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北大荒探亲记

申请探亲假

一九七四年冬天，营里组织了专业水利连，要各个连队抽调一个班去。这个所谓的“水利连”就是专门挖水渠的连队。我所在的班“不幸”被抽到，由我带一个班去所谓的“水利连”。水利连又不是一个正式的单位，所有的关系还都在原来连队，人住在帐篷里。每天上午七八点钟上工地，四点左右回来，水利连安排送一顿午饭。北大荒的冬天冰冻三尺，根本无法“挖”，只能是用镐头刨，用钢钎加大锤打。天寒地冻，功效极低，又冷得要命。苦不堪言！

好容易捱了一个多月，到了一九七五年的一月，我捱不过决定请探亲假回上海，过了这个最严寒的一月再说。向连队领导申请当年的探亲假，但也只是挂了个号，因人在“水利连”而不在连队，没有人管你。连长指导员天天给你拖呢，而我那件下乡时发的棉衣，此时已经破的不行了，也想趁探亲的机会让母亲再做一件。

谁知这时全国却掀起了什么“国民经济新跃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也眼看着要来了。上面突然控制了探亲假的人数，说是都探亲假走了，“国民经济新跃进”谁来搞？而偏偏有一些知青提出了什么“献出探亲假”，“把探亲假献给新跃进”之类的口号，更有人提出，今后不要探亲假，与“探亲假决裂”云云。什么时候都少不了投机分子！

果然，连队对“放行”的探亲假人数开始控制，上级给的名额也已经达到，就不再放行。我却还在水利连焦急地等呀等的毫无消息。正是越干越没劲，越干越不想干。工效低，连队只给你六个工分（我们18团早已学大寨将工资制改成工分制了，大约一个工分合一毛钱）。活重活累钱少都不要紧，但加上一个精神上的原因，那是实在受不了了，干不了了。我这时候比任何时候都想家，比任何时候都想离开这里，哪怕是暂时的离开。一月中旬，我豁出去停工几天，管他算什么工，“旷工就旷工！”我下乡几年来，破天荒第一次自己做主停几天工，扔下班里的那些人，卷起行李回到连队。在连里坐等，成天盯在指导员后面紧催，要他批准我的探亲假。我班里战士上海知青王招根见我回连队了，几天后也卷着行李回来了。我回到连队是个闲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管他，只是催领导快点放行，批准自己的探亲假。

当然，我是班长好歹大小也算个“干部”，虽然自说自话离开水利连回连队坐等领导批假，领导也没有把我咋地。连队领导在我催促下总算批准了一批人的探亲假，我也包括在内。但连队批了，并不有效，还必须营部批准才有效。我满怀高兴而苦涩的心情，拿着连队的批准件，到营部报批。我找到了那个管劳动工资的军务参谋杨春宪。我以为与他在上年初因“低工资调整小组”的事借调到营部几天，也算与他共过几天事，应该算是熟人，批假不应该难吧。我熟门熟路找到他的办公室。但他搭着“架子”，拿着“把”，摆着“谱”，说让我在他的办公室坐着等他办点事回来。结果他去了一趟商店买了点东西回来，紧接着又去了一趟医院看了病开了药。前后一个多小时后，回到了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嗯嗯”地问我。我仗着和他还有一面之交，春天我还和他一起工作过几天呢。所以他爽快地掏出笔来，要我拿出那个“请假报告表”，他好在上面签字。

因为有一批人，我都给了他。他接过来，数了数，口里念叨着“哈尔滨的、北京的、上海的”总共有十七八个。他打开了官腔：“那么多，那不行啊！现在国民经济新跃进，都走了怎么行？”

我央求他：“就这最后一批了，我也等了很长时间了。”

“就你一个，我给你批了，这么多，我也不能光批你一个。”他显出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停了停又说，“这样吧，你拿回去，让你们连队领导拿掉几个，我给你批。这么多不行。”他把那叠纸还给了我，插上了笔帽。

我再求也没用，只得回去如实汇报。可是拿掉谁呢？谁都是等了又等，只得又换了个人再拿去，还是不行，那人又原封不动拿了回来。如此好几回，杨春宪就是不批。最后只好由连队一把手指导员亲自出马了。但不知怎地他和杨春宪吵了起来，弄得不欢而散。自然杨春宪还是没有批。

这些要走的人整天盯着头头们催。党支部只得开会决定，不批也走，偷偷地走，假条以后化整为零慢慢地报批。

上帝保佑！我总算在1975年2月4日进行了突然决定的探亲假。那年的春节是2月11日。

逃难沈阳火车站

1975年2月3日下半夜，确切地说应该是2月4日的凌晨，我们一行十多人（有上海、哈尔滨、北京等地知青）坐着连队的小型车（那里管轮式拖拉机叫“小型车”）来到30里路以外团部客运站，准备赶早车奔福利屯火车站。如赶不上早班车就只有下午一趟车，这就又要耽误一天。王招根也来了，不知道是送谁人呢，还是自己也要走——我知道他的探亲假连队根本就没有批准，那一沓子假条里也没有他的。因为夏天，连队怀疑他有偷窃嫌疑，似乎已经就认定了是他，也扣了他的钱。但他不服气，不知写信到什么地方去申诉，说是这事没完。因此他请探亲假时，指导员说，你不是没完吗，等弄清了再走吧。

但是他带了一只旧的旅行袋，瘪瘪的，似乎也没有多少东西，同我们一起上了火车，好像连车票都没有买。

一般来说，我们从福利屯上车到上海，可以有几种走法：一种是从福利屯到哈尔滨换车，那里有一趟车直达上海，即三棵树到上海的58次直快。但这趟车特别挤，人特多，人称“强盗车”，而且从福利屯到哈尔滨这一段是慢车，晃荡晃荡要开十多个小时，站站停。火车时刻表显示，这一路大大小小车站一百来个，除了第一次探亲时因不知道如何换车才这样走过，以后基本没有这样换过车；第二种是慢车到佳木斯大约2个小时，然后从佳木斯换去天津的车，再在天津换去上海的车，这样虽然多换一次车，但由于都是直达快车，而且从天津到上海的车多，因此时间上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这么走过几次。当然有一次从天津上车后，车子挤得满满登登，一直没有座位，甚至连站的位置都极差，一昼夜基本没有动过，别说吃饭喝水撒尿；还有一种就是从佳木斯到沈阳再换去上海的车，也都是直达快车，时间上也是比较快的。也许是票子不好买，这次我们这一伙上海知青，买的是从福利屯到佳木斯再到沈阳的票，准备在沈阳换车回上海。因此2月5日早上大家已经到了沈阳车站，准备签票换车回上海。

一出车站大门，我们就见沈阳的马路上人非常多，而且都有一副异常的神情。大街上满地的水，照理东北这个地方冬天是不可能下雨的，下的雪这时候也化不了。人们三个一伙，五个一堆在议论着什么，还有人朝一处处建筑物瞅着，用手指点着什么。看样子仿佛沈阳刚刚发生了一件什么大事故似的。我们顺着人们的手指望去也没有发现什么。候车室里的人也异常的多，且似乎异常的恐慌，好像不是在候车而是在逃难，都想早点逃出沈阳似的。我们中别地的知青早就换车走了，剩下我们七八个上海知青。我们找到了去上海的95次列车的候车队伍。坐下候车，才听得周围的人们讲述事情的原委。原来这儿昨天（2月4日）刚刚发生了一次大地震。震中是海城营口一带，沈阳也在波及区。据说，在震前的头一天下了一场很大的雪，积起了尺把深，但很快又融化了。人们说这很反常，说明地下很热，这就是大家在街上看到的满地的水的原故。沈阳的一些房屋被震坏，震裂，有的烟囱震倒。据说余震并未停止，警报尚未解除。所以一些原来在沈阳出差的人得赶紧离开；一些原准备再转车去大连等地的人，也不去了，得赶紧离开沈阳；一些在外地有亲戚的、走得开的，也抓紧离开沈阳去避一避；一些路过沈阳的人更得赶紧离开。如此这些，候车室的人格外的多，人们都十分恐慌。我们这些异乡人本来是路过换乘去上海的车，要是知道地震，何不在天津换车回沪。在这儿转车，要是跑不出去，正好来这么一下，那才叫冤哩。因此大家也很着急，心里慌慌的，也像“逃难”似的，赶紧到签票处签最早的火车车次到上海，不管它有座无座。

站台上惊魂时刻

王招根虽然一路上都没有买票，却都能先进入车厢并能找到座位，而我有票却是无座。不知他是如何这样做的。我背着两个旅行袋在拥挤的人流中，踉踉跄跄跟着队伍。那时候候车，一到时间，车站工作人员，先把候车的旅客赶到广场，竖一块车次的牌子，候车旅客就对着牌子站成一溜队伍。时间一到，候车旅客跟着车站工作人员走。倒很像运动会运动员进场的架势。从车站广场到检票口检票进站。从检票口到月台有很长的一段路。在这段路上，我又累又乏，再加上有点紧张慌忙，人流又十分拥挤。进了检票口，队伍一下子不成形了，人们潮水般奔跑。

我随着人流，背着旅行袋也疾步快跑。在快到月台时，被拥挤的人流一撞，一个趔趄，我赶紧抓住月台柱子上的一个水管子。谁知这个水管子却是活动的，我一抓它，它一转，我便不由自主被拥挤的人流冲倒在地。顿时我的眼前只是无数忙乱的脚和腿。几个警察一看有人倒地，马上拦住拥来的人群。但哪里拦得住，连他们自己也被人群冲散。我想今番得死在人们的脚底了，脑中一片幻影。我大声呼喊，拼命挣扎，用手抵挡着踩上来的各式的鞋，总算勉强站起了身，身上也已经给踩了很多脚，所幸都没有踩在要害上，但旅行袋已经被踩上无数的脚，我“哎，哎”地喊着，好容易地拽起了它们，擦着不知是累的还是吓出的汗，喘着粗气，上了火车，找到了同伴。不用说，肯定是找不到座位了，我把旅行袋放上行李架，倚着椅背站着。

火车向南方疾驶，我在车上站着，有时和同伴们挤挤坐着，过了南京我才算有了座位。2月7日我如期回到上海，开始了我的探亲假……

据有关资料显示，那一年海城营口地震是该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由于发生在人口密集和工业发达地区，因而对地面设施和建筑物造成了严重破坏。但由于成功地进行了短临预报，有效地减少了人员伤亡。死亡仅328人，地震预报拯救了10万余人的生命，避免了数十亿元的经济损失，仅就这一点来说，这次预报可以说是地震科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当然也许这次预报掩盖了下一年的唐山地震，只是那一次地震损失惨重。——这是后话。

（方贤明，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18团4营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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