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知青生活趣事

1970年4月24日我离开上海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上山下乡。度过了4天的绿皮火车上难熬的日子，于4月28日到达昆明。

我们被安置在昆明一所大学里休整，等着乘坐汽车南下西双版纳。一大群人住在大礼堂里，一个挨着一个打地铺。唉，这是头一回在地铺上睡觉啊。闲得无聊，加上初次离家来到一座新的城市，好奇心驱使我们三五成群地上街去玩了。

我们几位好友来到路旁一家简陋的小饭店吃饭。中午时饭店的人不多，那时大家就这点收入，上饭店的人很少。我们是第一次离开父母，有点“天高皇帝远”的味道。自己的口袋里第一次有了点零花钱，可以自由自在地好好吃一顿了。

大家一致决定喝酒。云南的饭店在当时没有我们上海人爱吃的啤酒和黄酒，只有白酒。怎么办呢？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每人一两。小刘从小会喝点酒，见到这一两酒后十分高兴对大家说：“云南的一两酒比我们上海的一两酒多！”

我们端起酒杯左看右看，的确这杯一两白酒的量是很多。大家心里一阵乐，管不了那么多了，一通猛喝，个个都醉醺醺的。心里还直说，云南的酒便宜量又多。

等我们离开饭店时抬头看了一下售票员上方的黑板，嗯？一公两？？

酒一下子醒了。按上海的市两，我们是喝了二两酒。原来，那时上海以市两来计量，还出现了半两的计量单位。云南等全国大多数的地方都是以公斤为计量单位的。

原来如此。

上山下乡的时候，云南农垦的生活很清苦。对于我们来讲每月好坏也有28元钱的收入，比起那些插队落户靠挣工分过日子的朋友要好多了。那时我们每月交了8元钱的伙食费以后，剩下的20元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每逢休息天我们总喜欢去街上去玩玩，改善一下伙食。特别是雨季天的时候，因为没有蔬菜吃，每天都在为吃饭发愁。一大锅汤，加上一把韭菜，我们戏称“九菜一汤”。老想着改善一下伙食，弄点好吃好喝的补补身子。

那时全国处于“革命”时期，经济不景气，生活很贫乏，可以说有了钱也未必能买到东西。记得一天我们几个人来到街上唯一的一家商店，想去看看有什么可吃的东西。我们驻足在一排排放着食品罐头的柜台前停留了许久。大家商量买一些罐头回去就可以喝酒了。于是，我们对营业员说要买食品罐头。

女营业员正在打毛线，头也不抬就回答我们：“不卖的。”

“为什么？”

女营业员抬起头说了两个字：“样品！”

小王一听回敬了她一句：“你是不是样品？”

女营业员怒了：“你们混蛋！”

样品？我们无语。那个年代的商店靠着这样的样品在展示着“大好形势”啊。

在云南军垦这么多年的生活，最令人头痛的是每天晚上要学习。（周末除外，场部放电影除外）每天晚上，全连集中在操场上，由连队干部读毛主席语录，读报纸。天天要到九点左右。回到宿舍，还能干啥呢？

有一天，指导员老李在台上讲话。他文化不高，读报很吃力。例如毛主席诗词“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他会读成“金猴奋起千勾棒，玉宇登清万里堆。”

那年搞批林批孔，老李在大会上说：最近在我们共产党内出了两个坏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孔老二。

记得1970年我们刚到军垦的时候，赶上毛主席发表五•二0声明，老李在大会上说：最近，柬浦寨出了两位英雄，一位是诺若敦，一位是西哈努克。还有在评《水浒》时，老李在会上读报说，水许(浒)上有个李达(魁)，挥舞着两把大爷(斧)，不当投降派。

这些话题对于老李来讲确实有些难度，但是谈起生产，他非常有一套，讲起来滔滔不绝。

有一回老李说着说着，快要到晚上十点了。大家都十分疲乏了。小张在下面嘀咕：“阿拉要困告（上海话睡觉的意思）了。”老李听见了，他听不懂上海话，误解了。于是，他说：“什么，要控告，你们去告呀！”

我们哄堂大笑起来。

云南分旱季和雨季。一到雨季天，刚才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间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有一天，我们正要上山，天上的乌云翻滚而来。小刘见状抬头说了一句：“要变天了。”

是啊，天色昏暗，乌云滚滚，马上要下雨了，这句话没有错啊。于是大家纷纷去拿雨披斗笠等防雨用品，准备在山上遇到大雨时备用。

“要变天了！”

走在后面的指导员听到了。他没有作声。

刚刚走到上山的路口，瓢泼大雨下来了。那时雨季天里这样的大雨是“家常便饭”，我们顶着大雨艰难地往山上走去。天色昏暗，这个天啊真的变得很快。不一会儿阳光露脸了，我们在骄阳的暴晒下依旧前行。

晚上，全连照例开大会。指导员板着脸读着毛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们都愣了一下，怎么回事情？

指导员不点名地说，要注意阶级斗争地新动向。有个别人就是想要变天。今天上山的时候有人就扬言要变天，这还了得！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

指导员还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话。我们都把眼光转向小刘。只见他低着头，脸色苍白，浑身打颤。

原来，小刘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唉，这根本挨不上的事情啊。那个年代啊，这样的事情见怪不怪了。

这以后小刘被吓得再也不敢“乱说乱动”了。

我们大家呢，也接受了教训。

1971年中国终于恢复了联合国地席位，消息传来，举国欢呼。

一天，我们几个坐在闲聊。有的说，台湾早就应当被开除了。有的问，联合国是什么回事等等。

小张突发奇想。他说，小君最不上路，小气的很。有好吃的东西，一个人独吞。每天晚上躲在蚊帐里偷偷吃着从上海带来的饼干什么的，这种人不可交朋友。大家表决，把他开除了。

大家都笑了。有的说，这小子不上路，不要理他。有的说，早就该把他开除了等等。

没有想到这番议论传到指导员的耳朵里。在全连大会上，他又提醒大家——

有人在搞什么联合国，今天开除这个，明天开除那个。搞小团体，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又是一个新动向，我的天啊。

行了，莫谈国事！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了。场部通知我们都要到场部设置的灵堂上吊唁。

那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前去吊唁。队伍走进灵堂，我突然发现一位老朋友站在那里在守灵。好久不见了，此时不能说话。大家都是低着头默默地前行，我只能默默地向他点头示意。他也用眼神向我示意。

第二天连队开大会，队长很气愤地说，据反映，有人在悼念毛主席时还微笑。

这可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啊！全连的人都吓傻了，谁有这么大地胆子呢？

大会结束后，和我关系较好的副队长跑来悄悄地告诉我，说的就是你！

我的天啊，这可是犯上啊！我一时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来面对这件事情。要知道，我可是“右派分子”家庭出身，那个年代，惹上了反对毛主席的罪行，麻烦可就大了。

副队长想了想说，你赶紧打个报告回家探亲去吧。

于是我赶紧打了报告，副队长一批，我立即出发回上海探亲去了，总算躲过了一劫！

上山下乡那些年精神和物资生活到了极其贫困的地步。“十亿人民八个样板戏”就是那个年代真实的写照。

在我们云南东风农场，随着大批“有知识”的知青的到来，当时曾搞过一次“普及革命样板戏”活动。从总场的宣传队到各个分场宣传队，纷纷赶排“样板戏”。多少年过去了，这场会演中的一些特殊的精彩镜头还留在脑海中

作为知青，有这样的业余文化生活，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是一种精神的慰籍了，苦中作乐。尽管这中间有不少笑料，因为我们毕竟是业余的。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文革旗手”发话了——“有人破坏样板戏！”一声令下，我们的会演就谢幕了。

1970年，我们是怀着对解放军的热爱来到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当然是没有军装的农垦兵。后来的一件事使我和我的战友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好不容易熬到了回家探亲，在那个物资和精神都极其贫乏的年代，能看上一场电影是一次很难得的享受。当时正好开始上映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我们都想在上海探亲期间能看到这部电影。那天，我们几个“军垦战士”行进到“大上海电影院”门口，看见工作人员在贴电影海报。上面用蓝颜色写了一个“卖”字，而“花姑娘”是用红色写的。海报一贴出，更加引起我们的好奇。因为在那个年代，谁敢说“花姑娘”？

票，没有。怎么办？大家商量了很久没有办法。我突然看见售票口贴着“军人优先”几个字。我对大家说，有了！我们有探亲的“通行证”，这上面写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嘛！于是我们就来到窗口，递上“通行证”买票。

“没有票！”工作人员看也没看就说。我说，我们买军人保留票。

“军人？”工作人员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们，拿起“通行证”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

“你们是游击队！”

天哪，游击队？还有武工队呢！

你想知道结果吗，这位称我们“游击队”的人还是把票买给我们了。

还有，当看完电影后，我们发现海报有了变化，“买花姑娘”四个字都用红颜色写了。

1972年的时候，我在云南东风农场五分场小学当语文老师。我一个“小学本科毕业”的人，居然教的是五年级。

第一堂语文课时，我要求学生们写一篇作文，题目已记不清了，有两件事至今还记得。

有一位学生举手问：老师，煤油灯的灯字怎么写？我在黑板上写了一个“灯”字。这时候这位学生一看说：认识，《红灯记》的灯。那堂课上，我不停的在黑板上写着学生们不认识的字，结果大都是这样：沙家浜的浜，杨子荣的荣等等。

另外一次上课时，课本上讲到“公共汽车”，一下子许多学生都问，啥叫公共汽车？我想了半天，只好这样解释，就像大家看到的拖拉机，上面有蓬子盖着的，里边有椅子可以让你坐。上去后要买票，汽车可以送你到目的地。比如，从我们五分场到六分场。我解释后，也不知学生们是否明白。我补充说，我们这里将来一定会有公共汽车的。

多少年过去了，我想，这两件事印记着那个年代的烙印，今天听来是好笑呢还是一种苦涩？！

“66”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一批人在上个世纪的1966年，刚刚小学毕业，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了，我们成为出不了小学的门又进不了中学的门的一批人。一直到1967年底，总算按照就近的原则，分配到了中学。一直到了1970年，我们69届的中学毕业生也开始了上山下乡。这样的一个过程使我们这一批人基本上没有学习过中学的文化知识。于是我们自己戏称是“小学本科毕业生”。从我们的文化程度来说，是“中学的牌子，小学的水平”。

“77”又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一批人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起来到了农村，在广阔天地里战天斗地。号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我们年复一年地流血流汗，几乎与书本断绝了关系。渐渐的连小学的知识也忘得一干二净了。一直到了1977 年，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国家开始恢复了高考制度，这是为我们的未来出路开辟了一条重要通道。但是能够考上大学的知识知青队伍里的极少部分。从66年到77年，整整11年啊。我们从一个青年开始向中年迈进了。11年造成了多少人知识的荒废。

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们确实兴奋了一阵。对于我们这样一批人来说，眼看着周围的知青通过个种不同的办法纷纷回城，我们则还在广阔天地里战天斗地，心里既不甘也很无奈。当高考的消息传来，更多的是哀叹。我们凭什么去参加高考？我们只有“小学本科”的水平。不管怎样，机会来了总要去试试。鼓足了勇气，我报名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那时，我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右派分子的孩子），看到这次高考居然没有家庭出身这一条的限制，着实高兴了几天。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好政策。在农场的8、9年里，我们这样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有老老实实干活的份，那里还有想上大学的念头。难道这个世界真的要发生变化了！

那时在农场，我报名以后，连请假复习功课的勇气也没有。主要是心里没有底，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居然要一步登天考大学，连自己也不敢相信。还是老老实实地上班干活，利用晚上的时间复习复习功课。在我们知青里，报名考大学的人很少。我所在的连队，40个知青，只有2个人报考。不少的知青朋友都说，我们啥也不懂，考什么呢？好在我到农场以后，自己带了不少的书，再东拼西凑地到处找复习的材料，埋头复习，也不知道是否对路。我们毕竟是“小学本科毕业生”啊。

记得进入考场的时候，心里既高兴又紧张。11年了，没有坐在课桌前考试过。尽管我们的考场是在农场的中学里，我还是不敢相信自己还能够坐在这里参加高考。我还可以再到课堂里，简直是在做梦。在考场里，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位我曾经教过的学生也在参加高考。他是农场老工人的孩子。在73年的时候我曾经当过他的语文老师。这奇特的一幕实在是令人难以忘怀。“师生”同考，只有在这样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时候才会出现。整整一代人啊，都被耽误了。

考试的结果在自己的预料之中，数学是“0”分。记得走出考场的时候，我听见一位知青朋友在说，我们一点也不懂的。什么有理数无理数，从来没有学过。另一位知青说，你就是胆小。我就写上去。什么是有理数？无产阶级镇压敌人有理！什么是无理数？地主剥削农民无理！在一片哄堂大笑声中，我无奈地摇摇头。我们就是这样的水平啊，还如此理直气壮！

我后来继续复习，又参加了1978年的第二次高考。记得还有英语考试。但是不记总分。也就是说，你可以不考。许多同去的知青都不去考了。我突发奇想，既然来了，我就去看看总可以的。于是我就进了考场。咱英语不懂，英文翻译中文不做。中文译成英文，我就在上面写上汉语拼音。至少没有交白卷。居然我的英文成绩为5分。好不容易在数学上混到了几分，总算被云南的一所大学录取了。这时，云南知青大返城开始了，我就放弃了读书的机会回到了上海。以后在上海工作时，考上了上海电视大学中文专业。这一辈子总算读了大学。

根子还在于从66年开始到77年的“瞎折腾”。这样一折腾，把我们一代人折腾得成为今天社会的“弱势群体”。就凭这一点，能不为邓小平的1977年恢复高考的正确决定叫好吗、能不为今天的中国走向新的振兴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吗！

今天，高考1977不仅仅是一个回忆。失去了对于知识的崇敬，无知便会横行，人才就会被耽误！教育是民族的生命，选择知识就是选择了民族的崛起！恢复高考是恢复对知识的尊重、对于个人选择的尊重！高考是很重要的，但是它知识人生旅途中无数考试中的一场！

上山下乡那年，学校里专门组织了一次报告会。请来了一位穿着军装的军人来做报告的，讲的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事情。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是一面保卫边疆，一面种植橡胶的，而且每个月还有28元的工资。这些条件对于我们是有多大的吸引力啊。在那个时候，军人是意味着什么呢？你想，我们在“文革”中能够有一顶军帽、一套军装是多么神气的事情。连伟大领袖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也是一身军装的。军人成为我们这代人最羡慕和向往的。

在卡车上颠簸了五天终于到了大勐龙。很快就将我们分到各个连队。迎接我们的不是军人，而是穿着“奇装异服”的农场工人。我们所在的分场，听老工人介绍原来叫前哨农场。现在改为一师二团五营。原来的生产队按照部队的序列改为1连、2连、3连……。人还是这些人，只是每个连队派来了一个或两个真正穿军装的军人，担任连队的连长或指导员。

军装是没有的，种橡胶是真的，失望之余只能接受现实认命了。

一身臭汗来到了连队，一路上有十来天没有洗澡。等到大家都整理得差不多了，指导员带着我们去洗澡了。顺着连队伙房旁边的一条小道下去，我们来到了一条小溪边上。指导员用手一指说，就在这里洗澡！不要再往前面去，转弯过去是女人洗澡的地方。我们大眼瞪小眼地相互看着：这就是洗澡的地方？四周靠杂草和小树遮掩着，小溪里散落的石头被长年累月的水流冲洗的光滑顺溜，溪水缓缓地流淌着，永远不会停息。抬头望去，蓝蓝的天上飘着白云，风景还是不错的。顺着小溪流淌的下游处隐隐约约传来女人们嘻嘻哈哈的声音，时不时还夹杂着打情骂俏的话语……

我们一个个脱得精精光，走下小溪。水有点凉，在自己身上泼洒几下很快就适应了。哇，十几天的疲劳似乎在这一刻都会消除了。大家一边洗着一边开着玩笑，互相还用脸盆打起水泼洒着。据说这个地方的泼水节就是这样的。几个调皮的人还故意在水里小便，一边还说给下游的女人们尝尝。一位老工人还说，这叫“童子尿”。我们高兴的一起吼叫起来。忽然，草丛里传来一阵阵响声。这响声中还夹杂着气喘喘嘘嘘的声音。我们都好奇地朝四处张望。不一会儿，从草丛里钻出一头大水牛，把我们吓得连呼带叫地跑上岸边。大水牛似乎一点也不在乎我们的存在，跑到小溪里就地打了个滚，一副美滋滋的样子。他抖了抖身上的溪水，扑腾一下拉了一大堆屎在水里。水牛晃动着尾巴朝着天空叫了一声就走了，小溪的水顿时成了黄泥水。

目睹着此情此景，我们连忙在往上游跑几步，赶紧洗干净后离开。远处传来了一些女人们的骂声：“哪个缺德鬼，把水搞得这样脏呀！”“是哪个背尸鬼干的？老娘要来揪你的鸡···巴啦！”

谁干的，牛！

在小河沟里洗完澡后，大家都穿着线裤在连队里走来走去的。没有想到指导员看见了，下令不许我们穿这种裤子。天哪，这是运动裤呀。指导员的理论是：什么样子，一个鸡····巴在里面晃来晃去的，丢人现眼！

中午，食堂都不开饭了，要吃忆苦饭。用那种芭蕉叶伴着包谷做了一顿忆苦饭。大家强忍着吃下这个忆苦饭。然后全连集中，请老工人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

做忆苦报告的是我们连队种菜的湖南籍的老工人老赖。他那口难懂的湖南话说了半天，我们也没有听明白多少。但是你认认真真地听，大致能够知道他讲的意思。他先是说现在的生活是毛主席老人家给的，有吃有住，过节的时候还有肉吃。不像以前，闹灾荒的时候，好多人都饿死了。大家只有靠吃树皮活了下来了。没办法活下去了，大家就开始逃荒。抱着孩子、挑着担子朝云南跑，最后来到了这里。最后他还特别强调，云南西双版纳好，水稻一年能够种三季，土地肥的很等等。

我们听着听着都一脸茫然。说什么呢？这不是在说三年自然灾害吗？这可是解放以后的事情呀，怎么也是忆苦思甜呢。我看着坐在前面的指导员，他一脸严肃地坐着。估计他也没有听明白，因为他是云南人。或者还有一种解释，他听明白了，可无法解释。因为这个报告是他组织的，怎么说呢？

第二天我们又去问老赖，他居然振振有词地说，我说的是事实嘛。我们从湖南跑到这里就是这样来的。我们说，那时是新社会了，是毛主席领导了。你这样说不是在污蔑毛···主····席吗？老赖说，我搞不懂什么新社会旧社会的，我就是感到现在有饭吃就是新社会。他还骂我们，你们这些从大上海来的学生娃子懂个球，就知道耍嘴皮子！

我们去上山下乡的时候，女同学都带了痰盂罐的。有矮脚的一种，家里条件好一些的带了高脚的那一种。都是搪瓷做的，有的是一片白色的，更多的是印有各种花纹的。如果放在一起真的很好看的，就像开了一家百货商店了。这是我们女孩子的必备用品。

刚到连队的时候，女同学在屋子里用痰盂罐解手后，端着痰盂罐到厕所里去倒了。走回宿舍的路上，被我们连队的一个女副指导员看见了。她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东西？女同学说，我去倒痰盂呀？

什么痰盂？

小便用的呀！

这怎么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他们的对话引来了连长和指导员。他们见此也很奇怪，感到这样制作精巧的东西怎么是用来大小便的。我们大家连忙不停地向他们进行解释，但是没用。连长下令：不许用！还说，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那能够还用资产阶级一套生活方式呢！上个厕所也这样难吗？统统用连队统一的厕所！

连队里的公用厕所是什么呀，一个长方形的大坑上架着一条条木板，人要蹲在上面用。下面是肮脏的大粪，无数苍蝇在四处飞舞。男的和女的之间仅仅用竹篾笆隔了隔，说句难听一点的话，你上厕所打个屁都听得见。一开始每次进去都要捂着鼻子，还生怕踩不稳木板条掉下去。有时你在上厕所的时候，那些种菜的人在厕所的后面挑大粪。最可气的是那个种菜的老头，专门在女厕所后面干活，还时不时地说上一些难以听懂的下流话。有时看见我们在用厕所，他还故意将石块扔进粪池里。你一声尖叫，会引来他们那种淫秽的傻笑。

痰盂罐是不能够用了。到了八月建军节的时候，连队里搞大会餐。那时都是大家围在一起蹲在地上吃饭的。菜一下子多了，脸盆不够用了，有的人就将痰盂罐拿出来用。恶心不恶心啊，但是你只要想到已经三个月没有吃肉了，况且这些都是搪瓷做的，又没有用过，怕啥！我们照吃不误！

1970年4月24日，18岁的我第一次离开了我的家乡，到云南建设兵团去上山下乡。我们离开上海的日子是值得纪念的，那一天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了。车厢里有广播中不断播放着人造卫星在天上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声，还有伴随着我们这些十七八岁青年人第一次离家时的断断续续哭泣声。

列车时行时停，三天的路程走了四天。记得列车停靠在贵阳车站时，我们纷纷下车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忽然，一群衣着破烂的孩子向我们蜂拥而来。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群头发很长、满脸污垢、衣服破烂不堪的孩子们。他们把一双双手伸向我们，脸上乞讨的目光注视着我们。

我们一下子惊呆了。从小我们就知道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受苦受难；“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眼前的情景一下子在无情地撕碎我们原有美好的梦想。

我们纷纷跑到车厢，把从上海带来的饼干、水果糖取出来，跑下车去给这些孩子们。看着他们狼吞虎咽地把我们给的零食吃掉的时候，许多同学都哭了。

列车启动了。第一次远离家门，第一次看见如此情景，望着车窗外的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车厢里一片寂静。

护送我们去云南的老师来了，他淡淡地说了一句，这就是真实的世界，书本上是没有的！

4月28日我们终于到了昆明，被一辆辆大卡车送到了云南大学的大礼堂里安顿休息。那时，大学里没有上课，校园里显得冷冷清清的。我们一千多名知青的到了给这所位于美丽的翠湖边的校园增添了一份喧闹。我们在这里休整两天，结果出事了。

事情的起因是我们几位同学上街买香烟，与营业员吵了起来，最后发展到打了起来。一位知青把水果刀捅向一位路人。马上，大批佩戴袖章、头戴藤帽、手持铁棍的人把我们的临时宿营地包围起来。

我们被团团包围在学校的操场中。好几个同学被铁棍打了几下。女生们吓得哭了起来。就在僵持时，带队的老师来了。他张开双臂，从瘦瘦的身躯里发出吼声：都不许动！这是来云南上山下乡的学生！

老师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是带队的，有啥事请对我讲。都是爹妈生的，何必这样兴师动众。就是几个孩子的事，怪我没有教育好。行了吧，我会处理的。我跟你们去！散了吧。

公安来了，省里知青办的人来了。戴藤帽持铁棍工人们散了。

晚上，老师回来了，笑着对我们说，你们啊，真不懂事。碰到事情一个个成了孬种。

那天，带队老师就好像我们的“守护神”，就像父母一般在呵护我们。

火车换成了汽车，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要走五天才能到达农场。一路的颠簸，每到一处我们都被安排住进了临时旅店。有的是学校的礼堂，有的是久未住人的旅店。

在一个叫通关的小县城接待站的大通铺里，一天颠簸下来以后，凭着青年人旺盛的精力，打扑克的、下棋的、吹牛聊天的、哭哭啼啼的，在大通铺里应有尽有。我闲得无聊，就把带来的一本契可夫的小说集拿出来看了起来。当我看得很入神的时候，忽然有人把我的书抽走了。我抬头一看，是带队的老师。他叫我出去一趟。

在一棵大树下，老师骂我：“你就是不懂事。这书能这样看吗。哪里来的？”

“家里带来的。”

“封、资、修的书都要批判的。你懂不懂？”

“我是带着批判的眼光看的。”

“批判的眼光？就你这点文化还批判的眼光。”老师说：“好了，快收好。就是喜欢看，不要在这样的场合下看。少给自己找麻烦。”

我点点头，接过书。

老师说：“多读点书不错的。可是，现在不行。到了兵团以后，小心点。我看你爱看书，在火车上就想说你了。注意一点。”

在思茅（今天已经改名为普洱市），有三位知青找不到了。听同车的知青说，在墨江的时候就没有上车。这下急坏了带队的老师。联系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得知这三位知青已经搭乘路过的卡车往思茅赶来。带队老师决定，留下我和他一起在思茅等他们，大部队继续向西双版纳前进。

一直到晚上十点，这三位老兄才赶到思茅。老师也没有过多责备。安排好住宿后，老师又去联系明天的车辆。结果我们比大部队晚了一天到达连队。

等到我们都安顿下来以后，护送的老师要返回上海去了。我们留下了，不知未来是怎么回事情。傍晚，在连队的大青树下，护送我们的老师与我一起散步聊天。

他说，孩子，路还很长呢，要小心。可能你们现在还不懂，等你们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你就会明白的。许多事要心里多想想，但不要轻易说出来。我在前两年挨过批斗，在学校里你们是革命的动力，现在，你们是去接受再教育。不同啊。我何尝不想在教室里传授知识。这辈子没想到会干起护送学生送到农村的事。唉！我看你啊，到了这里还是要好好学一点东西，不要荒废了自己。

我一直低着头，默默地听着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师的话。望着老师渐渐走远的身影，我才想起只知道他叫张老师，但不知他是哪个学校的，上海住在哪里？

上山下乡一开始的这段经历，一直记在我的脑海里。我记住了这位老师。

1970年4月24日，我第一次出远门，去云南西双版纳上山下乡。走走停停的火车开了四天。许多第一次依旧记忆犹新。

上海北站，火车一声长笛标志着我们这些人新的人生道路的开始。列车还没有开出上海，我们男生车厢里很快就热闹起来了。刚才还是哭哭啼啼的我们，此刻有的打开旅行袋找东西吃，有的围拢起来打扑克玩“争上游”，有的看看书。我坐在门口，旁边是列车员的小房间，对面就是女生的车厢。列车员是一位比我们年纪大不了多少的人。交谈后才知道他是66届的初中毕业生，姓李，才刚刚分配到这里工作。分配的时候是算分配到了工矿的。他那时还有一项任务，就是不允许男生同学跑到女生车厢去。因为我的位子就在他的门口，我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了。

小李告诉我，云南这条线他已经跑了一年了。最近送了两趟知青去云南军垦，每次心情都不好。看见我们大家哭的情景，他自然想起了自己的弟弟，去了黑龙江兵团。他说，你们69届和68届最“触霉头”（上海话：倒霉的意思），统统上山下乡。68届还稍微好一些，有当兵的机会。你们什么都没有，“一锅端”。

一路上，我们只要有时间就聊聊天南地北的事情，包括自己在上海住在哪里的，家里有多少人上山下乡啊（因为这是那个时候的主题话题），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呀。记得等我们到了广西的时候，车厢里有两个同学为了一件小事打起来了。小李得知后立刻跑过去劝解。没想到双方都不买账，居然一起对小李骂开了。小李开始不理睬。他们说着说着动手打小李了。真的没有想到，小李还有一手的。只见他迎着打过来的拳头，向下一蹲，随后一扬手将两个人打倒在地。整个车厢里的人在这一瞬间都惊呆了。小李理都没有理这两位打架者，好像没事情一般回到自己的休息室里。两位打架者从地上爬起来以后，满脸通红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了。车厢里安静下来了。

我连忙跑到他的小屋里关切地问他有没有事情。他微微一笑说，小事一桩！我问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本事？他笑笑说，“文革”前他是少体校里武术队的。原来如此！那天，我最感动的是小李对我说，算了，我能够理解的。上山下乡了，心里火气都很大，不开心呀。过一会儿我会过去对他们赔不是的，让他们消消气。大家都是上海人嘛。

列车将要到达贵阳的时候，小李让我乘列车停靠半个小时的机会下车去走走。两天下来了，我们许多人的脚都肿的。那时我想，贵阳是贵州省的省会，应该与我们上海差不多吧。大城市嘛！

列车停靠在贵阳车站，眼前的一幕令我目瞪口呆：一大帮子孩子蜂拥到我们的列车旁，人人伸出手向我们乞讨着。有的孩子没有穿鞋，浑身上下就是只有一条短裤衩；甚至还有的女孩已经开始发育了，连上衣也没有。个个脸上灰黄，头发长长的几乎分不出男女。一眼望去简直就是一大群没有爹妈的流浪孩子。我们所有的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你别看我们这些男生平时嘴巴都很老，互相不买账的。但是这时都好像不会说话了，个个张大嘴巴注视着眼前的这些孩子。就在我们惊奇的一刹那，又围拢上一大群女人。有怀抱孩子的，有步履艰难的老人，还有拉着三四个孩子的中年妇女。她们几乎是一个动作：向我们这些知青伸出手！

小李见状，立即从自己的小房间里拿出一袋饼干走下车去。他对着围拢来的人群，不慌不忙地递上一块块饼干。我们看见后都纷纷从自己的行李里寻找可以吃的东西给他们。任何一样可以吃的东西只要一到脏兮兮的手里，马上就被塞进嘴里。好像这些人已经有许多时候没有吃东西了。那些没有得到食物的人一边不停地乞讨，一边用羡慕的眼光注视着周围的同伴。我记得挤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小男孩，满脸的污垢，一双小手上都是开裂的口子。他光着脚，使劲地向我伸着手。车厢太高了，等我把几块饼干递给他的时候，被旁边一个大男孩一把抢过去塞进嘴里了。我立刻将上半个身子都探出车窗，在接近他的小手的时候才放开手。好，他终于吃到了。我们一些同学无法接近车窗口，他们就将手中的食物从人群的缝隙里抛向外面。这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乞讨的人群发疯一般争夺着这些食物……

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我不想再说下去了，这难道就是我们的祖国吗？

我们的列车从贵阳车站再次启动的时候，许多人都哭了。

小李说，我来来回回看得多了。兄弟，这些地方穷啊！

这一刻对于我们这些刚从学校里走向社会的学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直到今天我们有时聚会的时候也会说起这些。

经过三天的旅程，我们到昆明了，还要换乘长途汽车到西双版纳去。告别的时候，小李对我说，只要我还在跑这条线，两年后一定乘我这趟车，我们再好好聊聊。小李还将上海家里的地址写给我，让我到了以后给他去信。他还特意跑到被他“教育”过的两位知青那里道个别。不打不相识，这时他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再见！”小李说：“你们还要继续，我可以回上海去了。唉，看着你们这样去上山下乡，心里很不好受啊。”

我的眼圈红了，他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