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零后》知青时代

在城里时，我对下乡的概念尚不清晰。虽不至于视为畏途，但将所学知识都用来种地，觉得于国于己都未必划算。如果非要走这条路，军垦农场倒还可以考虑。此前我读过小说《军队的女儿》，受到革命英雄主义的感召；听过郭小川写的《军垦战歌》，很向往“边疆赛江南”的美景。后来到东北农村做职业农民，才知道理想和现实的天壤之别。

务农时不满十七岁，既缺少体力，也不懂方法，甚感力不从心。出工第一天是收割玉米高粱，我手持一把不钝不利的镰刀，钻进过人高的庄稼地一通砍杀，很快就大汗淋漓。暴露的皮肤被秸叶划伤，汗水一浸，处处痛痒，怕落得太远又不敢稍作喘息。几个来回下来，已头晕目眩，腰酸腿软，血泡在手，狼狈至极。仰望赤日高悬收工还早，不知当晚能否剩点力气挪走疲惫之躯。看着我在劳作中挣扎，好心人会出手帮干一段，或送一声怜悯：城里的学生娃来咱这儿受苦了。似乎他们才注定是受苦的命。便想到同样生而为人，老农们已这样熬过世世代代，今天才轮到你，何来不平？才咬着牙挺了下来。 

那段时间，分配到邮局的同学于川正巧跑我所在的公社，不时有信报送给在五七道路上扬鞭奋蹄的父亲。阿川每次来家时，我都在地里干活，竟从未见过，只能在事后想像他胯下一匹墨绿色单车风驰电掣的英姿。偶尔进城看一眼阿昆，他干得好，脑子灵，入厂不久就被提拔为车间主任。其他留城的同学也各显其能，大都出落得人模狗样。只有自己的前程不由自主，越发自轻自惭，和同学来往也渐渐稀少。 

在知青时代，幸有老梁一直在另一战壕和我并肩战斗，通过书信往来，在精神上得到不少慰藉。来信得知，我走后不久，他家也下乡了。他父亲单位分到硬性指标，是祸躲不过，老头主动报了名。刚下乡时，梁林来信仍不忘卖弄学问，说他去的黑山县四间房，经他考证，是张作霖最初落草为寇之地；更著名的是解放战争中此地打过一场血腥的战役：为阻击驰援沈阳的蒋军，我军牺牲了上万名将士。信中看出，他仍然很乐观，相信会有一天苦尽甘来，再出人头地。 

1970年夏天，我在西丰续完了学业，向母亲要了二十元钱，说要回一趟沈阳、去一次北京。心里还有一个小算盘：途经黑山时下车去看看老梁。按照他信中指示在一个小站下车，步行四十分钟才到他家。途经当年阻击战时被炮火削掉两米的一〇一高地，想到老梁正在埋着烈士忠骨的地方耕耘，感慨不已。 

老梁果然在汗滴禾下土。见面时发现他瘦了一些，比以前多了不少牢骚，而且很悲观。在他看来，辛苦劳作倒在其次，最要命的是看不见希望，寻不到机会，不知苦日子何时熬到头。看到他年近花甲的父亲每天也要抗着锄头下地，裹过小脚的母亲则忙着灶前屋外，下放户的生活处处艰难。老梁每天要上工，我白天陪老太太聊家常，晚上和老梁躺在炕上说贴心话。两天后再分手，老梁硬塞给我两元钱做返程的旅费。 

知青生活最难过的是第一年，所有农活都需认真学过，而且薄弱的体力也需经受超负荷的考验。在大田里劳作，工作量人人平等，锄草时每人一垄，跟着打头的拼命往前赶，还要保证锄得干净。我的困难不仅在体力，还有近视眼，必须深鞠躬才分得清苗与草，便格外疲累。偏偏锄草是时间最长的农活，从仲春到初夏，每日都前腿弓后腿绷，汗滴禾下土。这锄禾的后遗症到五十岁时找上门来，因腰背之痛，我已无福消受沙发、软床。医生说是腰肌劳损，属陈年旧疾而无法治愈，只能让它在阵痛中不断提醒自己的知青岁月。 

我住进的第一个知青点都是省城六八届的学生，几个初一男生搭配几个高一的女生。男生只大我一两岁，经过两年磨炼，已消灭了身上的学生味，变得个个泼辣。在他们看来，不逞强便要被当地人欺侮；每与人争执，不论是非曲直，必同仇敌忾。一次，小赵出言不逊遭围攻，被一群小伙子追打到知青点，一众插友操起铁锹要玩命，才吓退了众人。我知道他们其实都很单纯、善良，少小离家只身在外，保护自己是一种本能。有些出身贫寒的很快适应了农村生活，比如小个子文举，既锄得了大地，也进得了灶堂，一大锅白菜炖土豆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也有生活能力差的比如小方，一件外衣穿到烂也难得洗一回；春眠不觉晓，出工常迟到。 

青年点的第一冬是在饥寒中度过的。蜷缩在四处漏风的土坯房，窗纸被朔风吹透，室内冻如冷库，睡觉时必须戴上棉帽，恨不能将所有的行装都压在身上挡风。次日醒来，怕冷不敢出被窝，高呼当值的伙夫起来做饭。须臾炊罢，端来一脸盆玉米面饼子，每个被窝塞一个，说句恭维话可多加一碗锅底水。一时间，两铺炕十几个少年蠢蠢欲动，一片咀嚼之声。餐毕，懒虫们钻进被窝接着睡，勤快的哆嗦着穿好衣，拎起一把锹镐去出工。当年农村冬季吃两餐，第二顿饭要等到收工。一两个饼子撑不久，常饿得前胸贴后背。有时望梅止渴，知青们也会拿城里的馆子吹吹牛，还没报完菜名，涎水就流了下来。 

那两年，我吃够了清汤寡水：一大锅炖白菜只放一小勺油，主食总是粗砺的玉米饼，灶房永远“食无鱼”，弹铗高歌也没人听。长身体的时候食欲旺，只能靠家里给的零用钱偶而润滑一下肠胃。有一次，为了弄点钱解馋，我悄悄从队里支了一袋高粱，背到县城桥头赶非法集市（就是小党见到我那一次），买主给个差不多的价就出了手。接着立马去饭馆要了一份肉片烧茄子加白米饭，吃罢把盘子舔得能照见人影。 

逐渐得知，我的境遇在当时的东北农村十分普遍。从公开披露的材料可见，云南等地的知青生活更惨。后来得知，国家为知青安家落户本来是拨了一笔钱的，但经费流失普遍严重。比如我住的青年点，不过是个茅草覆顶的土坯房，盘着两铺土炕，日常生活很少有人过问。生活困难的主因是收入菲薄，因为农民也很穷。我所在的生产队，出一天工只值几角钱；年终分红时，出工较少的知青连口粮都领不走。 

因为囊中羞涩，美食难得。每逢村里有盖房，知青总是主力。帮工没工分，只为换一餐酒足饭饱。为了让肚里常沾点油水，知青们只有各显其能。或者两三人私下开小灶，或者找关系好的老乡家搭个伙。两个姓王的战友干脆在一个老光棍家安营扎寨，怎撵也不走。 

一天晚上，我应邀去老光棍家聊天。二王说出去办点事，一会儿便夹了只鸡回来。见我好奇，才秘授其“鸡贼三部曲”：白天瞄准目标，夜半潜行，瞅准机会扑上去，迅速拧断鸡脖子，掖在棉袄里揣回来。老光棍已烧好开水，三两下褪了鸡毛，炖了下酒。此事多了也遭怀疑，好心的老乡可怜知青，常施援手，即使见行为出格，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渐渐知道，“会来事”（懂处世之道）、善搞上层关系才会少受些苦。本队最受宠的知青是桂凤，队长每见到这位娇嫩的城里姑娘总是眉开眼笑，说几句荤素相间的笑话，再给她找一件俏活儿。桂凤是知青点里的大姐，家庭条件好，衣着也与众不同，干农活则顶不上半个劳力，农忙时常不见她人影。桂风刚下乡时常出笑话，初见儿马发情，竟大呼小叫：不好了，那匹马的肠子流出来了！桂凤最强大的是交际能力，大、小队干部家常有她的踪影。1973年，桂凤第一个跳出农村，被选送上了本省最好的大学。据说上学指标是她自己从公社搞来的，让曾经同命运的战友们嫉妒得眼红。 

在同队的知青中，我年龄最小，出工最多。并非不想偶尔偷个懒，而是欲罢不能。我插队四年，历经西丰、开原两地三队，每到一处都被选为记工员，生怕记错帐而不敢歇工，而且干活总要跟大帮走。工分兹事体大，是决定社员收入的“小命根”，村民选我的理由只是可靠。大凡乡村总有些家族矛盾，不偏不倚的唯有知青。我不敢辜负信任，做事认真讲原则，很让村民信得过。生产队长劳心不劳力，有时去地里晃一圈便走人，我会当面问他当日的工该怎么记，让队长脸色很难看。这样一来，比较轻松的活儿就永远轮不到我。 

最难过的还不是肉体的劳累，而是眼看前途无望的颓唐。家庭条件不好的大龄青年更是内外交困。当年城里住房紧张，有女知青回城多住几天，就会有家人抱怨。有位女生打熬不过苦日子，嫁给了当地一位复员兵，生了一对庄户家的子女。有时我下地干活路过她家，见这女人屋里屋外忙着做饭喂猪带小孩，服饰打扮已与村姑无二。 

痛定思痛，我终于对当时的宣传产生了怀疑。当数以千万的城市青年在同一时段统统成为农民，当一切理想都必须为形势需要而牺牲，当一代人的青春热情无条件地洒向山川田野，政策的冷酷性已走到了极端。一个美好的社会，理应充分尊重它的每一个个体生命，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再冠冕的说词也显得那么苍白。 

除了生存条件艰难，还有精神生活的贫乏。正当朝气蓬勃青春浪漫，知青们却很少学习和娱乐条件，更没有花前月下。即使有革命理想的强力支撑，勇于与天地奋斗，这些有理想的年轻人也很难以此为乐。那时的苦闷，似乎比今天的农民工更甚。主流的宣传是要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但他周围没有一个人愿意终老农村，眼见农民的穷苦，“人往高处走”是生的本能。标榜要扎根农村的，往往是另有所图。 

从当时情景看，知识青年与农民的结合注定是肤浅的，城乡的巨大差别决定了彼此的选择，老乡们从来没把知青当成自己人。乡下人认命，劳苦贫困习以为常；而知青们却从没想放弃自己的城市血统，即使和农民同样受苦，仍然有个避风港远在城里的家。每逢过年，当他们满怀疲惫，满眼酸楚，背着空空的行囊逃离乡村，总还有个温暖的家为这些乡野游魂敞开大门。 

到1973年，一度红火的知青运动进入低谷。受苦数年，老知青最初的壮志豪情已灰飞烟灭，虽不再受空泛的理想蛊惑，仍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中度日如年。终有一天，下情通过内线得以上达。本大队的知青被集合起来传达文件，是毛主席回复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的信：“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注：指下乡知青的困境和家庭困难）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听罢最高指示，知青人人感奋。三百元在当时已属巨款，我羡慕李先生的幸运，更感奋伟大领袖的恻隐之心，难兄难弟们该出头有望了。随后，本省召开知青工作会议，开始落实政策，各级政府也相继增设了一个新机构——知青办，蒙冤受虐的知青总算有了一个靠山。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四十多年前的知青运动，或许是当时城乡分治下的大势所趋。一个经济落后、政治封闭的国家，出于现实的需要，只能先将城市保护起来，让广大农村化解体制内的诸种矛盾、承担国家化的牺牲。当城市因为运动之乱而不可收拾、更无力接纳新增劳动力时，权力索性将他们从城市剥离，大规模地迁移到体制之外。如此一来，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似乎变得简单起来，但顾及一时，却殃及长远。即使不从人性的角度考虑，仅从国家长期发展而言，将一代富有活力的城市知青统统下放到农村，势必造成人才资源的牺牲和浪费，使工业劳动力出现断代。从微观看，知青群体及其家庭的悲剧不断上演，积水成渊，构成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悲剧。 

知青时代，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忙时每天劳作达15个小时，收工时精疲力尽，有时刚填饱肚子便扎到炕上昏睡过去。只盼着农闲，才可以读点书。记得父亲借过几本“白皮书”，多是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作品，如《落角》《战争与回忆》等，时间少，读得像狼吞虎咽。知青之间偶有书籍交流，仅限理想尚存、希望从书中寻找力量的人。知青点长老杜珍爱《牛虻》，主动借给我：百忙中读过，将主人公的坚忍比作眼下的历炼，精神上顿时强大起来。隐约觉得，眼前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也许真的是成大业的必由之路。更怀念以前的读书时光，梦想着弃农求学的将来。 

农村可读的书很少，只有一些散落在民间的话本小说和口耳相传的传统故事，从中可得到一点民间文学的滋养。乡下人不读现代小说，外国译本更罕见，偶有“三言二拍”之类的明清白话小说流传。在城里罕见的“黄色小说”，也是下乡后才偶然得识。一次公社搞筑坝大会战，各村小青年同住一处，广泛交游，我见蛋子搞到一本破旧的线装本，扫了一眼书名，叫《灯草和尚》，刚翻了几页就被夺走。后来知道，这是本货真价实的黄书，至今仍禁着，在城里也只有钱锺书这种级别的专家学者才看得到。 

我所在生产队，并不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偶尔也能找到几个书友。比如“孙三国”和“康红楼”。孙某是队里的车老板，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虽读书不多，却把一套线装本的《三国演义》读得滚瓜烂熟，而且能活学活用借古喻今。俗话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老孙的确学得老奸巨滑，很有心计。好在人缘尚好，口才更佳，尤喜和知青交流。我知其痒处，凡凑到一起，必撩得老孙信口开河。伺候得高兴了，会把那套镇家之宝借来一阅。 

“康红楼”在沈阳读过高中，文革初他老父亲在右派帽子上又加了一顶“历史反革命”，下放潮一来便全家当上农民。康某对“红楼”颇有研究，却不敢像老孙那样口若悬河，因其身份卑微，处处谨言慎行，只偶尔在田头歇气时私下聊聊。他那时年近三十，正愁找不到媳妇，只好在金陵十二钗中维持梦想。我曾死缠烂打，把他那套三卷本《红楼梦》借到手。只是那段时间劳作辛苦，未及读完，忽闻有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老康惟恐惹火上身，当晚上门死乞白赖把书索回。 

更多的时候还是没书读。知青生活单调贫乏，工余时间不多，体力透支严重。一天辛劳劳顿之后，踉跄着回到青年点，扒完一口热饭菜，再和战友们侃一会儿大山、杀两盘象棋，才觉得自己仿佛死里逃生、又活得像了个人。知青集体户的好处是可以互相勉励，大家觉得只要心不死，就总有个盼头。在这个相依为命的大家庭里，总能在同病相怜的伙伴中间找到些安慰，经过一番发泄、稀释、调节、舒缓，才好把苦日子继续捱下去。每天最快乐的时段在晚餐后，大家下下棋、吹吹牛，或躺在被窝里看会儿书，农闲时偶尔去城里看场电影。 

下棋是当年最主要的消遣。老杜是青年点的象棋高手，有些邪招儿野路子，可气的是嘴损，顾及自尊的人常受不了他的傲慢与蔑视，以致经常激起民愤。如果真让他封口，棋便下不好。其实这也是一种宣泄，非如此，才有乐趣。后来下多了，我学了老杜的招术，也染了他的毛病。到读大学时，自恃棋高一筹，对弈时常得意忘形而胡说八道，直到有同学说：老若平时挺谦和，怎么下棋时这么狂？这才有所觉察，反省在青年点染上的臭毛病。 

眼看苦日子没完没了，知青男女开始从战友中找对象。很多人未必私定终身，只当一时的慰藉或寻个靠山。尤其是感性的女生，在体力上处于弱势，更需要雄性的保护并寄托感情。知青大军中的这一半的确付出了更多牺牲，尤其在招工、招生的关口，她们一旦有求于人，往往需要付出身体的代价。为免受欺辱，本点几个比较漂亮的女生，都找了五大三粗的男生做对象。此风传染性很强，就连一向道貌岸然的女点长后来也打熬不住，找了个后转来的小男生软语温存。 

我那时很难理解大姐们寻求慰藉的心理，看不惯房前屋后的缠绵。只为那个嫁给农民的知青大姐感到惋惜，因为她很可能出嫁了一生的前途。现在看来，在希望渺茫的生存境况里，大龄女知青要做到守身如玉，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973年春，我转到离家较近的开原县某公社。虽不愿离开相处两年多的淳朴乡亲和患难战友，但继续留在偏远的西丰的确看不到什么光明前景，不如重打鼓另开张。知青新家果然条件较好，住的是砖瓦房，吃上了白米饭。

但水田的劳作更辛苦，春季插秧挑担走田埂，我练出一副铁肩粗腿；夏季下田薅草，每天在泥水里挣扎淋漓，腰肢欲断。当年农田很少用农药化肥，秧田里每根草都靠人徒手拔除。因为近视，我对草与苗的分辩力一直较弱，总是连滚带爬地落在后面。 

1973年，第一次有了城里招工的信息，只是名额太少，杯水车薪。众弟兄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由暗斗发展到明争，知青阵营立刻土崩瓦解，后来竟也有因始终走不成而绝望自杀的事发生。捷足先登的往往是知青点长，他们或十分优秀，或十分顽劣，才会在竞争中占得上风，正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接着，又有了大学招生的消息，说是从工农兵中选拔，比例最大的是知青。其间出了个反潮流的“白卷先生”，被别有用心的政客们拿来利用，凭真才实学上大学的路被彻底堵死。一颗红心加一手老茧，或许还要加一个“后门”，成了大学的通行证。 

老梁是这年招生的亲历者。来信说，他参加了县里组织的招生考试，结果在本公社考生中名列第一（数学第一，语文第二），字里行间洋溢着范进中举式的兴奋。我很替他高兴。后来看到报纸上工农兵喜气洋洋上大学的消息，心想其中就有老梁，羡慕不已，却一直没有老梁的佳音。多次去函催问，数月后才见回信，却满纸悲情。老梁说，因为后来本地区出了个“白卷英雄”，招生时已不论分数，上大学的指标被调整给了公社书记的女儿。此后他似乎万念俱灰，信件也逐渐稀少。他父母后来按政策回城，把他丢在了黑山。 

我的第三本日记正写于这个时期。由于时代原因，表达的仍然是主流意识，但也流露出一些纠结，比如对张铁生“反潮流”一事就很矛盾，一方面欣赏他政治觉悟高、有斗争性，敢于向体制叫板，另一方面又主张大学就得招收有真才实学的人。虽怨此人一举浇灭了许多代人的大学梦，却也能理解一个荒废多年的老知青面对考卷时的苦衷。 

有一天，得知镇上的师范学校请张铁生作报告，我正巧进城办事，便进去听了一会。见此人相貌周正，口才很好，在乡下时当过生产队长，服饰和表情还保留着知青的淳朴。他显然知道，自己的做法在社会上争议不小，借这些报告会正好说明其行为本身的合理性。他并不知道已被政客利用，随后身不由己，官运亨通，当上了全国人大常委、铁岭农学院党委副书记。同期被提拔的知青典型还有本省的柴春泽、云南的朱克家等人。不过好景不长，按后来的说法，他们属于“在路线斗争中站错队”，结局免不了被批、下台甚至进班房，人生大起大落，盲从的代价不菲。知青生涯进入第四年，我已提高了痛感，对艰苦渐渐麻木。周围的大龄知青更显得焦躁不安，坚持回城已成了唯一选项。他们宁愿相信下乡的目的只是接受“再教育”，受苦一时而非永远。上面宣传的“扎根论”此时已渐趋淡化，其实它从未在知青中获得认同。城里每逢中学生毕业仍要动员下乡，但或多或少会多几个“面向”（比如面向工厂、矿山），老知青抽调回城的口子也已悄然打开。对我来说，理想的前程还是继续上学，但论插龄和表现，我似乎并不列前，不知好事还要等到何年何月。 

新知青点的插友普遍大我两三岁，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四对儿男女公开了恋爱关系，男生中还有四个人耍单。我年龄最小，屋里屋外没有钟情的对象。老杜因初恋对象回城即分手而倍感失落，曾经沧海难为水。老何自当上生产队指导员便积极献身于农业学大寨，后来知道他正暗恋着大队书记的妹子。表面看，这三剑客还保持着男人之间的友谊，时常交流些问题看法，求知向学上也更用心。结果证明，有理想的人总能走得更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知青下乡本来是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新人，而在“教育”实践中，这些涉世不深的学生娃却被教育成满口脏话的野蛮人。有人为争取个人前途而不择手段，有人甚至年轻轻就做了父亲母亲。知青之间、知青与当地人之间大打出手的事也时有发生。一次，我和老杜进城看电影，有人故意将香烟头弹到我身上，原来是后两排几个小青年寻衅闹事。老杜不甘示弱，掏出电工刀拍着椅背敲山震虎，然后在耳旁叮嘱我：临散场时你撤退，我掩护。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双方搭上了两句行话，这才免了血光之灾。原来挑衅的对方也是同城的知青。 

少数知青在农村作乱，很大程度上源自生活困顿和精神空虚，以致思想逆反，行为放任，在排遣和宣泄方式上常常出格。农民本来也没有对知青再教育的能力，若听老乡们聊天，总是三句话不离下半身。他们自己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在文化、教育上反倒要借助于知青的反哺。知青与农民的真正“结合”只在个别男女之间，凡有理智的知青都会努力克制着不走这一步。和我睡一铺炕的老何终究也没敢迎娶那个秀外慧中的当地姑娘。早年嫁人的那位知青大姐终于悔青了肠子，到战友们开始回城时，只好怔怔地站在屋檐下，对远方的父母望眼欲穿。 

到1974年，归乡情切已是知青共同的心声。有一首“知青之歌”先在铁岭地区传唱，后来竟流行全国。曲调是套用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歌词由无名氏填就，以首句为歌名。歌中唱到：“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有朝一日重返沈阳，回到到我久别的故乡，亲人啊朋友欢聚一堂，共度那美好时光。”当时每听人哼唱此曲，便想起正在热切盼归中的知青兄弟，平添许多酸楚。不料文革以后，这首小调竟被再改歌词登堂入室，演变成歌舞升平之作。后人不解其意，即使由歌星演唱，也全失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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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春季的一天，我正在田里担苗插秧，一位大队干部找到我，说要给公社广播站写篇报道，宣传一下本大队的多种经营。头一回以写文章代替出工，我很兴奋，出外转了转，回来略加思索便完成了任务。两天后，听到高音喇叭将我写的报道播了一通，就有人刮目相看了。又过了段时间，公社下来一纸调令抽我去工作队。想到可以因此躲过下田的劳苦，不禁心花怒放。 

我被分到一个三人小组，组长老林是公社武装部副部长，另一位知青老姜年长我三岁，长得文质彬彬。我对搞政治运动一窍不通，具体做什么怎么做只有听命的份。三人被派到东关大队，任务是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前者务虚，后者求实，但涉及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总觉得很棘手。林部长老谋深算，嘱咐我俩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激化矛盾。姜插队六年已变得老辣，工作任务并不积极；他读书多，也善谈，两人每天谈天说地，经常到后半夜。 

当此时，公社化已搞了十六年，农民已对大锅饭的集体经济普遍厌倦，为生产队干活时常偷懒耍滑，对房前屋后的自留地才最用心。我当时以为城郊的农民私心重、觉悟低，后来才知道土地承包是人心所向，大锅饭才约束了生产力。比如我们在生产队挖土方，如果大帮哄肯定人人磨洋工，分了定额大家才来劲。眼下这场运动要斗私批修、割小生产的尾巴，当然不得人心。头一天在队部开饭，锅里清汤寡水，老林说这是给我们“上眼药”。随即在队会上委婉说明来意，以安抚人心，下顿饭就端上了肉菜。 

一次，老林带我们在村里巡视，指着房前菜地的一朵奇葩神秘地说，这是罂粟，然后不动声色地走过去。他的解释是，这家人种上一两株作为药用，不必太认真。我和老姜唯林首是瞻，反正是他对上级负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结果和村民始终一团和气。当地知青点杀条狗，也不忘喊我们去喝酒。混了两个月，眼看工作组要到期，老林授意我执笔给上级写报告、编故事，忽然传来大专院校招生的消息。老姜心急如焚，匆匆作别，回本大队去打点运作。我也想回青年点争取一下。老林表示理解，工作队即刻散了伙。 

回队方知，本知青点只分到一个中专名额，年龄限23岁以下。有人私下说，指标是戴着笼头下来的，已内定为老何。只是大队干部不愿制造矛盾、卷入是非，让知青们自己投票来决定。够条件的有三人，谁票数多谁上，也算公平竞争。这样一来，我觉得还有希望。虽然资历和业绩比不上，但人缘还好。下乡四年，到哪儿都把战友当朋友；老农也不把我当外人，都无话不说无乐不做。老何则性格张扬好摆谱，说话办事不讲究方法，虽然上级喜欢，但群众口碑并不好。不过，二人在一铺炕上睡了两年，都不愿为此撕破脸，只顺其自然，谁也没私下拉票。 

投票那天，点长老杜主持选举。他年长我两岁，自从那次影院遇险后，就成了我的保护神。老杜也喜欢文学，虽读书不多，却学以致用，对人生颇多体会。其父是铁路局调度，纯正的工人血统，善根扎得很深。这回更想在相持不下时助我一把。把既定程序走完，全体知青开始投票，一炕人脸色都很严肃。 

投票结果有些出人意料：我11票，老何6票，小吴1票。压倒性优势。我克制着兴奋，连客气话也忘了说，还是老杜提醒，才向我的票仓——心地善良的大姐们说了声谢。老何脸色则不大好看，一听结果便拂袖而去。后来听说他去公社哭着喊着又搞到一个名额，结果总算是皆大欢喜。终于要逃出苦海了。夜里听老何辗转反侧，我也睡不着。 

过了二十天，从各路突围的十八个幸运儿到公社集中，拿到入学通知书，个个喜笑颜开。这时才知道，大学名额都给了二十三岁以上的老知青，我只有上中专的份，分到航校学电子。心高气傲的老姜分到阜新煤矿学院，美中略有不足。老何分到财校学财经。队长的公主先前还看不上性格浮躁的老何，如今见他回了城，才有些恋恋不舍。老杜难舍手足之情，执意送我去学校报到，说，你这一走，我再也找不到说知心话的人。眷眷之心良苦。 

回城的幸运一年后才落到我的昔日战友头上。老杜逢招工回城，分到肉食品加工场开货车，很快娶了个灌香肠的女工。其他大龄知青也相继结束了农民生涯，回城后多在集体制企业当工人。老梁终于被招工，分配到输油泵站。随后从锦西干到廊坊，很受单位器重，还准备调他去石油报工作。可父母身边无子女，要他回沈阳侍奉老人，他不得不从。回沈后没有好工作，他分到市郊的沥青厂，每天起早贪黑，干得很辛苦。 

到1976年，波及全国的知青运动已进入疲态，在民众中赞少弹多。政策所附加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一旦被现实弱化，感情的天平便骤然向知青倾斜；对知青的态度，也决定了执政者的人心向背。

凤凰卫视曾播过一个专题：在水深火热中的云南知青，为逃出生天，集体卧轨阻断交通。当中央派员前来调查、安抚时，知青们哭声震天，跪倒一片。连北京来的大员也泪如雨下，原来他也有两个小孩在农村当知青。 

同情抵不过国情。当千万知青纷纷踏上艰难的返家之路时，政府一时有心无力，城市就业问题一下子严峻起来。大批知青在家待业，生活困窘，精神苦闷，有些人陷于绝望。据某市1979年统计，在当年的罪案中，有三分之二涉及待业青年和下乡知青。我曾见过一个西丰的战友老张，当时他正拉着人力车给居民送煤球，浑身煤屑满脸汗水。他分配在大东煤场，似乎有意把脸抹得像京剧脸谱，以免走街串巷时被熟人认出来。对自己下乡八年换回一纸城市户口，老张不满中也还庆幸：总算把孩子生在了城里。而且，比起那些仍在农村或者返城待业的知青战友来说，他毕竟有个活命的饭碗，也算比下有余。 

让我意外的是，知青大哥大姐们的情变来得那么迅速。现实境遇改变之后，原来那份基于生存需要而产生的感情，就立刻被证明是脆弱的。条件不错的女生总要攀高枝的，旧男友却立刻显出他们在择业上的劣势。在生存面前，没有割舍不了的情感，很多患难男女回城不久就分了手。老杜后来告诉我，本青年点曾如胶似漆的四对男女中，有三对分道扬镳，都是女生提出分手，而把不尽的痛苦留给了她们当年的靠山。 

在命运的沉浮中，人的社会角色经常在强者和弱者之间转换，难逃被历史强加的宿命。十几年后，那一代老知青又面临企业改制，很多人不得不买断工龄提前下岗。这是后话。 

最后一次接触知青是在1978年初冬。有一天听走读的同学说，市中心有知青闹事，便匆匆赶赴现场。见市府广场聚集了数百名破衣烂衫的知青，不时呼喊着求救似的口号，周边零星的警察并未过多干涉。看他们年纪，像是近几年下乡的学生娃。有个眼镜男站在苏军烈士纪念碑前慷慨演讲，申诉社会给他们的不公，请求养育过他们的城市再给三尺之地和一个饭碗。作为过来人，我很同情小知青们的境遇，也为之鼓掌打气。随之感叹，我在这个年龄，何尝有过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或者勇气？便相信时代真的要变了。 

又过了几个月，果然发现党报刊登文章，对上山下乡运动给予含混的否定。正值举国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之际，迫害知青的账便顺理成章地算到了四人帮头上。随后，各级政府开始给乡下或者城里待业的知青落实政策，把安置知青的工作排上重要日程。按正式说法，到1982年，各省市待业知青基本安置完毕。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终于偃旗息鼓，涉及数千万家庭的离散史被划上了句号。 

既往磋砣岁月，“沈腰潘鬓消磨”。当事者不堪回首，只能默默舔舐自己的伤口。经受住考验、有真才实学的知青终于后来居上。当年和我同在西丰插队的沈阳二中知青，后来当上厅级干部的就有十几人，最高做到省委副书记。几年前，这批人特地回西丰省亲，并冒雨在县城中心广场演出大合唱，乡情洋溢，感染了上万观众。 

有段时间曾刮过知青怀旧风。在一部老知青回北大荒省亲的电视片中，看到编导刻意营造的喜极而泣、丧失理性的煽情，我很不舒服。这显然是对下一代的误导。如果从善意理解，他们掩饰了当年的痛苦，宁愿铭记约略的美好。但那些视知青岁月“无怨无悔”的人，绝不会愿意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他们不过是想向世人告白，自己的青春流血流汗，追求过理想，在苦难中也有收获，所以那岁月依旧稠得峥嵘。我的一位下乡在农场的同学，就一直把当年在知青部落的飒爽英姿珍藏着，但她对自己当年盲目的热情和虚无的理想，并不感到骄傲。 

对大多数知青而言，苦难是给他们最深刻的记忆。我的收获是对民间疾苦和国情的深刻了解、对弱势群体的悲悯情怀，并极大地提高了对苦难的承受力。正所谓：“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此后数十年，我生活中仍难免波折，因有过这番历练，再大的艰难也挺得过。 

时隔四十年，关于知青的历史已被有意无意地淡化。如今的年轻人已很少了解和理解他们前辈的境遇和苦痛，更不会用当年的困窘来对比他们今天的自由。如今那些为瘦身只吃蔬菜水果的姑娘们，很难体会女知青饥肠辘辘的滋味——身单力薄的她们不怕粗壮，只怕无法承受生命之轻。有些八〇后、九〇后以自己的文化优势轻视他们的父辈，却未必知道，他们父母在读书的年龄正被迫做农民，挣的是微薄的工分，他们求生的唯一选项是战天斗地。令人失望的是，在有意的遮掩下，国人对历史的遗忘相当迅速，不过四十年，知青时代已经成了缥缈的传说。 

只有当事人不会遗忘，幸有亲历知青时代的作家，对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做了浓墨重彩的笔录。叶辛的《磋砣岁月》、路遥的《人生》，阿城的《棋王》，老鬼的《血色黄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梁晓生的《雪城》……2002年，中国工人出版社曾推出一套《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出版者对其中一部纪实长篇作了如下推介：“这是中国知青精神行旅不堪卒闻的挽歌，这是东方古大陆最荒莽而又苍凉的大唱。”我觉得，或可作为十年知青运动的感性概括。 

本文选自《五零后》张若雪／著 现代出版社 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