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东：“游”向香港的红色知青

1979年，与香港一河之隔的宝安县正在酝酿与港贸易的开放政策，而大多数的群众仍然习惯于偷偷洇渡到对面的香港打工，一些无法返城的知青成为这一轮逃港的成员。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很多人逃港，到这时，已成为一种潮流。1978年，欧阳东周围的朋友开始走了。这些朋友大多是在船上作业，这为他们逃港提供了便利。他们开船一起出去，回来有可能是一个人撑船回来，其他的人都去了香港。更多的时候，是一条机船拖了十几条空船回来，船上的人都走了。海对面，就是香港的流浮山。

1979年，隔几天，周围的人坐在一起，一打听，谁谁谁又到香港去喝咖啡了。宝安县的人并不知道咖啡什么滋味，大家都是想象在香港喝咖啡的幸福时刻。这时，距离1965年欧阳东从广州来到宝安县，已经过去了十四个年头。

欧阳东（左一）

1965年，欧阳东怀着对蓝天和大海的无限憧憬，从广州主动来到宝安县，成为养殖场的知青。

欧阳东在船上的工作是养蚝，把石头、水泥板投到水里面，等蚝苗。蚝苗会粘在石头上面，工人要把它捞上来收割。工作很辛苦。夏天，地上的泥巴都被晒裂了，他们得在太阳底下晒。冬天，人要跳到水里面，冬天的海水，一脚踩下去，刺骨地寒，每次下水，他们都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给自己打气。

刚来时，这个地方发大水，他们整个船队开到深圳湾里面去。水流太急，想抢救物资都进不去，欧阳东他们就都站在香港的岸上来推船。人已经踏在香港的土地上了，如果不管船，就这样走也就走了。但是，那时候三百多个知青，没有一个人走。因为，他们看来，逃港的都是一些表现不好，思想不好，劳动不积极的。

当时的欧阳东，正在申请入团，向团组织靠拢，他对自己在养殖场的条件比较满意，唯一的理想是能调到工作轻松一点的岗位。

然而，现实的艰苦令很多知青想办法回城或逃港了。1970年，原来三百多名知青只剩下五十几个人。欧阳东选择了继续留下。欧阳东会跳舞，有表演才华，参加了当时的文艺宜传队。

他们编了个叫《收租院》的歌舞刷，批判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到远海的一些部队去演出，到农村去演出，都很受欢迎。他们唱卖儿卖女，地主抢人，唱到地主逼债时，台上也哭，台下也哭。

除此之外，他们还宣传香港的情况。用快板说唱，都是些跳楼、卖儿卖女、抢劫之类的内容。因为表现的都是这些，欧阳东真的相信香港是悲惨黑暗的。那边如此黑暗，还是祖国内地好。

因为有文艺特长，欧阳东在海水养殖场养蚝五年后，调到了宝安县蛇口公社，成为一名专职文艺宣传员。

1970年欧阳东（右一）参演《红色娘子军》

火红的年代里，政治立场坚定的他博得了宜传队一位女队员的好感。日后成为欧阳东妻子的陈笑莲，当年选择对象的条件之一就是——不逃港。1975年，欧阳东和妻子在蛇口安家了。两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

当时的夫妻俩，有七十多块钱的工资。相对周围，他们的条件已经算是“小康”水平了。虽然他们的结婚家具，都是在船厂买些木头自己做的，但柜子、床之类，基本家具都有，还有一些家用电器，如电视机、录音机、电饭锅、电风扇等。

欧阳东、陈笑莲夫妇

欧阳东已经是宝安县小有名气的“名人”，因为辅导人们跳舞，人家会送点礼物给他，在1978年的时候，就有人送他电视机了，十四英寸的。

这么好的家庭条件，欧阳东怎么会有了逃港的念头呢?

1978年，从香港回来的人多了。在去广州的火车上，欧阳东经常碰到一些从香港过来的人，这些人看起来，有的打扮还可以，有的也像农民一样，但都是挑着好多东西，大多是吃的。

当时内地，包括广州，物资很紧张。计划经济，吃油要油票，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买糖要糖票，什么东西都要票，买饼干也要票。但是从香港回来的人物资很多，他们经常带回来一些饼干、粮食、油等，好多都是些没见过的好吃的东西。

就这样，他们看在眼中，吃在嘴里，记在心头，也知道了一些香港的情况。

其实，因为靠近香港，宝安县人的生活条件已经远远好于内地，他们可以买到香港人淘汰下来的家用电器。可是，也正因为这种地域的接近，使得香港和宝安县的差距凸显得这么具体，那些计划经济下紧缺的东西，宝安县人看得到，却得不到。

20世纪80年代初，幸福的一家三口

在欧阳东看来，钱，可以慢慢存，但是物资，就不一定了。有很多东西在这边买不到。比如，想赶个时髦，有一把遮阳伞，夏天打着伞，遮遮太阳，下雨带个伞也方便，小巧玲珑的，放包里就行了，但在宝安这边就买不到，就没有这东西。还有一些吃的东西，如面包啊，饼干啊，尤其小孩爱喝的“益力多”饮料，这些东西都没有。

就在这时候，一件小事深深触动了欧阳东。

一些香港渔民到码头卖鱼的时候，会带一些香港的食品过来。这一天，欧阳东的儿子在码头上玩，一些渔民随手给了孩子一瓶“益力多”，像豆奶一样的小瓶饮料，孩子迫不及待地就打开，喝完以后，还对瓶子意犹未尽地用力吸，像要把里面的东西，连空气都吸出来。这让欧阳东看得心酸。

他说：“其实我也不是没有能力，这些东西如果可以买得到，我也可以买，但是这边没有啊。“

内地没有而香港有的东西，还多着呢。比如，想学习英语，要个录音机，可以反复听。可在宝安买不到录音机。物资就是这么缺乏，什么东西都要证，什么东西都没有，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儿子吸“益力多”的事，给欧阳东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刺激也很大。要给孩子提供这些丰富的食品，就得到香港去打工，要赚到足够消费的钱也必须到香港去，欧阳东认真地算了一笔账。

“我想，我们夫妻俩，七八十块钱的工资，在当地算是很好的了。想要更好一点，那是不可能了。“197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香港和宝安两地的农民收入差距比例是30：1。

香港一天的最低工资是三十块钱，打工三天就有一百块钱了。按当时的交换价，一百元港币折合人民币三十多块钱，黑市价要更高一点。在香港打三天工挣的钱等于大陆这边一个月的工资!这个诱惑是很大的。

欧阳东设想，自己还可以加班，别人工作八个小时，自己可以工作十六个小时，这样工资就翻了倍，可以用最短的时间赚够钱回来。

当时，欧阳东的工资收入是每月三十八块钱。他想，只要有五万块钱存到银行，存一个月，利息就有三十八块钱。欧阳东的梦想，是赚够五万块钱，有利息养家，自己还可以做点其他事。

虽然欧阳东去意已决，可他妻子不想他走。

“你游泳去，要是淹死了怎么办?我认识一个人，游泳很厉害，长得又帅，大家叫他青蛙王子。他的老婆和两个小孩都在家里，他去偷渡，一直到现在都没消息。“妻子又说又哭。游泳不错的欧阳东也觉得丢下老婆孩子于心不忍，决定不走了。

然而，1979年11月，妻子带着儿子回广州探亲后，两个朋友找到欧阳东。“有一个人水性不怎么好，你可不可以帮帮忙?你在后面，我们在前面游。“

欧阳东答应了。

1979年11月16日，欧阳东开始了他的逃港泅渡。

他们从蛇口公社的大冲出发，从这里横渡到香港大概十几公里，游过去需要七八个小时。他们各携带了一个吹气枕头，他们把衣服、鞋、通信地址，用胶袋封好，带在身边，这些物品没有办法沉到水底下，都浮在水面。

游到半路遇到了巡逻艇，探照灯晃过来时，他们放弃了所有东西，沉到水下去。等光晃过去，再浮上来，找到气枕，绕船远点游走。他们只认准一个方向，就是香港流浮山——那边灯火比较亮。

欧阳东的两个同伴先上岸，他们换衣服时，动静太大，岗亭里的人发现了，朝他们喊话。

此时，香港对偷渡者实行递补递解的政策，只有到达九龙市区才能获得留在香港的合法身份，那些在边境被逮到的偷渡者仍将被遣返原地。

还在水里的欧阳东不能上岸了，他放弃了所有东西，往回游了一段，吸了一口气，沉到水底。再出水时，已经没人了，警察往前追去了。于是他加快游了几下上岸，穿过沙滩是一座山，欧阳东一口气爬到了半山腰。

事后，欧阳东还奇怪，自己怎么做到的。以前海上作业时，帆船走“之”字，他们就要自己游回去，游到沙滩，人就累得动不了了。那时他竟然这么有劲，真是逃命啊。

从半山腰上回头，发现追赶他同伴的巡警又回到了海边，用手电筒往海面、山上扫。他意识到半山坡很危险。于是，他像打仗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只穿条短裤，身上给那些树枝划得都是血痕，就这么艰难地爬到山顶。在山顶上，他发现香港灯火通亮通亮的，非常繁华，整个天空都是红色的。而回头看内地这边，黑糊糊的一片，只有几颗星星似的灯光亮着。终于到香港了。

他在山顶喊同伴，没有人回应，又担心把巡警引过来，于是，只好自己下山。

在香港怎么工作，要怎么生活，家怎么办，能不能够找到自己的同伴，都是未知数。心中喜悦、害怕、茫然，很是复杂。

原来随身携带的衣物、联系电话都在慌乱中被遗落了，去哪里落脚呢?

但既然到了，就只有往前走了。黑夜里，欧阳东向着灯光一步步走去。走着走着，就听到了狗叫，仔细一看，对方穿的是睡衣睡裤，知道是老百姓。

欧阳东请求对方收留自己，对方就把他带到自己住的地方。

这是栋木房子，离地面一米多，四平方米左右。蚊帐有洞，被子有洞，电视机都开不开，录音机只能收音。欧阳东惊讶于香港还有这么穷的人。

这是个广州人，刚结婚，很快就要回家了。欧阳东写了封家信，托他带回去。这广州人找到了他以前收留的广州知青，要他们把欧阳东带到社区去。但来的两个人其实是蛇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蛇头收了介绍费后把欧阳东带到柴湾的一家制衣厂。到厂的第一晚，老板给了欧阳东一百块钱。第二天，他就去喝了咖啡。

偷渡之前，经常听到过香港的人说自己喝了咖啡。但去了餐厅，要了一杯咖啡，喝到嘴里却发现好苦。

香港的生活就从这一杯苦苦的咖啡开始了。

家中的妻子收到了欧阳东的信。大家都不相信政治立场这样坚定的一个人会走。但很长时间过去了，始终不见他来上班，公社最终确认：欧阳东逃港了。作为逃港者的家属，陈笑莲也受到牵连。夫妻俩各自开始了一段艰难岁月。

欧阳东：我们原来是双取工，我逃港之后，房子被没收了，妻小住在一个很简陋的小房子里，十来平方米，洗手间、厨房都没有，条件很差。后来，我们商量，干脆搬到农村去，当时可以在南水村买一块地盖房子。

记者：买一块地要多少钱?

欧阳东：五百块。

记者：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

欧阳东：是的，家里的电视机之类的值钱东西全卖了买的地。盖房子的钱先向别人借，我赚了钱寄回来还债。

记者：您当时就陆续给家里面寄钱吗?

欧阳东：是的。基本上通过渔民带回来的。她在这里，买材料、盖房子、上班、带小孩。

在香港，欧阳东拼命打工。一开始，他在制衣厂打工，厂里主要生产布娃娃服装。白天八小时，晚上下了班以后他们继续工作到晚上12点。第一天工作，欧阳东加班到晚上9点，第二天到11点，第三天到1点。一天工资三十块钱，加班一个小时可以拿到五块钱，这样，他晚上就拼命做，甚至把第二天的活都干完了。老板也很希望大家加班，这样可以帮他看厂房；对欧阳东他们来说，这样也可以不用租房。中午，写字楼里的管理人员和老板有专职厨娘做饭，欧阳东请厨娘把剩下的饭不要倒掉，留给他们晚上吃。第二天，他们把晚上剩下的再混在一起煮泡饭吃，这样就又可以节省一笔饭费。

盖的、垫的是工厂的布匹，穿的是别人送的衣服、鞋子。他们也不剪头，个个都是长头发，太长了就用剪刀自己剪。这样，他们唯一的花销是买一张寄信的邮票——身在异乡的孤独和艰苦，让欧阳东倍加想念自己的妻儿，这种思念只能通过家信传递。

到香港之初，欧阳东(左一)与同伴在机床上体息

为了多挣钱，欧阳东又找了三份工，一份在造船厂，一份在电镀厂，还有一份在保安公司。他白天在制衣厂做，6点钟下班后，去造船厂。造船厂晚上工作，一百块钱一天，有时候会干到天亮。比起白天一天三十块的工钱，欧阳东对造船厂的工作很满意。有时候，不在制衣厂，不在船厂，就去电镀厂，做到晚上1点，下了班就去保安公司做保安，做到早上8点多钟，就这么连轴转地工作赚钱。

他的休息时间很少。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他们吃了饭就睡一会儿；晚上，在船厂干活时，有两个小时可以休息，其他时间就都在干活。这样，一天的睡眠时间只有三个小时，还得见缝插针。实在受不了，就白天请假，因为白天工资低。他躲到裁床下睡觉，工人们在上面可以照常工作。

睡到晚上去船厂上班，船厂下了班可以在公园的凳子上面休息一下，上午9点钟再去工作。

这样艰苦了两三年，盖房花了一万多块钱。欧阳东说：“到1983年，我就把借的钱还清了。”

1986年，欧阳东回来了。他已经在香港打工六年多，换了六家工厂，学会了制衣技术，会服装设计，工资从最初的一天三十块，涨到了一个月三千二百块。此时他对香港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改变。

记者：当时您在香港，对香港是什么印象呢?

欧阳东：我觉得香港，还是很好。

记者：怎么好法?

欧阳东：不是我们早年宣传的受压迫，受剥期。香港很文明，把我们都改造了。果皮会拿着到有垃圾桶的地方丢到垃圾桶里；不随地吐痰；在巴士站不一窝蜂地往上挤。

记者：要排队?

欧阳东：都是排队的，就是一百多人，也都要排队的。人素质很高，很有礼貌。而且那里的工人动作很快。

记者：是工作的效率高吗?

欧阳东：是的。工厂有计件的，有固定工资的。我们都是固定的工资，一天多少钱。但是工人的动作很快，做事都是跑步来去的。

记者：没有人磨洋工吗?

欧阳东：有，很少很少。当时，我就觉得奇怪，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而奋斗，而积极工作。他们是资本主义，都是给资本家干活，要那么快干什么?人家回答：我现在不快，等到我计件的时候，我就快不了了，所以我一直保持这样的速度。大部分人是很勤劳的，都是很拼命很认真地在干活。

深圳特区建立以后，香港的服装老板也到深圳来办厂，欧阳东随厂子回到深圳工作。这样他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人了。后来，他们把家的围墙拆掉，在房前搭了个铁皮房，利用自己学的服装设计技术做时装。也从香港的服装厂进货，开时装店，销售服装。很快，他们家那一条街都把围墙拆掉，开起店来，都做时装生意，一条街变成了时装街。

欧阳东家的房子在不断地被改造，越扩越大，越盖越高，两层变三层，三层变四层，2001年的时候，盖到七层了。他们充分享受到了特区的经济政策带来的实惠。

到2000年，欧阳东退休了，他重拾自己年轻时的爱好——文艺活动。

记者：后来又去搞文艺了?

欧阳东：参加老年文艺团体。

记者：您是重拾以前的文艺爱好了?

欧阳东：对。年轻的时候，没有条件，现在有条件了，可以做很美的服装用在舞台上。这个爱好还有益于健康。

今天，回顾自己的这一段逃港生涯，欧阳东说了两段感触颇深的话：

来源：凤凰卫视、网易人间FM、《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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