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阶段按模式讨论上山下乡运动的成败——写在上山下乡五十周年

知青下乡大致有两种模式：体制内和体制外，即兵团农场模式和集体插队模式。

阶段大体分三段：以1968年以前，包括文革前时期为第一阶段，1968年秋季以后仓促处理老三届上山下乡为第二阶段，此后应届毕业当年安置的“小知青”阶段为第三阶段。第一个阶段基本上是体制内模式，其他阶段都有两种模式并存。

混为一谈的说法最初来自对老三届插队知青别有用心的欺骗，把分明是本质“待业”的临时安置，说成和兵团、农场一样的“一辈子”“扎根”。这一混淆后来被云南兵团知青所利用，以否认与插队知青不同的“就业”本质而得以回城。混为一谈的手段至今被一些人继承下来，要么为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全面肯定，要么从个人体会的特定角度出发全面否定，给下一代人造成极大的困惑。

从1955年就开始的第一阶段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是完全的体制内安排，从那时候起是一种就业方式，以农场和建设兵团为主要模式。对毕业的学生的要求从开始就是“服从分配”，即便不是上山下乡往往也会远离父母，远离家乡。相对说来，体制内的上山下乡虽然也在“分配”之列，也同样享受等体制内的一系列待遇，但地方都在边远地区，生活条件更差一些，文化生活就更加贫乏。但无论如何还有生存保障，相对比较容易适应。这样的上山下乡模式充实了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一种向边远地区移民的手段。总的说来应该是成功的。

正因为成功，不但一直连年持续运作，而且规模也在逐年扩大。文革期间也仍在继续发展，为安置更多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还又组建了很多新的农场和新的兵团。

而这一阶段也有少量的知青集体插队，无论文革前的插队，还是在文革的1968年12月份以前的集体插队，知青在知识方面能得到尊重，也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

文革期间去兵团和农场，是五十年代上山下乡模式的延续。从时间上应该属于一个新阶段的上山下乡了。与文革前不同，这个阶段同时存在着其他模式的上山下乡。其中还有一种体制内的方式——五七干校。五七干校不是专门为中学毕业生预备的，但也能吸收少量的上山下乡知青，数量有限，不在本文中讨论。

声势最大，影响最深最广的上山下乡，是文革期间1968年秋季以后老三届的集体插队模式。现在一提知青，一提上山下乡，往往指的是老三届的集体插队。甚至有些同期的兵团、农场知青也自称“插队”，“插队”二字甚至可代替“知青”和“上山下乡”。其实，插队是一种体制外的模式，和体制内的兵团、农场完全不一样。文革后漂流海外的华人叫作“洋插队”，却不称“洋兵团”“洋农场”，也从侧面体现了插队模式与兵团模式的本质不同。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同样“史无前例”的事件：六届中学生同时毕业在1968年的秋季，造就了一个“老三届”的特殊群体。本来应该在1966年和1967年毕业的中学生因为文革滞留学校，造成了教育流程的大面积梗阻——小学毕业生无法正常升入中学，致使幼儿园毕业的孩子面临无学可上的处境。文革使得高中和大学停止招生，而工矿企业也因文革开工不足，城市社会根本没有能力容纳如此多的六届年轻人。延续下来的农场、兵团方式也只能少量地解决一部分人的分配。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老三届的跨省集体插队。不政审，不体检，很类似“遣返”：注销城市户口，下放到生产队去当农民。这个体制外模式，和同是体制外模式下一阶段的“小知青”又有很大不同，我们还是不能混为一谈。

老三届集体插队的模式，本质上是待业，只有这一点上和后来的小知青一样。老三届集体插队，迅速缓和了大城市紧迫的就业危机，把这一危机转嫁到地方，转嫁给农村，转嫁给农民。在“再教育”的政治口号中提到“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已经预示了注定要失败的命运！

毕竟老三届毕业生中还有一部分人同时期去了体制内的兵团和农场。为稳定人心，就故意把两种不同模式混为一谈。去边疆的农场、兵团，本来就是经过政审和体检的正式分配，从五十年代起就要求“一辈子”“扎根”的。但对老三届集体插队的知青也要求“一辈子”“扎根”，和此前的体制内模式说成一码事，极力掩盖这一方式的待业本质。

从混为一谈的目的出发，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治借口，也同时用到了和农民毫不相干的兵团、农场知青身上。这一举措最终砸了自己的脚。

陕北插队的老三届北京知青，日后曾经派出了“北京干部”加强管理。因为集体插队类似遣返的处理方式，已经高于任何行政处罚手段，不可能再制定奖惩条例“警告”“记过”“除名”来管理。要实现管理，赐给“北京干部”的“上方宝剑”，就是对知青的分配有决定权。

但这样一来，集体插队的待业本质就无可奈何地浮出了水面——原来还可以重新分配，实际上“一辈子”“扎根”不过是个空洞的口号。事实上，一些把“一辈子”“扎根”的口号喊得最早、最响，刻意表现自己积极性、革命性的插队知青，往往也是最早拔根，最早离开农村，最早得到分配的人。

老三届集体插队是跨省上山下乡的方式。远离父母到了农村的知青，很多还是属于未成年人，在农村要首先解决的是当地农民早已解决过的生存问题。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宣传下，在“接受再教育”的口号下，知青既没有必要的政治地位，也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反映到中央，才有了“容当统筹解决”的最高指示。总是有人问：知青有多苦？应该强调：不是所有知青所有模式所有阶段，而是老三届插队知青的特殊处境，造成了“全国此类事甚多”的尴尬。

七十年代的“小知青”阶段，没有了跨省的上山下乡。小知青有后勤，提供生活保障，而且只有“接受再教育”，不再提“一辈子”“扎根”的空洞口号。其实“接受再教育”也毫无道理，小知青根本就不属于“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小知青插队不是去当农民，不担任生产队队长、会计、保管员、出纳员等职务。也不被当作一个正式劳力，不被派出参加县、社工程。甚至还有不成文的“再教育”两年“毕业”的默许，而且不占用农民的农转非指标，回原城市分配工作。更加具备了完整的“待业”特征。

等到七十年代后期，1968年集体插队的老三届知青陆续分配工作，留在农村的已经所剩无几，引发了同样跨省上山下乡的兵团知青巨大的不满和骚动。爆发点就在云南兵团。

至今在网上有人把云南兵团闹事传为知青回城的原因，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原因的一大误解，是对历史的歪曲，是对下一代人非常不负责任的误导。

云南兵团知青闹事有这样的口号：“我们不是农工，我们是知青”、“还我知青”。其实是在说：我们不是就业，我们和插队知青一样，也是待业。也要求和插队知青一样：“回家”。对不同模式的混为一谈，到这时候被抓住了把柄——就是要把兵团和插队混为一谈！

有人以为，云南事件的转折点就在有名的集体下跪。这样的看法极其无知地低估了国家对闹事的处理能力！从记录这一事件的文章中我们看到，派出处理事件的主要干部，是想到了老邓的“三个不满意”才有所动摇。否则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副部级，根本没有能力决定或修改任何政策，又怎么可能斗胆上报，要求上级同意知青请求！

那么“三个不满意”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哪个？“知青不满意”“知青家长不满意”，是自打有知青那天起就存在的，上山下乡却可以在这两个“不满意”中持续和发展。毋庸置疑，真正起作用的只能是第三个：“农民不满意”。而造成农民不满意的，也只能是和农民利益密切相关，把城市就业危机转嫁给农民的——老三届集体插队。

到了云南兵团知青闹事的时候，老三届集体插队实际上已经彻底失败。前文提到在这时候，老三届插队知青已经所剩无几，待业本质赤裸裸显露着，“一辈子”“扎根”早已成为虚无缥缈的过眼烟云。这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老三届插队知青从开始和农民争土地、争资源，到后来占用农民的农转非指标离开农村，在当地分配工作，引发了农民对上山下乡政策的一系列不满意。把就业危机转嫁农民引发的不满，是造成集体插队这一新生事物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的事情，以农民的态度来处理才有最终成功的可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三面红旗”终止，是来自农民的反对；改革开放先解开农民身上的枷锁，取得进展和成功。把城市就业危机转嫁农民，造成的“农民不满意”，使得集体插队模式率先失败而告终。

然而余音未了，因最初的混为一谈，这一失败最终导致上山下乡运动的全面失败。

在给云南兵团松了口以后，这根导火索就引发了其他兵团的爆发。不单单是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兵团战士，还进一步波及到文革前相对“成功”的兵团、农场，那些更老的老知青们。直到现在，上海市还不断出现文革前老知青的请愿活动。

不限于边疆地区，山西省已经在城市安排了工作的北京知青同样要求“回老家”，因为这样的分配和兵团的就业本质仍有共同点可借鉴。文革被否定，“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存在了，“再教育”也就没有必要了，在这个政治口号中被驱离大城市的知青也应该回老家。山西省这个“回老家”事件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又一直延续到了九十年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才最终“擦了屁股”。

尽管还有很多没擦干净的地方，也不再有新的上山下乡运动和新的知青，城市每年从中学毕业的冗员，便名正言顺地以“待业青年”取而代之，不再去农村等待分配了。曾经被知青管理部门认可的这些老知青一代人，就此成为了永远的——知青。而自己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更不满意的结果使得知青上山下乡的成败不言自明。

载《知青》杂志第21期第33-35页  阅读《知青》杂志电子书第21期  请点击底部左下方的“阅读原文“ 。本文来源：公众号“南加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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