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心往事——早逝的年青生命

1966年11月7日，本人刚到17周岁，为躲避纷乱的“文革”，从北京去了塞北高原，山西大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华北农垦兵团（后面简称大同兵团）直属连。从那天起便开始了我的兵团生涯。

大同兵团属于军队领导，直属连刚刚组建，连以上干部都是现役军人，接收的是当地劳教农场。农场的位置在大同市的北郊，距大同市20华里。大同市位于山西省最北端，地处黄土高原的东北边缘。大同市的西面是一片连绵不断，南北走向的太行山，在山脉的东边，延山脚下是京兰铁路和公路直通内蒙，距内蒙古丰镇只有40华里。在大同市的东面，与铁路并排，旁边有一条干涸了的宽阔大河叫御河。我们在田间干着枯燥的农活时，隔着宽阔的御河，时常看到河对岸的火车飞奔着，汽笛鸣叫着，喷出滚滚的白烟向南，或向北呼啸而去，向南就是通往北京的方向，常常勾起我对故乡的思念，对亲人的思念。

兵团就在御河的东岸。在当年，平日里这条河的中心只有一条细细的小水沟，只有在夏日的雨季时河里才能涨满水。1967年的夏天，在河边的一间没住人的孤零零的小屋内，我们曾看到一具大同农技校的女学生李改兰，她那被泡发的尸体停放在那里，正等待她的家人来处理后事。她是因暑假后为返校抄近路，在河对面的小站下了火车，蹚河过来时被河水吞没，失去了自己不到20岁的生命。

刚到兵团直属连时，人员并不多，兵团战士是从北京去的几十个年轻人。连长是李凤良，指导员由兵团司令部的刘参谋临时担任。后来又从晋中的河头县迁来了华北兵团八团全体人员，团长是曹兰旗。我们直属连随即并入了八团，

全团约有百十来人。那大同兵团的作息时间和后来内蒙兵团的作息时间安排相同，早晨吹起床哨，以排为单位出操，在每天清晨出操时，每一个命令后都要加喊一句口号，例如：向右转，高喊“打到×××！”向左转，高喊：“×××万岁！”稍息，高喊“×××××！”……出操以后以班为单位“天天读”，学习“毛著”“语录”一小时，雷打不动。然后吃早饭，出工下田劳动。中午回连吃午饭，下午出工，收工，每天如此。 

1967年的一天早晨，我们在女排长的带领下出操，依旧是向右转、向左转的例行喊口号，在喊口号时我们的班长徐斌不小心喊反了那句“×××万岁”！在那个时代，无疑地成了一句反动口号，连里马上就知道了。我替她捏了一把汗，替她揪着心，我想无论如何她也不会是诚心喊出那句口号。果然不出所料，就因为这一句口号，她被打成反革命，从此再没有了安宁之日，就因为这一句口号让她走上了不归之路。

徐斌马上被监督劳动改造，连里安排了一拨人，轮流将她看管起来。白天徐斌一人干最脏最累的活儿，淘厕所、挖粪坑等，晚上写检查，开批斗会。班里批，排里批，连里批，没有休息日，经过轮番检查、开会批斗，她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形象，灰头土脸，低着头走路，后边监督看管的人员跟在后面，哪里还有做人的尊严！

大家不敢和她说话，谁都不敢接近她，都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她。她从家里带来的装衣服及个人用品的小木箱被看管的人翻个底朝上。徐斌开始还能挺住，有时还以革命语言与欺辱她的人对辩，但欺辱压制她的势力太强大，后来她开始茫然，经常在关押她的仓库中向窗外凝望发呆。

一个秋风萧瑟的天气，她拿出钱让看押她的人买了苹果，平时她最爱吃水果，那天她衣服穿得格外干净整齐。下午时分有人发现她突然不见了，连里马上派人四处寻找，最后终于发现她在连里菜地边放种子的小棚里上吊自尽。那小棚很矮，比她的身高高不了多少。我亲眼看着男排长等人把她从绳子上解救下来，我也赶忙用手托住她。我是被叫来救人的，因为我曾是连里的卫生员。

当她被解下放在地上的时候，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变化，双眼紧闭，身体软绵绵的。我心里不停地替她祈祷，并马上去摸脉搏，已经没有，掐人中，扒开眼皮看瞳孔，双侧瞳孔已散大变形，呈了多角形的小星星，对光反射全无，按压心脏，呼吸、心跳都没有，经一番抢救没有任何反应，回天无力。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班长，我的同学，同一天从北京来到兵团的战友，那一条鲜活的生命，还未来得及开放的花蕾，在这黄金岁月，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

至今徐斌的模样和她被解下绳子放在地上的那一幕，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那是我挥之不去的噩梦。当时我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吓得我直哆嗦，欲哭无泪，心里像是被压了一块大石头，堵得出不来气，但是我什么也不敢说，我知道，只要说出一句同情她的话来马上就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后来她被男排长背回连，放在一间空库房内。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匆匆而去，结束了短暂、刚满18岁的青春年华。然后被无声无息，草草地埋在离连队不远的，营房东面河岸边的黄土高坡上面。在文革这场旷世疯狂与浩劫的运动之中，不知有多少人就这样非正常死亡。

我至今闭上眼就清楚地想起徐斌的样子，中等身材，圆圆脸，短头发，斯文白净，一双大眼睛戴着一副厚眼镜，山西的战友给她取外号叫“二柄子”。她父亲是位工程师，听说有历史问题。她的母亲是家庭妇女。她爱说爱笑，爱帮助战友。

我们三个人很要好，曾在去兵团司令部的小卖部一起合买过一块做棉袄罩衣的布料，有徐斌、龚某、和本人，我们那时还太年轻，都不会做衣服，徐斌就把布料邮回北京，让她母亲给我们裁剪做好，再给我们邮回来。三个女孩子穿着同样的，合身的罩衣心花怒放，觉得很美。

我们三人曾经在休息日来回步行四十里公路，去大同市游玩一整天，在市里一起吃午饭并去照相馆，穿着同样的上衣，拍了一张三人合影，回到连队时天色已黑。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这张照片，当时没想到这张合影竟成为绝照。

我们曾经到兵团司令部附近的花园屯公社小卖部去买当地叫槟子的一种水果，我们叫它沙果，我们一路走一路吃，高高兴兴，回连时已吃得差不多没有了。还买了饼干，那饼干和内蒙的饼干一样，大方块，又厚又硬，牙齿不好的人吃起来要小心，不然会把牙齿咯坏，不过那是那时唯一的糕点也是零食，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我们还曾一起去附近农村找老乡买鸡蛋。这些都是那时的苦中作乐。

徐斌积极要求上进，对工作认真负责，在地里干活中间休息时，我们都想多休息一会儿，但是她带着手表，掌握着时间，到点就开工一丝不苟。徐斌很爱干净，每当收工回来总是先洗洗涮涮，衣服从来都是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徐斌自来兵团后就是我们班的班长，她虽然爱说爱笑但是对我们要求比较严格，我们都曾被评为五好战士。但她这人就是太认真，也曾因此得罪一些人。没想到一向积极要求上进的她竟落得如此下场，仅仅因为一句喊错了的口号。

在后来回京的探亲中，我曾去过徐斌的家，北京市西城南锁胡同17号的老宅，想探望她年迈的父母，但找到她家后已是人去楼空，不知她家搬往何处，听邻居说她母亲也已因她的死而疯。可想而知，徐斌之死对于她的父母的伤害是何等之大。换位思考，我们都已是过来人，都有儿女，若这样的事不幸落在我们身上会做何感想？

知青大返城后我和同学们都回了北京。回京之后，我曾几次梦见她，还是原来十几岁那般模样。在1995年的夏天，我们一起返回大同当年下乡的故地，花园屯和李家湾，这是两个连队当时的驻地，我们曾生活和劳动过两年的地方。

大家一起去找了当年埋葬徐斌的李家湾，想看一看那座孤零零的少女坟，想去吊唁身落异乡多年的同学、战友，并带去了之前采下的小野花，想放在她那久驻的坟前，以示我们对她的怀念。但是没能找到，因为时间太久远，而且没有任何标记，能看到的只是黄土高原上的一片片凄凄荒草……不由得我们热泪盈眶，脑海里又出现了当年她的片段……我们只得诚祝她18岁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但愿不再被尘世间的喧嚣所打扰，不再有这样、那样的运动，不再被批斗、不再被挨整，但愿能够享有正常做人的尊严，但愿曾经的浩劫能够不再重复出现……

我们无功而返，面对李家湾，面对历史，我们的心情无比沉重，那里承载着我们太多的无奈和辛酸的回忆。 

到兵团后尽管生活艰苦枯燥，劳动强度大，但遵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教导，本人认真改造思想，严格要求自己，不怕苦怕累，不偷懒，咬紧牙关坚持，努力奋斗，争当“五好战士”，这在当时是最高奋斗目标。

大同兵团不是供给制而是农工制，刚去时是每月18元工资，在半年后开始工资评级。经全班、全排、全连的多次讨论评选，大家一致评定我为二级农工，工资是29.50元，占评级人员的30%。当时的一级农工工资是26元，占评级人数的60%，剩下的10%规定不予评级。

1967年的初冬，幸运降临于我，团里派我和另一位山西籍女生一同到兵团司令部卫生所去培训卫生员，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因为终于可以不用再干繁重的体力劳动了，所以暗自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

兵团司令部即大同兵团司令部，卫生所也是后来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的卫生所。地点就在花园屯，和我们八团团部卫生所相邻。司令部卫生所路所长发给我们每人一本《军队卫生员教材》，每天下午由路所长给我们俩在卫生所授课，晚上回去看书复习当天的课程。第二天下午上课前首先提问前一天的讲课内容，然后再讲新课。

我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上课时认真听讲，回去后认真复习，所以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回答问题。我们每天上午安排在卫生所实习，即在卫生所实际操作，打针、输液、发药、换药、消毒和一些小处置等……

在学习过程中曾发生过一件笑话。有一天，一位现役军人来到卫生所，进门就问：“给我的眼药膏怎么不管用？”有位军医问：“你上药了吗？”“上了，你看就挤在眼皮上了！”说着用手一指眼皮，仔细一看两只外眼皮上各挤上一条眼药膏，“上外面了？”“不就是挤眼皮上吗？”这时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起来。

半年的学习时间很快，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圆满结束，路所长对我的学习很满意，并表扬了我。 

回到八团卫生所，所长吕树桐也是后来内蒙兵团二师15团卫生所所长，他是这样对我说的：“把你安排在二连李家湾任卫生员，是因为李家湾离团部较远（距团部卫生所八里之遥），所以任务艰巨。一连在花园屯，就在团部旁边，因为你比她学习的好，所以把你放在二连，相信你一定完成任务！”

就这样我来到了二连李家湾。我去二连后才知道，另一位和我一同学习卫生员的山西战友马上被派去大同市六一部队医院又一次学习了。

李家湾是一个小村庄，只有两个院子。据说这里原来是一户地主的房子，院子的西面就是那个小菜园。李家湾地处御河的河湾处，在御河和东面高坡之间的河边地带有很多农田。爬上农田东面几十米的高坡，向东望去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我们去团部或兵团司令部就得爬到上面向南走。上面布满了大小沟壑，要走八里的沟沟坎坎。二连耕种的土地都在下面的河边地带。主要的农作物有玉米、谷子、土豆等。站在高坡上向西望就是宽阔而干涸的御河河道。

御河的西岸沿线是京兰铁路，旁边是并排的一条公路直通内蒙的丰镇。再往西面是连绵不断的太行山脉，大同市就在兵团的南面二十里方向，御河的西岸。

二连的连长贾英，指导员李凤良都是现役军人，副连长赵进是原场干部也是早年的退伍老兵。连里还有两位刚刚复原的老兵排长。全连有几十位兵团知青和几位连队干部家属，还有几位留下来的原场就业职工。知青有两个女生班和两个男生班，后勤班，全连总共几十人而已。

有幸能成为一名连队卫生员觉得很自豪，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我一有时间就背着药箱下地和战友们一起田间劳动，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对待每一个病号都同样耐心，认真负责，无论是打针、给药、治疗，我都尽到了最大的努力，这样觉得每天都很充实，问心无愧。

连长的女儿出生才几个月，有一次高烧不退，我就用酒精给她擦拭，进行物理降温，打退烧针，对症给药，冒着寒风一天几次去她家测体温，观察病情。在悉心的照料下孩子的病情很快好转，康复，连长的爱人很是感激。

还有一次，在一个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冷冬夜我被叫了起来，是因原场七十多岁的羊号老职工胆结石发作，疼得在炕上翻滚，豆粒大的汗珠从脸上渗了出来。我马上给注射了止痛剂，处理完毕后回到宿舍时天已发亮，在被雁北的寒风摧残下我的手脚早已冻僵，第二天又送他去医院。

就是连队里家属来探亲，如果生病，我也是同样尽心尽力毫不懈怠。连里所有同志对我的表现反映都很好。只是觉得自己的专业知识很不够，非常想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

本人家母是国立艺专油画系毕业，绘画功底非常深厚，徐悲鸿的亲传弟子曾是母亲的校长，系主任是吴作人，他们两人都曾给母亲上过课、批改过画作。受母亲的熏陶，本人也受到一些影响，当卫生员期间还负责连里的黑板报工作，母亲还从北京给我寄来了黑板报资料。总之，我对工作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1967年，“文革”在继续，那一年“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又开始了，听说本团去了几个人到北京外调回来。连里的食堂贴出许多大字报，气氛马上又不一样了。

一个初秋的晚上，是在徐斌自杀之前，刚刚吃过晚饭，连长贾英把我叫到连部，进屋后看见一位山西战友魏晋安正在炕上睡觉，这时不知贾连长出于什么心理，顺手拿起旁边的一支毛笔，沾了点墨汁就在魏晋安熟睡的脸上挥笔画了起来，顿时面前出现了一只花猫脸，嘴角两边各多出来三根胡须。当他爬起来半睁开双眼时还是一脸的懵懂，睡眼惺忪奇怪地看着连长。我觉得那表情很可笑之极，忍不住，从没有过地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连长转过身来，突然非常和气地通知我放下卫生员的工作，再回大田班。这分明是解除我的卫生员工作，我感到非常突然、震惊，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连长的话音刚落，不由得我哇地一声委屈地放声大哭，和刚才的大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不明白我出了什么问题？犯了什么错误？我若当真有什么错误你们完全可以给我指出来，为什么从来没有？当时真有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连长没有一句解释。我想问连长为什么，但是哭得说不出话来，只觉得太委屈，太冤枉，不公平，心里无比愤怒，无法承受。可是不争气的我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只有哭泣，委屈……

这件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虽然心里愤愤不平，很不服气，觉得他们很不讲理，但是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又回到大田劳动。

在二连李家湾，女生班的宿舍都在连部的院子里，李家湾的夜晚极为安静，

记得那个秋冬的夜晚，经常停电，每当夜深人静，月亮升起时，苍凉清冷的月光倾泻在院子里的空地上，一片惨白。唯独时而从远处的屋子里传来孤独的二胡声，这是有人在用二胡拉那首《航标兵之歌》，这首歌曲的旋律慢而低沉，伤感。那琴音在院子的上空盘旋游荡，飘向远方。这时在我听来倍感悲凉。好一阵子每当晚上听到这凄惨的琴声，再想到自己的不公遭遇，更催我泪下。

这件事对于不谙世事的我是沉重的打击。我的心情一落千丈，就像落入无底的深渊。在那以后的几年里都不想说话，就像得了抑郁症。那一年我刚到十八岁，虽然我的卫生员工作被迫下岗，但是我想，无论如何不能沉沦，要挺住，要坚强，无论何时何地我都是好样的，一定要给自己争口气。

后来才知道，可能是外调的回来，父亲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平反。但是，一直没有一个领导对我解释过是什么原因不让我做卫生员工作。

在1969年初的春节前，我们大同兵团的八团全体人员集体迁入内蒙古五原县建丰农场，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15团。我被分配在一连菜班并任副班长、班长。经过4年的劳动考验后，又被调到团部基建连任卫生员。在一年后又调团部卫生队任卫生员。

1975年兵团现役军人全部撤离兵团，又交回地方农场，医院更名为建丰农场中心医院。1976 年春，医院派我去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进修一年，后回到农场医院。

1978年3月份我的病退函从北京到达场部。因为要病退回京，和绍兴战友王慧娟又被下到五连大田班劳动。场部把全场知青的病退函一直扣压半年，不放人走。在这半年对我来说，又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大田劳动，每天晚上锄地回来，躺在床上，一闭上眼睛满眼是绿色的麦苗。直至9月份，麦收过后，才在一天的晚饭时，突然通知放行我们病退的人员，马上打行李，第二天一早送我们上火车回京。

这是最后一批北京知青。

记得我同宿舍的一个北京女孩听到消息后，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不知是否因为太突然，太激动，时间太紧，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哭了半天才开始收拾东西，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哇哇哭。那一晚根本无眠。

这就是我们在兵团最后的一个晚上。

第二天，天不亮就开始搬行李装车，集合，直奔火车站。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兵团生活，结束了这场上山下乡的厄运。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顾这段往事，仍然令人感慨不已。

作者简介：邱力，1949年生于北京，1966年赴山西大同解放军华北农垦兵团，1969年转至解放军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一连菜班，1973年起先后在基建连以及二师十五团卫生队任卫生员。1978年病退回京，在北京二龙路美术厂、中国圆明园学会、中京建筑事务所工作，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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