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操场上的枪声—上海知青顾申枪击案记实

西双版纳洲府景洪往大勐龙方向公路的尽头是勐宋山，山下散落着离国境线最近的几个连队，10分场6队就是其中之一。 

1977年10月18日晚，太阳收敛了它的酷热落到了西面山下，天完全黑了下来，空气因而凉爽。劳累一天的知青此时已洗完澡吃好晚饭，同往常一样，哨声一响，各自拎着小凳子汇集到操场上开会。建队七、八年来几乎每晚都有这个仪式，人们习以为常。 

操场就在知青简易长条住房的中央，那是一块被压实后呈灰黄色的平地，二端各竖着一个自制的简陋球架，也算是一个篮球场吧。人们抬腿就到，按班、排顺序依次坐好。 

指导员手提马灯站在前面大声地讲话，时而还会习惯地左右度步。马灯微弱的光亮在他手下晃动着。 

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和昨天一样……。 

突然，黑暗中“砰”的一声巨响，声音来自指导员的左后方，连队的东南角。所有在场的人为之一惊，指导员也本能地一弯腰。“砰”、“砰”又是几声爆响，有上海知青失声叫到：“哎呦，放炮仗！”又有人说：“啥人热水瓶爆了”。重庆知青听声音觉得不对劲，文革武斗的场面依旧留在他们的记忆里，李长江条件反射地说：“狗日的，打枪！卧倒！”又有人叫到：“快跑！” 

一听说打枪，会场炸开了营，惊恐一下子笼罩了整个会场，有人顺势趴在地上，有人拔腿要跑，然而，“砰”、“砰”的枪声并未停止，还在一下又一下继续爆发着它那恐怖的声响，子弹不断地朝指导员所处的方向飞去。 

指导员是敏捷的，此时不知是卧倒了还是躲开了，没有打中他的子弹毫不留情地飞向开会的人群。 

射击过程大约持续5、6分钟。枪声停息，四周是末日般的沉寂。 

数分钟后，惊恐中缓过神来的人们纷纷四散逃去。胆大的卫生员袁爱珠此时正慢慢地匍匐在地上向卫生室方向爬，见人受伤，她要去拿药品救人。卫生室的方向正是子弹射击的方向，她不敢站起来，谁知道子弹会不会再飞过来呢？见没有动静，才弯腰奔了过去。同时，连队武装班的夏德宪想到了队里那十来支枪，枪柜放在前面一栋房端头的一间。见没有动静，他一跃而起冲到了墙边，四顾一下后，贴着墙根跑到了放枪柜的房间。 

拿到药品的卫生员回到操场，见重庆知青王荣华低垂着头蜷缩在那里，手里抱着一个棉被裹着的小孩。上前一看，一颗子弹从脑袋侧面钻进去留下一个很小的洞，把她的头发掳开一看，竟是一个脑浆崩裂的大洞，惨不忍睹。有人发现她腿部有血，把裤腿往上一拉，一股鲜血猛地喷了出来，一颗子弹打穿了动脉血管，袁爱珠见状，立刻将一团棉花塞了进去，而后用止血带将上面扎紧。 

王荣华抱的是上海知青李爱莲的孩子，李爱莲看到抱被上都是血，心一沉：完了，孩子死了，于是“哐”的一声躺倒在地号啕大哭：“哎呀！我的婷婷呀！┄┄”人们七手八脚慌忙扯开孩子带血的衣被，发觉竟一点未伤，甚感庆幸。突然，孩子的母亲一跃而起，发疯似的拨开人群一把抢过自己的孩子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有人大叫：“卫生员，快过来！”袁爱珠赶紧跑到上海知青扬龙风处，见她躺倒在地，嘴吧“噗、噗”地吐气，掐她人中，没有反应。原来，一颗子弹从她胸部侧面进去打穿了她的胸膛后又从另一面飞了出去。人们心急慌忙把她往房里抬。 

重庆知青彭明忠躺在地上，他是清醒的，对着卫生员轻轻的说；“我还有小艳（他的小孩），救救我。”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腹部。 

忙乱中突然又听到 “哇！”的一声惊叫，随后“哐”的一声有人直挺挺的摔倒在地。人们大惊又聚了过去，见重庆知青唐正萍躺在地上，赶紧过去扶她。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大腿，还好，既没伤着骨头，也没碰到动脉血管。原来她觉得自己腿部有点湿漉漉的，拿手一摸，见是鲜血被吓坏了。 

上海知青毛宝华手臂受伤，子弹竟从他的二根骨头中间穿过。 

再说夏德宪准备开枪柜时，突然身后被人一把抱住：不好，遇上坏人了。回头一看竟是指导员。原来指导员也想到了枪，连爬带跑的冲到了放枪柜的房间，黑暗中见有人在开枪柜，以为就是刚才打枪的那伙人，没考虑就冲了上去。虚惊后二人急忙敲开枪柜，怔住了：3支冲锋枪及所有子弹竟全部不见了，只有9支步枪还竖在那里。 

没有子弹的枪管什么用？夏德宪突然想起自己在上海探亲时带回了10粒子弹，于是赶紧找出来每枪配一颗把枪发了下去。有了武器，人们胆子壮了许多，于是安排人守住连队四角，同时打电话向场部汇报。 

电话机手柄一阵急急地摇动后，只传来对方“喂、喂”声，不管这里怎样大声呼喊却始终没有反应，再一看，送话器不知何时被人拆掉了。退伍兵庹新义见状，拔腿就向场部奔去。他没敢从大路走，怕遭伏击。从小路穿过傣族寨子后到了7队再跑到场部。平时白天一个多小时的路程黑暗里他大约只用了半个小时。 

“不好了，6连出事了，打死人了！”他大汗淋淋气喘吁吁奔到广播室找到了党委书记语无伦次的报告。 

场部大惊，刚刚开始的广播声在夜空中戛然而止。卫生所立刻着手准备担架，机务连的车子也“突、突”地发动起来。人们突然想到场部招待所里住有勐宋部队二个边防军，于是叫上他们并借用他们的北京130小车。机务队驾驶员雷海生被紧急叫来。卫生所医生付国顺，所长赖吉财及二名持枪军人等忙着往车上爬。 

党委副书记上海知青赵风巧猛一听说打死人了后竟禁不住的牙床发抖。想到自己是分管保卫工作的，当即也上了小车。场部老张见状关切地说：“小赵，你咯行？”赵颤抖地说：“没关系，你们都有家庭，有老婆孩子。我一个人，没什么后顾之忧，不怕。” 

一车人向6队急驶而去。 

他们如临大敌般紧张地注视着前方：是境外残匪还是流窜犯？多少人？多少枪？一切都茫然不知。他们担心，如果有人躲在路旁草丛里一枪打中驾驶员，这车往山沟里一滚，全完。 

幸好一路没事。当车子开到快到6队的山上时，车子竟陷在泥潭里动不了身。于是人们纷纷跳下了车分散开贴着路边鱼贯地向6队奔去。（另一种说法是他们因为情况不明，不敢贸然进入，于是将车停在快到6队的山上） 

事发一个多小时后，被枪打中的人都已被抬到副连长的房间。王荣华已经死亡，杨龙风还在“噗、噗”地吐气，所长赖吉财见状立刻给她做人工呼吸，当他的双手在她胸口压下去后，一股鲜血竟从二个侧面冒了出来，压一下，冒一下，赖吉财无奈地摇摇头，所有在场的人也明白：没希望了。于是给他打了一针强心针后派人赶快往130车上抬。 

正当黑暗中人们力尽所能救护伤员情绪有所缓和时，不知是谁碰倒什么东西发出了响声，有人惊叫：“残匪来了，卧倒” ！人们的神经又一次被绷紧。 

不久，有人在刚才打枪的地方捡到了一支50式冲锋枪，不远处的草丛里又发现了另一支。至此，失窃的3支枪找到了2支，还少一支铁把54式冲锋枪。 

很明显，打枪的不太可能是残匪，而是偷枪的人。人们不仅要问，是谁偷的枪呢？平静下来后人们很自然地把疑点集中到上海知青小个子顾申头上，平时他就在放枪柜的房间里吃饭。关键是，这个平时最为活跃好事的人失踪了。 

重庆知青李长江恍然醒悟：“不对！是顾申这个崽儿！”

 一提到顾申，指导员很快想到这二天发生的事： 

昨早出工时，顾申跑来请假。没批他。最近队里生产任务忙正大突击呢，关键时候“轻伤不下火线”，请什么假？要说有病，谁还没有一点病呢，你来请假，他也递张条子过来，这活还怎么干？任务还怎么个完成？再说你顾申平时就懒得上山干活，谁知道有病没病呵？ 

“我请事假。” 顾申说。 

“也不行！”指导员一口回绝。 

今早又重演昨天的一幕，依旧病假不批事假也不批。顾申大怒，吵了起来，卫生员袁爱珠见状过来打了圆场： 

“算了算了，我跟你一起干吧，反正我也没有定额。”她劝顾申。 

顾心有不甘勉强跟着袁上了山……。 

此时，袁卫生员也想到了上午山上发生的事： 

他俩一边挥刀砍坝一边说笑。顾申怪话不少。指导员神态严肃、跳上跳下忙的气喘喘的。任务压在他身上，他急呀！衣服早已被汗水浸湿。大概是见他俩笃悠悠的干活说笑不停，不免把不满放在脸上。过了一段时间终于忍不住： 

“看你们二个人，干活象个什么样子，嘴巴都没停过！” 

“我们说话手又没停，话也不能说了。”当即争了起来。没有上山任务主动作和事佬的卫生员反被批评。 

中午到家后卫生员饭也没吃坐在房间里生气。顾申过来，见状气呼呼地说：“你下午不要上去了，你是卫生员，不去不要紧的。” 

下午，顾申没上山。 

另外重庆知青汪世平想起顾申下午找他，回想起来有点反常：顾向他借了两包烟，还一脸严肃样象欠他似的。 

人们猜对了，确实是顾申这“崽儿”干的。 

身高不到1.65且长期患有胃溃疡矮小瘦弱的顾申在队里谁也没拿他当回事，这也是没办法的，谁叫他没力气干活呢？他喜欢跑腿干杂事，干这些事没有管束又能显示自己，再苦他也乐意。但连队是个出力气干活的地方，没有他发展的空间。 

这二天指导员对他的“管束”终于引发了他极大的不满。“伤害”了他那脆弱的自尊心。同时多年来卑微低下的处境造成的压抑和苦闷也到了他能够忍受的极限。 

下午他不出工了，也不请假。他想：反正请假也不批，干脆老子我不请了！你姓X的也太过分了，我病假你不批，工资不要你还不批，你要逼死我啊！再说了，我已经上山干活了，手又没停，话也不能说了？你整天盯着我，你就这样和我过不去呵！ 

顾申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抽着香烟，生着闷气，他在作一个危险的决定：看来是你姓X的不让我好好过，你等着，我也不让你好过！ 

上次，你姓X的也太不给我面子了，有事没事来训导我，那回竟当着她的面（顾申暗恋的某女知青）来说我，说我懒，说大突击了不许我请假。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你其他人面前说说也就算了，为什么偏要在她面前说我，你是叫我难堪呵！你们都有女朋友，成双成对的，我呢？至今一个人，你不帮忙反倒来拆台，心真坏，坏！坏！┄┄ 

一点点细小的往事被他倒翻出来，自己给自己累接着愤怒。 

操他妈的！老子豁出去了，反正这日子过下去也没啥意思：吃唔啥吃，做的尬苦！又没个盼头，唯一的一点面子也全被你姓X的塌光┄┄。 

枪柜就在他平时吃饭的房里，顾申天天看到它，也常用钥匙打开它，里面放着和枪一样珍贵的探亲带来的咸肉、卷面、猪油等东西。他不是队里武装班的，对这些枪和子弹毫无兴趣。但今天不一样了，他的眼睛落在了这些枪上再也移不开了。一个声音在他脑海里回响：杀了他！ 

有了这个罪恶的复仇念头并下决心实施后，顾申表现出与他24岁年龄极不相称的冷静、干练。他把队里那唯一的手摇电话机里的送话器拆下来扔掉；把枪柜里自己不需要的子弹收拢来藏到了其它房间知青的帐顶上。 

晚上，顾申同往常一样同指导员及夏德宪三人一起共进晚餐，竟然表现的毫无异常。 

例行大会没去，他从容地从枪柜里取出已准备好的三支冲锋枪，二支背在身上，一支木把50式拿在手上，走到房子旁路口的黑暗处（这里是晒场的东南角，也是二条住房的端头处）；他用左手握住冲锋枪的手柄（弹夹），右手勾住扳机，木枪托抵在他的右肩膀处，枪口瞄准正在讲话的指导员，之间相距约27米左右。一咬牙，他扣动了扳机。

“呼”的一声，一颗子弹朝着指导员的上方飞了过去，枪的后坐力使得他不由自主的把枪往上一抬。（此枪有一个快慢机装置，将其装置拨到快档上，一扣扳机就是一梭子出去，30发。而在慢机档上只能一发一发的打。在事发之前，连队武装班的人发觉枪的快慢机有一点毛病，于是就把它们都搁在了慢机档上。）见没有打中，他又扣动扳机，又没打中，再扣……，此时，枪的后盖“叭”地跳了出来（这旧枪有点毛病），此时只要用手把他压下去，就又可以射击了，顾申不懂，当他再扣动扳机时，枪没反应。他以为枪坏了，于是把枪扔在地上，换了一把又开始射击。 

就这样他前后总共打了16枪，是否已打中指导员他不知道，但眼前已经不见了指导员的身影，既然没见他人，再打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停止了射击，把枪朝路边一扔就朝外面跑去。走不多远，想想打也打了，也发泄了，这最后一支枪留着也没用，于是又把这最后一支冲锋枪扔在了路边。 

茫茫的黑夜里往哪跑呢？他没考虑那么多。凭感觉他也知道事情的严重地步，杀人偿命，这点他不会不明白。他清楚，一张大网很快就会撒开。 

逃出去，带着枪，翻过勐宋山逃到缅甸去（这里紧靠中缅边界）。这念头在他头脑里一闪就放弃了，他不想那样，他只是想：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他没有跑远，也许是自己也被吓得腿软了。见连队后面菜地旁有一棵大树，没多想，就爬上去躲了起来。 

指导员也是上海知青，来场几年后便由场部事务长提升为6队指导员。 

每天，他的任务就是带着几十个基本上都是知青的劳力去干活。繁重的生产任务一直压在他的肩上，他能够做的就是自己带头干，再就是看着他们，管理他们。至于这些人的生存状况，他也顾不了，也不在他的职权范围内。 

他脾性耿直，直来直去，始终认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现在，指导员想：就为这点事你顾申竟然向我开枪，你一定是疯了！你自己没混好，那是你自己没好好干，你心里不满，但你不能发泄到我的头上。我为了谁？我还不是天天辛辛苦苦的干，我干的比谁少了? 我又图什么？难道竟是这个结果……？ 

人们在抬伤员到130小车的路上又发现了最后一支失窃的冲锋枪。而杨龙风也在送场部的路上停止了呼吸，没留下一句话。 

场部得知枪全部找到后，松了一口气，于是组织各队的人从各个方向呈包围状搜山，同时通知2队、7队二名会画像的人到场部给死者画像。工程队木工班也在场部用最好的木料为死者准备后事。 

西双版纳天气热，大概在第二天，场部匆匆地开了追悼会，二名死者被装进棺材，抬到山上埋掉了。 

这天夜里下起了大雨，天空中不时有闪电划过，隆隆的雷声不时地滚过来在耳边炸响。开完追悼会回来的6队知青面对这茫茫黑夜里降临的狂风暴雨都有一种漠然的恐惧和无助的感觉。 

同时，他们想到了顾申，他会不会饿极了到伙房里拿吃的，于是，伙房成了防范的重点。 

一种惊恐、悲哀、无奈而有点茫然的情绪久久地，久久地笼罩在6队知青中间无法散去。 

那几天，连队除每天开三顿饭外，基本上处在非常松散的状态，生产也停了下来。 

赵风巧当晚到6队后就住了下来，处理连队的日常事务。 

指导员不在连队，有人说到一队去了，或许他是想让自己的身心平息一下。

第三天的傍晚，天色已暗。场部伐木班的翁宏明、刘爱国、戴金志三人收工后回住地工棚。简易的山路上他们不紧不慢地走着，山路一拐，一个矮小瘦弱的人影突然出现在面前，仔细一看竟是顾申，不免为之一惊。此时顾申在慢慢地晃悠着往前走，突然发现前方有人也一怔。四人相对，场面有点尴尬。 

“怎么是你？”翁宏明原是从6队调出，对顾申非常熟悉。 

“有吃的吗？”显得非常疲惫的顾申见是自己认识的人，有气无力地说。 

“有。” 

三人一起往住地工棚走去，一路上，空气沉闷，谁都没有多说话，事情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好说呢？ 

回到工棚，人们见他们走来后自觉避开。进屋后还没坐稳，一名云南籍退伍兵悄然推门进来伸手把房间里唯一的一支步枪拿走了。此时，房间里只剩翁宏明、刘爱国、戴金志及顾申四人。 

空气依旧沉闷。 

“你们放心，我做事不会连累你们的。”顾申对他们说。 

三人拿出晚上的饭菜坐在边上，只是看着顾申一个人闷头吃饭。不一会儿，三天没吃饭的顾申竟把三个人的饭菜全部吃掉。 

“你打算怎么办”？见他吃完后问。 

“总归要回去的。”吃饱了的顾申非常冷静地说：“事情终归要解决的。” 

于是他们四人一起往山下走去，此时，天已黑，还下着雨。 

“你怎么能这样呢？再有什么也不能开枪呵！”一路上，他们无话找话责怪顾申。 

“我‘侯’啊！”顾申咬牙切齿地说。（“侯”，音，上海话，含义是怨、恨、气、闷） 

路上当得知王荣华死了，顾申眼泪竟当场流了出来。王荣华是刚从重庆探亲回来不久，当时还是顾申去接的。王荣华带回来的香烟也都给了他抽。在队里，他和王荣华的关系很好，顾申怎么也没想到竟是自己将自己的好朋友打死了。 

四人边说边走，而在他们的身后不远处，退伍兵正拿着一支79式步枪悄悄紧跟着，5颗大大的子弹已全部压上了膛。他已准备好了：如果你们知青动了恻隐之心要放走顾申，他将毫不留情地开枪，谁也别想走。 

不知不觉，他们到了8队，埋伏在路边草丛里的知青一看是顾申，冲上来就要揍他。出事以来，三天三夜，他们被搞的疲惫不堪。白天要搜山，夜里要守侯不能睡觉，在蚊虫的侵扰中最多只能抱枪打个盹。肚里正憋着火呢。 

刘爱国制止了大家。 

当快到场部经过工程连时，埋伏在路边同样憋着火的工程连守侯的人又要冲上来揍他，翁宏明摆手阻止了他们。 

顾申被送到场部后既被关押起来，同时，广播里发出解除警戒的通知。 

满身雨水，干了一天活饿着肚子走了大半夜路的翁宏明、刘爱国、戴金志此时才知道这一路上背后一直有一支枪在对着他们，于是苦笑地摇摇头，一股说不出的味道涌上心来。 

作为一个重大的刑事犯，顾申很快被押送到西双版纳洲府景洪。 

XXX依旧是6队指导员，人们发觉他明显地变了，变得低调，少语。 

顾申被抓走了，他打死了人，政府饶不了他，他罪有应得。 

一个卑微的小人物竟干了一件天大的事，真让人难以置信，人们怀疑他是不是精神失控了。如今，队里再也见不到顾申那矮小瘦弱的身影，他死定了。知青们不禁又想起他的过去┄┄。 

那年大突击在山上，男知青没烟抽了。 

“我去”。顾申不喜欢山上的劳动。 

于是兴致勃勃来回在大太阳下走了5、6个小时，用一个旅行包把大勐龙商店里的“春城”烟席卷而空。回来时他高兴地走在山路上，面对人们期待的目光，感觉如同“英雄”一般凯旋。 

人们还记得：那时农场没电用的是煤油灯。顾申每次外出，张三说：“顾申，帮我带点煤油。”李四说：“帮我也买一壶” 

于是顾申少说5、6个水壶背在身上，多的时候左肩背4、5个，右肩背4、5个，兴致勃勃、晃荡晃荡的跑到场部旁寨子里的小卖部去买。然后再到场部邮递员那里把报纸和信带回去。在人们的欢呼和注目中，他特神气，高兴。 

在探亲的路上，顾申上窜下跳、跑前跑后灵活的很。火车上抢到坐位都让给其他知青，自己不是坐在地板上就是爬到行李架上。 

袁爱珠还记得：那年，外队有知青看中她并托人来说。并告诉她此人厉害，袁爱珠不免担忧：自己经常要到场部去拿药，万一在无人的路上被他堵住怎么办？ 

“你不要怕，我来找他。” 矮小的顾申仗义地要打抱不平。 

此人又来。顾申拍拍他肩膀：“这件事有我在，你不要打什么主意了，我这里通不过，你想也不要想。” 

天知道是不是顾申把那人给“镇”住了，反正此后事情也就了了。 

……

关押期间，顾申同审判人员说：他还欠卫生员袁爱珠20多块钱，委托他们从工资里扣了还给她。 

事发过后没多久，死者王荣华的父母从重庆赶来。没有见到女儿最后一面，迎候他们的只是一堆新鲜的红土。 

“我女儿当初交给你们是好好的，现在人没了，这是你们农场的责任。”她的父母态度明朗。 

“你女儿是因公逝世。”农场回答。 

人死了又不能复活，那个年头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临走时他们提出要去看看知青们的劳动和生活，他们想知道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女儿到底是怎样过来的。 

那天上午，他们来到山上，眼前这些和自己女儿一样大小，一起从城里来的知青脚穿蚂蝗袜站在坡地上的乱草里，用近一人高的长柄砍刀一下又一下挥舞着向灌木和杂草砍去，下半身全部被露水打湿，上身也是汗水湿透前胸后背，一个个脸色黑黄明显的营养不良，不禁感慨，当着大家的面竟说了一句让知青惊讶不已的话： 

“我女儿还是死了的好。”悲痛的母亲冷冷地说。 

知青们默然……。 

死者杨龙风的母亲也来了。女儿早已埋了，没见上最后一面，他要去女儿住的房间看看。 

场部赵凤巧陪她去，拖拉机翻山越岭一路颠簸把她送到了6队。 

杨龙风死后，其他知青因为害怕也就搬了出去，如今是一间空房。当赵凤巧推开房门时，几头从竹排墙缝里钻进去的小猪崽见有人吼叫着乱窜，二人为此一惊。 

没有了女儿的迎候，只有地上奔跑乱叫的小猪崽……。

1978年大约3、4月份（也有人回忆是8月份），既事发第二年。那天天气异常严热，路上的人们穿着衬衫、背心躲避着强烈的阳光。场部卫生所医生付国顺到景洪采购药品。他从师部医院出来往街上走去，突然，前面有几辆大卡车慢慢地开来，一看：咦，这不是顾申吗？只见他穿戴齐整，里面是毛衣，外面是的卡中山装（这是当时知青中最好的衣服，连队知青都知道顾申平时很注意自己的衣着形象）大汗淋漓地站在第一辆车的前面，身上被绳子捆住，头颈上吊着一块牌子，上面大大地写着：现行反革命顾申，顾申二字被红笔打上叉，二边站立着严肃的持枪军人。一眼看去，顾申比在农场时皮肤白了一点，也胖了一点。 

车子是从公判大会会场开出来的，现正沿着景洪大街游街似的向澜沧江大桥的那一边缓缓驶去。 

付医生成了十分场唯一送他的人。 

1978年10月16日，离顾申案刚好一年差二天，丁惠民领着知青开始闹事，第二年，他们终于回到了各自的城市。 

二十多年后，指导员去了一次重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重庆知青非常热情地接待他并释怀地说：“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那不是你的错，我们大家都能理解，你依旧是我们的指导员。”已是中年汉子的陆哭了。 

那天，他大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