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份，我们刚到黑土地一个月，便迎来了让农业工作者期盼一年的秋收。连领导专门召开了动员大会。

我们在连里的拖拉机保养车间开会。保养间百十平米。里面泛着浓烈的废柴油，机油的臭味。没有座椅和凳子。只能坐在两头用保养间的旧机器，旧轮胎，或者是石块和碎砖头垫起来的跳板上。这个地方虽然到处油迹斑斑，异味呛人，但这是我连唯一能容下全连近200号人开会的地方。

人到齐。连长动员讲秋收的重要性。要如何抓紧时间，大干快上，只争朝夕。指导员讲话，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一定要发扬人定胜天的精神。用我们手里的小镰刀“打败”康拜因。

年幼无知的我，只是在课本里见过。真的镰刀没见过。也不知康拜因是个啥东西？更不知镰刀怎么“打败”康拜因？

于是，散会后我悄悄地问那些本地青年，什么是康拜因？那些本地青年笑话我，连康拜因都不知是什么。“你看那个就是……”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很大的长方的铁家伙。

这下我想起上学时看过的画面，这是联合收割机呀。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一头雾水的我说道：“这个是联合收割机，怎么叫康拜因呢？哪也不挨哪呀？”本地青年说：“我也不知道。反正都这么叫。”后来才知道，这是来自英语（Combine)的译音词。如果不是来到这，亲眼看到这个机械，我真不能把联合收割机和康拜因这个词挂上钩。当然，这与我在学校赶上“文革”没学过英语有关。这地方人管收割机都叫康拜因；而很少有人称呼联合收割机。

我突然悟到。镰刀“打败”康拜因----就是收割大豆，用镰刀而不用收割机。是收割机坏了吗？没有。这是极左思潮的一个愚蠢的表现。放着机械化不用；而用人工去收割大豆。还美其名曰：机械收不干净；人工要比机械浪费少。实际正相反。在那个左的不能再左的年代，谁也不敢多言。并且说，这是对我们这些知青的一次锻炼。没有争辩的余地，只有照办便是。

说实话，那个时候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左的和右的，我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左的？什么是右的？我不知道；更不知道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只知道左的是好的。反之，右的则是不好的。好的与不好的到底怎么区别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听领导的，让怎么干，服从就行了。

当天发了镰刀。略带弯曲的，近两尺的木头把，前面横镶着一个七八寸长的刀头。和我想象的镰刀大相径庭。我见到宣传画上都是短把，刀头是个半圆形。尤其是党旗上的镰刀。把是短短的，没有这么长把。我当时很奇怪。

镰刀是没有开过刃的，需要自己去磨。这可难坏了我了。我不知应该怎么磨？磨到什么时候才算可以？和学校真的不一样。这里没人教你，如何磨镰刀。如何使用镰刀。这其中又有什么要领和技巧。只是看着人家，模仿着找块石头瞎磨。

磨着镰刀，忽然想起，在家时我看到的描写北大荒变成北大仓的宣传资料:履带式拖拉机拉着联合收割机，在一望无际的麦海里，收割小麦。像麦海里游动着一艘小船。割完麦子，当时就把麦子和麦秸分开。麦子直接装上胶轮拖拉机的拖斗。多美的一副画面呀！可是现在……。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那个铁铧犁片子被敲的山响。东北天亮的早，那时也就是不到四点钟吧；我们就迷迷糊糊的到了地头。昨天晚上下了点雪。脚下的雪虽说不厚，踩上去，却也能发出轻轻的“沙沙”声音。路和大地被雪所覆盖。雪不大，突出的地方还能看得见黑黑的土。但这不大的雪，却给我们割大豆带来麻烦。

站在地边，看着一眼望不见边的大豆。金黄色的豆海，那种丰收在望的喜悦使我怦然心动。膝盖高的大豆，一颗颗肥头大耳。鼓鼓的豆角像是要把豆皮撑破。三五成撮的一节一节长在豆杆上。翘翘着的豆角被雪点缀着。黄黄的大豆角，在点滴的白雪的映衬下，真是美丽！像海一样壮观！面对豆海，我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细观豆株，我发现，由于温差大，豆杆上有的已经结成了一层薄薄的冰，又凉又滑。在指尖触摸冰凉豆杆的一刹那，我的心中不觉的产生了一种畏惧感。

开始割大豆了。每人两垄。大家信心十足，你追我赶。我就像孩子一样。没见过，觉得还挺好玩。

豆杆和豆角上面布满了硬硬的小毛刺，我从北京带来的线手套。先是被冰雪打湿，半天的时间，便破的无法再用。不得不摘了手套，赤着手干。稚嫩的手被划得道道小口。拿镰刀的手磨起了血泡。裤腿和解放鞋被融化的雪合着泥包裹着；一步一滑往前走。给原本艰苦的工作，增添了很大的困难。

艰苦的收割任务随着太阳的夕下，夜幕的降临，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我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连队。吃过晚饭，雷打不动的学习又开始了。强撑着身体听着读报，眼睛却已经不听指挥，早已睁不开了。终于盼到了散会，大家顾不得满身泥污，上炕便睡。筋疲力尽的我，钻进被窝便进入梦乡。一连数日，天天如此。疲劳使我放松了个人卫生。我不知道，苍天还会给不卫生的人以惩罚。没几日，身上觉得瘙痒。一会儿胳膊一会儿腿。不是前胸就是后背。经“专家”指点，我这是长了虱子。我向大家取经，怎么办？回答却是：“不长虱子，那是没有人味。”真可笑，为自己不讲卫生还找到理由了。我是真觉得难受，不希望与虱子“亲密接触”。可是，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知青们，有几个没有长虱子的经历。当然，除了虱子还有跳蚤。它们见缝就钻，无孔不入。比虱子更可恶。

然而，一身的疲劳，早已不把虱子，跳骚放在“眼里”。一通鼾声便到了清晨。

随着，链轨销子敲击铁铧犁片子的刺耳声音。重复昨日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迷迷瞪瞪的起床，洗把脸；吃点早饭，便上工了。东北的天亮的特别早。天蒙蒙亮的时候，也就是凌晨三点多。久而久之，战友们总结出了这样的诗句:“早起三点半，归来星满天”。这正是当时我们艰苦生活的写照，同时，也准确地说明了我们的作息时间。

说不累那是假话。老职工们都叫累呢，何况我们这些刚从城市学校大门出来的知青了。更何况我们这些69届的，当年才16岁。拖着瘦弱的身体，和那些土生土长农家汉一样的干。

左手搂大豆，右手上镰刀。一弯腰就是一上午。汗珠子，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使我真正体验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味道。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理解的更加深刻。

开始几天还行。可后来就不行了。酸痛的双手和胳膊，腰腿疼痛难忍。左手再不能像开始那样一把一把的搂大豆了；右手磨破泡的液体和血水，浸在镰刀把上。不像开始那样刷刷地割大豆了。用力也不能把大豆割下来。当然，这肯定是体力跟不上了。前几天看了宝坛论坛，易彭兄纂写的《我这个班长》文中写到，关于镰刀的选择和如何磨镰刀还有如何使用镰刀。讲的头头是道，大受启发。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些知识。那个时候就更别说了。如果那个时候能按易彭讲的做，我可能会轻松很多。那个时候没有人告诉你。如何挑选镰刀和磨镰刀。现在想来肯定是镰刀磨的不到位。因此，镰刀不快也是落后的重要原因。

割不动了。索性把镰刀别在后腰，用双手拔大豆。腰用不上力了，就跪在地上。一步一步的向前移动。“打狼”（落后）是肯定的了。看着那些快手们越来越远的把我甩在后面。我心里着急呀！谁不想抢在前面，受到领导表扬呀！我的能力确实是可望而不可及。表扬是不可能的，批评倒是大有可能。不过，我慢，有比我更慢的。那些个头瘦小的女知青们还不如我呢。用手拔大豆，不是我的发明。是我看见她们这么干。没有别的办法了，也就学者她们拔起大豆。可怜那些女生，她们辛勤的汗水合着无奈泪水，吧嗒吧嗒地滴在了这黑黑的土地上。

为什么收割大豆不用康拜因，而用人工，费时费力的。美其名曰，是为了给我们接受再教育创造机会。再就是有一种论调说：“人工割比康拜因要浪费少，节约。”真是荒谬至极！

虽说有些不平坦的地方会有康拜因割不到根部，会落下很少量的大豆。可是，总比人工割要好得多。人工割大豆。手碰到了那些豆角皮，皮会炸开。豆粒随着便掉在地上。这样的浪费要比机械收割大得多。另外，人工收割后不能及时运走。给地里的鼠类创造了良好的吃大豆和收藏大豆的机会。这种无形的浪费要远比机械大的多的多。这些是看不见的。因此，那些极左分子说：“没浪费呀？你说在哪呢？”其实这与掩耳盗铃有什么区别。这都是那些极左分子为了表现他们的积极性出的馊主意。结果是劳民伤财。苦了我们这些才十几岁的知青们。

在我国地图东北角的最上端,紧邻着俄罗斯。有一个叫抚远县的地方。这个县是以湿地为主的平原县。广袤的湿地里星罗棋布着，大小面积不等的原始森林。它像是这个湿地的保卫者。威严地屹立着。不时的传来狼和其它动物的叫声。仿佛是向入侵者的示威。

69年10月中旬，我连奉命到这个地方，架设一条通往激战正酣的珍宝岛的战备指挥线。经过两天的颠簸,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抚远县, 别拉红河畔(别拉红河是乌苏里江的一条支流)。 

这里有一条刚修好的公路。是有名的“二抚战备公路”。我们来之前刚通车。全长235公里。也是兵团人克服重重困难，6800名官兵，仅用了半年时间抢修完成的。按现在的公路等级,好像连级的边都排不上。两辆卡车勉强错过那么宽。路面是坑洼不平的石子土路。笔直的伸向远方，消失在地平线。珍宝岛就在地平线的那端。这是当时一条很重要的战备公路。我们的任务是在路的西侧约50米左右，沿着这条路间距50米一个，挖线坑,立杆架线。 

我们这些69届的北京知青,踏上黑土地一个多月。便从汤原县已经是成熟的生产和生活地区，到了这荒无人烟的草原湿地。这里除了路边筑路大军留下的几顶帐篷，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安排好行李,天色已晚。我们在敞蓬的解放牌卡车车厢里颠簸了两天,都累了。好在有筑路大军留下的帐篷和里面的大通铺。放下行李，铺上褥被就可以睡觉了。在路边的水沟里舀点水，洗洗就准备休息了。就在这时,我发现河沟的水清澈透底,很干净。有人在喊:“你们看这是什么?”大家围过去。一看，清澈透底河沟里有一窝一窝的泥鳅。这泥鳅很肥呀!战友们很高兴,这回有泥鳅吃了。不过和泥鳅同在的还有蚂蟥。一团一团的让人心虚,让人作呕。 

第二天，天蒙蒙亮。起床号就响了。战友们利落的穿好衣服。以最短的时间，涮牙洗脸，集合。一切军事化。虽没有枪,但我们已确定是武装连队。人员都是经过挑选的。个个根正苗红。有一点家庭或个人问题的,都没有资格加入这个队伍。正规的三三制，整编一个连。带队连长李忠山。吃完早饭,李连长集合队伍作“战前动员”。

只见他慢慢走到队伍的前面。手里习惯地卷着蛤蟆头(东北特有的烟叶)。叼在嘴上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吐出烟雾,一仰头。说道:“我们架的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国防线,是战胜苏修的战略线。有了它,前线就可以打胜仗。我们一定要在上级规定的时间内,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然后大声问道：“同志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能不能完成任务?” 同志们雄赳赳的回答道:“坚决完成任务。”战士们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连长又喊道:“向我们的战斗岗位出发!”

我们排队走着。一路布下人员。两个人一个坑。轮到我,和一个杭州知青张华为一组。此人身体强壮高大。比我高上两届,属于老三届的。张华在这次执行任务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至今我都不能把他忘记。 

这个地方到处是水。我们在水坑里要挖长1米,宽50公分,深1.2米的线坑。我们来的时候只发了一双解放牌帆布胶底鞋(那是当时军队特有的军用鞋又称解放鞋)。身单力薄的我，刚开始还行。没干一会儿就没劲儿了。想休息一会,连坐着的地方都没有。到处是水呀，泥呀。灌了満鞋，一身的泥，尤其是裤腿。这个湿地让我饱尝到它的滋味。 

湿地。不光北方有,南方也有。它和南方的湿地(又称草地)又不一样。最大的特点，就是东北湿地里长了一个一个独立的，大小不一，又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塔头。而南方的草地没有塔头。之所以叫塔头？我猜想,是不是因为它长得高高的像塔。又像草甸上凸起的一个一个的脑袋。头顶上还长着一丛茂盛而又高高的草，而得名呀。不得而知？ 

塔头间的空隙，积着一汪汪的水。一脚深一脚浅。我们每走一步都很小心。因为随时都有陷下去的可能。后来了解到“湿地”保护生态平衡起着很重要作用。保护好湿地才能使生态平衡，才能保护好那些频临灭绝物种，才能保护好我们的环境，最终也就保护了我们人类自己。遗憾的是,后来创建建三江农场。这么大一大片湿地，目前已经所剩无几了。

经过一天的劳动，终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帐篷。我把灌满了泥的鞋裤子脱下往地上一扔。上了床。躺下就不愿意动了。帐篷的两边是两溜大通铺。中间是过道。帐篷的门在两头。一个排30多人挤在一起。过道中间均匀的放着两个从中间劈开的汽油桶。这就是我们的取暖设备——火炉。 

住我旁边的是个哈尔滨知青叫王树鹏。他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长我6岁。他叫我起来把鞋裤子洗洗，在炉前烤干。明天好穿上去干活。我说:“就这样穿吧。太累了!我睡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起床号响起，翻身起床。想起还要穿昨天的泥鞋和脏裤子，硬着头皮下床。哎，我的鞋裤子不见了。王树鹏说:“在那儿呢。”“看你累的那样。我给你洗了。”我看见我的鞋和裤子在炉子的上方挂着。即洁净又干松。心里一阵感动。从此，我们建立起牢固的友谊。在东北哪些年，他就像亲哥哥一样帮助和照顾我。到今天已经是50年了，我们依然如故。在这里我要由衷地说一声“谢谢你!你辛苦了!”

上山下乡使我们失去了青春年华，失去了本该学习而没有学习的机会。伴随我们的只有磨砺和遗憾。可是，我却在兵团的黑土地，意外地收获了两个挚友,一个是王树鹏，另一个就是我现在的爱人。两个收获，使我享受终生!

第三天清晨。突然那边不知谁叫了起来，“我的鼻子怎么破了。”说话的原来是上海知青刘宝。用带有浓重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说：“昨天晚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咬了我一下？”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是怎麽回事？又怕此事发生在自己的头上。“什么呀?”大家在说。正说话间,一只半尺多长的大肥耗“蹭”的一下,从我们的床下跑出门外。原来是它。当然，刘宝只是咬破点皮,并无大碍。但一定要提防了。

那时还真的和这些大耗子斗争了一番。结果是,耗子的“游击战”很厉害。你打,它就跑。你睡,它就来。慢慢的我们习惯了。晚上我们在床上睡觉。床下和我们的被子上，就是那些耗子们的乐园。要知道这里的耗子是消灭不完的。多好的帐篷它们也能钻进来。所以,我们选择了逃避。睡觉时,要把脑袋一定蒙在被窝里。它闹它的,我睡我的。睡不着的时候,还能解解闷。那些年,蒙头睡觉成了我的习惯。 

洗簌完毕，排队到食堂吃早饭。食堂在路的对面，也是个帐篷。里面有十几张，长2米多,宽1米多,2寸厚的松木板大桌子。纯红松木的木板。那木料东北有句话叫:杠杠的,真棒！但制作工艺很是粗糙。只是简单刨了刨，钉吧钉吧拼成了餐桌。桌面的缝隙，手指都能塞进去。桌腿,是四根碗口粗，带着树皮的圆木桩子。擦桌子不小心扎手是常事。

一个班一桌，围好坐下。拿出红宝书,背诵毛主席语录。这是例行公事,天天如此，顿顿如此。 

主食馒头,是必然的。我们生产建设兵团是以生产小麦,大豆,玉米为主。除了上交国家的，余下的大豆榨豆油，玉米一般是喂牲口。我们只留小麦作为口粮。我们团有面粉加工厂。因此,我们能一年四季吃大白馒头。但想吃窝窝头那要自己想办法。想吃大米饭,只能是在梦里。这是计划经济结果。谁也改变不了。 

菜上来了,猪肉片炒西葫芦。在汤原时,主食也是大馒头，但炒菜见不到肉。除了麦收,秋收,过节能吃到肉。平时想都别想,根本见不到荤腥。实话实说，农闲和冬季都是以菜汤为主旋律。大多以萝卜汤，土豆汤，大头菜汤为主。冬季那就是冻萝卜汤，冻土豆汤和冻大头菜汤。冬天炊事班的同志切菜切不了，得抡着菜刀剁。那剁出的菜，那萝卜向棍；土豆像段；大头菜像片。肯定是细不了。我们那时侯，流行一首歌谣：汤！汤！汤！革命的汤！早晨喝汤迎朝阳。中午喝汤暖洋洋；晚上喝汤钻被窝不凉！

这里的馒头管够。在不浪费的前提下，能吃多少你就拿多少。菜是分着吃的。盛菜的，是个铝制的，特大号洗衣裳盆。由炊事员来分,每人一大勺。大家美滋滋的吃着，有大肉片子的炒西葫芦。 

一阵汽车的轰鸣声。由远而近停在了我们食堂门口。滴!滴!两声汽车喇叭响。跟着有人在喊:“同志们卸车呀!”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惊呆了!以为出什么事了呢。不约而同地放下筷子。

这时候,连长快步进来。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指挥部给我们送好东西来了。你们知道是什么好东西吗?是猪蹄子。”接着说:“大家先不要动。吃完饭去卸车。我再讲几句。兵团司令部和架线指挥部知道咱们辛苦。为了让大家把伙食搞上去。昨天拉来了猪肉。今天又给我们送来了猪蹄。今后,我们可以每天每人吃到一个猪蹄子了。”

大家听后高兴的站起来，又叫又鼓掌。吃罢了饭,大家出去卸车了。我一看,呵!满满的一大卡车猪蹄子。其中不时还出现个猪尾巴什么的。 

那个年月全国的供应都是很紧张的。生活条件很差。拿北京来说吧，大米白面只供应口粮的百分之二十,其余都是粗粮，棒子面。一人一个月才半斤肉,几顿炸酱面就没了。吃菜,老早就得去菜站排队。等菜车来了,按本定量供应。排在后面的有定量也不一定能买上。26斤的口粮,根本不够吃的。有句老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撒开了,也就够半个月吃的。说实话:东北虽然冷点,最起码白面馒头随便吃呀。吃饱肚子是不成问题的。当时,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年代里，东北兵团的生活在全国是数一流的。比北京要好过。比那些吃棒子面窝窝头还吃不饱的,那不知要强多少倍。我在东北吃了10年的大白馒头。可是,什么好东西没完没了的吃，也腻呀。10年后我返城,起码3个月没吃馒头。 

那时候,北京城镇户口的，每月是按粮食定量发粮票。现在的90后肯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买个馒头不光要钱,还要粮票。光有钱没粮票,这个馒头是拿不走的。恐怕90后都不能理解。71年有个笑话，有个生产队长听说林彪事件后打趣地说:“(四川话)龟孙儿,没有粮票你往哪里跑塞。不摔死，也得饿死的呦。”虽说是笑话,但也说明了，那时候,出门不带粮票是不行的。要是出省市,还要带全国粮票。不然只有挨饿。我们东北兵团不用。别出连队用不着粮票(也不发粮票)。大白馒头随便吃。说起馒头我还要说说。我们那的馒头和北京的不一样。有人要问,都是馒头有什么不一样呀?

第一，它个头不一样。北京的馒头是2两或1两一个。我们那,都是4两一个，像个小锅似得。可能与东北的生活习惯有关。东北讲究大碗喝酒,大碗吃肉吗？北京喝酒用酒杯。东北喝酒都就用大海碗。

第二，我们吃的是当年的麦子磨得面,丝毫没有添加剂。绝对是天然无公害的新鲜面粉。那馒头白的透亮,香气扑鼻。有一次,赶上馒头刚下锅。经不住馒头香味的诱惑,我一口气吃了仨。说来像吹。其实这不算多的，比我吃的多的大有人在。有一回，连里改善伙食，吃羊肉包子。一位个头不大北京知青，一下吃了十八个。那可都是起码要三两一个的包子。现在想来，都不可思议。也很后怕。要是撑坏了该如何得了。 

那些日子伙食基本上是，早饭:馒头,肉炒菜。中午:野外干活回不来。自己带干烙饼,送辣椒肉片汤。晚上:馒头,猪蹄一个，加一个有时荤有时素的炒菜，外加泥鳅汤。后来,不知从那弄来渔网。把渔网撒到别拉红河里。每三天还可以吃到一顿鱼。想起那时的伙食,比当今都不差。不过要知道,这是执行战备任务,才有的待遇。也可以说,为打仗倾了全国之力。不过，当“神仙”的日子很短暂，一个半月后,直到回北京再也没有了。 

吃得很好,工作却是很艰苦。军挎里装上两张干烙饼,背上装满水的军用水壶,就去挖线坑了。中午,该吃饭了。就在原地拿出硬棒棒的烙饼,踹在胸前捂着。盼着送辣椒汤的来。来了,只见炊事员挑着两个水桶,顺着公路朝我们走来。热乎乎的辣椒汤,里面半桶肉片。我欢喜地舀上一碗。急不可耐的拿饼沾着汤,趁热吃。看张华(俩人一坑的同伴)吃的好香。我一口下去,辣的我连连咳嗽。这么好的东西,我真是享受不了。只能把汤和辣椒倒掉。剩点肉用我带来的凉水泡泡吃。那些日子午餐就这样凑合着过来了。 

晚餐就好了。热腾腾的馒头。一个红烧猪蹄,外加素炒大头菜(北京叫圆白菜)。我很少吃猪蹄,或者说没吃过猪蹄。我对猪蹄一时很难接受。第一天,我看着碗里猪蹄没动。旁边的一个哈尔滨知青郝哥说:“你怎么不吃呀?”

我说:“我不爱吃。”

他说:“你不爱吃,给我吃吧?”

我说:“行。你吃吧。”我把猪蹄拿给了他。看他吃的这个香。

第二天我又给他了。第三天,我一看这样不行。照这样,除了猪蹄就是素菜。等于他天天俩猪蹄,而我天天吃素。对不起了,不给你了。我锻炼着吃吧。这是我第一次吃猪蹄。经过一番艰难的适应。学着别人怎么吃，慢慢的也会吃了,也吃出香味来了。以前,我只吃猪肉的瘦肉,其他一概不吃(没吃过,也吃不着,所以不接受)。从那以后,我变了。除了四条腿的桌椅不吃,就没有不吃的了。

今天的天气特别好。昨晚下了一场雪。清晨云开雾散。天空就像被洗了一遍似的，格外的蓝。这场雪在北京算是大雪。在这只是一般。塔头和它头上的草，被冰凌和白雪覆盖着,仿佛像是一朵朵盛开的，硕大的白莲花。茫茫的草原湿地，披上了白色的盛装。一直延伸到带有弧度的地平线，和遥远的天际融合在一起。蓝是那麽的蓝，白又是那麽的白。使我想起了毛主席诗词里的“银装素裹,分外妖娆”,是那麽的贴切。天地之间，我们又变得那样渺小。 

11月初，已是东北初冬的季节。气温已经降到零下10度。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和痛苦。随着工程的进度，我们的挖坑地点，距离驻地越来越来远。与往常一样。我们排着队向前走。每到一个坑位班长按顺序派出一组人。轮到我们了。班长指着那个坑位，对我们说:“到了,这是你们的。”顺手望去。哇！我们的坑位，正在方圆八九平米的水坑中央。刚想和班长说说。转身他已经走到下一个坑位了。张华说:“算了,只不过就是水多和水少的的区别。都有水。”我想也是，干吧。 

这时的水坑,已经冻了约2公分厚的一层冰。我用草绳从腰间扎紧我的棉袄。穿着我那双唯一的解放鞋。高高挽起单裤的裤角。我们先用铁锨打碎冰层。站在冰冷刺骨水里。一步一步，边砸冰，边往前挪。到了水坑的中央，已经到了膝盖。凉的钻心。已经挖了十几天，有经验了。此时，还不能干。一定把脚和腿冻木了才能干。否则，肉碰到铁锨疼痛至极。只有把腿冻木了，没有知觉才能干活。我们俩在水坑的中央，两脚站在冰水里，拄着铁锹等待着。咬着牙。背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遍一遍地背诵着，来转移小腿和脚的痛苦。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心里想着一定要战胜它。一定要坚持。虽说，解放鞋不起什么作用，但也离不了。要用鞋底来踩铁锨。不穿鞋不行。光脚踩上铁锨,一滑就是一个大口子。你还感觉不到疼痛。医学上讲，这叫“局部麻醉”吧。等晚上收工后,缓过来就知道了。又痛又流血，更是难以忍受。还影响第二天工作。 

可能有人会说。傻呀！影响就影响了，不去挖坑还不好，省得受罪了。那时，这个思想要不得。这是执行军事任务，上级的命令要坚决执行。那时的口号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加之那时候思想都要求进步；都想为革命事业增砖添瓦；为革命事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想一想革命英雄人物。带病也要把党和人民交给任务完成呀！带伤工作我们那时，是常有的事。 

冻的没有知觉，或者说“麻醉”了，可以开始挖了。我们从水里先挖出约尺厚的草皮，在坑位的周围堆砌起一个垻。用桶锹，切断相连的草根。千年的草根，盘根错节，粗壮的很。不用力气，还真不容易把它切下来。小腿已使不上劲。只能用脚踏上铁锹的肩膀，将人的身体站上去，向下墩。每一锨我都使出全身力气。这个工作张华干得多。我没有他力气大，负责清理。由于水多,我们好容易垒起的坝。一次次的被冲垮。总结经验，想办法。把坝的范围扩大。这样解决了垮坝的问题。但是，这样坑也要挖得更大,挖出的泥土要甩得更远，工作量也就成倍的增加。坝垒起来了，下一步要迅速将坝内的水淘干。这样才好继续往下挖。草皮下面是黑黑的软土，相对的好挖一些。没想到,由于坑里的水太深，这水就是掏不干净。前头淘着，后面水又流进去了。只能是差不多就赶紧往下挖。没等挖多少呢，水又满了。赶紧往外淘。越是往下挖,水越不容易淘。我们俩轮换着。挖的那是土呀，就是黑泥。这些黑泥必须甩出坑的草皮坝外面。否则,黑泥随着水又会流回坑里。虽说这样不能完全阻止水和泥流下来，但好多了。

他挖一阵，我淘一阵。我挖一阵，他淘一阵。就这样反复的挖呀淘呀，淘呀挖呀的。那天，我们连午饭都没吃。不敢停呀!一停,水要是恢复了原位,就把我们淹没了。

越到下面，越不好淘。因为我们用的是桶锹。锹头形状像半个水桶，没有弯曲，直上直下。就像盗墓的洛阳铲。不过比洛阳铲宽的多，弧度也小的多。挖到近一米的时候，那锹像个直板子，干使劲，淘不上水。眼看着泥水不停地往坑里流。心里那个着急劲就甭提了。举目四望，满眼荒草，雪和冰凌。找不到可替代的工具。可能是急中生智，当然，也更是被逼无奈。我脱下解放鞋，解下鞋带。光着脚，用鞋壳当水舀。两只手轮番快速往出淘水，像个小水车。虽说，弄得浑身是泥水，但还真解决问题了。

太阳落山了。我们才勉强挖好这个坑。伴着余晖，我们收拾工具，筋疲力尽地往宿营地走。小腿以下，没有知觉。不听使唤，只能靠大腿带动小腿机械地，拄着铁锹往前走。

我们俩傻傻的对视了一下。我说:“看你像个泥猴。”他说:“你没看见你自己，你也是呀。哈哈！”笑了。笑的是那样的无奈，又是那样的可怜！我们俩就像在泥里打了滚似得。上身穿着棉袄，底下是一层单裤单鞋。裤腿上，身上都是黑泥。连头上都有黑泥。衣服上粘的泥水结成了冰。像古代的铠甲一样，走起路来咔咔作响。回头看看我们挖的坑，已经让水填平了。旷野凛冽的寒风吹着我们。打在我们的后背上，推着我们向前走。脚在冰凉而又泥滑的鞋里一步一滑，艰难地，走在这坑洼不平的路上。走了有多远，又走了多长时间，我记不起来。总之，到宿营地已是伸手不见五指了。现在想起来都怪了。那时候是怎么扛过来的？难道不知道冷吗？ 

我们这些北京知青才16岁。现在的16岁的孩子那个不是围着父母撒娇呢。16岁身体还没完全发育好呢？属于未成年人。我们却已经干上，成年人都很难干的重体力劳动。加上我本身就瘦弱无力。这样的劳动强度。我真是咬着牙在坚持。

张华这个人很好。我们俩一块干，他很吃亏。他比我干得多多了。从无怨言。 

挖坑终于结束了。下一步，就是立线杆填坑。一个班为一个组。我们用绳子拴在沁满沥青，约6米长的电线杆的两头。四个人用肩杠穿过绳子抬起。将线杆的大头对准坑的中央。然后放下肩杠，大伙一块抬举小头这边。然后，两个人各用一根3米多长的约10公分直径的松木小杆，两根小杆的小头用铁丝拴上两尺长的铁链。当众人将线杆举过头顶的时候,两根小杆借劲,用小杆头上的铁链兜住线杆的上部，往起顶。大家连嚷带吼一齐用力。将线杆立起。然后，拿小杆的俩人分开两旁成约一百二十度角。调直后，用小杆上的铁链锁稳线杆。回填土和路边事前备好的石块。一根线杆就这样保质保量完成了。大家热情高涨。干的顺手，那管泥不泥，冷不冷的。有嚷的,有唱的，还有吆喝的。一根尚未完，已经有人跑到下个坑，立下一个线杆了。不一会,就立了好几根了。 

几天后，埋好线杆，就该固定横担和磁珠。这时的气温已经降到零下20度。爬上4米多高的电线杆。西北风一吹，透心凉。戴手套，拿不住工具。只能摘了手套干。手被冻得像五根胡萝卜。脚下的脚蹬一定要蹬牢，像冰棍一样的电线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很幸运，只干了一天。连里通知我，说连里选我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让我停工写材料。还专门找了一个纂稿人——王树鹏。可能这也是缘分吧！他是我连的笔杆子。当年他是老高中的学生会主席。学习是尖子生。不是文化大革命，上大学是肯定的。而我是69届的初中生,文化程度也就是小学6年级水平。 

我这个学习毛著积极分子，那是选的呀。其实就是连里指派的。在那个说你行，你就行年代里。这是很平常的事。我干的真没有大家干得多,干得好。尤其是张华，他比我干的多多了。我心里很清楚。事后得知，我用鞋淘水的事，不知怎的让领导知道了，再加上我年龄小身体弱的缘故吧。 

讲用稿写完，连里通过。我脱离了大部队，提前离开了架线工地，参加团里组织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坐上敞篷大卡车的车斗里。看着我们宿营地一点点变小，最后消失。白色的旷野将我们渐渐地包围起来。车一滑一滑地慢慢地向前开着。颠簸中的我，心里想：我终于结束了艰苦的架线工作。可是，我的战友们仍然在零下20多度的严寒里战斗着，拼搏着。帽子上，眉毛，胡子上浓浓冰霜。冻得红红的双手，扒在高高的线杆上，义无返顾地继续干着。架线中的场景时不时地闯入我的脑海。直到现在。

事后我才得知，来的时候领导不知道这里有水。没向上级申领雨靴。但时间不等人，上了大冻，这挖线坑的活就没法干了。所以，边申请边干活。可直到我回来这雨靴也没发下来！ 

记得那一次我们连执行任务。由于保证质量的提前完成了任务。受到兵团司令部的嘉奖。并且在《兵团战士报》的头版头条以《风雪丹心架红线》为题。专门报道了我们连架线的先进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