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静静地躺在那里，安祥的脸上有两道清晰的泪痕。他的眉宇间含着一丝痛苦，仿佛不愿意过早地离开人世。

赵万里遗像

我的同学一一北京知青赵万里，年仅22岁，已经僵直地倒在民兵哨卡附近的山坡上，自杀身亡了。他身上的蓝涤卡上衣已经褪色，脚上的马靴皱皱巴巴，失去了光泽，僵硬的手仍紧握着自己心爱的半自动步枪。旗里赶来的法医正忙着在他头部查看弹孔，公社干部和旗里来的公安人员在一旁争论着什么。我呆呆地站着，那个活生生的干活卖力而又沉默腼腆的小伙子到哪里去了?

站在一旁的知青路欣向我讲述着事情的经过。“大队分配我、赵万里和牧民朝格吉拉三个年轻人在民兵哨卡值勤。这几天晚上，边界上经常有飞机出现，我们睡觉前就把子弹压进弹仓，早上起床后再退出来。

“昨天早上，赵万里退出子弹后，又习惯性地扣了扣扳机。万万没想到枪就响了，子弹射到哨所石头墙上又弹了回来，打在正在刷牙的朝格吉拉的屁股上。朝格吉拉用手一摸，一手血，当时就吓得昏了过去。赵万里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惊呆了，脸色煞白。他真地不知道枪膛里还有一颗子弹。

赵万里的脸色蜡黄，和生前几乎没有两样。那是1972年，他染上了肝炎，因为控制疫情，没能及时回北京治病，直到1973年初，他才回到父母身边养病。他家只有父亲一个人挣着不多的工资，母亲没有工作又长年卧病在床。他告诉其他同学，得病后，自已非但没挣工分，还花了好多钱。可要是坚持放牛，一骑马肝又疼，想招工走也没机会。

“在北京，妈妈几次问我什么时候回内蒙。”赵万里有一次同路欣谈起这些，目光忧郁，声音有些发抖，“家里实在困难，妈妈也是没办法。”顿了顿，他又说：“我已经成人，不能再给家里添麻烦了。”那年，他刚过18岁。

法医翻动着赵万里的身体，检查血沉，确定死亡的时间。

路欣压抑着激动，继续向我述说事情经过：“我急忙把朝格吉拉的伤口包扎好，嘱咐赵万里照顾一下，就去公社请医生、报告情况。”

“哨所离公社30里地，我早上8点半出门，拼命抽马，半个钟头后赶到公社医院。医生说没时间，说打在屁股上不是要害处，没关系。我又去找公社书记，告诉他我已经联系好公社运粮卡车，求他快派人把朝格吉拉拉回公社医院。可书记坚持要打电话给旗里，等来人来车后一起去看现场。

“时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过去，我都要急疯了。直到下午旗里来人，天快黑了才赶到哨所。

“哨所里只有朝格吉拉昏迷在血泊中，身下的血已经湿透了几层毡子。四处找不到赵万里，只好先把伤员送到旗医院。”

第二天，人们在哨卡400米开外找到赵万里，他已经用心爱的步枪结束了自己22岁的生命，时间是头一天早上11点以前。

我弯下身，默默地代他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掸去他衣服上的泥土，擦去他脸上的泪痕。这时我周身的血液仿佛凝固了。

1971年回北京探亲时，我到过赵万里家。他母亲病卧在床，拉着我的手流着泪说：“万里插队走时才16岁，他哥哥在昌平农场调不回来。万里最惦念的是没人照顾我。他不爱说话，有事总是闷在肚里，你们作大哥哥的可要多帮助他呀！”

可如今……·万里，你的父亲和兄长还等着你探亲回家，多病的母亲也许正流着泪，盼你早一天‘病退回家。可如今………”我呆呆地想着，想不下去。

赵万里死了，旗里判定他是“因畏惧而自杀”。

被打伤的朝格吉拉说：“我当时流血过多，昏过去几次。不知多长时间醒来时见他满脸是泪，不时地站在哨所门口向公社方向张望。我最后一次醒来时，他已经不见了，枪也不见了。”

知青们说，他打伤了贫下中牧的儿子——那时，“挖肃”运动刚过，因为一部分知识青年卷入，牧民和知青的关系比较紧张。可是，如果医生早去抢救，赵万里也不至于自杀。

牧民们也在议论说，他是队里最老实的知识青年，死得可怜。公社干部和医生则认为，他不该轻生。虽然他误伤了人，但伤在屁股上流点血根本没事。年轻人缺乏常识。

赵万里死后，公社为他置办了一副好木棺材，将他葬在公社沙麦河畔的南山坡上。

葬礼像他生前一样平淡，没有花环，没有泪水，也没有赞歌，他的脸上非常平静，只有那两道泪痕深深地印在我心里。

1974年，北京知青上学的、病退的都陆续走了。只有他，还似生前，不管风雪严寒，不管烈日当头，仍像闷声不响地守候他放牧过的牛群似的，默默地、永远地留在祖国北疆那块土地上了。

大勇和我一样，也是1969届初中毕业生。其实，我们是1966年小学毕业，赶上文化大革命，一天中学的课也没上，到1969年也算初中毕业了，成了知识青年，被分配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受再教育。

1970年夏天，一整夜的火车，把我们拉到了张家口，又坐上敞篷卡车在草原上转了三天，来到了荒无人烟的兵团驻地。地上挖了坑，两块柳笆一搭，再铺点干草，就算有了家。大勇生性好动，一天两顿窝窝头、一顿红薯干，也没改变他活蹦乱跳的性格，还跑去找牧民借马骑。

扎根边疆，脱土坯、盖房子成了到兵团后的首要任务。一块土坯有六七块普通砖头那样大，我们一天干得腰都直不起来，也就脱个百八十块。大勇虎头虎脑，没两个月就成了全连的脱坯冠军——一天300块！盖地基用的石头要到百十里以外的山上去打。记得原来读《欧阳海之歌》时，看到欧阳海抡18磅大锤，能一气连砸180下，我们还直伸舌头。可现在我们干，一个个也不比欧阳海差，大勇还创下了一口气打380锤的纪录。山里条件苦，大勇听说蛇能吃，就抓来蛇，撒上盐和高粱米一块儿蒸着吃。

有大勇在，真是一件乐事。

1971年夏天，一连下了一个多星期的大雨。那天晚上，我们吃完晚饭正在屋里打扑克，山洪下来了。转眼间，水就齐腰深了。连长指挥我们抢救国家财产，我和大勇在团卫生队搬药品。刚搬第二趟，水已经涨到胸口，正准备往外走，房顶开始掉土，大勇急忙拉我上了窗台。我们刚跳出去，“轰隆”一声，房子冒了一股烟就不见了。周围漆黑一片，四处都在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几十个人手挽着手站在水里，免得被冲走。一只老鼠费了好大劲，爬到大勇身上，大勇松开手去赶老鼠，一下子给冲出去几十米，幸好被一辆卡车挡住，才大难不死。

1972年秋天，一场草原大火来临，冲天的烟柱在百里之外都能看见。我们全体男战士奉命出击。团参谋长立功心切，让我们连几十个战士迎头去堵冲天大火。大火一来，他指挥司机把车开跑了——他怕烧坏了汽车无法交待。我们是跑不了了。两边看不到火的尽头，顺火势跑又跑不过它。大勇已经当了排长，他大喊“弟兄们，往火里蹲啊！要不就是死路一条！”我们鼓足勇气，跟着他钻进火海。过后，我们几十人所有裸露的身体部位都烧起了泡，住进了医院，可我们一个也没死。

转眼几年时间过去了，招生、招工的事多起来。大勇是排长，很快被推荐上学，可是因为政审时他爷爷辈上有个什么历史问题给卡了下来。招工的可不照顾大勇，来时都带着名单对号入座。

大勇既无门路，又无财路，只能听天由命。

1976年冬天，大勇的女朋友也要招工走了。临走时，她和大勇领了结婚证。草原上的冬天冰天雪地，长途汽车常常十天半个月才成群结队出发一次，以便路途上有个照应。为了确保妻子安全回家，大勇扛着行李，走了几十里地把妻子送到团部。直到把妻子送上了汽车，他才顶着铺天盖地的大雪回连队。

大勇一个冬天都没有回到连队。那年冬天，大勇家里给他写了几封信，可一直没接到回音。家里想一定是大雪断了邮路。连队里当时已经没有多少人，他的家信也没人注意，连首长则以为他一定是送女朋友回城了。当时，兵团里这种违反纪律的事已经司空见惯。

第二年春天，大勇家里还不见大勇回信，急了，给团里写了一封信。团里问到连里，连里才知道大勇没回家，派人四处寻找，也没有找到。

后来有一天，有人到连队附近的一口井去打水，发现井下有个东西，仔细一看，才知道是大勇。原来，大勇送完妻子往回走，尽管顶风冒雪，但团部到连队的路他也走过多少趟，并没有迷路。可是因为大雪填平了井口，他失足掉进了10来米深的井里。

人们把大勇拉上来，他的容颜一如当初，冰冷的井底完好地保存了他的遗体。他的脸上甚至还带着笑，听人们说，冻死的人都是笑着死的。只是他结实粗壮的10根手指，只剩下短短的半截。那是他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况下，向井上爬的时候磨的。

大勇，你的父母、你的妻子、还有我们，都还在等着你呢。

“司务长失踪了！”消息在二连不胫而走。整个星期天，从连到团的各路人马找遍了营区内外，居然线索全无。

天刚蒙蒙亮，急促的哨声惊醒了我，全班战士迅速着装，整队跑向大操场。韩连长面对全连一字一板：“‘一户那个老牧主刚刚来报告，他家那口枯井里好像有人。现在，二排随我跑步出发。”不祥的预感压在我的心口。

六里地转眼工夫就到了。这是口干涸的枯井。井口窄小，直上直下，有三米多深。吊盏马灯下去，隐约可以看得见两只朝天支叉着的人脚。

司务长死了！

他一头倒栽在井底，脸憋得青紫，额头被井底的石头撞破了，血和头发凝成了团。嘴不自然地咧开着。最令人战栗的，是那双瞪得圆圆的眼睛。我躲闪着望着那双眼睛，蓦然，那双眼似乎又被泪水淹没了。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从团部回连，路上遇见了司务长。他一脸愁容，心事重重。走到农渠大闸，司务长突然蹲在地下哭了起来，他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急切地央求：

“小尹，好小尹！给我帮个忙吧！家里来信了，老娘病得要死，老婆又怀了孩子，我那有残疾的弟弟屁事也干不成。你行行好！借给我几个钱度过眼前这道难关吧！”

我惊呆了，心被揪得生疼。这个泪流满面的司务长，难道就是那个带领我们堵水抢险、挑灯夜战的武成明吗?这个令我敬佩和爱戴、平常一脸乐相、天塌下来也能顶得住的硬汉子，今天竟会为五斗米折腰?

我从口袋里掏出家里刚寄到的50元钱，司务长从中抽出20元放回我的手里，不胜感激地说：“你们每月才五块钱津贴，生活又苦，你自己留点儿花吧。我再从别处想想办法。”

那天，一路上，司务长再也没有开口说话。

现在，他死了。他那微微张开的嘴是想诉说什么吗?炊事班长阎晓亭提供情况：司务长失踪的前一晚，她看见他一人独坐在食堂，对着煤油灯痴痴发呆，后来好像还写了什么。在司务长的衣兜里，发现了他的绝命书：

这封绝笔信，被当作司务长的贪污罪证，塞进了他的档案；后来，又被二连当作了阶级斗争教育的活教材。

当天，司务长就被草草地拉走火化了。

我忘不了那一夜。

像是被扣在一口黑锅里。天上没有一点儿星光，周围没有一点儿声响；各班没有了往日的喧闹，连日来埋怨伙食越来越差的牢骚，也随司务长之死而烟消云散了。

几天以后，我意外地收到一个邮包，里面是身新军装，还夹着一张纸条，上面是司务长的笔迹：“这身军装是我从部队转业时老营长送给我的，一直没舍得穿，留给你作为纪念。对不住你了。”

谁能想到，两年以后，我离开兵团到山西工作，曾有机会到了司务长的家乡。那是个偏远的石头窝子，烧没烧的，吃没吃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大人们打着赤脚…。

可那一夜，我茫然伫立。只知道司务长走了，他带着对亲人的怀念，带着对自己的悔恨，带着对战友的内疚，带着对连队的歉意。司务长去了，他到了另一个世界，那里没有贫穷，没有痛苦，没有欺凌，没有那无止无休的爱与恨。

不知什么时候，连部门口高高的沙篙顶上，又亮起了那盏作为营区标志的大马灯，昏黄的光影在荒天黑地的映衬下，很是夺人眼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