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延安的北京知青

“到边疆去 、到农村去 、到祖国最需要你的地方去！”慷慨激昂的旋律鼓舞着每一位70年代的青少年。1969年，先后有四批合计约28000名北京知识青年，从首都乘坐知青专列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各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当时，延安约4万多平方公里，有14个县203个公社3188个大队10556个生产队。除吴旗、子长两县条件较差外，其他12个县129个公社1284个大队2667个生产队，都安置了北京知青。

如今，距离当年的那场大运动已过去几十年，大风过后的黄土高坡也早已归于平静，但遗落在这片黄土地上的200多位知青的人生，却仿佛是黄土高坡上抹也抹不去的时代留痕。

这位年过六十的女人名叫郭春萍，北京知青。插队前在北京一所中学读书，因为长相乖巧可爱，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小洋人”。但到陕北插队不满一年，她便得了精神病，成了周围人眼中的“郭疯子”。

精神病发后，郭春萍曾在1974年回过一次北京，但此后，她再也没有离开过陕北。知青大返城时曾有人问过她家的地址及亲人的联系方式，但此时的郭春萍对于这些信息已全然不知。

当年下乡时这个美丽的姑娘可曾想到她此后的人生竟会以这样一种姿态默然收场。

65岁的倪道中年仍然清晰的记得那是1968年，他17岁，住在北京宣武区，父亲和哥哥都是工人，他在北京二中上学，后来学校停课了，工厂也停工了。家里生活极其困难，为了减轻家里一部分负担。他于同年10月在街道注销了自己的北京户口，拿到了他的新身份——下乡知青。当时课本里对延安是革命圣地、南泥湾是陕北的“小江南”等描绘的令他心驰神往。

1969年2月初，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趟趟列车满载着北京孩子将他们陆续送往各地农村。每当一辆火车起动时站台上哭成一片。有些家长在看到载着自己孩子的火车开动时，当时就晕倒在站台上。

当时每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有些人抱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样一腔热血立志建设新农村，有些则为当时形势所迫，还有一些则是随波逐流……倪道中带着家里给他买的一个箱子、一双胶鞋和一套棉袄棉裤。就跟随知青洪流前往陕北，道忠说他当时太年轻，没有往长远考虑。在做上火车的那一刻，倪道忠就已经觉得自己不在是北京人了。

倪道中：我们七个知青，三男四女，就一小窑洞，往那一坐黑不隆冬的，大眼瞪小眼。天刚蒙蒙亮，小白（同屋知青）哇哇哭。我说哭什么啊？他身上都是虱子，抖搂着。我说你不要抖搂了，捏死就对了，你抖搂爬的哪儿都是。 

进入一孔孔窑洞后，这些在北京城优越环境里长大的知青们开始和当地的老乡一起拿起锄头镰刀“改天换日”。 

倪道中：以前手没有经历过这种体力劳动，猛地一攥那个钁把咣咣干一阵后，会感觉骨头节疼，磨起大水泡。有些人说你们戴点手套，我说戴什么啊？今天戴，明儿戴，后天你还戴，可能吗？没有必要那么娇气。

倪道中：农民干过的活我全干过。当时割麦子社员割13行，我也割13行，社员割18行，我也割18行，这条腿就在地下跪着，这个手还不停地割。

知青陈汉池曾经住在北京朝阳。16岁与倪道中一起来到延安黄陵插队。40多个年头过去了， 今年64岁的他一口地道北京腔至今未改。让他想不通的是，在延安，人们一听他说话就说他是北京人；当他去北京的时候，走在大街上不说话当地人都说他是外地的。

当年他通过查地图看见黄陵这块地方在地图上的标识是绿色的，陈汉池认为绿色的地方至少比不是绿色的好。所以就满怀期待地选择了黄陵。

陈汉池说，当初走的时候他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带来了。包括家里头惟一的大衣（父亲的）、惟一的棉袄（母亲的）、卖了家里的一辆自行车。以至于每次回想起当年父亲站在车站柱子底下在送他走的时候，还穿着很单薄的衣服，陈汉池至今仍无法释怀。

1969年2月5号，他们坐了30多个小时的知青专列来到陕北，在铜川泥沽村小学下了车，第二天又坐卡车到黄陵县，最后和另外5个知青被分配到王村。当时距新年还有一个礼拜。，这里跟他们课本上的描绘和脑海中想象的青山绿水有着天壤之别。山是光秃秃的，到处都是土黄色。眼前的贫瘠与荒凉与他们觉得不太真实。

当队长带着他们都已经到村子跟前了，陈汉池问队长，我们的村子在哪儿呢？队长回答，我们已经到了，脚底下就是。

随后这些在京城里长大的孩子们，开始与当地村民们一起劳动。倪道中说，第一次用镢头锄地没一会儿就浑身骨节疼，手上也起了水泡，往山上搬玉米筐也搬不动……就是这样一点点的适应，到后来社员割多少行麦子，他们就割多少行麦子。每天干活可以挣到2分公分，在当时约合2毛2分钱，2毛钱在当时是一包盐的价格。半年下来陈汉池一共攒了7、8块钱。

经历过一段和农民共同生活的体验，这些从北京胡同、从大院里走出来的知青们开始懂得亲近农民。他们在自己的困境中看到老乡身上那份儿最淳朴的情感，他们学会了在头上打“羊白肚”，学会了惹着一身虱子，歇工的时候光着膀子撚“革命虫”，在生存压力极度苦闷的时候，他们也像当地的农民一样学会了“信天游”。

在一望无际的山坡上扯开嗓子唱唱老乡嘴里的“酸曲儿”，宣泄宣泄内心的情感。陕北的信天游和知青们带去的城市歌曲就这样在这片黄土地上交织传唱。

倪道中说，尽管他们干了同样的活，但他们和当地村民的关系并不融洽。主要原因是：

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刚来时的那股新鲜劲，也逐渐被繁重的体力活消耗殆尽。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每天过着和农民一样的生活。这让正处于青春期的他们发起了牢骚。

在“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份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其中在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知青每月可以拿到几十元的工资、每年还有探亲假，类似于职工。而他们插队落户的知青和社员一样只能挣公分，同时也是最艰苦、最无助的。这让插队知青的心理很不平衡。

还有方言上的差异，导致不能有效沟通。陈汉池说，刚来时他们根本听不懂陕北方言，说惯了北京俚语的他也让一些村民很容易产生误会。有些社员则认为这些学生娃啥也不会、不听话、说话还挺冲，村里还要拿出一部分粮食来接济知青，导致他们晚上回家只能喝点稀饭。

如果说生活上的困难可以克服，那么来自死亡的威胁让他们很没有安全感。由于来的知青都非常年轻，生活经验不足，有些在从事劳动过程中未能很好的保护自己，以至伤病在身，甚至英年早逝。这些都是导致知青没能融入当地农村的原因。

半年后的1970年，国家逐步恢复招工、招生、招干、征兵。一些有背景、有关系的知青开始陆续返城。这让像倪道中与陈汉池这样的普通工人家庭的知青们心里既羡慕又失落。他们认为自己只是给农村增加了劳动力，至于知情的特长——知识，则未能体现，因为他们每天做的事情完全和农民一样。经过积极争取，3年后，陈汉池与倪道中进入黄陵县下属的店头煤矿，成为煤矿工人。一年后倪道中调往延安红旗化肥厂干车工，陈汉池则两年后调往某国营炼油厂工作。

1978年10月，又一次席卷的大潮让他们骚动起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等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大规模的返城潮自此拉开了序幕。

这8年时间让他们习惯了吃陕北的洋芋、习惯了黄土地的风沙。很多人在此结婚生子。倪道中婆姨说，当年北京知青小伙在当地女娃中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他们讲卫生、有文化、说话好听。她当初就是因为当时喜欢听倪道忠说话，加上有点才华才跟他好上的。

当时北京对于知青的返城政策是，只解决知青本人的回城指标，对与知青的家属却没有。当时有在陕北已经结了婚的知青，为了回城而不惜离婚。由于无法联系到接受单位，加之不忍心抛家弃子，2万余名知青中有300名左右留守了下来。倪道中与陈汉池就是这大概300名中的2位。

那么倪道中和陈汉池为什么没趁此机会走呢？倪道中说，知青返城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找个理由就走了。比如：你想以参加工作名义回去，你就必须要有单位接收你并给你开证明。由于当时家里没有关系给他开证明，并且他也已经在当地参加工作了，没有条件再去联系北京的工作单位了。另外，倪道中恰巧在79年与当地人结了婚。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也就接受了留在陕北的事实。后来北京的父母去世，加上北京的房价也远超出他的承受能力，他便放弃了回北京的念头。

陈汉池则是因为当时他所在工作单位在山沟子里，交通和通讯都非常不便，他直到1994年后才得知大返城的消息。此后经过多次奔走，一年后他终于调回了北京。然而在陕北已经生活了10多年的他，家乡已变的陌生和遥远。陈汉池找到年轻时住过的地方，转了一天也没找见一个朋友和熟人。对于每天六点钟以前起床赶公交上班，晚上八点钟以后才回家，也让他心力不济。用他的话来说，北京的节奏太快了。一年后，陈汉池带着妻儿黯然返回陕北。

此后他们在陕北彻底安定了下来，1982年倪道忠所在的延安红旗化肥厂停工，他靠摆地摊做小买卖维持生计。后来政府出台优待知青政策，对与在农村结了婚的留守知青给予安置户口和安排工作，并且知青的一名子女可获得在京户籍。在此政策惠及下，倪道中分配到了一份安保工作，直到退休。根据政策，倪道中把大女儿送到了北京的哥哥家抚养，并把她的户口安置在了北京，小女儿在延安市某政府单位工作。陈汉池则于5年年前从某炼油厂退了休，子女大学毕业后都去了北京工作。

回想当年的插队生活，倪道中说：“在农村虽然吃了苦，但是锻炼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要找到这些留守知情并不容易。记者找以前比较出名的，一家北京知情开的“北京娃饺子馆”也未能如愿，询问当地老年人才得知，早在4、5年前饺子馆就已经关门了。

在南泥湾的桃宝峪有一片“北京风华知青林”， 这里被称为“最后的知青部落”。是由北京知情们合作创办一个农场，农场就在革命旧址——延安炮校前。记者去的时候农场空无一人，只见到知青林里堆放的三垛玉米，可能现在是冬季，农场显得一片萧条。

当地的一位负责照看的村民说，该农场一名叫周福生的老知青于2002年初领头创建的，知青林共4座山头，面积280亩，另有300多亩玉米地。他们曾经在这里养了100多头秦川牛，后来都卖了。知青林的人现在都回老家过年，要等到正月十五之后才能过来。每年都会有各地的知青前来住上几天，一起聚会、唠嗑。

知青林所在地包括八路军炮兵学校旧址，由于年久失修如今也是一片破败。只有五七干校旧址的60多孔窑洞已经整修出来，建成了能接待100多人的客房，如今这里成为延安干部学院的培训基地，每年都有许多单位的人来到这里参观、学习。

在炮校前方，一座通体朱红的两层欧式小洋楼与这里的荒凉环境格格不入、引人瞩目。记者走进一看，房前碑文上写着“中央管理局干部休养所旧址”。据负责看管村民说，当地村民把它叫“红楼”，他称朱德和金日成都曾在此生活过。如今这栋红色小楼虽保存完整，但亟需修缮。

在“改天换日，大有作为”的浪潮退却后，他们中少数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昙花一现，如路遥、史铁生、孙立哲……大多数人都已悄然间落叶归根，仅有一小部分处于各种原因留守在当地。他们如同遗留在沙滩上的贝壳，珍藏着珍珠般的记忆。

在延安市北郊有一座名为“仙鹤岭”的人文公园，倪道中和陈汉池在2013年4月，送别一名叫陈立胜的北京知青，此人曾是倪道中的邻居。因车祸结束了自己在陕北40多年的生活。当时有100多位从各地赶来的知青参加了葬礼。对于这些知青来说，每去世一位，就意味着他们这个特殊的群体就缩小了一分。

“仙鹤岭”人文公园，是由宝塔政协委员宣永红创建的公益性墓园。在2009年为纪念北京知青到达延安四十周年之际，开辟了一片专门集中安葬已故老知青园区——北京知青园。目的是为了让历史永久记录下知青这一代人。

知青园前有一座被环形玻璃包围的半截纪念碑，寓意他们本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但却英年早逝、折戟沉沙。

在这块玻璃墓碑上，蚀刻着在延安插队十年间死亡的76位知青的名字、性别、年龄、学校及插队时所在的县、乡等信息。据资料，这76人中有32人是在劳动中牺牲，非正常死亡和因病等死亡40余人，平均年龄18岁。

秦润烜

陈汉池对记者说，当时他们都非常年轻，缺乏生活技能和常识。在山里发水时有人顺着山沟跑被水冲走了，有的是修水坝时塌方了，这里安葬一位叫秦润烜的知青就是因为箍窑时塌方，去世时年仅21岁。加上陈立胜， “仙鹤岭”墓园已经安葬了7名知青。临行时陈汉池说：“将来我也会在这里长眠”。

来源：凤凰台冷暖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