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期间我们三人在一个队，左起：宋亚南、李凯林、潘维哲。1971年县运动会期间在县照相馆留影。

当时我们认为三队有以下优势:

1. 离公路近(交通应该好一些)，离清油河公社所在地也不远(靠近政府，办个啥事儿也许能方便些)。

2. 在清油河街面上(山应该不会太高，平地多一些，也热闹，总比去后湾那深山要强)。

3. 井水近，就在房后十几米处，也浅，一米多深(天天要打水做饭，能方便、省劲儿)。

4. 队上牛多，有十几头(牛多替人干活儿，人就轻松)。

5. 全小队有人口二百左右，人员成分复杂，贫农所占的比例不太大(这个当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己经记不清楚了)。

当然也有不足，主要是大字报上显示前一年的工分值较低：一个全劳每天挣十分工，值三毛多钱。但我们不怕，就这样身强力壮的三个小伙子。当地人能活，我们也能活。努力干，总不至于吃不上饭吧!

大势所趋，没有别的路可走。此行，此选，虽出于无奈，但也信心满满，毕竟我们才十八岁。

豆蔻年华，西安市六中高69.2班部分同学下乡前留影，1969

一件丢人事

那是一个初春季节，我们三人决定去一趟试马寨，把晒的红薯干卖掉一些，好换点儿钱买煤油和盐，能省的都省了，一分钱也不会乱花，这两样实在是省不成了。

那个年代家家都不富裕，当地的社员们日子过得更恓惶，能比吃糠咽菜强一点儿，红薯糊汤能不断顿有的喝，就很不错了。队上穷的叮当响，也没有钱分给大家。我们没有经济来源，也只能自己想办法。

清油公社所属的永青区政府在试马寨，那里有粮食收购站，也是全区收公粮的地方，走公路距我们队大约10里地。

在半下午的时候我们用队上的架子车拉了几袋红薯干顺利到达，一边歇脚一边等着过秤，我就在院子里瞎转。

转到大院左边时眼前突然一亮，发现大仓库里堆了好些刚收上来的红薯干。我们跟社员一样也基本上是一年到头喝糊汤，中午吃的那点儿食早就消化干净。没有菜吃，一切副食都奇缺，一年分给的那几斤油早就没了，把肚子干耗着，早饿的咕咕叫了。赶紧招呼他俩也过来吃点儿，大家分散进行。我们就在粮站工作人员的眼皮子底下“偷”着开吃。（必须交待一下，因为我们仨太能吃，粮食总不够，老是上季接不到下季。从队上借粮也非常不易，大家都明白那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我们也是要脸面的人，就只有每顿饭都计划着做，省着吃，决不浪费一粒粮食。）

我这人没出息，一直对一切能吃的东西都敏感。忙乱中我又发现墙角儿放了几个大油桶，虽然都拧着盖子，但面儿上有厚厚的一层油，金黄透亮，凑近一闻，挺香！一定是刚收上来的香油！该我有口福。（当地的主要油料作物是芝麻，我们生产队每一个人每年能分得一斤油，知青按单身待遇，算一个半人，口粮、油等等都能多分半份，三个人四斤半。）没有多想，也顾不上别人，红薯干蘸香油，免费的午餐，真香啊!

试马寨粮站有几个从西安来的下放干部，不记得他们是哪个运动的牺牲品。（那些年运动多，一场接一场，名目繁多。都是整人的，动谁谁倒霉，互相整，人人自危，谁也逃不掉。）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会照顾我们知青，把红薯干的等级验到最高，不打折扣，一斤算一斤净粮。当时清油河公社的知青都知道。（也不知道那几个下放干部后来怎样了?应该谢谢他们当年对我们的关照）。

事后我还想过，在那个成天号召大家要斗私批修，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年代，公家的利益远远高于一切私人利益，我们仨的运气咋那么好?在光天化日之下偷吃国家的红薯干没有被发現，被撵走?

有这些好心人罩着，粮卖得自然很顺利，大家高高兴兴往回赶。可没走多远，就覚得肚子一阵剧痛。我让他俩先走一步，自己跑到路边儿方便，反正路上根本見不到有人。拉出来的全是黄水，差点儿拉到裤子上，怪味难闻，还起沫。起来继续走，没走多远又是一阵剧痛，又赶紧跑到路边，开始上吐下泻，如此反复几次，只覚得天旋地转，头疼欲裂，肚子疼的更是要命，眼前一阵阵发黑，实在是撑不住了。凯临和维哲也发現不对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弄到架子车上，赶紧往回拉。途中我还叫了几次停车⋯⋯。

到家时天已经黑了，我睁不开眼，也说不出话，昏昏沉沉下不了车。他俩费好大劲才把我弄下车，但站不住，靠他俩架着。房东发現了这个情况赶紧到跟前，还是他们有经验，可能是闻出了气味，马上问“是不是吃桐油了”？我们这才恍然大悟，我赶紧点头称是。房东帮着烧了一锅开水，还往里撒了一大把绿豆，说能解毒。凯林架着我，对着门前的一片空地，维哲一碗一碗地给我喝绿豆汤，喝多少吐多少。現场腥味难闻，那个味道我至今都能记清楚。

也不知喝了多少碗，就这样一边喝一边吐，一锅绿豆汤喝完了，止住了吐。由于脱水严重，人处于半昏迷状态。只记得我一只左手被凯林拉过肩膀架着，他另只右手抓住我的腰，还说了句：“亚南，你的腰我已经能一把攥住了。”

在大家的照料下，躺了几天后我就能勉强上工了，记得队长还照顾我了一段时间的轻活儿。

“大学生”吃桐油的事件一下子流传开来，成了队上社员们很长一段时间的笑柄，也成了我一生中难以忘却的记忆。

想起来也有过后怕，当时完全是靠着年轻的生命力硬挺过来的，假如要再严重一点儿，事后处理得不够及时，不够得当，说不定能脱水丢了小命？那时候除了大队的赤脚医生，就没有什么医疗条件，县城医院太远，去不了。

从那以后，我对桐油有了极为深刻的认识，无论啥地方有桐油，不用看見，只要一靠近就能在第一时间闻出来，从未失过手，比狗鼻子还灵。

我们是“十分劳”

很快，真正的夏收开始了。我们三队的地分成许多块，有几个小块的平地比较近，在清油河街的后面，大部分地分布在河对面的山坡上，远的要沿着羊肠小道爬上爬下走很远。路很窄，大部分是顺着山坡，只能背背篓，挑担子也可以，但绝大部分路的一侧是坡坎儿，一不小心就会碰到担子后面的东西，就曾经发生过挑粪水时把后面的桶碰翻，人仰马翻，狼狈不堪的事情。

每天鸡叫头遍就起床，摸着黑割麦子，为的是趁着晚上的潮气收割，麦粒不易脱落。太阳一出来就干别的，这安排很科学，确实减少了无谓的浪费。接着是扎成大捆儿，用钎担一扎挑起来直接上麦场，中途可以换肩，但始终不能着地，因为挑起的麦捆是穗朝下，一着地麦穗就碎了，这是不允许的。大家都在一块儿干活儿，在路上也是前后相距不远，没有人敢偷懒，只能是跟着队伍走，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担麦子是强劳力的活儿，都拿最高的十分工。因为我们仨也拿十分工，不能示弱，全部冲在第一线。

在这里顺便交待一下关于工分的事情。

那是我们刚到生产队，队上开会说要给我们评下工分，评的结果是给我们仨最高分，十分。我们知道拿十分工必须是队里的强壮劳力，农活儿还得样样都会干，我们初来乍到，啥都还不会干，那怎么行？所以坚辞不受。僵持到最后队长说：你们現在实际应拿八分，但上面有话，要对知青有所照顾，体現在工分上就再加二分，算照顾分，必须得这样才好向上面交待。话都说到这份了，我们也就只能谢领了。

我们自覚有愧，本来就已经增加了队上的负担，增人不增地，抢吃了大家的饭，現在又多抢了大家的工分！感谢之余只能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干，要对得住这十分工。

每担麦子重约百斤以上，我们仨都缺少这方面的锻炼，一天下来首先肩膀吃不消了，红肿得老高，担子一上肩就像刀割一样疼。

人家社员的肩膀本来就有功夫，干起这活儿只是累点，再说人家还会用一根叫“搭杵”的辅助工具，用另一个肩做支点，一头别在扁担下面，一头用手向下压，以杠杆作用分担扁担重力，途中还能用来支住担子歇一下。换肩更不是问题，个个都会。但我们一样儿也不行，具体到我，就只会用右肩坚持到底。

我们给肩上垫上厚厚的衣服，甚至不顾社员们的笑话，给担子也缠上布条，再也无计可施了，只能咬牙坚持。第二天肩上的皮被磨破了，开始渗血，像火烧一样钻心地疼，我心里还想着，这应该就算是劳动改造了吧？我们也都明白，这个“劳动关”是必须过的，因为这是来农村接受“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三个都很清楚，没有退路，只能向前，轻伤不下火线，坚持就是胜利，这就是考验你有没有顽强意志的时候。尽管有时候会留个＂心眼儿＂：尽量避开大麦捆，毕竟我们肩膀头还嫰。

静静流淌的清油河

龙口夺食的日子

好在能种麦子的地不多，不到一个星期也就收完了。白天抓紧时间晾晒，翻场，用连枷把麦粒打下来，然后扬场，借风吹走麦皮儿，再然后就过秤，把麦子全部分给社员，记账，码麦草垛，天天干到很晚才能收工，每个人都是精疲力尽。

社员们要把分到的麦子再晾晒，挑选。队长亲自验收，把绝大部分好麦子收回队上，再组织人送到试马寨粮站交公粮(当地人叫纳大粮)。由于我们没经验，自顾不暇，就只分给口粮，交公粮部分饶过。

那几天啥活儿都急，都重，从后半夜起来开始割麦子，每天天黑以后很晚了才收工，只能睡几个小时的觉，跟本歇不过劲儿来，我们算是领教了什么叫“龙口夺食”。

虽然我们的日子过得很仔细，平时也总是省吃俭用，细水长流。但那几天就顾不上这些了。每天体力透支，肩膀还流着血，为了能坚持住，就不能太亏了肚子，再说也没有时间和精力老做饭，（须说明一下，大部分家里都有妇联会可以提前回家做饭，我们三个光棍没这待遇，就显得时间格外紧。）

就烙了一摞大锅盔，烧了一大锅开水，那几天就吃锅盔，喝开水，又省时，又省力，反正本来也没有菜吃。社员们发現了大为惊讶！“面粉怎么敢这么吃？太太奢侈了，太不会过了！”并一再告诫我们：“秋粮下来还早得很，就这么点儿麦子，吃完了要挨饿的。”

社员们说得一点儿没错，当时国家统购粮食主要收小麦，包谷、杂七杂八的粗粮要得很少。麦子和玉米是我们队上的主要粮食作物，但交公粮时麦子交得多，玉米交得少，所以交完公粮麦子就所剩无几了。生产队百十户人家，就没有一付蒸笼，因为根本就吃不起馍，一点儿可怜的麦子除了一部分间隔着糊汤吃顿汤面条儿以外，其余的都做成挂面，只有来了重要的客人才给你下一碗，自己从来舍不得放开吃。

社员们的劝告至诚，至善，因为没多久，这话就在我们身上应验了。这是后话。

虽然我们在小学、中学时也去西安郊区关中农村拾过麦穗，割过麦子，但那只是帮忙，学农劳动而已，同我们参加这样的夏收有着量和质的区别。昔日少年时那种对麦熟的期盼，焦急的等待，收割时的兴奋，与在山区农村当知青担麦子时流着血的肩膀相比，不能同语而论。后者给我们的记忆永难磨灭。

也因为这几年的朝夕相处，风雨同舟和患难与共，使我们仨的关系虽历经半个世纪，不减不衰，亲如兄弟，已经远远超出了“同学”一词所包含的内容。

知青生涯土变陶（二）
蹭饭历险记

【惭愧的是，一直到离开生产队，我们都没把借的粮还给队上，不过，队上欠我们三人的一百多块工分钱，也就算了，生产队实在是没有钱。】

老杨的故事

我们插队的清油河公社有一位分管知青的干部，大名杨新华，我们都叫他老杨，主职是公社文书，名符其实，他善写东西，文笔好，说话诙谐有趣，很健谈，大部分知青都和他熟。

志愿军战士杨新华

老杨个头不高，四十来岁，是西安人，家在西安市东门外，是位抗美援朝回来的老兵。可能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就被分到这秦岭深处。好在他是个心胸豁达，随遇而安的人，携妻生子，安营扎寨，小日子倒也过得其乐融融。

主管知青的公社文书杨新华和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大名解君颜，个头几乎和老杨一样高，五官端正，一看就是个和善的人，整天乐呵呵的。关于她的名字，老杨有过一个解释：妻子出生后取大名时，父亲很重視，专门为这个女儿请了一位比较有名的先生。先生果然不负众望，在询问清楚家中概况后说得有条有理，有因有果，最后对女儿的父亲说，虽然这些年你家中境况多有不顺，常感心境烦乱，但这个女儿的降生定会使你的家庭兴旺发达，一解你心中的所有阴霾，使你心清气爽，笑口常开，就叫她“解君颜”吧。因为这个名字的来历生动有趣，就被我无意之中牢牢地记住了。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待人热情大方，一个家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杂而不乱，谁去都会感受到温馨。她是老杨当之无愧的贤内助。

老杨家的五朵金花

老杨家共有六个孩子，老四杨笶丹是男孩，刚刚出生才几个月的老六是男孩杨卫宁。其余是四个女孩，大女儿杨丽娜有十岁多点儿，二女儿杨丽群，还有杨丽虹，杨丽明。小孩子们岀出进进，忙着、玩着，闹着，屋子里生气勃勃，充滿了欢乐。

凭心而论，我认为老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对知青们是尽力照顾的，虽然管知青也是他的职责，但他的所做所为在许多方面已超出了“职责”二字的范围，这也是我想写这段文章的初心，我对他心存感激。

我们上山下乡来到商南县的这些西安六中学生，尽管大部分也都是来自城市里的普通人家，但城市和山区农村的差异之巨大，在那些年是有目共睹的。正在我们以少年之志努力学习，憧憬着更美好的未来时，却被粗暴地打断，全体辍学，撵到各个穷乡僻壤，不是去学习新的科学知识，而是背道而驰去接受面朝黄土背朝天，用近乎原始的耕作以求得勉强裹腹的所谓“再教育”，去向更缺少文化知识的人去学习知识，还被冠以名不副实的美称“知识青年”。

世界在进步，而我们却在倒退，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同时我也对“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有了新的领悟一一就是要大大地革文化的命。具体到我们这些学生，不就是叫你放下书本，回归农耕吗?

唉呀，不好意思，扯远了。还说老杨。

老杨家在清油河街上，离我们三队不远，全公社的知青大多数去过他家。不一定是去办事儿，大多数是去闲谝。老杨见多识广，能谝地很，和大家都合得来，有时谁刚好赶上了饭点儿就被留下蹭饭。还有时去他家才发現没地儿坐，去的人把炕都坐满了，热闹地很。有一次知青们聚在他家闲聊时，他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件趣事，到現在我还记忆犹新。

那是我们还沒有来清油河插队之前的事儿。老杨因父母有事回西安，在西安待了不到一个星期，其间坐公交车时注意到有的人拿一个小红本儿给售票员晃一下，就不用再买票了，老杨不由心里一动。

那几年正盛行全民学“毛选”，“红宝书”满天飞，“老三篇”、“语录本”等各种小红本儿数不胜数。当时的口号是“随时随地学"，“活学活用"，“立杆見影"，所以几乎每个人都随身带着一两本。不仅普通老百姓，就连周恩来、林彪这样的大人物在天安门城楼上亮相时也是人手一本，从不离手。

老杨是脑袋灵光的人，心里合计这“文化革命"就是厉害，"老三篇"看来是可以当乘车证用了？他不再多想，立即效仿。

再一次乘车时老杨不慌不忙，一本正经地向售票员也出示了小语录本，然后就想去就座，沒想到售票员沒有理睬他的举动，叫他买票。他很奇怪，也不服，“我明明看見前面有人晃一下语录本就行了，为啥我不行?欺负我是外地人?”没有想到他这一生气这一问，倒把女售票员给逗笑了。“看来你还真是个外地人，来、来、来，你看看这是啥？”售票员叫过来一个刚才晃过小红本的人，把小红本往开一翻，“你看清楚了，这是啥？”老杨一细看才发現，小本儿里夹着一张坐公交车的“月票”，这才恍然大悟，自觉尴尬不已。一边儿补票一边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还真是从山里来的，几年沒回西安了，世事变化太快，脑子跟不上趟儿，这回想着要跟上形势，咋又弄过头了?”

他的这个小故事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一下子就和知青们把距离拉近了不少。

那些年县上每年总要开几次“三干会”（县、公社、大队干部）或“五干会”（县、区、公社、大队、小队干部），向各级大、小领导传达上面的各种精神，换句话叫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按理说这种会我们知青是没有资格参加的，我们什么领导也不是。可每次县上有这一类的会时，老杨会想方设法也弄些名额，让尽量多的知青也去参加，正当理由是，叫我们多参加学习，紧跟形势，多接受些“再教育”。记得每次去了还特意为我们专门制做一个白色的纸条子，宽约一寸，长约四寸，上书“列席代表”四个字，别在胸前，挺扎眼的，显得名正言顺。以我们的身份、资格，明明是来混饭的，怎么胸前别个大条子在会场上出出进进，在县城招摇过市，却一点儿不觉得不好意思呢？别人怎么想的我不好说，我是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脸红的，可能是人穷志短，也就没有什么虚荣心，脸皮就厚吧？我是把这个条子当成饭票用的，有了它就可以免费就餐。

我有幸“列席”过几次这样的会，住的是县上的大礼堂，地上铺麦草，自带被褥。虽然是脏乱不堪，有很浓的各种味道，晚上经常有老鼠在大家身上路过，跳蚤、蚊子就更不用说，但这算什么，絲毫不影响我的愉快心情，为什么？一日三餐吃得好呀!首先顿顿都有菜吃，还有大蒸馍，米饭……，更不要说每天还有三毛钱的误工补贴，哪里能找到这样的好事？白吃饭，还挣钱？记得有一次可能是列席“三干会”吧，竟然住进了县招待所，不仅住的好，吃的更好，早上甚至吃过几次豆浆油条，每人还发一个煮鸡蛋，别说在西安时我家的生活条件达不到，比起我们在生产队自己做的饭，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再加上每天都能在县城逛逛，那叫一个“美”！要知道清油河距县城有四十多里，除了来开会，我们哪有机会进城?

至于开会讲了什么？那不是我们关心的事儿，要是说实话那就三个字：“不晓得”。又没打算当队长，操那心?

那年头流行“学毛选”，各行各业都要推选各自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这是政治任务，没有哪个单位敢不积极，别看这不打粮的事儿，比实打实干活儿重要得多。在这方面老杨也是不遗余力，发挥他能写、会写的优势，尽可能多地从本公社的知青中往出推选。功夫不负有心人，老杨的眼力加上“积极分子”的努力，搞的是风生水起，涌现出了好几个高级别的“代表”，一时间名声大噪，光辉四射。说心里话他们曾令我十分羡慕，并深感惭愧，觉得自己实在难以望其项背。虽然这几位同学得到了不少实惠，可以经常在外开会，巡讲，交流等等，吃得好，住得好，不干活儿还有误工补贴，还得到了不可小觑的政治资本（这是能给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大大加分的）。比我们在队上劳动的这些人高大太多了，天壤之别。但细想起来，那年代这是主潮流，虽是时代的产物，但他们毕竟是当时的佼佼者，总得有人去“代表”。他们的出现，他们的努力，毕竟实际上大大地提高了整个知青队伍的名声和地位，潜移默化地给全体知青带来一些便利和好处，这是不言而喻的。应该由衷地感谢他们，他们也付出了劳动，而我们曾经受益。

我们这些来插队的穷学生们，被迫远离熟悉的城市来到这陌生的大山沟，举目无亲，孤立无援，谁的心里不悽凉？真是不幸，但却有幸让我们碰到了老杨，他像黑夜里的一束光，寒冬里的一盆火，曾经给以我们这些无助的学生光明与温暖，是真正意义上的“雪中送炭”。

几十年过去了，只要我想起下乡插队的那几年，眼前就会浮現出老杨的音容笑貌。你是我心中的贵人，谢谢你，老杨!

蹭饭历险记

春夏之交，正是一年中生机盎然的好时节，而我和凯林、维哲却在天天为吃饭发愁。

大部分社员家都是有老有小，有农会(男劳力的称呼)，有妇联会(成年妇女的称呼)，但分口粮却是按人头，不管你吃多少，再加上他们过日子有经验，也比我们更能吃苦耐劳，自留地也种得好，虽然是一年到头喝稀的，却还到不了断顿儿的地步。相比之下，我们就不行，三个都是特能吃的小伙子。我们比起别的知青点吃得也差些，因为他们还有女同学搭着。

我们仨都会做饭，当时有大致的分工，凯林主管，一顿饭挖多少面？下多少红薯？拌多少糊汤？都由他计划和掌握，相比之下他擀面条、烙锅盔的技术要好些，自然是义不容辞。

但麦收前的那几天谁也计划不下去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家中一切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

开始还能向队上借点儿，队长明知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但好心的队长也不忍心看着我们挨饿，每次都给秤一点儿。粮食就是命，没有哪个社员能借出队上的粮食。我们被高看了，感谢善良的队长。

借粮这事儿，一般都推维哲出面，他办事儿考虑比较周到，脑子也灵活，事儿能办得更好一些。其实还有另一个我们当时并不是太懂的因素，按现在的话叫“颜值高”，适合攻关。在我们六九二班他是大家公认的“美男子”，假如我去能借出五斤包谷，他去一定能借出十斤来。

队上仓库的粮食眼看也没有多少了，我们也实在张不开口了，肚子饿的前心贴后心，没力气，不想动，干脆不上工，就在家睡觉，硬扛!

这终究不是个办法，第二天三个人一商量，走！到别的知青点儿去混几顿饭去，过一天算一天，眼看着麦子就要黄了，等不了几天了。当然，要去找的也都是好朋友、此前也来我们这儿串过门、混过饭的。

第一站先去涧场二队，找四班的王卫国和俞启宏，我们比较熟，相距也不远，向北走二、三里路，过了公社就快到了。他俩和另外两个女生在一个队，张玉梅和肖西玲。走到了才知道肖已经招工走了，去了洛南“72号信箱”，张玉梅借调到县上展览馆当讲解员去了。我们仨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这也是两个小伙子，能有余粮？果然他们一听我们的来意就笑了，说：“你们找吧，只要找出能吃的东西，咱一顿吃完。”结果真叫人失望，只翻出多半抽屉碗豆，细看里面有一半还是老鼠屎。卫国说，“实在是对不起，嫌不？”我们哪有资格挑肥拣瘦，饥不择食，把老鼠屎拣出后就都煮了，不错，每一个人分了半碗，总算是垫了个底，起码心不那么慌了。

下来咋办？都没啥吃了，咱一块儿到耀场沟的知青点儿去混饭吧？找谁呢？李天福吧，他名气大，我们也都和他熟。

说走就走，四、五里路，中午就到了。見了面大家都很高兴，一谝才知道女同学都回西安了，就天福和另一个男生刘金良在家。谝了一会儿他俩犯难了，原来他们刚才已经检查过了，仅有的一点儿糊汤根本就不够这几个人吃，这可咋办?

记不得是谁出了个主意，山坡上有大片的包谷己经可以吃了，不如就煮嫩包谷吃吧?这真是好办法，就这么办!

天福他俩不宜去，负责煮没问题。先挑水，烧火，我们几个出动就行。临出门天福还说：“走远一点儿，注意隐蔽！”我们一个一个出门，分散上坡，那叫一个利索，一会儿每个人都用衣服包了一包回来了。下来就简单了，关好大门，水早就开了，大家动手剥皮往锅里扔，好家伙！满满的一大锅。没一会儿，满屋子都是包谷的香味儿。谁也不用让谁，甩开腮帮子啃，那叫一个痛快。

我也记不得吃了几个，肚子吃得饱饱的，锅里的还没吃完。

原来吃饱了就没有打算走，回去也没啥吃。先谝，谝够了再说。可是一个同学发現的新情况马上把一切全打乱了。

不知道啥时候我们大门口被几个当地的民兵站上岗，把住了，再从窗户朝外一望，大吃一惊，门前的屋场上坐了约有百十号人，从社员们的吵吵嚷嚷中和队领导们的高声吆喝中才弄明白，闯了大祸了!队上有人发現“大学生儿”偷了队上的包谷，大队集合了民兵和社员，要在这门口的屋场上开現场会，批斗我们。

那年头爱开会，啥事儿都开会，开批斗会也成了习惯。今天批斗这个，明天批斗那个。记得有句话这么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你想想，把人斗人当成乐子，人还会有安稳的日子过吗?与现在的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社员们爱开会，不管啥会都积极，不干活儿同样挣工分，还落个政治觉悟高。各级领导更是乐此不疲，都是组织开会的行家。工分不值钱就与这有关，谁都知道，开会能打粮吗?

大家很快统一了意见，不能等他们布置好了堵门抓我们。三十六计，走为上，赶紧跑 ! 咱人少，又不占理，先跑到公社再说。

李天福自告奋勇愿意打头儿领大家往外冲，全体随后跟上，事不宜迟。

在这儿简单介绍一下李天福。他是个大个儿，一米八几，从小打拳练武，一般的两、三个人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他是个很实在的人，为人也很仗义。他是打篮球的高手，参加工作后更是单位和县上的出类拔萃者，曾经被选拔到商洛地区篮球代表队，参加了陕西省地、市间的比赛。当然这是后来的事了。

宋亚南（右）和李天福在商南县运动会期间合影，1971

天福可能觉得自己义不容辞，这符合他的性格，遇到危险就当仁不让。果然不错，当我们猛地拉开门往外冲时，民兵们猝不及防，天福不负众望带着我们一下子就跑出了屋场。

我们几个都能跑，那些民兵被远远地甩到后面，根本追不上。我们一口气就到了公社。刚好杨文书在，看到我们都气喘嘘嘘地上气不接下气，忙问怎么了？我们三言两语就说清了原委，这时有几个跑得快的民兵也赶到了，其中有大队长。没有等大队长多说什么，老杨发脾气了：“学生娃没粮吃，肚子饿了吃队上几个包谷，你们就要开会批斗?还背个枪撵这么远，没王法了?你知道这些学生都是啥人?是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甭说是你，出点啥事我都负不起责。”大队长一下子就被说蒙了。老杨又说：“你回去给社员解释一下，这几个学生留公社来处理。批斗会得是开上瘾了？谁都敢批斗，还想干不?”老杨转脸又对那几个民兵说：“背地枪还跑这么快，你几个知道这干的是啥事儿不?还不快走，等着我表扬呢?”一听是这话，几个民兵赶紧乖乖的跟着回去了。

一场风波就此平息。没有想到的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公社及时发現了这个问题，马上给有插队知青的大、小生产队长开了会，要求关注知青的吃饭问题，不能叫断顿儿，小队实在没粮就大队想办法，一定不能再出啥问题，这是政治任务。

从此，我们的日子好过多了。

惭愧的是，一直到离开生产队，我们都没把借的粮还给队上，不过，队上欠我们三人的一百多块工分钱，也就算了，生产队实在是没有钱。

自留地的故事

我们下乡插队的年代国家实行的是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土地和生产资料都归集体所有，生产小队就是最小的农业集体单位，农民的生活必需品都来自生产队的分配，一般不允许私人拥有土地。原先有诗曰:“……分田分地真忙……”，不过是权宜之计，是在战争时期特殊环境下的策略，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国家也不允许个人发展经济，一旦发现有人搞小动作，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但还有一点儿例外，就是生产队还给社员们分一点儿自留地，说是菜地，作为生活补充之用，其实绝大多数人都种了粮食。不例外，我们仨也分得了两块自留地。

那时候大家都生话艰难，收入少不说，什么东两都缺。粮食凭本儿定量供应，如果想在饭馆吃碗面条，买个馍，光有钱买不来，必须得有粮票。买布要布票，油要油票，其他还有棉花票、肉票、豆付票……，多了去了，离了这些票，你就没法儿活。

那时中苏关系交恶，互相攻击，社会上流传很多谣言，比如苏联逼债，等等，不一而足。记得还有一条，苏修攻击我们说，中国人民穷得四个人穿一条裤孑，根据是那一年政府只给老百姓每一个人发了两尺布票。谁都知道，二尺布是做不了一条裤子，一家要是刚好四口人，八尺正好能够一条裤子，帐倒也没算错。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国政府并没说这布票是用来做裤子的，而是说发这二尺布票是叫你买布用来打补丁用的，咋样，有水平吧?

那年头可能是因为国家太穷，所以提倡的是越穷越光荣，越像劳动人民。资产阶级才穿新衣服，所以穿新衣服遭人鄙视。我就有过这感觉，所以爱穿旧衣服，尤其是带补丁的衣服。我还爱晒晒太阳，尽量把自己哂得黑一些，甚至希望把手和皮肤弄得粗糙一些，像劳动人民，觉得才光荣。还记得小学有篇课文《陈秉正的手》，描写了真正的劳动人民，手像钢爪一样坚硬，又大又粗，曾令我十分羡慕。

社员们的日子过得普遍比我们强一点儿，虽然有多种因素，但会种地很重要。当然我们当时是很不服气的，心想我们能把地种得比他们还好。社员们那真是把自留地当成了宝贝，有点儿空儿就去弄，把地照料到极致。人勤地不懒，自留地一家比一家种得好，单位产量远远超过生产队的大田。

给我们分的自留地一小块儿在房后，很近，是平地，我们用来种菜。我们种了葱、茄子和莴苣。另一块儿大的在清油河对面很高的山坡上，站在街上远远地能望见，要走到跟前却很不容易，小路陡峭，崎岖不平。地很贫脊，一半是土，一半是碎沙石，干巴巴的，只能种红薯。

每年我们都抱着希望从门前的河里挑着水，咬牙坚持着挑到地里，精心地种上红薯苗，但由于浇水太费劲儿，下来就全靠天了。

在我的印象中没有过收获，秋季到挖红薯的时候爬上去，地里长着稀稀拉拉的秧子，拔起来一看，只有根，没有红薯。竹篮子打水一一 一场空。

房后的菜地在凯林的带动下我们进行了深翻，还狠狠地上足了底肥，几样菜也种得有模有样儿，长势不错。我们想起来就去拔草，浇水。葱种得最好，先挖了几条深深的沟槽，把葱苗栽到沟底，一边儿长一边儿培土，最后谷底变成了谷峰，长出了长长的葱白。

当地的农民种葱跟其它菜一样，种平地上，因为他们习惯只掐叶子吃，不在乎有无葱白。这个主意是潘维哲出的，他说见过关中农民都是这么种的。不愧是老潘，点子就是多，还懂这个。

说起老潘，那还是在初中时开始这么叫的，也不记得是谁起的头儿，一直沿用至今，当然現在倒是名符其实了。

这个称呼我另外还有个很深的记忆。

“文革"时期全国学生都停课了，有的在忙着闹革命，有的就成了“逍遥派”(大都是家庭成分不好的，不被“革命”就不错了)。我们是后者。我常去找维哲玩儿，一进他家院子就习惯地大喊:“老潘!老潘!”维哲父亲一边儿忙不迭地回声:“来了，来了”，一边儿掀开门帘儿往外跑，一碰面儿把我弄个大红脸，如此两次以后我才长了记性，去他家时再不敢这样叫了。我们的“老潘”只能在外面叫。

地里的菜虽然长势不错，可是都长起来后才发现，除了莴苣偶尔煮面条时能用得上，葱和茄子不知道怎么吃?因为没有油，没办法拿来炒菜。后来草就长得比菜还高，谁也没有心思再去管了。直到后来招工离开生产队的时候，我还特意到自留地去看了看，在荗密的杂草中，还能看到茄子在顽强地生长着，几垅葱还深深地埋在土里，应该说长得还是不错的。

我们的运动盛会

这几天我们在生产队干活儿的知青们，大都处于兴奋和期待中，为什么？因为公社给大家传达了一个大大的好消息，县上要举办一次运动会，愿意参加的到公社报名。谁愿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毫无疑问，一古脑儿全报了，只等着区上的选拔了。

我们到生产队不久，就成了真正的农民，拿什么样的工分，就干什么样的农活儿。基本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需小小的说明一下，不是日出而作，借用一下古话而已，实则每天天亮之前就下地或上山了，距日出至少还得半个时辰)。一般下午收工后再吃完晚饭，天就全黑了，待不了多大一会儿也就该睡觉了。干了一天的活儿都累了，再说也要省着点儿煤油。而社员们都比我们睡得更早，熬灯油也更少。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真不该叫生活，活着而己。

据说有过一个调查，问为什么偏远的农村，尤其是大山沟，老百姓穷得不得了，家里的娃还多的不得了，家家一堆娃，吃不上，穿不上。娃越多家越穷，家越穷娃越多，恶性循环。结果答案是，山区农村大部分不通电，文化很落后，比不得城市和交通好一些的地方，日子过得极其乏味，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穷得又熬不起油，天一黑只有早早上炕睡觉，结果你说………。这该怪谁?

商南县农村就属于这种情况。当地政府很负责任，意识到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以减轻农民负担。于是县政府号召，凡是家中已有几个孩子、不愿再生育的育龄妇女做绝育手术，由公社派拖拉机来回接送，并派出民兵一路护送到县医院。手术不仅免费，术后还给半个月的假期，队上按出工照记工分。由于宣传力度大，条件也优惠，很受大家欢迎，符合条件的妇女也都纷纷响应。因为孩子多拖累大也是农民们深感头痛的问题，当时也没有什么好的预防措施。有一段时间三天两头有拖拉机往县上送人。全国性的计划生育运动大约十年后才开始，而当地政府却早早下了手，回想起来是有远见的。咋说到这儿了？咱还说正题。

区上很快就下通知了，凡报了名要参加运动会的，都到区上参加选拔，不用说，大家都像赶集一样三三两两往区上赶。永青区在试马寨，距我们清油河十里地，但大家都走小路，能近一点儿，翻过两座山就到了。到了区上听领导一说才弄明白，运动会分两部分，前一星期是田径比赛，后一星期是球类比赛。两段加起来大约半个月时间。好家伙! 这么长时间，太诱人了!

我从小就野惯了，家长都忙着上班，没有那么多时间管我，我就跟巷子里的伙伴们疯玩儿。当时除了有时间，玩的条件也好。我家住大南门里的德福巷，同住一个巷子的大小伙伴多得很，光后来上到六中的小学同学就有张居仁、陈兴学……，女生何淑惠、李宝英等(当然，跟女子娃是不玩的)。

我们班同学在下乡前的肖像

每天除了上学，一有时间大家成群结伙就去爬城墙，翻到环城林上树拔槐花，拔榆钱儿，捅马蜂窝，下城河游泳，抓鱼，钓青蛙，逮蛐蛐儿……，啥都干，有时还去农民的菜地偷吃黄瓜，洋柿子，甚至跑到西北体育场的果园偷吃过苹果、桃。别的成绩不显著，倒是练就了一身的闲劲儿，能跑能颠。

记得在六中时如果有赛跑的项目，班上的4x1O0米接力赛就有我一个，第一棒潘维哲，第二棒权小平，第三棒郑学利，最后一棒是我。

由区上各机关和西安来的几个下放干部组成了一个小班子，一位区干部带头，负责选拔各项目参赛人员。先定参加田径的人员，我和维哲报了4xl00米接力跑，凯林报了竞走，其实他是个武林高手，摔跤项目经过专业训练，在西安时曾经把几个街道上的小混混摔得人仰马翻，俯首称臣。选拔组的领导不敢小觑我们这些西安市来的知青，也相信我们，同时也把话说的很明白，咱这儿地方小，条件有限，有些项目没法儿测试，大家量力而行，自已报了就算数。

我还报了扔手榴弹，带队说，这个太简单，报得人也多，得比试比试，挑一下。他把人带到一大片空庄稼地前，一个一个上前扔，每一个落点插上一根小树枝。有两个扔的比较远，用皮卷尺一拉，46米，一问才知道，都是复转军人，怪不得，练过。该我了，鼓足劲儿助跑几步，奋力一扔，眼看着手榴弹远远地越过最前面插的树枝，几个人跑过去一量，超过扔得最远的将近20米，惊呀之余还有疑惑，因为那两个转业兵又高又壮，整个儿比我大出一圈儿，看起来强壮得多。领队赶紧又拿过一个手榴弹递给我说：“来，再扔一个，叫咱再开个眼，部队上能扔出50米的人很少，像你这都够上当标兵了!”。扔了一次我心里已经有底了，使劲儿又扔了一个，比前一个还远一点儿，这下大家服了。领队特别高兴:“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两下，就你了，争取到县上给咱拿个奖牌回来!”皆大欢喜。

下来我和凯林犯愁了，咋样才能参加上球类项目比赛呢?这可是一个星期的好日子，非同小可。潘维哲乒乓球打得好，已经被选上了，李天福不用说，篮球队的主力，更不用说董红满，直接就是区蓝球代表队的女队队长。乒乓球我和凯林都不行，班上打得好的记得有薛望、范六零、张大雄等。篮球打得好的有买志良、李永荫、宋迎祥等，反正都是大个儿的专利。相比之下，我只能算作热心观众，最多能算爱好者吧。还记得女生也有跑得比较快的，接力赛好像有陈晓民、许淑兰灬灬，记不太清了。陆永霞好像体育方面没啥特长，但是歌唱得特别好，主要印象来自于在学校时的一次大型演出，她担任主唱和领唱，当时的场面在我的脑子里无形中定格了，忘不掉了。

老天饿不死瞎家雀，笨人有笨福。领队又宣布了一个好消息，还要组建一支足球队，谁行就来报名。这不是天赐良机吗？这儿又没有足球场，没法儿试，啥会踢不会踢？嘴上说会就会呗。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路？先报上名，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再说。没一个客气的，剩下的全报名了。

区领队可能也有错觉，以为这些大城市的学生，自然会踢足球，就全要了。可外人咋会知道，西安市六中就没有足球场，这些人没一个会踢正规足球的，都是冒牌。

大家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别提有多高兴了!

大家日思夜想的运动会如期举办，在大家三五成群地背着行李赶往县城的路上，还出了这么一个小插曲。

当时没有啥交通工具，因为缺钱也都没有坐车的习惯，可走到半道的时候，发现后面上来一辆卡车，上坡车速也不快，维哲反应快，决定扒车。为了不让司机发现，打算从后面上车。他先侧身让过车箱，然后从后面快速起步，准备去抓卡车的后箱板，没想到路面上有一层薄薄的泥水，再加上用力过猛，第一步就闪了一下，把右大腿肌肉拉伤了。偷搭顺车失败，腿还疼得不行，第二天举行开幕式时想向领队请假，但是怕被怀疑目的不纯，因为十几天的饭票己经领过了。无奈，只有坚持比赛。

这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同学大聚会，不光我们清油河，还有下乡到本县富水公社的许多同学也来了。县政府很重视这次运动会的举办，开幕式搞得很隆重，领导们还讲了话，一切都安排的井井有条。

会场设在县城关中学，因为只有那儿有个大操场。教室都腾出来住人，一律打地铺，我们几十个同学住一个教室。还记得挨着我一边儿睡的是老板(大名孙玉安)，每天晚上同学们兴奋得唾不着觉，五马长枪，天南海北谝得那个热闹，真叫痛快，过瘾!

还得说说伙食，对我来说这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知青们在生产队的生活怎祥?这是不言而喻的，连粗茶淡饭也达不到，基本没有菜吃，没有啥副食，油少的可怜，几乎是红薯糊汤一年喝到头儿(具体到我们队，糊汤能喝到头儿都是奢望)。繁重的农活儿极其乏味，单调的生活，还有远离故乡，举目无亲的凄凉，是我们这些插队知青的共同写照，谁也不比谁强到哪儿去，同学之间也就是最亲近的人了。

运动会的伙食在我们眼里那就相当于过大年，八菜一汤，鸡鸭鱼肉，米饭、大蒸馍尽饱吃，比在西安家里过年吃得还好。我觉得，到共产主义也不过如此吧?

在前一阶段的田径项目中，我和维哲同区上的两名选手跑了4xl00米接力，凯林的竞走也同我们一样，没有名次。只记得区上的一名选手“老业”在竞走比赛中拿了第一名，是穿着草鞋走的。听区上的人讲，“老业”是个天生的竞走人才，稍微受过专业指导，就脱颖而出，总能有所建树，还代表商洛地区到省上比赛过。他是个很有特点的人，只习惯穿草鞋，别的啥鞋都穿不惯。

原来我报的扔手榴弹被取消了，改成了掷标枪，我虽然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却与名次无缘。标枪我从来没摸过，拿到手里就别扭，使不上劲，怎么可能扔得好？我尽力了，问心无愧。凯临擅长的摔跤项目别人都不会，没有提上日程，不然光是这两个项目，我们队就能拿两个冠军。

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要能在这儿继续吃饭，不是我欠吃，没出息，我自认为大家的心思也都差不多。只是辜负了区领导对我们的厚望，真是对不起他们。说到底他们还是不够了解我们，高看了我们。谢谢他们，都是善良，厚道的好人。

好日子总是过得飞快，一眨眼，田径项目的比赛就结束了。许多没有球类比赛项目的人，包括我们一部分同学在内，只有打道回府了。我们是幸运者，可以继续过好日子。心中窃喜，无以言状。

虽然说我们谁也没有把比赛看得很重，但毕竟要上场子，脸面还是要顾的。不过无知者无畏，不就是用脚踢个球吗？想着也没啥难的，只是大家都不清楚足球比赛都有啥规则，这些得赶紧学习一下。不能去问别人，怕露馅儿，只能旁敲侧击，同学间互通有无，把各自能懂得的一星儿半点儿往一块儿凑，总算弄明白了一些最基本的规则，以及前锋是干啥的，后卫是干啥的，各人都往哪儿站，负责多大区域，等等。最难的是弄懂了什么叫“越位”，这是足球特有的规矩，篮球没有。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嘛!

我们永青区足球队的运气不好，一抽签，第一场就对阵县联队。人家县联队是啥水平？都是从县上各机关选出来的内行，起码是踢过比赛的(后来也是本赛事中的冠军得主)，听说人家队伍里还有几位体院毕业的体育老师。

我们心中暗暗叫苦，这不是明摆着要用鸡蛋碰石头吗?那还能有个好？到这会儿还有啥说的，硬着头皮上吧，愿上帝保佑。

比赛开始了，大家各就各位。嚯! 阵容倒不含糊，清一色的精壮小伙子，到底是大城市来的，个个气势不凡，如猛虎一般，引起全场一阵骚动。

事后得知，当时的绝大多数观众都着实为县联队捏了一把汗，看来这些西安市的“大学生”来者不善，怕是要叫县联队好好喝一壶了。

事后还了解到，当时那些县联队的队员心里也是忐忑不安，只怕是碰上硬茬儿了?要在全县人民面前丢脸了?

不知有没有，就怕一出手。一开球，我们这边的队员个个龙腾虎跃，扑向对方，拼抢凶狠，大约混乱了没有几分钟，突然形势逆转，被人家不知怎么搞的一脚把球踢进我方球门，再开球大家复仇心切，拼抢更凶狠，几乎全部压上去，各自的身份和站位瞬间不复存在，完全没有了章法，阵脚一乱被对方队员连连钻空子，打了几个空门。

上半场在混乱中结束了，赶紧总结教训，争取在下半场把输掉的三个球扳回来。大家都不服气，再战!

真是说着容易做着难，下半场还是不如人意，按说好的策略以攻为守，加强各自的站位。可执行起来却是不易，为什么?比如上去抢球吧?那就得离开自已的位置，球是满场子飞的，抢到啥时候该往回撤呢?不去抢吧，光防守等着挨打?那更不行。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的每一个队员，谁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结果是手忙脚乱，顾此失彼。

再说技术方面，那就没法儿提了。我们几乎就没有踢过足球，想当然而已，还真是把这球给小看了，一踢才知道根本不是想得那样简单。好不容易抢到球跟前，飞起一脚，本想着当然朝着对方球门的，球却不听话，飞得不知去向。有时候刚巧有一个好球，用尽全力踢过去，不知咋搞的，没有踢上，还把人闪的够呛。全场下来，我虽然是跑了不少路，却就踢了三脚，就有两脚踢空，腿根子疼了好几天。

有一个同学特别卖力，我记不清楚是谁了?他在对方门前抢到一个好球，可能太兴奋，也太用力，狠狠的一脚踢过去，球和鞋一块儿飞出去老远，还把自己弄了个人仰马翻，浑身是土，那狼狈样顿时把观众逗得笑成一团，真是把人丢大了。

这场实力悬殊的球赛很快就结束了，虽然是尽心尽力了，问心无愧，结果却惨不忍睹，七比零。其实应该是六个，有一个乌龙球我觉得不该算在数内，混乱中也不清楚是谁干的?弄到自家门里去了。技术如此，有啥法儿?

虽然是球踢的烂，输得惨，太不如人意，但若换个角度看，其娱乐效果和造成的影响却是空前的，足以让商南人民记住我们。現场的加油声、喊声、笑声连成一片，那热闹的程度，套用一个词就叫“欢乐笑翻天”。就算是我们知青用真情给商南县人民奉献的一场精彩演出吧。大家开心就好!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我们就是奔着友谊来的。

这场运动会过去了两年多以后(我后来在本县的铬矿工作)，还有一位城关中学的老师问我(他是当年县联队的队员)，你们当年的那场球是怎么回事儿?你们是不是都不会踢足球?我如实相告，确实不会，就没有踢过球。主要是想着来吃运动会的饭。我们在生产队不仅生活艰苦，单调，思想也苦闷，一直生活在被遗弃的阴影中。吃得实在太差，连像样儿的糊汤有时都没得喝。经常做梦都是在吃馍，吃席，忙活了一晚上也没吃到嘴巴里，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梦醒了。这位老教师对本地农民的生话状况了如指掌，同情地说，确实苦了你们这些西安娃了。

继七比零那场球赛后，我们又踢过一场，好像四比零吧。屡战屡败，真是无奈。但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哪里是来比赛的，我们是来聚餐的，是来改善伙食的，所以败球不败兴。

再说一些我不能不说的后话。大概是以此次运动会为主因吧，我们一些同学的运动天赋崭露头角，比如李天福、吕春芳、董红满，他们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成为商南篮球界几乎无人不哓的篮球明星，他们头上耀眼的光环不仅照亮了当地的篮球界，也促进了商南体育运动的发展，自己风光无限，也给我们全体在商南下乡的知青挣足了面子，使我们引以为荣。

应该感谢他们当年的辛苦努力和付出!

半个月的好日子很快就到头儿了，运动会要结束了。再遗憾也没有办法，没有不散的筵席。同学们互相告别，依依不舍，大家又要到并不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了。

还记得在闭幕晚会上我还和凯林表演了小节目，对唱《智取威虎山》的片段，凯林唱少剑波，我唱李勇奇。

还有一句后话，给我们三人发的十来块钱误工补贴，保证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煤油和盐的不间断。

在下乡被“再教育”的那几年，这次运动会就像是我们的一次盛大聚会，一个重大节日。其时间之长，伙食之好，同学们同吃同住之热闹，大谝特谝之尽兴，玩儿的之痛快，绝无仅有，令人难忘!

知青生涯土变陶（三）
我与红薯早有缘

【那些年我家粮本基本上都在别人家里转圈儿。最多时我家的粮食赤字在两个月左右，度过粮荒的救星就是红薯了。】

灶薪曲

我们在商南下乡的那几年，跟当地农民一样，做饭都靠烧柴禾，到后来才知道不光是农村，连县城也一样是烧柴禾做饭。因为地处深山，没有煤矿等其它能源，也只有靠山吃山了。

生产队分给我们仨一间队上闲置的小仓库当卧室用，套内面积约有十平米，刚够摆下三张单人床。由于本来不是住人的房子，所以没有窗户。两扇小木门关上后到处是一指宽的缝隙，不过这刚好能透气，不然那么小的空间里三个人睡一晚上，还不把人给闷死了。虽然透风，冬天很冷，但能忍住，因为风力有限，没有窗户不对流。还有一间厨房，比卧室要大一点儿，门口就对着灶口，烧火的人就坐在门内边儿上。灶台和一张架起来的大案板占去了房子三分之一的面积。房上应该是顶棚的地方架着一层包谷杆，上面可以堆放红薯干一类的东西，通风透气不会坏。但缺点是方便了老鼠偷吃，有红薯干堆在上面的时候，天天早上一进厨房门，就能看到地上有一层从上面漏下来的被老鼠啃过的碎红薯干，干瞪眼没办法，只有卖掉一些，然后和老鼠抢着吃。

不知为什么，当地很少有猫，只有少数人家养狗。小时候曾听到过这祥的说法，由于狗忠诚老实，还有些死心眼儿，能吃苦，适合待在农村，而猫聪明，脑子灵活，吃不了苦，所以适合住在城里，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我们的厨房是生产队社员刘叔腾给我们的，离我们住处很近，相距不到十米。

烧柴禾的锅灶很有特点，跟我在别处見到的都不一样。大锅是死的，固定在灶台上，这一点跟关中农村的一样，但烧法不同，不用风箱、扇子之类，而是用吹火筒。一根竹筒中间打通，一头儿钻个小眼，猛一看就是一根笛子，只是吹不响。这东西很管用，经常离不了，但也得会用。我们知青大部分开始不太会用，一不小心就把头儿烧着了，用不了多久就得换新的，后来这种情况就很少发生了。

灶还是比较先进的，中部有铁箅子，烧柴禾用，下部有进风口，同时也是漏灰的灶坑，灶坑口是可调的，如果需要较长时间的小火焖煮什么难熟的食物，可以先用大点儿的硬柴把锅烧开了，然后堵住通风口，根据需要少留点儿缝隙，利用剩余的火炭慢慢烧。而在需要硬火时则放开进风口，堵住进柴口，利用烟囱向上拔火。灶上的烟囱一直通到房外面。整个儿灶的表面都习惯涂成棕黄色，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是为了耐脏，还是这种颜料来得容易? 一直没把这个原因弄清楚。

刚到队上时做饭主要是靠烧麦草和包谷杆，因为我们啥都没有，场上只堆着这两样能烧的东西，也就没有多想，还有些理所当然。我们背井离乡来到这里，一无所有，生产队就是我们的家，不烧队上的，烧谁的? 总不能叫我们吃生的吧?

可时间一长发现不太对头，因为听到一些闲言碎语。有人说麦草和包谷杆是队上的，集体的，大家谁也不能动，我们知青不能例外，不能搞特殊。还说包谷杆是留着喂牛的，让我们这么烧，以后牛不够吃怎么办？听起来也有道理，是得想想办法，这不是长久之计。

凡事儿只要一上心，办法很快就有了。我们发现穿过公路，清油河的下游，离我们队三、四里远的农田里，躺着一个很大的没有人要的树根，可能是修地时费了大劲儿挖出来的，因为又大又重又没用就放着不管了，看样子起码也撂了一两年了。我们仨专门去看了看，这家伙躺在山坡下几块农田之间的一个土坎儿上，三个人心中窃喜，这不就是个活生生的大干柴吗？弄回去还不够咱烧个一年半载?

说干就干，趁着有一天收工较早，借了队上的架子车直奔而去。沟沟坎坎不好走，没路的地方就从田里硬往过拉。这都不是事儿，三个小伙子，抬都能把车抬过去。

兴冲冲地到了跟前一动手，才知道坏了，跟本抬不起来这个大家伙，心里暗喑叫苦，这可咋整？只见树根的底部陷在土里，支楞八叉，形状怪异，足在二百斤以上，抬不上车怎么办?三个人鼓捣了好一阵儿还是不行。

维哲突然想出了好主意，把架子车俩轱辘卸掉，平放到坎下，三人一起用力，硬是把树根给翻了上去。

得交待一下这架子车，车架底部中间位置固定有一根钢管，两个轮子各有一截约20厘米长的轴，用车时从两边儿一插即可。生产队的架子车平时只保管卸下的轮子，架子就靠在库房外的屋檐下，像个梯子似的。

只要树根上了车，剩下的就好办了，俩人抬高车把，一人把两边儿轮子插上，大功告成!

往回拉的时候天已经麻麻黑了，正是人们吃晚饭的时间，不管是不是路，反正也看不清楚，硬拉就是了。遇上地软，轮子陷进去，或是上个土坎儿，实在拉不动，就凯林在前，我在后，维哲专门用手扳轮子。同心协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是弄回来了。暂卸在房边儿上的一块空地上。时间掌握得刚刚好，神不知，鬼不觉，这个大树根就算是我们的柴禾了。

第二天，我们借了房东的大斧头，打算先把这树根破碎了，堆到厨房慢慢烧。没想到一斧子下去就发現小看这家伙了，怎么了?根本不吃硬！这可能是个老柿子树的根，使尽全力砍一斧子，人家纹絲不动。若是顺着木纹砍，不仅不裂开，倒是把斧子深深地夹在木头里，急忙也拔不出来，一点儿砍开的迹像也没有。三个人轮流上阵，弄得都是满头大汗，也只是砍下来边儿上的一点儿碎木屑。我们不由得心里嘀咕，这回算是遇上硬骨头了，明明是一块儿大肥肉，却吃不到嘴巴里？这树根同我们想像的不一样，木头再硬不怕，它有碴儿，顺着碴儿可以夹楔子，一点儿一点儿往开破，现在是前后左右都砍遍了，只有砍印儿，没有裂缝儿，弄得是老虎吃天，没处下爪。

几个邻居发現了，过来问咋回事儿?从哪儿弄来这么个大树根?我们如实相告，是在上游的地里发现的，扔了几年都没人要的。生产队长也过来问了情况，说我们这么干肯定不行，那不是没有人要，一定是哪个生产队的，从地里挖出来不好处理，又没法儿破开分给社员，所以就在地里扔着，这是集体财产，烂到那儿可以，私人不能动。

我们当然置之脑后，管他公家私人，总比烂在地里强，再说，不就是个烂树根吗?  这么难破，给谁谁还不一定愿意要呢!

万万没有想到，还真让队长给说着了。没过两天就有人找上门来了，说我们拉的是他们队的树根，他就是队长，已经把这事儿报告了大队，大队发话叫赶紧给送回去，就不追究了。真是窝囊，这么个破树根，扔了几年没人要的东西，还叫人告到大队了，再不送回去还不得给告到公社去?我们可不想把事儿闹大，我们是来插队落户的，说不准在这儿得待多久，不是想走就能走得了的，是孙子，谁也惹不起!

为了尽快平息此事，我们不敢怠慢，当天下午，还是拉回树根的那个时辰，我们仨悄悄的又把这个“祸根”送回了原地。

咱们知青都是经历过“文革”洗礼的，有些事儿还真把人给弄糊涂了? 公家的东西是东西，私人的东西就不是东西了?我拉走了生产队集体的东西，不得不承认，是我的不对。但“文革”时我们家被父亲单位的"造反派”抄查过，那是因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而这些问题早已在“文革”前有了结论，完事儿了的。且不说没有抄出来任何“罪证”，只拿走了存折、现金，毛毯和一个挂鐘等等比较值钱的物品，跟本就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打劫么!  从那以后我开始明白课本上的“土匪”和“无法无天”在现实生活中是个什么样子。有讲理的地方吗？公家到底是谁？人民到底又是谁？想收拾你的时候可以用“法”，想收拾他的时候又可以用“砸烂公、检、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人说什么好？我该相信谁？我就拉了个破树根怎么了?

我特别敬爱一位真正的伟人，邓小平。是他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勇气拯救了国家，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是他解救了人民，改善了人民生活，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他是我们全家，也是我的大恩人，是他的出現和努力，让我的父母重见天日，得以在晚年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也一扫压在我心里多年的阴霾，心灵得以解放，逐渐回归成一个敢于独立思考的正常公民。我们永远怀念他。

我们在队上那几年做饭时有个自然的分工，烧火主要靠维哲。可别小看这活儿，不是那么简单。有一段时间我们主要烧队上的麦草做饭，经常不得要领，尤其是遇到了阴天下雨，从麦垛上抽回来的麦草发潮就更难烧了。往往是一边填草一边吹，总是冒烟不起火，再加再吹，还是不起火，浓烟滚滚，呛得人泪流滿面，正在手忙脚乱地努力吹着，却突然“轰”的一声，火苗子从灶膛里窜出来老长，吹火的人头发、眉毛一下子就全被火燎了，赶紧用手打，但为时己晚，眉毛、头发都不能幸免。我都经历过几次这种情况。凡是烧过麦草的人，恐怕都清楚，不好弄。

烧火首先要会省火柴，练到只用一根火柴就能一次性地把火生着，因为在农村每一根火柴都很宝贵。其次是能根据需要掌握好火候，啥时候要大火，啥时候要小火，要会节省柴禾，用最少的柴禾把饭做熟。再者还要会烧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比如半干半湿的包谷杆儿，甚至狗骨头也能烧。（那是有一天刚吃完晚饭，厨房的门被轻轻撞开，钻进来一只白灰色的狗，一看就能肯定不是我们三队谁家的，不知道是从远处啥地方跑来的野狗。农民们说有的野狗偷吃猪食，可打可杀。我们也是很久没有见过一点儿荤腥了，真应了一句话叫“穷凶极恶”，别怪我们心狠，怪只怪你进错了门。没有多想就套住了。当晚就煮好了一大锅狗肉，三个人没敢声张，美美地吃了好几天。狗骨头也没舍得扔掉，当成柴禾烧了。)

记得当地有一种树叫“木籽树”，特别好烧，甚至刚刚折下来的新鲜枝叶都能夹在别的柴禾中烧着，油性特别大。树叶形状类似女贞子树叶，绿油油的。也像女贞子结籽一样，结一丛丛的白色小硬籽，籽的外面包裏着一层腊，当地妇联会把腊收集起来弄成一坨，纳鞋底时蹭在线上用。此树木质坚韧，细密，是做案板的好木料。离开商南以后，我还在汉中地区待过约四年，至今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再见到过这种树。

有好烧的，就有不好烧的，或者说不敢烧的。其它队有个同学烧火做饭时不知怎么把漆树枝混进了柴禾里(漆树，尤其是干树枝不好认，吃它亏的人可不少，别说是烧，碰一下都不行，叫你吃不了兜着走。我也体验过，真遭罪)。第二天脸肿得有脸盆大，眼睛挤在一起睁不开，身上还有其它部位就不说了，奇痒！叫人坐卧不安。严重的要打针，吃药，直到流完黄水，收缩结痂，最后连痂带皮脱去一层，才算好，得美美地受半个来月的罪。不过脱过皮的脸要比美容的效果好得多，像刚刚剥了皮儿的煮鸡蛋，又嫩又新鲜。这当然只是说脸上部分，其它部位更是痒痒的出奇，直叫你哭笑不得，只能紧咬牙冠，也得把罪受够才能好，因为位置不好细说就不说了，谁挨过，谁知道。

我们每次做饭时维哲烧火都尽心尽力，一絲不苟。要么是饭好火灭，刚好!  要么是掌勺的说一声“好”，他马上把大点儿的柴撤出来用水浇灭，晾干下次再用，一点儿也不浪费。把节省柴火做到尽善尽美，是由于柴禾得来的太艰难了！我们仨砍柴的经历，几乎是一种魔鬼训练。

伐薪记

捡树根的便宜没干成，再烧队上的麦草或玉米秆也不合适了，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跟农民们一样砍柴度日吧！

砍柴可不是个小活。我们学不来当地农民见缝插针，得空儿就能翻山越岭跑个十里八里去砍一担毛柴回来。我们上山和砍小树枝的本事远远不如他们，担一担百十斤的湿柴走那么远的山路，那可不是好学的。附近山上能砍的柴早就砍光了，与其费那么大的劲儿去挑一担湿柴回来，不如干一票大的，干脆跑得再远一些，拉几车干柴回来，最好一劳永逸，能管几年。

经过进一步了解，我们基本上有了计划。顺着清油河街向北，连接着一条通往国营林场的简易公路，也就是原始森林的封山口，距我们有七、八十里路，实际上不用走那么远就己经没有人烟了，荒山野岭上因各种原因枯死的大树有的是，想砍大柴、干柴，就去那儿。

由于路途远，去一次得请假打整功夫，躭误挣工分不说，一般也不准为专门砍柴而请假，所以也很少有人去。(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所谓的干柴、大柴，都是指干枯的树枝而言，不包括树杆)。

出发前我们做了充分准备，先借好队上的两辆架子车，把车胎都打足气。再把家里现成的黑面全部烙成锅盔(为了多出面粉，就少出麸皮，面就黑)，足够一天吃的，灌足了凉开水。我们预计，晚上出发，不慌不忙走到天亮，走个五、六十里应该是没有问题。找个合适的地方就上山，砍到下午差不多了就装车，马上往回拉，顶多也就回来的晚一些，那没关系，就这样!

傍晚天刚刚黑，三个人轮换着拉着两辆架子车，兴冲冲地跨着大步出发了。绝大部分公路都是沿着清油河蜿蜒向北，在这万籁俱寂的月光下，只有哗哗的河水声伴随着我们仨，一路上说说笑笑，一点儿都不觉得累，说到高兴处甚至还合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半道上发现路边儿一户人家的房檐下挂着一排正晾晒的柿砣，悄悄的上前摘下来两串，边走边吃，由于晾的时间还不长，特别稀软，味道要比做成的柿饼好得多。

走着走着天就开始麻麻亮了，觉得也走了不少路，差不多了。三个人都注意观察，很快就发现了一处不太陡峭的坡口，先派一个人上去侦察一番，不大一会儿就有了回音：“可以，上来吧!”我们把车子靠到路边，带上斧子和砍镰就往上爬，汇合后又继续往上。这时天已大亮，到了高处放眼四看，“哇!”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好很多。只见密集的槲栎树林中果然有许多死树，东倒西歪，有的已经倒下了，有的倒在别的树上靠着，当然，也有比较坚强的，顽强地矗立着不倒，谁也不靠。看样子它们都是干死的，树根都露在外面。当地的山是石山，经长年风化后表面虽然有土层，但不厚，树木靠扎根在薄土下疏松石缝中生存，遇到大雨冲刷或刮大风，位置占据不好的树就很难生存了。不管这么多了，现在这儿就是我们的伐木场了。

此槲栎（huli音胡力）树当地人发音“花里树”，我们也跟着这么叫，其实在西安大家叫它青冈木，木质坚硬，用途广泛，也是烧木炭和生木耳的主要树种。树枝烧火好用，耐烧，当地的山上大多都长着这种树。

砍树这活儿想的和实际干起来不是一回事儿，不像砍活树，还能好一点儿，可现在是砍枯死的干树，难度大得太多了。尽管斧子在家磨的飞快，用力砍到树上才是个浅浅的小口儿，使再大的劲也砍不深，还夹斧头，实际根本也不敢甩开膀子抡，因为手生，没准头，怕砍空了会有预料不到的其它后果。只能是上头砍砍，下头砍砍，围着树转圈儿砍，按步就班才最有效果。这样一来就费时间了，别说太大的，就专挑小碗口那么粗的，一棵树不知道都得砍多少下?   双手很快就磨得全是泡，两条胳膊震得又酸又疼。

好不容易砍一棵，还得砍去全部树枝，因为按既定方针，我们只要树杆，这样好装车，也能多装一些，所以枝子全部放弃。

开始都干得猛，争先恐后，一刻不停地干，很快一上午就过去了。匆匆忙忙下去吃饼，喝水，歇都没歇就爬上山接着干。下午不如上午效率高，越来越力不从心，老半天弄不了几棵树，但谁也不敢停。  三个人心里都明白，这就叫“逼上梁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再苦再累也得咬紧牙关抓紧干。想想出发时的雄心壮志，要想给自己，给大家一个交待，眼下就俩字：拼命!

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尽管是紧赶慢赶，紧锣密鼓地跟时间赛跑，可眼看着天马上要黑了，还没有运下去一根呢，这可咋办?三个人也已经精疲力尽，实在干不动了，天再黑些就不好下山了，无奈，先下山吧，明天再说。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山脚下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小的破庙，能背风挡雨的墙角儿还有干草。感谢上苍眷顾我们，赐予我们的住所，就是这儿了!

干粮没有多少了，肚子早就饿的咕咕叫了，一顿吃完。顾不上腰酸背痛，满手血泡，倒头便睡。

高山峻岭间，群山环抱中，寂静得像与世隔绝一般，三个人都累坏了，连做梦的力气也没有了。

突然醒来睁不开眼晴，明晃晃的天己大亮，坏了!咋睡得这么死?赶紧先看架子车，好好的，两辆都在，虚惊一场。想来也是，在这荒无人烟的大山深处，除了我们仨，鬼都不一定愿意来这儿过夜，谁还会到这儿来偷车?

没有吃的了，把水喝完，带上绳子就又上山，得抓紧时间。砍成的都是长树杆，没法背着走，前后都是树，挡得走不成，只有硬往下拖，想办法拖到坡边儿往下溜。树丛杂草茂密，地面凹凸不平，其实也溜不下去，就前边儿拽拽，再后边儿脚蹬手推，一根一根往下运，困难重重。每个人衣服，裤子都被树枝挂得稀烂，脸上，胳膊上，到处都划出血道道，我上衣的一只袖子也弄得不知去向了。难怪当地山民一年四季都习惯打着绑腿，成天上山下山，有多少裤子也不够挂的。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个人齐心协力不到中午就完成了任务，把山上砍成的树杆全部运了下来。马上装车，紧紧地绑好。好家伙！美美两架子车，都是三米多长，粗细均匀，整整齐齐煞是好看，每车都有千斤以上。那心里的滋味：酸、甜、苦、辣、咸!

三个人轮流推，拉，马不停蹄地往回赶，虽说是忍饥挨饿，但也进展神速。肚子越来越饿，身体发软，两腿开始打颤，头上直冒虚汗。实在撑不住就停车，到路边的河里喝一肚子水，喘口气继续走。坚持一阵子觉得不行了就停车再喝水，越走越慢，觉得水喝得越快饿得更快。坚持！再坚持！大家都记着凯林说的，人一下子饿不死，最多饿昏，但不能脱水，严重了就会送命。一路上都不知流了多少汗，河里水有得是，不能守着河叫人脱水，说出去叫人笑话。

真是祸不单行，正当我们忍着饥饿拼命前进，一辆架子车的轮胎“嘭”的一声爆炸了，把我们三个都震蒙了。这可咋办？还有少一半子路呢。正踌躇间维哲想出了办法：车轱辘不是活的吗？卸下坏的，用剩下的三个轮子来回倒腾，不就能继续走了吗？办法倒是能行，只是把人更累得要死。

这时候想啥也没用，能往前多走一步是一步。三个人先把一辆车拉出去一段距离，撑起来卸下一只轮子，装到后面一辆车上再拉过前面车一段，撑好了再返回，周而复始。

这条简易的公路是专为从林场往外运木头而修的，进山上坡多，出山下坡多。我们空车进山没有觉出什么，再出山拉着重车，加上饿着肚子，到后来那真是饥饿难耐，累得头昏眼花了。有时难免遇到有点上坡，那真是寸步难行了。在一段长坡的中间，往上拉第二辆柴车时，终于再也拉不动了，喊了两次“一、二、三 !”车子还是纹丝不动。我当时只觉得浑身打颤，头冒虚汗，别说推车了，要没有车帮子扶着人恐怕都站不住。凯林先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叫维哲赶紧找东西先垫住正要下滑的车轮，然后商量说，看样子咱都不行了，得重新想办法。前方远处的路边儿己经能看见有人家了，马上决定，撑好两辆车，先到那户人家去看看再说。

这户人家当时只有两口子在，约莫都有四十来岁，一问才知道这里是两岔河公社所在地，离清油河公社还有十几里路。这十几里路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可望不可及了。我们赶忙说明情况，希望能得到帮助。男主人一听是下乡插队的“大学生儿”，又见我们浑身上下弄得如此狼狈不堪，非常惊讶:“为了打个柴禾，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并立刻动身去公社按我们说的给清油河公社打电话。女主人也答应马上做一锅面条，先吃饭!

我们仨则并排坐在灶台的一侧，靠墙歇着，都是半死不活的样子。

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汤面条做好了，女主人还往里放了莴苣叶子。他给我们仨一人盛了一碗，还说：“慢慢吃，烫嘴”。顾不上客气，也没有感觉到烫，一碗接着一碗往嘴里倒，女主人不停地给我们轮流盛饭，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喝面条的“吱溜”声。男主人回来了，说电话打过了，对方说马上来人接我们，我们赶忙道谢。正吃着女主人突然说：“没有了，面条吃完了”。三个人正一门心思，吃得满脸是汗，一听这话都一时愣住了，还没吃出是啥味道呢，怎么就完了？因为三个人一直坐着没有动，顾不上，也看不到锅里的情况。

这一停下才发现不大对劲儿了，先是感觉嘴巴火辣辣的疼，一摸，一看，三个人的嘴巴己经被烫得全是水泡，面目全非了。接着觉得自己肚子胀的厉害，像马上要炸开似的，叫人喘不上气来。我转头想说句话，却觉得嗓子眼里有饭要流到嘴里，马上不敢动了，这如何是好? 这时只听凯林小声说：“都不要说话，不要笑，也不要动，胃穿孔就完蛋了。”由于肚子都胀得要命，早己靠不成墙了，只能是静静的端坐着不动，屋里只有短促的喘气声。还听見屋外女主人对男人说话的声音：“快到路口去等着接人去，这几个大学生肚子撑坏了，一个人吃了七碗………。”

天黑以前，接应我们的同学赶来了，有王卫国、俞启宏、张玉梅、肖西玲、刘有荣、龚丽兰，不知道对不对？也记不清楚还有谁? 当时头昏脑胀，自顾不暇，已经任人摆布了。

是清油河公社的老杨接到电话后通知了他们，又互相转告赶过来的，还骑了一辆自行车带了一个架子车轱辘，几斤面也带来了，还给了那家好心的山民。

千恩万谢后，我们告别了这户人家，在同学们的搀扶下来到路边，他们已经找到了两辆柴车，七手八脚把我们都弄到架子车和自行车上，一车带一个。我是爬在一辆柴车上，到家的时候天都黑好一会儿了。

我们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惊动了三队的社员们。大家都知道这几个“大学生儿”到山里砍柴去了，走了几天不见回来都在担着心，听到消息提着灯来帮我们卸车。我们仨己经彻底狗熊了，直接就躺到了床上。

那几天有同学来看我们，队上的社员也不断有人来探访，生产队长看我们弄成这样，也心疼地说：“这几天队上活儿不急，你们不忙上工，好好的歇几天。”

柴禾都竖着靠在屋外的一个墙角儿，好大的一堆。社员们来看了都啧啧称奇，说这那里是柴禾，每一根都是有用的木料呀！还是“大学生儿”有本事(其实所谓的木料并不能視为可以做傢具，不够尺寸。但也不同于一般的柴禾，可以用来搭屋子里的阁楼，搭猪圈，做架子车和锄把等等，总之是可用之材)。

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不断有人来换我们的木头，他们用两捆，甚至是三捆柴禾换走一根，嘴里还直说对不起，亏了我们了。善良、朴实的商南村民。

大部分树杆被换走了，换来的一捆捆柴禾整整齐齐地在墙角儿码成高高的一堆。我们把剩下的树杆搬回厨房，在顶棚上架成一排。再后来，一直到我们仨被招工离开三队时，架在屋梁上的木头还有几根吧？没有被换完的，留下给房东作纪念了。

我与红薯早有缘

红薯是商南农民的主粮，一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靠吃红薯。秋季吃刚收获的鲜红薯，冬季吃窖藏的鲜红薯，春节后煮吃晒干的红薯片。总之，红薯几乎是一年两到三季的主粮。我们也入乡随俗，如此生活。其实这对我也许不算太难，因为我在西安时就曾被迫把红薯当主粮了。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居民吃粮都是定时、定量供应的，每家都有一个粮本，家里几口人，每人定量多少，粗细粮搭配比例是多少，都写的清清楚楚。每次买粮买走多少细粮、多少粗粮也都有详细记录，本月有结余可以挪到下个月继续买，但本月买完了就要等到下个月的买粮日才能再买，提前一天也不行。由于那时家里买粮我是主力，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家粮本的买粮日是每月的6号。我每月的定量是27.5斤，到上高中时调高到每月定量30斤。

我家住在德福巷39号，向南走再向东拐一点儿，到湘子庙街口就是粮店，不远，也就是三、四百米吧。在我的记忆中家里的粮总是不够吃，可能与我家男孩子多有关系?每月都是不到6号的买粮日就没有粮吃了，只有借。我家住的院子总共有6户，其余5户的粮我家都借过。先借人家的粮本买回来一些粮不至于断顿儿，同时要把自家的粮本拿给人家，到买粮日好让人家买走我们所借的数量。院子有两家经济条件好的户，愿意用两斤粗粮换买我家的一斤细粮。虽然我们要多吃一些粗粮，但确实帮了大忙，粗粮也是粮，总比没的吃强得多。政策规定粗粮占总数40%，估计我家要吃到60%以上。我们弟兄几个越长大越能吃，“半大小子，吃垮老子”，那些年我家粮本基本上都在别人家里转圈儿。最多时我家的粮食赤字在两个月左右，度过粮荒的救星就是红薯了。

说到红薯，当时的粮食政策是一斤粗粮顶5斤红薯，这是大家公认很合算的，尤其对我们比较缺粮的家庭来说更是如此。所以在有红薯供应的季节，我们从来都是竖着耳朵的，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打探到消息，争取不错过每一次粮店卖红薯的机会。弟兄几个我是老大，买红薯的任务也主要靠我来完成。天不亮就去排队，有时粮店开门前两个多小时就有人去排队了，可见当时缺粮的人家不在少数。冬天天亮的晚，我还记得有多少次我借着路灯排队，长长的队伍有时有好几十个人，一般早来排队的都能买得上。但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粮店来的红薯少，还没轮到你红薯就卖完了，白排一回队，没办法，只能叹口气，想着下一回要来的再早一点儿。

我家每次都买回大麻袋一袋，或者一袋半，好几百斤。弟兄几个或借架子车拉回去，或是一趟一趟往回抬，家长有时也参与，反正挺不容易的，因为那时我们还小。

运回来的红薯都堆到一个墙角儿，每天先拣不好的或有伤的吃。天天一顿红薯饭，一直到把这堆吃光为止。主要有两种吃法，小点儿的直接蒸着吃，大部分做红薯拌汤，往煮红薯的水里拌上点儿面粉即可。用细包谷糁拌拌汤的情况很少。西安粮店供应的大都是粗包谷糁，只能单熬着喝。

红薯作为商南农民的主粮，很重要的储存方法之一是靠薯窖。我们也不例外，队上给我们分配了一个旧薯窖。

在清油河对面的一面山坡上，顺着河岸有很长一段天然形成的土坎儿，像一级很长很大的台阶一样，我们三队的红薯窖一字排开，一家挨着一家，都挖在那个大台阶上。这块地是我们三队的，我们仨的大红薯窖正好正对着我们住的对面，刚好能看清楚。取一次红薯很方便，提个筐从河中的列石上走过去即可，但一次至少得去两个人，一是一个人搬不动盖窖口的大石板，二是一个人在下面装，一个人用绳子往上吊。由于很方便，一次不多取，怕冻坏。取出的红薯堆在厨房里，厨房到处漏风，跟屋外一样冷。

得说说这个红薯窖。由于红薯是当地社员一年中分口粮时占比例最大，也是一年内赖以生存的主粮，所以储存红薯是个严肃而又重要的大事情，这直接关系着一家人的饥饱。

我们仨的红薯窖是生产队去年刚刚废弃不要的一口老窖，就给了我们用。队上嫌这口窖已用了多年，每年洗一次，越洗越大，口部也有坍塌，就不要了，重新挖了口新窖。我们不会挖，就只有先将就着用。根据队长的吩咐，依照红薯窖要每年洗一次的惯例，我们仨也把窖认认真真地洗了一遍。其实所谓的洗窖就是要把窖里凡是表面裸露部分统统刮掉一层，全部露出新土层，我们知道这是个严肃认真的事情，打不得半点折扣，三个人整整铲了两天，最薄的地方也铲去一寸厚，光铲的土就堆了一大堆。万事俱备，只待窖藏红薯了。这样的认真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回报，我们当年存储的红薯保存得相当好，不仅自己吃了较长时间的鲜红薯，还为生产队的种子薯立了功。

蒸煮红薯之前要清洗，把半篮子红薯洗干净本不易，特别是秋冬季天冷时，但其实我感到最快意的也是干这个活。我们的住地在河边儿，老乡教我们在河水里洗红薯的方法是：提一个缝隙比较大的篮子，装上红薯直接放到河水里，另一只手拿一截带根须的包谷杆在篮子里上下鼓捣，一边抖动篮子，河水的流动很快就带走全部泥土，红薯洗的特别干净，红皮基本全部被摩擦掉，显出红里透白，煞是可爱。即使冬天河面结有薄冰也可以这样洗，因为跟本就不用碰凉水，手是干的。

种植红薯的艰辛

红薯之所以是当地农民的主粮，是由于红薯的成长对土地条件要求不高，耐旱，坡地就行。但红薯的栽种却并不轻松，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每年开春到了快种红薯的时候，生产队首先就要各家各户把大水桶都收拾好，因为都用的是木桶，需要加固，维修，保证用时不出问题。并且把猪圈的肥料都起出来，运到每块儿地的边儿上，随用随取，还要组织妇联会前一天晚上把合格的秧苗准备出来，第二天用。

种大田红薯之前，每个生产队要根据所需要的用量把秧苗务出来，这是一项技术活儿，秧苗的好坏和数量直接关系每一窝红薯的长势和产量，进而决定每亩地的总产量。好种子才能长出好庄稼，足量、茁壮的秧苗是获得高产量的第一步。

选一块儿比较背风，向阳的好平地，厚厚地施上一层牛圈起出的有机肥，然后把从地窖里挑远出来的红薯整整齐齐地摆上一层，在红薯上再盖一层牛粪和土的混合物，然后就等着发芽。长到约20厘米左右即可，采集起来尽快栽到大田里，天天采，天天栽，直到大田栽完，秧苗也基本用完。

看似简单的务秧苗实际技术含量很高，必须由最有经验的老农指导进行。红薯一般选中等大小，品相不错的。伤的、坏的不用。因为大的留着食用或晒成干儿，当母种用有些浪费。而太小的又怕先天不足，出秧苗太少不说，还会影响到下一代发育不良，所以用中等大小的最好。至于该用多少种薯?什么时候开始务秧?如何防止烂秧和保证出苗率等等，都是靠经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种红薯虽比不上夏收龙口夺食那么紧张，但也不轻松，由于生产队绝大部分地是山坡，只适合种红薯。少数缓坡地和平地可以种点儿小麦、包谷之类，而小麦和包谷虽产量少却是交公粮的主力。交完公粮所剩无几，只够勉强过度一下。真正要吃大半年的主粮就是红薯，是重中之重。每个生产队也都十分重视，收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生产队每个人的吃饭问题。我们作为"十分劳"自然是责无旁贷。最累的活之一，大约就是从河里挑水上山坡了。

到了要种红薯时，一部分人先把坡地垅成水平方向一条一条的，像台阶一样一层一层的直达坡顶，这是为了能在下雨时多挡住些雨水，保墒。一部分人在垅上按一定的间距刨出一个一个的土坑儿，并在每一个坑底儿撒一把猪圈肥作为底肥。这些活主要都是由妇联会来干，直到把秧苗栽上并填上土为止。下来就是我们十分劳的事儿了，每个人挑两大桶水顺着地垅沟走，由另一人每棵秧苗浇一瓢水，就算完成了种秧苗的任务。就这样一块地一块地，得干好些天，不管地多远、坡多高，都要从清油河把水挑到地里。每担百十斤左右的水，远的要走好几里地。都是斜坡小路，弯弯曲曲，一路上没有可以放担子休息的地方。说实在话，长这么大没有受过那个罪。一天下来肩膀就肿了，手一碰都疼的不行。晚上用毛巾凉水敷，第二天再接着挑，三个人互相鼓励着"再坚持几天红薯就种完了"，拿着十分工就得咬牙挺住，不能叫人小看了"西安娃"!

为了增加红薯产量，我们还经历过政府推广“红薯下蛋”的兴衰事。

当时根据上级指示，要推广红薯下蛋的新型种植方法。其做法是不用传统的栽种红薯秧苗，而是直接用小红薯块作种子，挖一个大坑，直径一尺五左右，深约二尺，坑底施足底肥，填土后上面直接栽一个有发芽点的小红薯块。经过小块地试种，这种方法确实比秧苗本事大得多，能够下一大窝大“红薯蛋”，每窝总重都在10斤以上。科学种田运动中期，县上为了鼓午士气，扩大宣传，还举办了科学种田成果展览。我们下乡在商南的西安六中学生，大部分都去参观过。有几个女同学直接就是展览会的主力讲解员，有张玉梅、张季梅、郝振荣、赵仲英、焦保芬。因为当时商南县是贫困山区，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会讲标准普通话的人很少，这几个女同学那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训练有素、声情并茂的讲解，不知倾倒了多少参观者。她们当年的风采，像一道亮丽的风景，大大地提升了整个展览会的品位，扩大了宣传效果，令多少人留连忘返，把展品看了一遍又一遍。

女同学村口留影，1970

我们在展览会上见到的最大的红薯蛋有28斤，像个大西瓜那么大，猛一看确实挺吓人的，我还专门用手细细地摸了一遍，心里想这个大家伙要是做成红薯糊汤，得够多少人吃一顿?

用传统的栽秧苗方法一窝红薯也就是结个三、五斤左右，看来还是红薯下蛋这家伙厉害，是个好办法 。

虽然各级领导开会提要求，甚至下硬任务必须种多少亩，等等，但最后却都成果不大，遭到了广大农民的暗中抵制，原因是试验田虽然成功，但实践起来却得不偿失，费工、费料、费地，总体上看，其亩产量还是赶不上传统的方法高。最后这个轰轰烈烈的科学种田运动虎头蛇尾，"下蛋"的事儿也销声匿迹了。

科学种田还有一个事是发明了一种药水儿叫"九二O"，抹到植物上能增产。这我倒是见过，抹到菜叶子上，这片菜叶就长得明显比别的叶子大。后来也不知所终，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啥问题?

收储红薯有讲究

收红薯是一年中最大的事情之一，战线长，时间久，东一块地，西一块地，一般挖的红薯装背篓后直接过秤、记数后就背回自家，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红薯弄出伤来难保存，自然就会多加小心。再者，每块儿地挖出的红薯质量高低不等，队长每天、每次安排哪些人，去挖哪块儿地，都有一定考虑，要好坏搭配，尽量做得公道些。别看一个小小的农村生产队，那队长要是没点儿真本事，还真干不了。

计划经济时期上级好像啥都管，每个生产队应该种哪几种农作物，每种作物种多大面积，占本队总土地面积的比例多大，都有计划、有规定，小队说了不算。因为土地有限，交公粮优先，一粒儿也不能少，所以社员要想吃上饭，就得尽量多种能高产的红薯，因为只有它适合在山坡地种植，产量也高，因此红薯自然就成了农民赖以生存的"主粮"。

挖红薯其实是个好活儿，我特喜欢干，并对每一窝红薯都有好奇的期待。这是个需要点儿眼力的活儿，挖前的瞬间就要估计出这一窝儿红薯的大致范围，一般是根据露出地面的秧子来判断，但也不全靠这一点，还真说不太清楚那感觉。如果判断失误，把人家小看了，一锄头下去，把红薯挖烂了，那是最丢人的事之一。也有鼓个大劲儿准备挖一窝儿大的，却叫人大失所望，出来一窝小的。要说也没啥大技术，只是在两边儿先各挖一锄，把中间孤立出来，中间抄底儿一锄往边儿上一翻，这窝红薯就暴露无遗了。一窝儿一个样儿，一窝儿一个惊喜，各不相同，都是我们的宝贝疙瘩。

红薯是用背篓背到场上，及时过秤分给社员，场上不留。收红薯与包谷不同的是要轻拿轻放，尽量避免任何损伤，连表层的那一层薄薄的红皮也别伤着，因为有损伤就难保存了，造成浪费。

及时把难以保存的鲜红薯刨成片并晒干，是收红薯季节最重要的另一件大事，因为这相当于给全年储存干粮。一旦薯窖的红薯吃完了或存放失败，就全凭煮薯干当饭吃了。我们当然也不敢怠慢。

我们仨第一次在生产队分红薯是个大丰收年，陆陆续续背回来好几千斤，那些天把人忙得团团转，经常跟社员们一样要忙到后半夜，甚至干到快天亮。干什么呢？晾晒红薯干。把分回来的红薯直接分类，特别大个儿的和有伤的分一类，晒成红薯干，好保存。把小的和一部分破损的堆在厨房一角儿，一边儿每天吃，一边儿根据多少把吃不及的蒸熟后，摆到屋顶上晒干，当地人叫"红薯妞儿"，好保存，不易坏，可以当干粮或零食，很筋道! 好吃 ! 

晒红薯干儿的工作都是当日事当日毕。该晒干儿的红薯事先就堆放到河畔，然后就一筐一筐先在河里把红薯洗干净。这事儿一般以我为主来干，然后以凯林为主扠片。扠片工具是一个中间空、带刀片的木板，像刨子一样，有搓衣板大小。扠片时人坐在木凳上压住板子一头，一手扶板一手拿一个红薯在上面往前推着刨片，效率极高，只是时刻要小心刀片伤手，因为刀片锋利的很，把手刨一下真是不得了。刨好的红薯片都就近就地摆在河滩干净的碎石上。这活主要是维哲干，他手脚麻利。跟前摆满了，凯林就挪个地方，一直到把该晒干的红薯刨完。凯林干这活儿得心应手，快得很，我一筐一筐不停地把洗过的红薯提到凯林跟前，拿走空筐子，维哲不停地挨齐找地方摆放。三个人配合默契，从来没有干不完拖到第二天的事情，把同在河滩上晒红薯干的社员们羡慕的不得了，说队上谁家也没有这三个"大学生儿"干得快，红薯片儿摆的都是好地方。

还可说说我们红薯窖立功的事。我们把准备窖藏的好红薯作了精选，不仅要无损伤，还要大小适宜。因为大个儿的易坏，且坏一个大的好可惜，所以特大的都刨片晒成干儿了。在窖里存过红薯的人都知道，一般几天才去取一次红薯。窖不宜老打开盖子下去人，因为折腾多了红薯容易坏。而红薯要是坏起来那是快得很，甚至几天就足以烂掉一整个窖，往往是一发现就晚了。我们每次下窖小心翼翼，及时检查，看到稍微可疑的立即捡出，防止个别坏了的传染到全窖。

由于红薯是一块儿地一块儿地挖，当天全部分完，所以下窖是陆陆续续进行的。生产队给我们的窖特别大，也比较深，这是多年来洗出的结果。窖里面有点儿像一个大手掌的形状，中间掌心部分是一块儿空地，用作上、下人存取红薯的活动场地，周边挖有多个分支，每个分支宽一米左右，好几米长，像手掌的多个指头一样，伸向各个方向，越往里头就越窄越矮，这每个分支就是存放红薯的主阵地了。我们仨也认真地把这个红薯窖琢磨过，要因地制宜来利用，面积大，咱就不把红薯堆起来放，而是先在每个分支一个一个摆上一层，中间还留出一尺左右的人行道，便于取也好检查，有坏的及时清除。在第一层红薯上撒上一层土，刚好能利用一些洗下来的一堆土，然后再摆上第二层红薯，再多撒上一层土，我们的想法是保温及红薯间的隔离，几千斤红薯只摆两层，这是别人家所做不到的，谁家也没有这么大的红薯窖。

人常说如果该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但反过来，要是好运来了，还真是挡也挡不住。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大破窖竟然一鸣惊人，给我们仨送了一份大礼。这一年我们的红薯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坏的，而队上别人家的红薯存放不久就不停地开始坏。更糟糕的是队上存的准备下秧子的红薯种子也不停地烂，到了快该育秧子时竟然无红薯可用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谁敢误种红薯?无奈之下队长找到我们说，队上的种薯全烂了，社员们的红薯几乎家家都有损失，只有我们仨的红薯保存得好，量也大，队上开会决定用钱买我们的红薯做种薯用，提前要订下来。那还有啥说的，我们马上表示同意，这是我们的光荣，义不容辞。什么买不买的，咋用都行。队长没想到我们这么痛快，连连说:"大学生儿觉悟就是高，大公无私。"这话传出去后，连我们自己都没想到，全三队的社员都高看了我们一眼。

红薯窖给我们立了功，我们仨还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可说句心里话，到現在我也没有弄明白，当年的运气咋那么好?

结缘糊汤恨与爱

商南当地人把细包谷糁叫"糊汤"，把煮红薯拌上细包谷糁叫"红薯糊汤"，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错?但里面存在个"生熟不分"的问题，你在商南买细包谷糁，你得说"买糊汤"，你如果说"买包谷糁"，他们就弄不明白了。我听我妻子讲过(她家当时是商南铬矿的，从东北全家调陕)，刚到商南时第一次跟她妈同去县粮店买粮，跟西安一样，也有40%杂粮，主要供应"糊汤"，除了拿几个装粮口袋以外还专门提了个铁桶准备装"糊汤"，到粮店装粮时人家问:"糊汤装哪儿?"她赶紧拿桶接着，一边心里直纳闷儿，这不是细包谷糁吗?忙着说:"这桶是装糊汤的"，人家说这就是"糊汤"，经一番解释才算勉强接受了这一"名称"，原来粮站的"糊汤"没有汤呀?

商南人熬糊汤比西安人讲究得多，首先商南都烧柴禾，而西安市用煤。不管用啥煤，都比不了柴禾，柴禾的火可硬可软，而煤火总是没有柔和劲。再加上商南做饭的锅很大，固定在灶台上，搅拌糊汤时特别得劲儿。用的工具也有区别，商南有熬糊汤用的糊汤叉子，在西安是见不到这东西。我们下到生产队以后也入乡随俗，自己做了个"糊汤叉子"，用比较坚硬的树枝，像一个大的弹弓架子，总长在一尺五以上，把儿粗一些、长一些，要够两个手握住，前边分出两杈，相隔约三寸，如手指般粗细，在大锅里搅起来那真是得劲儿，把啥都能给搅香了。还有一些其它讲究也得遵守，不能胡来，比如只能往一个方向搅动，不能来回转圈儿；熬一阵儿发现稀了不能中途加糊汤，稠了也不能中途加水，这些问题都要事先把握好，做的时候得一气呵成。没有加煮红薯的叫"白糊汤"，这种吃法儿较少，因为队上分的总是包谷少，红薯多，别说"白糊汤"，我们仨连红薯糊汤都拌的总是稀，只怕糊汤吃完了，光剩红薯怎么办?

那年头儿啥都缺，连碱面儿都是凭本儿定量供应，偶尔我们从西安弄点儿回来分给关系比较好的邻居，他们可高兴了。因为老吃糊汤，碱面儿就不够用，而当地人就把灶坑里的草木灰掏出来放盆里用水搅拌，沉淀后用上面的清水当碱水用，我们做糊汤也这样用过，跟碱面一样好。

做红薯糊汤一般不用碱面，煮有鲜红薯的糊汤其实也挺好吃，只是若天天吃，有时几个月都这样，还没有什么菜，那日子就难受了。有时实在受不了了，就向房东要点酸菜啥的换点儿口味，有时侯给糊汤放点儿盐，还有时候放点儿糖精。唉，实在是要啥没啥，凄惶得很。

我在商南连下乡带后来就地参加工作共待了六年，红薯糊汤彻底把我征服了。在生产队时"只有吃它，只有它吃"，叫人爱恨交加，爱它是假如没有它，就无法度过那些缺粮少饭的日子，它就是赖以生存的"主食"。恨它是经常几个月天天顿顿吃它，直吃得你不知道除了它世上还有其它也能吃的东西。想换换口味的欲望强烈到你现在都难以理解的地步。

不过人的适应能力也强，后来习惯了，反倒爱上了，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爱吃红薯糊汤的习惯。只要是有红薯的季节，隔三岔五就要吃一顿解解馋，如果哪天想吃了却没有吃着，还只觉得心里放不下，连胃都跟着不舒服，得想方设法补上一顿，才算完!

"糊汤"也彻底地叫顺口了，到现在都改不了口。回西安也好几十年了，为这叫法有时还得给人解释:"就是包谷糁，就是包谷糁!"

除了糊汤，还有一种玉米食物是"浆粑"，这可是青黄不接时的救急口粮呀。

秋天收包谷是我们知青和生产队全体社员翘首以待的日子。队长的心情同大家一样，每天在地里转，看哪块地的包谷先熟，就先收哪块地，但在正式收包谷之前，许多社员家也和我们一样，要揭不开锅了，眼巴巴地等着吃第一口秋粮。这时大部分生产队都会采取应急措施，先扳回一些快要成熟的嫩包谷分给大家，以解燃眉之急。当地人的吃法儿，可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直接煮着吃就是了，他们认为那样吃太奢侈、太浪费。社员们都是把包谷粒剥下来磨成糊糊，叫"浆粑"，这样喝稀的比较节省，这其实是自欺欺人，完全是出于无奈，粮不够，水来凑。入乡随俗，我们当然也不例外，也就这么吃，因为分给大家的包谷真是太少了，勉强糊口而已。但这"浆粑"特别不耐饿，像咱关中的"浆水鱼鱼"或者"搅团"，只能把人"哄上坡"，就是把肚子喝得再胀也耐不到下顿饭，人人都饿得前心贴后心。再就是这东西头一天味道还好，很快就发酵发酸，还夹着一种说不清的"酸臭"味道，反正是不好吃。大家都这样凑合，巴望着成熟的玉米接上茬。

（待续……）（ 2019年8月 于西安）

作者简介：宋亚南，陕西西安人，1951年出生，西安市六中五年一贯制69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随学校安排到商南县清油河公社下乡插队，后招工到位于本县的“冶金部商南铬矿”工作，四年后随单位碾转在汉中“汉江钢铁厂”、西安“中钢西重"等企业的质保部门工作，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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