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知青对农村岁月的感性认知和理性思考

青年是人类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的一个群体，青年踊跃参与的各种活动历来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在上世纪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青年运动此起彼伏，精彩纷呈。其中，席卷全国、震惊中外的青年运动至少有三次：一是发生于1919年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二是三十年代后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全国青年踊跃参加的“抗日救亡”运动；三是发生于60年代中后期的红卫兵运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前两个运动的参与者，目前健在的极少，而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如今多数还健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多数转化为知识青年，参与了上山下乡，限于篇幅，本文不探讨红卫兵运动）。本文试图通过当事人的亲身经历，探讨上山下乡运动特有的社会背景、产生的原因，以及对知青一代成长的影响。

各种青年运动的产生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社会根源，因而呈现不同的特点。上山下乡运动与其它青年运动的不同特点如下：

1、上山下乡是最纯正的青年运动，参与成员都是中学生。而其它运动虽以青年为主体，但也有许多非青年的其它社会阶层参与；

2、前两次青年运动都是关乎国家命运的政治运动，上山下乡运动则是解决城市青年就业的经济活动，但却被涂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3、一般来说，青年运动的参与者都是由分散到集中：如三十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全国各地的有识青年或是奔赴延安，或是参加“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抗日远征军。而上山下乡运动则是把相对集中的城市青年分散到广袤的农村。

4、前两次运动都是因国内外突发事件自发形成，青年主动参与。上山下乡运动则是缘于官方号召，青年被动参与。

5、上山下乡运动参与人数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影响范围之广，使其它任何青年运动都望尘莫及。它不仅改变了知青一代人的命运，甚至还影响到知青后代的命运。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由此，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遍及城镇的每一个角落（文革前有少量知青下乡或支边，但范围很小，影响不大，还不能称之为运动，所以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在历时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官方报告说，全国共有1760万城镇青年下乡。当时全国7亿多人口，城镇人口近2亿，约3000多万个家庭。1760万知青按每家一个计算，意味着城市半数以上的家庭都有子女下乡。时至今日，“知青”这个特殊的名词，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它的含义可能只是一段历史，一个符号。但对于下乡运动的亲历者来说，它代表的却是一段改变命运、刻骨铭心的记忆。

文革中最早上山下乡的知青是“老三届”。“老三届”现在已成为一个专用名词，特指1966年5月16日文革开始时正在学校念书的66、67、68共三个年级的初、高中学生，全国约几百万人。他们对应的出生年份是1947年至1952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两种形式：一种叫插队知青，即一个知青单独落户到一个生产队（此种知青的人数最多），同社员一起劳动，单独食宿；也有几个知青同时下到一个生产队，轮流煮饭，一起出工，叫做知青集体户。二是大城市以学校为单位组织青年加入到边疆的生产建设兵团，他们与兵团战士共同劳动、集体生活，通常叫做兵团知青或支边青年。

“老三届”知青在文革初的两年多时间里，经历了人生社会角色的两次大转换，也历经了从大喜到大悲的全过程。文革之初，他们被冠以“毛主席的红卫兵”称号，被捧为“革命小将”。在批判三家村、破四旧立四新、大串联、批判“走资派”的运动中，他们锋芒毕露，红遍大江南北。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一大批“走资派”的相继倒台，上山下乡运动立即展开，他们又从天上摔回人间，社会角色从“红卫兵”突然转变为“知识青年”，从教育别人到自己接受“再教育”，任何人都难以接受这种快速转换的社会角色。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只是一群稚气未脱的青少年学生，需要的是在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但学校的大门却在文革中关闭。由于年少失学、文化偏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20多年后，还将面临着社会角色的又一次大转换——下岗工人。

笔者（初中1967级，1969年—1975年插队）从下乡的第一天起，就努力按照官方的思维，从正面去思考上山下乡运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期望通过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努力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做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然而历经6年插队，思想上的认识却适得其反。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凡是接触到当年的知青，我都要与之攀谈，交流彼此对农村岁月的感受。近些年来，也从网络讨论、文章跟帖、书籍、报刊和知青回忆录中去搜寻当事人的亲身感受。在众说纷纭的意见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知青当事人对当年在农村的感受大不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感觉良好型、温和评介型和坚决反对型三种。为什么同一群体的当事人对亲身经历的事件竟然有着三种不同的看法呢？经过长期的分析与思考，我从中发现了知青定律。

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进行了十年之后被否定了！文革这个大运动中套有许多小运动，这是现在许多青年不知道的。经笔者粗略的不完全回忆，就有：批判“三家村”、破四旧立四新、大串联、清查516分子、文攻武卫、上山下乡、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批陈整风、批林批孔、整党和吐故纳新、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十多个运动。这些运动长的有一两年，短的仅数月。但是上山下乡运动则长达近十年，如果加上知青大返城的安置时间，则要计算到1981年，比文革的时间还要长。

由于家庭背境、个人能力与机遇的不同，知青在农村插队的时间也大不相同。就我接触的知青来看，短的1至2年，大多数是3年以上，一些老三届知青和兵团知青竟然长达十多年。我发现，知青对农村生活感受的不同，正是来源于他们下乡时间的长短。一般来说，下乡时间越短，对农村感觉越好；反之，下乡时间越长，对农村的感觉越糟。我在交谈中发现，那些感觉良好型和温和评价型的知青在农村呆的时间都不长，一般为1至2年，有的连国家第一年发的供应粮都未吃完便离开农村，在以后几十年的个人生活中，留下的多是新鲜和有趣的回忆。另外，知青所在生产队的富裕程度、离家的远近、是否有人照应都会影响到他们对农村生活的评判。比如，在城郊落户的，或是投亲靠友的知青由于生活条件较好，对农村的感觉就好很多；反之，落户在边远山区，生活条件艰苦，时间又长达数年乃至于十多年的知青，精神和身体的煎熬都达到了极限（少数女知青还受到基层流氓干部的凌辱），对上山下乡运动产生极大的反感就在情理之中。就我接触的知青来看，明确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占了大多数，他们的道理很简单：荒废了学业，毁掉了青春，老来一事无成！

当年的知青离开农村后，人生境遇大不相同。一般来说，知青日后事业不顺、家庭生活条件差者，对上山下乡运动多持否定态度；反之，日后事业成功、一帆风顺者对上山下乡运动持赞成态度的较多，二者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关系。知青一代是共和国几代青年中最为坎坷的一代，上山下乡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在渴望知识的时候中断了学业；在身体发育的青少年时代却遭受饥饿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农村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们的青春理想，为了国家，他们不得不做出重大牺牲，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留在了农村。许多“老三届”知青的人生轨迹可以概括为：60年代吃过糠、70年代下过乡、80年代返回城、90年代又下岗。许多人历尽磨难，到头来却面对下岗，靠低保度日的艰难岁月，成为衣食不保的弱势群体。可以说，大多数知青日后的人生境遇极为坎坷，他们厌恶上山下乡运动是必然的。但是，个别知青日后事业的成功影响了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观评判，他们产生了错觉，出现了逻辑混乱：认为人生事业的成功一定要经过农村的磨练，极个别人还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不仅充分肯定上山下乡运动，甚至还鼓吹搞第二次上山下乡运动，这些人（再次强调：不是所有的成功人士）以富商巨贾、达官贵人和知青贵族为主。那么，他们真的愿意“扎根”农村一辈子，“青春无悔”真是他们发自肺腑的心声吗？请看知青定律三。

与上两条定律相比，这更是一条人人自觉遵守的铁律。下乡初期，当局树立了一些志愿“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典型，但又很快就把他们提升为官员，成为知青贵族。知青们为了挣表现，也高调不断，口号震天，纷纷表示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内心却期盼早日回城。知青回城之初，尚有规则可言，由公社推荐劳动表现较好的知青给招工组。不久，潜规则盛行，那些有家庭背景的知青，头天还在高喊“扎根”口号，第二天就进了工厂、或是参军、上学走人。家庭无助的知青，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别人离去。知青在农村的处境牵动着亿万父母和亲属的心，为了孩子早日跳出“农门”，家长们使出了各种招数：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人民日报用语）由此产生。可以说，中国社会风气的败坏就始于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青回城。基层掌有实权官员（如市、县革委会主任等）的子女到农村犹如蜻蜓点水，个别人甚至是户口下乡人不下，很快就离开了农村，成为名副其实的“山寨”知青；而一些文革中未倒台的中高级（省军级）干部，连“山寨”的形式也不用走，直接把子女安排进部队当兵而躲过上山下乡运动。这种事在文革中屡见不鲜，许多文艺作品，如电视剧《血色浪漫》就有真实而又精彩的描述，此处不作赘述。普通百姓子女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在农村苦熬。如果家庭出生不好，或是直系亲属有历史问题，那就只能等到1981年的知青大返城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除了一些反映知青生活的文艺作品外，国家领导人很少提到上山下乡运动。国内研究青年运动史的学者也很少以知识青年和上山下乡运动为研究对象，即便提到，也模棱两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今年是上山下乡运动四十七周年，又适逢改革开放三十七周年。在归纳出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感性认知后，完全有必要抛开个人的感受，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对上山下乡运动产生的原因，和运动的得失进行理性的梳理和思考。

1968年是文革的第三个年头，各地的造反派纷争和红卫兵运动呈现出失控的危险：各种造反组织之间的武斗愈演愈烈。在“四人帮”“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一些造反派组织抢夺军械库，武斗由棍棒、钢钎升级为机枪、大炮，个别地方还动用了坦克、炮艇。参与武斗的人员中，除工人、农民之外，多数是不谙世事的中学红卫兵（重庆沙坪公园至在还保留有红卫兵公墓）。另一方面，全国积压的待分配的初、高中毕业生已近千万，由于许多工厂停工、商店歇业，城市运转困难，无法安排就业。毛泽东动用自己最高领袖的权威，采用一种新的形式去代替即将失控的红卫兵运动，这就是上山下乡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上山下乡的好处是一举三得：一是通过解散红卫兵组织，停止了武斗，恢复了城市的社会秩序；二是让城市青年去农村，充分发挥农村劳动力蓄水池的功能，在短期内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三是通过城市青年在农村艰苦劳动的磨练，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缩小了城乡人民在情感上的差距。一些知青还担任大队的“赤脚医生”或是小学代课教师，为有限改进农村医疗、教育的落后面貌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直到今天，许多知青对农民依然充满感激之情，视下乡之地为第二故乡。他们尽管退休收入不高，但依然知足常乐，对国家充满热忱，是当今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群体。

综上所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实质是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但却被说成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缩小三大差别的重要措施”，上山下乡运动被涂上一层神圣的光环。如今剥开这个光环，我们会发现：知青下乡完全是因为文革动乱的无奈之举。如果不搞文革，就没有红卫兵运动，更不会有大规模武斗发生；如果坚持一门心思搞经济建设，就不需要上山下乡运动。更严重的后果是，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又为80年代初的知青大返城留下了后遗症，这种后遗症又在90年代集中爆发：那些被安排到父母单位“大集体”、“小集体”的返城知青又在以后的国企改革中下岗。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是文革的牺牲品。所以，要否定文革，就必然要否定上山下乡运动。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嘛”。

尽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当时有重要的意义，但在坚持近十年之后还是突然终止了！为什么？要害在于违背客观规律的“运动”。劳动力的社会流动，应该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政策只能是在遵循这种规律基础上的因势利导。如果不是自愿结合，而是行政的意志，人为的运动式“撮合”，最终也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现在的青年由于不了解那段历史，对知青的回城感到困惑。一些80后、90后青年认为，现在的“西部志愿者计划”、大学生农村支教活动和大学生村官的选拔，有那么多人志愿去农村，可见农村也很好。我认为，两者有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强制与志愿的区别。当年各种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人人必须参与。上山下乡涵盖所有城市知识青年，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必须下乡。而现在的大学生下乡是志愿的，他们还可以作其它多种职业选择；第二，暗箱操作与公开、公平的区别。当年下乡叫“扎根农村一辈子”，但家庭有关系的都出来了，没关系的则看不到希望，严重违背三公原则。而现在的大学生到农村都是公开招聘，规定了服务年限，甚至不到时间也可以辞职走人；第三，工作内容的区别。当年下乡的知青许多未满18岁，属未成年人（下乡知青年龄最小的记录是13岁），他们在农村干的却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而现在的大学生都是20岁以上的成年人，去农村主要从事支医、支教或农村基层管理、服务工作；第四，经济来源的区别。当年知青只能参与生产队的分配，多数知青生活极为困难。而现在的大学生在农村期间，则由政府发放生活费，可以做到衣食无忧。方法不同，效果完全不一样。由此可见，遵循客观规律的重要性。

我认为，上山下乡的要害在于“运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建设通常是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加以推进和实现的，如土地改革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除“四害”运动等等，这些经济运动都被拔高到政治层面加以宣传和实施，连做清洁、扫地，都被冠以“爱国卫生运动”。但是，不管是自发形成的运动还是官方推进的运动，都有两大致命弱点：一是不能持久，很难长期坚持；二是容易出现过激行为，甚至违背运动的初衷，结局都是被实践所否定。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时指出：对改革开放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同样，三个“有利于”也是我们评判上山下乡运动成败的标准。

首先，上山下乡运动推动了农村生产力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当时，我国的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是人多地少，主要靠人力和少量畜力进行简单再生产。知青既是劳动者，又是消费者，更未带去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反而要与农民争夺口粮，导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双双下降。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上山下乡运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上山下乡运动导致整整一代青年中断学业，许多人没有完成义务教育，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文革结束之时，国家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实力严重下降，削弱了综合国力。究其原因是人才匮乏，许多学科后继无人。尽管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的三年中，一些知青有幸赶上了末班车（此前亦有少量知青有幸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还有一些知青奋发图强，利用业余时间，参加自考、夜大、电大学习而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但知青一代总体文化偏低是不争的事实。有专家估计，在50后的一代青年中，上过全日制大专院校的不足5%，硕士生、博士生更是凤毛麟角。这与80后、90后青年近70%的大学入学率形成极大的反差。知青这代人的文化断层在90年代集中显现出来：在很多高校和科研所的学科带头人中，除了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就是30来岁的青年，最缺乏的就是出生于50年代的中年人。令人欣慰的是，“神舟七号”上天时，坐在北京控制大厅内的多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如果他们也在十多岁时中断学业，下乡劳动几年，“神七”还能上天吗？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来看，农村人口总是不断减少，城市人口总是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都经历了由畜牧业—农业—工业到现代社会的演进，劳动力的流动都是由农村流向城市，即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第三产业，最终推动社会进步。上山下乡运动逆社会发展的潮流而动，用政治运动的形式强行把劳动力从城市驱赶到农村，违背了客观规律（包括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焉能成功？

50年代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叫做“缩小三大差别”（指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差别），这一想法是不错的，但采取的方法却大错特错：把知识分子的工资降下来，就叫缩小体脑差别？把城市青年送往农村，就叫缩小城乡差别？把生活水平较高者向较低者靠齐，这种方法犹如削足适履，把大家弄得一般穷、一般痛！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发展经济的方法，把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让低收入者向高收入者靠齐？我们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径：允许劳动者自由流动，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80年代，全国“十万人才下海南”，90年代，“千万民工进城来”。到2013年，常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达到2.3亿，他们每年的城市务工收入，极大地改变了家庭贫困状况，一些农民工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而转化为城市人口！中共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和部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时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将会逐渐转变为城市人口，这才是缩小城乡差别、体脑差别、工农差别的正确途经。尽管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它却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