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里寻她千百度《中国知青婚恋纪实》推介(续）

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名言：＂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王国维先生以古人诗词名句，阐述人生由低到高的三重境界，人们的爱情离合，仕途升迁，财运得失，都与这三重认知境界相关。

我在《梦随风万里》〈犹是春闺梦里人〉一文中，推荐了原新华社资深女记者刘昕主编的《中国知青婚恋纪实》一书，尚未付梓出版的这本书40多万字，70多篇文章，收集了全国60多位知青作者关于婚姻恋爱的回忆文章。

我的这篇散文引起许多网友们关注，友人高惠萍点评：小仲把最具人性化的知青婚恋做为主题，借助尚未能出版的《中国知青婚恋记实》一书中众多真人实事，述说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男欢女爱，留下了带着那段历史烙印爱的美丽，爱的深沉，爱的蒼白，爱的血腥，爱需要背負的种种……。

本文继续介绍书稿中那些难忘的故事，用文摘编辑方式走进知青一代人尘封的历史记忆。

作者刘湘（子蕴），共和国同龄人，她毕业于北京女十二中，1969年9月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32团，1978年返城回北京。刘湘（子蕴）著有《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2014年9月由河北出版传媒集团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曾是轰动一时的热门书藉，她这本书的背页有段感人的文字＂没有花样年华，只有青春似火红，在云南的烈日下烧灼着自己，在北大荒的严寒中卧雪趴冰。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们炼就了铁骨铮铮，我们那些善良的父老乡亲给了我们温暖，我相扶着走过艰苦的岁月。而冬日终究走到了尽头，春天还会远吗＂。

《中国知青婚恋纪实》书稿中收录了子蕴的文章《一封无法发出的信》，讲述了她儿时在北京胡同里邻家的一个男孩，天真烂漫的童年，在浩劫磨难中的境遇，暗恋心仪于她，邀她一起返乡插队，失之交臂，几十年后，才得知这个被称为＂吹口琴的男孩＂意想不到的人生结局。现将子蕴的这个故事片断摘编如下：

你是谁？是那个在我少年记忆中，每天中午偷偷溜进我家院子里，又灵活的爬上树，偷摘桑叶的小男孩儿；是那个偷完桑叶还不肯走，提着小小竹筐驻足房东屋檐下，凝神静气听她弹琴的小男孩儿；是那个在胡同里和一群男孩子踢足球，推铁圈儿，打雪仗，又追着我往我身上扔雪球的捣蛋鬼；是那个不知不觉间长成英俊少年，夏天的晚上，整晚整晚在自家门口吹口琴的少年？

不知道过了多久，只知道树叶绿了又黃了，花儿开了又谢了，我们突然间都长大了……

突然间你又出现了，有时能看到你骑车从我家路过的身影，夏天你晒的黑黑的，穿着雪白雪白的圆领衫，冬天的你，似乎并不怕冷，常常穿着绒领短款棉外衣，背着一双黑色的溜冰鞋，和我们那个年代的中学生一样，健康单纯且朝气蓬勃！就这样，你一直若隐若现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你真正的消失，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

记得1968年夏天，一个陌生的男孩子敲开我新搬的家门，他交给我一封信，信封上清清楚写着我的名字。信的大意是：我们都面临上山下乡的命运，与其等待学校分配，不如我们自己选择下乡的地方，到我们家乡去，我的家乡在江苏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里，远离斗争和喧嚣，且有外婆舅舅小姨的关照，会少受些苦。现在我和三五个同学好友正策划去家乡插队，邀你同去，虽然唐突，但是我相信你知道我是谁，请一定于某日参加小型商讨会。落款是＂吹口琴的男孩＂。

子蕴未能如邀而至，后来她随着下乡大潮去了黑龙江。子蕴返城后，八十年代的一个冬天，在北京地坛公园一个名家书画活动上，她居然和当年上门给她送信的那个陌生男孩（已经长大成人）不期而遇，还是那个男孩先认出了她。子蕴从他那里获悉＂吹口琴男孩＂的情况，他很有才，是北京某男校六七届高中生，喜欢文学、擅书法、爱音乐，清高孤傲，性格倔犟，不大与人交住。七十年代末，他被在美国定居的大伯接走了，临走前还试图联系我，但是去过我后来居住的老宅多次，我家小跨院儿一直大门紧锁。

他的朋友还告诉我，那年红卫兵抄家那天，他因为反抗，被群殴内脏受了重伤，从此经常胸痛吐血。后来，他父母为了给这个宝贝儿子治病，遍寻名医，也没有留住他的生命，他死了，病死了，他一直沒结婚，身体不好，抑郁寡欢，最后客死他乡……

子蕴写道：事隔近二十年了，这二十年我们这代人吃尽了苦头，至今仍在拼搏，不少人没有熬过来，但是你的死，我仍大感意外，内心五味杂陈，很难形容那复杂的感情。小时候，因为你，我曾有过心碎的感觉，此时，只是觉得心口疼的钻心，心痛欲裂，却没有眼泪，在越下越大的纷纷瑞雪中，我眼前一直晃动着你青春健美的影子，耳边响着你忧郁的口琴声……

子蕴文笔流畅细腻，详细地讲述了1966年风暴中在京城胡同里无法无天失去人性残暴的一幕。本文结束语：我用这封无法发出的信祭奠你，寄托我的哀思……，希望这一段历史不要被遗忘，我祈祷历史的车轮不要倒转，我相信噩梦醒来是早晨。

作者余杰, 上海向东中学69届初中毕业，1970年4月到云南东风农场上山下乡，1979年2月顶替父亲进入上海第三机床厂工作。2002年后到上海临港新城，曾任港城开发（集团）行政总监。

《中国知青婚恋纪实》书稿中收录了余杰的文章《我们的后代》，讲述了多位知青后代的成长过程，及他们父母的婚恋的艰辛历程，现将余杰文章简介摘编如下：

见到小强时，他很高兴，因为公司老板为他加了工资，我与小强的妈妈曾经在云南农场一个连。小强说，自打他懂事开始就很同情自己的妈妈，她18岁离开上海，跑到千里之外的云南农场上山下乡，然后辗转嫁到江苏那个小县城里。爸爸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小镇企业工人，妈妈是云南农场的上海知青，靠邻居介绍成婚。小强说当年，爸爸讨到了老婆，妈妈可以离开云南农场，没有什么花前月下两情相悦的浪漫。当国家政策允许知青的一个子女可以落户上海，妈妈为这高兴了好几天，但他舅舅舅妈死活不同意将小强落户到他们家里，为了儿子，妈妈几乎要跪在弟弟面前哀求。最终还是妈妈当年在上海的一位朋友相助，小强落户在这位阿姨家里，圆了妈妈要儿子回家的梦。小强说，妈妈见到他拿到上海户口，嚎啕大哭一场，儿子能理解知青妈妈的心情。

小滇的父亲曾经在云南当兵，退伍到农场，人高马大，只知道干活，然后就是抽烟喝酒。小滇的妈妈是上海女知青，还未领结婚证就怀上了他。等到知青大返城，连队就剩下小滇的妈妈和少数几个无法返城的知青。小滇的妈妈将他送回上海读中学，外婆低微的退休工资还要养活这个外孙。为了生计，小滇小小年纪就跑到工地打工，他不愿意说话和读书，他告诉关心他的知青阿姨，从小就看野蛮的父亲三天两头打母亲。母亲获悉政按政策知青的孩子可以落户上海，父亲却死活不肯。小滇不理解当年母亲为什么要嫁给那样的父亲。小滇曾对知青们的孩子说，他赚到钱后一定要把母亲从云南接回上海。

阿秀是我们连队上海知青中第一个结婚和生育孩子的，1978年底知青大返城时，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将女儿送给当地部队的干部。回到上海，他们又先后有了一对儿女，却始终想找回在云南送人的亲生女儿，但物是人非，多方寻找未果，留下一家人永久的心痛。

小卢的父亲是上海知青，母亲是云南当地人，他16岁那年，父亲带着第一次来上海的母亲，将小卢的户口落在上海的弟弟家，然后又返回了云南农场。小卢现在在上海一家电信公司上班，已经有了女朋友。原来他借住在姑姑家，觉得长此以往心里不过意。父亲说要在云南农场买房，开口向姑姑借钱，小卢姑姑真好，给了他两万元。小卢看不起知青父亲，他的老板是原黑龙江知青，知道他的情况，对他说，爹妈不能选择，路要靠自己走。

小敏是高个子很精神的小伙子，出生在云南农场，父母都是知青，当父母抱着他回上海时，成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宝贝。小敏现在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销售经理，收入不菲。小敏交女朋友时，居然对方父母因为他是知青的儿子，坚决要女儿和他分手，他们认为下乡知青家庭条件不会好，气得小敏回家质问父母，你们当年干嘛要上山下乡呀？父母无语。

莹莹的知青父母早已离婚，只有在知青聚会，他们可能才有机会见面。莹莹在父母争吵中长大，父亲看人家下海，自己也从企业辞职开了家小公司，开始还挣到一些钱，不久就深陷三角债之中，将房子抵债，父母的婚姻也走到尽头。在这样矛盾重重的家里，莹莹学习成绩不好，现在在超市当收银员。她多次问妈妈，当年你为什么给我找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

阿海是10岁上小学时，才跟着上海知青的妈妈回到上海。父亲是云南当地人，性情粗暴，有许多不堪的往事，父母婚姻名存实亡。妈妈在舅舅帮助下，在上海郊区买下一间房子安身，阿海现在在大型汽车制造厂当技工，他的家一度成为农场小伙伴们的接待站，妈妈倾尽所有热情招待他们。

小斌的父母也是从云南农场返回的上海知青，年轻漂亮的妈妈是连队卫生员，曾精心照料身患重病的父亲，后来他们走到了一起。不幸的是妈妈在生小斌时不幸去世，父亲从此未再婚，现在小斌大学毕业，考上公务员，在区政府工作。

小芸的妈妈也是上海知青，带着女儿病退回到上海，关于父亲是谁一直守口如瓶，尽管她渴望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在哪里，多次询问，除了妈妈伤心落泪，均无法得到想要知道的结果。母亲返城后分配到纺织厂，后来到百货公司，从部门经理退休。小芸考上大学时，家里收到一笔汇款，妈妈偷偷流泪，后来将钱全数退了回去。小芸现在是上海大型钢铁企业公关部秘书，她最不放心妈妈，她说会一直守护着她。

武桂秋是辽宁知青，1965年初中毕业后，到丹东市蛤蟆塘公社金山五队插队，1969年在农村结婚安家，1979年选调回城，现居住在丹东市。《中国知青婚恋纪实》书稿中有她的文章《初恋到白头》，讲述他们这对知青夫妻牵手走过45年的故事。现从武桂秋的文章中摘编他们的故事：

1962年8月，我们一起考上丹东八中，五龙背镇唯一的中学。那时的初中很难考，录取率不到百分之十。我们分在一个班级，因为个子小，我们俩都坐在第一排，同桌。1965年初中毕业，我们一起下乡，又在一起。单薄瘦小的我从来没干过这么累的活，农村干活耪地和刨茬子都是按垄分，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双手磨出血泡，钻心地疼。每次你总是干完了自己的垄，就赶来帮我，我心里暖暖的，就像遇上了大救星。

那个时候，生产队天天晚上都开会，抓阶级斗争，学语录，你总坐在我对面，我能感觉到你火辣辣的眼神。男生开始学抽烟，有一次我刚到会议室，你在门口刚刚点了一支烟，看见我来了，吓得烟一下子掉在地上，大家拿你起哄。

1966年文革开始，我父亲因为被医院动员单干，自己开了牙科诊所，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戴着帽子游街，抄家、关押，没收财产，我们全家被株连，我在青年点也抬不起头，没人敢跟我说话，大家像躲避瘟神一样远离我，只有你还一如既往地关照我。有的同学对你说，你是贫农出身，根正苗红，你爸爸又是铁路干部，你大有前途，不怕受牵连吗？你却斩钉结铁地说，我不嫌乎！从此以后你就有了＂我不嫌乎＂的外号。

后来，为了我们的婚事，你整天和父母闹，甚至用绝食来危胁，你父母终于同意了我们的婚事。我们俩结婚了，住在青年点房子里。结婚那天早晨下着蒙蒙细雨，我们俩去了趟50里外的小县城，算是旅行结婚。我花了5毛钱买了一个带盖的糖瓷罐，用它装糖，一直用到现在，它是我们婚姻的见证。

婚后的生活极其艰苦，吃了上顿没下顿，只好瓜菜带，那时正赶上开春，青黄不接，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了，我天天下地干活都拿着个大筐，休息时就挖野菜，吃得我直吐绿水。还正好赶上怀孕反应，害口想吃水果和美味佳肴，只能在梦中饕餐，醒来，口水浸湿了枕头。

1969年12月我生了女儿，因为不足月，缺少营养，孩子太小了，还不足四斤。家里啥也没准备，连个鸡蛋也没有，屋里像冰窖一样，四面透风，女儿冻得嗷嗷叫唤，弄得我这个年轻妈妈手忙脚乱，不知怎样才好，只好跟着哭。村里老姜大娘冒着雪给我们送来42个鸡蛋，她家就养着一只鸡，这些鸡蛋是她舍不得吃，积攒了很长时间存下来的。

几年以后，青年点没有结婚的同学都招工走了，生活困苦，前途渺茫，我们各自都积压着无名怨气，家庭矛盾纠纷互不相让，夫妻发生激烈争吵，甚至动了手，满腹委屈的我将一瓶敌敌畏农药喝下去，那年我24岁，幸亏送医院抢救及时，将我从鬼门关抢回来，惊动了两家老人，这也使我们双方都冷静下来，思考如何共同面对生活。

武桂秋写道：后来，我又生了儿子，父妻俩加上儿子，我们家有了三个属牛的成员，日子虽然艰苦，可我们都滿怀希望，盼着两个孩子快点长大。直到1979年随着全国知青大返城，我们才告别了生活了整整14年的金山五队，回到了五龙背镇，当上了工人，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现在，我们有车有房有存款，退休在家享清福，每天锻练身体，尽情享受生活。

这篇文章很长，我仅摘编故事梗概，也能知晓他们婚恋全貌。作者家长里短，娓娓讲述，如东北老乡点燃关东烟，坐在暧和的热炕头，与朋友闲唠嗑一样。14年下乡的风风雨雨，家庭邻里关系悲欢离合，爱情生活甜美苦涩相伴，普通人的柴米油盐、七情六欲，从初中同桌的青梅竹马，到知青下乡的蹉跎岁月，共同牵手走过45年，两位知青的婚姻，伴随改革开放大潮，苦尽甘来。

《时光不老 我们不散》的作者是四川知青梁志全，他1952年生于重庆，四川遂宁一中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4月到遂宁三家区大坡公社八大队插队落户，1975年病退回城。1978年秋考入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成渝两地从事成人高校的教育工作。他曾在《中国青年研究》2015年10期上发表关于知青的论文。

2015年，他在海南乐东县九所镇度假休闲，有一位气质儒雅，戴着金边眼镜，说一口四川口音普通话的男士引起他的注意，他试着用四川话与他攀谈，大脑中回忆画面不断闪现、刷新，最后确认，眼前这位男士，竟然是他失联40多年的初中同学陈渝生。他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就是陈渝生：

1969年初，老三届首批知青下乡插队落户。我们恰好在一个公社。每逢赶场（赶集）之日，知青们必定要在公社见面，彼此交流一些马路消息，还有各自的最新见闻，或是发一些不能在社员面前说的怪话。渝生听的时候多，插话的时候少，也是这个时候，让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渝生的父亲被划为资本家，其实当年也就是开了个小榨油坊，雇了几个工人而已。他自幼丧母，家境贫寒，兄弟二人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由于出身不好，倍受歧视，与他要好的朋友不多。

我们公社在地处四川盆地中部的遂宁市，属于丘陵地貌，土地贫瘠，人多地少，缺少机械，生产主要靠人力畜力，依然沿袭着几千年来不变的农耕方式。知青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农忙时节，累得腰酸背痛，但却食不果腹，即便天天劳动，年终结算，居然还亏钱。

所以，早日离开农村是每一个知青和家长的共同愿望。为了回城，知青家长叮嘱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好好劳动，不许耍朋友（谈恋爱）！争取早点出来＂。因此，大多数知青都压抑着青春的躁动，逃避与异性接触，即便遇到心仪的异性，也尽量掩饰內心的情感，闭口不谈爱情。

上世纪九十年代，李春波一曲《小芳》唱响神州大地，有人喝彩，有人质疑。我认为，《小芳》所反映的知青与农村姑娘的爱情故事非常美好，非常浪漫，但在现实生活中也只是凤毛麟角，根本不具有普遍性。我下乡所在的七个公社，共有知青一千多人，与农村姑娘谈恋爱的知青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陈渝生。渝生一开始也恪守着知青不谈恋爱的底线，由于表现好，公社书记也欣赏他，招工时推荐过两次，都由于政审不合格退回（后来得知，他是被其他送礼知青给顶替了）。这使他心理防线全面崩溃，转而与大队支书女儿谈起了恋爱。最后一次回城机会出现在1974年底，一家建筑公司终于政审过关，但此时，他未来的岳父，那位大队书记动用了所有关系阻止他，说他的女儿已经与陈渝生订婚，必须完婚再走，否则不放人。而招工单位却坚持只招未婚青年，双方就这样僵持着，谁也不肯退让，最终他的回城梦破灭了！

陈渝生回忆说，他当初与支书的女儿张小梅谈恋爱是真诚的，他因家庭成分无法通过政审，更由于家境贫寒，没有钱送礼。两次招工碰壁后，他不仅对回城不抱希望，而且对一切事情都心灰意冷。他当时想，如果命中注定要终身务农，总不能不结婚成家吧。

陈渝生结婚后，就搬到小梅家住，因为她是独女，他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上门女婿，这家人善良对他很好。岳父动用当支书的权力，将他安排到大队小学代课，他又靠自己的实力被选到公社中学任教。他勤奋好学，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其他老师辅导下，渝生自学完成了高中的数、理、化等课程，原来只想为教师转正做些准备，没料想，却为以后高考打下了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他似乎时来运转，先是公社中学转正指标第一个考虑给他，继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他选择高考，获得妻子张小梅的支持，岳父则表现出担忧，生怕他进了大学不要妻儿，在女儿的坚持下，岳父只好让步。

1978年初，陈渝生被重庆大学录取，作为77级新生走进了大学的殿堂。

当被梁志全问及是否有过休妻的想法，陈渝生坦诚地说，重庆就是一个美女的世界，沙坪坝是文化区，周边高楼林立，来自全国各地的美女如云，且气质高雅，他在农村的妻子与她们无法与之相比。不动心是假，也有过非分之想，但夜深人静时，渝生想着妻子对他的好，看着他们母子的照片，仿佛也看到了岳父、岳母的殷切的目光，他就打消了一切念头，安心读书了，他笑着对梁志全说，这也算是他＂狠斗私心一闪念＂吧。

他大学期间没有生活来源，靠妻子家每月寄十元钱，加上学校十几元补助金，才完成了四年学业。他兑现了婚姻约定＂心心相连，我们不变＂。

作者第二天晚饭后到渝生家串门，见到了陈渝生的妻子张小梅，一位体态匀称，滿脸堆笑的女士。聊天时，她讲起与渝生相识、相爱的往事。她说，渝生读大学时，也有人提醒她，担心他抛弃他们母子，她也忧虑过，但人在它乡，她也毫无办法，只能经常给他寄儿子的相片，以此来提醒他，让他保持着家的感觉。但她还是相信他的人品，相信他对我的承诺，结果他做到了。以后的几十年，不管他在单位上班还是下海创业，我们都在一起。如今退休了，渝生考虑她有哮喘病，四川潮湿阴冷，所以在海南买了房，让她在这里过冬。

本文作者者梁志全听完，陷入沉思，为他们执着的爱情感动，＂缘分万千，我们不換；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中国知青婚恋纪实》书稿中收录了陕西知青白描（原名白志钢》的《一颗遗落在荒原的种子一一北京知青的女孩子儿》。白描毕业于泾阳永乐中学，1968年初中生，后返乡务农，197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1982年调陕西作协，1984年任《延河》文学月刊主编，1985年任陕西作协书记处书记。1991年调京，任外国专家局《国际人才交流》杂志副主编，1999年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现居北京。这是一位履历完整的作家、学者、成功人士，他倾情关注民间疾苦令人感动，现将文章故事摘编如下：

1989年5月初，仍在延安的北京知青自发组织了一次《苍凉青春》讨论会，出席讨论会近200人，我作为《苍凉青春》的作者应邀出席。

会上，一位脸蛋红扑扑的姑娘声泪俱下作了发言，她不是北京知青，但她的发言，却把会议气氛推向了高潮。她叫王杨玲，是一对北京知青的私生女儿。采访她的过程，我胸中一直翻腾一种复杂难言的情绪，压抑、哀怜、惆怅在一块搅和着，穿过这些感觉，还有一束温馨明亮的光辉投射在心里。她18岁的经历像一面多棱的镜子，折射出人生和社会许多内容。

1970年11月27日，她出生在L县一个偏僻的村子里，她的呱呱降临，没有给父母带来喜悦和激动，紧紧攫住他们的只是恐惧和羞耻。离乡背井、孤独无依的插队生活里，这一对青年男女偷尝了爱情的禁果，那一刻的欢愉也许使他们凄苦的心得到了些许安慰，然而，由此他们却播下了一颗苦难的种子。望着这个孱弱的女孩子，他们六神无主，泪水断线似地滴落在婴儿的襁褓上。

孩子只能送出去，可供这对年轻父母选择的只有这一条途径。否则，等待他们的将是道德与政治双重压力，是人们的耻笑、领导的审查和自个儿无休止的检讨。即便撇开这些不顾，恶劣的环境使他们自身生存都成问题，更不要谈什么抚养这个弱小的生命。一对老实巴交的农民收养了尚不滿10天的小杨玲，夫妻俩从未生育过，抱孩子的时候，男的已经55岁，女的已经47岁，他们艰难将她带大。

在小杨玲五岁那年，一对北京知青找到养父母门上，他们是小杨玲的生身父母，两人结了婚，并且有了个男孩，他们被招工到铁路建设部门，将要远远离开这里开始新的生活，亲生父母是否曾想将小杨玲带走，还是养父母不肯放弃，小杨玲无从知晓，总之，她留在了农村，留在了黄土高原。

后来，村里人传说，杨玲的父母工作地点唐山发生大地震，他们夫妻蒙难，究竟如何，均无法证实，至此，小杨玲的生身父母再也没有任何音讯。嚼咽着贫寒农家粗食淡饭，伴随着高原的风霜雨雪，小杨玲长到16岁。这一年她正上初三。这孩子也许很早就明白她的身世比别的孩子悲苦，从小读书就很发奋，各门功课都很优秀，她自己的志向长大当一名作家。

此时，小杨玲的养父母收下订婚礼金，要将小杨玲像村里众多姑娘一样，小小年纪打发到一个陌生男人家，给人家当婆姨、生孩子，然后糊里糊涂度过一生，小杨玲感觉自己被拍买了。她流着眼泪，在学校写了篇作文一一《一个中学生的命运》，老师的同情并未能阻止养父母的决定，反而他们不让她再上学了。

土地上劳作的重负，压在她16岁的嫩肩膀上，沉重的劳动压得她难以承受，她渴望重新回到教室上课。她开始四处寻求帮助支持，谁知道这桩她不愿意的包办婚姻，却被有关部门四处推诿，无人主持公道。

陷入绝境的小杨玲想找熟人介绍去外地打工，她到县城医院去找一位认识的朋友帮忙，却未找到。她独自坐在医院走廊长椅上伤心落泪，身边一位讲普通话来看病的女士见状关切的问她，小杨玲从声音判断她是一位在陝北留下的北京知青，不知为什么，一种奇妙的情感使杨玲再也难抑制滿腹酸楚委屈，＂哇＂的一声哭出来，那女的在她身边坐下，抚摸着她的肩头，说：＂别哭，说说你有什么事？看我能不能帮你＂，于是杨玲一边哭，一边把她的身世讲了一遍。那女的听罢，眼圈红了，安慰她说：＂我也是北京知青，县上还有好多我们这帮人，你是我们北京知青的女儿，我们会替你想办法＂。她告诉杨玲，她叫祝萍，在县农行工作，她要和县上北京知青商量一下，叫她过几天再来找她。她把杨玲领到家里认门，还留杨玲吃了顿饭。

10多天后，杨玲再次来到县上，见到五六个在县上工作的知青叔叔阿姨，他们又个个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关爱她，北京知青梁县长当场表示，要干预这件事，解除不合法的婚约。

第二天，杨玲怀里装着知青叔叔阿姨们凑起来的钱乘车奔向延安，按照叔叔阿姨们的嘱附，她去找地区劳动人事局，那里还保留知青处，负责处理知青遗留问题，杨玲是知青的女儿，养父养母已那么老，实际上她已无依无靠，知青处不能不管。

接待她的是一位叫余风云的阿姨，也是北京知青，看小杨玲浑身被大雨淋透，余风云先把她领回家，替代她换了身干净衣服，并留她在家住下，为她的事四处奔走。

杨玲的身世及遭遇很快在延安的北京知青中传开，他们纷纷到余风云家中来看她。延安地区建筑公司陈铁生、刘铁军夫妇决定收养她。这个不幸的姑娘，最终成了延安北京知青共同的女儿，他们为她的户口由农村调转和在县里工作安排四处奔走。

故事却没有结束，延安北京知青联谊会会长郝海彦，对杨玲有父亲般疼爱感情，他和杨玲颠簸坐车到距县城200多里路的村子，去探望杨玲年迈的养父母，带去感谢和关爱。

他们还帮杨玲寻找她的亲生父母，1990年底，获悉，她的母亲还健在，当年死于唐山地震的是她的生父，她的母亲现在在北京一家毛纺织厂工作，已经再婚。接下来，是母女在北京相认，道不完，诉不尽的相思情，继父大度善良的接纳，这是一位曾服役于海军航空兵的汉子，他是在遭难时与杨玲的生母徐惠琳认识结婚的。回到家庭温暖怀抱，但小杨玲仍然不忘陕北养父母的恩情，她不顾家人劝阻，又回到了L县城工作，她送走了年老病故的养父，继续照顾无依无靠的农村养母……。

《中国知青婚恋纪实》书稿中，作家白描的这篇报告文学荡气回肠，跌宕起伏，讲述北京知青的女儿在陕北黄土高原不寻常的故事，即有让人心痛的风雨艰辛，更有充满人性大爱的温馨，我想若是将这篇长篇大作，改编成几十集电视剧，将不同凡响，立意高远，实乃上乘佳作。我由衷地敬佩那些救助小杨玲的北京知青伙伴们，你们让我们看到，人间自有真情在。

《驮小》的作者王新华，生于1951年，北京三中初中毕业，1969年到陕西省延安县河庄坪公社插队的北京知青，1975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博士学位，曾供职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曾在新加坡航空公司和新加坡理工大学工作，也曾辞去公职定居美国。2010年后，又回国在国家发改委人类干细胞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工作，负责中心肿瘤免疫的研究，并任采购部长、信息部长等工作，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难得的天才。

我和王新华的三中同学陈立元律师是好友，因此也与他有过交往，王博士儒雅随和，才思敏捷，我们随着他这篇《驮小》故事，再一次走进＂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的黄土高坡＂。

驮小是万庄的顶尖女子，大约16岁，漂亮、聪慧、高挑那是自然的啦，身材也不在话下。性格开朗大方，她居然有文化，识字，这在陕北很少见。

我住在离万庄不远的红庄，来万庄是为了帮助这里排练文艺节目，驮小可能是因为上过学，领悟得非常快，对表演和台词都有独特的见解。

一天乐队熟悉本子，讲剧情，嗞嗞歪歪地排演。驮小在乐队停下来时候她和我说：＂哥，晌午到我家吃饭，快过年了来我家坐坐＂。我和驮小的弟弟来福边说边走，晃晃荡荡来到他家院子。和一般陕北庄户人家比较，驮小家算是好光景，一排接口石窑，整整齐齐。驮小穿件蓝色新衣，中午阳光从她背后照过来，头梳理整齐，笑得好看。

窑门开着，屋里整洁干净，驮小掀开锅盖，摆上托盘，有炖肉、洋芋、粉条、小菜什么的。按规矩驮小不能上炕，她在炕边来回伺候炕上各位。

大约在三月中旬我接到了一封信，打开一看，只有一张纸，字写了小半页，200多个字。书写的明显不顺畅，中间或有错別字。再看内容，吓一跳，火热的句子，思恋之语。字句虽然没有韵律，飘飘忽忽就是陕北民歌，是挚女子唱的酸曲。那纸闪着火和太阳的亮，吹着春天和秋天的风。炽热的激情和委婉的苍凉。作者是驮小。

……＂我给你看这件蓝衣服＂，驮小没转身，把棉袄脱下来丢在炕上，并不着急穿蓝衣，手还放在头上弄她的头发。她里面穿一件白色的衣服，不宽松，袖子短，只有七分。两手向上放在头后，露出一段胳膊，手腕上还有一个镯子，她从镜子里看着我，抿嘴笑。

驭小说：＂人人都夸米脂的女子好，其实就是白，女人白了就好看＂，我说，＂冬天不受苦就白，你的胳膊也白着＂，她听了扭扭肩膀，摆动腰身，将头发盘起来，眉眼在镜子里笑，我让她快试试衣服，别冻着。

我不明白驮小的意思，其实那会儿她家正在给驮小张罗婆家。她真的给我编写了酸曲，在信上，这是真的。⋯⋯，我那时真是凡俗心重，一辈子不懂浪漫，根本没有想到和兰花花驮小私奔远去，对她给我的信没有特别重视。驮小站在高高的山上，倚着太阳，她透明。而我只能站在地上，看着前面很短的路，我暗淡。我像俗人一样揣测她，拿不准信的意思。

我到北大上学后收到驮小的一封信，驮小说她订婚了，过年就要嫁出去了。我这次很用心给驮小写回信，向她祝贺。我没有办法预感她幸福不幸福，我没有陕北女子那种飞蛾扑火的勇气；没有她们那样炽烈的情感；没有她们那样的柔肠的浪漫，更没有她们那样无己的崇高。我心里还能找到自己，还有腌臜的角落。我知道，只要写信到万庄，呼唤我的驮小妹子，我的兰花花必定会踏破万水千山，吃尽千难万苦，流尽千行眼泪来到我的身边。她等候的不是我发出去的信。我再也没有见过驮小。我多次回去陕北，她已经不在万庄。

友人老谢后来看过驮小热烈的伤切的信，多年之后仍赞口不绝：＂绝好的散文，赤心如火；火热的文字，不顾一切；赤裸裸的真实；热烈和伤凉合壁；灿烂的花和枯枝败叶纠缠；这就是陕北女子；让我们终于看到了，明了了只有这块土地上，才能生长出光芒刺眼的陕北民歌。老谢提醒我，你同时要看到她的一心挂念，要知道她写这些文字的困难程度和生孩子一样。

文章结尾，作者王新华感慨到：我没有老谢这样深奥的文采，这样深刻的见解，这样深入的感受，他说得真好。可惜当年我玩闹心重，可惜我不谙其意而未为之所动，可惜我没认识到她的珍贵。直到今天，我刚能懂得驮小。

我的上一篇介绍《中国知青婚恋纪实》文章《犹是春闺梦里人》中，提到书稿中作者王海军的文章《知青配偶》，错将其判断成男生，其实她是女生，1950年出生，北京四十四中初中毕业，1968年到内蒙古武川县插队，1973年她在内蒙古武川县农村和当地青年结婚，1974年生女。1978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任中学语文教师，1990年全家回京。

刘昕主编看了我的文章指出，我将王海军性别搞错了，我才恍然大悟，其实我家书橱里还有她父亲的书《王力反思录》（上下），令尊曾是浩劫年代昙花一现的风云人物，经历者都还记得曾经权倾朝野那个小组的＂王关戚＂三人。这样的家庭身份，我想她下乡时也背负着沉重的压力。

王海军的《知青配偶》，反映那些娶了女知青的农民进城后不同寻常的人生际遇，现将有关内容节选编辑如下：

四十多年前，他们并不是农村的精英，或家境贫寒，或身有不足，或时运不佳，或怀才不遇⋯⋯他们成了打着光棍的农村剩男，这时，天上掉下些林妹妹，许多知青来到了农村，这些庄稼汉有幸娶得伊人归。

知青开始分配工作了，很多知青走了，在农村结了婚的北京女知青忠厚、善良，她们抹抹泪，留在了丈夫身边。知青大批回城了，这些女知青用种种不可思议的方法，把土得掉渣的丈夫带回北京，于是在泱泱京城生活着这样一个不打眼的群体，称谓＂知青配偶＂。北京人却不是那么好当的，首先，住房、工作都是极大的难题，有的人回来后租房子、打零工，和外来务工人员没有什么区别。加上亲友的歧视，邻里的侧目，社会的排斥⋯⋯他们将怎样去融入眼前这个缤纷的世界呢？

回北京对北京知青是多么大的诱惑，几乎没有人能抵御这种诱惑，办假离婚，女方带孩子先回去，搞不好弄假成真了。

王海军文章中称为姐夫的玉娃便有这番不寻常的经历，为了回京居然女方将婚姻状况改为丧偶，回京后，死去的玉娃又更名为二娃，他们重新登记结婚。玉娃的北京知青妻子返城后，仍在小学教书，娘家家里匀出一间小平房给他们住，玉娃跟着回来，在外面打零工，饱尝冷暖艰难。

老谭是农村小学公办教师，因为腰部受过伤，走路有点抬不起腿，背有点＂锅＂。长得慈眉善眼颇为体面，到底是常年当老师的文化人，娶了女知青李乐平，洞房花烛夜，被女方拒之门外。他们也算是先结婚，后谈恋爱。日久天长，双方增进了解，李乐平给老谭讲她婚前那一段被扼杀了的、凄婉的，令人心碎的初恋。李乐平渐渐也被老谭的睿智、豁达所感染。在结婚后，他们热恋了，这爱，伴随着他们度过了农村艰苦的二十年，支持着他们克服了刚回北京时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

老胡，文化不高，毛病不少，爱吹牛，十句话最多能听得两句。喝点酒以后，更是云山雾罩，不知所云。1969年，老胡娶了北京女知青木木，知青大批回京时，木木也办了丧偶，带着三个孩子办回了北京。老胡户口回不来，人却跟着回了北京。在岳父家，老胡总觉得人家看不起自己，回内蒙，老家房子都卖了，又丢不起这个人。老胡独自在街上闲转，在立交桥下铺纸板过夜，想起当年木木嫁给他，是因为肢体有点小毛病，才选择了适龄贫农出身的老胡。知青开始分配了，木木为当初的幼稚后悔过，哭过，她经常埋怨老胡窝囊，没出息，从来没有夸过他。木木回北京顶替了父亲的工作，单位给了间小平房，老胡结束了街头流浪，先在工地打工，后来在过街桥下摆了个修自行车的摊子，补贴家用。再后来，儿女们都长大了，女儿在美国学成定居，还想接父母去住。老胡又故态重萌，又喝着小酒，胡吹乱侃，逍遥自在，但人们眼中，他还是那个桥下修自行车的。

老四是个羊倌，40上下了还没娶过媳妇，和老母亲一起生活。后来，从外公社调来一女知青，住在老四家，村里人纷纷跑来看热闹，这女娃长得端端正正，白白净净，只见她任凭这么多人指点议论，泰然自若，旁若无人，又让人觉得，这个女娃不寻常。原来这个女知青叫杨联敏，她在别公社和一地主子弟结了婚，这还了得，县里三番五次派人到村里施加压力，逼得她离了婚，她遭受多大精神折磨和感情痛苦，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无颜离婚后再回青年点，县里将她调到我们公社，原以为老四年龄和她父亲差不多，家中又有一个老母亲，不会出问题。最终爆出惊动全县大新闻，杨联敏不顾众人激烈反对，竟然用自己已经怀上了老四的孩子为由，义无反顾的嫁给了与他父亲年龄相仿的贫农老四，或许她有一种逆反心理，我找个二十多岁，你们说他成分不好，这回我找个贫农，看你们又会说什么？回京后，作者等一伙知青去过他们家，也是一间小平房，三分之二的地方，搭成像农村大炕一样的床，一家6口就挤在这里。后来，街道给丢了公职的知青都办了退休，拿北京市最低工资，还有了社保。两人再做点临时工，日子渐渐好过了，再后来，老四患病不幸辞世了。现在，他家三个女儿都已成家，最小的儿子也上了大学，作者还告诉我们，近些年武川县老家来人，当年参与此事的县干部多次懊悔地说，＂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逼杨联敏离婚，害了她一辈子＂，可杨联敏却没有抱怨过谁。

王海军也写到他家＂知青配偶＂老杨：我家老杨相貌尚好，不过无论从哪个方面都算不得出类拔萃的男人，我却视之若宝，为他付出了全部。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苦苦为将老杨户口办到城市想方设法。从1982年到1990年，经过漫长的坎坷曲折，我们终于回到了北京，晚回来这八年中，孩子上了城市户口，老杨有了城市户口，有了正式工作，除了固执不改的内蒙古口音，俨然是北京一份子了。我们两个人上班，没有其它负担。除了发生一些家家难免的瞌瞌碰碰，大小摩擦，再也没有受什么苦了。其实1978年考上大学，我的命运已发生根本的变化了。

王海军在文章备注中说，本文中的故事，根据她所见及知青讲述写成，但全都没有用真实姓名。我感谢王海军将这些怪诞离奇，却真实存在；匪夷所思，却刻骨铭心；有深深历史烙印的知青婚恋故事展现给世人。

知青婚恋受到客观环境和自身情况的限制，困难重重，宋代大诗人秦观对爱情描述，可谓高度凝练感人肺腑的名言佳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大多数知青当年都不得不压抑着青春的萌动，对婚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敢越雷池一步。

《中国知青婚恋纪实》文稿中广州知青冯国慈文章便是这样的回忆，他1968年到广东顺德县插队落户，1973年就读广州医学院，医生。现将他的《缘份天定》摘编如下：

爱情是古今中外永恒的主题。对于当年的知青们来说，大多数人还是离开农村才展开自己的恋爱婚姻。

我是投亲靠友到广东顺德县北滘公社插队落户的，我把离家近做为第一目标选择，北滘离广州只有三十公里远，虽然马上就面临着如何养活自己的难题。

村里的姑娘大多喜欢起个芬呀芳呀什么的，表现女性爱美天性的名字，村里叫小芳的可不止一个。村里姑娘因劳作发育得好，经风雨沐阳光，成长得特别健康，走起路来一溜带风，洋溢着一股青春气息。有时不经意从我身边飘过，窈窕的倩影、芬芳的香气常使人抬头多看一眼。

我因为初来乍到，全不懂农活，于是生产队长把我安排到那些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堆里，身边全是含苞待放的花朵。手把手的教农活，近距离地接触，有时候也会砰然心动。我给她们讲故事，当然只限于与革命样板戏高大全相似的那些作品，她们听得如痴如醉，我也感受到扫过来的火辣辣的眼光。

眨眼几年过去了，立足甫定，荷尔蒙分泌渐多，有了少年怀特的烦恼，也进入了歌德说的＂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的状况。村里有个漂亮姑娘，独生女大房三间，媒人觉得配我这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外来户正合适。我教书的学校年轻的女老师也为数不少，只看上一开口，校长拍了胸口包在她身上搞掂。在下也非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不过差距在于文化水平和共同经历不同。

于是忙里偷闲，凭借认识的知青朋友们，穿村过户，呼朋唤友，品茶喝酒，打球聚餐，公社方圆十里知青大都知道我的名字号，我在聚会中也会注意有没有自己心仪对象。

下乡的村子离广州很近，往返下乡的村子和广州，我们要路过五斗渡口，小船吱吱吖吖地摇过来摇过去，要耽误半个钟头。一个老朋友带着个姑娘来，介绍是才进学校的新老师，都是知青，聊天中，也不好意思老盯着人家看，但只是惊鸿一瞥，便觉得挺对眼，倒是她大方得体地应对，有深刻印象。过了河，这一路上和其他朋友笑语欢歌，我俩再没有搭腔，甚至也没有目光交流，进城了，她打个招呼坐上公共汽车走了。剩一人时，我蹬车正好经过她家住的横马路口，好象还想重见她的倩影。只是芳踪杳杳，心头只余一丝惆怅茫然。

次日，星期天下午，我懒洋洋蹬车返回。突然想起来那个姑娘插队的村庄就在附近，精神为之一振。猛抬头，一个姑娘正在几十米的路边前行，正是昨天才认识的她，赶忙驱车向前，大献殷勤，邀请她上车送她回去，因为昨天已经相识，她欣然上车，边行边聊，虽然一下子浑身都是劲雄纠纠，自行车却越走越慢，暮色中认清了道路的来龙去脉，记住了她家住的家门朝南朝北。从此，避开那些狐朋狗友，我们建立了单线联系，最后走到一起。以后，我上大学她读中专都回了城，后知青时代的艰辛就不提了。

冯国慈的故事加叙加议，如果不细细品读，会被评论带入云山雾罩，神龙见首不见尾，我终于摘出篇章中的要点，弄清楚两位广州知青，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来龙去脉，我与冯国慈大夫也算是在微信群中早有神交的朋友，引文在此，一并致谢！

文·革中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知青婚恋大都有非常态经历，不仅对知青个人命运有深刻的影响，也反映出那个时期的扭曲和荒诞。

《中国知青婚恋纪实》书稿中，有曾令萍，笔名唐燕的文章《下乡插队时，我们不懂爱情》，作者1950年出生，北京女十中66届初中毕业，1968年9月赴内蒙古土默特旗塔布赛公社七炭板村插队。

1969年起，在七炭板村小学、土左旗察素齐、呼和浩持市、河北省廊坊市、北京市中学任教。后移民加拿大，现在中加两地居住。唐燕的文章对知青婚恋做了认真的分析，发人深省，现摘编如下：

有年轻人看了我有关知青下乡的回忆文章问我，为什么这些文章只字未提爱情，你们那么多知青朝夕相处好几年，就没有过谈情说爱吗？我想后，是这样回答他们的：因为地域、年龄、届别各异；去兵团、农场知青境遇与农村插队知青的情况差別；上山下乡一、两年和在农村待了十年八年更不能同日而语；知青生活感受多元，或许下乡时，我们不懂爱情。

那时＂爱情＂、＂婚恋＂这样的字眼几乎被摒弃，八个样板戏里那些高大全的角色们，个个都没有完整的夫妻和家庭，爱情更是无迹可寻。

刚下乡时，每每在男生面前，我们女生个个都特别紧张，脸红心跳，语无论次，手足无措。那些男生也比我们强不了多少，所以我们知青小组男女生，即使天天在一个锅里吃饭，也因视而不见，互不理睬，彼此不了解。

婚姻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价值取向，当年人们择偶标准，不是看对方金钱财产多寡，而是重政治面貌，看家庭出身，芸芸众生，从接班人到异己边缘，划出不同等级，因所谓出身不好受到歧视、受到侮辱与损害的人数不胜数。

我们公社有位男知青，回北京探亲期间，好不容易下了决心，给她一起插队心宜的女生寄了张电影票。那天他早早进了电影院，极为忐忑的期盼等待，万没想到一位阿姨坐到他旁边，直言她是那位女生的的母亲，她截获了这位男生的那封信，并向他发出严正警告，不得打她女儿的主意，吓得那位男生仓皇而逃。作者说，这不能怪那位阿姨，当时知青们在乡下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今后何去何从前途未卜，有什么资格和条件谈情说爱。

作者分析，嫁给村里农民的女知青，大都有如下情况，有些人大都背负父母冤屈，有些人家庭无助、返城无望，有些人孤独寂寞和劳累将她们击垮，也有些人年幼无知不谙世事，也有些人受到欺骗和物质诱惑，不一而论，命运各异，但有好结果的不多。

还有一些知青经过几年朝夕相处，日久生情，到可以谈婚论嫁的时候，却因家庭出身的阻碍，或因担心影响返城，不得不割舍这段感情，有的错失了一段不可复制的美好姻缘，造成终身遗憾的，这也大有人在。

那些留在村里，招工返城的机会与他们擦肩而过的知青，所剩不多的男女知青，共同的命运将他们联接在一起，他们跨越了不懂爱情的尴尬，感情日笃，终于建立了婚姻关系，他们当中既有圆满爱情的结合，但是也有一些与其说因爱而结缘，不如说是搭帮过日子，这是那个时代的无奈。

我们那里找＂小芳＂的男知青很少，但只要建立在爱情这个牢固的基础上，无论后来命运如何，对＂小芳＂负责不离不弃，就成就了感人的美丽佳话。而也不排除那些与＂小芳＂结合，仅是权宜之举，遇到这样功利的自私者，后来遗弃分手在所难免。

读着唐燕的这篇文章，想到曾经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些人和事，悲伤离合，岂是一句“爱情两个字好辛苦＂说得清楚，那代老知青大都结婚很晚，三十而立，才生儿育女，就业、养家、求学、工作生活打拼同步。

多元社会，信息时代，许多历史问题，见仁见智，知青岁月，经历磨难也好，收获锻炼也罢，我们的青春由不得自己作主，书中的文章和立论也是如此，我更喜欢那些真人真事的知青婚恋纪实故事。有真相才有是非，或许这些应该留给后人去评说，他们会更道德人性，更法理公正的看待这些问题。

我的这篇文章是《中国知青婚恋纪实》部分书稿文摘编辑，加叙加议，仍由衷感谢刘昕主编、黎凤仪副主编及引文的有关作者们。

读着那些流淌着真挚情感，甚至沾滿泪水的文字，如同与这些从未谋面，却心心相印的作者们，面对面交流茶叙，即有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的婉约情怀，又有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的英纵豪气。

关于这部书何时面世不得而知，信息时代，编者和作者，都会存留有关知青婚恋亲历者们的历史记忆，从这点来说，弥足珍贵，如果将来成书出版，也不妨再做一些调整充实。

我不由想起南唐后主李煜的千古绝唱《虞美人》：

（林小仲2021年7月16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