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我们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广州，上山下乡来到了海南岛。当时有十多个同学一起分配到同一个生产队。由于不够平房（瓦房）住，我们有几个男同学只能住到茅草房，我也是其中之一。说那茅草房，就是用扎起的茅草盖的顶，泥巴混和稻草糊的壁，四周透风的，夏热冬冷不说，下雨的时候就惨了，房顶漏水常将我们的床铺淋湿了。没办法，我们只好找块塑料布挂在蚊帐顶上挡水，还要用大盆小桶接水。还有那些什么大小蚂蚁常光顾我们的床铺，真的不胜其烦。茅草房所处的地势比较低，下大雨的时候常有雨水冲进来。没办法的，只能屈就着住下去，直住到连队有新平房建起来了，让老职工住了，我们才得以搬进老职工原来住过的老房子，不过这样总也比继续住茅草房好得多了。

上山下乡的那年头，物质极其贫乏，为了购置那床铺上的用品，母亲花费了不少脑筋，布票紧张也要为我准备好那些用品。到了连队住上了的时候，才发现给我准备的蚊帐是小号的，挂起来竟然无法将那帐门收拢，一个三角形的口子显露出来，蚊子乘机钻进来扰我清梦。没办法，只能将蚊帐放低些，但一起身坐起来就顶着头，很不自在。这情形还能到哪里找大蚊帐呢，只好勉强应付着。正所谓：“小帐盖头伴长夜，蚊子纷飞对愁眠”。一直到了能回广州探家了，才想法买了点蚊帐布，回来以后自己动手，剪成两块三角形分别缝在两边的帐门上，才得以解决这个问题。就因为这一次，自己竟也学会了针线活。

在海南几年，连队一直都没有电，所以我们与电灯无缘，每天晚上都只能点火水灯，基本上每位知青都备有一盏火水灯。每夜的灯影下，各有各的节目，如豆的灯光伴随着我们度过那难忘的夜晚。那时的文娱生活很贫乏，偶尔会在连队或场部有电影、文艺演出看看，此外，就只能是自己捱日子了。平时的政治学习倒是很多，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无事可干的，那时没有什么书可看，更不用说有什么文学著作了，反而有的是毛著和马列著作。当时有亲友给我寄来了不少马列著作来，唯此每天晚上就着如豆的灯光以床铺作桌，摊开书学起来……，竟然将不少马列著作看个遍，其中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联共（布）党史》等，为此还成为学习积极分子，出席团部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后来火水灯升级了，我们换成了马灯，光亮了很多，但始终没有等得到电灯的到来。

补记：火水灯留给了我太多的记忆，灯光如豆的环境培养了自己的一种自学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由于失聪，我失去了读大学、中专的机会，回城后我参加了自学考试，两次被评为广州市自学成才积极分子。

我到海南在连队割了两年多橡胶以后，连队调了我到炊事班。炊事班共有4个人，就我一个人是知青，其他三位都是老职工。4个人分早班和白天班两班轮流倒。早班只有一个人干，凌晨1点钟就要起床煮早饭了（因为3点钟割胶的），一直到7点早餐后，其他三人来接班了才能回去休息，到下午2点钟又要回来伙房开工了。白天班是从早上7点钟一直落到下午晚饭后才收工的。在炊事班，比较辛苦的算是早班了，不但是要早起床，还要一个人煮两批（3点和7点各一批）近二百人的早饭（有饭有粥），菜一般是咸菜。还要烧开水。再是要负责从井里打水，最辛苦就是这活了。

饭堂旁边有一口老井，大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队时打的，井深10米，直径1米多，水深一般是5、6米左右，如果遇到下大雨就会满些。井底下有一个泉眼，白天流出的水比较慢，晚上则比较快些。这井水比较清甜，大家都喜欢打这井水吃，由于初期只有这一口井，附近又没有溪、河什么的，所以大家都靠这口井用水。由于多人用水，结果每天早上大家割完胶以后都争先恐后来打水了，但水来得还不够打的快，所以老井很快见底了，这时可以看得到井底泉眼的水汩汩地流出来，好一会才够一桶水，迟来的就只能等了。所以在白天总是被打干水的，然而经过一个晚上，井水又满了。

为此，我们上早班的在煮好早饭以后，趁着大家还未起床的的时机，第一件大事就是打水。老井上有一个小小的站台，高出井台80公分左右，人要站上去打水（见配图有人站着的地方），一桶一桶的提上来倒进旁边水泥造的水兜里，然后通过一条4-5米长的胶管流进饭堂的大水池里。这个大水池有3立方左右，我们一定要在天亮前打满它，不然白天就没水用了。要打满这个水池，真不知道要提多少桶水了。

黑漆漆的夜，多少人还在酣梦之中，万籁俱寂。夜，有时伸手不见五指，有时星光满天，有时会下雨，陪伴着自己的只有那被水桶撞击而不断作响的井水了。有时候不大舒服或没睡饱睡眼惺忪的，不打醒精神，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井里去，好几次都是在那一刹那间清醒过来，连忙扶着井台高出来的地方，才没掉下去。那时自己还不懂水性，站在那里还有点胆战心惊的。开头是很不习惯的，打了不久就手掌起水泡了，手臂又酸又疼的，只能咬牙坚持，打得多了就起茧，也慢慢习惯了，打得也有力了，提起水来提得老高的，速度也快了。

因为连队一直都没有电，就是这样一直靠人手打水的。一个人打水是很枯燥无味的，将水桶放下去，手腕轻轻一晃，水桶就倾倒沉下去，便马上拽起绳子提上来，打一桶水起码要高扬几次手才能拿到水桶，将水倒到水兜里，又马上将水桶丢到井里去，周而复始的。我在炊事班干了三年，就是这样在井边打了不知多少桶水了。很多时候，井水都被我们打干了，割胶回来的想来打水，却没有水了，能怪我们吗？为了“大家”就顾不了“小家”啊。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连队在百米外的地方找到水源，另打了一口井，那水井比老井大些，没那么深，但水却多得多，但大家还是喜欢老井的水，依然来跟我们“争”老井的水，那没办法了，我们还是一样要在天亮前打完水。打满一池水还是不够白天用的，所以白天班的一有机会还是要打水的。

说明：配图是2007年元旦我们回访连队时拍的，后面的断墙残垣就是原来饭堂的所在地，经历了岁月的风霜，饭堂已不复存在了，只有老井还在述说着当年的故事。

我们饭堂是烧木柴的，一般是胶林里死去的各种树木，如什么胶树、木麻黄、桉树等，在冬季停割胶的时候，连队会派十多个强壮劳动力到偏远的叫“光头岭”的深山野岭伐木，一去就十多天，那可是很辛苦的活儿。现在想起来，可是破坏生态环境的事。

在饭堂上白天班的，有时间就要劈柴了。两个人先将一株株大树木用大板锯锯成一节节的，然后用斧头劈。我们有两把大斧头，一把薄的，一把厚的。厚的专门对付那些直纹的树木，当时我们最喜欢劈的就是橡胶木了，对准它一斧头劈下去，保准会马上劈开来的，而且也是最好烧的，火够猛。但橡胶木不是经常有的，只能是在台风过后，将刮倒的橡胶树锯去树冠拉回饭堂作柴，树身则要扶起重栽回去。很多时候都是烧其它的树木。最难对付的是那些扭纹柴了，只能用薄的斧头对准树木的边缘一片一片地劈，很考技巧，太用力了反倒劈不开，弄不好还会将斧头反弹起，弄飞了。这样劈得多了，自然就会劈得准了。很快就会劈了一大堆柴，将它们堆垛起来，就像一座座宝塔一样。

后来我调去了另一农场场部工作，住地附近是一生产队的饭堂，我经常就近到那里打饭。饭堂的炊事班全是比我们迟几届毕业的女知青，经常看到她们利用吃饭时间劈柴，大概是没有力气和没有经验吧，总是劈不好，老半天也劈不到多少。我见状就过去帮忙，自然很熟练的了，直看得那些MM直了眼，大赞厉害，经过几次，教会了她们，想不到得到她们的青昧，打饭时自然打给我多些饭菜了。

我到炊事班以后，被单独安排住到饭堂隔壁的仓库里。那时要起早班，先由炊事班长带了我几次后，就放手让我自己干了。饭堂有一只闹钟，谁上早班就谁用。

一天夜晚，轮到我上早班做饭，准备要一点钟起床的。黑沉沉的夜，万籁俱寂，我还在酣梦之中。突然，窗口响起一阵阵急促的“呯呯”声，将我惊醒了。我还睡意朦胧的看了一下，原来是一个叫“大头”的知青喊我了。他每一天听到打钟割胶，总是马上起床，脸也不洗，第一个冲来饭堂打饭的。我忙看闹钟，坏了，已经是凌晨3点钟了，我睡过头了，我赶忙披衣冲到饭堂去…….，“大头”很失望，只好无言地走了。这意味着我耽误了大家，让他们饿着肚子去割胶了。接着不少人都来打早饭了，身材魁梧的连长也来了，连长和大家都没有批评我，但我心里很不安。只能继续做饭，让他们在割完胶以后再来打饭。

我检讨了这一次睡过头，就是闹钟铃声太小了。于是我便自己买了一只铃声大大的闹钟，以后再没有睡过头了。闹钟也从此伴随着我，成了我的“手表”。那时，有一块手表是很奢侈的事，何况我们当知青的，那有这么多钱买手表呢。所以每次回广州探家，我也带上这只闹钟。一来路上可看时间，二来住海口招待所时，要一早起床去买船票，可以当闹钟。

连队饭堂旁的老井边有一个水池，是专门给饭堂洗菜用的。每天午晚两餐，不管阴晴雨晒，酷暑冷天，我们都要蹲在水池边洗菜，百多号人的菜，起码要洗两三大箩。感觉最容易洗的是冬瓜，最难洗的就是芋头了，要逐一刨皮不用说，还会搞得双手痒得难受，痒得没有办法，只好跑到柴炉膛前用火烤手。这样做效率很慢，要大半天才能搞完那些芋头。但种菜班却种了很多芋头，所以那段时间经常吃芋头，长此下去不是办法。还是个子矮小的老炊事班长想了一个办法，做了一个大木锤。洗芋头的时候，将其倒满水池，放满水，我们就站在水池边用那大木锤一锤一锤的锤那芋头。哎，效果还不错，因为芋头互相磨擦的，自然去皮了，不须用手逐一刨皮了，很快就搞干净了。可是，由于要用力锤，那些水便会溅上来，弄得满身都湿了，结果反倒又弄得周身痒，非常不自在，用手东抓西搔，痒得更厉害，非常狼狈的。好在饭堂经常烧有开水，每每洗完芋头以后，便马上打起一桶热水冲到洗澡房洗痒痒了。再后来，我们又想了个办法，干脆穿着雨衣来干，那时是炎热天气，捂得我们大汗淋漓，象洗桑拿一样，也只得忍了。就是这样，直到吃完那批芋头为止。

连队饭堂的炉灶并排有三只大铁鑊，每只直径都有1米多以上，中间一只最大，两边各一只小一些，均由一个大炉膛联起来的，即有两条火道通往两边的铁鑊，只须在炉膛中间将柴火熊熊烧起来，两边的铁鑊都会有火烧到，要哪边的火旺些，就将柴火拨向哪边就行了。一般情况下，中间大鑊是烧开水用的，左边的是烧饭用，右的备用。晚上不用柴火了，将还在燃烧的木柴收回来，留下红红的火炭，用柴灰把它盖住，第二天只须将柴灰拨开，还在暗燃的火炭露出来，就是火种，只要加些小柴枝上去就会燃烧起来，不用费神重点火了。

大铁鑊用久了终会有破裂的时候，那时的铁鑊不容易买，为节约开支饭堂也没有留备，所以每每到破裂的时候，才想起去外面买，可是到哪找呢，况且要买到同尺寸的，只能先由司务长打探哪里有，然后再找牛车赶去买，卖铁鑊的地方一般都比较远，那慢腾腾的牛车去拉，不知何时才能拉到回来。用鑊要紧，只能将就着继续用破鑊。破鑊最怕的就是漏水，无论做饭、烧水都不行。怎办？还是老炊事班长有办法：用面粉补漏。起初我们有点不不相信，最后还是信服了。他的办法是，将鑊上的裂缝擦干净，然后将面粉用水调成糊状，涂在裂缝处，烧慢火将其烘干以后，再慢慢放水上去。咦，这办法还真行，不漏水的，可以烧水、煮饭了。面粉掉了又漏了，便又重复做一次。反复如是，一直等到两三天后新鑊买回来为止。

当年我们当知青的时候，起码每人都有一个大搪瓷饭兜，除了到饭堂打饭用外，还可以用来盛自己开小灶煮的东东。临赴海南时，母亲为我准备的饭兜不算很大，能装半斤饭左右。后来同连队的一个知青因病退要离开的时候，将他自己用的大饭兜让给我，那是比我原来的饭兜还要大的，能装一斤饭的，这让它在我当伙头军的时候发挥了作用。

那时，我们很年轻，当是长身体的时候，由于劳动量大，体力消耗很大，却又没有什么食物补充，唯有吃饭多，但每月只有三十来斤米，怎够吃呢？大家知青都想办法了，时不时找到什么就自己开小灶。还好，我在饭堂，司务长说吃饭可以任吃。这多少比其他知青有这点好处。但光吃白饭又没意思。还是老炊事班长有办法：来个白糖伴白饭。那时我们那里有很多白砂糖买的，就在连队的小卖部就有得买，还不限量的，而广州还很紧张的，我们探家的时候还带一些回去呢。我们就经常买了很多煮糖水吃。现在在饭堂好了，每每到煮好了饭，做好了一切开饭的准备工作后，在等大家放工才炒菜的空隙，我们就打起一大兜饭，伴起白糖吃起来了，有时候还会加点猪油上去，那时候我们会感觉到那味道美极了。有时候还会用饭焦伴糖吃，嘣嘣脆的。所以还没有到大家放工来打饭，我们都已吃得半饱了。等到炒好菜，大家都打了饭，我们再加菜吃一顿。你说，我们这样吃，每顿不吃下一斤饭才怪，所以那时我长得比现在还要胖胖的。

在那知青岁月，我们吃的是饭堂的饭，饭堂有什么吃什么，在外也没有什么东西好买来加菜的。记得那时比较好的就是差不多每个月有一次鱼分。每次来鱼，都是大家睡到半夜正酣的时候，只听得连长打钟或大喊“分鱼啦！”我们就连忙从床上爬起来，揉着惺忪的眼睛跑到操场上来分鱼。那时鱼一来总是一大卡车的，至少每人能够分到十来斤，我们知青没东西装，都是用装胶水的小桶来装。只见操场上闹哄哄的，虽说大家睡意未散，也不敢不来了，因为不来就意味着没有鱼吃了，饭堂是不做鱼吃的。我们知青没有小伙房，分到鱼以后只好连忙跑到水井旁洗鱼了，然后想办法连夜弄熟那些鱼了，有的跑到老职工家里去，有的在宿舍后找几块砖头支起锅，再到胶林里找些枯枝回来做柴火。

当时来的鱼，有时是很大条的带鱼；有时是松涛水库的南丰鱼，这种南丰鱼特别多油的，煎它根本不用下油，它的肚子里会不断出油的，但是很腥，不过在那时缺吃的，也不讲究这些了。有的做好后就马上宵夜起来了。就这样，这一晚，大家都不用再睡觉了，没多久时间就是3点钟去割胶的时候了。这些做好以后，我们都是分几餐来吃了，那时没有冰箱，也是这样放它几餐了。

（本文与生肖无关，与血腥暴力无关）

在那知青岁月，物质匮乏，我们吃的全靠饭堂，连队重视搞好伙食就好些，否则别想有好东西吃。好在那时连队重视搞好伙食，除了种菜基本不缺外（淡季还是要吃咸菜、萝卜干），还由女的副连长亲自挂帅养猪。她可亲力亲为了，整个身心扑在猪场里，养了数十头猪，而且有的是长膘快的大白猪。猪场搞得干干净净的，很使人看得舒服。可是却总有那么几头猪却不愿闲居在猪舍里，跑到外面去了，到处游游荡荡，久不久才回来一下找吃的，但见到人却又跑了，这样便成了流浪猪。

由于养猪养得好，所以连队差不多每个月都杀一头猪给大家改善伙食，遇到节日更是杀两三头。到要杀猪那天，连长便另安排了三几个壮实的职工来饭堂帮忙杀猪。只要连长说杀哪头，大家就七手八脚地将那猪五花大绑地抓回来饭堂。如果要抓的是流浪猪，那就麻烦点了，大家只能拿着木棍或砍刀满胶林里跑着追猪。不管怎样，只要有肉吃，多辛苦也要把它抓住抬回来。

饭堂前有一张很结实的大木台，杀猪的时候，那猪被捆着手脚，侧卧在台上，我们饭堂就要准备好一大镬刚烧开的开水。一切准备好了，就由“屠夫”一手紧紧抓住猪的嘴巴，一手拿着尖尖长长的杀猪刀捅进猪的咽喉处。“屠夫”的手必须要有很大的力气，不然会给猪甩开反咬一口。那时我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所以一般不会叫我们知青亲自操刀的。我试过一次当“屠夫”，抓住猪嘴巴的手紧张得要命，死死地抓住，并要与猪角力，结果完了以后，那手几乎麻木了。刀捅进去以后，一腔热血便会马上喷涌出来，这时马上就要有人用个大脸盘将血接住。这时候可要小心了，那猪还会死命挣扎的，拼命乱动，谁也不敢大意，抓着嘴巴的，按着猪身的，接着猪血的，都小心翼翼的。有一次有个端盘子接血的，不小心让反扑的猪反口咬着盘子，连猪血都甩掉了，使大家吓得一大跳。直到猪血慢慢地流光了，那猪有气没力地躺在那里，大家才放松一口气。

接下来，是刮毛了。这个工序可考人。要用开水淋到猪身上，既要均匀又要淋得够透。水的温度要适度，不是刚开的水最好，而是稍凉一点的开水才好。否则水太烫的话，猪皮刮破了也没法将毛刮干净。我们老炊事班长就很有经验，基本上是他来淋开水，只见他先舀起开水倒到地上，听听那水声便知道那水温适不适合了。所以他来淋开水，大家会很容易刮干净猪身上的毛。有好几次其他人来淋开水，结果总是没法将那些毛刮干净，淋了一次又一次开水，反倒将那猪皮烫熟了，更加难刮，只能认倒霉吃有毛猪肉了。

通过刮毛，将猪身刮得干干净净、赤条条的，接下来就可以劏猪了。大家如庖丁解牛一样，割肉的割肉，挖内脏的挖内脏，剔骨头的剔骨头，很快地分好类。一般情况下，如杀一头猪，只能是由饭堂将肉连同内脏煮好按劳动力分给大家吃；如果是两头猪以上，就按连队人头分生肉给大家了。那些骨头熬汤以后，在开饭的时候分给大家喝。猪油留着饭堂炒菜用。那些猪红没得说的了，一定是那些杀猪的一起分吃了。一天下来，大家忙得够呛的了，我们当伙头军的，光是要从水井打水上来，就不知要打多少水了。

三十多后的今天，回首当年当屠夫杀猪的往事，再看看当今肉菜市场卖猪肉，不免感觉到已是今非昔比了。当时我们杀猪多不“猪道”，现在杀猪是用电的，瞬间就将猪电死了，不用这么痛苦。那时我们没电，有什么办法的。有的农场说有枪打流浪猪，我们连枪也没有。只能是老土的办法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