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时期的现役军人谈北大荒知青

让我难忘的是那些知青们。那时农场大部分职工都是知青，他们是建设农场的生力军，他们为农场的建设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来自各大城市，当时只有十八、九岁，还都是孩子。他们本来应该在家享受父母疼爱，可是他们却来到遥远的边荒，在这里屯垦戍边。他们来到这里，在艰苦的环境里磨练意志、锻炼身心，抱着对毛主席、对党、对祖国的忠诚，不怕苦，不怕累，把美好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了北大荒。他们来到这里，很快就把自己融入到北大荒的天地之中，他们像老职工们一样生活、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在北大荒这个天地里画出了最美丽的图画。在北大荒，不光男知青们能干，就是那些女知青也不甘落后，她们和男知青一样争先恐后劳动，一样割地、扛麻袋。可现在的青年们，和他们相比，相差的实在太远了，这不能不令我们感叹、担忧。我想人就应该有理想、有信仰、有志向、有精神，没有了这些，就要垮掉的。（16）

36万知青大军到兵团，是北大荒开发以来数量最多、文化程度最高、流动性最大的一支队伍。这支队伍思想活跃，朝气蓬勃。他们像五彩烂漫的山花，像汹涌欢跃的溪流，像鲜艳灿烂的朝霞，为兵团带来了勃勃生机。

8年时间，兵团发挥人民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的优势，坚持把用毛泽东思想育人放在首位，引导青年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主动改造世界观。这些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虽然带有“左”的色彩，但确实为广大知青的健康成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兵团各级组织放手让广大知青在三大革命实践中锻炼自己，增长才干。并根据他们的特长，为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有展现自己的载体，有创造业绩的平台，有放飞梦想的空间。理想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使广大知青滚了一身泥巴，练就了一棵红心。许多知青，很快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不少知青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据不完全统计，到兵团撤销前，知青中有10300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110800人加入了共青团，有1000多人被选送到全国各地高等院校深造，有13000多名知青被提拔为干部，其中有119名进入团以上领导班子，有15人担任了师级副职领导，有3人进了兵团常委。（85）

城市知青在全国性的上山下乡大潮中来到兵团，确是“屯垦戍边”的一支强大力量。在兵团各级组织和各条战线上，到处可见朝气蓬勃的城市知青，他们之中人才济济。

在兵团生产建设和战备、支援作战的艰苦岁月里，城市知青付出了劳动、心血和智慧，并在总体上做出了不逊于其前辈的贡献。兵团8年的种种成就，都载有知青的艰辛和功绩。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在兵团基层连队，和垦区职工一起战天斗地，取得了难能可贵的经历和磨练。（90）

我从《查哈阳知青网》看了很多知青朋友的文章。尽管他们受了苦，受了害，受了天的欺骗，但他们无怨无恨，还是那样的热爱党和我们的祖国，满怀信心的投入建设我们伟大的国家各自的事业。很多人事业有成，很多人成了各级党和政府的骨干力量。这就是我们知青的伟大情怀！有这一代人在，任何人要开倒车都是妄想。真是高兴。

对于历时二十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运动，将数以千万计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和农民争饭吃，搞的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城市家长不满意、农村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它贻误我们国家整整一代人。到兵团的知青仅是这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67团更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如何评价，而今是众说纷纭。绝大多数认为应该否定，它只能作为一种负面遗产，对后人加以警示。我赞成。但我认为广大的知识青年的表现是很好的，他们很多感人的事迹是可歌可泣的。历史不会忘记他们！（84）

我和知识青年的密切关系，是在那个特殊年代、特殊环境条件下，形成的特殊情结和友谊。1977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撤销.1978年我调回原部队，紧接着就是1978年知青大返城，以后就各奔前程，渺无音信，似乎从此就不再来往了。谁知20年后的一天，北京知青林国夫、孙金岭、王建国他们，千方百计打听到我的地址，突然打来电话，彼此就又联系上了。于是，上海、哈尔滨以及到南方去的知青，也都和我取得了联系。他们这些当年的毛孩子，现在也已过天命之年，我已72岁。彼此之间的感情和友谊，就像陈酿老酒，越久越醇厚，越久越香甜，让人回味，让人享受。（87）

知青来到连队，带来了活力，带来了朝气，也改变了小五队。土地平整了，积水排光了，桥修了，地垫了，地块干净了，还有啥说的！说知青是“最可爱的人”也不过分吧，五连各项工作都在进步，不仅土地在变，连队在变，人的精神面貌也在变。（13）

由于时间紧，多数人员是刚刚放下镰刀和锄头，匆匆忙忙赶来集训的，他们对高炮知识一知半解，头几天训练出尽了洋相。高炮参谋出身的现役军人罗加兴，是四川人，个头不高，头脑灵活，这次训练任务他全权负责。虽然他心里很急，但他发现大部分操炮手都是下乡知青，有知识有文化，脑瓜灵活，接受能力强，理解快，一点即通。还有几位是抗美援朝专业的老高炮手。他以点带面，以老带新，亲自做要领，耐心做指教。数十天后，通过刻苦训练，我们以知青为主体的临时炮团，各方面的素质大大提高，很快就掌握了高炮的各项技能。很多知青还应用在中学学过的数学几何知识与高炮教材相结合，搞技术革新，发明了不少小窍门。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迅速掌握高炮的各项技能，令罗参谋都感到惊讶。最后经过兵团首长检验，达到合格标准。

……

轮到最后，该兵团射击了。我们的兵团战士各自拿出看家的本领，眼睛不眨地盯着目标。只见罗参谋手臂一挥，十几门高炮异口同声，齐刷刷的炮弹闪着红光，怒吼着向飞机的拖靶打去。炮弹向长了眼睛，发发在靶心爆炸。这时，指挥台的首长和报靶参谋齐声喊道：”快看！飞机拖靶被打掉了！”整个靶场人员都注视着坠落中的拖靶，它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歪歪扭扭漂在靶场上空。我们的兵团战士，楞是用老掉牙的高炮，把飞机后面拖拽着拖靶的钢丝绳打断了，神了！真神了！现场一片惊呼。

打出这一成绩在我军的高炮史上是罕见的，在世界高炮史上也是少见的。我们兵团阵地欢呼起来！整个阵地欢呼起来！我们的兵团炮兵战士振奋了，他们相互击掌，相互拥抱，他们激动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军区首长率先站起来，带头为他们鼓掌！报靶参谋集体向他们敬礼！整个靶场所有的军人向他们伸出大拇指。

这次高炮打靶大显了兵团战士的神威，大大增强了兵团现役军人和兵团战士的士气，令各野战军对我们兵团的现役军人和兵团战士肃然起敬，刮目相看。认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支不可低估其战斗力的武装部队，是拉得出打得赢的战斗集体，是对“苏联百万大军压境”有着十分震撼力的武装力量。

今天，我斗胆说一句，如果当年真的和“苏修”打战争起来，我们兵团的现役军人和兵团战士中，肯定会涌现出数不清的战斗英雄，和著名的“巴顿将军”、“蒙哥马利元帅”，成为成为现代战争中的栋梁之才。你信吗？反正我信。（91）

李义坦政委强调说，我们尤其要看到，兵团组织知青这支年青的生力军，做了很多大事。有目共睹的是，在支援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战，和配合边防部队保卫边疆的斗争中许多知青直接参加了后勤保障支援前线的战斗。兵团组建的后勤值班营连，主要成员是知青，一旦有战事，可迅速编成师团，配合边防部队作战。这比从远处机动野战部队更有效。你们在乌苏里江畔看到知青执行潜伏哨任务，这对及时观察了解对方前沿动态，弥补边防侦察力量不足，很有作用。兵团的战备力量，使苏方不得不有所掂量。在生产建设方面，兵团搞了许多新项目。比如建设炼油厂、化肥厂，以及修筑铁路、公路和水利设施，六师开发建三江，四师新建的开发点和乳品厂、制糖厂等，主力大多是知青。至于架设有线通讯线路、兴办中小学和幼儿园、扩建医院和连队卫生力量、活跃文化生活等等，更是发挥了知青的文化素质作用。完全可以说，知青对兵团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建设是起了举足轻重作用，应该肯定。

李义坦政委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兵团知青是很好的，他们是兵团武装力量的生力军生产建设的突击队，文化教育和现代文明的传播者。许多知青来兵团时只有十六七岁。他们能吃苦，所做的贡献不逊于当年开发北大荒的转业官兵。老农垦干部、职工也都是这样评价的。

兵团知青为什么能不畏艰苦、不怕牺牲？为什么能和前辈一样？为什么能和我们年輕时一样？这是新中国教育的结果，是北大荒精神传承的结果，是青年人奋发向上的结果。这是一种革命精神、爱国责任感和民族传统的崇高表现，非常可贵。

李义坦政委还谈到保护女知青不受侮辱侵害的问题。他说，1970年他来兵团报道时，兵团第一副政委程克廉（也是李的老首长，程李都长期在40军和沈阳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工作）向他交代，要采取严厉措施。保护女知青不受作风不正派的人、甚至流氓的侮辱。程还说，兵团组建初期，就把五师一个与女青年有不正当关系的参谋做了“开除党籍、一撸到底、复员回家”的处理；把一个与女知青有暧昧关系、影响不好的师职干部退回原单位，让他“滚回去”；把兵团司令部管理处一个与女职工有腐化行为的干部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并通报警示。这样做，符合政策，惩前毖后，“杀鸡儆猴”，使企图腐化的人有畏惧感。这是维护党纪军纪、避免菌性涣散的重要问题。四师是照此精神做的。

王殿林同志说：当时全兵团共查出30名现役军人犯有强奸女知青的行为，均依法纪作了严肃处理。被判极刑的仅黄、李两人。当时全兵团有3700多现役军人，犯有这种腐败行为的为近百分之一。

应该说，兵团党委和政治机关对预防和惩治迫害女知青违反法纪行为的工作，一直是重视和紧抓不懈的。无论如何，那极少数侮辱女知青的腐败分子玷污了党和军队的声誉，败坏了兵团的集体荣誉，为党纪、军纪、民心所不容，必须予以应有的惩处。腐败分子的丑恶行为再次敲响警钟，也促使兵团领导反思和吸取教训。

李义坦政委说，知青有这些想法是很自然的事，这不是靠树立几个典型所能解决的。事实上，许多知青对扎根北大荒是有保留的。我们要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92）

在军训的三个月里，使我结识了二十九连及三营的大量知识青年。长期的与连队工人和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结识了许多老工人和知青朋友。

客观地分析评价，各大城市的这些知识青年聚集在一起，真正是人才济济，群英荟萃。使偏僻的、遥远的、闭塞的边疆一下子与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杭州等大城市拉近了距离，闭塞落后的农村一下子敞开了大门，涌进了城市社会的优裕的物质生活与丰富的文化生活。无可否认在“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城市知识青年以其自身的精神和物质文化生活方式，潜移默化中也改变或改造着边疆农场的固有形态。（93）

我作为一名军人，一名老战士，同大家一起见证了那难忘的历史，我为几十万知识青年在北国边疆那块沃土的作为感到震撼，同时也为他们骄傲。

40年过去了，绝大多数知识青年都从黑土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重新开始了新的辉煌；也有一些人仍在那里默默地坚守者，奉献着。这是一群与共和国一道成长起来的值得我们永远记挂的人们，这是一个用青春书写共和国军垦史的可歌可泣的群体。无论他们现在境遇好与坏，无论他们目前心情喜与忧，他们的心胸是博大的，他们的毅力是坚韧的，他们的奉献是无私的。知识青年的功绩是不会磨灭的。（213）

至今，知青们还把我这个团长当成好朋友。我从唐山到北京时，他们只要知道了，立刻就张罗聚会，什么交通啊，吃饭啊，他们全包。多少年了我在北京一直吃得开，一直有回家的感觉，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感觉那里的亲人多，我们彼此都觉得亲。

如果不是去兵团，我哪能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当兵这么些年，我觉得对退役军人的感情都不如和返城知青的感情深，因为我和知青相处的时间更长，经历的也更多。说到上山下乡，我觉得那是必须要安排的，不然那阵子国家也过不去。从兵团接收知青的效果上看，应该说锻炼了一批年轻人，功劳是大的，至于大大小小的毛病，哪里没有？要看主流。小青年返城后什么苦都能吃，干什么都要干得最好，那就是北大荒给他们的品质。我觉得知青这一代人是国家的财富。（《生命中的兵团》，P61）

我对19团的知青有很深的感情，他们和部队的战士一样也来自五湖四海，但不一样的是他们都来自城市。他们下乡后感受的环境变化，和农村孩子进部队是相反的，他们更不容易。知青很单纯，也很正统，上进心普遍强，你只要给他们一个平台，他们就能干成很多事儿。他们给北大荒带去了各个城市的文化，是北大荒特别需要的。所以我对他们有一种对自己孩子的感情。

我还认准一点：北大荒不能是文化荒原。对知青搞文化活动，我特别支持，一次次搞汇演，挑人才，兵团的全场芭蕾舞剧《白毛女》就出在我们团。几十年后，我看到19团的知青有了出息，就像看见儿女成才一样高兴。

现在说起北大荒，感觉上很遥远了，但又像一伸手就能够得着。19团的杭州知青和我来往很多，现在他们也都60岁出头了，总有人来看我，组织聚会时也总请我参加。我因为行动不那么方便，不能每次都到场，但我心里面装着这些孩子。我当兵34年，其中在兵团只有8年，但我和知青的关系真比部队战友还要亲密。（同上，P65）

谈兵团，就离不开当年那种全国一致的“极左”环境，兵团不可避免地要执行不少“左”的东西，我们这些做政治工作的人，一方面是“左”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也是“左”的执行者，对这一点我从来不回避，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兵团政治宣传上的成绩。兵团时期之所以能成为北大荒历史上的一个文化繁荣时期，有一大批有文化的知青来是一个原因，兵团在政治宣传方面所做的努力也是一个原因。（同上，P87）

1973年搞工作大检查时，兵团党委对知青队伍做了三个评价：生产战线的突击队，战备值班的主力军，文化教育的传播着。蒲更生副政委曾代表他和任茂如说过一句话：“这8年如果没有知青，兵团将一事无成！”这句话我觉得说得恰如其分。

上山下乡是历史的错误，是国家的一个无奈选择，不得人心。知青在这样一种命运安排下自强不息，成就了兵团的辉煌。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兵团在知青管理上有一个很大缺憾——没有充分注意到知青求知欲强的特点和他们受教育被中断的知识损失。如果当时能大面积地位知青办知识训练班，他们返城后的第二次创业就会大大受益。遗憾啊。（同上，P360）

我们团知青之间的感情深，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在一起吃过大苦，还有一个是他们相处的时间长。26团的很多知青一相处就是6年，这和部队的情况相差很大。在战争年代一场战斗下来，一个连就剩十几个人，在和平年代，战友们在一起服役也就是3年时间。这些知青在家还是孩子，突然挑这么重的工作担子，吃这么大的苦，对共同经历过的事记忆特别深。26团的知青里虽然出了高胜滨那样的异类，但总体上说是优秀的，不愧是从各师、团挑出来的好兵。返城后，这些孩子干得都不错，没有一个犯法犯罪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王光亚当年就是我的兵。

我离开兵团后一直在哈尔滨。26团的哈尔滨知青有400来人，他们和我的交往最多，每次搞聚会活动时都找我，我和知青的感情，超过了我在部队时带的兵。外地知青也总邀请我去。为了和这些孩子见面，我1996年去了北京，2000年和2010年去了上海。每次参加聚会，知青们都热情得不得了，机票、住宿和生活费都不要我出，关照得无微不至。对26团那段艰苦生活的留恋，是我们的共同感觉。兵团所有的团，包括值班炮团，没有一个条件比我们更艰苦了。

要我评价上山下乡，我说那对知青是一场灾难，既耽误了学习，也影响了前途，最后还得返回城市，他们是被耽误的一代人。当时我就和兵团的人说：知青不会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下乡了，以后总会有个说法。那么多的青年，就北大荒这么个地方，怎么找前途啊？过去这话是不能瞎说的。现在看，上山下乡确实是错误的，我们也跟着沾包。（同上，P371）

我们团的知青来源地很全，京、津、沪、浙、黑的全有，他们是我们团的财富，有文化，有热情，备战和生产都是主力。兵团时期的“左”在用人方面有典型的体现，太看重政治出身了，我挺烦这一套的。家庭成分好的就都是好人吗？兵团发生的几起恶性的伤人事件，罪犯基本上都是出身好的，要不然他们也拿不到枪。党的政策是重在政治表现，要给人家出身不好的年轻人机会，我们不能说一套做一套，那是两面派。

我们38团工作是被4师肯定的，师里一开现场会就愿意38团来。39团就不行，兵团最严重的一次打火烧死知青的事情就发生在他们那里。他们那拨是工农出身，和石头打交道的多，管人的经验少。

知青开始办返城的时候，我的指导思想是，只要有机会走的人团里就不要拦，不能影响孩子们的前途。北大荒的环境毕竟不好，这些孩子远离父母，有条件能走就走吧。

对上山下乡这件事，我有两个基本的认识。第一，看问题要一分为二，不能因为知青中出了几个名人、出了几个领导，就说它好得很。第二，看待历史不能脱离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当时一方面计划经济无法提供充分的城市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大批的城市孩子进入了就业期，不搞上山下乡，国家就要出现大问题。

38团的知青和我很有感情，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系。2011年10月，500多个北京和天津的知青在北京“红色经典”餐厅大聚会，把我和现任农场书记都请去了，我还讲了话。那气氛把我带回了当年的38团……（同上，P375）

兵团是时代的产物，历史的需要。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但存在的不一定是正确的，也不一定就是错误的。知青上山下乡好不好，谁能说得清楚？考虑知青，不能不考虑当时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政策。有关青春是有悔还是无悔的争论，我觉得不会有结果，因为从同一历史走过来的这些人，后来的处境都不一样，对历史的感觉也就不同。其实，兵团提供的是同一个舞台，相同政治条件的知青后来的境遇不一样，那是因为个人的努力和造化不同。

说到底，任何时代的社会精英都是一少部分人，平凡的人终归是占多数的。如果因为自己经历了兵团，就把自己一生的平凡归结于兵团，好像不去兵团的话自己就会有多大造就，这不是实事求是地看历史。平心而论，兵团造就了一些人，但不是顶尖的人，顶尖的人都是插队的知青，不是兵团的。你看国家领导人一级的知青不都是插队的吗？兵团出的最多是省部级干部。兵团的条件优于插队，有工资，有系统化的管理，有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培养出来的人纪律性和执行力强，但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不如生活条件艰苦、无拘无束的插队知青。（同上，P381）

兵团时期培养知青的效果，是经得住中国改革开放后历史变化的考验的。我当时就感到知青总有一天要面对新的未来。对于他们对前途的考虑，我很能理解。我曾经对政治部主任段景岳说过：我们如果因为自己的工作需要就扣住优秀的知青，不让他们上学，要犯历史性的错误。事实证明，他们返城后带着一种特殊的生活态度二次创业，在社会的各个层次上都表现得很出色。在全国各个兵团里，黑龙江兵团出的名家和高干最多，全国副部级以上的干部有70多人。当然，判断知青成才的标准，不是看他们做官做到多大，但我们应当看到，这些人在兵团时期都是在知青中表现优秀的人。这说明，兵团带出来的知青至少不是颓废的一代人。（同上，P383）

现在回头看那个时代的思想教育，的确是很左。遇到点事情，就鼓励知青不顾一切往前冲，以国家财产为重，火光就是命令。这种不讲科学的管理造成了一些无谓的牺牲。有个上海知青在连队食堂着火时，为抢救一个木头炕沿让烧塌的房顶把腿砸了，双腿都截了。11连有个北京知青小张是喂马的，马驹子掉井里他一定要下井去救，跟前又没有人，结果他下井后和马一起冻死了。现在看，这些牺牲真不值得。这是现役军人需要反思的。相对而言，老转业兵就比较务实，更多的是老经验，看情况处理意外事故。有个连队的办公室着火了，连长堵在门口不让知青往里闯，而是安排有打火经验的老职工冲进去，把文件都给抢出来了。

对历史要全面地看，我觉得兵团对知青实行半军事化严格管理是对的，这是军队的传统，不严格就没有战斗力。在对知青的前途的看法上，我们的教育重点是鼓励扎根。后来返城成了大势所趋，拦也拦不住了。

军务股相当于农场的劳资科，管知青的工资发放和请假的批准，知青大返城的手续也是由我来办。我和知青关系很融洽，有个我不认识的上海知青没有棉帽子，我就把自己帽子送给了他。那阵子最低温度达到零下46度，我怕他冻坏了。有个上海知青装尿炕，我和他都明白怎么回事，但我还是批了他返城。为这些事，我还和上海的知青办公室争执过，他们说，有的知青为了返城办假离婚。我说，只要是政府盖章的离婚手续，就是真离婚！

我后来到北京去看知青，回来的时候送的人太多，买了70张站台票没够分！（同上，P386）

说到文化建设，兵团的水平之高在全国所有农垦单位和知青群体中是独一無二的。文化宣传学习班（当时叫报道学习班）年年办，兵团建起的电影一级发行站和各省的电影同步发行，各省演什么电影，兵团就演什么。兵团时期举办的版画班，让知青的美术才华得到发挥和发展，促进了北大荒版画的美术界流派的形成。兵团组建的面向基层服务的文艺演出队，从师到连，层层都有，还推出了全国唯一由业余文艺队伍演出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全剧。在卫生和教育方面，兵团建立的医疗体系达到了当时垦区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小学和中学遍布垦区，安排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青担任教师，培养出了一大批垦区事业的后续领导。

尽管兵团在管理知青中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总体上说是有序的，效果是积极的。知青返城后，黑龙江兵团出的人才最多就是一个证明。（同上，P399）

我们在1969年和1970年接了两批“小六九”，这些孩子年龄小，也就是十六七岁的样子，文化程度实际上也就是小孩子的水平，小学知识。他们来兵团后整天嘻嘻哈哈的，很可爱。67团一共接收了700多人。团里对他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吃、住、劳动和大家一样，我们只是要求连队关心他们，还动员知青大哥大姐们多关照他们。这些“小六九”是上山下乡运动中受害最大的群体。招兵的数量少，轮不上他们，推荐上大学时，他们也不是首选。团里把上学的指标分到各营和直属单位，各单位再分解到连队一级，动员知青报名，由团里组织一次基础文化知识的考试，然后由连队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推荐录取。结果67团的“小六九”一个也没考上，没办法。（同上，P405）

在“文革”期间，中央为了抓知青工作下过三大文件：1970年5月12日的26号文件，1973年6月10日的21号文件和8月4日的30号文件。这些文件引起了在全国范围内对知青管理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多次大检查，每次兵团都有大动作。事实上，兵团在防止女青年受迫害方面，工作抓得更早，在兵团成立时就对军人提出了告诫。

我认为极少数现役军人的腐败是个人品质问题。品质不好的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有，军人也不例外。在兵团现役军人中出了个别腐败分子并不奇怪，这与我军的性质和宗旨无关。我军历来对这类腐败现象是不姑息迁就的，而是积极预防，坚决惩处。我们把这类腐败分子斥为败类。

在那个特殊时期的政治环境里，兵团发生此类事件的后果很严重。全国上千万知青都还是孩子，远离父母出门在外，谁家不牵肠挂肚？应该说，走了一千万，连着上亿人。知青受到迫害，上亿人诚惶诚恐，社会影响太恶劣，社会的稳定也收到影响。对受害的女知青来说，那简直是一场噩梦，造成的阴影会笼罩她们终身。极少数腐败分子玷污了党和军队的声誉，败坏了兵团现役军人的形象，对兵团担负的屯垦戍边使命有破坏作用。我们在兵团工作过的现役军人至今一提起这事，无不感到蒙羞，无不痛恨那些腐败分子。我赞成你把这一面写出来。虽然它已经成为历史，但历史的教训不应被遗忘。（同上，P803）

知青当兵走后门的现象不是少数，兵团很多领导都接过“条子”和“招呼”。招兵的指标刚一下来，纸条子和电话就都来了，递话的人不是部队的首长就是部队的关系户，我们是挡不住的。“文革”前，社会上走后门安排子女工作的情况不普遍，上山下乡开始，就成了社会问题。兵团组建后那几年，走后门的情况还不严重，但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干部恢复职权后，事情就来了。有的来找知青的领导，级别还很高。我们军务股只能掌握两条原则，一条是决不能收礼，一收了礼，办事性质就变了；另一条是，只有在同能条件下才给帮忙，这也就是说，你要的人的条件如果不如人家，我就不好帮了。招工也是这样，很多单位都是带着目标来招人的，外交部来人招过，铁路局也来人招过。这是一个不公正的现象，没有家庭背景的知青明显是吃亏的。

兵团的领导们一直说要帮知青树立“四疆思想”，说要扎根、热爱、建设、保卫边疆，但实际上他们很清楚，多数知青是留不下来的。1973年搞知青工作大检查时，4师李政委和兵团领导讨论形势时就说过：多数人只要有机会就会离开的。

我们也研究过，为什么兵团留不住知青？我想，人都是要往高处走的，如果兵团能建设得更好些，应该能有很多知青留在这里。（同上，P948）

农场对知青的集体撂挑子这件事是很伤心的，他们走得太集中、太快了，基层的许多重要岗位一下子都空了，真把农场狠狠地闪了一下。当时不少知青和当地人结了婚，为了能返城，离婚的人很多，有真的也有假的。

有的被离了婚的北大荒妻子送丈夫返城，哭倒在火车站的站台上，那情景看着真惨。兵团撤销后，武器怎么办？我们武装部负责“秋收”，把枪支弹药逐步都收了回来。最后留在北大荒的知青人数极少，基本上分三类人，一类是留在农场当干部的，一类是和当地人结婚成家的，还有一类是返城后因为没工作、没地方住又返回农场的。当时留在农场的知青以哈尔滨的居多，其次就是上海的，总数有上万人。他们的孩子后来几乎都被办回了城市，他们自己退休后多数也返回了城市养老，退休金在农场拿。现在还留在农场的应当不到千人。（P960）

3团团长段松奎

还有一点就是培养知青，这些人有文化，学农业知识，掌握机械都很快，一点就通，又不怕吃苦，很容易成为我们的生产骨干。

知青们刚到时很苦，有泥草房能腾出来，人就住进去，没有房子的，就要盖窝棚落脚。我们那里冬天最冷时，差不多零下40度，知青搭窝棚、取暖都需要木头，我只能到处砍。为了这一点，我一度和林业局的关系很紧张，他们不让砍，我不管那一套！上山下乡是国家的部署，冻坏了孩子们行吗？你不让我砍，你给我找煤去啊！时间长了以后这个矛盾就缓解了，我们给知青盖起了砖房。

5万人的一个大团，只是在团部有卫生队，知青生了病要走几十里路看病，常常是人到了卫生队，病情更重了。为了改善知青的生活，我组织大家养猪，还成立了一个打猎队。

团长段松奎和三团知青

（儿子光耀接着说道：3团的知青对我爸感情很深，1996年他去哈尔滨，每天三顿饭都是知青安排，还说要在我爸90大寿时来丹东给他庆寿。我觉得知青对兵团的感受，和什么人带他们经过那段时间有很大关系，他们看到一个可以信赖的团长，也就得到了一个正面的兵团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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