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卓正

知青运动——一个影响千百万个家庭的历史事件，几十年来一直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痛。它忘不了，绕不开，不愿提起，却总放不下。始终在脑海里百转千迴。

即使恶梦醒来已雨过天晴，尽管历史的车轮带我们远离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但每每夜深人静、工作闲暇之余，那陈年往事就会浮上心头。

烤木薯

我们三个十七岁不到的毛头小子刚分配到六师三团十一连的时候,第一顿吃的是正宗川菜酸豆角.为了表示招待"毛主席派来的红小鬼",连队给我们每人加了一只煎鸭蛋.我们对煎蛋可不肖一顾,只是不停吃着那嫩青泛黄酸麻了牙齿的酸豆角,大口大口的扒着饭,总觉得这是世间上最美的菜肴.

岂料接下来十多天竟顿顿是酸豆角,不见半点油腥,别说猪肉,连菜叶子都不见.直把我们吃得酸水直吐,肚肠翻腾,连拿锄头的手也软下来了.

鬼精灵小李子点子最多.这天晚上,他把我们三个叫到一边,指着山后种得漫山遍野的木薯说:"看来要开展自救运动了,今晚去挖几个木薯烤来吃改善生活怎样?"

"你发神经吗?"我指责他,"木薯有毒的,要泡七天七夜才能吃,你想找死呀?"说时我脑海里浮现出六十年代初期广东吃木薯毒死人的情景.

"你才发神经呢."小李子反驳我,"大陆的木薯是有毒,但海南的木薯是没毒的,营养高着呢.是老工人告诉我的."我们习惯把农场的原职工统称老工人.

"可那是苗族种的木薯呀."谨慎的小何插嘴道:"听说苗人随身带着大砍刀,谁对他不敬,举刀就砍."

"得了吧你."小李嗤笑道:"半夜三更的,苗人不睡觉吗?"恐惧归恐惧,不争气的喉咙像举出了一只手参与表决,吃了再说,说干就干.

趁着朦胧夜色,我们蹑手蹑脚地爬上后山坡,抓起木薯杆就望外拽,"哗啦"一下子,手臂粗的木薯就拽起来了.小李子就地挖个坑,捡了些枯枝,点起火就把木薯往里送.不多会功夫,厚实的木薯皮裂开了口子,散发着浓浓的香味.我们忙不迭地取出木薯掰开就吃,只觉得香甜无比,享受无限.

就在这时小何"啊"地一声,塞在嘴里的木薯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两眼直楞楞地盯着前方.我们抬头一看,天哪!离我们不到五步远竟站着一个高大的苗人.月色下,只见他背着竹筐,左手叉腰,右手持砍刀,一声不吭地瞪着我们.

"这回死定了."我们思忖着,吓得手软脚抖,只等着苗人"举刀就砍".苗人动也不动地瞪了一会,突然举起左手凑到嘴边,"嗬、哩、哩、、、、“喊出一串谁也听不懂的号子。好象回应似的，四周竟附和着响起此起彼伏的号子声，且越来越近，原来我们早就被包围了。这时不知哪来的勇气，我们扔下木薯掉头就往连队跑去。苗人也不追，只是不歇的像赶山猪似的喊着号子。

谁料想连队的大铁轨也敲响起来。那“当、当、当”的钟声震荡着山野，全连队几十号人都起来了。指导员首当其冲，他铁青着脸拦住我们，召集众人就在屋前开起了“批判会。”

批判会上的阶级斗争味浓极了：什么“破坏民族团结”、什么“死不改悔的臭老九”、什么“狠挖私字一闪念”，总之有多狠说多狠，口号一遍又一遍。可怜我们几个连初一都没读完的小孩子，仅十来天功夫，就从“毛主席派来的红小鬼”堕落成“死不改悔的臭老九”了。指导员还扬言要把我们“送去关禁闭”“接受军事法庭审判”。

声嘶力竭地喊完一通口号后，人们都回屋继续睡觉去了。只剩我们三个耷拉着脑袋站在那里，等着“军事法庭审判”。

指导员缓缓走过来，手里递过一只竹筐，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快吃了回屋睡吧，明早还要上工呢。”我们接过一看，竹筐里装着的竟是我们先前扔下的烤木薯。不禁心头一热，忍了许久的热泪扑簌簌地滴落在木薯上。

猪佬逸事

在海南战天斗地的岁月里，广大知青固然有不堪回首的经历，有哀叹青春蹉跎的苦闷，但也不乏在在生活趣事。许多悠悠往事，当时苦涩万分，如今追忆起来，却令人忍俊不禁，回味无穷。

猪佬——和我们同住一个茅草房的兄弟，原是广州水上居民子女。因其长得虎背熊腰，饭量奇大，外表憨厚木呐的，人人都叫他猪佬。他也无所谓，只要能吃饱就行。久而久之，连正名也忘记了。

猪佬有句口头禅：“……惨咯”。不管大事小事，开口就是“惨咯”。不明就里的人开初还以为他好惨，听得多了，才知是他的一句概叹而已。等于北方人说“俺的娘”差不多，并非见人就认娘。

猪佬的逸事就在这口头禅中展开。

人说海南“三只蚊子一盘菜”这话一点不假。那高脚花斑的大黑蚊子只要叮上人是拽都不掉的，非吃个肚子鼓胀后尾滴血不可。所以不管开荒再苦再累，晚上蚊帐总是要挂的。

一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我们睡意正酣。猛听得猪佬大叫一声“惨咯”，吓得我们跳起来。原来这老先生蚊帐里飞进几只蚊子，他半夜爬起来，又没钱买手电筒，只好点起煤油灯在蚊帐里追逐恶蚊。没成想靠得太近，火苗“呼”地一下子把蚊帐烧了个大洞。他不禁惊呼起来，扰了我们的好梦。气得我们爬起床把他一顿好揍，（当然是闹着玩的揍），直到他答应替我们洗三天衣服才罢休。

蚊帐破了总得补呀。我们这帮大小子别说针线，就是给个锥子也不会扎。别看猪佬憨，他可山人自有妙计。次日，他跑去找卫生员，说屁股长了个疮，要棉纱胶布。卫生员说：“我看看长哪里？帮你拔拔脓”。猪佬忙不迭地捂住屁股说：“大姑娘哪有看人家屁股的？等你过了门再看吧。”卫生员气得直跺脚，红着脸骂一声“死猪佬”，乖乖的拿了棉纱胶布给他。猪佬把棉纱粘在蚊帐破洞上，口里唱着粤曲“三娘教子”，脸上闪出狡鲒的微笑。

过年了，连队为了改善生活，去附近农村组织了一批淘汰鸭回来，我们几个分了一只。所谓淘汰鸭，就是下了一年蛋再也没蛋下的老母鸭，这种鸭皮厚肉韧，煮不够火候连牙都蹦掉，但价钱也相对便宜。管它呢，总算是肉呀。赶快烧水磨刀杀鸭吧。可问题来了，该怎样杀呢？我们这些城里孩子吃了十几年肉，杀牲可是头一遭。想来想去，这样光荣又艰巨的任务自然又摊在猪佬头上。他二话不说，嘴里念叨着“天灵灵、地灵灵、猪佬杀鸭就是灵”拿起刀对着老鸭的脖子抹了一刀，连血扔在木桶里，盖上锅盖，就去烧水准备退鸭毛了。

我们都美孜孜地等着喷香的鸭肉端上桌。没成想木桶“哐当”一声，锅盖直飞，紧接着老鸭蹦跳出来，扑腾扑腾飞出门去。猪佬大叫“惨咯”，第一个跳将出去，我们也跟着大呼小叫往外扑。直追得鸭血斑斑、满身尘土还抓不住。把连队一众老小笑得前仰后合。最后还是老工人伸出援手，帮我们抓住老鸭，才总算过了个“有肉之年”。多年后，这“煮熟的鸭子会飞”的故事还被老工人作为饭后的谈资而津津乐道。

我因为腿受了伤，有段时间被指导员照顾去放牛。每天牵着大小七条牛在山坡上溜达。有时骑在牛背上吹吹笛子，偶尔牛跑进老百姓的甘蔗林，还可以借赶牛之机拗一根甘蔗吃，快活得很。因此同学们都很羡慕我这份美差，收工后有事没事总爱来找我。

这一天，我正在老牛背上悠然自得呢，猪佬和小李子又跑来找我玩。他们看见我骑在牛背上，也急不及待地要爬上来。可老牛认生，左一摇右一摆的就是不让他们上。气得他们跺脚直骂，抬腿就踢。这老牛的皮厚哇，踢它也不疼，反而弄痛了自己。还是小李子灵活，拽住牛角用力一蹬爬了上去。猪佬一见急了，拉住牛尾巴也要蹬上，谁知老牛提尾巴是要拉屎的，只听“扑哧”一声，一团热乎乎、粘稠稠、臭烘烘的牛粪老实不客气的喷了猪佬一脸花。猪佬大呼“惨咯”，滚倒在山野上。笑得我和小李子也从牛背上滚下来，肠子打结了好几天。

从我们连队到附近的屯昌县藤寨公社“趁圩”少说也有十来里。难得有一天休息，我们就会三五成群的去趁圩采购一些生活必须品。当时别说没公交车，就是自行车也是奢侈物，谁家有一辆自行车就象大富翁似的人人仰慕，轻易是不肯外借的。土路上偶尔有一辆哐当作响的农村手扶拖拉机路过，人们就飞奔着扑上去。开车农民的不赶你，却也不减速，反正谁有能耐谁搭车。这就要看谁的身手更敏捷了。当时我们都把能搭上车视为“能耐”的展示，能搭上去自然风光得很。

这天猪佬跟上我们去趁圩，刚好后面开来一辆手拖。司机好象知道我们也要搭顺风车似的，车速放慢了许多。我们当然不会放过好机会，紧跑几步就跳了上去。猪佬见状也不示弱，撒开大脚丫子就追。他是水上人家，天生的大脚板，在水上是一把好手，船板上任凭风浪起他也能站得稳稳当当的。可偏偏这种脚型在土路上却跑不快，俗称“鸭屎蹄”。猪佬的手已搭在车板上了，脚却怎样都提不起来。紧追慢追，就是爬不上。我们想拉他却无从搭手。他跟跑了一段，终于后继乏力，双手一松，“啪嗒”一下摔趴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看着渐行渐远的手拖，猪佬懊恼的“惨咯”声却隐隐在耳。

过后猪佬还是坚韧地凭一双“鸭屎蹄”一斜一歪地走到了圩上。为了弥补心中的歉意，我们每人凑了一两米，给他用三两米在小吃店换了一碗海南米粉，算是对他的补偿。他好象早已忘却了手脚的伤痛，迫不及待地享受着汤粉的美味。看着憨厚的猪佬，我们却怎么样也轻松不起来。、

猪佬，我的好兄弟。与你分别三十多年了，再也没你的音讯。世事苍茫，甚至连你的本名都淡忘了。如你有幸看到这篇文字，还记得当年同甘共苦的“小林”吗?

一九七八——我艰难的回城之路

2008年，离我1978年回到广州整整卅周年了。翻开尘封的记忆，那回城的一幕幕艰辛，那不堪回首的磨难，不住地涌上心头。

我们三个同学是1969年9月23日离开广州，26号分配到6师3团11连的（不久后改为武装连）。当时正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短的欢迎仪式过后，重头戏开始了，指导员让我们报家庭出身：

“工人”。小李的回答带着几分自豪。

“工商业”。小何说得很无奈。

“资本家”。我嗫嚅着最后一个报告。全场鸦雀无声。指导员与连长交换了一下眼神，似是安慰地说：“别担心，相信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从此这一无形的“教育”就伴随着我走过了十个年头。

尽管开头“扎根”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下乡没几年，有能耐的人开始利用各种关系搞回城。对于他们，大家都羡慕不已。没多久，福建的李庆林写了封信给毛主席，从此兴起了反“走后门”之风。个别已经回城的知青竟写信回连队，说什么“我们走后门是不对的，希望留下来的知青继续扎根闹革命”云云。在指导员读这封信时，对我的“教育”是极震撼的，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幸灾乐祸”，什么叫“落井下石”，什么叫“得了便宜还卖乖”。

接下来回城潮简直风起云涌。推荐上中专、上大学、招工，几乎每次推荐我都有份，但每次由接收人员政审时总是很“幸运”地被刷下来。理由很简单“资本家的子女应该留下来继续接受再教育“。真是光荣啊，多么神圣的教育。我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到后来对“推荐”已不抱任何希望了。

走正道是没戏了，咱走偏道总可以吧？

后来，国家推出“退休顶职”政策，规定父母退休可以由下乡的子女顶替。在民政工厂当工人的老妈第一批报名。很快就走上审批程序：工厂、公司、民政局，一关关都过了，这次该不再“幸运”了吧？我美滋滋的等着调动通知。谁成想被市劳动局卡住了，“退休可以，顶职不行”。老妈气急地跑去仰忠街求情、争辩、说理，就差下跪了。接待人员还是那句冷冰冰的话：“资本家的儿子哪能顶职？”老妈欲哭无泪，我无语问苍天。

老天，你竟如此残忍地再一次教育了我。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第一年是开卷考，等于半考半送，入学率较高。这时已不唯成分论了，留下的知青也所剩无几。我赶紧报名、复习，做好一切考试的准备。开考那天人们都拿到了“准考证”，惟独我“欠奉”。跑去问怎么回事？对方答：“你填的学历是初中，怎么能考大学？”我哑然。

看着许多同样是初中却填了高中学历的考生鱼贯进场，我不住地自责：“死蠢，怎么不多个心眼，填高中谁去给你核实？‘

命运教育了我做人什么叫“厚道”。正应了“忠忠直直，终需乞食”那句话。

正路走不通，偏道被堵死。难道老天非要我在这受教育一辈子？没办法，走歪路吧。

果真天无绝人之路。一位朋友介绍说，去屯昌某医院开张“疾病证明”就可以搞病退。“能行？”我狐疑着。我身强力壮，当年为了能住院享受每天一只鸭蛋的待遇，我专跟甲肝病人同台吃饭也没传染到，今天上哪找病去？“你就迂吧，这年头，谁管你真假”。朋友嗤笑我。

经过“高人”指点，我提着三斤猪肉，去屯昌医院换回了一张“肾盂肾炎”的疾病证明，并凭此打了病退报告。

也许大潮流使然吧，老天开眼了。接下来的顺利令人难以置信。经过农场领导、农垦局、广州知青办一路绿灯，前后不到一个半月,我终于完成了艰难的十个年头的教育，于1978年11月28日踏上了归途。

同船的还有二队一位知青叫聂同学，（他也许是华附走得最后的同学了。而我的16中同学中，更有人1979年才走的，女中、水居、汕头知青也有。）

我问聂同学回城后的去向，他颇为自得地说，去老爸所在的纺织系统报到，然后再安排工作。“你呢？”他关切地反问。我无语，不住地扭头向舷外张望，怕的是不争气的泪水夺眶而出。

伫立《红卫轮》船头，我翘盼着梦萦魂牵的故土，遥望着渐行渐近的广州。心中虽有离开农场的解脱，却没有半点走向新生活的畅快。快到家了，又该如何？我立马要加入浩浩荡荡的失业大军，从最底层做起。也许去当“八路军”（当时人们对日薪八毛的散工的谑称），也许先去探望还没“解放”的老父亲，也许……，我不敢再想，心绪恰似白鹅潭的雾霾，一片茫然……

我的“后知青”之路

《一九七八——我的艰难回城之路》发表后，不少读者朋友为我回城的艰辛不禁掬一把同情之泪，同时又关切地问道：“后来呢？后来怎样？”

诚如所料，回城后绝非一片坦途。“知青”这个时代的烙印注定我要承受更多的磨炼。

当我拿着户口薄在广州市大塘街派出所登记了入户后，赶紧跑到就在隔壁的劳动服务站。这里已是人山人海。一群群或站或蹲的失业者早已把东山区劳动局的派出点围得水泄不通。人们不住地叫着一个名字“司徒姨、司徒姨”。以图引起她的注意。其紧张、热烈的程度与当今的追星族不遑多让。

司徒姨是一位五六十岁的女同志。在人声鼎沸中她不愠不恼，始终慈祥地微笑着摇头：“没有了，没有了，明天再来看看吧。”那神态活脱孔乙己被众孩子围着要蚕豆般，边窘迫地摇着头，边摆手喊着“不多了，不多了，多乎哉？不多也”。

平心而论，被称做“司徒姨”的办事员是我见过的政府工作人员中服务精神最好的一位。面对汹涌的失业潮，她始终没有表露过不耐烦，而是一如既往地耐心解释，尽力而为。

三十年后想起她当年的神态，仍在苍凉的心中泛起丝丝暖意。

她叫司徒碧，假如还健在，愿主保佑她健康长寿。

在那百废待兴的年代，每天的临工名额是极少的。往往司徒姨还没坐稳，临工就派完了。又得“明日赶早”。于是我天天起个大早赶去劳动服务站，只为挤的位置前一点，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

此后不管刮风下雨，排头位的始终是精瘦的黑高个。因为戴着副眼镜，旁人总亲切地叫我“四哥”。

也许真是“心诚则灵”吧。我的执着终于打动了司徒姨。一天她问我：“糕点厂、炸油角、上夜班、八路军、去不去？”一连串绕口令似的发问令我喜出望外。

那时临近春节，糕点厂需要大量临工帮忙炸油角。而“八路军”则是人们对日薪八毛的临工的谑称。

我赶紧说：“去去去，只要有工作，别说炸油角，就是落油锅也去。”

于是我终于得到了回城后第一份工作——临时工，炸油角、上夜班、日薪八毛。吃、住、交通费全部自备。

即使这样一份最低下的工作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炸油角只延续到年卅晚，我们就被遣散了。理由很简单，因为过年后谁也不再吃油角，要我们何用？

我实在纳闷，为什么广州人就不能多吃几天油角呢？

接着打起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我们这批“八路军”又转战罐头厂做战备菜。那些个巨大的罐头装满了辣子和青菜，一个罐头刚好够一个战斗班吃，简单利索，省了炊事员开伙的麻烦。

越南人真不经打，对越反击战才打了十来天，就占领了高平、凉山。随着我军主动收兵，我们这些担任后方支援的“八路军”也光荣下了岗。

那时“农民工”还没进城，这支庞大的“失业临工”顶起了广州城里零、散、脏、杂活的角色。不知哪位老先生发明了“八路军”这谑称，真是天衣无缝，贴切到极。它高度概括了城市临工待遇低、游击性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特点。

有道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城里开始了大规模招工。我被司徒姨推荐给二轻系统的招工单位。

“你不是病退的吗？“上盂肾炎”治好没有？”招聘方代表狐疑地盯着我。说真的，谁也不愿招个“药煲”进厂供着。

“早治好了，回到家，好吃好睡，身体棒得很呢。”我把胸脯拍得邦邦响。

“早好了，早好了。”司徒姨也在旁边赔笑脸。像是老母鸡呵护着小鸡雏。

“那就再信你司徒姨一次。”对方坏笑着签了入职书。我激动得差点在地上打滚。

其实“上盂肾炎”是极难治愈的慢性病。短短几个月就治好？鬼才相信。可是在那个年代，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只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罢了。

就这样，我如愿以偿当上了一名正式“工人”。尽管是集体所有制，但脱离了“八路军”的行列，当上了正规军，那种兴奋不亚于凤凰涅磐重生。

上帝为我打开了一扇门，怎样把握却要靠我自己。

我在二轻某厂整整干了10年。从一名钉木箱的包装工做起，到机修工、宣传干事、团干事、车间主任、企管办主任、厂工会主席。一步步奋力前行。

10年来，我绝大多数的夜里是在种类繁多的夜校、补习班度过的。通过自学，我拿到了初中、高中毕业证书。最后通过了广州市首批成人自学高考。当我领取到盖着中山大学红彤彤大印的大专毕业证书时，新的生活在向我招手了。

我毅然放弃城里还算稳定的工作，投入到珠三角的怀抱。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纵情遨游。

20年的外资企业浸淫，我从领班干起，逐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总经理助理、行政总监、厂长，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回首往事，尽管荆棘满布、坎坷遍途。我始终坚持着不懈的努力，坚定地朝着既定的方向奋进。因为我坚信，“知青”是我人生最好的大学。走过了知青路，天底下还有什么路不能前行呢？

林卓正，广州老知青。1969年初中毕业于广州市第十六中学，同年9月下乡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三团，即后来海南农垦黄岭农场。1978年11月回城后，在广州二轻系统工厂工作。十年后，1989年9月下海到珠三角某外资企业任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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