为向外拉他，王新民被烧伤。

那个案子办得很紧，每个经历灾难的人都被审查了，搞得人人自危。宿舍里，天天晚上半夜都有人哭醒，有人又梦着了那场火，被吓醒；有人梦着自己成了纵火犯被抓走，也被吓醒。几个月后，因找不到证据，这个案子也不了了之了。

20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见到了小吕平，她在哈尔滨的一家工厂当翻译，刚领着许多青工到国外实习回来。她兴致勃勃地介绍国外的情况，却一句也没说到那次灾难。有一次我在街头上远远地看到了倪少兴的父亲——那位白发苍苍的退休教师，我却没有勇气走向他的身旁向他问好，怕他看见我想起他死去的儿子！

往事并不如烟。现在回忆，引发那场神秘之火可能是那个柴油炉子，有谁无意中把剩下的柴油或汽油倒在炉子里，引发了炉子的爆炸，造成了那场火灾！

我想，无论你愿不愿意说起，无论你能不能想起，经历了那场灾难的人，都经受了人生的一次涅槃。他们都成了火中飞出的凤凰。

以上这篇稿子发表在哈尔滨发行量很大的《生活报》，见报的第二天，就有一个读者给我打了电话。

“你写的知青故事让我很感动！感谢你第一个写了这个灾难的真相！我就是你写的被烧死在神秘的大火中的倪少兴的弟弟。我叫倪少滨。”

后来我和他——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第一附属医院的泌尿外科主任见了面。他说，哥哥下乡时，我还很小。他是1966年走的，好像从来没有探过家。他1969年被烧死后，家里人都不知道。那以后的好多年，逢年过节时母亲还给他寄过吃的东西，可他总也不回信。我们都奇怪，他为什么不回信！后来，看到他同时下乡的知青陆续都返城，母亲天天盼着他回来，眼睛都哭瞎了。

整个“文革”中父亲都在被审查，也没有能力顾及我的哥哥。后来他落实了政策，我陪着他和母亲到北安农场局找过哥哥的下落。他们查了哈青农场(一师独立一营)的档案，最后告诉我们因为火灾事故倪少兴已于1996年12月26日晚死亡了。按政策给了我们两千多元的补助。当时母亲哭得昏了过去。回来后，她一病不起，不久就病逝了。几年后父亲也郁郁而终。他们生前的遗愿就是能去哥哥遇难和安葬的地方给他扫墓。

“后来我知道了，哥哥当年下乡的农场早就撤销了，土地也交给了当地的农民了。我们想去扫墓，可不知在什么地方。这回好了，哥哥死亡的过程我们也知道了。如果你能提供一下哥哥墓葬的准确地点，我们特别感谢！”

为了完成倪少滨的嘱托，后来我又回了一趟哈青——当年曾留下我们无数青春记忆的地方，无论是痛苦还是幸福，它都如胎记一样刻在我们的身上。沿着新修的高速公路，五个小时就到达了边境名城黑河。又沿着平整的公路，向西行驰，路旁粗壮的白桦树挥舞着嫩绿的枝条，好像在为我指点进入“青春圣地”的方向。我们的车时而沿江而行，时而爬上山坡，时而穿过林海。三个小时后，我们进入了一个叫西峰岭的小村，现在它已在地图上恢复了“哈青”的地名。

可惜，山河依旧，我们已难以找到知青营地的旧模样了。热情的老乡帮我们辨认了几栋旧营房，然后指着房后的一片大豆地说：“当时这里有几座知青坟，我们开荒时地都平了。这几年不断有人来找过，我们也说不清那个人埋在什么地方。”

那天刚下过雨，通往那片豆地的路特别泥泞，我们在地头采了一束野花，摆在地里，又在地头烧了一些黄纸，便结束了这次寻魂之旅。

那天，我的心情不好，地头烧纸时，热泪长流，掩面而泣。

回来后，我给倪少滨打了电话，如实地说明了情况。他去没去给哥哥扫墓，我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