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返城后：香江“再下乡”

张穗强（注：旅港著名知青作家、作者的丈夫）向来喜欢舞文弄墨，以前每天晚饭后屁股一拍，说声“我要写嘢”就躲进房间去“爬格子”。这些年他扫了“电脑盲”，手提电脑随身了，不需靠人打字，不需用笔书写，边想边打边改，写作效率高了很多，近年在各类报刊、网站发了不少文章。去年他退休后，准备挑选已发表过的文章来出版文集，说是对自己的人生作个总结，又说要留给子孙后代看看。他约了一些知青朋友撰文参与，见我曾是知青，也在他的邀请之列。我不是文人，不知道什么是灵感，仍在上班，工作忙碌，一直没把交稿放心上，经迟没动笔。眼看他的朋友稿件一篇篇发来，付印期限到了，心想大家那么捧场，作为另一半的我也要支持一下。难得一个空闲的周日，横下心在电脑上趴了大半天，好不容易胡弄出这篇稿来。工程佬写文章，没有完整构思，想到哪写到哪的，就这水平了。

因与张穗强都有一段在海南农垦的知青经历，双方家庭背景比较接近，在广州市设计院同事的撮合下，加上双方家庭的推动，我们相识不到一年就结婚，一年后就有了儿子张竞。婚后相处下来，才发现我俩在脾气性格、处事方式以至价值观等方面，都差别很大。两人的个性都很强，都爱尽情发表己见，所以常常争执不断，不过从没翻脸不认人，仍能互相信任，也从没担心过对方有没有婚外情。30多年过去了，尽管两人矛盾多多，但大问题仍步调一致，相处至今，不离不散，想是大家都有共同下乡经历，都有简朴、实在的生活态度之故。加上两人多年来工作、收入都很稳定，都愿意为这个小家庭尽心尽力，今天我们也步入了小康之列。

张穗强回城后考入中山大学读书，毕业后留在大学做教学研究，到香港后当过新闻记者，又当了商会的总干事，际遇算是不错。我回城读书后分配在广州市设计院搞电气设计，到香港后又做回老本行，一直没离开过本专业的工作，今天也算是个专业人士了。但是我们为此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却鲜为人知。因为上山下乡的耽误，我们俩都是知青回城参加工作后，为谋事业的再发展而重新报读大学的，也是在结婚及儿子出生后才双双完成大学学业。那段一起走过的“爹娘兼学生”岁月，我们都不会忘却。　

我在香港出生，上世纪50年代初，热爱祖国的祖父带着我们全家由香港回到广州定居，直到1986年老人家离开那天，仍坚持自己走的这条路没错。尽管那时有很多人都向往香港的生活，甚至不择手段地跑来香港，但受祖父爱国情怀的影响，我一直都没有来香港生活的念头，香港亲戚每年来探望我们，我却没来香港探过亲。上世纪80年代，国家实施改革开放，落实港澳人士政策，批准在香港出生的人可以凭香港出世纸申请来香港定居，但我领取了香港身份证后仍回到广州市设计院工作。直到1988年，一家在广州、深圳、北京均接有项目的香港消防工程公司，通过其广州办事处负责人多次联络我，急聘有香港身份的电气专业技术人员在广州办事处工作，负责穗深等地的工程业务，又不需要常在香港居住。在得到张穗强的支持后，我才正式离开设计院，走上人生新历程。过了两年，张穗强也来到香港生活。

不少人都把知青回城后的出国再拼搏称之为“洋插队”，而我和张穗强放弃回城后在大学、设计院这样好的工作单位和职务，来到香港重新奋斗，可说是香江“再下乡”。我们举家初到香港的那段岁月，一个新移民家庭在香港经历的风风雨雨、受到的种种歧视、排斥和压力，连儿子至今都记忆犹新。

我虽然能在香港继续从事电气设计专业，但与广州市设计院的工作都有天壤之别。那时在设计院，只要图纸不出问题，是极少需要到工地的。来到香港后的第一份工作就不同了，不仅要设计图纸，还要负责工程管理，参与工程投标、设备订货、安装调试等工作，甚至连提取货物这类搬运工的事都要做。我刚到任的这家香港公司，两个主理中国业务的工程师不久前一起离职，留下一个烂摊子，不仅图纸有问题，连订的线路也不合用。初期我到公司承接的工地去，走到哪里都给业主骂。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那时我一点都不怕，也没想过要退缩。当时消防自动报警系统在国内还是较新鲜的事物，我在设计院从没接触过，只能边干边学。记得到任后的首个星期，白天接手工作，晚上时间就要到“日探”消防自动报警系统设备总代理公司，向那里一个日本工程师学习，才得以掌握这套设备的原理和系统设计，及时修正工程图纸，重新订线路和安装调拭设备。那时我经常要干到晚上11、12点才能回家，临近总验收时还要通宵工作，好多天不能回家。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我和同事们的努力，终使各项工程顺利通过验收，重新赢得各工程业主的信任，得到业主的尊重，由骂我们到请我们吃饭，还请我去帮他们培训员工讲课。由于吃无定时，工作压力很大，不到两年就捱到十二指肠球部溃疡。那段时间我真是没法顾家了，张穗强在广州当爹又当娘，担起整头家，为了生活，两人都负起应尽的责任。

我转第二份工时，已带儿子来到香港生活。那时儿子才9岁，已经很懂事，每天自己上学、放学。我们住在北角，我都要去荃湾上班，公司又离地铁站很远，我早出晚归，回家要与别人共用厨房，很简单的伙食也要晚上8点多才能吃上饭。虽然在香港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都比广州艰苦得多，但儿子很乖，没有一点怨言，还很努力学习。他在广州时只跟婆婆学过一点英文，但来港后不仅没留级，还能考入较好的A班，并很快就学会繁体字，跟上英文课程，一年后还转入北角区较好的卫理小学就读。

1990年底，张穗强获批单程来港团聚，3口之家仍挤住北角那间不到8平方的唐楼小房间。房内只能放下一张碌架床、一张书桌和一个折叠式布衣柜，我和儿子分睡上下铺，张穗强则要另搭一张帆布床来睡，晚搭朝拆，不拆的话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

▲搬进首置的唐楼小居所，厅房狭窄拥挤，儿子坐在搬家的纸皮箱看17时电视，已觉是来港后的最好享受。

张穗强来港之初找不到合适工作，堂堂大学教师应聘一家印刷厂校对员的工，老板都不要他。但张穗强当过知青，能伸能屈，没找到固定工作，他就去做一些临时工，超级市场的搬运工、理货员、推销员这些他都干过，为了家庭和生活，他不怕丢面子，不愿在家吃闲饭。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去逛黄大仙庙，看到人人都在跪拜，张穗强说：“我们是读书人，也拜拜孔子像吧。”谁知拜完的两天后，《大公报》老总就通知他去面试，随即就聘任他为财经记者。

当张穗强也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后，我们才买了第一个安乐窝——480呎的唐楼。记得那时买房的钱不够，首期款不仅用尽我的积蓄，还要向亲友借。房子装修是自己动手油灰水，家具和家庭电气用品大部份都是捡人家丢弃的。我们还象蚂蚁搬家那样，把广州家里能用的东西一件件搬来香港。虽然买的房子不大，我们却有“狗窝搬进宫殿”的感觉。因为我们之前租住那间北角小房间，周围的环境实在太差，楼上楼下养了很多狗，楼梯经常有狗粪便，儿子上学多次被狗吓得不敢下楼梯。

香港报馆的工作时间都是下午至晚上的，张穗强到《大公报》后，上午他在家负责照料儿子，儿子那时是读下午班的，晚上他要回报馆上夜班时，儿子和家务就由我下班后负责。夫妻分工合作，夜以继日，终于捱了过来，儿子小学毕业还考上一家香港中学名校。

20多年来，我和张穗强在香港转了几份工。但我俩都是较保守的人，都会老老实实地把自己这份工做好，不自己主动去找工、转工。反而有一些高职位的公司要找人，我们却安于现状，不愿去接受更大挑战。有了稳定的工作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打私人工与打国家工是很不同的。在香港，商会都是私人机构，都是老板掏腰包来发工资的，所以要求都特别高。张穗强虽然能写会道，但也只是当商会老板追名逐利的工具，在商会任职十几年，朝出晚归，帮了老板很多忙，但仍然要忍辱负重，不断地承受老板的训斥。这份外人看来很风光的工作，回家后就常听他大吐苦水。

▲作者1993年任职外资公司时，获全公司几百员工一人一票选为优秀员工，接CEO奖品时难掩内心激动。

我在私人公司从事设计工作，需要配合每项工程建设的全过程，由招标直到工程验收，都要负责到底，虽说已有一技在身，但仍需不断自我增值，才能应付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在香港这么多年，我虽然都在电气设计这个行业内打滚，但各个公司业务不同，各项工程的性质也不同，都必须努力学习才行，这20几年来，我不知买了多少设计用的手册、规范和参考书，还要业余时间自费上课去直修。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我下班后经常去唱歌、跳舞，却很少人知道那些年我每天下班后都要去进修学习的艰辛日子。

我和张穗强都是当过知青的人，在香港工作虽有“再下乡”，“从头来”的感觉，但这段日子怎么苦也不及下乡的岁月。我们做的工作都是兴趣所在。张穗强的工作经常要操笔耕耘，虽多是“为人作嫁衣”，但尽己之长的同时，也增长不少知识，业余时间写了不少心得，积少成多，今天也能出版自己的文集。而我在设计赶图的日子，需要经常加班甚至通宵工作，但对这份工仍充满热情。因为当我看到自己参与设计的一片片高级住宅屋苑，一栋栋甲级写字楼和五星级酒店，一座座先进工厂落成时，内心是充充成功感、满足感的。每次重返旧地，还会去缅怀一番，回忆一下设计施工过程的风风雨雨。

▲作者（右一)与发展商、建筑师出席设计及施工管理的高明市港资大型染织厂投产庆典，甚具成功感和满足感。

现在张穗强为了多点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主动要求退休。我因为老板还未找到合适的人接替我的工作，还不知那一天才能退下来。但不管怎样，想起我们共同走过的那段知青岁月，想起我们20多年的香江“再下乡”生涯，我们都不会忘记这些风雨历程，都会更珍惜今天的生活，更珍惜家庭的幸福，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心声和愿望。

梁永坤（左）、张穗强（右）和小孙子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