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草原插队往事

一九六八年八月，我们从北京插队落户到内蒙古苏尼特左旗，我和几个同学被分到阿日宝力格牧场一队（柴达木队）第七畜群组。畜群组位于乌呼林高勒（牛河）的西岸，是从牧场去二队（乌兰淖尔队）的必经之路。我们五个同学住在一个蒙古包里，另一个蒙古包里住着我们队的贫协主席——萨德包一家。

萨德包约四十五六的年纪，老伴与其年龄相仿名叫乌云，他们有一个儿子叫包勒德巴特尔，十三四岁。在他们家里还住着一个名叫成万杨的羊倌儿，是个汉族人。听说他是五十年代，从河北康保县随盲流过来的。

成万杨有一米七五的个子，不到四十岁的年纪。国字脸，浓眉大眼，嘴有点大，身体十分强壮 。是个十足的文盲，看上去憨憨的。他除了每天放羊外，还经常帮助畜群组做一些其他琐事。为人老实忠厚，干活勤恳，饭量也很大。

我们的浩特（畜群组）有一群羊一群牛，马群也隔三差五的来我们组饮水。那时候我们刚到牧区，别的活儿不会，看到有牛群、羊群或是马群回来，就赶快到水井边去帮助老乡给牲畜饮水。

我们组的水井又大又深，井沿上架着一台水车，水车上插着一根两米长的，碗口粗细的木棍。我经常抓着木棍沿着井台推转，井水从水车筒里被吸出来，流进了水槽。

哗啦哗啦的流水声，引来牲畜争先恐后地跑到槽边，尽情畅饮甘甜清凉的井水 。但如果是马群来了，不管你推得有多快，水槽里的水却总是供不应求。马是牲畜里喝水最快的 ，每逢这个时候，只要是成万杨在家，总会跑过来帮助我一起推水车。

在没事做的时候，我就跟着成万杨背着阿篓子，出去拣拾一些牛粪、干草根，用来烧火做饭。

十一月份，我和另一名知青被分配到十二组。那是一个新建的畜群组，有一家蒙古族老乡。男主人叫浩尔佬，他家人口多，两个大人四个小孩，承包了一群羊。冬营盘上除了一口井以外什么都没有。

月底的一天，成万杨来到我们组，住在一个四面透风的奟壳里。他告诉我，是队里派他来帮我们栽浩落（用柳条栽扎成很密的围墙，给牲畜冬天挡风用的。），问我愿不愿意同他一起干，我想了想便答应了。（虽然我们知青当年是供给制，但只要干活同样给记工分。）

初冬的季节，天气很冷。这是我在牧区过的第一个冬天，身体还不适应。而我，又是平生第一次进柳条坑割柳条。进了柳条坑，三转两转我就迷失了方向，我大声地喊着：“成哥，成哥——。” 他听到后快步的向我跑来，以为我出了什么危险。我尴尬的向他说自己第一次进柳条坑，怕遇到狼等等。

他笑着对我说，别怕，里面除了有野兔经常出没，其他的动物很少。你如果害怕就跟着我，我割到哪儿你跟到哪儿，慢慢就习惯了。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安定了下来，但还是忐忑不安，几乎一步不落地跟在他左右。这样干了两三天，我也就适应了，进了柳条坑我也开始到处乱钻，看到哪儿的柳条好就往哪儿钻，再也没有了畏惧感。

我们割了七八天柳条，打成捆。用牛车拉回浩特，就开始栽浩落的工作。

我们先是在羊群晚上卧盘 的附近，用铁锹挖一条深约四十公分的扇面弧形沟 ，将柳条栽进去，栽的时候还要用一些柳条横夹在中间，把柳条向左右别住。最后围墙的两边再用两条柳条把儿扎捆好，用柳条拧劈后的筋，做扎捆柳条把的绳。这样既结实又美观。

羊圈的浩落栽完了，还剩下一些柳条。成万杨说，你们刚来，第一年在这里过冬不习惯，栽个围墙蒙古包里会暖和很多。于是又在我们住的蒙古包后面，用了半天多的时间，将围墙栽好。外面冷风嗖嗖，但蒙古包里的确感到暖和多了。

有一天，太阳都老高了，成万杨也没来找我。往常这个时候，他早就过来叫我和他走了。开始我觉得这两天他可能是累了，想让他多睡会儿，也就没惊动他。快十点了成万杨还没来，我担心他出了什么意外，就赶快跑到他住的奟壳察看。

奟壳里四面透风，成万杨躺在只铺了一块条毡的地上，没脱衣服，蜷缩在那里，浑身在发抖。见到我进来只睁了睁眼。我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头，啊！好烫呀！他在发烧。

我环顾了一下这个四面透风的奟壳，地上支着一个烧火的铁三脚架，上边放了一口锅，锅里有一个半生的没啃完的羊头，早已冻得邦邦硬了，一只碗里还有冻着的半碗冰坨茶水。

我急忙把他扶起，架着他回到我们的蒙古包（和我同住的知青去二队找其他知青玩去了，不在）。安排他躺下，给他找了两片从北京带来的解热止痛片（阿司匹林），喂他服下盖好被子。他迷迷糊糊的睡了。趁他睡着我给他做了一碗羊肉面条儿，叫他起来吃。他却怎么也不肯吃，我急了，嗔怪地说，你要不吃回你奟壳去，我不管了。他见我真的急了只好把面条儿吃了，盖好被子又睡了一大觉，发了一身汗。

到了晚上，他终于退了烧，精神也好了很多。他坚持要回奟壳去住，又被我拦下了。我说这两天包里只有我一个人，你先住下吧。 就这样我们在一起住了好几天。他的话逐渐多了起来，并向我讲了他的身世。

他出生在一个贫农的家庭家里姓杨，父亲给他起名叫杨万成。因家里很穷孩子又多，爹妈把他送给了一个姓成的地主家，指望能吃口饱饭。于是改名叫成万杨。

地主家对他并不好，嫌他吃得多还经常打他。他受尽了折磨十几岁时，他终于跑了出来到处给人家做短工，一直到前几年才在这里稳定下来。用他的话讲，现在的日子好极了……

好景不长。一九六九年的一月，极“左”的年代。牧场专案组来了外调通知，说成万杨出身地主，边疆地区不能容留这样的危险人员居住，要将他潜返回原籍。消息传来我们都感到震惊，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情屡见不鲜。成万杨找到我要求我去送他也算是监管吧，我不忍心驳他的面子就答应了。

从十二组到牧场将近六十多里路，没有骑乘没有牛车。我们一路走一路聊。这个老实憨厚的汉子，此时的话比平时也多了，说到激动的时候眼里还淌着泪水。他告诉我，离开家乡已经有二十年了这还是第一次回去，也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我说，这二十年内地的变化可大了，火车、汽车、电灯、电话和柏油路等等什么都有。他听后问我什么是火车汽车，什么是电灯电话，我向他一一作了解答。

半路上，他嗫嚅地对我说，几年来有人向他借过钱物，欺负他无依，总也不还他。这次被遣送原籍，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小董你是好心人，能不能帮我一下，去向他们要回欠我的钱和东西。

我同意了。这一路上跟着他，转了三户人家，说明了来意讨回了欠款。至于所欠物品，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上折成了现钱。

账清了，成万杨非常高兴地说：“小董，要不是你帮忙，这事办不成。”

我说：“不会的，人到这时候都应该有同情心。”

他说：“你是不知道，这些账我要了好几年了，一直都没有要回来过。”

我劝他，过去的就算了。想开些，过好以后的日子吧。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牧场，我把他送到了专案组。

我饿了一天，去食堂吃饭时见到五六个知青同学。有一队的也有二队的，都在食堂吃饭。经过询问才知道他们是准备回北京过春节的。我突然间动了心，想同他们一起走，可是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怎么办? 有一个年龄较大的同学说，你想回家就先借点，等回来再还嘛。

找谁借呢？后天就发班车去旗里，回大队已经来不及了。我一下想到了成万杨。

我找到成万杨，向他说了我想回家过春节的打算。他问我需要多少钱，我说只借五十元，他一口就答应了。我把这里的地址写给他，告诉他一定收好。并说等你到了老家安顿下来以后，找人给我写封信，把你的地址告诉我,我一定把钱给你寄去。请你相信我。

成万杨显得很激动，当即从口袋里掏出钱塞到我手里说：“小董，你别这样说。咱们在一起虽说时间不长我信你的人品，这五十块钱就算是哥哥给你的也不为过。”

我拿到钱后，还是把写好的地址硬塞给了他。与他匆匆道别后，借了个骆驼连夜回到了畜群组。

我在蒙古包里烧了一锅热水，洗了澡，又拿了点羊肉就立即返回了牧场。过了一天，我们一行七个同学一起踏上了回北京的路程……

一九六九年的六、七月份，一封署名杨万成的信件从康保寄给了我。信中的大意是：我回到原籍，大队给我重新做了工作安排，对我很照顾。我也恢复了原来的名字。现在我每天都参加农业生产，日子过得还好，请小董放心等等。信中只字没提还钱的事。

过了两天我去牧场买粮食，办完要办的事后，去邮局把那五十元钱，按照他来信的地址寄了出去。后来他收到钱后给我回了信。我把汇款凭证连同来信，一并放在信封里保存起来备查。

一九七零年的年末，军宣队的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军人、一个牧民、还有两个知青）半夜闯进我住的地方。说是检查，翻看了我的箱子后，从我的褥子下面找到了我和杨万成的来往信件。说我和地主分子经常有通信来往界限不清。并说，你自己的出身都不好，是不是立场有问题等等。我极力解释借钱还钱的经过，他们反说我同坏人还有经济往来，这样就更说不清楚了。我很气愤地反驳他们：“借别人的钱难道不应该还吗？”他们不置可否。一起来的那两个同学，一个一直回避着我的眼睛，默不作声。另一个则振振有词地“好心”奉劝我要识相，端正态度，改造世界观接受教育，正视事实。否则谁也帮不了我……

这几个人翻过来掉过去地看着那几张“事实”。最后还给了我，不再说什么，走了。

这就是成万杨和杨万成的故事，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一段真实的遭遇。没有感人的情节，写出来只是说明有那么一段历史。而在我的记忆中，则是一段永远抹不去的痛。不知现在的年轻人，相信与否？！

几十年过去了，那个憨实的汉子，成万杨—杨万成。你还在吗？

记得是七十年代初期的初夏时节，牧场组织一队（柴达木队）和二队（乌兰淖队）的基干民兵拉练。说是拉练，实际上是到恩格尔河灌区去修理水渠。参加修渠的人员分成几批，每批为期一个月。不知为什么，我竟也成了其中的一员，被安排在第一批。这让我感到十分“荣幸”。

第一天上午去场部集合,报到后就自由活动了。中午过后，几个年青人在一起无事可做，有人提议到院子里摔跤。大家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一听到“摔跤”二字，个个磨拳擦掌，组成几对进行角逐。获胜的一方再同另一方获胜者继续厮杀，直至最后胜出。

第一轮我顺利过关，第二轮我同二队的小敖其尔组对。这个家伙比我大三岁，长得白白净净的，嘴里镶着两颗金牙，个子跟我差不多，一身腱子肉至少多出我二十斤，但论力气我比他差不到哪儿去。我们相互抓住对方，左闪右挪，抱腰别腿，抓小袖搂脖子，相持了十几分钟，累得气喘嘘嘘，上气不接下气，谁也没把谁摔倒。但谁都不服输，非要争个高低。

经过短暂的休息，我们又开始了第二轮的较量。一顿踢拽过后，我趁他有些松懈，猛然别腿扭腰，一下子把他摔了出去，与此同时我也重重的摔倒在地上。左肋下一阵剧烈的疼痛，半天没爬起来。

一旁呐喊助威的人见我呲牙咧嘴，赶紧跑上来将我扶起，问我感觉如何，是否受了伤。我说左边肋下疼得厉害。于是众人把我搀扶到鼠防队的办公室，那里有旗医院下来支牧的医疗工作队。

经检查后医生对我说，我的肋骨骨折了。立即用纱布胶带为我做了简单固定。并嘱咐我尽量卧床休息，至少半个月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否则会影响断骨的愈合。

听了医生的话，我赶紧去找牧场领导请假，因为第二天就要拉练出发了。

到了场长满仓家，将具体情况向他说明了。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很干脆地说：“不行！如果大家都像你一样，有这困难那困难就都甭去了，任务由谁来完成?”

我还想再说些什么，他一摆手：“请假也行，让医生直接找我来。”一下子把我堵了回去，一点儿也没有通融的余地。

我真是好话说了千千万，可那个家伙一点儿慈悲心也没有。在那个年代，真是没地方说理去！我耷拉着脑袋，又悲又愤，闷声不响地回到住地。

那一晚我失眠了，不光是骨折的疼痛，心里更是……

第二天，我们吃过早饭，打起背包。一行三十多人，排着整齐的队伍，从牧场徒步出发，朝着七、八十里地以外的恩格尔河行进。一路上跨沟越坎，翻沙丘淌水塘，深一脚浅一脚。身上背着沉重的行李，肋下骨折的地方时尔叠起，时尔对合。每动一下钻心裂肺的疼痛，脸不由自主的抽搐着，豆大的汗珠直个劲儿的往下掉……

走着，走着……

我紧咬牙关强忍眼泪……

坚持，坚持……

天快黑的时候，我们终于到达了恩格尔河灌区。那里早已为我们搭起了两顶大蒙古包。分为男女生宿舍。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身心疲惫，浑身像散了架一样。

开晚饭了，我一点儿食欲也没有勉强吃了口饭，打开行李躺下休息。说实在的，那天夜里左肋下剧烈地疼痛，我不知是如何熬到天亮的，心里流淌着不知是泪水还是血水，只觉得夜是那样的漫长……

天亮了，又一天的艰熬即将开始。修渠的工作是简单劳动但强度很大，女生挖土装筐，男生两人一组抬土垫渠和砸夯。我忍着骨折的痛苦，硬着头皮抬土筐。以前的习惯是用右肩挑担，哪个肩负重哪个肩膀高。相对那边的肋骨就要受到挤压。因此每走一步，左边肋骨骨折部位就更加疼痛。

为减轻疼痛和对骨折处的伤害，我改用左肩抬筐。在抬筐上渠堤时，前面抬筐人要弯点腰，后面抬筐人才能使得上劲儿。但重心都在后面，后面的人要比前面的担得重。为了不弯腰，为了减轻骨折的伤痛，我宁可选择在后面多受点累……

就这样一个星期熬过去了，不言败的倔强心理支撑着我，我依然咬牙坚持着。

恩格尔河水利队里，有一个姓高的年轻技术员，乌盟人。年龄同我们相仿。每天来监理我们修渠的施工质量，并且教给我们如何垫土，怎样打夯，渠底尺寸要多大，渠要修多高， 渠顶要留多宽，横截面是什么形状，水渠坡度是多少等等。由于我听的仔细理解得快，得到了他的赞誉。当他得知我肋骨骨折后，便委托我临时代替他做质量监理。只要是他不在的时候，一切把关的工作就由我负责。从此我的劳动强度减轻了许多，对我骨伤的恢复帮助很大。为此我一直在心中默默地，由衷地感激他。

骨伤一天天愈合了，但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休养，还是长成了畸形。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遇到阴天下雨，或做一些重点儿的体力劳动，受过伤的地方都会感到隐隐的作痛 ，并伴有力不可支撑的感觉。

在修渠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渠水对内堤的冲刷力度是很大的。尤其是水渠附近的土质含沙量较大，水的流速也很大水渠很容易被冲垮。回想起我们在建设三线粮站时，因地制宜的利用了草坯，省时、省力还牢固。水渠附近也有大量的碱草地，草和根都十分密集，若将大块的草坯垒进渠堤内侧，即可保证渠堤质量，防止水土流失，又可美化水渠。我把自己的想法同高技术员说了，他听了非常高兴。让我马上做个样板，让他看看。

第二天，我们找来了一把打草用的钐刀，在草地上用细柳条枝标出了经纬线。一个人扶住钐刀，一个人抓住刀把，按照经纬线的标记，把碱草地先切成60公分长，40公分宽的长方块。再用方锹把草坯起出，铲下下面多余的沙土，一块完整的大草坯就出炉了。

我们选择了一小段水渠，把草坯放在渠的底端，朝着流水的那面纵向垒成一排，紧靠草坯的部分用土夯实，土层与草坯一样薄厚。第二层的草坯要压第一层的碴“错缝”，同样是纵向垒，还要缩进大约六七公分，呈台阶状，后面的土层同样要夯实。如此反复垒至渠顶。靠水一侧垒起的草坯，像楼梯层的台阶。最后用方锹，自上而下，把楼梯的“台阶”铲掉，靠渠水的一侧就完成了还很光滑。

高技术员仔细检查了水渠修建的试验，不觉拍手叫好。这个“革新”，不仅保证了工程的质量，还加快了修渠的进度。从那以后，高技术员对我的工作建议和工作方式非常信任，完全放手让我把关。还经常和我一起探讨其它一些可能遇到的问题。同时在与他的交往中，我也受益良多。后来，我们一直使用这种方法，修渠工作很顺利地进行着。

一个月的繁忙就这样过去了。我们超额完成了任务——划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为此我也感到很自豪。我们背起行囊又徒步走回牧场，拉练野营就这样结束了。

这是我插队十年之中的一小段经历，数十年过去了，在记忆里想抹都抹不掉。每次洗澡，换衣时触碰到那块畸形伤愈的肋骨，总会怔怔地抚摸一会儿。胸中闷闷的五味杂陈，说不上是怨恨还是伤感，或许更多的是思念。

我想应该是怀念吧。过去的苦痛、艰辛、磨难，都早已转化为回京后再创业的精神财富。同时，这些人生的积淀也造就了我人生中乐观向上的性格。

远去的记忆……

又： 二零一二年秋重返草原，在一个老乡家，我意外地遇到了当年和我一起摔跤的小敖其尔。老去的面孔，依然是那个白白净净的样子，咧着嘴露出嘴中的两颗金牙。他惊喜地伸出双臂搂住我的肩膀，一个劲儿的摇晃，嘴里念叨着：“其董家文蒙吧？”我连连地说：“蒙，蒙，其乌兰淖尔小敖其尔？”。他也兴奋地说：“蒙、蒙。”

我们互相认出了对方。寒暄着自那年分别后各自的生活、工作。提起了那年摔跤的事，他告诉我，听说我的肋骨被摔断，一直心中感到不安，总想道声对不起。很多年过去了，想想就后悔。我说，都过去四十年了，别去想它了。再说我们那时都年轻，在一起玩儿没有人是故意的。现在不是都挺好的吗！

短短的几句话，一下子拉近了我俩几十年岁月的距离。他拍拍我的肩膀舒了一口气，像是放下了多年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