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顺和童建华是1969年从上海来的知青。那时，陈光顺是队上的统计，后来又干过机务，最后是副队长。人长得高大挺拔，面庞英俊。记得队上曾经排过样板戏《红灯记》，几乎众口一词，李玉和非他来演莫属，尽管他一再推脱说自己根本不会演戏，大伙依然非拉他上阵不可。虽然他一口上海腔唱得差些，但他的扮相要远远赛过胖得有些臃肿的浩亮，上台一亮相，满堂喝彩声。

那时，童建华先后干过农工、机务，又当过文书。她人长得苗条又秀气，身材尤其好，个子高高的，腿长长的，即使厚厚的大棉袄遮住了漂亮的三围，也遮不住她天生的美丽。而她的性格比她人还要美丽，极其温和得体，有一种在当时难得的书卷气。她的字写得和她人一样的漂亮，一看就知道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她不多言多语，干活任劳任怨，从不怕吃苦，和有些娇气的上海女青年大相径庭。

如果说陈光顺像是北大荒上一棵挺拔的白杨，童建华确实像是一株秀美的白桦。因此，当他们两人相爱了，所有的人都觉得是天设地造的一双，都为他们祝福。

其实，恋爱对于童建华来说，是当时一种无奈的选择。童建华从心里绝不想在北大荒找对象，更不想在北大荒结婚。她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读书一直是她未泯的希望，尤其有了可以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消息之后，这种念头便像燃起荒火般烧得心里难受。以她干活的态度，以她的好人缘，当然也应该包括她的好模样，队里推荐工农兵上大学，自然推荐上了她。谁知，政审不合格，说她的父亲有历史问题，大学之门无情地向她关闭了。就是这时候，她相中陈光顺作为自己的对象。人生失利之中，恋爱给了她温情的抚慰和补偿。

所有的领导都会喜欢像陈光顺这样的人，忠厚能干又听话，出身又是地道的工人，家里家外光滑得没有一点毛病。因此，他刚到北大荒不久就入了党、提了干，成为了当时需要的典型。他像是一张白纸，任人在上面描绘当时流行的最新最美的画面。这种画面曾经使得他一度辉煌，却在关键的时刻遮挡住了他的去路。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便没有他的份，因为他是被培养的接班人，当然要留在北大荒发挥作用，他已经自觉地斩断了上大学的念头。

1976年，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像是旱天中稀少的雨点，童建华幸运地赶上了这列末班车的尾巴，被推荐上了哈尔滨的一所中专，学金属专业。虽然没能上梦中的大学，毕竟离开了北大荒，有了学上，也算是退而求其次吧。

陈光顺为童建华送行时，—下子百感交集而无法言表。来北大荒7年，恋爱3年，感情同时融在这片土地和女友身上。他当然希望她如愿以偿，但又舍不得离开她。他庆幸她终于上了学，又为笼罩在自己身上一时的辉煌而脱身不得，痛苦得无处诉说。

幸亏这样的日子并不太长，一年多后，“四人帮”被粉碎了，高考制度恢复了，陈光顺考上了哈尔滨的中专，他欣喜欲狂，即刻打点行装，奔向哈尔滨与童建华会合。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相逢和读书的喜悦还未过去，旋即刮起了知青返城风，而且越刮越猛，上海在向他们招手了。陈光顺和童建华商量，他们这一届学生毕业后全部都要留在哈尔滨，到那时再办回上海恐怕就难了，他想退学回北大荒，再办回上海可能要容易些。那么，就得把可以到手的文凭丢掉。童建华支持了他，先回去一个人，总算先有了一线光亮。读书和回家，是当时身在异乡的多少知青心里的两大情结呀！

于是，陈光顺和童建华再次分离。陈光顺回到北大荒，农场已是面目皆非，知青宿舍人去屋空，一片凄凉。他知道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已经到了尾声，只是，他不知道这个尾声会绵延那样漫长的时间，直到他和童建华进入老年。他不知道时代的震荡，只不过是轻轻翻过的历史的一页，而对于个人却是整整一生。在历史面前，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弱小和渺小。

别离之中，陈光顺无所事事，他要做的除了思念，就是等上海的调令。这两样东西都在磨他的性子，天长地阔，大雁南飞，草甸子上荒草摇曳，七星河水水流清瘦，北大荒寥廓苍凉得让他想落泪。

1980年，陈光顺终于等到了上海的调令。离开家11年之后，他又回到家了，走了一个圆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上，青春已经和他挥手告别了。

单位先派他到九江生产第一线，一干就是5个月。在这5个月中，童建华也从哈尔滨毕业，办不回上海，便先办到了镇江当老师，总算离上海近了许多。即使是依然有着两地相思，两人的心里却都有一种苦尽甜来的感觉，充满着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

谁想到，5个月后陈光顺回到上海，迎接他的却是祸不单行。因为他这5个月是住在九江传染病医院对面，竟染上了肝炎，回上海不久便住进了医院。而童建华总闹肚子疼，单位的医生并不给她开病假，只是给她开点药。等到她疼得躺在床上直打滚被送进医院，已经晚了，子宫肿瘤，第一次开刀取出瘤子依然还长，只好第二次开刀摘除了子宫。起初，童建华埋怨是单位的医生给耽误了，后来她明白了，在北大荒，天寒地冻又潮又湿，她太年轻，干活又太不惜命，病已经潜入她的身体里，长年累月已经无可奈何了。

这对思念多年的恋人，终于从北大荒回到上海了，却是咫尺千里，躺在各自医院的病床上，对着皓月一轮、明星万点，寄托苦涩的相思。

他们结婚是1985的春天，这时陈光顺33岁，童建华31岁。童建华很爱并感激小陈，手术和激素药物的后遗症，使得她明显地发胖，再不像以前那样苗条漂亮了，关键是子宫的摘除，使她再无法生育。可是陈光顺毅然和她结婚，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爱她。”便不再说什么。

但是，爱情同时也面临着考验。结婚之后，他们一直挤在陈光顺的家中。一间房子，前有父母，后有弟弟，他们被挤在中间。在大上海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

只是这一代人已经学会了吃苦而不诉苦，我们曾经是自愿才搭乘上这列轰轰烈烈的时代列车的，当这列列车轰隆隆地驶走之后，我们被甩了下来，被摔伤，是必然的事情。所以，我们吃苦而不诉苦，因为我们知道诉苦不会得到人们的同情，下一代会觉得那些苦只是我们自找的，谁让你们当初自以为真的能会当击水三千里?我们只能悄悄舔舐自己的伤口，让它慢慢结痂，让它在阴雨天时悄悄带给我们阵阵的隐痛。

1986年，童建华从报纸上看到上海市教育局和人事局联合举行咨询活动，解决两地教师的分居问题。她从镇江赶回上海，拉着陈光顺到现场，想死马当做活马医，试一试。他们的运气真好，赶巧碰上人事局局长坐在那儿值班，听了他们的申诉之后，非常同情这对坎坷中的患难夫妻，说根据他们的情况，童建华是完全可以办回上海的，并告诉他们办理调动的程序，要先由陈光顺的上属公司申报。陈光顺请求局长：“您能不能帮我们写个条子?我们好找单位的领导。”好心的局长帮他们写了个条子。这张条子起了作用，单位领导再不推诿，立刻打电话给公司，公司立刻打报告向市里申报……他们不知道陈光顺和童建华到底和市人事局的局长是什么关系。复杂的问题—下子简单化了。生活在给了他们那么多磨难之后，终于向他们露出了笑容。

童建华回到上海，在一所大学的实验室工作。曾经吃过苦中苦，她的工作是没得挑。然而就在这时，陈光顺家中后院起火。他的弟弟要结婚，惟一的一间房子，弟弟要争着做新房，最后竟和哥哥争吵起来。童建华夹在中间，非常尴尬难受，最后，两人只得搬进了童建华父母的家，和两个老人住在了一起。那是一间10平方米的西房，天天被晒得火热，最恼人的是和老人的相处，老人原来都是单位的领导，自尊心很强，陈光顺在北大荒也曾是个头头，自尊心也很强。几强相遇，难免碰出火花。那一阵子，家冷冰冰的，下班回家，谁也不说话，父母看电视，童建华看书，小陈塞上耳机抱着收录机听音乐，每天如此，各就其位。

如果有个孩子，那该多好，就不会这样死气沉沉的了。童建华和陈光顺都想到了孩子，没有孩子的痛苦，此时才真正像撒在伤口上的盐，在他们心里隐隐作痛，他们谁也不说什么，但比说出来还要疼。没有孩子的家，像是没有放盐的菜，日子过得单调得要命。那一阵子，童建华和小陈有时下班后竟谁也不愿意走进这个家门。

辛辛苦苦熬回了上海，为了什么?付出了一张文凭、一个子宫的代价，又是为了什么?他们曾经是多么让北大荒的老乡们羡慕的一对，北大荒的磨砺却让他们的生活残缺，内心永远淌血。但即使在那些摩擦的日子里，他们谁也不提孩子的旧伤疤，他们知道那是北大荒留给他们青春的纪念。

像许多从北大荒回到上海的知青一样，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老老实实地生活，他们失去了许多，但他们没有太多抱怨，也没有太多的感慨，他们知道无论怎么样，日子都像路一样总是要走的，那么就往前走吧。

这几年，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好，陈光顺提拔到研究院当负责生产的院长，童建华当了实验室主任，还兼任着学院的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两口子的工作更忙了。他们搬了新家，住上了112平方米的大房子，两口人足够宽敞的了。

从北大荒的青春时节一起携手走来，竟然—下子走过了40年的路程。一天天的日子，过起来的时候显得那么慢，只有当它们被甩在了我们的身后，才显得飞快。所有的一切，哪怕是痛苦艰辛的日子，也变成了美好的回忆。

《绝唱老三届》
同桌的你

夏天说来就来了，今年的夏天似乎比往年更热。大约因为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年的缘故，小学同学有三十年没有见面，热情竟然比天气还要热，破天荒竟发起一次聚会，而且把凡是在北京的老同学都召集起来，一锅烩在了世界公园里。热热闹闹的气氛，一下子把三十年的距离缩短了。虽然那么多年没见了，还是一眼或几眼就能够认出来。 

老姚挨着个又是握手又是拥抱的，一圈热烈下来，方才想起同桌小萍没来。一问，说是通知到她了，她也一口答应要来的，等等吧!可一直等到聚会散了，也没见到小萍。 

老姚心里有些怅然，如果不是这次聚会，也许老姚还不至于那么想见到小萍。偏偏见到那么多同学，惟独没能见到她，想见到她的念头一下子越发强烈起来。他握着同学抄给他的一个电话号码，第二天上午就给小萍挂了一个电话。是公共电话，但人和小萍很熟，告诉我小萍上班去了，你晚上再打个电话来。 

越没接上线，心里越是没着没落。小萍和老姚是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同桌，那时，老姚调皮得很，老师特意让她坐在他的旁边帮助我。那年冬天，老姚在学校里踢球踢破了教室的玻璃，老师找家长，吓得老姚没敢回家，大半夜了还在大街上转悠，饿得够呛。做梦也没有想到，小萍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小萍拉着老姚先到夜宵店吃了一大碗馄饨、几个火烧，可能老姚狼吞虎咽的劲儿，让小萍看着忍不住直笑，笑得老姚有点儿不好意思。小萍发现了，说你快吃吧，我不看你了!便自己对着玻璃窗吹着哈气，用小手在哈气上画着小猫小狗的图案。画得可滑稽了，她吹着哈气的样子也滑稽得很，鼓着小嘴像小鱼，逗得老姚一时忘了自己惹的祸，忍不住望着玻璃窗笑，小萍便也笑，两个人咯咯都笑起来，此起彼伏的，惹得四周的人都不住看他们两人，看玻璃窗上的哈气。然后，小萍陪老姚回家，要不那一晚上爸爸的鞋底子肯定挨上了。可是，小萍却为此挨了她母亲的—顿打。 

那晚上的事，一直到现在记忆犹新。小学时的友情纯真得像婴儿的眼泪一样透明。老姚再心里一直把小萍当做最好的朋友。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有人在她家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我才知道她的母亲在解放前当过舞女。一天的下午，红卫兵挥．舞着皮带闯进大院，皮带挥下去，将她的母亲和她一起打倒在地。朋儿以后，没人再敢理小萍，仿佛她和她母亲都是舞女一样。我很为她不平，我们毕竟是朋友，我悄悄地和她说话，她却总是远远地躲我，怕因为她而使我受连累。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小姑娘。 

后来，老姚到北大荒插队，小萍的母亲被赶回老家的乡下，让她跟着母亲一起走，她说什么就是不走，就是不迁户口。有好长一段时间，街道办事处那帮整她和她母亲的小脚侦缉队，天天找她的麻烦，要她迁户口走人。最后，弄得她没办法，她找了一个年龄大她好多的工人，草草地结了婚。那时，讲究出身，有这样一个根正苗红的丈夫做保障，那帮小脚侦缉队才不再找她的麻烦，她才留在了北京，后来在一家街道工厂工作。想想她的命运，真是让人感慨。 

记得第一次队北大荒回北京探亲，老姚在大街上曾经看见过小萍一次。她推着自行车，车座后面坐着她的孩子。她显得很苍老，他们没有多说什么话，但老姚看出来，她的心里充满无言的悲伤。从此她搬家，老姚工作频繁调动，他们断了音讯。老姚有时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友情也许会像清澈的流水绵绵长长地流到今天呢。 

晚上，老姚给小萍又打了个电话。这回终于接到了小萍的电话，但老姚一点儿也听不出她的声音了，而且也没有他那样的热情，陌生的声音像是离得老远老远。老姚希望能够见上一面，小萍说她很忙，就算了吧。老姚一再坚持，又激动地说起那个童年的晚上那馄饨、那火烧、那玻璃窗上的哈气……那话说得有些激动，跳跃着感晴色彩，说到最后，连他自己都有些感动，可对方的话筒半天没传过来声音。 

老姚一下子愣在那里，怕她是把电话给放下了吧，禁不住“喂!喂”叫了好几声，话筒里才传来她的话。真怕她一口拒绝，说她早忘了那些陈年芝麻烂谷子之类的话，那可就太伤他的自尊了。但她同意了，明天中午到花市大街新开张的金伦大厦门口见面。毕竟是童年的友情，不是冬天吹在玻璃窗上的哈气一会儿就消失了的。 

第二天中午，老姚准时来到金伦大厦门前。他想会一眼就认出小萍来的，前天在世界公园里不是一眼认出好多上学时并不熟悉的同学吗?现在还能想象出小萍那时候的样子来，尤其是对着玻璃吹哈气，鼓着小嘴像小鱼一样的样子，好像就在眼前。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没见小萍的面，也没见有一个女人在门口有丝毫等人的意思。那天中午可真热，晒得老姚早就出了一身汗，满头冒油。开始的兴奋劲儿，让位于焦急，他等得着急不行了，凡是进出大厦的四十岁左右的女人，他都要格外注意，伸长了脖子多瞅几眼，甚至走上前去看看，惹得人家以为我好像要有什么企图似的。一直等到下午三点多了，也没有看见小萍的影子。 

后来，别的同学告诉老姚，小萍看见他去了，只是她没有上前叫他。那天在金伦大厦门口有个卖冰棍汽水的就是小萍。老姚竟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自从一年多前下了岗，她就是这样摆个小摊子，到了夏天卖冰棍汽水，到了冬天卖糖葫芦。 

第二天老姚再去大厦，门口没有卖冰棍汽水的。老姚还是没有找到小萍。老姚想我恐怕是找不到她了。过去的一切过去了，不会像是翻过去的书，可以重头再看一遍的。 

如今，老姚也下岗了。他没有像当年小萍一样出去干点儿什么活。他的孩子大学毕业，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收入颇丰，他犯不上出去再卖一把老骨头挣命。 

他再也没见过小萍。偶尔之间，他会想起小萍，想起小萍当年在花市大街金伦大厦前卖冰棍汽水的情景，会自我解嘲地想，现在我也去那里卖冰棍汽水都不行了，因为金伦大厦早拆了，现在盖起了搜秀新楼，都快盖到马路牙子上了，以前金伦大厦前能够摆摊子的小广场都没有了。世事沧桑，人生无常，他常会涌起这样的感慨。 

摘自《绝唱老三届》 肖复兴著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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