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岁月：有关“病退”的那些事儿

我是在1969年4月3号离开北京，去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师11团。在1974年2月病退又回到了北京。

在兵团这4、5年间曾四次住院，期间办过两次病退。大概称得上是兵团的“老病号”和办病退的“老司机”了，那我就说说有关病退的那些事儿。

就我所知，所谓病退分真假两种。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就把他们称为“真病退”和“假病退”吧。

所谓真病退，是说病情是真的。比如我是在例行体检中，查出我的转氨酶单向高。经多次化验，确诊为迁延性肝炎，大概就是现在说的乙肝吧。为了避免这种传染病的蔓延，我曾二次被收治在团部医院的传染科。

本文作者(左1)和住院病友的合影。1970年摄于2师11团团部医院

尽管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既不拉也不吐、食欲正常、精神状态也很好。但多次抽血化验，我的转氨酶总是在150上下。这是造不出假的来的。

在1972年，经领导批准让我回北京治病养病。按照当时医学界制定的标准，谷丙转氨酶在100以下才属于正常。

可说来也怪，我在北京多次化验，谷丙转氨酶的指标都在100以下，可回到内蒙兵团做化验的话，每次都会在150左右。

我刚在网上搜寻了一下，现在谷丙转氨酶的正常范围在0~40之间。这一正常值从1970年代的100降为现在的40，应当是与国际接轨的结果。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一句话，我的病是真的。

我第一次办病退是在1971年。

当时根据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在这一大背景下，各地的知青办对病退的接收被视为逆潮流而动，用现在的话说就叫“逆行者”吧。当时，全国各地知青管理的有关部门，对病退所执行的是少接收、甚至是不接收的政策。

北京作为知青下乡的重点城市当然更不例外。在此大背景下，我的这次病退由于北京市拒绝接收，所以没有成功。

我回到兵团开始劳动，不久又患上了腰腿疼的毛病。病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就跟正常人一样，但一旦犯病就会活动受限，并曾有两次下半身完全失去了活动能力。

旧病添新病，我住的医院也升了格。原来的肝病住的是团部医院的传染科，而后来我的腰病则由团部医院转到了师部医院的外科。

我住二师医院的主治医生是孟繁道军医，他是师部医院的骨外科专家。

40多年前的兵团医院的设备，当然不能与现在医院的设备同日而语。X光机是二师医院检查骨科疾病的唯一手段。

X光片表明，我的腰椎没有明显的病变，也看不到明显的骨质增生，但患有先天性的骶椎裂。

两次住师部医院的我，在1973年又回北京养病了。这年，妈妈为了给我再办病退，专程去了内蒙兵团，找到二师劳资科的李山参谋。当时全二师北京知青的病退事宜都由他负责。

我的上次病退已被北京市拒绝，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再次病退并没有先例。但是，李参谋看在我妈这个“五、六十岁的小老太太”(李参谋语)，专门从北京跑到乌拉特前旗办理此事的面子上，还是再次启动了我的病退程序。

自1973年下半年开始，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李庆霖的御状是这次大调整的起因。

1972年12月20日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小学教员李庆霖，因为儿子下乡插队的困难处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写信给毛主席告御状。此信辗转数月，终于交到毛主席手中。

毛泽东读到这封信后深为所动，当即给李庆霖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 1973，4，25日”。

二天后——1973年4月27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中央高层会议，旨在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同年6月22日至8月7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的前门饭店召开。在长达一个多月的会议中，中央全面调整了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不仅使下乡知青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许多问题得到了落实，而且对知青的下乡安置及善后工作也都做了比较细致的安排。

而我在1974年2月病退的成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实现的。

由此看来，一个人的命运完全是被绑在时代的战车上，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文革后，李庆霖被捕入狱。我不清楚，他后来是否跟随四人帮铸下大错，但就其当年为知青直言、告御状，使毛主席了解到当年知青之疾苦，从而推动了知青上山下乡政策全面调整，李庆霖功不可没。

而我则有幸成为这一知青新政的首批受益者之一。

按照我以上提出的真假病退的分类来说，我的病退当然属于真病退。因为从静脉抽出的血由院方直接拿去化验和躺在X光机下面照片子，这些都造不了假。

要说到我所了解的假病退，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我所说的假病退，是指办病退的人的病是假的。其造假的手法多种多样：

比如张三要办病退，但自己没有病，于是就用患有肾炎的李四的尿液去送检。再比如王五要办病退，但自己没有病，于是就用我的X光片办病退，因为当时的X光片上并没有姓名。

有的人在我的“帮助”下也确实办成了病退。而我所提供的帮助，无非就是拿着他的医生处方，趴在X光机下边为他照了一张片子。这种“相互帮忙”的事儿，据我所知是假病退中比较普遍的。

有些兵团战士头脑灵活，善于交际，利用请客送礼等手段，结交有处方权的团部或师部医院的医护人员。

表面看是朋友间的正常往来，无非是几条烟、几瓶酒、10斤8斤全国两粮票的事，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医生帮助朋友或朋友介绍来的朋友，开出几张病假条，或者诊断证明书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任何年代“偷”的名声都不好，但在那个年代知青之间常常以能“顺”出东西为自豪。

我在2师11团5连时曾带着两个人(一个叫小庄子，另一个叫小馒头)看水闸口，我们的吃住都在离连队十里以外的独立小屋内。每次我们回连里领粮食、油和菜时，总是千方百计地从食堂库房中，能多“顺”出些东西。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油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多顺出些油来会兴奋好几天。

有的兵团战士在看病时，趁医生不注意会“顺”出些空白的诊断证明。开始团部和师部医院的盖章处管理松懈，只要看到诊断证明书上有医生的签字就给盖章。

后来，听二师医院的熟人跟我说，有些造假的手段过于拙劣，不仅疾病名称出现了错别字，有的甚至把医生的名字也给写错了，所以被发现了。几次诊断证明造假爆雷后，医院的盖章处也增加了审查力度。

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不是审查造假吗？那我就造“真的”。

在兵团患有这样或那样疾病的人比比皆是，这些人手里拿着的诊断证明书，也是从团部或师部医院里开出来的。模仿医生的字体和签字并不容易，但踏写已有的诊断证明书则不是难事。

比如，张三找王医生看了病，虽然开不出诊断证明书，但在处方上张三的名字是王医生写的。而李四患有原发性高血压，王医生曾经给他出具过诊断证明书。这样张三就可以拿顺出来的空白诊断证明书，先用王医生给他开具的处方上踏写上自己的名字，再利用王医生给李四开出具的诊断证明上踏写上诊断和签字。只要踏写流畅，这样造出来的诊断证明书足以以假乱真。

多啰嗦一句。所谓踏写就是把空白的诊断证明书放在上面，所要踏写的内容的那张纸放在下面。然后在光亮处按照下面显示的笔记和内容流畅地描绘出来。科技含量不高，但也算个技术活。

我在11团5连时的一个朋友，给我讲述他的病退经历十分精彩。

他身强力壮，没有任何疾病。而且年年都是五好战士，毛选学习积极分子。让我叫绝的是，他以血压高办成了病退，而且从初检到复查，没有请任何人帮过忙。

那他的血压高是怎么来的呢？他作为一个血压正常的人，怎么在血压计面前一量，血压就高了呢？

众所周知，人在心情紧张的情况下血压就会升高。他联想，人在肌肉紧张的情况下，血压会不会也升高呢？于是他隔三差五地找连里他熟悉的卫生员量血压，结果是越量越高。这当然是他苦练“内功”的结果。

我们知道，一般医生都是坐着给病人量血压的。这位老弟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骗医生。他说，量血压时只要把屁股虚坐在凳子上，两腿和全身紧绷较劲，高压达到一百五、六轻而易举。

他还告诉我，他没事就苦练内功，居然能够做到，医生让他躺在检查床上给他量血压时，他的高压也能达到一百四、五。

可见他的内功练得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了。有这样的功力，病退成功是当然的了。

我家就有自测的血压计，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按照他说的办法自测了几次。试验结果证明，全身的肌肉紧张确实会影响血压的变化。但我的功力不够，无论我怎么全身较劲绷紧，也达不到血压高的程度。看来是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铁杵磨成针，全靠功夫深。

我还在百度查了一下，为什么紧张就会导致血压高？上面说当我们紧张时，会使交感神经产生兴奋，这样肾上腺素分泌就会增多，血管收缩，外周阻力增加，血压自然就会增高。而且还说，在紧张的状态下测量血压，还会越量越高。估计这位老弟的高血压，就是在肌肉紧张+心情紧张，双重紧张下产生的结果吧。

我的这位朋友是内蒙兵团二师毛选积极分子宣讲团的成员，这在我们兵团已经是非常高的荣誉了。但对普通的知青来说，再高的荣誉也抵不住回城的诱惑。

一张空白的内蒙兵团的医院证明。图片源自网络

这位朋友病情造假，可以说属于手段极其高明的了。但也有一些人因手段低劣，而上了医院的黑名单。

我们连队的一个人患有肾炎，最初急性发作时还住过团部医院。后来他的肾炎转成了慢性，这样尿检指标总是忽高忽低。他急于办病退，于是自作聪明，在自己送检的尿样中掺入了一点儿把手指扎破了的鲜血。

医院的化验员都是专业培训出来的，在显微镜下一看就知道，那不是一般尿检所见的红血球的满视野，而是被稀释过的鲜血。于是这位真病号被记入黑名单，迟迟没有给他办病退。这纯属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文革结束后，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国务院再次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在城市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为更多的城镇中学毕业生创造就业和升学条件，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1981年11月，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历经20余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式结束。

这样，有关知青的“病退”就完全成为了历史的印记。

2020年12月02日初稿

2021年01月18日修改

2021年05月06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