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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敬兰:我的北大荒

我的北大荒作者:冯敬兰

我的北大荒

之一:

 十八岁出门远行

1968年6月13日早上,刚过生日10天的18岁女生——我,背着书包去学校,不是去上课,而是去集合,统一坐专列奔赴遥远的北大荒。

我是北京师大女附中66届初中生,在学校的5年中闲呆了整整两年,文革初期的激情早就变成了不耐烦。今天就要和学校道别了,以后不可能再回来,我的心里却没有一点留恋。“天天不上课,学生不像学生,老师不像老师,这世道咋乱成了这样?”母亲经常地唠叨,不停地抱怨。我最不爱听母亲说话,觉得句句不入耳。这下您不用抱怨了,我不会吃闲饭了,以后您也看不见我了。我身体一直瘦弱,从初一第二学期就免修体育,这次毕业分配,除了北大荒国营农场,还有北京亚麻厂、西城红卫服装厂等。我坚决要求去北大荒,老师的耐心劝解也没有用。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不到6岁就在政治运动中失去了父亲。哥哥姐姐都已成年,母亲带着我艰难地生活,对我的疼爱和呵护近乎专制,让我越来越难以忍受。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是那样强烈和不可阻挡,我巴不得到一个母亲找不到的地方,永远不再听她的唠叨和事无巨细的管制。

出门时,我坚决不许母亲和姐姐送我。母亲没有办法,只好让步,大我13岁的姐姐却执意要陪我一起去学校。9点钟学生们准时在学校集合,和我一批去北大荒的同学是120名66届初、高中毕业生,10点钟我们将在北京站和全市上千名中学生汇合,乘坐专列去黑龙江。这一天,这一列火车,标志着北京市中学生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开始。接我们的大公共汽车来了,是当时北京城里最好的大轿车,前面的两块风挡玻璃特别大,有点像蜻蜓或蚂蚱的大眼睛。女生们唧唧喳喳地拥上汽车,快乐地挤坐在一起,汽车就鱼贯驶出了校门。永别了,北京师大女附中,永别了,我们的中学时代!汽车在西长安街奔跑,经过了西单、六部口、新华门,经过了人民大会堂西侧的石碑胡同口,我的家就住在那条胡同里。坐在最后一排的我,下意识地回头张望。忽然,我看见了母亲,58岁的母亲坐在胡同口的花岗石灯座上,正茫然四顾,一向腰板挺直的母亲怎么佝偻了?突然衰老了?眼泪突然涌上来,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急忙回过身来,使劲和自己的眼泪做斗争,不让它流下来,不让同学们看见。后来,那一瞬间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里。许多年中,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哪知道娘咋想你?那是抓心哪!”少年时我把感情粗糙、心肠冷硬当成了坚强,曾无数次地伤着母亲的心。只有当我做了母亲,只有当我失去了母亲,我才懂得了什么叫做“抓心”的想念。姐姐把我送到学校,就被我忘到一边去了。

等大家到了北京站,我发现姐姐和许多为我们送行的亲人们、同学们,像刚刚参加了赛跑,竟也同时到达!站台上人声鼎沸,期待着或惧怕着车轮的转动。火车缓缓移动了,直接开往北大荒的北京知青专列,在歌声、笑声、哭声和什么也听不清楚的亲人叮咛中,离开了北京站,离开了北京。这一去,就是几千里,人生的艰辛从此拉开了大幕。记忆里,那时的六月远没有现在这么热。火车出了山海关,天气就更凉快了。一日三餐,是铝饭盒装好的大米饭、红烧肉,以往从不接触的男中、女中的同学,在一个车厢里度过白天又迎来黑夜。所有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激动的,就像是去远游,是一次下乡劳动,大家唧唧喳喳,说不完地说,闹不完地闹。天亮了,谁喊了一声:该起来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吧!车厢里有了骚动,学生领队带领大家向着东方初升的太阳,敬祝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有人小声嘟囔着:干嘛呀,我刚睡着。又一人惊奇地喊起来:才三点多呀,太阳怎么就出来啦?原来东北的太阳比北京出来得早哇!经过了许多城市——以前只是听说过这些名字:锦州、沈阳、公主岭、四平、长春、哈尔滨、牡丹江……最后,1968年6月15日中午时分,在黑龙江省东部边陲一个叫“迎春”的小站,大家下车了。刚下过雨,雨过天晴,蓝天上硕大的白云朵朵,缓缓地在头顶上飘移,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那么白的云团,仿佛伸手就可以触摸。上千北京学生迅速集合又分开,我和同学们爬上大卡车,奔向852农场6分场4队。


一路上经过了一片又一片树林子和草甸子,满山满野的乔木和灌木棵子连绵不绝,满眼都是新鲜的、干净的绿色。到了六分场境内,每过一个生产队,汽车就会停下来,许多小孩子争相把鲜花扔到车厢里。北大荒的人真好哇,还给我们献花呢!我给家人写的第一封信里,就兴奋地说了这事。后来我才知道,六月正是草甸子里野花盛开的季节,白的芍药,红的百合,黄的金针,紫的马兰……还有大片大片的矢车菊和蒲公英,满眼全是。

终于,汽车在一栋红砖大房子前面停稳,小孩子们好奇地围了过来。这个坐落在广袤绿色中的生产队,就是我和我的同学们奉献青春的起点。红砖房子是大食堂,也是全队的政治、文化中心,所有的集会和重要活动,都在大食堂里举行。食堂后面,是成片黑黢黢的茅草盖顶的土坯房子,食堂前面有两座新落成的灰色小房子,分列东西,墙壁是荆条抹泥,房顶是灰色机制瓦,这就是男女生宿舍了。队领导有些歉疚地说,这个马架子是临时的,等到秋天,同学们的新宿舍就盖好了。一些老职工帮着,把行李卸下车,抬进宿舍。在大通铺上,18个女生依次排开,打开行李卷,这每人不足一米宽、二米长的地方,就是今后的家了。晚饭是炒韭菜,白面馒头。韭菜碧绿,而馒头——竟比碗都大!吃完饭已经八点了,天色才刚刚暗下来。北大荒的夏天,太阳到了晚上九点多才不甘心地落。宿舍里点的什么灯,有没有灯,后来已经想不起来了。大家太困了,脑袋一沾枕头,就睡过去了。青春的睡眠是极其安静的,没有鼾声和梦呓,只有腿长个大的蚊子,在我们的头上盘旋,翅膀震颤的声音,或许是那个夜晚最为响亮的声音了。到北大荒的第一个冬天。我穿着统一发的兵团战士棉袄已经油渍麻花。 

我的北大荒

之二:

生硬的革命者记忆

第二天,队里召开欢迎大会,授给我们每人一个忠字牌(即用红电光纸裱糊的心型纸板,有碗大小,中间贴一个黄色的“忠”字),戴在胸前。宣传队还表演了忠字舞。,只有进入黑龙江,才沿路看到这个阵仗,边疆省份发明的“忠字化运动”还真不一般,太好笑了。会后,每人领到一把锄头,从此,我们就是北大荒的人了。 

北大荒的“大”,除了辽阔还有气魄。每个生产队的耕地都是几万亩,地块以数字排列,叫一号地、二号地,一块地号几千亩,播种、收割全部是机械化作业。机械不能干的活,人才去干,譬如玉米和大豆要用人力锄草间苗,一块大豆地横3000米,竖2000米,眼看着不远,半天锄不了一根垅。譬如麦收秋收,粮食进了场院,翻场收场、装袋入囤,连喘息的功夫都没有。譬如连阴雨中的小麦地,大雪埋没的大豆地,都要人力收割,站在没踝的稀泥或没膝的雪地里弯腰挥镰,滋味真不好受。 


我们初来乍到,正是麦收季节,每天都有几十吨小麦从地里拉进晒场,从早上三四点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那不是干活而是打仗。一看天边有可疑云朵漂移过来,经验丰富的场院保管员就招呼大伙儿赶紧收场,连队上空响起紧急钟声,后勤人员跑步赶来,连刚卸套的驴马也牵来加入战斗。起先嘻嘻哈哈的我们,往往不等把小麦收拢苫好,大雨就瓢泼般砸下来。

北大荒的天空瞬息万变,优秀的场院保管员就是气象专家,我们队的保管员、老铁道兵李顺义还是全国劳动模范呢。天热活忙,人人汗流浃背,有次我不听老同志劝告,穿了件半袖衬衫,结果两臂的“阳面”晒出了累累水泡,水泡融合,大个的赛过鸡蛋,火烧火燎夜不能寐,就那样也没有误过半天工。把小麦全部摊平,它们晒太阳,我们躺在阴凉地的片刻,别提有多舒服了。 


到连队过了大约半个月,副指导员老董(山东支边青年,当年27岁)找我谈话,说队里决定让我担任气象员和出纳,气象员只要6小时一次去气象站记录风向、风速、温度和湿度就行,出纳的主要工作是发工资和日常的资金收支。气象站在大野地里,半夜的查看实在犯难,我既怕鬼又怕狼,虽有要好同学陪着,也止不住心里发毛。出纳的活儿不难,我第一次发工资,从分场领来钱,不懂得要事先点好装袋,而是当场数钱,来一个发一个,好在最后亏得不多,就几毛钱。这些工作都是“业余”,一做完我就上场院去干活。 


一个月后,小学校开学在即,连里又决定让我当小学老师,立刻着手准备开学的工作。看到同学们天天晒得面红耳赤,衣服后背全是白花花的汗碱,累得不言不语,一头栽在铺上,我觉得自己好象做了亏心事。有天下工后,趁大伙儿去食堂打饭的空挡,一个同学对我说:麻杆儿,你知道同学们说你什么吗?你根本就没过劳动关,怎么能当老师?我无言以对无地自容,当晚就去找指导员,坚决拒绝去小学校。1958年转业的解放军前军官,胖胖的孙指导员听完了我不当老师的理由,呵呵呵地笑起来,像哄小孩儿一样拍着我肩膀说,女同志干会计和教员,是咱们这里最好的工作,队里让你干是对你的信任啊,当然,也看你还小,长得这么单薄,重活你哪干得了?我说我没过劳动关,老头儿说,劳动关可以慢慢过嘛,等你长结实了再大几岁也可以过嘛。 


我负责教一年级和六年级。一年级的新生是我挨家挨户招来的,一共30人,最大的12岁,最小的5岁。5岁的小姑娘叫小燕,长得特别可爱,脸蛋上两个小酒窝,天生一副笑模样。妈妈起初不同意小燕上学,才5岁,大名还没起嘛,就去上学?我说大名叫海燕好不好?苏联作家高尔基有篇散文就叫“海燕”,她妈妈一高兴,就把女儿交给了我。马德花也是我上门招来的,她是个皮肤白皙的小姑娘,一头棕黄的头发天然卷曲,粉嘟嘟的脸蛋,胖胖的小身子,跑起来摇摇摆摆的,憨厚可爱,像个洋娃娃。马德花6岁多,显然比小燕“成熟”,从我去她家招生的那天起,就成了我脚前脚后的小“跟班”,给我拿粉笔,帮我擦黑板,上课主动举手回答问题,做完作业总是想第一个让老师看。一年后当我辞职不干后,马德花几次跑到宿舍看我,总是追问:冯老师,你咋不教我们了呀?眼睛里满是遗憾和不舍。 

图片来源网络

开学了,边疆的学校也在百废待兴中。我教的“复式班”有一年级新生30个,六年级老生3个,是3个老师中学生最多的。没有课本和教学大纲,每天教什么,没人告诉你,全凭自己编。一年级还好说,从1、2、3和A、B、C开始。六年级就很伤脑筋,只能从毛选里挑短文,再编些应用题,算做语文和算术两门。还教体育和音乐,体育就是大小孩子一块玩老鹰捉小鸡,音乐课就是唱革命歌曲。上课了,给一年级讲课时,六年级就抿着嘴笑,像是上边来听课和检查工作的领导,给六年级讲课时,一年级的孩子就大眼瞪小眼。有时看到他们交头接耳,拉起一个厉声问道:“你们在说什么?”小孩子转身指着六年级:“他们说冯老师的外号叫麻杆儿。”真是的,哪里有什么师道尊严?如果看我气急败坏,大孩子反而像家长似的安慰我说,冯老师别生气啊他们不懂事。3个六年级的大孩子都十五六了,我干脆让他们仨做助手,分片包干指导一年级。几个月下来,大孩子虽没长进,小娃娃们却有了不小的收获,会做简单的算术,学会了汉语拼音和一些汉字。当然,也有几个小孩子把字写成蝌蚪文,特别是12岁的那个男孩,幼年得过大脑炎,他总把一个字分开写在两个格里,愣把中文弄成了日文。 


一年以后,我坚决要求去农业排劳动,孙指导员被我闹得烦不胜烦,答应可以考虑我的要求。新学期开学在即,一个晚上,全队在大食堂集中收听毛主席最新指示后,孙指导员再次宣布让我当老师,我嚯地站起来,大声宣布坚决不当老师。老头儿非常恼火,手里扬起上级党委对教师名单的批文,严厉斥责我必须服从命令。散会后,与会者照例集合连夜游行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我拦住指导员,和他大吵大闹。第二天,我就被派往农业排劳动。 


写到这里,我真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光。同学中许多是“老高三”、“红五类”、共青团员,而我,出身不好、初中文化、白丁一个,凭什么总是受到“优待”?领导明明是出于对我的爱护,不让我做重活,把最好的工作给了我,我却执拗偏激,蛮不讲理,毫不领情。当我懂得感激和感恩时,那些关心爱护过我的北大荒前辈们,已经下世了。

我的北大荒

之三:

上学的风波

转眼到了1970年,已经整编为“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北大荒各国营农场,按照上级指示将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投机倒把)运动,从基层抽调知识青年参加工作队。春节刚过,地里没有活,每天半天政治学习。排长让我们班抽一个人参加工作队,曾经批评我没过劳动关的那个同学说,让麻杆儿去吧,她能写,算盘打得也好。大伙儿说,行!麻杆儿去吧。第二天,我就带着铺盖卷去了团部(总场),从此离开了我的连队和我的同学们。**工作队起用了大批文革中靠边站的干部,都是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的军官,不少人打过仗、入过朝,刚届中年,在我眼里,他们就是北大荒的头脑和智库,也是我的良师益友。也许因为我在北京最好的女中接受过一流教育吧,童子功好,什么都知道一点,也有一定的能力,他们都很欣赏我。运动后期,我被留在团部直属商业连当文书。商业连统管全团的商品批发、零售、收购和其它服务业,在物资匮乏的年月里可以说是最好的单位了。文书负责管理文件和职工档案、户籍,协助领导处理各种日常事务,是个重要岗位,我出身不好又是白丁,连想也没想过会让我当文书。老连长李振奎是解放战争中在河北家乡入伍、1958年转业到八五二农场的正营级军官,他对我是否团员,出身怎样并不看重,充分给予了我信任和尊重。看我能写会画,有一点雕虫小技,特地让工人把单位门口一块几米长的墙壁抹平涂黑,任我写写画画。我把黑板报办成了一个小杂志,每当更换新的内容,都会引来很多人看,成为商业连的文化窗口。 

当时党团组织的发展工作已经恢复,对我家庭出身的函调如石沉大海,入团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不久,商业连老指导员病逝,来了新指导员,是从1966年集体复员兵中提拔的干部。可以感觉到他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嫌他总板着脸,屁股又沉,老连长那么忙,他却整天坐在办公室翻报纸,真够没眼力界儿的。有一次,从边远的三分场来了一个小伙子,进门就找领导“批奶粉”,说小孩出生20天了,奶不够吃,天天饿的哇哇哭。奶粉是紧俏物资,批准权限在连领导。指导员慢条斯理地盘问人家孩子出生几天了,为什么奶水不够……临了说:“嗨!我告诉你个好办法,不用喂奶粉。”人家急忙问喂啥呢?他说:“喂苞谷面糊糊,准保让你孩子长得结实。”那个小伙子急了,说刚出生哪有喂这个的?指导员严肃地说:“我小时候家里特穷,就喝苞谷面糊糊,哪有奶粉?!”那个小伙子再三央求,指导员也不松口。人家走后,我说:“刚出生的小孩,怎么咽得下玉米面糊糊?”指导员说,你咋知道咽不下?我小时候就吃那个,比讨饭强多了。我说赶明儿你有了小孩就给他喝玉米面糊糊得了。 


有一天,新指导员对我说:“你的函调材料回来了。”我激动的心砰砰直跳,我已经22岁了,别的知青都在争取入党呢,可是我还没有入团,真是很没面子的事啊!指导员说:“你爹是畏罪自杀的,哎!你妈没告诉过你,你家和共产党有仇吗?”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早已原谅了指导员因年轻鲁莽对我的伤害,却无法忘记他阴郁的表情。我说:“我母亲说他是盲肠炎死的。”他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了我,又问:“你以前真的不知道?”其实我是知道的。父亲的死是我难以启齿的秘密,在政审表格中我一直写着“因盲肠炎去世”。我父亲在肃反运动后期自杀,那天正是他41生日,而我还不到6周岁。


父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祖上先后有二十几位在十八、九世纪考取过功名或是贡生。先祖们的事,家谱有详细记载,我家乡光绪年间修的地方志上记载有多处,父亲的高祖父是道光年间的武举人,武举人的胞弟是武进士,授蓝翎,后为道光皇帝的御前侍卫。父亲的家族辉煌了大约一个多世纪,在20世纪前半叶逐渐败落。父亲曾经担任过察哈尔解放区蔚涿宣区的无党派副区长,他为什么要畏罪自杀?为什么选择41岁生日?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疑问。后来,老连长告诉我,你那函调我看了,你父亲参加过国民党,不算啥大事,再说你那么小,懂个啥?后来我终于入团了。 


在八五二农场(后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3师20团)商业连工作的二三年里,是我最快乐的时光。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休息,什么叫做男女有别,什么叫做个人利益。我眼到手到,悉心做好份内份外的一切工作。

入冬要拉取暖煤了,我白天上班,夜里跟车去煤窑挖煤(农场的煤窑是露天的);年底发布票了,我利用星期日,顶着“大烟泡”(狂风夹雪)把布票送到各家各户,一天之内把事办完;连里自盖家属宿舍,我把本职工作放在晚上,白天跟车拉砖、拉石头,到工地挑砂浆,上房顶钉檩条铺油毡……没有我不能干的活。即使生病了,煤气中毒了,只要不倒下,就咬牙坚持工作。在劳动中,一个弱不禁风的小“麻杆儿”终于长成了身心健康的大姑娘。我还经常和团支书、上海知青唐坚(现为哈尔滨理工大学教授、北大荒知青联谊会秘书长)一起组织青年学习马列原著,给全连职工宣讲《共产党宣言》等。1973年初夏,大学开始恢复招生,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我是66届,又是北京名校学生,最拿手的就是考试,我信心很足。考试结束后不久,辽宁知青张铁生反对考试的公开信发表,考试成绩立即作废,改由群众投票选举。商业连4位合格候选知青中,只有一个名额,我得到了最多的选票。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钢铁学院电冶炼专业,因为我特别喜欢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里面的女主人公伊斯克拉,就是一位炼钢工程师。我在十拿九稳的兴奋中等待着入学通知书。一天早晨,同宿舍的哈尔滨女知青小李子问我:“小冯,你父亲是被枪毙的吗?”我大吃一惊,问谁说的?小李子又问:“你哥哥是国民党兵,关在监狱里?”我更吃惊了,说:“我二哥当过解放军,还是共产党员呢。”小李子告诉我,某某前几天忽然来上班了,她在商店里挨个柜台说,不能选你上大学,你父亲被镇压了你哥哥关在监狱里你思想反动是个大学迷。 

某某是现役军人、总场机关组织股长的老婆,不到30岁,以前在老家当过生产队的妇联主任,随军来到八五二后,安排到商业连当调拨员,该女子一直以“国家干部”自居,非常骄狂。前不久因为休完产假有半年多没上班,被扣了工资大闹办公室,拍着桌子对老连长破口大骂、恶毒诅咒,我气不过,惹了她。那个女人忽然来上班,显然是冲着我的。我听小李子一说,立刻去找指导员,他既然兜里揣着我的函调,就应该主持一个公道。我说:“某某到处造谣说我父亲被镇压哥哥蹲监狱,你知道这不是真的。”指导员冷冷反问:“为什么你非要上大学?不上大学就不能干革命了吗?”我被问的哑口无言,知道了他们是一伙儿的。指导员作为党支部书记,决定重新选举,这次不再经过全体投票,而是由班组长推荐。在指导员亲自主持下通过了新的名单,我名列最后。我气得一下病倒了,发烧、半边脸肿得张不开嘴,连续几天不能吃饭,走路都直打晃,还坚持工作。我的好朋友唐坚、小李子和许多老同志都鼓励我要挺住,团支书唐坚在全连大会上义正词严地为我争辩,质问指导员为什么听任谣言蔓延?有的老同志冒着受打击报复的风险跑到团里反映情况。很快,团里派来了工作组,了解和解决问题。正值中共中央下发了(1973年51号文件)保护知识青年的文件不久,针对我上大学出现的反复成为当地打击知识青年的一个事件。在工作组的召集下,商业连第三次群众推选大学生,我再次名列第一。因为延误,大学招生工作已经结束,我被当地的齐齐哈尔医士学校录取。 


1973年8月,我离开了八五二农场。老连长李振奎和知青战友唐坚、小李子把我送到迎春火车站。5年前,我正是在这里下了火车,开始了我的青春旅程。 

我的北大荒

之四:

几十万知青像潮水一样呼啸着来了,又呼啦啦走了

2006年夏天,八五二农场举办庆祝建场50周年的活动,广泛邀请当年知青回访。我和几个战友搭伴踏上回程,岁月流转,山河易容,而旅途依然辛苦。北京到哈尔滨的“Z”字头列车只要10个小时,北京到佳木斯的唯一一趟火车却走了22个小时。下了火车上汽车,走走停停又是好几个小时。进入八五二的地界后,天已大黑,车窗外面黑黢黢的,只有星星点点的亮儿,不知是灯光还是星光。 

前面突然有了路灯,我被告知八五二农场的场部南横林子就要到了,心中不禁一动。自1973年离开,我从未回来过,当年送我到迎春火车站的老连长李振奎已经过世,一些我熟悉的老同志也迁回了原籍,不知还有没有熟人。汽车在两列路灯的映照下,迅速到达了终点。站在璀璨灯光下,我活动着酸麻的腰腿,一时不分南北。大路旁,一侧是白色外饰的居民楼,一侧是灯火通明的广场。到处张灯结彩,大红横幅提示着八五二农场50岁的华诞。我们一行被迎上一辆面包车,拉到新落成的宾馆下榻,宾馆和我住过的国内外旅店没有两样。 


接待我们的场办干部王静玲身材苗条、五官标致、衣着时尚,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看上去30岁多岁,但沉着、大方的做派显然是有着历练的,一问,只比我小几岁。听说我从前在场部工作,静玲邀我出去散步。北大荒的夏夜清凉宜人,特别舒服,连从前劈头盖脸的大黑蚊子也没有了。我们顺着马路走,我说从前,静玲说现在,在时空的交叉中,南横林子变成了一个崭新的现代小城镇。我住过的简易筒子楼不见了,原地矗立着多层的居民楼。那几栋木刻楞大房子呢?曾经住过农场的创建者和发配来此的丁玲、艾青们,也没有了,那里辟为广场、舞台和草坪。我供职的商业连没有了,场部的商业服务业已经私有化,沿街楼房的底层,全部是个体商铺和饭馆,不同颜色规格的牌匾在纷乱中透着竞争的热闹。我天天挑水的水井没有了,那口井有几十米深呢!有时碰上停电,摇半天辘轳才打上一桶水。现在那地方站立着一座宾馆。不过,那座老礼堂还在,从前它孤零零屹立在林子边,现在却成为中心,一边是农场的办公楼、宾馆,一边是农行、电信、税务等部门。 

在通向修配厂的路上,集中展示着八五二当今最现代化的农机。静玲一个个给我介绍着,有着巨幅履带的是拖拉机,三角型的履带居然是三个大轮子咬在一起,比我还高;收割机占去了大半条马路,从前的康拜因若站在这里,简直就是玩具;“五铧犁”变成了宽宽的一排,夜色中巨大的犁片幽幽闪烁着优质钢铁的冷光;……它们庞大的身影尽管看不清楚,我仍旧感觉到了那份恢弘的气势和霸气。只有北大荒,才敢于驾驭这样豪气冲天的机器。只有现代大农业,才能够让它们有纵横驰骋的天地。 


静玲说,这都是从美国进口的,哪一台也要几百万。是农场买的?我问。不,是种植大户们买的。哦,我蓦然想起,“北大荒”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了。文革结束,现役军人撤离,“兵团”再次变回农场,随着知青的大批回城,北大荒实行了个体承包制,听说连农具都分了。可是,北大荒的基因里从来不能容下小农经济,大格局的农业怎能忍受被分割成万千碎片的结局?这些为场庆助兴的庞然大物不会说话,却告诉了人们,北大荒的气魄依旧。 


变化大吧?静玲问。斗转星移,青春的记忆已经无处可寻,我答非所问地说,你是本地人吗?普通话真标准。她说,我父亲是58年转业来的,我们这儿说话都没有东北味儿,外边的都说,八五二的人说的普通话特别标准。因为你们来了,我们从小学的就是你们。 


她的话,竟让我立即动容。几十万知青像潮水一样呼啸着来了,把普通话留下,把对城市的想像留下,又呼啦啦走了。 

我的北大荒
之五:

扎根不走的知青

95%的知青都走了,回到他们的城市,可也有留下的。上海知青郭琦美就是一个,她是我后来供职的商业连被服厂的工人,67届初中生。 


出事那天是个星期日,郭琦美早早起床,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宿舍在二层,简易筒子楼,楼梯陡窄,走廊里没有灯,不是撞上东家的杂物柜,就是被西家的煤堆绊了脚,挑水是个吃重的活。同宿舍的三个上海姑娘一个比一个爱干净,挑水却是小郭一个人的事。她从不计较,不耍小性,脸上总有随和的微笑。把宿舍的水缸挑满,便去师傅家帮助干活,这是她周日的惯例。师傅刘裁缝让郭琦美同他去林场闺女家拉拌子(木柴),顺便把老伴接回来。人的旦夕祸福,就应在了那天。返回途中马惊了,马车疯狂的颠簸中,刘裁缝从马车一侧跳下,跟着车小跑了一阵,停住了脚稳住了神。坐在马车后边的郭琦美,惊慌中也飞身跳下,立刻重重跌倒,后脑着地,在巨大的惯性中不断翻滚,鲜红的血痕拉得很长……刘裁缝的老婆年老体弱,无力跳车,抓住刹车的绳子等死,而惊马在一阵狂奔之后,气喘吁吁地终于换了碎步。 

我是在医院见到郭琦美的。全然不能相认的小郭,一头浓密黑亮的长发被剃个精光,白皙的脸庞肿得不能看,缠满绷带的头颅大如柳斗。伙伴们争着给她献血。小郭是B型血,而我是A型,因为不能给她献血,心中觉得自己很可耻,好象是故意不打算献似的。姑娘根本就没救了,医院尽最大的力气维持着她的生命体征,只为了等她远方的亲人。三天后,郭琦美的舅舅和哥哥分别从云南和上海赶来,当天,她就死了。其实,美丽、质朴、任劳任怨的小郭,灵魂早就飘然远行。 


郭琦美幼失双亲,在祖母的呵护下长到18岁,下乡到了北大荒。她的理想是做一个手艺好的裁缝。出事的那年是1972年,北大荒的春天已经来临,她还不到21岁。郭琦美安葬在场部东边一座无名小山下。山上都是树,林中都是草。今天还有谁会知道,林中最茂密的那丛芳草,正是上海女孩儿郭琦美?她守望在那里,目光越过时空,坦然地看着我们。 


留下的还有高海萍。 


我们回到连队,一下车就看见人群里的高海萍了。她又黑又瘦,一头灰白的头发,很顺溜地用发卡挽在脑后,戴着金属框眼镜,穿一件素净的蓝底白点的褂子,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身前身后还跟着两只京巴,俨然就是北京胡同里的老太太。我不由不想起从前的高海萍。1968年6月我们刚到连队就认识六四年北京知青高海萍了,她没事就爱到我们宿舍来,靠着门框,问这问那的一点不认生。凭着一口京片子,人不亲土还亲呢!可是这个女生还真的不敢恭维,一头焦黄头发烫得乱蓬蓬,满脸壮疙瘩,走路横着,说话大嗓门,一副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样子。当时她的名声也不好,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从别的连队转来的,好象是“搞对象”出了问题,自然属于“作风问题”。那时候,一个大姑娘一旦有了“作风问题”,几乎就是一切玩完。于是,在我们连的男知青里,就没有谁会正眼瞧她。高海萍后来嫁给一个山东移民的弟弟,在70年代中后期知青返城的高潮中并没有回北京。1991年前后北京市政府颁布了知青新政策,允许所有在外地的北京知青办理返京手续,只要自己找到接收单位。许多人都以假接收证明拖家带口回来了,没有工作、没有住房,有的甚至成了吃低保的困难户。高海萍还是没有回来。她觉得,自己和丈夫一没文化二没本事,回去干啥? 


我们在连队短短的二三个小时里,她极尽地主之谊,一步不落地陪着我们,出了东家进西家,向他们介绍着这个是老表那个是麻杆儿,向我们介绍着那老太太是谁谁的老伴那中年汉子是谁谁的儿子;看了这里看那里,一一指点与我们相关的各个“遗址”,井台、伙房、小学校、托儿所、大食堂、小卖部、我们住过的马架子……等等,虽然都没有了,可是我们的心能够看见它们。高海萍话没有从前多,既没喜形于色也不高声大嗓,却能感觉到她和我们的亲近。可以说,见了那么多老“贫下中农”,只有她能一一叫出我们的名字,她是唯一让我们在心里没有距离感的人。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她是北京知青,是“我们”中的一个。 


满街跑着柴狗,高海萍的两只白色京巴却始终不离我们左右。我是个天生和猫狗有缘的人,那天穿了条白色咔叽布裤子,又是雨后,到处泥泞,高海萍的两只小京巴围着我跑来跑去,把身上的黑泥全蹭到了我的裤腿上。在走家串户中,我们也去了高海萍家。她的家与别家一样,一排旧砖房中的两间,进入篱笆门是菜园子、鸡窝、猪圈、茅房,因为下雨,满院子稀泥,一棵沙果树也没见枝繁叶茂。一进家门,外间是锅台,墙上砌了一截白瓷砖,熏得黑糊糊的,里间住人,摆得满满当当。与别家不同的是,她把炕拆了,换成一张大床。北大荒漫长的冬季,睡在床上的凉被窝里,不冷吗?她说有电褥子。我们几个女生想“方便方便”,她说院里没有厕所,我领你们去公共厕所吧。一同学说,高海萍,你那不是茅房吗干嘛不让用?她不好意思地说,夏天脏,我们也不用。这就是北京知青高海萍的尊严。 


高海萍成了真正的北大荒人,却把两个儿子送回了家乡,一个在她的家乡北京,一个在丈夫的家乡山东烟台。两口子每人每月400块退休金,在林子边开了一块小片荒,种点蔬菜玉米什么的,日子一路过下来。 


北大荒的冬天漫长而寒冷,不下雪不刮大烟泡的时候,空气也像刀子一样刮脸。那时,连队的老职工多数住的是草房,土坯垒的,屋顶苫着尺把厚的草。住砖房的很少,即便墙是用砖垒的,屋顶也还是苫草。连队为了让我们这批知青不在简陋的马架子里挨冻,突击盖了红砖机瓦的宿舍。1968年深秋,我们搬进了新房。雪白的墙壁,宽敞的双层大玻璃窗,真爽啊!简直和北京差不离了,说老实话,我家在北京小胡同里的老房子还不如我们的新宿舍呢。崭新的红色砖房座落在连队的最北面,后面就是野地,半夜里常常听见狼在房后呜呜地哭,像小孩子找不到家了一样悲悲戚戚。 


前面是一排老职工的家属宿舍,因为我们不种菜园子,空旷中觉得好象离他们的房子特别远。到食堂打饭、到井沿挑水,还要绕过一个大土坑。住进新房子不久,就上冻了,老职工的话立即应验:砖房不保暖。房子还没来得及干燥就住了人,寒冬腊月更不会干了。后墙和屋顶结了厚厚的霜,每天早起,我们的被脚都和墙冻在一起。白灰的天花板一冷一热没几天就吃不住劲了,一天半夜,仰脸熟睡的我,突然被“拍”醒,原来一大块白灰从天而降,正好落在我的脸上,把我砸的满脸花,额头和一只眼睛肿了好几天。 

那天我们在密集的红砖房屋和菜园子中,总算认出了当年的女生宿舍。房前屋后被菜园子、小仓房、鸡窝、柴禾堆捂了个严实,与前面一排房子摩肩接踵的那个房子,就是我们的家了!我和同学们愣在那里,不走近,不说话,只让它做背景给自己拍照。房子好象短了,我的发小老表说咱们宿舍怎么给拆了,没错,把头的那间被拆了,那可是我们8个人的家呀。家没有了,蓦然间我想起了一个人,她叫赵静,北京32中66届初中生,我们八姐妹之一。 


那些个夏日的傍晚历历在目。收工回来,赵静总是利索地洗完,搬个马扎坐在门口,给我们腾出地方兼看门。她穿着粉色的确良短袖衫,黑色的确良长裤,粉色塑料拖鞋,艳丽光鲜,和穿着补丁长裤、蹬着黑色懒汉鞋的我们,是那么不一样。赵静披散着湿漉漉的头发,翘着腿坐在晚霞的余辉里,拿一把扇子,一边哄蚊子,一边和我们隔着门槛说话,呵呵呵呵地笑个不停。赵静特爱笑,我说一句根本不逗的话,她就笑得喘不过气来,像苹果一样圆的脸蛋憋得更红了,我说瞧瞧!你至于嘛?她家住在人大会堂西边的绒线胡同,离我家很近,独门独院。探亲时我会去她家报平安或捎东西。她父亲是铁路工人,真正的产业工人!母亲是慈祥富态的老太太,她姊妹五六个,只有一弟,看上去是特别温暖、让我羡慕的大家庭。回到北京后,赵静在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会干部,一直做到厂长,好象。人更胖了,却不讲究穿戴了。而且,一直没有生育。我们多年失去联系,年初,听说赵静已经去世几年了,继续打听,竟是真的。因为癌症,不到50岁就走了。这样一个爱美的、爱笑的、好脾气的、富态的赵静,怎么会得胃癌?什么不开心的事狠很地伤了她呢?

站在人去物非的八五二农场六分场四队的沙土路上,望着已经不存在的我们的家,我想起了赵静。我们的小屋和热炕已经没有了,可是赵静,我却听到了你的笑声。莫非你也来过了? 

文章来源:华夏知青网 欢迎知青朋友来稿,投稿邮箱jianzi10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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