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点点讲“尊严死”：有尊严地离世，是对生命的珍惜和热爱

推广生前预嘱，让更多人按照本人意愿，以尽量自然和有尊严的方式离世，是对生命的珍惜和热爱。

生前预嘱，是一份叫做“我的五个愿望”的问卷式文件。只要识字，你就可以通过每一个愿望下问题的选择，让自己的临终尽量清楚地被安排下来。

比如说，要不要使用生命支持系统维持人工心跳、人工呼吸，要不要在临终的时候进行心肺复苏、心脏电击、插管等方式抢救至生命最后一刻，要不要充分止痛等等。

尽管人类在用不同的方法追求长寿，但是到现在也没摆脱死亡。当然，不止一位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很可能或者是肯定能永生。

但是这个“永生”一定不太便宜。

所以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把手边的事情做好：通过生前预嘱，安排好自己的临终，还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8年世界各地区人均寿命》。蓝色代表男性，红色代表女性，灰色是平均值。

欧洲地区人均寿命较长，亚洲地区处于中等水平，非洲最低，最后是全球平均值；女性人均寿命约75岁，男性约70岁，全球人均寿命约75岁。

当我知道我大概会在多少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感受。

尽管在科技昌明、智力至上的现代社会，医学对于生命的救助也是很有限的。

但一个人一生的医疗支出有70%-80%被用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在这个最没有生活质量的、不超过6个月的时间里。

医疗对于人的损害，也就是医援性伤害。比如，当医生不工作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2000年6月，以色列殡葬协会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份报告：1973年以色列医生全国罢工，但当月以色列全国的死亡人数下降了50%。

包括医生在内的很多人表示，这个说法实在是太简陋、太简单粗暴了，这不能排除是一些偶然因素引起的。

但是在1983年，当以色列医生再次罢工，全国死亡人数又再次下降了50%。

2000年，以色列的医生又进行了全国性的罢工，全国的人口死亡率再次下降了40%。

2018年德国2万个医生罢工

2016年英国的初级医生罢工

在2018和2016年的这两次医生罢工期间，也有媒体甚至是学术刊物表示，在此期间死亡率是下降的。

在我们推广生前预嘱的过程中，在我们向大家解释医疗有限的时候，这些事实和数据成为非常重要，甚至是最重要、最有力的证据。

不管是想不惜一切代价坚持，还是适时的放手离去，只要能真实表达愿望，都值得被赞赏和理解。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说：“我是我姥姥养大的，跟她感情最好。我姥姥90多岁了，吃得下，睡得着。她跟我说，孩儿，真到了那天，你可得使劲地拉着我啊！因为你们是我的亲人，我吃多大苦、受多大累，都愿意和你们在一起……”

但生前预嘱并不认为人在生命末期放弃过度抢救是唯一的选择。“我的五个愿望”实际上是鼓励人们说出自己在临终的时候到底要什么和不要什么。

人们只要说出了符合自己本人愿望的安排，他的家人、朋友、医生，乃至全社会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那就是有尊严地死亡、不痛苦地离去。

尊重每一种选择，这也许才是蕴含在“我的五个愿望”中最充沛的人文情怀，也是最符合医学伦理的三原则：有益、不伤害、公平和尊重。

2015年英国《经济学人》发表的一篇报道，是全世界80多个国家死亡质量的排名，中国在71位。

绿色虚线是死亡质量最好国家在医疗环境、公众参与、护理质量、医疗护理的可负担程度以及人力资源中的平均得分。红色的是世界平均得分，蓝色的是中国的得分。

“选择与尊严”的网站数据。绿色的是网站浏览和注册的人数，红色的是生前预嘱注册成功的人数。

当然，如果我们现在再做一个死亡(质量)的排名，或者再过两年再做一个死亡(质量)的排名，我们中国的位置一定能够更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