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站在分场的宿舍前，能看见分场通往场部的公路。

公路往北绵延迤逦经过尾山农场、格球山农场，直至嫩江；往南经过我们分场、场部直奔龙镇而去。平时，我们能远远地看见“大解放”在公路上奔驰，蹦蹦车铆足了劲在公路上颠簸，绿吉普跑起来一溜烟儿，在它的身后，扬起一长串尘土，尘土滚滚。

进入“数九”寒冬的北大荒，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鹅毛大雪、大烟泡、大暴雪，那成了家常便饭，排着班似的轮番上阵，说来就来，恣意肆虐。

冬天的公路上和两侧的路沟里都是积雪。有一次我独自回分场，因为拦不到车，只能走，好在只有八里地。

好不容易后面来了一辆蹦蹦车，我赶紧招手。蹦蹦车比牛车还“牛”，非但没有停下的意思，反而使坏把我往路边逼。你不停就不停呗，干哈要这样，也没招你惹你，难道就仅仅是因为我穿绿棉袄吗？避让不及，我一个趔趄，居然摔到了路沟里！蹦蹦车扬长而去。

厚厚的积雪给人一种假象：好象路沟和公路没多大高差。摔进去才知道沟底距公路面几乎有大半个人的高度，小矬个掉下去都看不见脑瓜，路沟的坡度还挺陡。三九严寒，全副武装人像个笨熊，爬了好几次，眼瞅着要上来了，功亏一篑又滚下沟底。内衣湿了，棉袄棉裤可哪儿都是雪，我有点抓瞎了，心想这回要完，零下三十度，明天人们真的要看到“路有冻死骨”吗？

躺在沟底的雪窝里歇了一会儿，攒攒劲。想到节衣缩食了快半年攒下的 50 元钱掖在枕头里面藏着，还没来得及邮回家孝敬父母。这回要是完了，一个旧枕头指不定就被人拽了！不甘心就这么完了。太窝囊了！要死也得把这 50 元钱邮出去再死！

爬起来走两步，见不远处的沟坡上有几丛枯草、小树枝，铆足了劲，使劲拽着，好不容易才爬了上来！

这条公路曾经有过几天不通车，不为别的，就是因为积雪太厚，两条车辙中间的积雪都高过车的底盘了，你说这车咋开？有司机想撞撞大运，结果车在公路上彻底趴窝，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后来养路工刨冰铲雪，在公路两侧堆起了高高的雪墙，整条公路成了战壕。

又过了几天公路勉强可以通车了，雪墙依旧傲然屹立。我们站在宿舍前只能看见“大解放”露出一丁点驾驶楼，蹦蹦车露出一股黑烟，至于绿吉普，几乎看不到它的身影！

常听当地干部念叨：“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没有大粪臭，哪有饭菜香”，日久天长，我们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真理 —— 粪是庄稼之本。在农业“八字宪法”中：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它也稳居“榜眼”的位置，一“人”之下，六“人”之上，可见“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是当之无愧的！

“农业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大寨人是“天大旱，人大干”，知青是“天大冷，人大干”，室外零下三十五度，连队通知：全连外出刨粪！

原部队营房北面有几处高高隆起的堆，说不清道不明它到底是粪堆还是土堆，反正连队是跟它干上了！

地上是厚厚的积雪，粪堆上的一层积雪厚厚的；老天阴沉着脸，云层又低又厚，时不时的还飘一阵雪花，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天冷得嘎嘎的。

知青一人一把洋镐，哆哆嗦嗦来到粪堆前，连队的指标也下达了：一人一天两个立方！谁干完谁收工！

干吧，两个立方指标搁那儿摆着，不干咋整？

活动活动身子，抡圆了洋镐砸下去，就和砸在石头上一样！虎口震得发麻，黑乎乎的粪堆上仅仅留下一个白点，纹丝不动。再来，第二下看走眼了，砸了个“秃噜”，洋镐在粪堆上划过，一下子“秃噜”到自己脚上，脚上受苦不说，“举起洋镐砸自己的脚”，还成了蠢人，幸好没大事。第三下瞅准了那个白点抡圆了继续砸，一镐、一镐、又一镐，听得出松动的声音了，砸！小粪块四处飞溅，迸在脸上生疼，甚至还飞进了嘴里！没闻到饭菜香，先尝尝大粪臭！讲不清楚什么味儿，呸呸两口，还得接着砸！终于砸下一块，就好像刨得一块狗头金似的，一阵狂喜，赶紧搬到边上堆好。

刨粪不用动员，一是天太冷，零下三十五度，那是闹着玩的吗？不干活能活活冻死！二是有指标，谁干完谁收工，等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包产到户了。冲着早一点回宿舍，甩掉棉袄干！工地上一片叮咣叮咣的刨粪声。身上都出汗了，摘下狗皮帽子，像揭了盖的笼屉 —— 一股热气！

西北风一吹，出汗的头发立马一片白霜，汗湿的内衣就像一层铁贴在身上！不知是甩开膀子干好，还是捂上棉袄才好，左右为难，欲哭无泪。

到下午一两点钟，见刨下的粪块差不离了，赶紧码粪块。

两个立方，等于两米长、一米宽、一米高。验收大员还真拿尺丈量。码粪块的时候才发现还不够数：好像刨了不老少，一码却发现还缺不老少。年轻，脑袋瓜子还好使，咱也小不溜的干一点“神马军糊弄神马党”的事：大块的垒在外面，搭一个框架，小块的扔在当间，咋一看，挺像够数了。请验收大员屈驾验收，都是荒兄荒妹，承蒙他恩准，高抬贵手，大差不差的通过了！

累惨了，躺在炕上不想动弹。

晚上迷迷糊糊地听到分场匣子里的天气预报：“西伯利亚有一股强冷空气正在南下，黑河地区，明天早晨最低温度，可达零下三十六度”；明天还是刨粪，地点换了，明天“农业学大寨”刨粪要去炸“大院”的围墙了 ……

我在四连干活时,经常放牛。

分场常有二三十头牛，或因年老体弱，其前途将成为“菜牛”；或是初生牛犊，日后要上套拉车；也有身强力壮的，暂时待岗，这些牛统称“散牛”，先养着。平日要放到野外去。

放牛，夏秋天好一些，虽然脏一些，手上有牛屎、脚上有牛屎，好在还比较自由，将散牛赶到野外，牛儿在山坡吃草，大朵大朵的白云下面，是悠闲的牛群，晚上将牛群赶回牛圈就妥。这活儿不能算累，但也没有“牧童横笛”、“牧童遥指杏花村”那么浪漫。在我的印象中，放牛娃应该是十来岁的小孩，而现在跟在一群散牛后面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大小伙子，咋说也不能称为“牧童”了 —— 这使我很惭愧。

冬天放牛挺遭罪。

记得那时候我经常和一个“农工”搭档，他姓郑，好像叫“郑中智”（音），我们背后都叫他“挣工资”。“挣工资”的罪行是伪保长者流，刑满后留场就业。“挣工资”当时能有五六十岁了，大高个，但腰板溜直，一副大义凌然的样子。职工老张头非常看不惯他这一点，农工嘛，有啥好神气的？就应该点头哈腰、低眉顺眼。每每见到“挣工资”，老张头总是撇撇嘴，很不待见，很不以为然，因为老张头比“挣工资”还小十来岁，但已经有点罗锅了。有时候我也好心的劝劝老张头：“张大爷，您平时注意挺直了腰板！”张大爷弓着腰，笑笑：“老啦；我怕是罗锅咽气 —— 死了也直（值）了！”

每天我和“挣工资”将散牛从“新点”赶往“老点”，大约有三里多路，到了“老点”就往荒草甸子上一放，让散牛自由活动。我和“挣工资”分开站在边上看着，因为有一头黑色的牤子是个“刺儿头”，特别调皮，它身上的毛乌黑发亮，真的像缎子一样。黑牤子年少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爱寻衅惹事，常和其他散牛顶架，还爱到处乱跑，得管着点。

荒郊野外，只有我和“挣工资”，对影成二人，连个避风的地方都没有，双脚踏在雪地上，脚趾猫咬似的，只有来回不停地走动、跺脚。

通常在下午两点半以后，我会先跑到一个水泡子上凿冰，“冰穿”和铁锨藏在草窠里，只有我知道。水泡子冰层冻得挺厚，凿冰要凿一会儿，但必须抢在牛群来到以前。当我凿开冰层见水时，“挣工资”算计好时间，赶着牛群差不多也到了。散牛争先恐后，挤挤挨挨的抢着饮水。

有时候冰层冻得太厚，还没有凿开，牛群已经到了，几十头牛急切地围在我的周边，我急着要凿开冰层，又要用铁锨铲除凿下的冰块，又顾虑几十对尖尖弯弯的牛角。我承认我有点贪生怕死，生怕牛儿等不及而把火撒在我身上顶我几下，因为我知道牛脾气不好惹。特别是那头黑牤子，平时对它管教多了一点，我也知道它其实心里根本不服，也许它心里对我恨得咬牙，要是被它公报私仇顶两下，也许只要顶一下，再踏上一只牛蹄子，我就“光荣”了也未可知。

凿开的冰窟窿一般不太大，而牛喝的水很多；后来我知道，如果要说明一个人喝的水多就可以用“牛饮”这个词来形容，这也算在实践中学到了知识。

等所有的散牛饮足了水，已经暮色四起，我和“挣工资”赶着牛群回“新点”，大约还有三四里地。有时候，我告诉“挣工资”，我自己能把散牛赶回去，因为“挣工资”就住在“老点”，那是“农工”的集聚地，没有电，“农工”想住在“新点”，好像还不够格……

在北大荒我们喝的最多的是啥？我想，除了经常性的一天三顿冻菜汤，我们喝得最多的应该就是凉水了。

虽然连队有水房，每人每天可以打一暖壶开水，但这一暖壶开水常常不仅仅是用来喝的，甚至刷牙洗脸也指着它。有时侯明明记得还剩半瓶没舍得一下子喝掉，可真想喝水的时候却发现水没了，也不知道是哪位好心人做好事不留名、代劳先给喝了。没有条件奢望能可劲地喝开水。因此，我们喝得最多的是凉水，一年四季，无论酷暑严寒，就直接喝从井里打上来的拔凉拔凉的井水。

在地里夏锄、割麦、割大豆，挥汗如雨，衣服后背都是云朵般的盐渍，嗓子眼渴得冒烟，这时候喝一大缸子送到田间地头的凉水，那才叫个痛快！但僧多粥少，你抢我夺，一忽儿水筲就见底。不解渴，急眼了的我们多次喝水泡子里的水。拂去上面一层浮土，双手捧起来就喝，只图眼前痛快，还自我安慰：不干不净，喝了没病！

在北大荒我们喝的最多的是啥？我想，除了经常性的一天三顿冻菜汤，我们喝得最多的应该就是凉水了。

虽然连队有水房，每人每天可以打一暖壶开水，但这一暖壶开水常常不仅仅是用来喝的，甚至刷牙洗脸也指着它。有时侯明明记得还剩半瓶没舍得一下子喝掉，可真想喝水的时候却发现水没了，也不知道是哪位好心人做好事不留名、代劳先给喝了。没有条件奢望能可劲地喝开水。因此，我们喝得最多的是凉水，一年四季，无论酷暑严寒，就直接喝从井里打上来的拔凉拔凉的井水。

在地里夏锄、割麦、割大豆，挥汗如雨，衣服后背都是云朵般的盐渍，嗓子眼渴得冒烟，这时候喝一大缸子送到田间地头的凉水，那才叫个痛快！但僧多粥少，你抢我夺，一忽儿水筲就见底。不解渴，急眼了的我们多次喝水泡子里的水。拂去上面一层浮土，双手捧起来就喝，只图眼前痛快，还自我安慰：不干不净，喝了没病！

寒冬腊月，天寒地冻。晚上整个“威虎厅”里常常没有一口水，人人喊渴，可又人人不愿动弹，因为井房离宿舍不近。“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担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现在是几十号的“和尚”，事情就更难办了，“炒豆众人吃，炸锅一人事”，谁肯出头？“打坐”的“打坐”，“念佛”的“念佛”，咋整？远水也要解近渴呀！没招，只有抓阄才最显得公平。不走运的两个荒友摸黑一步一滑地挑来两个多半筲水搁在宿舍当间，两筲冰水散发出逼人的寒气。“众僧”人人伸家伙，你一缸子我一缸子，没多一会儿就把两多半筲水喝去大半。

“三九寒天喝凉水，点点滴滴在心头！”真的，能完全感受得到那拔凉拔凉的冰水像一条线顺着喉咙一直到心头。

在北大荒喝凉水喝惯了，习惯成自然，还喝上瘾了。

回家探亲多在冬天，在家里常常擓起凉水就喝，母亲用怪异的眼光瞅我，接着就是一声叹息 ——

这儿子还真成了农民了！

寒冬腊月，天寒地冻。晚上整个“威虎厅”里常常没有一口水，人人喊渴，可又人人不愿动弹，因为井房离宿舍不近。“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担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现在是几十号的“和尚”，事情就更难办了，“炒豆众人吃，炸锅一人事”，谁肯出头？“打坐”的“打坐”，“念佛”的“念佛”，咋整？远水也要解近渴呀！没招，只有抓阄才最显得公平。不走运的两个荒友摸黑一步一滑地挑来两个多半筲水搁在宿舍当间，两筲冰水散发出逼人的寒气。“众僧”人人伸家伙，你一缸子我一缸子，没多一会儿就把两多半筲水喝去大半。

“三九寒天喝凉水，点点滴滴在心头！”真的，能完全感受得到那拔凉拔凉的冰水像一条线顺着喉咙一直到心头。

在北大荒喝凉水喝惯了，习惯成自然，还喝上瘾了。

回家探亲多在冬天，在家里常常擓起凉水就喝，母亲用怪异的眼光瞅我，接着就是一声叹息 ——

这儿子还真成了农民了！

时间过得真快，眼瞅着“冬至”将至，数九寒冬开始，在北方有“冬至大于年”的说法，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天快擦黑的时候，通讯员小石头从“蹦蹦车”上跳下来，提溜着个大包，匆匆地往队部走去，迎面正好碰见王主任走出来。“王主任，今天有一份电报！”“哦？”王主任愣了一下，“谁的？”“知青小张的。”“啥事儿？”“他爸病危了！”小石头掏出电报给王主任看，电文就五个字：“父病危速回”。

王主任皱了一下眉，心想，这可是大事儿！一会儿研究一下，让他拾掇拾掇，赶紧回家！

小张接到电报，倒没怎么慌乱，收拾了一下，第二天一大早就往龙镇火车站赶了。

天快擦黑的时候，通讯员小石头从“蹦蹦车”上跳下来，挎着个大包，径直往队部找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今天有三份电报！”“哦？”王主任愣了，“都谁的？”“知青小李、小赵，还有 —— 小刘的！”“都啥事儿？”小石头掏出三份电报，王主任一看，电文都五个字，两份“父病危速回”，一份“母病危速回”。这可咋整？病危都赶一块儿了！

队部的灯光亮到九点多。

第二天，小李、小赵、小刘喜滋滋地回家了。

天快擦黑的时候，通讯员小石头从“蹦蹦车”上跳下来，背着个大包，刚要一溜小跑，抬头一见王主任正站在队部门前的台阶上，“咋的，今天又有电报？”“今天有七份！”“我看看！”王主任一看，电文都五个字，两份“父病危速回”，五份“母病危速回”。与昨天不同的是，今天母亲的身体都不大好，“病危”的人数占了绝对优势。

队部办公室烟雾弥漫，队干部抓瞎了，犯了难：“父病危”、“母病危”的，相隔几千里地，按人之常情，可以也应该准假让知青回家，再见“病危”的父母一面；你不放他（她）回家，万一最后一面都见不上，知青后悔一辈子，记恨干部一辈子，那可咋整？但连队不是没有农活呀；这电报也太可疑了，说好了似的一起来，说好了似的一起“病危”。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让孩子回家，不惜诅咒自己。都是五个字，连个瞎话也不会编，要过年了就病危，你倒整点新鲜的呀？五个字，三毛五分钱（记得当时电文 0.07 元一个字），三毛五分钱就要把连队的人心搅散了，想把连队搅黄了咋的？

队部的灯光破例的一直亮到十一点多，好像是决定一个也不批。

上午十点多,小石头爬进“蹦蹦车”驾驶楼，又到场部邮局去了……

龙镇，北国的边陲小镇，地处小兴安岭山脉与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西距德都县（ 今五大连池市 ）约 50 公里，南距北安市约 60 公里。从哈尔滨三棵树开出的列车，过北安、二井、二龙山屯、讷谟尔、蔡家岗，就到达本次列车的终点 —— 龙镇。流经龙镇境内的讷谟尔河，相传是女真人的发源地。

龙镇火车站是黑河地区（ 今黑河市 ）南部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自 1969 年大批知识青年下乡后，更成了周边龙镇、引龙河、襄河、龙门等农场，以及插队在孙吴、逊克、黑河，甚至呼玛等地知青的集散地。

当时，龙镇是中国最北端的火车站，从三棵树开来的列车，到了龙镇，火车头必须摘了钩，到三角形线路上来回倒一下，马上来个 180 度调头，准备向哈尔滨进发。

龙镇火车站对知青而言，它既是起点，也是终点。通常是寒冬腊月，我们从龙镇起程，带着一年的劳累，回家探望年迈的双亲；一过完年，我们又返回农场。我常常想起列车的广播：“列车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列车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晨光熹微，一打开车门，刺骨的北风就灌进来，车外是皑皑白雪，天寒地冻，一切是那么的苍凉 —— 艰辛的农场生活，正在等着我们。

年年春运，全国有几千万人、上亿人次的大迁徙，买票难、回家难，难于上青天。不必说我们经常在火车上站着，硬挺着；不必说上海 — 三棵树的直达列车是在大批知青下乡以后的 1970 年或 1971 年才应运而生，此前中途必须“倒车”两三次；就是侥幸能坐上直达临客的，约 70 小时的硬板凳，也足够知青喝一壶的了。知青，就是农民工；知青，才是农民工的鼻祖啊！ 

龙镇火车站就一幢房子，售票室兼候车大厅。站房两侧有一排木栅栏，除此以外，基本就是“敞门放”了。

龙镇火车站是四等小站，每天到发客车仅各两对：上午 7：02 到站，7：45发车；晚上8：02 到站，8：45发车。除此以外，就是货车了。

龙镇 - 三棵树，约 300 公里。从哈尔滨到龙镇，地形从松嫩平原向小兴安岭丘陵地带过渡，听当地人说，海拔高度上升约 400 米，步步爬坡。当时列车全部是慢车，站站停。坐上午从龙镇的始发车，基本上晚上到哈尔滨；坐傍晚从三棵树的始发车，次日凌晨抵龙镇。列车误点是常事，经常听见列车广播员用不急不慢的音调播报：“旅客们，列车现在是晚点运行，大约晚点一小时四十分钟”。

牵引列车的全是蒸汽式火车头，有一些，听说甚至是从小鬼子时代留下的，挺抗造。我总觉得，蒸汽式火车头，那才是“火车”，威武、雄壮，冒着白烟，隆隆地前进，给人以雷霆万钧之震撼。现在，从黑河至哈尔滨都有了空调快速，要见蒸汽式火车头，大约只能去博物馆了。 

1969 年 6 月 24 日 12 时 35 分，满载着奔赴黑龙江引龙河农场的知青绿皮“专列”，在凄厉的汽笛声中、在车厢内外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中，缓缓驶离北站月台，经过约 75 个小时的昼夜奔波，跨长江、越黄河、出山海关，于 6 月 27 日 15 时 30 分许，到达中国最北端的火车站 —— 龙镇。

龙镇在黑龙江省地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因为龙镇火车站是哈尔滨往北的最后一站，站台往北一两百米，就没有铁轨了，全是破旧的小平房。车站几乎没有月台，上下车挺费劲，全仗着年轻时身手矫健。现在这把年纪再上这样的车，如果没有人掫（ 音：周 ）一把，恐怕是上不去了。路轨的北面，是高高的煤场。整个火车站简陋、破旧，还有我们后来学会的东北话 —— 埋汰、土啦吧几。

别看龙镇火车站的候车室尽是蛤蟆烟和臭脚丫子味儿，待的时间一长，脑袋瓜子都疼，可它也自有优点，它的最大优点是终点站，是发车站，能占座。早上三棵树开来的列车一进站，呼啦啦一下，早就等在站台上的人群一起往上涌，一眨眼，座位全部名花有主。

起初几年，我们到北安去玩、或去办事，都不“起票”，因为龙镇火车站几乎就是敞门放，满满的一列火车，人山人海，连踏脚板上都坐满了人。车到北安，随着出站的人流，还不知咋回事儿，人已经被涌出站外了！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灶王爷上天 —— 有一句说一句”，我非常感谢命运对我们的眷顾：引龙河农场场部距离龙镇火车站仅仅 10 公里，我们分场距离场部仅仅 4 公里，而且是在战备公路旁，不仅绝大多数其它分场、而且其它农场如格球山、五大连池等，他们的车去龙镇办事，都会从我们分场道口经过。想想我们距离龙镇火车站仅仅 14 公里，比起那些 50 公里开外的分场、比起那些必须坐汽车一天以上的插兄插妹，我们是多么幸运啊！

永远也忘不了 1977 年以后的龙镇火车站，知青大返城风起云涌，整个龙镇火车站等待托运的行李堆积如山！在这里，“堆积如山”绝不是形容词，是其时其地的真实写照。我曾到龙镇火车站去办事，看见那么多的“高山”，留给我的印象如果要说两个字，那就是“震撼!”；如果要说四个字，那就是“极度震撼!”

我敢说，龙镇火车站的托运量，在知青大返城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空前绝后！

在我的面前，放着一张三十多年前的火车票联票，车票略有折痕、稍有破损，还有一点点污渍，所幸它基本完整，信息齐全。望着这张品相不错、弥足珍贵的车票，不由得想起三四十年前我们回家探亲的一幕幕往事 ... ...

小小一张车票，给我们传递了如下信息：

本联票流水号：047671，是“哈尔滨铁路局硬座区段客票”，全价，限乘 1977 年 12 月 27 日（ 农历冬月十七日 ）第 142 次车，自龙镇站至上海站，经由哈（ 尔滨 ）沈（ 阳 ）天（ 津 ）。哈尔滨铁路局温馨提示：“请核对所付款是否同最后的断线票价相符；如经涂改、补贴（ 笔者注：原文如此 ）、撕角均作无效。”

从龙镇火车站至上海火车站，相距 2980 公里，算上从龙镇火车站至分场的路程，共 2994 公里，接近 3000 公里。1977 年底，大多数知青已经下乡七八年，二十六七岁了，整个北大荒，从兵团到农场，人心浮躁、暗潮涌动。多数人感到犹如玻璃瓶里的苍蝇 —— 前途光明，但没有出路。比照“白发三千丈”、“飞流直下三千尺”的修辞手法，知青完全可以称得上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到达有效日期 8 天”。从龙镇至上海，除了临客，没有直达车。在三棵树 - 上海的直达列车 58 次开通以前，知青中途至少“倒车”两次；58 次开通以后，则至少“倒车”一次，8 天有效日期应该说够使了。

其实，据我记忆，从龙镇至上海的到达有效日期，最初定为 20 天。毕竟是“知识”青年，很快就有脑袋瓜好使的知青想出了绝招：甲先持联票坐车至天津，下车，因为未到终点站上海，天津站是“经由”，所以不用撕票，顺畅出站。甲马上在天津用挂号信将联票寄给乙，自己另外购票回上海。乙收到甲寄来的已使用过的联票，又从龙镇上车，到达上海肯定在 20 天有效日期以内。这样，“省”下了龙镇 - 天津这一段的车费。这一招不久被铁路局发觉，致使龙镇至上海的“到达有效日期”一减再减，直至最终的 8 天。

当时的知青，确实有一些类似今天的农民工，收入不高，开销很大。不少知青没有余钱，根本“不起票”，能混则混，混到那一站算那一站。听说最骄人的“战绩”是 5 分钱到家 —— 在北站凭月台票出站。我的感觉，列车工作人员查票好走极端，对知青要么是“锯碗的戴眼镜 —— 专门找碴”，要么是睁一眼闭一眼。有一回，还记得列车运行在在长春 - 沈阳区间，列车员查到了两个知青，列车长过来一看，是知青，客气地说，“人民的列车爱人民，人民的列车人民坐”！立马放人！—— 真事儿！后来我想，敢情列车长的弟弟或妹妹一定也是知青吧？

“全价”34.60 元。

34.60（ 元 ）÷ 2980（ 公里 ） = 0.0116 元 / 公里，每公里不到人民币 1 分 2 厘。铁路，确实是最安全、最快捷、最经济的交通工具。难怪即令是现如今，每到春运，长途火车票都是一票难求。车站广场人满为患，蔚为壮观；车厢内有超员 100% 以上的，有事先穿上“尿不湿”的，实为今古奇观。

142 次应该是直达临客，如果不是直达车，通常要到哈尔滨换 58 次。58 次是直达快车，三棵树 - 上海，必须另补 6.70 元的“加快费”。

我猜测：这张联票很可能是一位荒友他（ 她 ）最后一次离开农场而留下的纪念。如果他（ 她 ）是探亲，按规定车票是可以报销的；如果他（ 她 ）是最后一次离开农场，农场已经将安置费（ 含路费 ）发给他（ 她 ）了，所以他（ 她 ）得以保存车票。

感谢这位有心的荒友把这张车票一直珍藏至今，它应该存放在知青博物馆，每一个看到它的荒友，都会勾起对往事的无限回忆 ... ...

“老太太，您别烦，过了腊八就是年。”这不，早就过了腊八了，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知青一个个早就身在农场，心已到家了。

龙镇火车站是北国边陲的四等小站，想必早先“藏在深闺人未识”，一定分外落寞。

自打知青到来以后，龙镇火车站在客车到发前也是熙熙攘攘的，因为它是龙镇至哈尔滨三棵树的始发站，周边兵团、农场、插队的知青都选择在这里上车。

进入腊月，龙镇火车站一片喧闹，到处是知青的身影：绿大衣、绿棉袄的是上海知青，土黄大衣、土黄棉袄的是天津知青，黑色大衣、黑色棉袄的是哈尔滨知青。人人提溜着行李，就像出了笼的鸟儿，到处是大呼小叫，到处是欢声笑语。

如果是赶晚间的那趟客车，想到龙镇街上的小饭馆里寻摸点吃的，难！

龙镇就站前一条街有点模样，有邮局，有新华书店，有供销合作社。小饭店大多只寒酸地挂一个幌子，门脸也不大，掀开门帘一看，一股白气往外窜，店堂烟雾腾腾的，昏黄的灯光下，都是一桌一桌的知青，个个脸上洋溢着开心、急切、激动、企盼 —— 马上要回家过大年啦！

四十多年前，知青就是“农民工”！

三棵树方向过来的列车一进站，根本不等旅客全部下车，呼啦啦一下子，列车马上坐满了人，行李架上堆满行李。车厢那个挤，赶上大串联了！走道寸步难行，上厕所得算好提前量，上餐车吃饭得等列车靠站从月台上跑到餐车，洗脸刷牙能免就免了，咱一脑袋高粱花子，一张嘴尽大餷子味儿，还讲究那个！接下来还有中途倒车，买票难，一票难求诸多烦心事；就算挤上车，得做好几十个小时站着的思想准备，一个个灰头土脸 —— 在今天的“农民工”身上，不是能照见当年我们的影子吗？

四十多年前，知青又不是“农民工”！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今天的“农民工”，由偏远贫困的农村走向大城市，他们奔着大城市来了，他们在大城市安营扎寨；而当年的知青，却从大城市走向边疆、农村，他们有的更在偏远贫困的农村插队落户。“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样浅显的道理，谁还整不明白？

历史不能忘记：在上个世纪中下叶，在中国的东北，有过这样几十万大城市来的青年，下乡时，他（ 她 ）们多为十七八岁，小一点的才十五六岁，大一点的最多也就二十郎当岁，他（ 她 ）们战天斗地、艰苦卓绝；

历史也不应该忘记：知青，把自己人生最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北大荒、留在了黑土地！—— 那是一段花样年华！

汽笛一声长鸣，满载着绝大多数是知青的列车缓缓启动，龙镇火车站越来越远；列车拐了个弯，龙镇火车站高高的水塔也消失在视线中……

家，就在前方！啥也不去想他了，先回家过年再说！

三棵树，多么诗意的名字！曾经去过北大荒的知青，没有不知道三棵树的。三棵树，既是三棵大树，更是哈尔滨一个火车站的名字。

三棵树火车站，位于哈尔滨市区东部哈尔滨铁路枢纽环状线上，主要承担旅客列车的到发。我曾经特意留心过它的月台，真的有三棵树，粗粗壮壮、高高大大的，热情的哈尔滨荒友告诉我，那是榆树。

三棵树的声名鹊起，缘于数十万的各地知青一腔热血奔赴北大荒，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当年知青在北大荒的分布方向，大致为牡丹江 — 密山 — 虎林一线，佳木斯 — 鹤岗 — 萝北一线，北安 — 黑河 — 呼玛一线，齐齐哈尔 — 讷河 — 嫩江一线。知青回家探亲时，除了有少量路过哈尔滨的车次（如佳木斯 — 天津；齐齐哈尔方向的也可以不走哈尔滨）之外，都必须在哈尔滨“倒车”。

如果说哈尔滨是东北铁路的枢纽，三棵树就是哈尔滨的咽喉。

数十万的知青，千军万马汇聚在三棵树，三棵树成了知青集散地。绝大多数人集中在春节期间出行，绝大多数人必须在哈尔滨“倒车”，其声势之如过江之鲫，其行色也匆匆，其心情也切切（回家时），那就是今天的“民工返乡”，那就是今天的春运。买票难、进站难、上车难，到三棵树就头皮发麻、到三棵树就心里打鼓，三棵树火车站想不出名都难。

有一回探亲回家我和荒友在三棵树外的小饭店吃饭等车，荒友有文才，出口成章。他看着如潮的人群，当即吟道：

对仗颇为工整，我赶紧倒色酒“一面坡”给他满上。

三棵树是始发站，列车一进站，潮水般的人群就一拥而上，你推我搡，我夺你抢，直到列车启动了都不带消停的。找到座是上上大吉，先念一声阿弥陀佛；找不到座的往南可能得站到济南、南京，往北得站到北安。

特别怀念知青专列，第一次到北大荒虽然坐了约 75 个小时的硬座，超过了三天三夜，但毕竟没有“倒车”之苦；特别怀念“临客”，其中有一趟临客为龙镇 — 上海，从龙镇挤上车就等于到家了 —— 可惜这样做梦娶媳妇的美事儿不常有。

三棵树 — 上海 58 次直达快车的开通应在 1970 年一季度，此前哈尔滨至上海没有直达快车，中间至少“倒车”一次。58（56）次俗称“强盗车”，它是因知青上山下乡而应运而生的车次。 

去年夏天我和十几位荒友结伴重回北大荒。我选择来回全程乘坐火车，再找一回当年的感觉。

57 次抵哈尔滨后必须出站去“哈尔滨东站”换乘开往龙镇的 4031 次火车。我一头雾水，一片茫然，想想哈尔滨走过路过至少也有二十次，竟然不知道“哈尔滨东站”为何站？赶紧的和同伴打车，紧赶慢赶，中间另加提溜着行李一溜小跑，换了一辆出租车才赶到哈尔滨东站。我们踏上火车顶多一分钟，火车就开了。

直到最近，稀里马哈的我才知道“哈尔滨东站”其实就是“三棵树”！

也许是我怀旧，也许是我“二”，我识字不多也是实情，一定是三者兼而有之，私心总觉得叫“三棵树”不知比叫“哈尔滨东站”强多少倍！其差距有如云泥。

三棵树，你曾经承载了几十万北大荒知青的悲欢离合，你曾经见证了几十万北大荒知青的南来北往；你知道几十万北大荒知青的困惑，你知道几十万北大荒知青的惆怅，你知道几十万北大荒知青的迷茫，你也知道几十万北大荒知青心中的渴望；三棵树，虽然你改名换姓了，虽然你的外貌不再沧桑，但几十万北大荒知青会永远把你记在心上……

在北大荒十年，曾经有过 10 次探亲。

最“不上台面”的探亲是第一次，自个儿掏的钱。1970 年初，春节将临，我们到北大荒已经半年多了，那时还没有“探亲假”一说，想家想得眼泪巴汊，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请事假又请不下来。我少不更事，虎，脑瓜发热，和伙伴一核计，管他三七二十一，走人！过完年返回农场，知道犯的错误是“逃跑回家”，年前评上的“五好战士”给撸了。

“倒车”最多的探亲也是第一次。我们是晚上从龙镇上的车，龙镇 — 北安一次，北安 — 哈尔滨一次，哈尔滨 — 沈阳一次，沈阳至上海中间还有好几次。无论长途短途，不管快车慢车，只要是往南方的车就往上挤。“倒车”把我们给倒迷糊了，怪只怪自己大馇粥喝多了，脑袋瓜不够使唤，犯晕。

1970 年初，还没有哈尔滨直达上海的列车，等我们搁家过完年起程返回农场时，上海直达三棵树的 56 / 57 次开通了，这是因大批知青奔赴黑龙江应运而生的车次。

从第二年起，农场有了探亲假，一年一次。

最省力的是后几年乘坐直达“临客”。龙镇 — 上海，直达；上海 — 龙镇，直达。从龙镇上了临客就等于到了家；从上海上了临客差不多也等于到了农场。省去了中间提溜着行李跨天桥“倒车”折腾之苦。

最舒服的是“临客”竟然为卧铺车厢，而且是两节！有一年到年根前才放假，分场上龙镇火车站定了两节车厢，统一用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保卫干事亲自把着车门，凡不是六分场的一律不让上，亲娘老子也不行！等我们挤上车一看，竟然是卧铺！这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大姑娘上轿 —— 头一回”！天上硬是掉下来一个大馅饼，车钱一分没涨，这等于花冻白菜的价钱可劲造了一回猪肉炖粉条，你说多合适！

临客到站卧铺车厢不让上客，有旅客想硬闯的，列车员会霸气地告诉他：“干哈？看看这是啥？卧铺车厢！你是卧铺吗？不是，这不结了吗！往后边拉去！”

“好歇不如倒着”，我们坐累了就在铺位上歪着、躺着，想咋地咋地，爱咋地咋地，现在回想起来还心里美得不行：卧铺这家伙是好，有钱是好，对不？

两次探亲假之间、我在农场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将近 24 个月。不怕大家伙笑话，我也亮亮我的“小农经济”思想：探亲假一年一次，头年回家过春节使用完了，还得等来年，万一有个急事啥的尽抓瞎你说咋整？还不如在农场过一回革命化春节不回家 —— 没准还能受到连长表扬哪！攒下一次假期，以后每次探亲都使用上一年的，这样手里就一直有一次假期可以机动灵活了。

回家探亲都是结伴，呼朋唤友。少则两三人，多则一两百号人，包上一两节车厢。俺是农场职工，组织观念还挺强（第一年“逃跑回家”除外，以后令行禁止，再也没有犯过），基本都是集体行动；但也曾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千里走单骑，风风火火闯九州哇。

计划最好的是中间几次探亲。在劳动繁重、生活艰苦、文化单调的农场岁月里，我慢慢学会了调节情绪，“黄连树下弹琴 —— 苦中作乐”。除了乘坐临客以外，我早就琢磨着利用探亲的机会、利用车票的有效期，有计划地游览沿线的城市。从龙镇到上海，我游览过哈尔滨、长春、沈阳、唐山、天津、大连、南京、无锡、苏州等地，其中的一些城市去过不止一次。有一年还特意换了中午抵泰安的车次下车登泰山，从红门“孔子登临处”起步，近四个小时后和一对法国青年一起爬到泰山极顶。在山顶住了一宿，第二天看完泰山日出又绕道从后山下来。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受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此后无数次梦回泰山，不能忘怀。返城工作后我又去了一次。

尽管这都是“穷旅游”，一方面，俺知道自己囊中羞涩，兜里没俩钱，恨不能一个子儿掰两半，花钱抠抠索索的。至今还记得在泰山顶上住一宿 4 元钱，心疼得不行：那要铲多长垄的地、“水中捞麦”多少千米、割多少千米大豆？若不是把棉袄棉裤寄存在了火车站，山上风大，我真想在山上蹲一宿；另一方面，俺知道自己毕竟是知青，大字也算识得几个，不能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身无分文，心怀天下”。走南闯北，既饱览了祖国大好河山，拓展了视野，丰富了阅历，放飞了心情，了解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也增强了出门在外的交际、应变能力。

下午三四点钟我们还在地里闷着头挥汗如雨地割麦，累得腰快折了。宋指导员兴冲冲地从分场赶来，隔老远就听见了他的扯脖子喊：“大家伙猫腰干哪！晚上有电影！”

我们都一手拿镰刀，一手撑着腰，努力挺直了相互确认：“真的假的？有那好事么？”“那还有假？！千真万确的了！赶紧的吧！”

晚上有电影！这可比晚上有肉包子吃还管用！大家伙煞下腰，咬紧牙关，不管瞎蠓小咬蚊子的轮番猖狂进攻，只听见一阵“歘歘歘、歘歘歘”（chua，第一声）的声响，没人废话扯犊子，铆足了劲一通猛干。

回到宿舍匆匆洗了一下，狼吞虎咽地吃了两口菜，手里拿着两个馒头就奔小卖部跟前的空地上占地儿去了。

空地上已经聚集了不老少人，三三两两一拨一拨的知青，家属老娘儿们，追打嬉闹的孩子。

喜悦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全都伸长脖子往“中央大道”上瞅：放映队也该来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望穿秋水，接放映队的蹦蹦车终于来了！空地上一片欢腾。大银幕支起来了，放映员忙乎着倒片。

又一辆大解放亮着大灯从公路上拐进“中央大道”直接停在“露天电影场”，从车上下来两个人，走到放映员跟前咬了一阵耳朵。大家伙还没明白咋回事儿，放映员就麻利地收起机子和幕布，一声不吭，钻进了驾驶楼。

大解放循原路上“中央大道”，很快就拐上公路往北面去了。

李主任也在现场。他威严地反剪着双手，“冷眼向洋看世界”，虽然一言不发，但脸色特别难看。

这算咋回事？！好一会儿，全场才如梦方醒，炸开了锅：“哪有这么调理人的？”

有老职工连连摇头：“黄了！黄了！”

像泄了气的皮球，像被人愚弄了一般，失望至极的知青、家属老娘儿们和孩子在空旷的场地上久久没有散去。

电影没看成，干啥呢？蔫头耷拉脑的知青躺炕上五脊六兽，浑身不得劲儿。

那次的看电影，使我明白了什么是东北话的“黄了”。

“黄了”，很可能是北方人根据气候演变而来的地方方言。

比如深秋了，一些植物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一岁一枯荣，结束了一切，漫山遍野看上去就是“黄了”，而且万木萧疏，本来就给人一种比较苍凉、落寞的感觉，于是后来北方人就把灭亡了的、结束了的事物用“黄了”来形容。

久而久之，“黄了”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宽泛：凡是失败、没成功、干砸了、分手、定下来的事情没办成，等等，等等，都可以说成是“黄了”。

比如，“好好的一个铺子，硬是让他给干黄了”；

又比如，“老张头这两年愁够呛，他们家二小子也老大不小了，搞对象看一个黄一个，你说这可咋整？”

再比如，“你欠我二十块钱老也不还，想欠黄了还是咋的？！我可告诉你，我的小本子上记着呢！”

还比如，原说五一放假一天，都开会传达了，但因为春播大忙，经班子研究决定，不放了 —— 黄了。

“笑人无，气人有”，也可以把别人本来没“黄”的事情给“搅黄了”。

“黄了”的另外一种说法是，早先北方的人们做生意，开张那天，门外都要贴喜报，在大红纸上写下“开张大吉”四个字。如果买卖没经营好，或者掌柜的要转行做别的生意，门外也要贴告示。这时候老板就要用黄纸，写上“收市大吉”四个字，贴在门上。由此，人们就将别人店面关门或生意失败说成“黄了”。

现在北风南渐，南方人、特别是从北大荒回来的知青都知道“黄了”是啥意思。

上海的店铺如果买卖没经营好，或者老板要转行做别的生意，他不会用黄纸写上“收市大吉”四个字贴在门上。他一般会用白纸、甚至是红纸写上“挥泪大甩卖”、“不计成本，跳楼价”、“给钱就卖，最后一天”等字样以招徕顾客，虽然店铺还勉强开着，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家店铺差不多就是 —— “黄了”。

周大琪和我一般大，我们是乘同一趟火车、坐同一节车厢去北大荒的。

到底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上海北火车站撕心裂肺的哭喊声犹在耳旁、腮边的泪迹没有完全擦干、火车还没有到苏州，车厢里的气氛就开始活跃了，相互认识以后，大家都亲热地叫他“大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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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琪不修边幅，大大咧咧的样子，一看就是心里藏不住事的人。个子不高，微胖，头发又粗又硬，乱糟糟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笑起来眼睛没了。

大琪留给我最初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上面这些；是他斜挎着一只大红色的《语录》包奔赴黑龙江的！他那挎包的样子特别像是挎了一支驳壳枪。在我的记忆中，比我们年龄大的、比我们年龄小的，都见过有挎《语录》包的，唯独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挎《语录》包者少之又少，所以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没记住大琪在列车长鸣一声缓缓启动的那一刹那是否也曾经哭过（ 当时我自己哭天抹泪，无暇旁顾 ）。一路上我经常看到大琪斜挎着《语录》包帮助列车员忙前忙后地扫地、擦小桌子、收拾饭盒，很少有闲着的时候。不过实话实说，一路上八千里路云和月走了超过三天三宿，也没看到过他掏出红宝书来孜孜不倦地学习或背诵，“挑灯夜读”更没有，他比谁都能更早更快地进入梦乡。当时讲究个带着问题学习语录，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兴许是大琪在火车上没碰到什么“问题”，也未可知。

到农场后大琪被分在食堂。大琪干活没得挑，不惜力，但偶尔有一点散漫。

那天都七八点了，大琪还躺在炕上睡得香。这不是迟到了么？食堂里有活儿等着呢！炊事班的人跟司务长一说，司务长说知道了。

司务长是哈尔滨女知青小齐，可能干了。东北姑娘不能惹，一惹就炸庙。她蹬蹬蹬地就朝男宿舍赶来了，后面跟着好几个看热闹的食堂女同胞。

这时候的大琪已经醒了，听见了外面杂乱的脚步声奔自己的宿舍来了，知道大事不好，想穿衣服也不赶趟了，他干脆又躺下装睡。

杂乱的脚步声停在炕头，小齐也不说话，大琪继续装睡。过了一会儿被子一抖一抖的，那是大琪偷着乐、憋不住笑。小齐眼疾手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一把掀开被子，大喊一声：“太阳都晒屁股啦！”

—— 大琪蜷着身子、穿着背心裤衩的狼狈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哈哈哈哈哈哈 —— ！”

房顶差一点被掀开！所有的人都开怀大笑，大琪绷不住脸的嘿嘿嘿傻笑，小齐羞红了脸的笑，食堂女同胞有笑出了泪的，有笑得蹲在地上直喊妈、喊肚子疼的。

小齐转身走了，众女同胞嘻嘻哈哈地走了，大琪赶紧的穿上衣服上食堂干活。

为了和当地职工打成一片，大琪也刻苦学习东北方言，但好象总是不得要领。

他是把上海话、东北话掺和在一起说，常常是这样：“你把窝窝头高在这疙瘩，等一歇我要吃的（ 你把窝窝头放在这里，过一会儿我要吃的 ）”；“老张头他们家的"白乌驹"五块钱一只（ 老张头他们家的大鹅五元钱一只 ）。”

他以为用普通话说话就是东北话了，其实不然。东北话是一种方言，你的普通话发音再标准、说下大天来，东北人也闹不明白你的“白乌驹”是啥玩意儿。难怪当地人总觉得上海话和小鬼子的“一本话”一个味儿，而且东北人说“鹅”一定要在“ e ”音的前面加上声母“ N ”，发第二声。“大鹅”，“鹅”的音调上扬，那才叫地道。

在北大荒，即使是“鹅”的小时候，哪怕是刚出壳、哆哆嗦嗦地还不能走道，那总算得上“小”了吧？可那也得叫“大”鹅。

最初几年，大琪的混搭“上海东北话”常常给大家伙带来一屋子的欢笑。

逢年过节，知青食堂杀猪，得空咱也赶去卖会儿呆。大琪虽说是上海知青，但挺尿性。我曾见过大琪父亲几次，模样颇有钟馗、李逵之风，但极和蔼，文学造诣颇深，谈锋甚健。我感觉大琪在很多方面与他父亲挺像，有些地方又不太像。大琪让大家伙退远点，别挡害。他先伸出左手在猪的脖子下面比划着，猪的血红的小眼睛里充满了死到临头的恐惧和绝望，“杀猪似地叫唤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大琪右手操起杀猪刀就照捆结实了、全身摁住了的猪脖子下面捅。白刀子进去，血哧呼啦的红刀子出来。那猪干嚎几声，很快腿就伸直了“杆细了”。

我对大琪佩服得不行，他是分场上海知青杀猪第一人，艺高人胆大，一刀准，从来不用再捅第二刀，我在心里叫他“周一刀”。

大琪后来在好几个连队做过司务长。分场有上海、天津、哈尔滨三地知青，当年物质条件差，面对几百号知青，何况还有南方人北方人，众口难调。一口大锅里喝汤，难免有锅勺碰锅沿的时候，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事也不少见。大琪的脾气又耿直，好象也得罪了一些人。大大咧咧的大琪没怎么放在心上，说了句文绉绉的话：“干活么，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好多年没见大琪了，想必是别来无恙。

很想见见大琪，问他：“多暂咱去买只"白乌驹"，把它剁吧剁吧炖了，咱老哥俩好好开怀喝两盅，唠扯唠扯？”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分场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迎新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幽微的火药香。

尽管大批的知青回家过年了，分场有些冷清，但依然还是能够感受得到只有腊月末才有的“年味”。

分场的队部门前地上新添了两盏灯，让我们第一次见识了北大荒的“冰灯”：用大小两只“维德洛”，大桶套小桶，中间灌上水，放在外面冻上，冻住后“磕”出来，倒扣在地上，拖个灯泡放在里面，冰清玉洁，晶莹透亮，也算张灯结彩了。北大荒天然去雕饰的土“冰灯”，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平添了节日的喜庆。

留场的散兵游勇知青还有五六十个，分场决定：过革命化春节，大年三十下午在食堂搞会餐，而且是 —— 免费！可劲造！

“嗷 ——”知青一阵欢呼，大家伙都说这可赶上“百鸡宴”了。 

“山外点明子，屋子里掌灯”。分场大礼堂兼电影院兼大剧场兼知青食堂里亮着大灯；当间，临时整来一个大铁皮炉子，粗粗的柈子，熊熊的火焰，把大铁皮烤得通红。大铁炉的周边，是六张大桌子。

散兵游勇早早的来到食堂等着，叽叽喳喳，开心地说着、笑着，相互打趣，有一点兴奋，更多的是期待。谁说好饭不怕晚？快一年了，肚子里没啥油水，好饭更得赶早！

食堂为这顿“年夜饭”忙乎好些天了，见人到得差不离了，一会儿菜就流水似的整上来了。猪肉炖粉条、红焖肉、白切牛肉、干豆腐、拔丝土豆，大白菜，还有食堂特意上北安采购来的青椒、豆角啥的，掺合着炒肉片了。咱知青可不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人，再说了，这可是免费的；咱是灶王爷上天，有一句说一句 —— 挺丰盛！整得挺好！可惜没有鸡，没见着“小鸡炖蘑菇”。

“无酒不成席”。大家伙早就从小卖部买来白酒、色酒，满上满上，相互敬着，干！

大铁皮炉子火苗子一窜一窜的烧着，食堂里像暖春，热气腾腾、烟雾腾腾。

菜上一桌，酒过三巡。一阵风卷残云以后，投箸的速度逐渐放缓。个个都是高门大嗓的说着笑着。有人喝高了，脸上红通通的，有人却小脸发白；有两位仁兄“三星高照、四喜发财、五魁首、六六大顺”地划上了拳，为谁该罚酒争得脸红脖子粗；有人滔滔不绝，神神道道，不知所云；有人哼唱着不知名的什么小曲儿 ... ...

只有小赵一直默默地喝着酒，菜也很少吃；忽然，他的肩一动一动的，终于呜咽起来。泪水从他的指缝里流出来 ... ...

喧闹的食堂一下子寂静下来。

家属区时不时传来二踢脚的炸响声，食堂外面是冰天雪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过年，最想念的就是“家”，家在千里之外，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正在忙着年夜饭吧？儿行千里母担忧，她一定在牵挂着远在北国的孩子！

一股揪心的思乡情绪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爸爸妈妈，你们好吗？”，散兵游勇，差不多全都哭了 ……

过了“腊八”，眼瞅着就要过大年了，单位里舞舞扎扎地筹划着开年会，年轻同事们吵吵巴火地忙乎着“我要上春晚”，晚上一顿“尾牙宴”那可是没跑。无酒不成席，少不了要喝酒。通常，我会要一点雪碧，偷偷往里面兑一些可口可乐冒充“红酒”。少喝酒，多吃菜。搛不着，站起来。

单位领导过来敬酒，一看那酒色就摇头：从北大荒回来的，“东北虎”，你“在陋巷”怎么还好意思喝这个？！快别装了，赶紧的，换杯子，来白的！满上！满上！

现如今真有点愧对“东北虎”的美名。年轻时在北大荒农场平时滴酒不沾，但逢年过节啥的也能对付着喝点酒，而且不露声色，二锅头、葡萄酒、啤酒，三盅全会。不过那时喝的主要还是葡萄酒，当地叫“色（shai）酒”，牌子好象叫“一面坡”。早先稀里马哈，葡萄酒就葡萄酒呗，为啥叫“色酒”？后来总算整明白了，之所以叫色酒，是因为它和白酒的无色透明比较起来，是有颜“色”的吧？

当地人说色酒后劲挺大，一般哥几个只买个一瓶两瓶的。咱不是酒徒，我往搪瓷缸子里倒一些，意思到了就行，多了不要，喝多了也犯迷糊。

但有一回在农场过革命化春节，那次挺虎，大年三十那晚确确实实喝高了。

那一年春节没回家。我有自己的“小九九”：探亲假一年一次，头年回家过春节使用完了，还得等来年，万一有个急事啥的咋整？不如在农场过年不回家，攒下一次假期，以后每次探亲都使用上一年的，这样手里就一直有一次假期可以机动灵活了。

当年知青回家一趟挺不易，遭老罪就不去说它了，惭愧的是囊中羞涩，来回车费对知青而言无异于天文数字，另外请假也头疼，不是说走抬腿就能走的。

哥们觉得我的主意挺正，也留下了。我们买了十几瓶色酒（小卖部春节期间有几天“盘货”），大致计划一天喝两瓶，能从大年三十喝到正月初五。酒瓶子在炕上排了两溜。

北大荒冬天吃两顿，大年三十食堂聚餐以后，还不到六点，第二天早上八点多天才放亮，马上睡觉，还不把头睡扁了？哥俩一核计，决定继续整！

“大院”里的房子原是劳改犯监舍，劳改犯迁走以后成了知青宿舍。黑泥地的两边是长长的两铺大炕，屋子里黑黢黢的，两盏昏黄的灯炮，象极了“威虎厅”。因为大部分知青都回家探亲了，被褥都收了起来，“威虎厅”里空空荡荡的。有的留守知青把箱子直接摞在炕上，三两个哥们拦出一个个“小包间”，自成小天地。

我和哥们在炕沿相向而坐，开了俩罐头，把从食堂买来的一点菜热了热，在搪瓷缸子里倒了色酒，碰了一下，又喝开了。

窗外冰天雪地，冷得嘎嘎的，天上是一轮弯弯的月亮，特别的高远。万籁俱寂，偶尔传来一两声二踢脚炸响的声音，点缀着辞旧迎新的气氛。

哥们喝了一口酒，若有所思地说：“上海现在大概吃年夜饭了吧？”我一想，可不是咋的！上海的家里，这是一年里最热闹最重要的一顿晚饭了，此时此刻，一家人一定团团围坐在桌前吃年夜饭了，忙碌了一天的妈妈指不定心中有多么惆怅，儿行千里母担忧，一个儿子还独自在冰天雪地的黑龙江过年，那里多冷！唉！

哥们又喝了一口酒，吧嗒了一下嘴说，“别的倒没啥。我最不放心是我爸爸了，他身体不太好。”说完，一仰脖，又掫了一口。我想，我也是啊！父母年岁大了，还成天为我们揪心，我也一仰脖，下去一大口。

好长一会儿，我们没说话，夹一筷菜，掫了一口酒；不夹菜，也掫了一口酒。酒没了，再开一瓶；再开一瓶，一会儿就见底了。

那晚，哥俩眼泪巴汊的，喝的不是酒，是惆怅，是乡愁。

能有十一二点了，我觉得脑袋灌铅，云里雾里，昏黄的灯泡在晃悠，哥们的舌头也有点大，我们都倒在炕上了。

第二天醒来已过了晌午，怎么也想不起来昨晚都干了些啥，一看满炕尽是空酒瓶子，横七竖八，烂马其糟，满瓶的只剩三四瓶了……

曾经有过不少人问我：“你在北大荒待了十年，你觉得北大荒最好吃的东西都有些啥？”

这话问的！咱北大荒好吃的东西可多了去了！不胜枚举，手指头都掰不过来：象北大荒的豆腐、北大荒的木樨肉、北大荒的拔丝土豆、北大荒的猪肉炖粉条，等等，等等，当年吃不着的苦，如果能吃上，怎么吃也没个够。现如今北风南渐，这些东北菜全国人民都耳熟能详了。要说还有，不用考虑，我会脱口而出再加上一样，但我的回答可能上不了台面，也可能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那就是我们曾经吃过的 —— “折箩”！

第一次知道“折箩”这个词，已经忘了到底是哪一年了，总之是下乡的头两年吧；也忘了到底是哪一个节日，反正连队搞了大会餐，整得挺丰盛。

我们平时吃得差，一年有数的那么一两回会餐，对知青来说就好比“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啊，麦苗儿挂满了露水珠哇”，久旱逢甘霖。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有点像“老母猪进菜地 —— 可脸造”。在食堂里团团坐定，都有点急不可耐。你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没有假模假式的客气，不等一声号令，大家伙争先恐后地伸家伙，一通风卷残云，幸好没噎着，先过一把瘾再说。

第二天没那好事了，得上食堂买饭，那菜不是象平日的总有个名称，比如“炒西葫芦”、“大头菜土豆片”等，那菜没有名称。

打了大半锅菜端回宿舍，掀起锅盖一细瞅，觉得特别面熟，那菜品种齐全，昨天会餐曾经吃过的菜全都有，全都搅和在一起了。擓一勺搁嘴里，哇！那个美味！我敢说平生没有吃过几回这么好吃的东西！

怎么比昨天的宴席还好吃？太奇了怪了！细一琢磨才恍然大悟，昨天我们傻呀，吃得太快了，狼吞虎咽，囫囵吞枣，活像猪八戒吃人参果 —— 没咂摸出滋味来，白瞎了一桌菜！

大半锅的菜，哥两个侧坐在炕沿上一人一勺擓得快，一会儿就见底了。哥们心有不甘，端起锅子再上食堂，急匆匆的去，灰溜溜的来 —— 没了！

这么好吃的东西叫啥？问问在食堂干活的上海知青，南方人哪知道？他们一脸茫然，一问三不知，说不出个道道来。再问问哈尔滨知青，可问对人了，他们很拽地说，嗨！那玩意儿叫“折箩”。 

“折箩？”

啥折箩？听哈尔滨知青一白话，原来就是：“酒席吃罢后剩下的、没动过的菜肴，不问种类，全倒在一块儿一勺烩 ... ... ,就叫‘折箩’”。

没承想知青对这“折箩”趋之若骛。

“折箩”，属于“猪头肉上不得席”一类，在农场的艰辛岁月里，它却成了知青最企盼的美味之一，去食堂晚了还不赶趟了哪！

我还是在蚕场的时候认识老杨的。

一天食堂做肉包子，中午时分我们怕僧多粥少，都争先恐后地涌到食堂排队等开饭，见当地职工老杨打宿舍门前过，我们都和他打招呼：“杨师傅，开饭了！今天吃包子！”

杨师傅不紧不慢地说：“赶趟！”

当时蚕场除了知青就俩当地人，一个是队长，另一个就是老杨。

晚上队长在煤油灯下给我们开会学习的时候管老杨叫“杨技术员”，他说得比较快，有点口齿不清，我一直听成是“杨技员”。但我们知青当面都管老杨叫杨师傅，私底下有时候也叫他老杨。

真的忘了老杨大号叫啥，四十来岁，憨厚淳朴，老实巴交的样子。老杨的一条腿有点跛，但跛得不厉害，冷不丁一瞅还真看不大出来。

我一直很纳闷：像老杨这岁数当地一般都快叫“老杨头”了，至少也得叫个“大老杨”。很奇怪的是老杨例外。到我们离开农场的时候，十年过去了，老杨也没熬上“老杨头”，还是叫老杨。

老杨没成家，但也不是单过。老杨的家就在分场家属区，和他的嫂子杨大嫂住在一起。

由此推理，老杨他有个哥。老杨的哥是个病秧子，早几年就撒手归西了，抛下杨大嫂和仨孩子，两个儿子一个闺女。

杨大嫂精精瘦瘦的，泼辣能干。但一个妇道人家，“锅台转”，在北大荒没了掌柜的，天塌下来了，还要拉扯仨孩子，想哭都找不到坟头。

一个是没成家的小叔子，挣着一份工资，一个是寡妇，两好合（东北话念 ga，第一声）一好，兴许还有一点“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就这么的，他们就在一口锅里搅大马勺了。

老杨名不正言不顺，仨孩子依然管老杨叫“我老叔”。

这种情况在北大荒好象不少见。我知道我们分场至少还有一对，不过那一对和老杨、杨大嫂略有区别：弟弟先走了，哥哥没结过婚，大伯子和弟媳妇成了一家。我听说像老杨和杨大嫂的这种情况在北大荒好象是叫“叔接嫂”：叔叔接纳了嫂子。不知道这几个字是不是这样写、这样理解？但大伯子和弟媳妇的那一对，我实在没听说过、想不起来、也不知道北大荒是怎样表达的，叫“叔接嫂”肯定说不过去。

老杨也算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他肩上的担子不轻。就我们看到的，老杨对这个家庭尽心尽责。一定是分场有老娘儿们戳他和杨大嫂的脊梁骨，一定是老杨心苦，老杨抽烟抽得厉害，一棵接着一棵。他抽的都是“现场卷”的蛤蟆烟碎烟叶，呛人。知青给他抽烟卷，他说那玩意儿没劲，继续抽他的蛤蟆烟。老杨说的一半是实情，一半是说不出口。他心里清楚，他没有那个经济能力抽烟卷 —— 还有一大家子指着他挣钱呢！

知青吃饭上食堂，当年生活艰苦，难见荤腥，我们总是希望吃得好一些。有肉包子先来四个解解馋再说。老杨常常吃家里带来的干粮啥的，食堂有好吃的他也会买一些。就象我们告诉他食堂有肉包子，老杨嘴里说赶趟，心里可能在琢磨买还是不买、买多少，然后想办法托人捎下山去，山下还有杨大嫂和仨孩子。

当时哈尔滨知青小韩和老杨最对撇子，小韩腿脚利索，经常充当“交通员”。

听说后来老杨他哥留下的仨孩子对老杨和杨大嫂都不咋的，白眼狼似的，成天没个好脸子给他们看。我估摸是分场有人扯老婆舌，小孩子长大了知道“叔接嫂”抹不开？

可怜老杨和杨大嫂早已先后离开了人世，那仨孩子也早已为人父为人母了。但愿他们现在能体会到当年老杨和杨大嫂含辛茹苦地把他们拉扯大是多么的不易！

“划拉”，这个词在东北方言中出现的频率也挺高，在我看来，虽说不能与“干哈”相提并论、分庭抗礼，但弄个“榜眼”、“探花”的干干，应该绝对没有问题。

“划拉”的应用范围广、内涵深，可以这么说：“划拉” —— 一切皆有可能！

“划拉”最本色的含义就是“扫地”。鸡叫三遍，晨光熹微，“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掌柜的起炕，拿一把扫帚清扫自家小院子，洒点水，再清扫。把小院子扫得溜光水滑，拽文的说法，是“洒扫”；老百姓说话，是“划拉”。如果拿把扫帚像那么回事儿，但不认真，心不在焉，“九路军糊弄某某党”，浮皮潦草、敷衍了事，“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那就只能说是“划拉”了两下，摆摆样子而已。

不能不佩服中国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难怪老外学习汉语总是不得要领，隔靴搔痒，只能学个皮毛。如果老外学“划拉”这一课，估计就是学上十天半个月，最多也就只能明白个大概其，不一定就能准确领会，更别说正确使用了。

在东北，都说“男人是搂钱的耙子，女人是藏钱的匣子”，小日子要过得红火，就得往自个儿家里紧“划拉”。

“划拉”点啥呢？其实啥都“划拉”。柴禾、大豆、土豆，白菜、砖块、板子，等等 —— 一切有用的东西，划拉！

有一回，有个职工从粉坊里“划拉”了一大块粉跎子，给人撞见了，那职工毫无愧色，反而振振有词：“我不拿它回家也要坏的呀！”

是这么个理儿！应该真心感谢这样爱场如家好职工，为场子做了一件大好事！

“划拉”还不仅仅局限于物质领域，推而广之，婚姻领域也“划拉”。

有时候听当地人咸吃萝卜淡操心，大着舌头，凑在一堆瞎白话：“哎，我说啊，谁谁谁家二小子都老大不小了，咋还不赶紧"划拉"一个呢？”“我说那谁，谁谁谁家老疙瘩处了那么老些对象，到了（liao）咋还没成了呢？大差不差的"划拉"一个得了呗。”

毕竟是农村，一般都是男的“划拉”女的，记忆中好像没听说过有女的“划拉”男的的。

现如今，如果哪天媒介上没有出现某地某部门又揪出一个（或一窝）巨贪的报道，那真可以算“新闻”了。与这些动辄鲸吞国家数千万、数个亿的巨贪相比，几十年前农场部分职工小不溜的“划拉”一点柴禾、大豆、土豆，白菜、砖块、板子、粉跎子，等等，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值一提。

东北人说话中大量的使用“划拉”，说的人出口成章，听的人心领神会。甚至达到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境界，那样的生动，那样的幽默，至今回想起来还让人忍俊不禁。

傅老疙瘩小矬个，傻了呵的，一身黑棉袄黑棉裤，估摸自打穿上身就没换洗过，埋了沽汰、狼掏狗捋似的。那一张脸，多暂都是魂儿画儿、鼻涕拉瞎、老目咔眵眼的。傅老疙瘩四十挂零了，瞅那样能瞅出五十开外：“三岁长胡子 —— 小老样儿”！

傅老疙瘩没成家，跟着哥嫂过日子。一个傻了巴唧的二傻子，啥也不能干，你说，谁家的黄花闺女愿睁着眼睛往火坑里蹦、嫁给他呀？就算寡妇李二嫂改嫁，估摸也不拿正眼瞧他！

傅老疙瘩还是个嗑巴，轻易不说话。分场能说会道的坐地户多了去了，都小嘴叭叭的，可能说了，吹牛不带打锛儿的，能把死人说活了，能把干牛屎说出花来，尽扒瞎。傅老疙瘩不这样。傅老疙瘩说话能把几天没洗的脸涨通红，青筋爆老粗，吭哧憋肚，越急越嗑巴：“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 ”，能“他”出小半天，光干嘎巴嘴也说不出个囫囵话来。听的人就怕他一口气上不来，自己跟着沾包儿，恨不能找一块大豆腐撞死！

知青到农场后，傅老疙瘩就爱往知青跟前凑乎，知青早先叫他“傅老疙瘩”，后来就干脆叫“老疙瘩”。老疙瘩因为嗑巴，也不言语，瞅着知青忙活（通常在场院）、下棋、打牌、唠嗑，他待在一旁尽卖呆儿。知青经常给他馒头、包子、上海带来的糖果啥的，老疙瘩反应还行，照单全收。

别看老疙瘩傻，可有一样绝活，平时真人不露相，关键时刻“蝎虎子扒门帘 —— 露一小手”。

分场李会计是当地人，身材魁梧、身板厚实、相貌堂堂，可有一样，双腿残疾，是个瘸子，而且瘸得厉害，走道得架拐。李会计还会骑自行车，不知咋学的。自行车不能直接骑进队部，那几级台阶就上不去。总有一轱轳道要走。可怜李会计架拐走道特别费劲，左右摆动幅度贼大，一步小半天，一步小半天，谁见了谁心里不落忍。

不知打哪儿得来的消息，说老疙瘩能学李会计走道！

有这事儿？这下知青可来劲了！菜包子、肉包子、上海糖果可劲往老疙瘩手上塞：“老疙瘩，学李会计走道！老疙瘩，学李会计走道！”

老疙瘩笑模悠悠的，看看手里的贿赂，又警惕地四下瞅瞅，恭敬不如从命，收下了礼物，“骑驴吃豆包 —— 乐颠馅儿了”。

奇了怪了！老疙瘩一旦入戏，立马神清气爽，傻气一扫而空，前后简直判若两人！那架式，那神态，那身段，那眼神，无师自通，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整个就是李会计翻版！

全场叫绝、乐翻了天！

“老疙瘩学李会计走道”成了老疙瘩的保留节目。

都说老疙瘩傻，其实老疙瘩是“瞎子吃饺子 —— 心里有数”。琢磨不透他是咋知道“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鬼子不挂弦”的道道的。有时他也会“耍大牌”，“二分钱一斤的水萝卜 —— 拿一把”，撂挑子、罢演！那是知青没有凑手的菜包子、肉包子的时候。

前两年有一年大年三十我看春晚，本山大叔在小品里模仿得了脑血栓、见谁都哆嗦的“吴老二”走道，现场内外笑倒一片。

在我看来，本山大叔还照老疙瘩差一截，我为老疙瘩抱屈：本山大叔得管老疙瘩叫一声师父。

为啥？你想，四十来年前，老疙瘩就那么老有才了，老疙瘩学李会计走道那才叫一个绝！列位看官，你们是没见过、知不道，我们可全都是笑得倒在地上打滚、喊妈叫肚子疼的。那时候的本山大叔还是本山小伙，还不到二十岁，还在“大城市铁岭莲花乡池水沟子”那一带默默无闻地唱二人转，谁知道他老大贵姓呀？

老疙瘩比他早出名十二十年，可不是该管老疙瘩叫一声师父咋的！

不用说，小石头姓石，叫啥大号我已经记不清了。

一九六九年我们刚到分场没多久，就知道队部有个当地小伙子叫“小石头”，是个通讯员，看那模样好象比我们还小一两岁。

小石头是德都县人（现五大连池市），长就一副农村孩子的模样，头发粗粗的、硬硬的，五官没有什么特点，也不多说话，显得特别实诚，算个蔫巴孩子。

通讯员是个辛苦的活儿，不管下雨刮风，无论酷暑严寒，差不多天天都要到场部去一次：把知青寄回家的信带到场部邮局寄出，再从场部把收到的信件、包裹和报纸等带回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当时，信件是知青和数千里之外的父母联系的唯一沟通方式，知青托小石头寄个信、取个邮包啥的，他都答应得挺痛快。因此，通讯员虽然活儿辛苦，却最受人欢迎。

不知道小石头的家里都还有些啥人？因为德都县城离我们分场还有七八十里地，小石头就住在队部。

小石头外表木讷、憨厚，正所谓人不可貌相，蔫巴人后来却干了一件缺大德的事！

绝大多数知青都非常顾家，特别是女知青，节衣缩食地攒一点钱，攒够一定数就惦着寄回家。分场没有邮局代办点，汇款都是交给通讯员小石头，由小石头带到场部汇出，再由他带回汇款收据交给汇款人。

当时的汇款收据是一式两联复写的，一张窄窄的小纸条，一联邮局留存，一联给客户。收据上是汇款金额、手续费（汇款金额的百分之一，如汇款 50 元，手续费 0.50 元）、邮局日戳。

许多知青托小石头汇款，20 、30 、50 的都有。几百号知青，即使每月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在开资后汇款（其他四分之三的人还在攒钱），那也是不小的数字。那么老些钱！小石头见钱眼开，眼睛红了，心黑了，动起了歪脑筋：

汇 20 的，小石头给汇 10 元；汇 30 的，他给汇 20 元；汇 50 的，他小子给汇 30 元。他也不是每一笔汇款都克扣，随心所欲，但以克扣女知青的为多。克扣下的钱，小石头攫为己有。

石头心肠的小石头，人小鬼大，为掩人耳目，他肆意对汇款收据进行了涂改：10 元的涂改成 20 元，20 元的涂改成 30 元，30 元的涂改成 50 元！

知青收到汇款收据欢天喜地。

自以为聪明、手脚天衣无缝的小石头美滋滋的，幼稚地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他不知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他不知道纸哪里包得住火？雪地也藏不住死猪羔。十天半月以后知青收到家信纷纷找上门来：汇款金额不对呀！明明交给你 30 元怎么只收到 20 元？！汇款收据也不对呀：你只知道表面上涂改了，它的背面是复写的，印迹还在，你小子忘了改了吧？！汇款金额和手续费也对不上号呀！

队部围了好多人，吵吵巴火，都是汇款金额不对给闹的。保卫干事过来一看汇款收据，铁证如山，证据确凿，铁案！

性子火爆的男知青立马就要削小石头，女知青气得呼呼直喘，有的当下就哭了：这可都是血汗钱哪！

晚上在知青大食堂召开批斗大会。小石头脖子上挂着一块大牌子（是不是五花大绑、牌子上写的啥我忘了）被押上台，低着头。

下面知青群情激愤，一致强烈要求对小石头严惩不贷：他祸祸的人太多了！缺大德了！不严肃处理不足以平民愤。会场上不时响起口号声，还有知青特别是苦主要求干脆直接把小石头投进“大院”（监狱）得了—— 分场的“大院”是现成的！ 

小石头傻眼了，哭大鼻子了，鼻涕挂老长。

念其年轻（未满 18 岁？），真要投进“大院”他一辈子就毁了，分场给于小石头“开除出职工队伍”的处分，遣送其回德都老家。

被他贪污克扣的钱款最终不了了之。

再后来，通讯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一直改由知青担任，再也没有发生过汇款还会“短斤缺两”这样的咄咄怪事。

回家探亲的日子过得还真快，跟父母说说话，荒友之间走动走动，看了两场电影，居委会还组织参观了“万体馆”，一晃就到二月底了。感觉上海已经不是我们的上海了，我们的户口在黑龙江农场；在上海人的眼里，我们成了“乡下人”了！

四川北路商业繁华，店铺鳞次栉比，几乎家家商店的店堂门口都有人背对着店门、套着红袖箍坐在高高的凳子上虎视眈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阶级斗争这根弦还绷得特别紧，每当看见有知青模样的人进来，就会拿着喇叭喊：“又进来两个插队落户的啊！”提醒其他顾客注意。真想狠狠地给他来一大嘴巴子 —— 狗眼看人低，把咱知青当什么人了？！

“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得，赶早回咱农场吧。

估摸上海也希望我们这帮“外地人”早点走，省得添乱，所以居委会就可以帮着预订返程火车票，相约了十几个荒友结伴一起走，路上也好相互有个照应。

上海老北站候车室 

位于天目东路、河南北路、虬江路的火车“上海老北站”，和她的中国第一大城市地位极不相称：场地狭小、建筑陈旧；终日人流如潮，拥挤不堪。

上海老北站站台。记忆中 1 号站台是停靠 13 、14 、21、22次等，上海往返北京的“特快列车”的；临客得“远点闪（第一声）着”。

早先，上海至黑龙江没有直达车，印象中连 56 次都是 1970 年才开行的，上海 - 哈尔滨三棵树，直达快车。为啥？几十万奔赴黑龙江兵团、农场、林场、插队的上海知青赶着过年前集中回家，过年后集中返回，跑这趟线路的人多呀。

我们买的是“临客”，144 次，上海直达龙镇。

谁不知道享福？上海到黑龙江那么老远，火车得跑个两天三宿，有钱的话，我们不坐火箭也得坐个飞机，那玩意儿多快，呜 —— ，到了！何苦在路上得瑟好几天？可咱知青囊中羞涩，兜里没俩钱，只能抠抠擞擞地买张“临客”票。

农场生活条件艰苦，所以知青返回农场时都带着大包小包，一般至少两个旅行袋，家里条件好一些的三个、四个的也有。旅行袋里塞满了卷面、大米、咸肉、草纸、肥皂啥的，吃的东西居多，日用品次之。知道的，这是知青回农村；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成帮结伙“投机倒把跑单帮”的。

这么多行李，行李架就那么点大的地方，粥多僧少，人人争先恐后。老北站上车的第一“仗”，没啥说的，就是抢占行李架！

L 144次停在距虬江路最近的第一根道，临客嘛，就像受气的小媳妇上不得正席一样，只能偏隅一方。

火急火燎地好不容易的等到检票了，犹如开了闸的洪水，肩扛手提溜行李的巨大人流，挤挤挨挨地往前拥。一溜小跑。进了站台一看跟前的车厢号：1 号车厢，再一看自己的车票：12 号车厢，靠近火车头的位置！还得跑！从车尾跑到车头，上气不接下气，脚下拌蒜，差点没背过气去！

12 号车厢前堵着一大堆人，车门才一个人宽，两个男的肩上都扛着旅行袋，一个左手抓着拉手、一个右手抓着拉手，踩在乘降梯上一起往里拥，但互不相让，结果是谁也进不去 —— 就好像打南边来了一只白羊，打北边来了一只黑羊，都要过河，在独木桥当间互不相让，顶上牛了！下面的人急扯白脸地扯脖子喊：快呀！快呀！“白羊”“黑羊”没听见似的，互不相让！

性急的人双脚跳，跑到车厢中部央求车厢里的人启开车窗，扒上窗沿就翻身进了车厢，快！快！把行李传上来！排在车门前的人奔过来不少，快！快！

“白羊”和“黑羊”还在车门前顶着牛 ... ...

费筋拔力地翻进车厢，却发现“路子野”的早已通过列车员通道进站上车，放好了行李，笃悠悠的坐在位子上话别了。

送行的亲友站在座位上，赶紧把窗口传上来的旅行袋放上行李架、塞在座位下面。车厢里乱哄哄的，充斥着汗味、烟味，就像早上的菜市场，喧闹嘈杂，还不时传来争夺行李架的吵骂声。

“白羊”和“黑羊”也终于上车了，擦着汗，把旅行袋扔在我们的座位上。正在纳闷，一会儿荒友都先后上了车。见我们亲热地打着招呼，“白羊”和“黑羊”才发现都是“自己人”，都是送客的，“大水冲倒了龙王庙 —— 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了”，有一点尴尬。经我们介绍，“白羊”和“黑羊”冰释前嫌、握手把欢，相互敬烟、相见恨晚：车厢烟雾腾腾的。

刚喘了一口气，开车的铃响了两遍，送客的都下车回到月台上，随着一声凄厉的长鸣，列车缓缓启动了。车厢内外都招着手，我们夺眶的泪水再次一串一串掉下来 ... ...

从上海火车老北站至黑龙江龙镇火车站，相距 2980 公里，接近 6000 里。这六千里路云和月，L 144次运行时间超过 60 小时，知青儍小子、儍大姐似的在硬座上枯坐两天三宿，其中之艰辛，“八年了，别提它了！” ——

不必说车厢里那个挤，赶上大串联了！其实大串联时行李架全是空的，人还可以爬上去当卧铺，而 L 144次发车时行李架上就已经满满当当。整列火车车厢走道里、茶水间、车厢连接处，几无立锥之地，全是人和行李。上餐车吃饭，必须等列车靠站从月台上奔过去；

不必说车厢像个垃圾筒，列车员只有到站开门关门，中途几次查票验票是他的本份，其他倒茶送水等一概取消了，地上尽是瓜子壳、水果皮；

不必说车厢设备之差，时候还在数九寒冬，列车出了蚌埠站，过了淮河就进入北方地域了，L 144次绿皮车没有供暖设备，全仗着车厢里人多热气多还有点热乎气儿。过了哈尔滨，连厕所都冻上了！

不必说从上海出发时还好好儿的，好些人到龙镇时脚都肿了；

这些都不说了，最最难受的是夜不能寐。单说这 60 多个小时，坐也坐不好，腿也伸不直，硬座硬座，只能“硬坐”着。白天还能看看窗外的风景，天一暗，外面一片“黢黑”，啥也看不见。车轮撞击钢轨的单调声，特别使人犯睏。太想睡一觉了，可是哪来个觉可睡呢？！

东倒西歪，四仰八叉

一夜不睡，十天不醒。没觉睡的滋味知青可算尝到了！第一夜还将就，第二夜就架不住了，第三夜只能是硬挺着。浑身不得劲，不知怎样坐着才好。睡意一阵一阵的袭来，上眼皮与下眼皮只打架，脑袋瓜子鸡吃米似的一点一点的。整个车厢一片东倒西歪没个正形了。

到第三夜，知青一个个蔫头耷拉脑，没招了，抓瞎了：有不管不顾地上埋了沽汰，铺上几张报纸就钻进座位底下的，有蜷身在座位上的，有趴在茶几上的，有半个脸贴在靠背上的；有磨牙的，有说梦话的，有嘴角流哈喇子还美个滋儿的 —— 睏极了！

 打个盹，那可比吃饺子都香！

凌晨，L 144次晃晃悠悠地驶离北安火车站，向终点站龙镇进发。车厢外是冰天雪地，四周一片沉寂，黑黢黢的，只有偶尔闪过几盏昏黄的灯光。

我们冒了严寒，回到相隔近六千里，别了几十天的农场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龙镇火车站时，天气又阴晦了，寒风吹进车厢中，呜呜的响，从窗隙向外一望，厚厚的冰雪之上，远近横着几幢萧索的房子，没有一些活气。我们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啊！这不是我们几十天来暂时忘却的北大荒？

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一年之计在于春，连队上下忙着春播的各项准备工作，选种的，检修拖拉机的，改良播种机的，全都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连分场匣子里播放的曲子，好像都比平日欢快了一些。

年年春播前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做颗粒肥。

场院上停着一台 75 马力的拖拉机，油门固定在最大，轰鸣着；拖拉机的后面，是一个圆柱状的搅拌器，搅拌器上有一漏斗状的铁家伙：有两个人不停地往漏斗里加料，料是化肥拌粪土和细土；如果料下不去，可能土坷拉比较大，就拿根木棍捅捅。经过搅拌器的搅拌，化肥与粪土的结合物成了短短的条状、颗粒状，这就是“颗粒肥”。

有人推着推车等在搅拌器的下面，“颗粒肥”漏在小车上，差不多快满了就推开，另一辆小车马上接上。装满颗粒肥的小车推到场院的空地，卸下，折回。

通常是女同胞等在那里，拿一把类似天蓬元帅使唤的耙子，木头的，将一堆颗粒肥摊开、摊成薄薄的一层。“颗粒肥”必须晒干、晾干，春播时才能在播种机上和种子一起下得去。

刚做好的颗粒肥是黑色的，晒干、晾干的颗粒肥是灰色的。

往漏斗里加料非常辛苦。虽说“出了九”，但春寒料峭，气温还在零度以下，时不时的飘一阵小雪花，小刀子风刮在脸上，生疼生疼的。有时侯也不知咋会事，拖拉机头顶着风，我们加料的也跟着顶着西北风，肥料的屑屑粒粒全往脸上飘。

一次收工了，不停地加了一天料的我们拾掇工具准备回宿舍。到底是年轻人，虽然很累，但少年不识愁滋味，还不忘说笑打闹。小陈的一句笑话让大家伙乐不可支，前仰后合。

下乡几年了，我们的学生印记逐渐褪去，在我们身上已经或多或少地融入了北方汉子的彪悍和粗犷，农民嘛，大家伙尽情的开怀大笑。

小乐也是加料的，他的性格随了他的姓，整天乐呵呵的，不笑不说话。他不象女同胞笑起来那么嫣然含蓄、笑不露齿，他大笑时露出了满口的白牙。

突然大家伙止住了笑，发现今天的小乐有点异样。到底哪里不一样呢？——

他的牙缝黑黑的，好像镶了边似的，仔细一瞅，尽是化肥拌粪土！

哈哈哈哈！场院上再次笑倒一片！好几个都笑得蹲在了地上，眼泪都滚出来了……

每年四五月间的北大荒，冰雪悄然消融，大地开始解冻，路边不知名的小草慢慢泛出青绿色，漫长的冬季即将熬过去，春天快要到了。

农场的路，都是土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乍暖还寒时节，白天在阳光的照射下，气温上升到零度以上，冰雪开始融化，路面渗出水份，泥泞一片；晚上气温下降到零度以下，白天融化的路面又重新冻上。冻上 — 融化 — 再冻上 — 再融化，如此周而复始，这就造成了北大荒开春道路的“翻浆”。

“翻浆”的路面短一些还好说，有的长达几里、十几里，像分场到蚕场，十二三里地，全部“翻浆”，整个路面乱成了一锅“浆”：路面的稀泥高到脚骨拐，粘粘糊糊、溜滑溜滑。

这时候走道得分外小心，一踩一出溜，万一摔个大马趴，人吃点苦倒也算了，还得洗衣服，那可是没事找事。棉胶鞋上沾的尽是泥，死沉死沉，秤砣似的，走几步就得甩两下，甩过了劲连棉胶鞋都给甩出去了。

弯弯斜斜的车辙里是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坑，坑里尽是泥浆水。马车费力地在翻浆道上挣扎，坐在车上就像风浪中的一叶扁舟，忽上忽下。车老板子紧忙活，不停地甩着响鞭，“吁，吁，哦，哦”地大声吆喝着，拉套的马全都支楞着耳朵，打着响鼻，丝毫不敢懈怠，绷直了套紧拽。好不容易通过了水坑，车轱轳带起片片的泥浆。

“翻浆”道上最容易“打误”—— 车轮子陷在泥坑里动弹不得，这时候的车老板子嘴里不干不净、骂骂咧咧，把一肚子火发在马儿身上。可怜的马儿腿陷泥沼，任凭车老板子猛打响鞭、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车老板子只得跳下车，拿出铁锨挖土往坑里填，撅下树枝往车轱轳前垫。

牛车马车空车“打误”还算好，如果拉了一大车柴禾陷在坑里，再弄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天色黑下来，那才叫作瘪子。还真见过“二把刀”的车老板子，拉一大车柴禾“打误”了，没招，卸了柴禾空车赶出来，再重新装上，荒郊野外的，哭大鼻子都没人看

不仅马车牛车会“打误”，汽车、甚至履带式拖拉机也会“打误”。汽车一“打误”，车轱轳只会空转，没准还越陷越深，如果再熄了火，那可就是瞎子闹眼了。

这样的“翻浆”，漓漓拉拉差不多得一个多月，过了“五一”，土路才算硬实。

“春争日，夏争时”。

节气过了“谷雨”，北大荒的春天姗姗来迟。“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农场上下总动员，争分夺秒，春播大会战开始了！

75 马力拖拉机牵引着播种机停在地头，轰鸣着；播种机有三挂，成“品”字型连接伸展，十分有气势。“蹦蹦车”把一袋袋麦种、颗粒肥卸在地头，隔一段一大堆、隔一段一大堆，小山包似的。

知青一个个裹得严严实实，腰里扎着绳子，通常分成两拨，一拨跟车站在播种机上，一拨在地头负责加料。

北大荒的春天风沙大。拖拉机加大油门奔驰着，腾起一片片灰尘。过去时右边的播种机完全被铺天盖地的灰尘所包围、淹没，回来时原来左边的播种机被完全包围、淹没在铺天盖地的灰尘里，中间的播种机两头沾边，来回都被灰尘包围、淹没。没辙，只能迎面站着。有时拖拉机速度稍慢一点，滚滚灰尘像黄龙似的窜向前方。

北大荒的地块都是“跑死马” —— 一望无际，一条垄长达两三里地、三四里地的稀松平常。拖拉机开半天上一个小坡，下了坡还是一望无际。一个来回过来，人人灰头土脸。就这样站在播种机上一圈又一圈，到地头哪里还分得清谁是谁？快赶上非洲兄弟了，牙缝里、鼻孔里、耳朵眼里全是尘土，就连唾沫也都是黑的。

每台播种机上站两个人，那可不是游山看景的，手里拿一根小棍，要负责看着颗粒肥拌着的麦种是不是顺着播种机上的一排排管子往大地上播撒，如果看到播种机上有管子堵塞了，要及时的用小棍捅一捅，让麦种和颗粒肥顺畅地播撒下去。

有时候会不小心从播种机踏板上掉下来，一般没事儿，紧跑两步又上去了。最惨的是一个叫“野狼嗥”的荒友，可能是没固定住播种机上的“压把”，也许是“压把”受到了震动，冷不丁一个反弹，硬生生地打落了他上边的四颗门牙，满嘴血沫子。

拖拉机一到地头，加料的赶紧背起麦种袋、颗粒肥袋加料。麦种和颗粒肥都挺沉，背着袋子，两手紧紧拽着袋子的一角，猫着腰，一步步走向播种机。有时地里挺暄，背着重物不好走，像踩在棉花上似的。最难的是到了播种机跟前，踏板离地能有尺把高，必须背着袋子站上去，一偏身，麦种或颗粒肥才能倒进播种机，这最后一步最难跨，可费劲了，幸亏有荒友帮忙，“老太太上炕 —— 紧掫”。

“蹦蹦车”卸货的位置经常不准，数量哪能可丁可卯的？不是多了就是少了，谁也不怨，谁也没有能掐会算的本事，只有趁空隙紧倒腾，数着垄，把袋子拖拽到合适的位置。

稍有空闲，全都倚着麦种袋、背着风坐在地上喘气、休息。虽说开春了，旷野还很冷。

春天悄没声的来了！地头的杂草泛出青色，布谷鸟殷勤地“布谷”、“布谷”叫着，火红的东方红拖拉机牵引着播种机在黑油油的沃土上奔驰，活像一幅版画。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春天孕育着生机，春天孕育着希望。

一年之际在于春。我们在春天里播撒希望的种子，我们用青春的汗水，去迎接那金色的秋天！

据上海电视台昨天晚间新闻：17 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出现入春以来最大的沙尘暴；此外，河北张家口等部分地区也出现了沙尘暴。

在农场时不知道有“沙尘暴”一说，但每年春季都会碰上几次风沙漫天，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就是“沙尘暴”。

沙尘暴是一种风与沙相互作用的灾害性天气现象，它的形成与地球温室效应、厄尔尼诺现象、森林锐减、植被破坏、物种灭绝、气候异常等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太阳躲在厚厚的云层里，根本见不到阳光，天色暗暗的，狂风呼啸着，发出嗷嗷的怪叫，裹挟着不知何处来的沙尘，沙尘扑打着窗台，悉里索落地响，空气中弥漫着细小的沙尘，东方红拖拉机和“小蹦蹦”大白天就亮着大灯，百米开外就看不真切，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土黄的 —— “沙尘暴”来了！

全副武装、捂了个严严实实出门买早饭：帽子、口罩，裹紧了棉袄，侧着身，弓着腰，眯着眼，艰难地往前挪。回宿舍来时顺着风，身上好像装了风帆似的，狂风推着往前冲，有点收不住脚，身子只能往后倾一些，好在没有人会以为知青“腰板挺那么直，得瑟个啥？架子那么大！”

还是哈尔滨女知青有经验，她们一人一根透明的花丝巾，把整个脑袋都给包起来了，乍一看好像是少数民族，看不清她们的面容，沙尘全都挡在外面，花丝巾一点儿也不影响她们走道。碰面看见男生的狼狈相，嘻嘻哈哈，洒下一串串格格的笑声。

如果出工之前刮起沙尘暴，通常这一天就算“外国礼拜天”，只能休息；也没办法不休息，外面昏天黑地，漫天风沙，不一会儿就灰头土脸，嘴里、耳朵眼里、脖子里，尽是极细极细的沙尘，走道都费劲，你说能干啥吧！不过相应的，对不起，那天就一天两顿饭了，碰上这么个鬼天气，水难挑，火难烧，伙房的知青也挺遭罪。

沙尘暴挺邪乎，要么不刮，刮起来登鼻子上脸，西瓜皮擦屁股没完没了，通常得一天、甚至两天不消停，土炕上、被褥卷上，一层沙土！

听着狂风呼啸，看着混沌一片，心里纳闷：我们是黑土地呀，哪来的这么老些沙尘呀？敢情是从内蒙古长途奔袭刮来的么？

如果墒情不好，沙尘暴在黑土地上恣意肆虐、滥施淫威，不是我矫情、杞人忧天 —— 我一直担心黑土层越来越薄。

好在我们在农场的后几年，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上植起了一条条防护林带，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树苗一定长成了参天大树，沙尘暴，应该销声匿迹了，或者，至少不应该那么猖獗了吧？……

我在农场干过的活儿很多，干不同的活儿要用不同的“家（物）什”，十年的“接受再教育”，使我学会了使用“十八般兵器”。

镰刀。小镰刀是我们在农场使唤得最多的劳动工具之一。我们用小镰刀割麦、割大豆，我们用小镰刀割草、割条子；我们也在劳动中无数次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小心用小镰刀割破了自己的水靴、农田鞋，割破了自己的手。小镰刀几乎伴随着我们整个的知青岁月。当年还曾经有过“小镰刀万岁”的口号。

锄头。这是在农业连的时候每年夏锄时节不可或缺的“家（物）什”，每天的劳动时间长达十六七个小时，日晒雨淋，可把知青傻小子累惨了。

钐刀。可能不是人人都会使唤钐刀的，我是在四连的时候学会的。我曾经和一个当地职工在外打洋草，打了好长一段时间。如果现在让我打，我相信一定能露一小手，学会了的手艺丢不了。

剪刀。这是用于园艺的专门剪刀，剪树枝儿不费劲。我们用它“移蚕”，连柞蚕、连柞树叶一起剪下来放在大笸箩里顶在头上“移”走。我记得养蚕的规模既不是以“垧”计，也不是以“趟”计，而是以“剪”计，如：六分场的养蚕规模为“十五把剪”。

洋镐、铁锨、木锨。洋镐主要用于冬天“农业学大寨”时刨粪。我在四连的时候主要用它在牛号马号里“起圈”。一镐下去，飞溅起的零星牛粪马粪直往脸上嘴里蹦。刨一会儿就用铁锨把一块快的牛粪马粪撮在筐里抬出去堆起来。铁锨有两种，一种是圆口（弧形）的，一种是平口的。木锨主要在场院摊晒粮食。木锨有一句歇后语：老鼠拖木锨 —— 大头在后面。

铡刀、切刀、搅料棍、冰穿。这四件“家（物）什”都用在牛号马号，铡刀铡草；切刀切豆饼；搅料棍把牛马槽里的料、草拌匀乎了，让牛马吃得舒坦一些；冰穿不是用于打鱼，是冬天放牛时在冻得钢钢的泡子上凿开冰窟窿给散牛饮水。

我曾经是喂马放牛的，知道牛马活得不易，我很同情这些牛马，我们都是干的牛马活，相互照应着点、担待着点。

二齿钩、四齿叉。二齿钩主要用于“扒拉”柴草、和泥等，四齿叉主要用于将洋草、麦秸（捆）等“挑”上车。两种工具都非常实用。二齿钩也有一句歇后语：二齿钩挠痒痒 —— 硬手一把。

“快马”、斧子。“快马”是有手柄的钢锯，主要用于上山伐木，两人坐地上对拉。斧子主要用于劈柈子。比较粗的树干会先用“快马”拉成一段一段的，然后用斧子劈开。我很喜欢劈柈子，好象特别有成就感。

扳子、套筒、黄油枪。我在机耕队待过一段时间，不长。我给师傅递扳子、套筒的时间多。师傅很有派，扳子要递到他手里才干活。这让我在农场的时候就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给拖拉机注黄油常常是我的话，不知道拖拉机上哪来的那么多需要注油的地方，没完没了！

泥抹子。我在农场抹过墙，边干边学，抹得还算凑合。

…………

我在农场干过的活儿真的很多，有的还没写到。“十八般兵器”不敢说精通，至少可以说拿得起、放得下。

去年我就已经正式退休了。在正式退休前的十来年里，我耳闻目睹了社会上风起云涌的“下岗”潮，也曾经担忧过。定了定神以后，我也寻思，如果有哪一天轮到我下岗了、人老珠黄不值钱了、得一脚踹了，我还可以到工地上去找一份工作。许多工地需要招收熟练工，有经验者优先，我比农民工有优势就在于我是熟练工，有许多活我都在北大荒干过。

我想，老天爷饿不死瞎眼雀；心若在，梦就在！

先给您“破个闷儿”：无人驾驶，打一交通工具。

这对您来说一定是张飞吃豆芽 —— 小菜一碟。（ 谜底：自行车 ）

说出来一定让大家伙笑掉大牙：我的学会骑自行车，还是在北大荒。在这之前，说给大家伙听任谁都不信，一个大小伙子居然不会骑自行车！

几乎所有的荒友都说，自行车嘛，花一两个小时就成，属于“长（zhang）腿就会”。你也不看看李会计都瘸成啥了，离了拐杖就倒，但他会骑自行车！你缺胳膊少腿还是缺心眼呀？

无地自容，痛下决心“扫盲”。羞于见人，找当地职工借来自行车趁着夜色找个僻静的地方练起来。自行车不听使唤，推都推不稳。荒友说先练“溜”车，等学会溜车了差不多也就会骑了。那就先练溜车。农场地处丘陵地带，土地都有一点坡度。我先推车上坡，然后掉转车头往下溜。溜了几次慢慢找到窍门了，车也听使唤了，那就骑。摔过几次，好在地上挺软乎，啥事儿没有，晃晃悠悠地能骑了。

北方的自行车有一点与南方不一样；北方的自行车是“脚闸”，刹车时脚蹬子往后踩；南方的自行车是“手刹”，碰到情况双手一捏就停了。“脚闸”和“手刹”，各有各的利弊。

学会了骑自行车手脚痒痒，特别想骑，上场部蹓跶的机会多了起来。

冬天骑车挺遭罪。有一回我骑车上场部，办完事往回赶的时候下雪了，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还顶着风。每踩一下都特别费劲，车轱辘与挡泥板之间经常会被积雪卡死，车轱辘无法转动。下车抠一会儿再骑一会儿，骑一会儿再下车抠一会儿，维持到拐进分场“中央大道”，干脆一步一滑地扛起来走。

天津知青小杜才华横溢，学富五车，见这模样马上“幸灾乐祸”地唱道：

农场也有坡度比较陡的地方。我曾经去过三分场办事，那就要路过东大岗。“东大岗”那里坡度挺大，我看能有四五十度，而且曲了拐弯的。拖拉机、蹦蹦车载重上去气喘吁吁的，尽冒黑烟；从坡顶下来都挂着一档慢慢往下溜，可不是闹着玩的。曾看见过蹦蹦车一头栽在沟里。骑车没两把刷子不敢从坡顶骑下来，万一闸松了，估计从上面一下子冲到场部都难说一定能收住车。

天生胆小，我过这个岗老老实实的，推着上去，推着下来。

北大荒的秋天骑车最爽，道路都比较干，青纱帐起来了，有时候骑车戴着草帽，架副墨镜，外套的扣子一个也不扣上，让微风轻轻地吹起下摆，自我感觉就是“武工队”进村了！

杨小秋是上海知青，是跟我们一趟火车到北大荒的。虽然个子不高，但挺“绑实”；肉里眼，眼睛不大，喜欢眯着眼看人，冷眼向洋看世界；话不多，但往往语出惊人；外表看起来木讷。

当地干部都说杨小秋“老猪腰子 —— 主意挺正”。

平心而论，杨小秋确实有点“隔路”。

比如，特别是在下乡的头几年，知青吃饭都是“互助组”，三三两两的，要好的哥们饭票搁在一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分场偶尔休息一天，哥几个就拿出家里带来的大米、卷面、咸肉“共产”，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既改善了伙食，又显得热闹，还增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感情。杨小秋从来不掺和，他既没有仇家，也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他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一直停留在“个体户”的初级阶段。即使是改善伙食“开小灶”，他也是自做自吃，有时还自斟自酌，喝一点色酒，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互助组”也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杨小秋从来没有这样的烦恼，他自得其乐。

一直到返城都是这样。

在地里干活，无论是铲地、割麦、割大豆或是其它，杨小秋的速度永远是中不溜的，既不会一骑绝尘，也不会落在后面“打狼”，拿捏得恰到好处。他不会先到地头休息：不接垄好象不太好，但返过身来接垄也不情愿，自己也是累得个贼死才到地头的呀。他也不会让别人来接垄，因为接垄一般是接落在后面“打狼”的，不会接快要到地头的。杨小秋一到地头他就用草帽遮着脸休息打盹。谁也不欠谁，这多好！他可能比快手少歇了一会儿，但又比“打狼”的多歇了一会儿：“打狼”的在和接垄的会合后已经满面愧色了，哪里还有脸走到地头去“补休”呢？—— 连长马上又重新排垄了。

杨小秋深得中庸之道，既不先进、也不落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杨小秋还是“半份菜”的发明人。当年没有知识产权一说，如果搁在现在，申请个实用型专利也未可知。

农忙时我们在地里吃饭，有时要在地里吃三顿饭。送饭的马车一来，蔫不拉叽的杨小秋很快就买到饭菜吃起来。那时候我们真的能吃，一顿可以吃两份菜、甚至三份菜，馒头还不算。确实也有吃两份好象还不够、吃三份又太多了的情况。吃饭又不是不要钱，沾点荤腥那菜就有点小贵，我们也学着过日子，心里打着小九九。

一天杨小秋吃了两份菜，意犹未足，又走到马车跟前对食堂打菜的天津女知青说：“再来半份。”天津女知青一时愣住了，没听明白：“嘛玩？嘛半份？”打菜的勺举在空中半天放不下来。“再来半份。”杨小秋重复着，很坚持。天津女知青缓过神来，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哏啊，菜哎，还有买半份的，多新鲜！”但归齐还是卖了半份菜给杨小秋。

半份菜、半份的钱。有了这半份菜，既不会没吃饱，也不会撑着；既不糟践，还省了钱。

不得不叹服杨小秋的“半份菜”！头天晚上我们刚看了电影《地道战》，台词全都在脑子里 —— “赵庄、高家庄、马家和子；既解了西平据点之围，又端了土八路的老窝。高！高！高！实在是高！”

自此起，食堂放低身价，菜可以半份另加，全连皆大欢喜，杨小秋功不可没。

有一次杨小秋和别人呛呛起来，两个人为了干活哪一种手套好使抬杠。一个说麂皮的手套最好，又软乎又抗造。杨小秋狡猾地说“进口”的手套最好。那时候“崇洋媚外”也是个不小的罪名，差不多够“大批判开路”了。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脸红脖子粗的，就差动手了。大家伙都觉得这回是杨小秋不对，麂皮的手套好，那是“小秃头上长虱子 —— 明摆着的”，进口的有什么好？！再说了，我们不能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杨小秋这才一脸委屈、不紧不慢地说，我说的是“紧口”的手套好呀，这有什么错？

一屋子的人回过神来，哭笑不得：敢情上海人说话不仅“王”“黄”不分，“吴”“胡”不分，连“进”“紧”也不分哪，都说杨小秋绝了。他的争论对手气得差点儿背过去 —— 争了半天，被人当猴耍了！

杨小秋就是这样一个人：绝不是个坏人，但“老猪腰子 —— 主意挺正”。

我在北大荒也赶过牛车、马车，不过那可是是山寨的，而且是空车，纯粹吃饱了撑的赶着玩。

我坐在车老板子的位置上，神气活现地举着长鞭，嘴里“跃、跃，喔，喔”地指挥着，牛儿迈着四方步慢悠悠的往前走；如果是马车，马儿上来就是一阵嘚嘚嘚的小跑。真正的车老板子（通常是农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给我“保驾护航”。一旦前面老远有个大坑，或者觉着马要“毛”了，车老板子就会抢过鞭子，跟我互换一个位置，他来吆五喝六地指挥。

北大荒名副其实的“大”！天大、地大不去说它了，单说牛车马车。在我们探亲来回北大荒的路上经常看到山东河北一带的公路上跑的是驴车，一辆车就一头小毛驴可怜巴巴地拉着，甚至还见过“人驾辕、驴拉套”的现象，大概是主人心疼小毛驴吧？

北大荒的牛车马车可没有这样寒酸，那才叫个气派！绝大多数的牛车马车都是一头（匹）驾辕，三头（匹）拉套，这是“标准配置”。很少见到有少于此数的，连两头（匹）拉套的都几乎没见过，只有在龙镇火车站附近见过一头老牛驾辕拉着大铁圆桶送水的车。

赶牛车与赶马车的口令差不多没有区别，往左是“跃、跃”，长鞭一指引，里套的牛或马就会向左；往右是“喔，喔”，长鞭一拨赶，外套的牛或马就会向右。前进是“驾！”停下来是“吁 —— ”，一声长声，牛车或马车就会停下。

除此以外，还有几个常用的口令：

捎，念第四声。《新华汉语词典》是这么解释的：“稍微向后倒退，多指骡马等牲口。”

抬。牛马拉套的绳在其腿下“乱套”的时候，车老板子用鞭竿子碰碰牛马的腿，吆喝一声“抬”，牛马都很聪明，碰它哪条腿，它就会“抬”起那条腿，车老板子趁势理顺绳套。

靠。这主要用在套车的时候让驾辕的牛或马倒退着往车辕子里“靠”，车老板子会拍拍牛或马的屁股，牛或马就会往后捎、往后靠，所以我怀疑这个字其实应该写成“尻”。

赶车差不多就是这么几句口令，挺好使。时间一长，男同胞谁不会？张嘴就来，而且活学活用。

食堂开饭时卖饭窗口往往挤了一大堆人，人人争先恐后，人人也抢不了先。这时候食堂里的人会喊：排好队、排好队！于是男生一边一起喊“捎、捎、捎！”一边往后退。队伍成形了，买饭的速度反而加快了。

返城后进了新单位，同事中不老少是从北大荒回来的。有一回我桌上的一份资料滑落到地上，被一同事无意中踩住，这位仁兄浑然不觉，光顾着说话。我一看是荒友，就弯下腰轻轻地拍拍他的腿，嘴里喊着：“抬、抬、抬！”

同事兼荒友先是本能地“抬”起了腿，又觉得我发出的指令是那么的耳熟，愣了几秒钟，反应过来后接着就是一阵哈哈哈的放声大笑，真的，他的眼泪都笑出来了！

（待续……）

文章选自《北大荒十年》 来源 “在陋巷的博客”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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