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二代讲述：我和妈妈的北京户口

户口是落在我爷爷家的。在那本暗红封皮的小本子上，以一种长手长脚类乎仿宋的钢笔字体，一式列着我爷爷奶奶、我二叔和四叔的姓名及各项情况。我大姑和三叔那时候都结婚了，已经从爷爷家搬出去独过；而我爸爸的名字，却需要再往后翻才能看到：虽然他是家里的长子，但他的户口是四年前才迁回北京的。和我妈妈一样，他也是68年插队山西的北京知青。

然后才是我妈妈。当年扎着两个小辫的中学生，去派出所注销户口的时候，她绝对不可能想到，这一个注销的北京户口，要等到17年后才让她争取回来；更令她无法想像的是，她当年花了三分钱轻易注销的户口，在办回的过程中，远不止花了她三千块钱，还有无法以货币衡量的代价。

其实对于当时经过多年努力、已经不抱希望的父母来说，它的降临更像是一种奇迹般的馈赠。但更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我，这个当时正在占用着大姨大姨夫的户口，并且将在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会一直占用爷爷奶奶的粮票的婴孩，突然也得到了一个北京户口。这让我们全家，在之后的好几天里，都处于一种恍惚的狂喜状态。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妈妈都觉得一个北京户口没什么要紧的。

这也许是因为她与别人不同：父母早逝，不可能有顶职调回的机会；家庭出身不好，也没有考大学的机会，虽然她原来还算是女一中的高才生。知青通常调动回城的几种途径，她一条都靠不上。

不过大姨不肯放弃，她是妈妈唯一的亲人。她每年去给村领导送礼——盐渍过的猪肉，用的是自己一家省下的肉票。在当时的大同农村，肉是最能让人领略好处的奢侈品。

但是，大姨千里迢迢从北京送去山西的猪肉，也没能铺就妈妈的回城之路，使妈妈的生命轨迹发生变化的，倒是自己的一口普通话。她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让她成了大队的播音员，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的广播被县长赏识，从而得以进入县城的工厂工作。

相对于大姨的急切，妈妈对于自己能不能回北京，反倒比较无所谓。她那时候已打算留在山西，跟爸爸结婚。他们都是北京知青，同时插队山西，后来调进同一个厂后渐渐熟悉起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爷爷退休了，要求让爸爸，他插队多年的长子，回北京顶职。

爸爸回去的第二年夏天，写信让妈妈来北京，结婚。

在妈妈十多年的插队生涯里，她从来没觉得自己会有机会调回北京。但是在结婚之后，她却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丈夫在北京，家在北京，她必须回去。

妈妈办户口，开始走的是政策性的道路，想借夫妻两地分居的原因，找爸爸的单位。但劳动科给予的答复是，夫妻分居需在15年以上，方可提出调动申请。

无法冀望单位，只好寻求相同处境的夫妻来进行对调。妈妈的一个同学在大同人事局工作，所以格外为他们留意有一方北京户口，另一方大同户口的夫妻。一旦发现这样的人选，妈妈就请上一两个礼拜的假，坐上一宿的火车来北京，跟爸爸一同登门拜访。

最早找的是一户随军军属，丈夫是军人，在山西工作，妻子独个住在北京通县。妈妈依稀记得那是个大热天，因为坐错了车，俩人在郊区问了好些人，绕了半天。天气又热，尘土又大，到人家家里的时候，妈妈已经喉咙都沙哑了。

在妈妈的印象里，对方很朴实，也很客气，两个女人还推心置腹地交流了些孤身一人生活不易的琐事，关系似乎已经很亲密。临出门的时候，妈妈又说了一次，希望能跟他们对调户口，对方表示再考虑考虑。

然而对方的“考虑考虑”一直没有结果，父母又几次三番地颠簸大半个北京城，提了满手的糕点水果之类的礼物上门。只是这样去得越多，对方却越心不在焉了。去了五六次，终于在一次送他们出门的时候，对方说，不想办对调了。

像这样徒劳的努力大概进行了五六次，那三四年里，差不多搭进了爸爸妈妈工作以来的全部积蓄。1984年初，当一名家住鼓楼、与一位大同姑娘结婚的残疾人最后还是迟疑地回绝了他们，并暗示说，他的北京户口能使他享受更多的生活福利的时候，妈妈客气地赞同了他的观点，祝愿他生活幸福，随即告辞。

在设法对调的那几年里，妈妈始终没有明白，为什么每次和对调对象一开始的接触总是很顺利，每次都让她觉得希望就在眼前；然而接触越多，对方的态度就变得越冷。直到她落了户口，参加了工作，经过了一番办公室历练之后，她才领会，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送钱。

一个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当然可以在北京生活，只是要面对很多的困难。妈妈在1984年的夏天就回了北京，是回来待产的。她本想等户口落实之后再要孩子，而到了1984年，她觉得自己再等不起了。

在铁路局工作的同学送她上了火车，借职务之便，给她霸了一排三人座，叮嘱她脸朝里躺着，“没人会让一个孕妇起来让座的。”这是妈妈插队以来头一次坐的卧铺。

北京所谓的家是郊区的一处农民房，从妈妈结婚以后就长租着，月租三元。在那段日子里，妈妈的活动范围便只是围绕着小屋，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借助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来打发时间。她那一时间的日记，老是循环着“偌大的北京，为什么容不下一个小小的我”这一类的问题。

没有户口对妈妈来说，并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压力。尽管她有工作，有收入，但她仍然没有办法以自己的工资在北京生活，因为她没有票据。那时候她房子里的一切铺盖，都用的是大姨家的布票，而她在北京的一切吃食，也都是大姨给她垫的粮票油票。父亲户口下的各类票据，都在爷爷家里。

80年代中期的北京，粮票往往可以直接在市场上交易东西。在准备婴儿用品的时候，妈妈要买一个塑料澡盆。那时候的塑料产品特别贵，一个澡盆卖十块钱，相当于爸爸整个月的奖金；而同时，却可以用相当于一半价值的北京市粮票来交换。

而妈妈只有一叠在北京与废纸无异的山西粮票。妈妈是狠了心把那个澡盆买下来的，她不能再向大姨开口。也出于这个顾虑，当爸妈决定办不了户口也要孩子的时候，妈妈坚持孩子出生以后，得用爷爷奶奶的粮票，不能再给大姨家添麻烦。而她自己，她也想好了，可以吃胡萝卜。不用凭票供应，价格便宜，并且能吃饱。

快过年的时候，爷爷奶奶终于从广东老家度假兼探亲归来，为方便照顾，我们全家都搬回了爷爷家。50平米的小二居，住着户口本上那么些号人，没记录在案的还有大姑姑的两个孩子，现在又加进了妈妈和我，正在读大学的四叔只能天天住校，周末回家吃顿饭。

这是妈妈头一次过几代同堂的生活，好在她刚生完孩子，平时可以名正言顺地待在房间里不出来。小屋本来是爸爸和二叔住的，我和妈妈搬来以后，二叔只能每天晚上在门厅里搭张行军床，一早就得收走，不然妨碍人走路。妈妈每天听见他搭床拆床的声音，总觉得非常内疚。

也许就是因为那张每天都得折腾的行军床，妈妈一直不能说服自己相信，这个家就是她的家。婆婆做的饭菜不合口味，她也必须礼貌地全部吃掉以示感谢，尽管她在插队的地方吃惯了面食，对婆婆往往夹生的米饭总觉得胃里硌得难受。两个小外甥每天都在她午睡的时候打闹，她也只好退而求其次地闭着眼躺着，暗中希望那部香港电视早点结束。

半年的产假就快看到头了，算上之前向单位请的两个多月假，妈妈已经在北京待了大半年，然而她都不知道这日子是如何过下来的。最早的时候，妈妈的理想是考上女一中，进而考取名牌大学；在插队以后，她转变为一名愿意扎根农村、支援边区的有志青年；当她打算与爸爸结婚的时候，她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户口调回北京。但此时，这条线断了，她的未来散落一地。

即便是不愿去想，也必须要面对，产假还剩一个月的时候，妈妈终于下定决心，到时候也带我一起回山西，等断奶之后，再送回来让奶奶领。甚至她还考虑好了，能在北京入学的话，就继续留在北京，她已经做好了常年见不到孩子的准备。

商调函是在妈妈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从天而降的。

这份异常珍贵的函件是爸爸下班回家的时候顺便带过来的。一般来说，单位与单位间的手续不能由个人经手。但是劳动科科长是爷爷的熟人，深知我家情况，见爸爸经过，顺便就给他了，只说了一句：“赶紧帮你媳妇办了。”

我爸爸谨遵嘱咐，熬到下班，赶紧推车走人。因为没有任何即时通讯工具，这个好消息过了一天，爸爸在传达时，似乎已经有些失去了刚听到时的激动，他只是说了一句：“户口下来了。”然后把那只一直藏在胸前口袋的牛皮纸信封交给妈妈。

如果妈妈对于办户口的热情再多持续一点时间，那么她也许就会对此有一定的心理准备：1985年初，经过诸多知青的努力，关于解决知青夫妻两地分居的政策出台。

这个突发事件使她经历了从狂喜到不知所措的情绪变化。在她变化的情绪中，只有一个想法异常清晰：现在，回去办手续。

于是就在那一天，晚饭后，爸爸直接载着妈妈去了火车站。妈妈穿了一件奶奶的褐赭色的开襟毛衣。她的钱差不多都花在了办户口上，结婚以后就没有添过新衣服，奶奶怕她没有合适的衣服穿，夜里坐火车冷，便拿了一件自己的给她。出门前她照了照镜子，也许是因为衣服的关系，她竟觉得自己已经像一个老太太。由于不大出门，脸色有点病人似的苍白，长到不尴不尬的头发随意地搭在肩上，她忽然闪过一个奇怪的想法：等户口办回来了，也应该去烫个头发。

北京去大同的夜车，就一班321次。1968年，这趟车把妈妈送去农村插队，并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恪尽职守，不断在两地间接送她。十几年来，她对坐火车，对坐这趟火车，已经熟悉到淡漠了，只是这一次，她前所未有地带着一种激动欣喜的心情：她眼睛发亮地坐了一夜，调函在她的裤兜里，有着轻微的触感，提醒她这是真实的。

有了这份调函，办户口的过程快得惊人。如果不算花在路上的时间，整个流程估计只需要几分钟，只需要原单位和大同劳动局的各盖一个章就可以。

她空着双手带了一封调函来的，然后空着双手带了一封调函走。

接下来的事情都是爸爸负责的，接收单位盖章，北京市劳动局盖章，然后才是派出所给办户口。四年以前他已经走过相同的流程，轻车熟路。不过和他那次按部就班不同的是，签发材料的警察看了几眼资料，顺口问了句：“你们夫妻俩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没孩子？”

这额外的一句话，使我的名字也当场入了户口簿。在这本小本子上，我们终于全家团聚。

在户口迁回的两三个礼拜后，我妈妈产假休满，开始新的工作。

在此之前，她纵容了自己，以那时候的流行标准，忍受了两个小时的刺鼻的药水，烫出了一头卷发。那个理发师，是她接触到的第一个个体户，拒绝收任何一类票，直接要了她两块钱，是她当时工资的1/20。

两块钱的烫发让妈妈知道，这个时代也许马上会取消理发票这一类的东西，虽然这林林总总的票据，是她千辛万苦要把户口迁回北京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