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我们69届初中生敲锣打鼓上门去动员68届毕业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时，他们的家长就对我们说，你们今天动员我们的子女，以后你们自己去不去农村啊？知道自己只有务农这条路可走，我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不然我父亲怎么过得去这道关？）只希望去的地方离上海的家越近越好！可学校不让我去安徽淮南的凤阳，安排我去了淮河以北的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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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批知青于1970年3月21日早上到达蚌埠，然后乘坐敞篷大卡车（不久，我发现公路上行驶的这种车子是专门运输黑毛猪的），朝西北方向行驶至双涧集，最后由各个生产队接知青回家。我们被安排在柳林公社贾井大队方庄生产队。进屋的那一刻，我们彻底懵了：只见一个一个上面四方型底下圆形的白色粉坨一列排开，我想，我们就靠吃这个过日子？过一会儿才知道这里是生产队的仓库，粉坨是由红芋（山芋）加工过滤出来的粉条原料。粉坨的两旁分别是由一排高粱秸杆捆扎成的隔墙，这样一间屋就变成三间房间了；我们的屋子是地地道道用泥土垒起来的土房子，东山墙和西山墙靠近尖角顶的地方各有一个四方形的小洞；南墙上有一个齐腰高的窗户，是用不透明的纸张与木条糊成的窗棂；我们睡的是简易木床，是用绳子在床架上绷出一个一个方格子，这就权当“床板”了，睡在上面身体会陷下去，如同睡在帆布床似的。近几年才想到，如果是尚未发育成熟的孩子睡在这床上，脊柱不外突才怪呢！当天晚上我们仨就围坐在案板边上，看着冒着黑烟且闪着火苗的煤油灯，吃着用粉条和我带去的熟咸肉丝下在一起的晚饭。当时，在旁边地上蹲着的生产队长吸着自己卷的纸烟，看着我们吃饭，他的神情很诧异。

我们初到的那一阵，乡亲们会提出一些千奇百怪的问题，问我带去的那个外层涂了黄颜色的钢精脸盆是不是铜的？城里住在楼上的人尿尿会不会撒到楼下？城里的妇女夜里睡觉前是不是得洗洗…？还有，我们去茅房解手时好像从来没见到过厕纸，听说当地老乡是用土坷垃解决问题的。后来，我隐隐约约觉得妇女是用“洗衣服”来暗示她们来例假的。我们四个人到方庄后没有感到“水土不服”，皮肤没有不适的反应，而贾老庄的三个男同学则吃了“水土不服”的苦头，其中一个同学还“打摆子”。据说是他们庄的那口水井有问题。

我们来方庄后干的第一个农活应该就是“掖”车。当地话把拉换成“掖”。老乡用绳子穿入有两个洞的破旧的手工纳的鞋底，这绳子系在木轱辘的大车上，由十七八个人把鞋底绳套在肩膀（或许是绳子通过腋下，故称之为“掖”）上拉粪车施肥。所谓的粪是从牲口棚中的粪水坑里起出来的粪土。我们拉着车走一段停一下，这时有人用铁锨把土坷垃铲下来堆成一座小山，我们走走停停，直到把车上的铲完了再去牲口起粪。当时我走在中间，觉得这样干活蛮搞笑的：那么多人挤在一起拉一辆车，只要别让紧绷的绳子耷拉下来，你知道谁在使劲谁在偷懒？掖，还得小心，别踩了前面人的鞋后跟。另外，我觉得经过粪水沤的土没有什么臭味，哪来的什么肥劲？一年后方知，为了能吃上大米饭，去江西插队的同学干的活可比我们累多了。有一次，我们这位在大队当团支部书记的生产队长对我们说,我看过你们的档案了，你们的成份都高！我这下明白了，可能成份好的同学去江西吃大米了，而我们这些成份高的人就在这儿吃红芋啦！我们大队唯一的一位工人出身的同学是我们的带队人，他插队后没几年便上调工矿了。

当地有一种风俗习惯，没出嫁的大闺女衣领下的第一粒纽扣必须是系着的，嘴也得干净，不能开荤。在地里干农活歇息的片刻，老乡们喜欢开玩笑，只要是结过婚的妇女就可以肆无忌惮。我们的妇女队长总会有一个固定的男搭档，两个人拉开架势摔跤，往往是女队长占上风，围在边上的老乡会起哄：扒他的裤子！然后笑得前俯后仰，乱成一团。刚开始，我们很看不惯，时间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当年的“六•一”生产队开镰收割小麦了。分配给我们四个人的任务，是捡拾收割后遗漏在地上的零星麦穗，看起来像是大人干小孩活，其实不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弯腰捡拾麦穗还是真的蛮累的。第二年的“六•一”我们就和农民一样使用镰刀割麦了。2016年5月我和小回到方庄，遇到的一位老乡还说当时我因为个子太高，弯腰割麦比别人费劲，于是就跪在地上割麦，把裤子膝盖处都跪烂了，难为他还记得这回事。

  我总是忘不了在插队时发生我身上的几件事。

双涧集离我们庄有12里路，一个来回就是24里地，我们难得去一次，即便如此还是让我碰到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我们几个人在集市上逛游，突然觉得有一个东西紧挨我的右后脑擦下去，只听到“啪”的一声，低头一看，一块瓦片落在右脚边！我当时呆掉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真的只差1、2毫米就砸在我头上了，抬头看看屋檐离我远着呢！事后想想好害怕。

一次我们几个人去6里开外的柳林赶集，正在集市上挤着观看地摊，突然听到背后有“毛尼娜—毛尼娜—”的叫喊声，接连叫了三、四声，我回头一看，只见几个上海男知青正对着我笑，我想他们肯定是先做了准备，然后齐声叫喊的。我一下子觉得很害羞，感到很窘，看看他们后便急忙溜走了。我今天想想，可能当时的他们对这个洋名充满了好奇心，叫叫白相相。我也感到很奇怪，他们怎么会知道我这个名字的呢？再一想明白了，他们肯定是在柳林邮局里看到了寄给我的一封信，收信人是毛尼娜，这是十年前在我家做过的一字不识的文盲阿姨，在苏北老家请人代笔寄来的信，她只知道我这个小名。

我们四个人在插队的第二年开始轮流做饭。一天轮到我做饭，在井口打水，当水筲在井里舀水时只见白光一闪：跳进了一条鱼，这是一条筷子般长的小白鲢，它自投罗网了。当天的午饭我们有鱼吃了，开荤了！那时的我们会吃盐夹馍，当然红芋也没少吃，第一年冬天返沪时，不少女知青像得了“婴儿肥”，脸胖得像个汤婆子，我也是其中之一，应该是吃红芋所致。   

记得一次我有一张面值10元的纸币，放这里不行，搁那儿也担心，我不知道把它藏哪儿才能安全，于是把钱折叠成了一个小方块，压在了床脚下，这样才算彻底放心了。其实住在一起的同学根本就不会拿我的钱，我是怕万一有外人进我们屋，我觉得不安全，可能是因为我难得拥有这么一大笔巨款。嗷，那时候我们队是8分钱1个工分。男劳力一天11个工分，妇女一天8个工分。

我们方庄有一位饲养员，我们叫他“老头”，其实当时他年龄也就30多岁，看起来像有50多岁，听说他老婆是在“六〇年”被饿死了，他便独自一人带着儿子过。他见了我们几个人脸上总是笑呵呵的，喂养牲口闲下来没什么事喜欢到我们这儿来蹲一会儿。见我们担两个水筲去井边打水实在是犯难，尤其是用扁担上的钩子挂着水筲在井里打水，水筲往往只能进半桶水。“老头”经常不声不响地为我们担水，而我们好像对他也不怎么感恩，如今想起来，那时的我们真不懂事。

插队期间，我曾经有过想写诗的冲动。那是1972年的7月的一天，在棉花地干活累了，顺势就地躺在田间的泥土上，仰望着头上的蓝天白云，周围是绿油油的一片齐膝盖高的棉花枝叶，于是就有了下面这首所谓的诗。

注：这篇充满时代感的拙作望大家读了别介意。

可能是在1973年，传说知青可以考大学，我表露过自己想考大学的愿望，也不知是咋回事，很快就有一则消息反馈给了我，说我想考大学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句话对我打击挺大的，只能怪自己出身不好，谁叫我摊上这样一位父亲呢！

我们方庄有一对老夫妻，老乡们称呼他俩为韩老头、韩老妈（音“马”第三声）。据说他俩是“六〇年”从河南逃荒过来，就驻扎在方庄以此为家了。我记得这对老夫妻的穿着老是黑颜色的，几乎和我们四个人就没说过话。韩老妈诡异得很，有点像会算命的巫婆，从老乡那儿得知，她说我们四个知青中间会有一个人先“走”的，三十多年后，这句话不幸一语成谶！听说最后他俩年龄太大了，唯恐客死异乡，有一天韩老妈坐在板车上，韩老头掖着车，一步一步走向河南老家，用他俩自己的话来说：死，也得回老家去…。

生产队长的妻子（摄于2016.05.06）

相隔四十多年后的2016年5月初，蒙城知青联谊会组织知青回蒙城，贾井大队一共只有三个人参加了此次活动，贾老庄一人，方庄两人。我俩回到了方庄，但已经是物是人非了。我们在村口见到一个姑娘，我们询问她时，她一愣一愣的，一时半会儿还不明白是咋回事。离她不远处站着一位老太太，当得知我俩原来是方庄的插队知青时，激动得溢于言表，拉着我们的手，诉说她的那位丈夫，也就是我们的生产队长，已经离世几年了。我俩进了会计的家，闻声赶来了几位当年的老乡，在叙旧时，他们说，听到的传言是我们俩人中的一个已经“走”了。唉，人世间连这种事情也可以误传的！方庄的老乡中也走了不少人：除了生产队长，还有民兵营长、妇女主任、我们的饲养员“老头”方秀和…。如今的村庄里几乎看不到年轻力壮的汉子，他们都外出打工了。

老乡：方振龙 王东寅（摄于2016.05.06）

眨眼间，五年又过去了！再往后，或许再也回不去了，认识我们的乡亲将越来越少…。

(写于2021.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