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中闯出来的知青：含泪忆往事
知青朋友都有一段下乡史，假如你17岁上山下乡到农村，整整种了25年棉花田；假如你在这25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耘中，又被无辜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蒙受10年不白之冤，直到32岁平反；假如42岁返城，面对人到中年既无文凭职称，更无社会关系，直至57岁下岗，换了别人，也许这辈子就趴下了，可无锡知青朱蕴忠，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依靠坚定信念、坚韧毅力，坚苦奋斗，排除万难，自学成才，学以致用，自塑成复合型、外向型跨世纪人才。请听：从苦难中闯出来的知青翻译官。
朱蕴忠，无锡知青，在上山下乡的年代，他下乡苏北农村，落脚盐城新洋试验站。空余时间，他努力学习各类知识，书是他的好朋友，收音机更是他的万宝全书，走到那里听到那里，孜孜不倦地学习：天文地理、方言外文、文学写作、中医草药……他是海绵，拚命汲取知识。妒忌是灾祸，有人诬陷他偷听敌台、攻击解放军、吹捧帝修反……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押上盐城体育场万人大会批斗，受尽委屈、受尽凌辱，贫病交困，饱偿人间心酸。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对生活充满信心，一有时间就写作，依然坚守自己做人的底线。他曾相救被毒蛇咬伤的高中生，让人感激不尽，女高中生要以身相许嫁给恩人，全然不顾他是“阶下囚”，都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蛇口救人的美德，更是不胫而走，成为佳话。
朱蕴忠和王秀兰牛房花烛时拍摄的照片
都说好人终有好报，三年的“阶下囚”终于“平反”，朱蕴忠等来了扬眉吐气的一天，好事成双，中央文件让他的户口迁回了无锡市。可妻子的户口尚在苏北农村，在盐城知青办的帮助下，把户口又迁回苏北农村。多少人说他脑子有问题，可朱蕴忠是堂堂男子汉：当初的“阶下囚”，妻子不离不弃，今天，他进城了，糟糠之妻不可丢啊！重回苏北，扎根农村：当一辈子农民，夫妻俩承包了60亩盐碱地，种上棉花。当农民苦啊！脸朝黄土背朝天，半夜睡、五更起，拼命苦干加实干，第一年就上缴国家一万五千多斤棉花，让人们惊呼：“机器人”啊！
爱学习的他，那怕是当农民，依然拚命学习。当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放日语广播讲座，他开始自学外语，常常一心多用：边吃饭，边听广播，边做记录；田间劳动，也跟着收音机学发音、读单词；平时走路、做家务，也不忘练日语；晚上睡觉，梦中也讲起了日语……周围的人们，讥笑声一片：“朱藴忠大脑不正常，神经有毛病！”
“这么大年纪，学了又有什么用！”
有人当面嘲弄：“朱藴忠唉，盐城打电话来了，请你去做翻译！”
连继母也嘲笑道：“历来朝中无人莫做官！一个种田人，还想做翻译？你做翻译官，火叉用竹竿……”
周围的闲言杂语，各种讥笑，更激起朱蕴忠悬梁刺股、发奋自学的决心。1983年，他参加全国日语函授中心“现代日语班”考试，27次中23次获得100分的好成绩。两年后，以闭卷考试100分的成绩，获得“现代日语班”《结业证书》。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当盐城市无线电元件厂从日本引进了彩电电位器生产线、自动高速车床，急需日语翻译时，他被聘用，就此踏上了日语翻译的路，这条路，可是朱蕴忠硬生生从荒地中踏出来的啊！这以后，频频现场口译，引起了盐城新闻媒体的关注：《盐阜大众报》头版头条刊登报导了《为伊消得人憔悴——记自学成才的翻译朱蕴忠》。好名声也引起大丰县人事部门的重视，经综合考察，他被作为“大丰县第一位急缺人才”安排到中日合资丰东热处理有限公司任日语翻译。不断的实践让他获得助理翻译职务任职资格、外销员资格证书和翻译中级职称。他成为《当代中国人才库》主编，盐城作家协会会员。
地上本来没有路，朱蕴忠为寻找幸福富裕生活，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他曾五次随团出访日本，他应大丰市政府、大丰经济开发区、大丰港经济开发区、麋鹿保护区、棉花原种场等许多单位聘请，完成了翻译任务，特别是经他翻译，成功制造出中日合资丰东热处理有限公司第一台回火炉和加热炉，为丰东公司年缴国家税利1000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地媒体：《大丰报》以《发挥自己专长报效大丰人民朱藴忠构筑农产品外销桥梁》为标题、《盐城晚报》以《朱藴忠自学有成搭起“外贸桥”五天发货五批出口日本，创汇十二万美元》为标题、《经贸导报》以《复合型外贸人才身手不凡朱藴忠坐在家里谈生意连连成交》为标题，作了相关报导。
朱蕴忠家庭幸福，儿女成双，事业有成，他兴趣广泛，爱好文学，经常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译文、论文、散文、诗歌。出版了《怎样自学成才》、《三下风云》、《电子商务空手道》、《情系子午河畔》等书，著作被全国各图书馆收藏。他自学成才的故事被国内外70多家媒体报导、传颂。受大丰港经济开发区和大丰经济开发区的邀请，朱蕴忠多次在“大丰港”活力大丰”等日语视频节目里亮相。还先后三十一次出席国内外各类交易会、展示会、洽谈会，为各地的外向型经济，作贡献。随着时代的发展，他通过网络，突破通讯的瓶颈，做起了“电子商务空手道”。“与世界经济接轨，靠知识改变命运”这些时髦的话语，在朱蕴忠身上得到了不折不扣的体现。有多少人能踏进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礼堂？有多少人能荣获“十大杰出跨世纪人才”的奖杯和奖状？有多少家庭能评上“全国优秀读书家庭”？朱蕴忠能！他获得了各级政府部门和有关单位授予的各种奖励和荣誉。“先进个人”“优秀工作者”、“盐城市职工自学成才奖”、“全国人文科学优秀专家学者”……
路，在脚下，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这一路走来：下乡、下狱、下岗……屡遭磨难，一路坎坷，朱蕴忠风雨兼程，自强不息，从阶下囚到副译审，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就是到了今天，他还在竭尽全力报效社会，为中国梦作贡献。
一. 上山下乡
二. 文革武斗
三. 一打三反
四. 草菅人命
上山下乡
1964年9月13日，我们两百多位无锡市的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响应政府上山下乡的号召，乘船到盐城地区新洋农业试验站务农。15年后，其他知青，在1979年春节之前，已全部返城，回到苏南，唯独我这个当年的阶下囚，至今扎根苏北，经历了下乡、下狱、下岗的磨难。每当我回忆起文革中经历的苦难，以及罹难的知青朋友，常会老泪纵横。作为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我痛定思痛，含泪击键，写下此文。
当年，因为我出身不好，不能升学，就业无门，上山下乡是我唯一的选择。初到苏北农村，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满怀革命的激情。我曾不顾生命危险，冲进失火的仓库，抢救国家的财产；我曾抗旱救灾，通宵达旦拼命苦干；我曾“放卫星”，创造过一人一昼夜，抢拾棉花222斤的纪录……
1964年9月，我刚到新洋试验站，那时我十六岁
1965年9月13日，又有87位常州知青来到新洋农业试验站。知青们朝气蓬勃，给试验站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好景不常，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一打三反……一连串草菅人命的政治运动落到了我们的头上。我和一些出身不好的知青成了历次政治运动被揪的对象。
文革武斗
1966年8月8日，文革《十六条》传到了新洋试验站。
社教工作队在“四清”运动期间迫害死了技术员沈时中、批斗了徐诵舜等知青。1967年1月，我邀了无锡知青陈锡生，将原社教团团长苏进程和新洋社教分团团长顾斌，带到新洋试验站做检查。这两位曾经不可一世的社教团长，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后，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一听说我们这些“革命群众”要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一个个变得乖乖奴奴，唯唯诺诺地做了书面检查。可是，我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文革“造反”，却万万没想到陷入了派斗，遭到血腥报复。
就在这时，试验站的保皇派勾结社会上的另一个保守派组织“红铁军”，挑起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三武斗”事件，对我们知青发起突然攻击。
1967年1月23日早晨，在新洋试验站保皇派的煽动下，周围农村里由复员军人成立的“红铁军”，排着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站部。接着，“红铁军”司令董寿祥乘坐嘎斯六九吉普车来到试验站，在试验站保皇派的指点下，肆无忌惮地抓捕知青。知青们紧急集合，首先控制办公室的电话机，通过电话与盐城地委、盐城军分区取得联系，请求上面派人来制止武斗。接着安排会拍照的知青，将红铁军挑起武斗、打人、抓人的情景拍摄下来。知青们临危不惧，手挽着手，筑起一道人墙，与红铁军对峙。
随着“红铁军”的不断增兵，知青寡不敌众，纷纷被“红铁军”抓走。
我在冲过去救护一个女知青的时候，被“红铁军”的四个彪形大汉，抓到农中教室里，囚禁了起来。
恰巧那天，盐城军分区接到了上面解放军“支左”的命令，又接到试验站知青打去的求救电话，张参谋长带着警卫员和手枪，乘吉普车赶到试验站。“红铁军”司令董寿祥见军分区来人了，吓得落荒而逃，连那辆嘎斯六九吉普车都被抛弃在站部招待所门口不要了。“红铁军”士兵也四散逃蹿。我们冲出囚禁室，高呼着：“活捉司令董寿祥！”的口号，追赶“红铁军”司令。谁知那家伙逃得比兔子还快，哪里还追得上？！
知青命不该绝，终于化险为夷。
之后，新洋试验站的保皇派不断制造摩擦，蓄意挑起武斗。先后发生了1967年7月25日上午，保皇派砸革委会牌子的“七·二五”武斗、1968年1月20日深夜，保皇派暗杀无锡知青曹加贤等事件。其中以1968年2月12日，保皇派打死知青陈夏杓的“二·一二”武斗最为惨烈。
那天，知青们在站部大饭堂，召开“庆祝夺权一周年大会”。保皇组织“红色造反者”趁大部分知青回苏南过春节、试验站只剩少数知青留守的机会，组织人马，涌进会场，高呼口号捣乱，会议被迫提前结束。
当知青头头徐诵舜走到门口时，“红色造反者”的打手一拥而上，大打出手。徐诵舜的眼镜掉了，衣服破了，危在旦夕。这时，技术员黄振添冲上去一记抛拳，打得打手陈德先口鼻流血，跌倒在地。常州知青赵泉之扑上去，用牙齿啃咬打手们抓住徐诵舜衣服的手，其他知青也赶来增援，徐诵舜方才能够脱身。
我们刚将徐诵舜推进卡车驾驶室，车门还未关好，“轰！”地一声，土铳的枪声响起，“红色造反者”徐金龙，向我们知青开了第一枪！子弹在我右耳边呼啸而过，击中了身旁的无锡知青曹仲三。曹仲三声嘶力竭地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万岁！”李建夏连忙指挥大家：“撤！快撤！”
我们跟着李建夏向北撤退，跑到医务室路边，等医生将伤员黄振添和徐承恩的伤口包扎好后，才向子午河畔的三队撤去。撤退途中，不时有“红色造反者”向我们开枪。无锡知青陈夏杓说：“我被‘红色造反者’抓去两次都跑掉了，一二不过三，看来这次是跑不了了！”
几小时后，陈夏杓果然在子午河畔，被活活打死。
保皇派“红色造反者”追到三队，向知青开枪、扔手榴弹。“红色造反者”刘益礼扔出的第一颗手榴弹，刚出手就爆炸，炸得他右手血肉模糊。吓得其他“红色造反者”再也不敢扔手榴弹。当时，“红色造反者”从新洋农场，拿回来20颗手榴弹，如果爆炸成功，不知要死伤多少知青！一时间，枪声四起，硝烟弥漫，子弹呼啸着在我头顶身边飞过。我左边的无锡知青张瑞年被子弹打掉了牙齿；右边的常州知青赵增兴被子弹击中了左臂。受伤人数不断增加。无奈，知青们只好躲进宿舍，被动挨打，等待徐诵舜从盐城军分区请来救兵。
徐诵舜到盐城军分区哭求救兵。不料，满载救兵的卡车由于路途不熟，错开到了新洋农场，错过了救护时间。
一幢知青宿舍的门窗、墙壁、房顶，都被砸坏，子弹、砖头，从外面袭来，二十几个知青挤在宿舍最东头的一间房子里，用铺板挡住砸坏的门窗，乱作一团，不时传来女知青被子弹击中的惨叫声。
眼看天色已晚，救兵还不到来，李建夏命令大家突围。冯汉雯率先突围，由于对方没有防备，被他侥幸逃脱。接着冲出去的陈锡生，被打昏在沟里，夜里苏醒后爬到四队。我的同班同学吴国樑连中三枪，腹部被土铳子弹打得像马蜂窝，倒在血泊之中，幸亏腰部束了一条用抽水机帆布皮带做的护腰带，挡住了不少子弹，方能经抢救和手术后保住了性命。张瑞年冲出宿舍后，大叫：“快来人呐！”被土铳打倒在地。
陈夏杓一出宿舍，就撒腿往子午河方向跑去。“红色造反者”的一个打手举起长矛，向陈夏杓扔去。陈夏杓跑得飞快，长矛没有击中他的后背，却击穿了他的右小腿，戳断了胫骨大动脉，没跑几步，长矛落地，血流如注，地上的血脚印，一个比一个清晰，鲜血四溅，目不能睹。他一口气跑到子午河边，看到河里有条渔船，就呼喊：“老乡！快把船撑过来……”渔船上的老乡一听是知青口音，就赶紧将船撑走了。追来的打手不由分说，举起铁叉、木棍，猛击陈夏杓的头部，将陈夏杓活活打死在子午河畔。而杀人凶手后来由于“保皇有功”居然逍遥法外，没有得到惩办。
一个绰号叫“胖水牛”的女知青，大腿被子弹击中，尖叫着前卧倒地；男知青吴锦初的门牙被子弹打掉，口吐鲜血，后仰倒地。
趁着枪烟未散，我冲出门去。“啪！”一块砖头不偏不倚砸在我脑门上，顿时额头被砸开了一个洞眼，鲜血沿着我的额头流了下来。打手们蜂拥而上，举起长矛、棍棒、铁叉，没头没脑地向我砸来。我被打倒在地，双手抱着头，身体蜷缩成一团，左右翻滚，一声不哼地忍受着毒打。眼看再打下去就要没命了，五队的老职工何广跃、钱定生，连忙出来劝阻。
恰巧这时，打手郑小喜看到了知青队伍里的蒋兆铮，便怪叫道：“好啊！大资本家的儿子竟然参加武斗！打！打呀！”打手们扔下我，一窝蜂似地扑向知青蒋兆铮……
知青李建夏的左小腿，也被“红色造反者”邹必锦戳了一长矛。
之后，我和李建夏、陆澍淦、陈子昕、于世伟、顾敞等八个知青被押送到站部，直到盐城军分区的解放军来制止武斗，才被解救出来。
我一出囚室的门，就听“红色造反者”的头头张庆乡高声叫道：“朱蕴忠、李建夏，留下来！”为了脱身，我对军代表说：“请你们到三队去，看看他们是怎样打我们知青的！”我和李建夏带着两位军代表，以及张庆乡、刘俊山，一行六人来到了三队。我率先进了被砸坏的知青宿舍，从宿舍的墙洞钻了出去，跑出去十几米，才听到刘俊山在叫喊：“朱蕴忠跑了！朱蕴忠跑了！”我跑进草丛躲了起来，见李建夏跟着两位军代表，以及张庆乡、刘俊山，离开三队后，就立即返回三队，将散落的知青组织起来，然后分头寻找被打伤的知青，将受伤的知青送到北面的驻军部队抢救。而知青李建夏则被“红色造反者”送到新洋农场，上了“老虎凳”。
一打三反
文革后期，“一打三反”运动来了。1970年初，中央连发三个文件：《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简称“一打三反”。新洋试验站干部趁机私设公堂，居然先定性，后审查，大搞刑讯逼供，抓住“四清”社教运动以来积累的仇怨，无情打击残酷迫害知青。
其中，常州知青徐锁兰、吴松年，不堪折磨，服毒自杀身亡。常州知青章无敌，被判十年徒刑。朱民义和另外一位常州知青，分别被判七年徒刑。杨明远、朱蕴忠、陈锡生，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夏健钟、沈尚侠、邵大京，免予刑事处分。杜建平、邵承钧等知青，被告之：“帽子拎在群众手里，随时可以戴上”……试验站总共不到三百个知青，竟然有一百多个知青受到迫害。
1970年5月3日上午，新洋试验站开展了所谓的“五·三大清查”。我和徐锁兰等十几位知青被查抄后，关进了“对敌斗争学习班”。“学习班”里，学员分为整人的“战斗员”和被整的“重点人”。“战斗员”个个要“立新功”，人人变得面目狰狞。他们轮番车轮大战，日夜不给“重点人”喘息的机会。他们对“学习班”的“重点人”威逼利诱，用尽伎俩，刑讯逼供，甚至用带铁钉的木棍大打出手。
当时，在离开我们不远的新洋农场，召开了“宽严审判大会”，大会对一个既有“历史问题”又有“现行反革命罪行”的原农场旧警人员宣判死刑，当场押赴团部东边的乱坟岗执行。（文革期间，全国农场都被改为“生产建设兵团”，团部，即农场场部。分场、生产队、分队、小组，改为：营、连、排、班。）一阵震耳的枪声过后，全团被命令按营、连、排、班的排序，每一个人都必须参观现场，“增强阶级斗争教育”。胆大一点的男知青早就遛到坟后偷看解放军战士举枪射击，而女知青们则被迫绕枪毙现场走一周看现场，见那“枪毙鬼”前脑门一个黑洞、后脑勺被开花子弹掀去一大块、脑浆和血流了一地、浑身皮肤色如白纸，大部分都蹲在地上呕吐不已，惊吓得数日吃不下饭，晚上连做恶梦。特别是6连一位叫张乐萍（记忆姓名）的无锡女知青由于害怕，坚持不看现场。回到连队后连长大会小会批判，罪名是“对阶级敌人不仇恨，阶级立场不稳”，并撤销其“五好战士”称号。第三天下午，她在棉田里向班长请假看病，直至深夜未归，同学们根据她平时所有的要好同学朋友线索，将连里唯一一部手摇电话机摇得发烫也未知其踪；逐级汇报到团部，团部向农场附近所有车站、码头询问，又打电话到其家乡街道、到河南洛阳问其姐姐，均答未见其人。团部感到问题严重，遂命令全团各营各连武装班连夜开展全团大搜查。全团几十支队伍跑遍62平方公里，搜遍131公里防风林带、数百公里河边和大面积草滩，到第二天早上却一无所获。
第七天上午，3营14连一个班男知青奉命到草滩割草，见许多野狗川流不息。知青们劲头大增，挥舞长杆镰刀和扁担打狗，可是那些野狗们围着散发出阵阵恶臭的地方始终不愿离去。待到知青们进入草滩深处，发现一女性尸体早已被野狗叼出肚肠、撕掉腿肉，惨不忍睹；又在附近找到一“敌敌畏”农药空瓶。后经法医验尸，确系女知青张乐萍。消息传到新洋试验站后，人心惶惶。有些“出身不好”的知青，为了自保，昧着良心，落井下石，积极参与到迫害知青的运动中去，使关在“学习班”里的知青，深受其害，甚至感到绝望，服毒身亡。
幸运活下来的知青们，在《知青回忆录》中，对当年的“学习班”，进行了种种描述。
有的知青写道：我无意中碰到他腿上，他痛苦地抽搐了一下，我捞起他的裤管，天哪，那两条腿上青斑连着紫斑，一块块，好几处流脓淌血。“怎么啦？”“是他们打的。”“为什么？”“说我不肯交代。”“交代什么？”“反革命、五一六。”“我不能坑害老干部，不能坑害我们知青。”
有的知青写道：在此期间，我和一批“重点人”多次乘拖拉机被押去盐城，参加由公检法召开的“一打三反”宽严大会，地点都在盐城体育场，约有上万人参加。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大会结束后，还把我们拉去刑场看枪毙人。那次判死刑的有三个人，一个是杀人犯，一个是“历史问题”加“现行反革命罪行”，还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写了一条“打倒毛某某”的反动标语，被从重从快处决。刑场设在部队靶场旁边，三人被枪决后，我们被勒令绕现场一周观看，我目睹“枪毙鬼”脑门半边掀开，脑浆和鲜血混合一起，流了一地，惨不忍睹。好在我胆子大，并不觉得害怕。回试验站后，领导要求我们“重点人”写接受教育的心得体会，我完全明白，就是“杀鸡儆猴”，让我们知道害怕，好按照他们的指引违心承认罪名。
有的知青写道：我数次受到刑讯逼供，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可我确无反状，何来口供？如此激怒了某些人，加强了对我的迫害。他们在盛夏时，半夜里把我押到三队的牛棚，扒掉我的上衣和长裤。把我双手反绑，任由蚊虫叮咬，就像穿了一件黑色的盔甲。我只能不断地扭动身体以驱赶蚊虫。时间不长我就瘫痪在地。可是这几个凶手却在狞笑！过去我只在电影、书刊、杂志里知道德国法西斯、日本小鬼子、国民党反动派是如何的凶残、血腥、毫无人性。而现在我亲身经历证明了：在极左思潮煽动下，披上人皮的动物比他们更毒辣万分！而极个别人也为虎作伥，挟裹私仇，赤膊上阵，对我大打出手！
有的知青写道：两个金刚大汉对我拳脚棍棒、吊梁罚站、“坐飞机”限睡眠、瞪着凶神般的眼睛，逼迫我交代他们拟定的反革命罪。九个月的寒暑，我成了他们斗争的成果……
上述描述，可见当年“学习班”的一斑。
草菅人命
1970年6月初，试验站五队“对敌斗争学习班”，逼死了常州知青徐锁兰。
徐锁兰，18岁毕业于省重点中学常州二中高中，1965年9月13日，与其他常州知青一起下乡，来到新洋农业试验站。徐锁兰特别勤奋好学，常常手不释卷，即使是在田间挑泥时，也争分夺秒地自学高等数学。“五·三大清查”那天，我根本没有想到，同宿舍的徐锁兰也会被查抄，和我一样被关押进“对敌斗争学习班”。更没有想到，他会惨死在五队的“对敌斗争学习班”里。
一开始，我和徐锁兰分别被关押在一队两个不同地点的“学习班”。六月初，负责五队“对敌斗争学习班”的干宣队悍将王加本，涨红了肚肺脸，怒气冲冲地来到了一队。他将“战斗员”召集到我的“学习班”开会，下达“加温强攻”的指令。为了便于布置任务，战斗员嫌我在旁碍事，对我宣布了几条“学习班纪律”后，就让我一个人到徐锁兰的“学习班”去“反省”。我径直来到徐锁兰的囚室门口，只见他正趴在桌子上打瞌睡，桌上放着一堆纸和两支钢笔，以及几个纸口袋。纸口袋敞着口，里面放的是饼干、糖果。徐锁兰听到脚步声，以为是战斗员来了，慌忙抬起头来，伸手去抓钢笔，摆出一付作交代的样子。当他看清楚是我时，便放下钢笔，低声与我交谈起来。交谈中，徐锁兰讲述了他在“学习班”遭到的迫害，流露出轻生的念头。因此，一贯省吃俭用的他，一反常态，买了许多饼干和芝麻糖，在临死之前，争取多吃一点，也算是捞个本。
我再三劝徐锁兰“万万不能死，宁在世上待，不往土里埋！即使被押上万人大会，也没有什么可怕的！那一万个人和我一个人，是一比一的对立面，真理在我这边，那一万个人不过是群乌合之众而已！”徐锁兰却说：“我没有你那个胆量，熬不过这一关了！”
几天后，经过三天三夜不歇台的“加温强攻”，就在我即将崩溃倒地之时，传来了徐锁兰逃出“学习班”、翻窗进入医务室、吞下一瓶速可眠自杀身亡的噩耗。
徐锁兰自杀身亡的第二天，试验站革委会兴师动众地召开了“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徐锁兰大会”。几个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轮流上台发言，声嘶力竭地声讨徐锁兰，个个都是慷慨激昂，义愤填膺，信口雌黄，大放厥词，赢得台下掌声一片。徐锁兰的遗物都被放进棺材，棺材里放不下了，有人为了表现自己“革命”，竟然跳进棺材，站在徐锁兰身上，使劲往下踩，直至将所有东西踩扁，全部装进棺材为止。
徐锁兰自杀身亡后，干宣队见我已被整得奄奄一息，害怕再出人命，就将我放出了“学习班”。出了“学习班”，我趁到盐城看病之机，跑到地委大楼去“告状”。谁知地委大楼一个电话打到试验站，说我“翘尾巴”、“搞翻案”。结果，我一回到试验站，就被“两进宫”关进“学习班”，遭到更加残酷的迫害。1971年4月29日，我被押上盐城体育场的万人大会，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交群众监督改造。同时被押上万人大会的，还有常州知青朱民义和章无敌。朱民义因不慎打碎了毛主席石膏像，被从严从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七年劳改；常州知青章无敌，被诬陷“搞反革命小集团”等罪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劳改。
章无敌被押上台的时候，剃了光头，五花大绑，脸色苍白，为了不让他呼喊口号，脖子上还被勒着一条细麻绳。他在牢房里，死不认罪，时而高呼革命口号，时而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他用尽了一切方法，接连不断地进行申诉。没有笔墨纸张，他居然撕破衬衫，咬破手指，写下血书；甚至用被单，一针一线地绣出“申诉书”……
他的鸣冤叫屈，遭到的却是体罚挨打，罪加一等。章无敌被判了十年徒刑，服刑九年后，1979年元月，被宣告无罪平反。他始料莫及，悲喜交集，欲哭无泪，欲诉无语，只能不时地抽搐着嘴唇，喋喋不休地说着：“诬陷！”、“无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这些语无伦次的词语。章无敌疯了！最后，他疯死在常州精神病医院里。（编者注：《常州知青章无敌》一文刊登在本刊第20期（2018年1月）。）
万人大会后，试验站革委会发扬对另外一些知青开办“学习班”，接着进行残酷的迫害。
1971年7月3日上午九点左右，我一个人用小板车，拖了一车化肥，路过站部医务室门口。突然，我见一队知青李建夏等人，神色慌张地推着一辆小板车，风驰电掣般地冲向医务室。小板车上躺着一个瘦骨伶仃，浑身脏兮兮的年轻人。我感到不妙，连忙跑了过去。只见常州知青吴松年脸色惨白，两眼紧闭，奄奄一息地躺在小板车上抽搐着。我全不顾自己已经是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冲上前去，高声呼喊着吴松年的诨名“老蟹！”、“老蟹！”吴松年听到我的呼喊，吃力地睁开眼睛，泪水从眼角上流了下来。他悲伤地对我说：“我们这些虾兵蟹将，一个个都没有好下场！”吴松年说这话的时候，从他嘴里喷出了“3911”剧毒农药的气味。我清楚地意识到，吴松年很快就要走了。人们七手八脚地将吴松年推进医务室抢救。站里医务室抢救不了了，吴松年被送到盐城附医，最终死在那里。等他母亲接到试验站革委会的通知，从常州市赶到盐城附医时，吴松年的尸体已经生蛆。当他的母亲把盖在吴松年脸上的白布掀开，见到许多蛆虫，正在从吴松年的鼻孔、嘴巴里往外爬时，顿时呼天抢地，哭得昏死过去。
1972年3月23日，又有一位常州知青被判刑七年，押赴洪泽湖劳改农场；一位无锡知青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就地监督劳动改造。
1973年1月初，试验站革委会党政一把手施从清穷凶极恶，将几个知青头头关进“学习班”、刑讯逼供、甚至用带铁钉的木棍严刑拷打、企图再从知青里挖出“五·一六分子”。就在此时，突然乌龟吃馓子绕住了头：他自己居然也被上级怀疑为“五·一六分子”。1973年1月8日夜，施从清惊吓暴亡，试验站的“一打三反”和“深挖五·一六”运动，草草收场。
不少遭到政治迫害的知青，在精神上受到重创，肉体上受到摧残，积忧成疾，英年早逝。像章无敌、朱民义、夏健钟、邵承钧、吴国樑、徐诵舜、曹加贤等知青，早已撒手人寰，去世多年。即使幸运活下来的知青，也是历经磨难，苦不堪言。
1979年1月12日，在新洋试验站大饭堂，由盐城地区法院和盐城地区公安局，召开了“盐城地区落实政策大会”，对新洋试验站受到迫害的知青，宣布无罪平反。
江苏省盐城地区公安局1979年对我案件的复查平反决定
我的《平反通告》内容是：原认定朱蕴忠为其父朱云生判刑劳改不满，坚持反动立场，长期收听敌台，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党的方针政策，污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吹捧帝、修、反等罪行。因此，经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盐城专区公检法军管会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决定给朱蕴忠戴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此后，朱蕴忠不服申诉。现经复查，原定朱蕴忠恶攻言论和不满情绪，查无事实。而朱蕴忠说过一些错话，但尚未构成犯罪。故撤销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盐城专区公检法军管会决定，对朱蕴忠宣告无罪。
从此，十五年河东转河西，风云聚散，变换了时空。遭难多年后，我们平反了，但是，一纸空文，没有赔偿，没有道歉，那些穷凶极恶揪斗迫害我们的人，没有一个人得到清算。
现在还有人企图掩盖历史，我们理应留下亲历者的记忆，不要让历史悲剧重演！
作者简介朱蕴忠，男，江苏无锡知青。1964 年 9 月，从无锡市七中下放到盐城地区新洋农业试验站。1989 年 1 月担任中日合资丰东热处理有限公司日语翻译，1994 年 3 月调到江苏省大丰市对外贸易公司担任部门经理。1998 年 1 月下岗。2008 年 4 月退休。现为江苏省翻译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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