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岁月

认识唐玲姐是因为到畜牧排牛舍去替班，那时到了冬季部分知青回城探亲，连队的有些固定岗位就缺了人手，我曾有到牛舍或马号替班的经历。

一早骑上马很神气地吆喝驱赶着牛群到西沟子白雪覆盖的大草甸子上自由放牧。然后再返回牛舍清理牛粪，当地叫做“起圈。”我和唐玲两个每人手持一把大号的铁板锹把几十头牛一夜间的排泄物搓到一个直径约一米多的大箩筐里，那时瘦小的我力气有限，大板锹又很大，牛粪的水分大，比重也大。我每搓一锹端起来都很吃力。装上上尖儿满满一筐牛粪，和唐玲姐一前一后地抬出牛舍，然后要倒在堆积如山的粪堆上。

这牛粪堆因为每天都要堆积上新鲜的牛粪，所以仅冻成一层硬壳儿，我在前唐玲姐在后，一起抬着大号的箩筐上牛粪山，每迈出一脚都要扑通一下踩塌陷尚未冻实在的粪堆。然后再艰难地拔出脚向上抬，每天都要抬出好多筐。

这样很消耗体力，不等干完活我已经是气喘吁吁了。我一个小伙子尚且累得疲惫不堪，更何况来自海河之滨天津的唐玲姐一个弱女子。我抬筐走在前面上粪堆，其实那一大筐牛粪的重心都偏向于后面唐玲姐的肩头。唐性格平和，言辞不多。但能吃苦耐劳，从不抱怨。在她面前我只能羞赧不已。

黑龙江的冬季寒冷而漫长，我只是临时到牛舍替班，而她却能坚持在低温阴冷的条件下日复一日地喂牛、备饲料、挤牛奶、起圈、扫卫生。凡此种种，无不辛苦异常。我从心里钦佩这位并不熟习，朴实无华，忠于职守的天津知青姐姐。那时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我们大宿舍开会政治学习，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改造灵魂。开会时女知青们都依序排坐在大土炕炕沿儿上。

唐玲姐当然也在其中，只见她身着褪色发白的篮制服，素色的围巾。神态安然，静如秋水。许是营养不良或气血不畅，她脸色有些苍白，但她那从容淡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波澜不惊的气质仪态却透着典雅与尊贵。宛若观世音雕像般超凡脱俗。联想到白天和她在牛舍辛苦劳动的情形，她那默默无闻、不辞劳苦，不怕脏累的坚韧的意志品质，让我由衷地钦佩与尊重。

我在牛舍替班约一周的时间，以后我知难而退，再也没有去过牛舍干活。后来知道唐玲姐由于身体原因回天津治病了。想必是她长期工作在牛舍那低温阴冷而潮湿的环境里，以及繁重的体力劳动导致她罹患伤病。

许多年过去了，往事并不如烟。许多事已经淡忘，但有些事情仿佛是在昨天，如同存在电脑硬盘里一样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八日，冬雪皑皑的季节。我和部分同学被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七团七营五连（后改编为一师二团五连）。这个陌生的地方已经自一九六八年开始先后到来了哈尔滨、天津、上海、北京的大批知识青年。连队的男宿舍是个很大的屋子，南北两排通长大土炕。北侧的土炕上方还搭建了二层吊铺，大约住了约有六七十名各地的知青。我们来的相对晚，所以就住在大宿舍进门处南侧的土炕上。连队当时编制为农业排、机务排、畜牧排、大车班等。起初我和我的同学宋大春、赵德生、胡晓民等都被分配在农业排。

那年冬天的雪挺大，最初几天的工作是跟着马车到大地里把被雪埋在地里的大豆铺子用叉子挑出来，然后装上马车运回连队的场院以便机械脱粒。那时白天劳动，每天晚上都要开会和政治学习。我们所住的大宿舍就是全连队开会的会场。初到五连大约仅有两天的一个晚上，把白天在大地里挑豆铺子被雪浸湿的鞋袜烤在宿舍地中间的火墙上，洗完脚正坐在自己的被褥卷上好奇地审视着这个陌生环境和陌生的人，等着开会。没想到突然间停电，刹时室内一团漆黑，随之响起急促的哨子声，“紧急集合！有敌情！”当时正值中苏两国关系交恶，珍宝岛大动干戈的历史时期，我以为真的是有敌人来了。在黑暗中摸到鞋子穿上，但没有来的及找到袜子和帽子。只好光着头惊惶失措地随着战友们跑出了宿舍，迅速地整队后随即向着西沟子方向跑去。在夜幕中的冰天雪地里经过几番卧倒、匍匐前进等动作训练之后才醒悟过来，这是连队组织的战备演习拉练。就在那晚的战备演习中让我经历了使我深为感动的一件事情。

那晚我是在慌乱中光着头跑出去的，黑龙江十一月中旬晚上的气温应接近零下20℃的情形。在训练中我不仅鞋窠里进了雪沫子，脚底板冰凉。我的耳朵冻的生疼，我只能不住地用手捂耳朵，在整队准备回连队时，排在我后面的人看到了我的窘态，摘下自己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因为感动，因为要记着把帽子还给人家。尽管在寒风凛烈，茫茫雪原的夜色中我仍然记住了这位哥哥的轮廓特征，一位天津口音大个子的陌生战友。此后便自然结识了这位鼻直口方、相貌堂堂、老成持重的天津知青大哥，来自天津河北大学附属中学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师桂海。他在北大荒寒冷的夜幕中把自己的帽子扣在我头上，这雪中送炭的举动，使得他本来就高大的身影以及他的人格力量在我心目中愈发魁伟与高尚。

应该说在把传统文化大多批为封建糟粕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年少的我在思想意识方面还处于混沌与懵懂中，甚至不懂得与人为善或知恩图报。那顶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发给兵团战士的厚厚的羊剪绒棉军帽，给了我不仅是温暖与感动，无疑还有让我成长的正能量，也是让我人格完善、心智健全的一次契机，是让我记忆终生的事情。后来我自然成了他的“粉丝”当然那个年代还没有这种称谓。

和众多知青战友们生活在同一个宿舍，逐渐熟习交往，朝朝暮暮，年复一年自然结下友谊。那时通信员张书范几乎每天都骑着马飞奔而回，从团部取回各地知青的家信，我当时可能是出于好奇与无知，谁收到了家信让我看到了信封上最下面一行字，我就基本记住了他家住址，如同收录在我头脑的数据库中。事后聊天，无论是天津北京，我不无炫耀地，准确的，倒背如流地报出周围战友家的街道门牌号。我这一有意无意的小特点，曾让宿舍的战友们小有惊叹。

一九七二年一月，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后没几天，我和几位北京知青搭伙一路到北京游览后取道天津回山东老家。到天津我就是凭着记忆的地址数据库找到了正在浦口道安居里家中休探亲假的偶像师桂海大哥，在他家吃到了师妈妈做的香喷喷的门丁肉饼。让我这个自幼就失去父母的孩子无比的幸福与感动，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还带我游历了有着丰富历史文化风貌的天津马场道、繁华的小白楼地区。同我一样囊中羞涩的他不仅请我到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还慷慨的请我到起士林西餐厅享用正宗的牛排。那是我这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小土包子平生第一次吃到西餐，懂得了右手拿刀，左手拿叉的西餐规则，见识了洋人喝汤是用盘子而不是用碗。

往事历历，人生苦短。转瞬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的偶像大哥在上海，我在北京，我们都已经退休在家当了外公。抚今追昔，我的偶像哥也许早已经把这些事情淡忘了，可我永远地记住了当年那份深厚纯朴、弥足珍贵的北大荒战友情。

在天津的早点铺子里吃早点，让我感受到与北京不同的情景。北京的早点摊位大都失去了北京特色，那是因为北京的早点经营者来自天南地北，（土著的北京人早已不屑于早点生意。）早点经营者虽然来自各地，但经营品种似乎是商量好的一样，就是油条、包子、豆浆、稀饭。食物除了充饥，而没有了体现北京地方特色的小吃风味。早点经营者服务态度虽然说不上是冷漠，但也是埋头于生意。不大会去理会食客的感受，我行我素，爱吃不吃。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不用担心没有人来吃饭。食客大多也是来自天南地北，吃完赶路，因为忙于打拼，来去匆匆，为了跟上北京这个大都市的紧张节奏。

我在天津早点铺子的体会是，从经营品种到服务风格，仍旧保持着天津传统的本土化特点，经营者操着地道的天津口音为顾客端上早点并和蔼地说“这是您要的云呑。”（在天津“馄饨”被称为“云呑”）那轻轻的语调，温和的服务态度即刻给人带来一缕温馨与舒畅。

在供餐的窗口摆放着一碟儿胡椒面儿，一碟儿精盐面儿，以方便食客自己调解个人的轻重口味。这两只小碟子加上服务员满面春风地服务，让人感受到一种天津特色的人性化服务风格。即刻给我这个外来食客带来新鲜感和一天的好心境。

眼前的这一碟盐面儿，蓦然间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的北大荒，我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七团（后改编为一师二团），那时我和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等地一百多个知识青年在那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曾经是一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时代，从领导干部到普通群众，满脑子都是阶级斗争，阶级立场，路线斗争。阶级敌人似乎就在身边。（人们的神经似乎都是紧绷着的）曾经了那个大批判年代的两件荒唐事。

上个世纪的1969年冬天，文化大革命运动仍在进行中，极左思维，文革思想是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黑龙江省的冬天极其寒冷，然而让人感觉比天气更为冷酷的是那个时期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意识全面扭曲的社会氛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七团七营五连按上级要求开始了整党的政治运动。由七营的赵教导员及曹副教导员带领各连队的党员积极分子组成了有几十人的整党工作组进驻五连。每天晚上在我们的男宿舍（大宿舍）开大会动员连队党员、群众积极参加整党运动。

可能是赵教导员在营部的工作事情太多，经常不在连队，所以晚上在连队主持运动，政治学习的多是曹副教导员，所以这位曹副教导员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他个子不高，嘴巴和颧骨有点突出，瘦小的身影略有些驼背。并且有明显地咳嗽与气喘。他说话时的神态与做派有些滑稽，会使我联想到传统京剧里面的“三花脸”形象。他有一个不知是谁送给他的绰号“曹猴子”他见到我们时，往往会问“小鬼，你叫什么名子呀？多大年纪了？”给我们的感觉，俨然一副老红军，老革命的姿态。那种装腔作势的样子，道貌岸然。往往让我们这些来自各地的知青们私下里偷偷讪笑。

我们这些过来人都知道，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国民经济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后的恢复期，那时的主、副食品短缺，生活必须品等物资匮乏，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我们当时在生产建设兵团的生活是艰苦的，连队食堂的早餐和晚餐大都是馒头加洋白菜汤。只有逢年过节或农忙伊始连队才能杀猪吃到肉菜。（不过凭良心说，能有食堂，有馒头吃，与全国其他地区插队知青比起来算是很幸运的了。）

炊事员杨毓旺师傅一大早烧好一大锅洋白菜汤，唯恐凉了，就用大锅盖盖好。喝过这种菜汤的人都知道，这汤经过盖上以后，会捂出一股子猪食的味道，很不好喝了。五连的司务长是天津知青小白，一个儒雅、风趣而俊朗的老三届高中生。他非常善意地把大颗粒的粗盐用擀面杖擀成细细的盐面儿，（那个年代兵团是没有精细盐的）放了一碟儿在食堂窗口，以便大家调解自己的口味。然而万没想到的是，这一好心的举动却遭到了七营整党工作组副组长，曹副教导员在全连大会上严词激烈的批判。在一天晚上的整党会议中，曹副教导员以他那特有的，不无刚愎、官气十足地腔调在全连大会上说道：“我是军人出身，走南闯北，见识不少。但从来没有见过在食堂摆咸盐面儿的！这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别有用心的丑化！是一起政治事件！”当时帽子满天飞的政治氛围让我们的白司务长真是百口莫辩，抬不起头来，但内心的委曲，是可想而知的。

事后小白司务长操着天津口头语在私下里曾对我说，“他你妈说自己有见识，去天津看看，天津哪个小吃铺子窗口不摆盐面儿？”

一师七团七营五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党支部书记”一职是空缺的状态，上级党委没有及时为五连党支部配备“支部书记”。当时五连的全面工作是由来自山东的支边青年张兴志连长负责。而张是一个非党员，年轻的张连长是个工作认真负责，作风朴实而耿直的山东汉子。正是由于他带领着来自各地的知识青年和老职工奋力工作，使得连队的各项生产建设工作得以正常的运转。

也就是在这时，由营部主要领导率领各连队党员积极分子组成整党工作组进驻五连。开始按照上级党委的步署开始了在五连的整党运动。记得每天晚上的政治学习，大小批判会，都要开到很晚，人困马乏。整来整去，不曾想非党员的张连长竟成了被整的对象，五连没有党支部书记，似乎成了张连长的过错。罗织了“枪指挥党”的大帽子扣在了张连长这位非党员头上，对张进行了无情的政治批判。在那个“莫须有”大行其道的年代，批的张连长是无可奈何，有口难辩。最后只有调离五连。调往八营仍然任某连队连长。许多年后，有一次我在赵光路遇张兴志连长，说起当年的事，张连长在提到“曹猴子”时曾鄙夷地说到：“那个人是拉屎都提不起来裤子的人。”

张连长和小白司务长所遭受的冤枉在那个年代是司空见惯的事，文化大革命中正是由于具有文革思维的各色的人等有意无意地伤害了许多好人，并无情地制造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好在那种极左而荒唐的政治局面，永远地成为了历史。

如今听说，曹副教导员早已作古多年，宿草经荒。张连长退休回到山东老家去安度晚年。小白司务长返城后辗转到了湖北省宜昌市定居，女儿考上了天津的一所大学，算来张连长和小白司务长，都已经或者接近耄耋之年，祝愿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