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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当年——山西插队往事

尚言随笔 老知青家园 2023-02-21

忆当年
山西插队时的几件往事

作者:尚言
 目 录

一、赶车

二、炸鱼

三、入党

四、学大寨

五、抢水

六、抓赌

七、劝架

八、赌一把

九、拉死人

我在1968年到山西忻县插队,现在忻县已改名叫忻府区了。


(2011年)1月9日,忻府区的区委和政府在北京开了一个“北京忻府区同乡促进家乡发展联谊会”,我受邀参加。乡音亲切、乡情谆谆,不由想起几十年前的往事。

1968年12月,我开始了在辛庄的插队生涯,没想到一干就是7年,真快赶上8年抗战了。青春年华、人生最美好的18到25岁,都献给了那片土地。


辛庄村是个不大不小的村子,一千四百多口人,分了四个小队。全村五千多亩土地,还有三四千亩的荒滩。由于处于忻县定襄盆地的盆底,地势低洼,土地盐碱化非常严重。我们刚来时,村里只在村南头有大小两眼饮水井,用扁担勾着水桶就可以打上水来,水质苦涩,刚开始真是难以下咽,后来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直至1971年村里打了深水井,全村男女老少才第一次喝上了甜水。


刚到村里时,大队安排我们这些北京的中学生先集中劳动几个月之后,再分到各个小队。并且知青集体灶由大队派人做饭,所以这几个月日子过的也还算安稳,虽粗茶淡饭,无肉少油,但同学一起说东扯西,并且由于我们念书时是个男校,插队后生活中突然增加异性同学,也感到有些新鲜。那段日子应该叫朦朦胧胧、稀里糊涂,还没明白过味来,我们集体劳动的日子就结束了,我们分到四个生产小队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  

一、赶车
在我无路可退又不可能接受屈辱时,终于拼死一战而成名,借此我开始改变了命运

插队生活步入正常的轨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地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语言不通需连蒙带猜,生活习惯不同逐步地适应,劳作艰辛身体倒也撑得住。


那时山西还没有把学大寨当成运动,农民下地干活能出一半力就不错了,而我们这些接受过传统教育的北京中学生却还不知偷奸耍滑,所以两个月后就被评上每天十分工,跃升为队里的强劳力,随之而来的几乎所有的苦活和累活都和我们结下不解之缘。


身体的艰辛有时真是一种幸福,因为无精力、无时间去品味精神上的彷徨。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所以离开农村的希望渺茫,前途是什么?希望和梦想是什么?这白哗哗的盐碱地就是我们今后的埋骨之所吗?我沉默着,我们共同沉默着,只能用超常的体力付出来麻醉自己不安的魂灵。


转眼又到了秋收过后,我突然接到小队新的任命;升任为队里的牛车倌,从此开始了我两年先当牛车倌,后又当马车倌的经历。

牛车也是胶轮大车,辕条里一头牛,前边还有两头牛拉套,载重量堪比现在的农用汽车。牛车的任务就是冬春季节向地里送肥,夏天时节干些杂七杂八,而秋天一到就成天忙秋收了。但是我这个牛车倌还要单独承担着一项服务全村老百姓的任务,就是村里有人过世后由我负责将逝者送到墓地,说白了就是拉死人。


至此我才明白大队领导的苦心,北京知青与村里任何一家都是亲如兄弟的好同志,而我又沉默寡言,从无邻里亲戚的是非麻烦,所以领导放心,群众满意,而我也乐于担此重任,拉什么不都是拉?摆弄棺材也没什么心理负担,最为关键的是在白面奇缺的年代,(辛庄由于盐碱地种麦少,每人每年只有50斤麦子,磨成白面也就不到40斤。)我每去执行一次任务都能从死者家中吃上三个大馒头,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能满足一下口腹之欲其乐融融。


村里不可能天天有死人,所以大部分时间我得赶着牛车,后来的马车去完成各项运输任务。赶车人最难挨的是寂寞,自己装车卸车,再游走于乡间道路之上,牛马不和你聊天,只能自己一个人想心事或者找本书看。农村哪有那么多的书看,所以大部分时间你只能想事。


想事在当时真是件痛苦至极的事,因为从繁华的城市一下子进入落后的农村,并且不知明天是什么,也不知生命漂泊之后的归宿。什么叫痛苦?就是无助地看着,感觉着曾充满希望、憧憬着美好的生命正无奈地殒落,并跌入无限的、深不可测的黑暗之中,想自救却什么也抓不到、想呼喊却感到窒息、想看见并找寻光明,但却不知光在那里?


精神的重压真的使人疯狂,而冬天凛冽刺骨的北风不仅不能使人清醒,而是被极度的寒冷让人思维开始变得缓慢,行动变得迟钝。当地的赶车人标准的装备是光板羊皮袄,但北京知青只是上下一层棉,什么叫寒冷?就是人被冻得犯傻,只能不断地跟着牛车来回地小跑,借以维持体温。


好在年轻身体好并天性强悍,没有人搭理我,也寻找不到对手来发泄苦闷和愤怒,我就把自己当作敌人,在我饥寒时告诉自己要挺住,在我软弱时,我告诫自己没有人可怜和同情你,你只能依靠你自己,沉沦下去就是一个懦夫。年轻时的疯狂让我受益匪浅,从此我不再惧怕什么,生无欢而死无惧,走到哪算哪,到站就应该下车,结束了就是永远的休息。


后来牛车倌再进职成为马车倌,再后来在播明煤场拉煤时,在我无路可退又不可能接受屈辱时终于拼死一战而成名,借此我开始改变了命运。

炸鱼
我吃到了至今也没吃过的如此美味的猪肉大餐,并且毫发无损。

1970年代初,即使是北京吃粮也要凭票供应并粗细粮搭配,更不要说山西农村了。因此知青灶的伙食真是差到了极点,一日三餐全是窝头,(我们拒绝吃高梁面),并且几乎见不到油星和肉腥。


我记得,那时一年只能分一斤胡麻油和两斤棉籽油,而农民养的猪都尽可能卖掉换钱,所以自然肉也几乎不见。陈毅元帅的赣南游击词描述了战争时代是“叹缺粮,三月肉不尝”,而我们半年肉不尝也是常事。


好在大队对北京知青特殊关照,吃好做不到但可以放开肚皮吃饱,用支书的话讲:京娃娃到咱这里来遭罪,干活又苦重,再不能饿着娃娃们。我们着实感动。

那时候年轻劳动强度大,想不开时又常常拿吃窝头较劲,所以饭量惊人,肚里又没油水,所以一天吃两三斤是常事。吃菜永远是大锅煮,煮熟之后放点盐、点上几滴油再吃上几个窝头就是一顿饭。


穷则思变,人总得想些办法。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圪坨里有许多水泊子中有小鱼游动,于是乎就打起这些高蛋质的主意。用鱼勾钩一无工具二无时间,下水去捞鱼跑得比人快,情急之下只能用炸药去招呼。


农村做点炸药也容易,拿点硝酸咹化肥拌点锯末放到锅里炒一炒,放到玻璃瓶或纸盒里,安个雷管插上导火索就成了土炸弹。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搞了一次安全试验,但恰恰发生了最不安全的一幕,我点燃导火索之后突然产生了奇怪的想法,望着滋滋冒着青烟的导火索忽然想到人的生命也是如此,燃到尽头也到了该结朿的时候了。


同学们看见我点燃导火索之后还在怔怔的发呆齐声大呼“快跑”!我猛然惊醒转身就跑,但我那时一下子明白了,跑是跑不了于是立即扑倒地上,炸药包几乎立即在我身后炸响,人没炸着但我却搞了个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之后凡是可能有鱼的水泊子都被我们炸个遍,但收获却很可怜,每次游猎归来只有不多的十几条巴掌长的小鱼,但也聊解无肉之苦。


其实不仅我们辛庄知青吃不上肉,其它村子的知青也都一样三月肉不尝,但是也有极特殊的情况。有一天离我们12里地的令狐村知青向本人发出邀请,“去吃肉”。我馋得眼睛发亮一路小跑12里地,进了他们的知青灶。肉香扑鼻、热气腾腾,大锅中全是大块带骨头的猪肉。

但在我动手动嘴之前,令狐村知青老贾郑重向我宣布:此猪是昨天吃拌了农药的种子药死的,农村老乡谁也不敢吃,埋到村外。这帮知青经不住猪肉的诱惑,半夜里偷偷挖尸掘坟盗得此猪,所以有无危险特告之后果自亏。


老贾一本正经的告诫等于白说,什么时候了,拿此唠叨烦人,着实可恶之极。先痛快大吃一顿以解相思之苦,吃完之后是上医院还是去火葬场,哪管许多。结果我吃到了至今也没吃过的如此美味的猪肉大餐,并且毫发无损。

入党
一旦选择了你的信仰,就应“九死而不悔”

时间到了1973年,插队的第五个年头,村里的知青或招工参加了工作,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上了大学。我仍是面貌依旧,自知家庭出身不好,即使哭爹喊娘地参与竞爭离开农村的机会,也无多大用处,反而自取其辱,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苦痛的历练,我也看开了许多。同时面对生活中每天面对的农民兄弟,思想感情也逐步发生变化。


平心而论,这许许多多的农民兄弟,智力并不比我们差,也同样具有强烈的爱恨情仇,无非是我们出生在大城市,所谓见多识广而已。假如这些农民也出生在大城市,他们不也和我们一样吗?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我们和他们本身就血脉相连,了解和热爱我身边的土地和人们,就是了解和热爱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我们这些人的自命不凡是可笑的,我们和中国的农民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想明白了这些之后思想真是平和了许多,每天该干什么就该什么,踏实而已。


可能由于留在农村的知青越来越少,也可能本人认真劳动得到人们的认可,更有可能播明一战凶恶之名远播的影响,1973年5月,大队党支部突然任命我为大队副主任兼治保主任,并让我填写入党志愿书。


那个时代入党没有预备期,填写入党志愿书后支部召开发展大会,上级党委一批准立即成为正式党员。我自认经过多年“苦其心志”之后已修炼的荣辱不惊的境地,但接到入党志愿书后仍有些诚惶诚恐,因为尚氏家族及我的亲属中无一个中共党员。我家在文革中父遣返、家被抄,政治上从不被信任,今天却让我填写入党志愿书,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为了表示对党组织的忠诚,当然也有些孤傲的心理,我如实在志愿书上详细地填写了我所有的个人情况,甚至包括大姑季尚氏死于1918年等情况。结果是可想而知,我的入党志愿书报到公社党委会后就泥牛入海无消息,理由是本人父亲当过国民党医官,母亲有海外关系并且其它社会关系复杂,有些甚至无法外调取证。


党没入成,但大队副主任和治保主任的活我还得干,并且由于负担的工作越来越重要,村里什么样的会都得参加成为一个常态。


我这人一辈子有一个恶习,即从来不做可怜相去求人,忍无可忍时拳头解决问题,做破口大骂或奴颜婢膝之态还不如了结了这条命。所以我是随意而安,但其它大队领导,尤其是支书慢慢地沉不住气了,最后辛庄大队党支部做出决定,如果老尚的组织问题不解决,辛庄大队不再发展新党员并告之公社党委。所以直至1974年10月份,整整一年半之后公社党委才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创了尚氏家族有人参加共产党的先例。

在我的入党宣誓之后,我们的党支书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支书战争年代是区小队成员,当时有一个区协理员叫周宜,家庭出身是地主,1947年搞“两忆三查”运动,组织上怀疑周宜是阶级异己分子而被审查。我们这一带是游击区,半夜突遭敌人突袭,部队被打散了没人再看管犯人。周宜在被五花大绑的情况下仍跑了三十多里地寻找到部队,当时的县委书记亲手给周宜松了绑。1948年周宜在我们村开会时被敌人堵在院里,为了掩护别的同志翻墙撤离他负伤被俘,在忻县解放前夕被敌人活埋牺牲。


发展会上老支书像聊家常一样讲着故事,但我心里明白,他是讲给我一人听。后来在我当上领导后,在发展新党员的会上,我也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这个故事。个人的得失荣辱和祖国的大业相比太渺小了,不能以个人的得失利害去评论天下,一旦选择了你的信仰,就应“九死而不悔”。


有的同学曾开玩笑说我被洗脑了,我笑而不答。我选择了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决不是脑袋发热,而是经过深思熟虑,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人类发展的途径和必然归宿,我至今坚定不移。

学大寨
包工制是个调动劳动积极性的好办法,但偷奸耍滑的现象也出来了......

我插队的村子叫辛庄,当地人叫熬盐辛庄,由于地势低洼、盐碱严重,历史上当地老百姓世世代代挖盐土、熬土盐和芒硝(可用于熟皮子)为生。民风强悍而土地虽广却是高低不平的盐碱地,粮食产量极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农业学大寨,而辛庄学大寨的主要任务就是冬天平田整地,夏天则引入浮沱河水淤地和排盐碱。每年秋收后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大干冬三月,改善农业基本条件。

1973年时,我已担任村里的副主任(现在叫副村长),年轻力壮又骁勇善战,所以分工担任全大队的农田建设总指挥。在大寨精神感召下,那时真是干疯了。


当时叫“一出勤三送饭”,也就是不管天有多冷风有多大,天没亮全村大部分劳动力就集中到平田整地的工地开始干活了。地头建起伙房,早午晚三顿饭都在地头吃,什么时候天黑得看不见了,才能收工回家睡觉。


干活的内容就是把上百亩的一块地高的地方削掉,把土运到低的地方,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全村的田地变成易于灌溉的水浇地。由于三四百人集中在一块劳动场面的确壮观。天寒地冻,要求人们下地干活确有强迫的成份(前些年到河南红旗渠旅游,和我在农村大同小异),但为了防止“干红火不唱戏”,党支部就订了两条,一是地里的伙房白吃不限量,但许吃不许拿。二是由于都是土方活便于计量,所以实行包工制,谁干的多工分就挣的多。


政策对头之后,人们抡镐挥锹,人拉肩挑真是干疯了。有的好后生一天能挣两个工,并且谁也不服谁。好后生的标准成了谁能挣最多的工分,所以经常有到收工后还有人摸着黑玩命干不肯回家。回想起来中国的农民真是不容易,只要能见到实际的利益再苦再累也不在话下。


包工制是个调动劳动积极性的好办法,但偷奸耍滑的现象也出来了,由于是挖土方算工分,不少人没有把挖出来的土用独轮车运到指定的低洼处,而是看人不注意就倒在半路。地里如果看不住半天就出来一片坟头,还得安排劳力再清运。我是总指挥,看此现象真是气的半死又无奈。


年轻时就是天真,当时讲学习解放军的“一帮一、一对红”,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我也人模狗样的找那些小伙子谈心,但无一成功,不是嘻皮笑脸的和你打哈哈,就是装傻充楞的耍骨头,苦恼之极之后我豁然明白,中国传统讲驭人之道是王道、霸道杂之,而重要的首先要先“霸道”,有威、有规则,而后“王道”,才能服众。所以本人一改学生腔,只要抓住把土倒在半路而没有马上清走的立刻罚5个工,同时马上安排别人清走并奖励一个工,并叫过计工员老金旺立即开条子并盖上我那时的小图章马上兑现。


求饶、叫骂、哭泣、后悔全然无用,铁石心肠加铁的手腕立见成效,工地秩序立即好转。而之后再与人们交心聊天,谈平田整地造福后代子孙,其情切切,善莫大焉,而被罚之人见我公道,逮着罚谁而不徇私情莫不心服,此为王道。


前几日看书,有人总结过去中国历史上的枭雄成功经验有三:一叫求贤若渴,二叫挥金如土,三为杀人如麻。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应该是“只要意会、不可明传”,说开了也麻烦。


学大寨在我们辛庄大队取得了成效,全村1400多口人,1968年全村产粮不过96万斤,一个工(10分)才三毛多钱,1975年我离开辛庄时产粮364万斤,一个工是1.36元。当时辛庄村里的农民比进城当工人和干部挣得还多。我虽凶恶,但自认为全村老百姓谋求了实际利益,并且造福后代子孙,我也就心安了。

抢水
我一人拎着铁锹站在桥上,冷冷地看着对面的人群......

土地平整好了以后,引浮沱河水灌溉就成了大问题。从浮沱河到辛庄附近有一条忻定大渠,每天春夏之交,上游由于水土保持不好,洪水下来几乎就是泥汤子。我们把这样的泥水引入地中,筑起高堰放上几天之后,排去清水地里就淤下一层胶泥,同时也把盐碱排走了。几年下来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就成了亩产千斤的粮田。


所以,引河水浇地就成了村里的大事。但与辛庄相邻是部落大队,一个六千多人的大村。辛庄在渠东、部落在渠西,年年因用水而发生矛盾,辛庄虽民风强悍,但毕竟部落人多势众,所以常落下风。


1974年春夏之交时,又是因为水的问题辛庄与部落发生冲突。老书记无奈之下,让我冲锋陷阵把水抢回来,并嘱咐别把人打死抢到水就行。

那时候真是太年轻了,支书下了命令,就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冲到六号桥上,见部落人民人山人海,杀声震耳,而辛庄的几个后生被挤的步步后退已狼狈不堪,真是感到血往头上湧。我大喝一声都闪开,提着铁锹就扑了上去,抡锹就砍,冲到前边的几个部落后生,被我接二连三的打入水中。


部落的后生们真是吓住了,一边纷纷后退,一边下大渠中救人。混乱过后数百人鸦雀无声,我一人拎着铁锹站在桥上,冷冷地看着对面的人群,我想当时已是面带杀气。


许久,部落人撤走了,恐怕他们也奇怪,辛庄那来了个二百五真敢下手,他们可能认为为集体利益丧命不值,所以以后因为灌溉用水真是太平了几年。


前几年回村,我不认识的当年一些小娃娃己长成大人,还提起他们听父辈讲起的这段往事,求证其真伪细节,我只能苦笑,年轻时真是个二百五、半彪子。 

抓赌
情急之下我向房顶连开两枪,大喊“谁动打死谁”......

我们年轻的时代,赌博是被严厉禁止的,人们娱乐也就是打扑克,三十多岁以后才见识了麻将。辛庄村由于历史上人们不以耕田为生,早晨起来时家里米粮皆无接不开锅,到盐房挑一天盐土晚上就吃上猪肉粉条子,所以民情强悍,赌嫖之风屡禁不绝并名声在外,村支书为此没少挨公社的批评。


1974年春节刚过我从北京探亲回村,支村就交给我一个任务,抓赌。我当时任大队副主任兼冶保主任,所以责无旁贷。根椐支书的指点和我的了解,一小队张娘贵家是每天夜里村里较大的一个聚众赌博的地方。

第二天夜里,我叫了四个积极的年轻后生,都是团干部或民兵排长。那时村里民兵都有枪,我带了支半自动,下半夜悄悄摸到张娘贵家。月亮很大,风也很大,张娘贵家街门紧闭,悄悄趴在墙头一看,房里没亮灯,一点亮也看不见。我不禁有些后悔,是不是来晚了赌场已散?不管他,先试一试再说。


我轻轻的敲了两下门,就听门里有人轻轻问:“是谁?”我倚门站着不说话,门里又连问了两声,见没人答应,只听门栓响了一下,门轻轻开了一条缝,探出一个脑袋四处张望。我伸手一下子掐住他的喉咙,另一只手扶着门别出响动,把他悄悄地拎了出来。


赌场放哨的是一队放羊的羊倌冯喜旺, 他家穷无业,无能力赌钱,只是看门放风挣几盒烟钱。他见我们来抓赌,吓得直哆嗦,就问什么答什么老实之极。原来张娘贵屋里是用棉被当窗帘,所以外边看不见一点灯光,赌钱是用碗里掷色子赌大小,共有20人左右。


我看着黑洞洞的房屋,也有些犹豫。听支书和村里老人讲,解放前抓赌和抢赌场都出过人命。赌徒全往外冲,混乱之中不知谁伤了谁,况且我们只有5个人,一旦赌场炸了抓谁能抓的住?一咬牙,我把子弹推上膛并打开保险,轻轻走到房门前,四个小伙子紧随身后,我猛的抬腿用力向房门踹去,随看一声巨响,房门竟被我整个踹倒了。


我高喊一声都不许动,端枪冲入屋内。突然原来亮着的电灯一下子灭了,屋里乱成一团,我好像觉得有人向我们撞来。情急之下我向房顶连开两枪,大喊“谁动打死谁!”由于是在屋里开枪,枪声很大,随着震耳欲聋的枪声,屋里一下子变的安静了。


我又喊了一声:“把灯打开!”电灯亮了,屋里乌烟瘴气,20多个人在地下在炕上,有蹲着有躺着,但无一例外全双手抱头一动都不敢动。


以后的事就简单了,参赌人员做登记、到平田整地的地头做检查,没收赌资,我记得是好几百块钱,大队又填了一些,买了电磨房的一些设备,为老百姓磨米磨面服务了。到再以后到我离开辛庄时,我们大队再没有出现聚众赌博的。

劝架
过后村里人们议论起此事,都笑得前仰后合

农村治保主任的活真是杂之又杂,夏秋时节看田,平时调解邻里纠纷、酒后闹事、婆媳打架、杂七杂八,只要丢了东西或动了手,如何解决就是治保主任的事。


好像是1974年麦收季节,天气已经很热了,我中午收工回到知青灶上刚端起饭碗,就听到外边有一个妇女的哭喊声,接着一个年轻的妇女披头散发衣不遮体地跑进我们知青点。她冲到我的面前哭喊着,“可活不了”“村里可得为我做主。”


我一看是一队的五梅子,刚和张四苟结婚不到半年,现在浑身是土,身上只挂着几块衣服的碎片,鼻青脸肿的倒没见血。我问了句“五梅子咋地了?”五梅子连哭带说,忻县妇女说慢点我能听懂,一说快了就听半天只听懂张四苟打她了,因为什么?怎么引起的?我是怎么也听不明白。


看到其它的知青同学看稀奇似的围观,我心里也有点烦。这小两口都不是省油的灯,搞对象时就整出不少故事,刚结婚就打架,但不论怎么样,烦归烦,总得管。


饭也吃不成了,我叫上五梅子一同去四苟家。一路上跟了好多看热闹的老乡,我真有些犯愁,这架怎么动?听也听不明白,老百姓乱七八糟居家过日子的事我也不懂,真难为坏我了。到了四苟家门口我才有了主意。


一进院,四苟的母亲和兄嫂坐在院里吃饭,见我黑着脸带着五梅子进了院,全家赶快站了起来。四苟刚要开口解释一下,我那能给他说话的机会,俩口子打架谁能说得清对错?所以我开口就骂四苟:“你闲得皮痒了,把媳妇怎么打成这样?”“狗日的你蹲下,让五梅子打你一顿!”


见四苟站在那有些发怔,不肯蹲下来,我只好踢了他一脚喝到“快圪蹴下,再不圪蹴下就捆起你,”四苟无奈之下只得蹲下,我回头对五梅子说:“你好好收拾这狗日的。”

五梅子见有我撑腰,立刻扑上去连踢带打,没打几下手也软了,往地上一坐又哭开了。我要的就是这效果,所以说了一句“谁也不许再打了,好好过日子,再灰折腾就把你们都捆起来。”马上撤退回去吃饭。


过后村里人们议论起此事都笑的前仰后合,说这劝架的办法头一次听说,俩口子打架就得这么整治?别人说归说,但是后来这小俩口的日子过的好极了,再没听说动手打架。

赌一把
今天是躲不过去了,非得见个高低

辛庄村和西边的部落村之间,有十多平方里的丘陵,其实也不是丘陵,用忻州话叫“圪坨”。大大小小的“圪坨”之间,有一个又一个的水泊子。其中有的水泊子中的水中,含有大量的芒硝和盐。忻庄老百姓就从水中用“皮毛”捞出芒硝的结晶体,放到岸边晾干,装入草袋子就可以卖钱。


这些芒硝基本卖到内蒙古,牧民用来熟羊皮用,我记得当年每斤芒硝3分钱到5分钱,是大队一笔非常可观的副业收入。当时有一句极左的口号“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公社下命令不让我们村再生产芒硝。村党支书张未狡猾,悄悄往内蒙古牧区写了封信,结果牧民以破坏“贫下中牧农业学大寨”(没有芒硝羊皮就烂掉了)的罪名告到忻县革委会,公社只得让我们村继续捞芒硝搞副业。

想不起是1973年还是1974年的八月份,大队新买了一辆铁牛-55胶轮拖拉机,并配上一个载重5吨的拖车专门搞运输。我这个副主任和治保主任在平常的分工是治保、包第一小队(全村4个小队)并负责机电和运输,冬天是平田整地总指挥。当时村里开始有钱了,全村8辆胶轮骡马大车,8个手扶拖拉机、一个铁牛-55、一个东方红-75履带拖拉机、还有十几台12马力柴油机、十几台大大小小的水泵,和周围村子比起来家底算厚的。


由于我分管运输,往火车站送芒硝的工作自然由我负责。忻口火车站离辛庄20多里地,当时规定一天拖拉机跑三趟,装车3个小伙子每人每天十分工,并补助1毛5分钱,但没考虑司机张根锁也应多给点钱,因为开拖拉机在农村是技术活,平常挣的工分和补贴都比别人多,所以忽视了。


送芒硝的前几天很正常,天天跑三趟、每晚九点左右就完活收工了。但是干没几天就出鬼了,那天晚上我刚到大队部开会,就听到拖拉机开回来了。我想时间不对嘛,跑三趟怎么也还得一个多小时才能回来,所以马上赶到机房问个清楚。见根锁子他们正准备锁门回家,我马上问“今天送了几趟?”根锁子吱唔到今天车有点毛病,就跑了两趟,我心想见你的鬼,刚买的新拖拉机有什么毛病?所以我答到不行,今天没完成任务,你们还得跑一趟。


根锁子看来早有准备,他马上讲这车没电瓶,夜里没灯看不见,所以这趟活拉不了。见我没有搞明白,一个负责装车的小伙子悄悄地对我解释,平常跑夜路拖拉机油门一轰,前大灯就亮了,走平路没问题。但是到“圪坨”拉芒硝得下坡到水泊子旁边,下坡不能轰油门也就没车灯,太危险了。


我听完才明白,原来根锁子在这儿等着我。逼到这儿只能硬顶,我说“谁说不行?我和你们一起去。”根锁子马上眉开眼笑地叫小伙子马上上车,“掌柜的亲自去多好,咱们再跑一趟。”


在村里能开上拖拉机的人都是个人物,村里人事关系复杂,根锁子和村里的掌权人都是非常近的亲戚关系,村里人是谁也不敢惹,他对我倒是敬而远之,但是今天是躲不过去了,非得见个高低。一路我心里琢磨着车到了“圪坨”上,他停下车看着我,我向下一看,下坡的路是一个陡坡,天黑也看不清路有多远,前边有没有拐弯。


我催张根锁开车,他坐在驾驶座上不动,我一下子变了脸,对三个装卸工喝道:“你们三个都他妈的下车,没你们什么事。”见张根锁还是不开车,我又喝道,“今天你要不开车,明天给我交钥匙滚蛋。”


无奈之下,根锁开车向前哄了一下,又马上踩了刹车。我坐在拖拉机的挡泥板上,拍了拍根锁子的肩膀笑着说:“伙计,今天怕也没用了,翻了车先死的是我,后死的是你,好好开吧。”这真是玩命儿,无奈之下根锁子轰一下油门,大灯就亮一次,车向下滑一点又马上刹车,反反复复。我坐在他的身边扶着他肩膀,感到他全身在哆嗦,心想、老子烂命一条,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今天我就和你赌命了,大不了一块完蛋。


车缓缓地终于开到水泊子边,张根锁浑身大汗淋漓像水洗过一样,瘫在驾驶座上大口喘着气。我下了车,帮着那三个小伙子装车,又叫根锁子开车爬上“圪坨”回到村里,一路上谁也不说话,到了村他们继续上忻口火车站,我回大队部继续开会。但从此张根锁再也不出鬼了,一天三趟活早早收工。

拉死人
 几年之后又有多少人还能记起,这曾经鲜活的三女子?

1975年的正月十六早上,我到机房去安排当天的工作,远远就看见张根锁和几个人围在一起说着什么,走近一看张根锁泪流满面,我诧异地问到:“大早上起来咋就哭成这样?”张根锁抽泣地说:“我妹三女子昨在县城里给踩死了。”我一下子没听明白,有杀死、病死、出车祸撞死,什么叫踩死了?旁边人帮着解释了一下我才清楚;正月十五元宵节县城在体育场放焰火,人多而组织不利形成混乱,一下子挤倒踩死好几十人。当时真是闻所未闻的事,人能被踩死,我马上安排进城找人,看还有无活着的可能,并让另一个司机开车。


我们直奔县城而去,到了县城打听了一下,据说在昨晚放焰火散场之后,由于体育场入口处无序摆放了大量自行车,使得道路狹窄。人们散场往外走时,前边的人被后边的人群拥挤,倒在自行车上,而混乱的场面又让每一个人都想尽快逃离,所以发生挤踏惨祸,据说死亡人数达30多人,死者和伤员都在县医院。


我们赶到县医院,县医院门口大人哭、孩子叫好不凄惨。住院的伤者中没有三女子和我们村的人,我们心全凉了,所以只好到太平间去看一看,太平间门口就躺着两具死尸,都是年轻后生,浑身是土已不成人形。根锁子进了太平间一小会儿,就哭着出来说找不到三女子。我有些诧异,怎么就寻不到呢?只好我亲自走一趟。


进了太平间我才感到恐怖,昏暗的灯光下地上横七竖八摆满了尸体,有些尸体还摞在一起,我小心翼翼地翻动着尸体寻找着三女子。三女子是个挺漂亮的年轻姑娘,刚嫁给本村民兵教导员张贵生不到半年。挺熟的一个人我却死活也找不到,原来这些死者几乎全被踩踏得脑袋变了型,圆脑袋都被踩成扁的,这可怎么找?

无奈之下我又把根锁子叫了进来,结果在一具尸体的袜子上找到线索,这只袜子是三女子自己在袜底上绣了花,根据这个线索,我们就翻动尸体看脚上的袜子,最终找到了三女子的尸体。


回村的路上我看着三女子的尸体,(已用水清洗过,面容可见了)心中不免有些凄苦,这就是爱说爱笑的三女子吗?人的生命真是太脆弱了,她在短短的一生中能留下什么痕迹呢?几年之后又有多少人还能记起这曾经鲜活的三女子?她的音容笑貌永远停留在花一样的年龄,留在我们这一代暂时还活着人的记忆中,而我们和她也将永远的离去,并逐渐地被忘却。生命短暂,尽力而为吧,活好每一天。

……

回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往事如烟,不知不觉写了这么多,所以得赶快收笔。有人讲如果一个人沉湎于往事就是衰老的表现,这全是这帮网友招的,非要我写点轻松的话题。其实我自己写得并不轻松,年轻时的痛苦、彷徨、狂热、失落、孤独、坚持,这一切的一切,每逢想起仍有痛彻痛彻心肺之感。真心希望今后的人们,不要有像我那样的青年时代,愿你们幸福。


但年轻时的处境让我深知尊严的可贵。值得我自豪的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低下过头,更没有奴颜婢膝地逢迎过别人,即使在官场上混过多年仍能坦荡无惧,知足了。

( 写于2011年2月 )

作者简介

尚言,1950年出生,北京五中初中67届学生。1968年11月山西忻县高城公社辛庄大队插队,1975年山西原平钢铁厂工作任原料车间主任。1988年返京工作,在北京市朝阳区先后担任过劳动局和财政局的局长,现已退休。

文章来源:30号院  图片来源网络欢迎知青朋友来稿,投稿邮箱jianzi10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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