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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上调的知青

最后上调的知青作者:张水藩

作为知青我是比较另类的。我是温蛟的第一个知青,也是清流最后上调的一个知青,在农村待的时间,头尾有12个年头,因此也是清流插队最长的知青。

温蛟第一个知青

1975年插队时到石狮的留影

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从小我就比较边缘化自己。从小学四年级起就不大参与一般活动,埋头看了《东周列国志》等20几本古典小说;中学时一中图书馆里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范文澜等文史类文集和一些国外的小说基本浏览一遍(我的班主任许本璋老师兼管理图书室,我经常帮忙整理图书,所以能借一些已不外借的书。文革时,"徒步串连"回来后就当"消遥派",不参与两派斗争。上山下乡时,可以自己选择插队的地方,有一派到嵩溪,另一派到嵩口,还有一些到城关,都是交通方便,经济较好的地方。我不粘哪一派,自己一个人到山高皇帝远的温蛟包地插队。当时是温蛟公社的第一个知青,公社没有什么准备,报到后问我去哪里,然后通知包地接人。继我之后是一个到到温蛟桐坑找亲属的知青,然后是良种场的许宝栋等石狮知青到梧地,再到十月份泉州又有一百多人到小池、温家山、梧地,以后还有带薪知青和清流其他知青也陆续到温蛟桐坑来。


我是1969年6月12号到温蛟的,6月20号到包地。当时包地李朝生来小池接我,并帮我挑行李。所谓行李就是一个60x40x30公分的木箱和一床被子,木箱里一半衣服,一半书。从公社到包地翻山越岭走了40里才到,包地虽然偏僻荒野,但因为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且也是预料中的,没什么可抱怨。倒是第二天已经七点多,在清流是吃过早饭的时间,可是讲好早上会来叫吃饭的人,却没有一点动静,不禁有种被遗弃的感伤。迷迷糊糊像又睡去,看到我那过世的祖母,巍颤颤地走到我床前,叫我小名说:"三宝到清流吃饭。"睁开眼却什么也不见,我不禁潸然泪下,说不清楚是一种什么感受。


第二天我就和其他社员一起去耘田,老百姓对我都很客气。休息的时候,李朝书拉住我,叫我抽烟,告诉我田里干活只有抽烟才可以休息一下。我也就在那个时候学会抽烟,插队多少年也就抽了多少年的烟。第三天生产队派出劳力去扎稻草和砍小竹子,把李朝文家边上的一间废弃的破房,盖上草,围上小竹片,算是安置我的房间。以后又到胡坊买个锅头,到大队领了一付床铺,也都安置在这个房间。这样是寝室,又是厨房,也是书房,还是会客室地用了两年多,到知青房盖起后才搬走。

蹭饭

我到梧地买回了供应的33斤米和4两油,就自己开伙了。我一般是早晨毕其功于一役,一天煮两斤米的饭,早上冲点米汤算稀饭,剩下的就是中午和晚上的,图省事一般就吃冷饭。这样一个月的粮食只够半个月吃,剩下的就只有去"蹭饭"了。


69年还好过,70年才是真正艰苦的日子。当时知青下乡发一年补贴,头七个月发8元生活费,后五个月发7元。可是包地是晚稻区要到10月份才有谷子分,六月分虽然政府有供应粮食,但已没有发生活费给买米了,大家变着法子把米买回来以后,就身无分文。老百姓虽然经常会送菜,但也解决不了问题,那时稀饭下盐巴当菜是很经常的事。我的房东李升福的母亲看到我的窘境,经常会端一小碗青菜伴芋子一类的东西给我,让我免受配盐巴之苦。

经常端一碗萝卜青菜给我的老阿娅

当时我家里也被下放,没有办法接济我,我的"蹭饭"更成问题了。有一次到明溪的乡下去找一个叫刘德兴的木工师父,赶到他打工的地方时,天已快黑了,却得知他前一天已到20里外的一个小山村做事了。那时还在开展"一打三反",对生疏的人证明查得很紧。我身上没有证明,如果没有熟人那是会惹麻烦的,可能被带到大队或公社盘问两天,再作处理。所以我问明了方向,又去赶路。我知道晚上赶生疏的山路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迷路,就一边走一边找过夜的地方。走了六、七里,来到一片稻田,稻子已收割,稻草扎好还放在田里。看看天色已暗,估计不会有人来了,我就用稻草铺底,也用稻草盖面,整个人躲在草堆里。夜里透过草缝看着四周黑黢黢的大山,和天上闪烁的星空,听着秋虫鸣叫,一边担心野兽的突然光临,一边紧缩全身以抵御深秋的寒气,足足煎熬了两、三个小时后,居然忘掉恐惧、饥饿和寒冷,坠入梦乡,还睡得很好,一觉到天明,可能是奔走劳累吧。


还有一次到小池裁缝师父赖沂仁处,第二天一早要去嵩溪找老乡,因为当时全部家当只有5角钱,只好走路。老赖写一张条子,叫我到林坊他的朋友家去蹭一餐早饭,我知道他们关系不错。拿着条子找到他的朋友,这老兄看完条子,很绅士地告诉我"你可以走了"。我饿着肚子来到庄前伐木场的小卖部,因为没有粮票,可买的、能吃的只有糖果,买了三毛钱,留住两角钱备用,还没找到归宿呢。靠着这些糖果,我走了40里路到嵩溪金星队张宝康老乡处,刚好他们生产队正准备到下和伐木场去开马路。我请求他们带我一起去。他们几个碰头后,同意了。而且在证明上还写上我的名字,这样我就不用怕查外流人口了,年底经常查的。因为快过年了,大概只干了20几天,就回去。结算时,大家平分,我除了伙食,还拿了20几块钱。这对我来说已是一大笔收入了,比我在生产队的分红款还多。从这以后我也结束了"蹭饭"的历史,因为71年以后,环境稍宽,我可以打老鼠工解决问题。

采松脂

72年因为怕种田天天要头上晒太阳,脚下泡冷水,我和生产队定好合同去采割松香。本来约好一个人做伴,但分山场时,因受别人算计,松树分少了,只够一个人割,那人走了,只好自己一个人干。

我采脂的山场离生产队八、九里路,为了少走空路,要在山上住。一切就地取材,木棍、竹子、茅草和藤条,搭起了一间茅屋当住房。每天"随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奔走在800多棵松树之间,一天要跑几十里路,那是真正的跑,劳累使我忘掉害怕,也忘掉了烦恼,然而却不能消除孤独。为了提高效率,每次回去都要带上几十斤大米、几斤萝卜干,一呆就是二、三十天,经常一、二十天见不到一个人影。这个时候如果能够遇上个人会非常高兴,哪怕是平时很讨厌的人,也会非常亲热地和他聊起来,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包地的飞狸

由于孤独,和野生动物也有种亲近感。在山上常常和野猪、山麂、狐狸相遇,我总喜欢远远地观赏它们,直到它们发觉逃逸。吃饭时,松鼠会在头上的树枝间跳来跃去,我会撒下饭粒,让它们下来捡,逗着它们玩。实在没有其他动物时,观察蚂蚁也很有意思,我常常弄只小虫、饭粒什么的再看他们搬运。


山上的动物也不是什么都那么可爱,阴历五月初四下午7点多,我采脂回到小草棚,例行的煮饭、吃饭、洗澡、磨刀、煮第二天的早饭,忙到9点多上床休息。因为有点感冒,在床上辗转反侧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能入眠,到11点多时,不禁打了个喷嚏。突然,两声高吭而深沉的长啸传来,给我的感觉:声音是突受惊动猛然发作,具有地动山摇的震撼力,感觉到地皮在震颤。声音发自小山顶上,距离我大概50米远,我知道遇上什么了。我右手握紧以前准备好的、放在床铺内侧的劈刀,左手伸到床前抓起一把柴刀,豎起耳朵,屏息静静地听着老虎的动静。足足有半个小时没有一点声响,但终于传来了沉沉的脚步声,声音顺着山脊往山上踱去。那晚我醒了好几次,也不时听到其他野兽的叫声。

当年老虎就在这石头呆了两天

山上采脂虽然辛劳、孤独,甚至还要担惊受怕,但也快乐,因为我在给自己干活。那年我采了七千来斤松脂,卖了六百多元,除掉请工人收油、挑油等开支还剩三百多。交生产队三百元,记一千八百分工分,大约可分回一百零元,扣除粮食款,也还有几十元找。这年我合计就有百把元的净收入,怎能不高兴呢?当然这钱说多也不多,才买得到一百来斤高价大米,说少也不少,我在生产队要出300天的工,才能挣到这么多钱。


告别小草棚时我还真有点恋恋不舍呢,可是公社和大队说知青不能搞副业,所以第二年也就没有去了。

最后上调

1978年下半年李序钦当大队书记,他比较了解我,捎信叫我到大队学校代课,我也就去梧地教书了。


教育局决定寒假对代课老师进行统考,以决定去留。温蛟学区为了让代课老师考得好些,在期末把代课老师集中进行培训。培训中我发现,我认为早已交还老师的数学知识,竟然没有忘记。我的作业练习卷经常被老师作为标准卷让其他人对答案。一起参加培训的,还有几个上半年参加高考而只差几分上线的老师,这样一比,我就很后悔上半年没有参加高考了:一方面78年录取考生已经不管出身问题,我的最大障碍已经消失;另一方面我的弱项数理知识还没有忘记,文科是我的强项,如果参加高考,上录取线的可能是很大的。


79年代课教师统考后,我又回去教书,一边准备着参加高考。但在梧地找不到人教,也没人一起探讨,经过几个月犹豫,三、四月间我决定破釜沉舟,弃教去嵩口中学找赖敬愉和张瑞霖帮助我复习。不幸的是随后公布的招生章程把招生年龄限制在28岁以下,当时我已31岁,这下我的大学梦破灭了(这个梦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自学考试才帮我圆了)。不过这年对知青进行大扫除式的安排,我听别人说因为我参加民办教师考试成绩比较好,教育局要留用我,所以也不去要求知青办安排,就傻傻地等着。然而等到其他人转正了,却没有我的份,才急起来。找教育局,他们说:我离开教师队伍,不符合条件。我争辩了几句,但没有用。一拖到年底,有人叫我写封信向上级反映一下,我照办了。果然一个多月后,80年2月初,县教育局通知我去报到,并安排在城关学区,并告诉我具体学校由学区安排。尽管我只要求到不太远的乡下,但城关学区还是因为我考试成绩,把我安排在城关小学。

其他知青都在79年底前安排了,而我成了清流最后安排的一个知青。


来源:凤凰网《知识青年个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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