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云——滞留在大山深处的知青

一位朋友的来信让我又拾起了尘封多年的纸墨。朋友向我约稿，说是当年的老知青们正在集体撰写回忆录。

“回忆录”这几个字有些刺痛我。以前的知青朋友大多已返回重庆，一些人事业有成，再不济的也是个城里人，他们写回忆录，那真是在回忆恍若隔世的过去岁月，而我却至今仍滞留在“老山边穷”的南江正直镇，仍然天天面对着别人阔别了几十年的“现实”，“回忆”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事实上，我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江老农民，伴着土生土长的山里老婆，带着土生土长的乡下儿孙，这里的人们也似乎早已忘记了我身上那已经很久远的“知青”的称谓。

然而，压抑在内心深处的记忆却并未磨灭。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那些艰辛的生存，那些坠落的理想，那些一度烈火一般的革命热情，那些对故乡重庆的深深思念，便都伴着文字如飞流喷涌而出！四十四年蹉跎岁月，那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都是真的啊！

费翔《故乡的云》那一唱三叹的旋律，就是我的那份失落与伤感。

我不堪回首的一生，是从下乡那一天拉开序幕的，从下乡那一天起，我就“死”了!

一九六三年，我高考落榜，郁郁寡欢地回到天府煤矿家中。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高考会名落孙山，自我在天府煤矿职工子弟学校发蒙始，我的学业就一直名列前茅，中考我又顺利考上了全省重点中学之一的巴蜀中学，这可是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工作时圈定的西南地区高干子弟中学校，落榜没道理啊！

家庭的文化氛围也助长着我的求学精神。我家祖籍湖北汉口，世代书香，礼教甚重，家训极严，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立命安身信条。父亲博览群书，古文功底扎实，写得一手好魏碑；且多才多艺，年轻时常票京戏，曾和梅兰芳等名角一起出入梨园。我们兄弟五人皆深受父亲影响，喜爱文学、艺术，一部《古文观止》就是在父亲的指导下读完的。从这个角度讲，我也自信高考分数不会在录取线下。

后来我才弄清楚，当年我落榜是由于父亲的原因。父亲虽然从1938年起就成了天府煤矿的一名“红色” 的工人，但不幸他有“历史问题”，我们家仍然“成份不好”，我便成了父亲“历史问题”的替罪羊。

本来我准备复习一年再考，退休在家的父亲也支持我，还陪我一起读古文，但是事不从人愿，贯彻阶级路线的呼声日益甚嚣尘上，宣传者们一日紧似一日地加强了“动员” 城镇待业青年上山下乡的攻势，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只是所谓“动员”实在有些像哄骗，他们夸张地鼓吹红色南江是“金铺路，玉砌街，手捉野鸡棒打鱼”等等；同时又以下户口、扣口粮等方式给父母施加压力。我深深领教了什么叫“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一九六四年六月，席卷全国各大城市的上山下乡大潮终于把我这个“待业青年”卷下了乡。

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下乡便是一生！回首往事，真是百感交集，觉得人生如同下棋，一步走误，满盘皆输；人生犹似演戏，一句唱错，全场都砸。此生大势己去，我是棋也没下好，戏也没演好啊! 有时独处时我也会想，当年要是考上了大学，抑或落榜后没有下乡，我的人生又将是怎样一番光景呢？然而我又想，当年硬撑着不下乡行吗？——我不知道。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清晨，我们一行下乡知青乘坐几辆大卡车，离别了天府煤矿，离别了美丽的山城重庆，离别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在蜿蜒崎岖的盘山公路上艰难跋涉了七天，我们于七月一日下午抵达了南江正直镇。

钢笔画  甘铭

我被分到正直公社正直社办林场，还被当地政府指派的场长、场指导员委任了一个副场长兼团支部书记的职务。大巴山深处的“通南巴”是历史上有名的川北苦寒之地，从此我彻底告别了莘莘学子的生活，在这“广阔天地”里开始经历刻骨铭心的从身体到精神的磨炼。

林场建在大垭深处，荒淼几百亩，劳作是原始的刀耕火种。我们白天在密林里开荒地，割松脂，抬头望不见天；夜晚住宿在古祠里，黑暗中不时传来令人惊竦的野兽悲嚎。

令人难以忘记的是割松脂。操作时，用一种专制的松鹤形的割刀在大松树两米来高处割一个“丫”字形的口子，松油便顺着受伤的口子流到挂在树干上的竹筒里。在割松脂的日子，每天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就得赶到离驻地一里多的大松林里去，上百棵大松树必须在前半上午割完，若等到太阳升高，松油就流不动了。这是一项艰苦而又危险的劳动，因为多数树都长在悬崖边，割松脂时得一手抱住树干，另一支手拿着刀操作，两只脚则一脚踮在岩边，一脚悬空吊起，因此不敢十分用力，稍不留神，就可能掉下悬崖粉身碎骨。大约十来天收一次松脂，收下的松脂装在木桶里，挑到街上木材站去卖。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以后，我体力大长，一担百十来斤的松脂，可以一口气不歇从驻地挑到木材站。

林场里也养了蚕，也就有了采桑的劳动。采桑叶得到林场外的生产队去，采下的桑叶用背篼装上背回来，路途远，劳动量很大，这都是我们几个大点的男生义不容辞的任务。有一次，场指导员带领我们背桑叶回场时，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本来就沉重的背篼进了水，越背越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半路上，我真想把背上的背篼扔掉，然后躺倒在雨地里歇一歇，但是我又想到我是林场的副场长，而且知道这是林场知青赖以维持生计的东西，也只好咬咬牙挺下来。雨越下越大，大家脚底下像泼了油，艰难地跋涉着，谁都不说话。后来天黑尽了，行走更加困难，我们就靠着天上闪电的亮光一点点地向前挪动。直到深夜我们才勉强拖回场里，我感到骨头架子都要散了。当年在林场里，像这样超负荷的劳动简直数不胜数。

钢笔画  甘铭

生活也非常苦。到林场头一年，当地政府拨给我们每人每月四十斤大米，八元钱生活费，还算过得去，但第二年就分文没有了，吃穿全得靠自食其力。

即便是第一年，由于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们竟然也陷入了饥寒交迫之中。当时，我们的生活费由林场会计统一掌管，会计一次将我们半年的生活费领回来，部份钱交给公社粮站，我们再按月到公社粮站去背米。

这年冬天特别冷，田里的水结了冰，山泉水结了冰，崖边悬挂着水桶粗的冰挂。冰天雪地中恰恰场里的粮食也吃完了，我就跟大家商量下山去背米。我们十来个人每人背一个背篼，带一条口袋，踩着山间小路上的冰凌，一路跌跌撞撞地望山下走去。

来到山下的河边，大家都傻眼了，往日的渡船全不见了踪影，而这时河风刺骨，赶路汗湿了的内衣比冰还凉。我们又冷又饿，都不约而同地向着空空的河面喊起来：“过河！……”喊了好久，我们差不多己绝望了，没想到凄厉的喊声却终于惊动了对岸公社的干部，他们叫来船家把我们摆渡过了河。

我们匆忙赶到了粮站，谁知粮站不给我们发粮，说我们林场没有交钱给粮站。后来才知道，那年冬季征兵，林场会计当兵去了，走时把我们全部生活费也卷走了。

我们怏怏地回到林场，向附近的农家四处央求，借来些谷子。农家大嫂教我们把谷子檑出来，放在碾盘上碾，再一点点用兑窝杵，用小簸箕扬去糠壳，最后筛出了白生生的米。吃着来之弥艰的糙米饭，我不禁身有感触地脱口而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肉和油就更少见了，每月二两菜油，半斤肉，吃一回肉就叫“打牙祭”（也就是“祭牙齿”）。由于每月肉、油太少，劳动量又太大，人人涝肠刮肚，这月刚打了“牙祭”，就盼星星盼月亮地等下个月的“牙祭”。为了能多吃点肉，有时我们就带上绳索和节省下来的米饭，到沤河沟去下套打野兽。

钢笔画  甘铭

知青的文化生活尤其贫乏。在南江这个“老山边穷”地方，除了当年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队伍经过这里曾经住过的山洞、残留的宣传标语，几乎再没有什么文化踪迹。只有放露天电影时才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

但凡听说镇上到了放电影的，那可是欢呼雀跃，全林场的知青们不等吃晚饭，便急匆匆地上了街。菩船、花桥、朱公几个公社的知青也来了，大家嘻嘻哈哈，跑上跑下，整条小街溢满我们的说话声、笑声，小镇突然间热闹起来。到了晚上，区卫生院门前的篮知青的文化生活尤其贫乏。在南江这个“老山边穷”地方，除了当年红四军球场上搭起了电影幕布，区上和公社的干部们还专门给知青们放了好几排凳子。其实看电影只是一方面，更高兴的还是重庆老乡的见面，我们在一起亲热极了，就像亲兄妹，摆不完的家乡龙门阵，诉不尽的背井离乡悲苦情。看完电影，我们把镇上惟一的一个招待所让给其他林场的知青们住，我们场的知青都在公社堆放的棉籽堆里蜷缩一夜，但是大家心里都挺高兴。

十九岁的我就这样忍受着殷殷的异乡思念，度过了几年难熬的林场生涯。但如果和后来的经历比，从六四年开始的两年林场生活，相对来说又算是比较平稳的日子。

1966年，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拉开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我们林场也成立了“小小红卫兵”，我还成为了林场和场周围大队的群众领袖。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我领导林场红卫兵狂热地进行斗地富和斗当权派的斗争。后来，又响应“砸烂社办场，杀回老家去”的“革命口号”，刮起了返城风暴。但是，这种“革命行动” 的结果，是我和一些知青被公检法悄悄列进了“黑名单”。大串联开始后，我一段时间回到了父母暂住的成都新都县二哥那里，后来回到正直公社才知道，公检法准备逮捕的知青领袖、名人中就有我。公检法还准备枪毙一些人，幸好全县的留守知青红卫兵造反将逮人的黑材料抄出来了。天哪，我差一点在文革动乱中成了丛山老岭的冤魂野鬼！

刚下乡时，尽管我心中有一些怨尤，但仍有些自欺地用孟子的话勉励自己：“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然而，事实把幻想击得粉碎，我没有因此创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而是在穷困、平庸中度过了一生。难道老天就是这样眷顾我的吗？

“文革”砸烂了社办林场。两年之后，随着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我们这批老知青也开始插队落户，我又怀着新的幻想来到了牛头坝这个新的“广阔天地”。从1968年到1978年这十年间我所经历的，才真正是我人生中的沧海桑田，我从一个林场知青准农民完全、彻底、干净地变成了中国农村真正意义上的农民。

我是经过好多人的建议，权衡再三，才决定落户牛头坝的。这是朱峨山丛山中的一个坝子，方圆好几百亩，座落在陡峭的燕子崖上。相传若干年前有张氏兄弟来到这里。哥先来，占了山顶上的大垭一带，修建了大张家祠堂，称先来户；弟后来，只能住在山腰，也建了小张家祠堂，称新来户。兄弟俩常因边界的田地归属问题不睦而械斗，历经数辈，至今两族仍心存芥蒂。

插队之后，我就住在小张家祠堂里。偌大的祠堂一处是粮仓，一间就是我的家。一床、一灶、一锅、一碗，从家里带来的一条被子和一箱子书，向队里特要的一张书桌，以及这些年来无时不在陪伴我孤独寂寞的二胡和长箫，这些就是我落户农村的全部家当。这祠堂里白日轻易不来人，到夜晚人儿伴着孤灯；耳听天籁俱寂，不时传来几声老鸹悲鸣，让人不禁起一身鸡皮疙瘩。

每天天不亮，队里催社员出早工的梆声就敲响了，人们得饿着肚子，做上两个小时才各自回家吃早饭。然后，除了吃晌午，就要一天做到黑，这叫两头不见亮，背太阳下山。落日放工，回家煮饭。等吃过晚饭，收拾完家务，睡觉已是半夜。第二天清晨梆声一响，周而复始的贫乏日子便又开始了。

挖地、下种、锄草、挑粪、背牛屎……样样都得来。除了做集体的活，还得挤时间务队里分给我的那八分自留地，种点葱蒜小菜或南瓜什么的，以解决佐饭之物；一时吃不了的还可以做成咸菜，放在不同的坛子里以备青黄时节做菜。

春去秋来，手上的血泡磨成了死茧，肩背的皮肤晒成了棕黑，那件做工穿的破衣服因长年不洗也汗得酸臭。但我的工分也从每天七分加到了十分。一个劳动日的满分也就是十分，这可是达到了农村一个主要男劳力一天的工值！

虽然我成了全劳力，但也不值什么，一个劳动日就值两角钱，照这样计算，一年里一天都不耽误，我也仅能挣得七十多元钱。但是无奈地想想，自己也总算是自食其力了。这年年终，我扣除了分口粮的工分，还分得现金二十多元钱。捧着这一年的血汗钱，心里也得到一丝苦涩的安慰，两眼含着辛酸的泪笑了。

钢笔画 甘铭画

牛头坝的光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日出荷锄，昏晚憩肩，学会了耕田耙地、栽秧挞谷、打石头、做木活；还修过电站，建过堤坝。再后来，我娶了个地地道道的南江村姑，生了几个儿女，那就真正脱胎换骨变成了南江农民。不要说当地人渐渐把我纳入了土著，就是我自己有时也忘记了曾经的“知青”身份。

我开始过起了真正庄户人家的日子。在屋外靠墙处，我用小树和麦草盖了一个很大的柴棚，用以堆放柴禾和杂物。当里面堆满了柴的时候，我就安心了，因为一家人这一个冬天不用愁了。

我的屋边还建有鸡窝狗窝猪圈，因为庄户人家毫无例外都要喂养鸡、狗、猪。赶场的日子，“我家里的”(当地男人在人前对自己老婆的称谓)上镇子里挑挑选选买回来几只小鸡娃，又上别人家抱回来一只小狗，于是田间地头撒落的粮食、菜籽，放酸了的剩饭剩菜，便都由鸡狗们来收拾了。每天放工回家，鸡“咯咯”地叫，小狗欢跳着跑来围着人打转，用湿润的舌头亲热地舔人的手，小日子便也平添了一些乐趣。是鸡呀狗呀的陪伴我们一家打发了许多难捱的乡村生活。

我们家每年都要喂一两头肥猪和一头母猪。喂猪很不容易，每日三餐比人吃还要得紧，有时放工回家，顾不得给人煮饭，先得给猪们操办。猪食量大，每天晚上宰猪草都要弄到半夜。但是一家人的生活也指望着猪。庄稼肥料靠着猪粪，吃肉也得靠猪。母猪就更重要了，一头母猪一年可以下两窝小猪崽，每窝少则五六个多则十二个。喂上两月，有得二十来斤一个就可以拿去卖。按每斤猪崽一块钱，一年也可收入四五百块，一家人零用不愁了，我的酒钱也有了，还可以给孩子们添几件过年的新衣服。

庄户人家过日子什么东西都不值钱，但什么东西都离不了，瓶瓶碗碗坛坛罐罐，柜子缸子，磨子兑窝(杵臼) ……哪一样都少不得。记得我们老大(大儿子)生后一个月就没奶吃，我不得不每隔三两天就用撮瓢端上几碗米到别人家的手磨上去把米磨成粉，给儿子煮米糊羹。老大就吃这长到一岁。后来，为了用磨子方便，我就为自家打了一副手磨。家里好多的小家具小农具像小箱柜呀、戗水缸呀，一样样都是我自己做的。到后来，石木二工匠我都练成半拉子了；再后来，我干脆就去帮别人做小家什挣点钱了。

这十年，我是脏臭重累的活计干过，粗粮野菜吃过，酸甜苦辣尝过，一手老茧，一身臭汗，增加了苦难的承受力，但是往日的理想和抱负却慢慢沉溺了。我感到自己饱尝苦涩艰辛，遍历人间苍凉冷暖，没有了光明和欢乐。那些年，我没有人可以诉说，只有默默沉浸在自己最喜爱唱的《草原之夜》、《三套车》、《森吉德玛》这些歌里。

“为了你我受尽了草原的风霜，望穿了双眼，再也不能相见哪，森吉德玛！……”这些歌声，还有一把二胡、一支箫，就这样伴我度过了无数个山乡难眠之夜……

朱平安摄

由于家庭出身在我心灵上投下的阴影，也由于1967年初看到的那张黑名单的影响，再加上初到牛头坝的失落，一段时间里我几乎万念俱灰。上坡劳动的时候，身体的疲惫使我心灵麻木；到了晚上，我更加感到可怕的孤单。我远离家乡和亲人，只身一人形影相吊，下意识地渴求人间最基本的温暖。

也就在这些日子里，生产队的老乡对我产生了恻隐之心。这天，我一个人正在汗流浃背地挖自留地，一伸腰，不经意间看到了隔壁张大婶家人团聚的场景：张大婶正在纳鞋底，她家几个娃也在院子里大婶身边歇着，融融亲情叫人神往。一阵阵思乡思亲之情不由得涌上我的心头！

忽然，一双慈爱的手将一杯水、一小块冰糖（当年少有的稀奇食品）递到我面前，眼前是张大婶慈祥的笑脸。泪水顿时充满我的双眼，眼帘外分明是我年迈的妈妈，我不禁动情地喊了一声“妈妈”！思念亲人的泪水再也按捺不住往外涌。

谁知就是这一声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叫，锁定了我后半生“南江老农”的命运。大婶可怜我，一定要他家二姑娘一辈子帮扶我过日子。大叔却认为不合适，为此，老两口还闹翻了。但从那以后，她家老二和队里几个大女孩就经常出入、滞留在我住的祠堂里。撤场插队的第二年十月，无亲无靠的我终于带着心如死灰的想法成家了，成了南江的上门女婿！

一年后，正值二十周年国庆，我们补一下“旅行”结婚，回到重庆老家。妈妈看着我们，眼睛里透着无限的心酸和无奈。说实话，我心里何尝不梗塞？从根本上看，我的婚姻是可怕的孤单与极端的无奈的产物，谈不上两情相悦，而像一句歌词唱的：“在万丈红尘中找个人爱我！”但是在家的日子里，我妈仍无处不在地疼爱着这个从农村来家小住的三儿媳。妈常常带着儿媳一块儿从八楼下到街上去玩，买很多的零食给她吃。时至今日，“我家里的”年事已高，却仍然喜欢吃零食，大概就是那时留下的“病根”吧？

与妻子文化上的差异、精神上的差异、家庭教养的差异，导致了我们小家庭生活中的种种相互难以体谅的窘境，并不幸福，我们的婚姻仿佛只是以一种非人世的概念在延续。这种难以言状的郁闷导致我常常跟一个相似命运的知青在一起渲泄。我俩都会一点乐器，就常借演奏以忘掉心中的愁烦。更多的时候是在一起把各自的苦闷斟满酒杯——那虽是自己酿下的苦酒，却也是苍天不公啊！

家庭悲剧矛盾的激化还在于我心中的那朵难以淡忘的玫瑰。我们是在镇上的上山下乡动员会上相识的。当时，为了表示对动员的抵触，每去应会我都带一本书去看。一天，我正埋头书中，感觉一股深情的目光长久地注视着我，一抬头，我便被那双秀目的电流击中了。会后，我将一张字条悄悄递给她，于是我们便开始每天相约在黄昏矿区的绿荫道上……卿卿我我，甜得如痴如醉，那是少男少女初尝爱情的滋味！

过了十多天，她忽然告诉我，她被招工到云南思茅一个工厂，月工资45元。事出突然，我怔住了，她却突然伸开双臂紧紧搂住了我，好久好久……她走了。但仅过去了七、八天，我就收到了她从云南寄来的一笔10元汇款单，并附言说以后每月都要寄钱给我。然而就是这张汇款单，却让我受到了一贯家教森严的父亲好一番严厉的训斥，父亲还亲自去邮局退走了这张汇款单，夭折了我们稚嫩的初恋！后来，她仍然继续给我写信发誓要等我；再后来，我上山下乡了……从此天各一方，音信渺茫，我只能刻骨铭心地默默记住她的名字——那个故乡的青春漂亮的姑娘。婚前婚后的日子里，我都常常独自一人在野外吹箫，唱《秋水伊人》——忍不住想她啊！

在牛头坝的二十年里，记忆本也可以随逝水东去而日渐淡漠，然而命运却再一次戏剧性地嘲弄了我。我心中的那朵玫瑰不知怎么知道了我的下落，竟然给我来了封信——原来，我下乡的这么多年她一直在找我！遗憾的是，“我家里的” 拿到了这封信，她把信拆开看了，并且把信撕毁了。也许，我这位山里老婆的头脑里并没有“拆人信件不道德”的概念，但对我而言，这却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悲伤和愤怒的泪浸满心田，我感到不可遏制的不满和彻心摘肝的痛！这人怎么这样？最起码你该把信还我！是爱情自私的占有欲？是嫉妒？还是对我隐私的迁怒？更让我难以释怀的是，就是这样一个草率结合的她，就是这样一个自己曾红杏出墙的她，竟然敢于如此蔑视我完全纯真的情感！我感到做人最基本的尊严遭到了蹂躏！从此，我们的不睦日渐加深。

 钢笔画  甘铭画

为了压抑心中的痛，我拼命地干活，再重再累再脏也不管不顾，一身一年四季出坡做工穿的衣服不换不洗，老远汗气逼人，完全是一副舍生亡命、自甘堕落的模样。回到家里，一盅子老白干，一捧南瓜米，喝完又走人。若是“我家里的” 贪玩好耍带着娃儿串院子、回娘屋不着家的话，冷锅冷灶就更令我怄气了，我赌气一扭头：不吃也罢，坡上地里还找得到许多快乐！

记得有一回春季里收水栽秧，我们都半蹲在秧田里，栽了一上午秧，趴得腰都快断了。别人回家吃过中饭都要歇一歇，我到家闷头喝了一大盅子寡酒，又顶着太阳摇摇晃晃窜进了秧田。一头牯牛正在田边歇气吃草，我醉醺醺地竟然嫌它挡路，跟它干起架来。幸亏别人发现，把昏昏沉沉、满身泥水的我拉上田坎，这才避免了一场危险。

有位哲人说，失去也是一种幸福。我想，这种“幸福”或许蕴含的是一种记忆与想象的空白美吧！几十年已转瞬过去，那些青春的记忆已经那么遥远，远得模糊不可及，但我苍老的心却依然无法完全平静下来。我曾经陷入的“幸福爱情”虽只是一场柏拉图式的爱恋，然而那一封我没有收到却永远渴望探寻、心中难舍难弃难以释怀的信，和她的名字一样，都深深埋进了我的心底；它们将伴随我一直在艰难的人生旅程上走下去，直到我生命的终点。

我曾经有过几次返回故乡重庆的机会，但我都没抓住。回想文革后招工回城的事，我时而懊悔时而怨恨，春风吹来了，可是我的春天在哪里？但有时我又想，那几步棋似乎都是我自己走错了的，怨谁？于是我便自嘲：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牛头”关！

早在1972年年初，我父亲退休前所在的天府煤矿就给我寄来了特招函——回供应科顶班就职。那时我已经在牛头坝插队落户，结了婚，有了两男一女，别说自己舍不得，就是岳父母也不愿意。记得有一年天干，地里欠收，口粮不够吃，我一家拖娃带崽五口人，苕叶、葫豆叶成了餐桌上的美食，还去挖过山上的蕨根和白色的观音土来充过饥。后来还是我家乡的父母兄妹得知灾情后，纷纷解囊寄钱寄粮票，才帮助我一家度过了那个灾荒年景。要是我现在拍拍屁股回了城，孩子们怎么办？孩子可是我心中的神！我自认为从下乡那一天起自己就“死”了，而孩子延续了我的生命，使我的灵魂从此有了寄生的载体而得以传承。孩子是我的一次生命涅槃，仿佛让我借孩子超脱了生死! 还有“我家里的”，虽说我俩感情不怎么好，但她是孩子他妈，要说我完全不担心她，那是不可能的事。就这样左思右想，我还是放弃了那一次回城的天赐良机。

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似乎展开了万紫千红的春天。所谓“政审”也放宽了，多少埋没数年的才子均一展身手，进入了高等学府，后来成了华夏的泰山梁木。然而机会同样不属于我，当年被不公平洗牌洗掉的我这个高考落榜生是高六三届的毕业生，而新高考政策却只能惠及六六届以后的学子，差着几届哪！

1979年，我再一次放弃了回城的机会。那一年，南江来了好几拨重庆的招工单位。我这次倒是下了决心要走的，可没想到招工单位对应招的知青作了一些规定：一、单身；二、夫妻都是知青；三、和本地人结婚的，必须离婚，并不能带小孩回城。这让我十分为难。而且凑巧的是，“我家里的”又快要临产了，前面的二男一女都还令人愁，这个尚未面世的孩子又托付给谁？“我家里的”也出来阻挠，弄神弄鬼地说什么做了个梦，兆头不好，有灾，怕我一去不回。这回岳父母两老倒是支持我回城，说是让我了心愿。我认真权衡了各方面的情况，家庭的生存终究还是心头的大障碍，于是又放弃了这次回城机会。虽然后来我后悔死了，但那机会却是无可挽回了。

人未走，心却发慌，眼见得跟前的知青一个个先后都回了重庆，我只能留下无奈的诗句：“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消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回重庆终究成了春梦一场，但我还是很想改变务农的命运。1976年春天，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同情我的村支书陪着镇中心小学的吴校长来到我家，邀请我去任教。虽说就是一个村小教员，那可也是说情送礼挤破了头的位置，走投无路的我焉能不动心？于是急忙答应下来。从此，我好歹是脱离了捏锄头的工作。

当村小教员以后，我在那座小镇里似乎如鱼得水，比以前的境况也似乎好了许多。然而无形中，总像有一个巨大的钳子在卡着我，夹着我，压抑我不得施展。我在人前总是不苟言笑，把情感潜藏得很深，暗地里则仍不服自己的命运，感叹自己犹如一块未凿的璞，不能成玉！我苦闷地觉得自己仿佛钻进了一个重重包裹的坚固的壳，却破不出那个壳。于是常常自欺地诠释人生：人生是什么？是皮格玛利翁效应——你把它当成什么，它就是什么！

从少年时到南江至今，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重庆，尽管我在南江度过的岁月比在重庆要长得多，尽管我在这里已经有了儿子儿孙，尽管我还放弃了几次回重庆的机会。

记得刚到正直林场时，领导要我这个副场长兼团支部书记协助消除知青中的想家情绪，但那时我自己都思家心切，夜夜以泪洗面，这项工作哪能做好？有一次，几个知青拖了一只肥肥的大黄狗回来，大家伙争先恐后地剐狗皮、烧水、剥白果，一时间热闹非凡。直忙到半夜时分，三个大脸盆盛满香气扑鼻的白果炖狗肉端上了大石桌，场长也提着一大瓶老白干来凑热闹，场面就更火爆了。可就在这时候，不知哪个女生说了一声：“没得妈妈弄的味道好！”闹哄哄的场面刹时了无声息。场长说吃啊，几个女生却带头哭起来。我喝了几口酒，拉起了二胡《江河水》，也一边拉一边哭。不一会儿，祠堂里就哭声一片。附近的农民闻声过来，都静静地望着我们，还有几个大嫂陪着流泪。

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我天天盼着家乡亲人的来信，家书抵万金哪！父亲好像知道我的心思，不论我写信与否，每隔几天就有父亲写来的、带有母亲关注和思念的信。那一页页信笺，沉甸甸的，满载着父母拳拳深情，温暖着我那孤独、凄凉的心。每当我孤寂难耐、病痛无依时，就拿出厚厚的一叠家信来，贪得无厌地一封一封地读。父亲“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家训，至今仍是我生活的座右铭。

不堪的沉重劳作更是助长着我绵绵的恋乡、思亲之情。每当回忆凄苦一生，我觉得惟有童年最快乐。童年是和故乡连在一起的，只是数十年过去，故乡怕也早已物是人非。贺知章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我要是回到家乡，恐怕不光是别人不认识我，只怕是我连家乡的路也不识了。

几十年前的天府矿区，离家两三里远便四处是山。早晨，顺着山上的小路爬上山顶，淡淡的红日刚跳出山凹，雾带缠腰；茫茫雾的海浪中，只看得到远处群山的山帽，十分壮观。矿区有几个好大好深的矿井，从山肚子里挖出很多煤来，然后有小火车拉到山外去。

山的那面有一个极大的溶洞，那是小时候我和伙伴常去玩的地方。洞里到处都散落着贝壳化石，有的嵌在洞壁上，要用尖尖的石头使劲敲才取得下来。在这里甚至能找到少见的虎皮斑纹贝壳。有时，我们还进到溶洞的深处，那里有一汪汪终年不干的积水；还有从地里长出的石笋，高出我们的头，一个人还环抱不了。洞顶倒吊钟乳石绵绵不断的滴水声，洞极深处传来的潺潺的阴河流水声，发出很有节奏的、美妙的天籁之音。我们常在洞里玩耍好久好久，忘了回家。

儿时最盼望的是过年。过年不光是能穿上我妈亲手裁缝的新衣服，以及得到家家都有的用大红纸包起的压岁钱，而且还能上街玩。每逢年前，妈妈和桂花园（我们的家）的邻居母亲们却都要带着各自的小孩出门，我和二姐自然是要跟去的。孩子们背着小背篓跟在妈妈身后，清晨出发，翻过磨心坡，赶到离家二十里远的黄桷树镇吃早晌午；然后再到黄桷树镇周边农家的桔林去买鲜红桔。

黄桷树镇座落在嘉陵江边，江的那边就是北碚城。滔滔江河水经过镇前，向东汇入长江。江面上有渡江的轮船码头，有来往的小小木船和运煤的拖轮。站在江边的黄桷树下眺望，碧水蓝天、市区小镇、林园尽收眼底，美如画屏，令人忘情。

我们买的红桔都是在农家桔林亲自采摘的。红桔是北碚黄桷树的特产，红得剔透，小而甜，刚摘下来的红桔桔蒂上还带有一两片绿叶，爱煞人。夕阳西下时，人人的背篓都摘满了，这才回家。我们小小年纪背负着二十来斤红桔，一路上都汗流浃背，但心中却充满了快乐。

……

 夏先争摄

往事不堪回首，故乡的一切都飘渺得像一团雾了，我也渐渐衰老了。有时夜深人静时，费翔那依恋中隐隐透着一丝哀怨的《故乡的云》会在我耳边响起，我也会伤感地轻轻吟唱：“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踏着沉重的脚步，归乡路是那么漫长；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我已厌倦飘泊！……”

回故乡对于现代的许多人来说，是易如反掌的事，无论他身处什么地方，因为我知道，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已经使小小的“地球村”各处显得不再那么遥远，即便从南极到北极，也不过转瞬之间。然而我不能，大巴山距重庆虽仅咫尺之遥，但对我却是天凡之隔——我紧巴巴仅够维系基本生计的经济条件，我早已老去的年龄，我拖娃带崽的一大家人……我凭什么回重庆呢？——除非是我的骨灰！

目前我的身体状况是更恼火的事情，我患有很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和颈椎病，不能久坐，即便写这篇东西也已是勉为其难，却还不得不承负家庭生计的天职——稻梁谋之精力尚且不足，又哪能有余隙不切实际地奢望回重庆呢？

于是，故乡之恋便只剩下逝去的记忆，我只有在记忆的天空里去追寻那一片故乡的云，在记忆的梦里去追寻我心中的那一朵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