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航：难忘山村那盏灯、圩乡的水妹子

1972年冬天，一个多雪的冬天。

知青时代的刘晓航（右2）

我们一个大队原先30多位知青，在前几批招工中走的差不多了，只剩下我和邻队的大曹，小潘因家庭出身不好，成了没人要的“豆腐渣”。三个人没有回城过年，挤在我那间四处透风的茅屋里，吃了一顿“惨淡”的年饭。正月初六，就往青弋江上游大切岭引水工地赶，在那儿不仅工分高，而且是集体生活，自己不用烧三顿饭。

那天上午我们挑着铺盖，一袋米、一罐咸菜就上路，百十里路程，工程会战指挥部要求我们第一批民工必须在初七上午赶到，参加会战开工典礼。

傍晚从马头林场摆渡过江，经当地人指点，翻山抄小路走。不料，半途中竟迷了路，越走越远，天又飘起雪花来，一会儿我们的头发和上衣便淋湿了，天色渐黑，脚下是一条羊肠小道，四周没有人家，看不见一星灯火，一缕炊烟，我们又饥又乏，只得继续往前走。翻过一座山，眼前陡地闪现几点灯火，一阵犬吠，前面果然是一个村庄，我们欢呼起来。

这是一个只有1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山林寂静，随着犬吠，一户户人家打开门，惊悚地望着我们三个陌生人。一问才知，我们走错了方向，要朝西南拐才能上大道。

眼下首先要解决的是“肚子”问题，在这陌生的山村，该找谁？在当时广大知青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是知青来了，不论是否认识，都要招待一顿饭。但是这个僻远的小山村会有知青吗？于是不存希望地向村里人打听，他们说：“有，还剩一个，”我们放心了，立刻就有几个年轻人为我们引路去寻那位知青。

这是村后紧挨着牛栏的茅棚，没有土墙，仅以玉米秕糊泥搭成的“墙体”，几棵杉木撑起一个茅草屋顶，门也是毛竹编的。我轻轻地叩门，屋里传出一个女人警觉的声音：“谁？”，我大声说：“我们是迷了路的知青，”一阵沉默，接着几束微弱的灯光从墙缝隙透泄出来，挪动沉重物体的声音，门终于打开了，站着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比我们年长的女知青！

她手中举着一盏小马灯，她睡意惺忪，表情惊恐。在灯光下可见，她有一张秀气的脸蛋儿，一双乌黑的眸子流露着忧郁，她蓄着短发，体态丰满，棉袄外是一件湖蓝色的罩衫，这是一位气质高雅的女知青。

我们自报了家门，她也作了自我介绍，原来还是老乡，她姓黄，67届高中生，她的母校与我们学校相邻，陌生的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亲近感。她请我们进屋，让我们脱下淋湿的上衣，立即在土灶上为我们煮饭、烧水、烘衣衫。我打量这间简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茅屋，只有一床一柜一凳，床头放着一摞书，还有一本《外国民歌200首》。

灶膛吐出的火舌映红了她那张秀气的脸，兴许是我们的来临，她那双忧愁的眸子扑闪着一种“风雨故人来”的欣喜。一刻，大米饭的香味从灶上飘来，下饭的菜是一大碗蒸鸡蛋和一碗炒咸菜，这时一位大娘又送来一碗家制的霉豆腐。饥肠辘辘的我们，毫不客气狼吞虎咽起来，将饭菜吃得尽光，连锅底焦黄的锅巴也铲起来吃了。

她象一位慈爱的亲姐姐，看着我们狼吞虎咽，满意地笑了。接着，她又烧了一大锅烧水，让我们烫脚，走了一天的路，而且还要继续赶路，我们不知如何感激她才好，这是一种只能从母亲那儿能获得的温暖。

那位送菜的大娘在一旁抹着眼泪：“伢们造孽，饥一餐饱一顿，深更半夜还要赶路，叫爹娘怎么放心？”就着跳跃的灯火，我们叙述起各自的遭遇来，原来，这位大姐和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1968年冬，她和同班的三位女生被安置到这个偏僻的山村插队，前年两个招工回城，另一个因心脏病费了不少周折，办理病退回了城，只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她父亲是师范学院的教授，因为历史问题在文革中批斗受尽折磨，在“牛棚”里自杀了，她因为家庭问题，历次招工都没她的份，因为心情不好，没有回家过春节。除了白天出工，晚上就守着这茅棚，用那只沉重的旧木柜抵住门，一早一晚担惊受怕。

她凄楚地说：“一看到你们，我就想到远在广德插队的弟弟”，“看不到希望在哪儿，也许我要在这小山村呆一辈子。”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她告诉我们只有读书，才给她乐趣，使她眼前豁亮。她拿出从家里带来的一本本书：《红与黑》、《傲慢与偏见》、《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简直是一堆瑰宝，使我们的眼睛闪闪发亮。

她另一个乐趣便是唱歌，尤其是风格沉郁的俄罗斯民歌，在我们的央求下，她唱了《小路》：

她的歌声甜润而悲伤，柔弱处象风中的芦苇，舒展处象林中飘落的树叶，奔放处象阳光下流淌的江河水……

她柔美的歌声，高雅的气质与这简陋的茅棚、偏僻的山村极不和谐，我心中涌起一种社会弃儿般的屈辱和悲凉，为她的身世，为她没有爱情，没有欢乐的现状，和她和我们一样的命运。

我们还要继续赶路，必须在天明时赶到大切岭工地。我们向她告辞，她不容我们说感谢的话，“我们都是知青，这就够了！”

雪已停了，泥泞的山路一步一滑，她举着小马灯在前面引路，一直把我们送到分叉的路口。当我们挑起担子，向她挥手呼喊道：“再见了，大姐！”她竟放声大哭起来，小马灯在她手中颤悠悠地抖动，从不落泪的我们也掩面相泣。我们走了很远，回头一看那盏小马灯的灯光依旧微弱可见。

几十年过去，我心中难以忘怀这盏山村的小马灯。

素昧平生的大姐，现在你在哪儿呢？

我想你现一定有了理想的工作，幸福的家庭，可爱的孩子。

你还记得那个冬夜，在那寂静的小山村，我们这三个匆匆的“过客”？

1968年初冬，命运将我驱赶到皖南青弋江畔的南湾插队，这个地处圩乡的村庄,人多田少，农家土墙低檐的茅草屋一户挨着一户，整日里喧闹着鸡鸣犬吠。但人们的生活很穷，一个工仅值4角钱。

插队的第二天，生产队长根火就给我和陶海定了个6分工， 和妇女们一样。第三天他便让我们跟“半边天”们在一起锄麦草。于是大嫂大婶们干活时便有了鲜活的话茬。张大婶说：“城里伢，身子骨软，干活可不要拼命，”李二嫂说：“想不想家，爹妈牵挂你们哩”，我说：“只要大伙对我们好，就不想家。”方家媳妇说：“不想是假，让大嫂给你们说个媳妇，要得不？”“南湾的水甜，南湾的姑娘一个比一个标致”，有人插上一句，惹得那些15、16岁的小姑娘们嘻嘻地笑。张大婶嗔她们：“笑什么，城里伢斯文，也轮不到你们，你们都有婆家罗”，我们低头锄地不去理睬，只有陶海腆着脸说：“我等你们家姑娘长大了再说”。妇女们一阵哄笑：“死小陶，讲疯话。”

大伙说笑时，只有水妹子一言不发，她是队长根火的女儿，刚16岁，是家里的老大，尚未定婆家，根火任媒婆踏破门槛也不松口，要她帮衬家庭，她还有4个弟妹。水妹子皮肤黝黑， 鼻子眉毛长得都是地方，一双乌黑的眸子，象两颗熟透了的桑椹。她听我们说话，从不插嘴，她站的地方离我们很远，总让人感到她的身影很近，隐约觉得她的目光始终逗留在我们的周围。

水妹子家离我们知青点很近，每天出工前，在我们屋前总能听到一声悠长的吆喝：“出工罗”，那准是水妹子的嗓子。我们用的农具虽是新的，但并不好使，每当锄头楔子脱落，镰刀柄松动，水妹子就主动跑来，她一动手，三下两下就修好了，还挺好使。歇工时，水妹子也常来串门，有时是来借书。她高小毕业，很爱看“红岩”、“林海雪原”这类小说，有时送菜给我们；几棵白菜、半筐豆荚、或者是一碗咸菜。吃饭的时候，她端个饭碗串门，饭碗里的菜总是堆得高高的，象辣椒茄子、咸鱼虾米，用香油炒的，她毫不吝啬地将菜布给我们，因此我们总盼水妹子来。每年过完春节，回乡时，我们也不忘送点小礼品算是回报她，一块香皂、两节电池、几张样板戏的宣传画。

一个冬夜，我们在油灯下写信，以打发晚间的寂寞。水妹子和她妹妹来串门，她一边纳鞋底，一边瞅着我写信，好奇地问：“给谁写信？”我逗她说：“给对象呗”，她扑闪着大眼睛，头微微一晃，表示不信。我就读信给她听：“我们在这里一切都好，活虽苦，但饭还能吃饱......只是，这里洗澡不便，镇上又没开澡堂......，”她噗嗤一声笑了：“我说是写给爹妈的吧”，接着依旧在灯下纳鞋底。南湾的姑娘们都擅长女红，不仅会做鞋，她们缝的鞋垫，简直是工艺品。

一天，水妹子忽然来了说：“有澡洗了，你们快去吧，水都烧热了。”望着屋外的冰天雪地，我们将信将疑，她领我们走进一间小草屋，原来这是乡下的澡锅，灶口在屋外，柴禾在灶堂里噼啪炸响，屋内热气腾腾，俨然似一浴池。洗一回澡可不容易，要挑好几担水，烧几大捆柴，历来是生产队用公费办的“公益事业”。这几天，队里的劳动力都下湖挑圩去了，她和村里几位姐妹搬来自家几捆柴，几个枯树兜，为我们知青烧热了这口浴锅。我们要感谢她，水妹子却说：“水快凉了，我去添柴”。

三年后的春天，我和陶海终于招工上调了，队长根火和水妹子一直把我们送到江边小轮码头，当小轮船鸣笛离岸时，水妹子又递来一个蓝头巾扎的小包，里面盛着的全是煮熟的鸡蛋，还有两双她亲手挑绣的鞋垫，蓝色的鞋垫上还用红丝线绣着几朵梅花，被感动的我们只能隔着一江春水向她挥动手中的大草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