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夢》缅共游击战争中的中国知青

达浒家境，与一般知青比较，还要艰难，城里知青家庭父母多少都有点工资，对子女的婚事在金钱物质上，都会视经济能力给予支持。达浒家在农村，唯一健在的母亲在当地是五保户，要对他成家立业有所帮助是不能指望的。母亲年迈，老太太的尴尬在于自己生计都成问题，哪怕最起码的表示都不可能。 

瓦邦南登特区虎兰王家最小的女儿是达浒心仪的姑娘，她上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哥姐成婚时，哥哥没有聘礼，姐姐没有陪嫁，这反映了王家的家庭经济状况。谁不想自己的子女风风光光地娶嫁，限于家境，只能如此。如今小女儿出嫁，同样也牵扯到经济问题。达浒要指望丈人家资助，也是不可能的，女方两老有两老的难处。 

达浒作为军人，军中待遇就是每年两套衣服，有限的津贴，除购牙膏肥皂、油盐味精外还可解决小部分菜金，大部分菜蔬还得靠采集野菜方可熬到下月发放津贴。日子过到采集野菜度日的程度，生存之艰难，达浒口袋里还能有什么？娶妻生子，谈何容易。家在城市的知青，不时家中还会寄点钱物，达浒从来未有。丈人将女儿许他，按世俗礼仪应得收一份聘礼。作为人民军连级干部的达浒，此时已三十多岁，心仪的姑娘巴望着他支撑过门的场面，待嫁女人，谁多少都爱点虚荣，谁私下都会与女伴攀比。所有的一切都决定在一个“钱”字，达浒被逼到有婚不得结的地步。 

达浒虽没有钱，但有两心相悦的恋人，重要的是达浒有智慧，智慧也是财富。当时部队撤离此地，营房、菜地、一头母猪及猪仔不能随部队搬迁，达浒抓住这个机会，利用营房遗下的建材，在连队兄弟的帮助下，筑起了自己的小窝，花很少的一点钱置下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笔不动产。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如何与女方父母交道，达浒托当地驻军的一个营长及地方上的一位区长到丈人家说媒，丈人家没得到丁点实惠，但得到一个体面的尊重，没费什么周折就把婚事答应下来。达浒又在旁人的指点下，循两江流域当地人习俗，暗中与女方约好时间地点，女方收拾好自己的细软，逃出家门，随达浒私奔。事后，告知女方父母，他们的女儿已随达浒至某地。做学生时，书本上描绘的私奔，似乎与自己不搭界，做梦也没想到如今成了私奔的主角。梦幻般的私奔，达浒别无选择。这种把戏使女方家里免除了陪嫁的经济负担，也使达浒摆脱了没能力下聘礼的窘境。房子有了，新娘也到手了，剩下的就是婚礼宴客的费用。 

达浒穷，但人缘好，朋友答应借钱买头猪，直到要用猪肉备席，猪还在半天路以外，要用糖醋酱油，帮忙外出采买的人因意外不能回来，只好与驻地商店商量借用，如自己采办的糖醋酱油回来，就如数奉还，如不能归赔，就算在商店购买。此地婚嫁，免不了民间喜庆活动“打歌”，客人已到，打歌的乐器欠缺……。策划与实践总有落差，婚礼难免差强人意。敌人已得到情报，此地某人某日举办婚礼，拟派小股武装来捣乱、骚扰。为防敌方企图得逞，部队在婚礼举办地前方三公里处布防，区武工队在附近高地上架起几挺重机枪警戒，官兵轮换着下来吃喜酒。明地里欢天喜地，酒肉欢歌，暗地里气氛肃杀，兵戈相见。只有新郎官心里清楚，今天虽是他的大喜日子，也是他的鬼门关，弄不好吹打声可能变成枪炮声，喜事很可能变成丧事。

但达浒没有选择余地，游击战争中的环境决定了只能如此。

打歌通宵达旦，达浒整夜心都提在嗓管里…… 在债务的重压下，枪口的包围下，人民军中国知青达浒的婚礼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成家尚且如此，添小孩后更为艰难，达浒不仅是军人，而且是人夫人父，担子更重了，环境已逼达浒做生意贴补家用，一旦生意上有所收益，马上交与太太。多次传闻达浒已牺牲，以防不测，达浒向太太交代清楚债务。

婚后六年，达浒将最后一笔债务归还彭家声。当初达浒成家时，从金厂到果敢彭家借钱，走快一点要两天，走慢一点来回要五天，向彭家声借了一千文缅币。六年过去了，缅币已大幅贬值，此时的一千文早已不值当时币值，达浒向彭说明此时归还，仅只是表示信用，彭家声在缅北金三角滚打一辈子，人性的负面他看得多了，在钱面前直不起腰，做不成人的事司空见惯，而金钱在彭家声眼里，虽重要，但他更欣赏的是这个城里学生娃子，能在血腥搏杀的间歇里成家立业。

当我们从那一块土地上归来，走入各个行业，随时日，陆续娶妻生子，为人夫妻，为人父母，不知见识过多少不愉快，甚至屈辱的事，人性的负面影响也大，在社会日益商业化的今天，人性的丑恶简直令人沮丧，有时候，真到了怀疑我们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地步，就因为有这些令人拨动心弦的榜样，净化着我们的心灵，支撑着我们摇摆不定的灵魂，坚定着我们摇摇欲坠的是非标准，才使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诱惑，卑劣面前直起腰，没有这些美好的事情作导向，我们肯定会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中迷失自我，这是毫无疑义的。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杜士元，陆源为同班学友所做的，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事，友情能用自己年青的性命相博，这种友情显然是厚重的，甚至厚重到当事人，旁观者心灵得到涤荡。杜士元，陆源如今也是很平凡的人，也像所有的回城知青一样过着世俗的日子，干着毫不起眼的职业，在他们成家立业的过程中，做过不知多少平常事，但他们在缅共人民军中这个特殊环境里，却干了一件不同凡响的事，这一事情的深层含义，在世风日下，商业气息日浓，人情淡薄的今天，有着震撼人心的教化作用。 

凡是了解这一事情过程的朋友，同学，当然对他们另眼相看。 

思勤的遗骨，那怕只是一部分，在兄长同学的关怀下回来了，长眠在那里的知青们，回来的，大多只能是他们的遗物。昆明七中知青李玉昆，地雷将他的一只脚扭断，当时他并没有咽气，军中知青形容地雷杀人，并不即时了断，给当事人以时间作最后的表演，人的生命在最后时刻，总会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话语，他的只言片语，在政治高于一切的环境下，很可能会造就一个英雄，这个幽默太黑色了。李玉昆垂死之时并没有追赶政治上的时髦，叫喊谁谁万岁，只是不停的念叨“三姐，三姐”。他在远方的亲人，再也听不到他最后的呼唤。残酷的战场环境下，没有抢救条件，只有昆明五中知青程希守着他，眼睁睁的看着他受着伤痛的煎熬，只能默默的祈祷奇迹出现；两小时后，李玉昆死了。我因与李玉昆在学校读书时为争球场红过脸，几乎动手，他那壮实的身影，成了我对他的最后印象。我特意询问程希，程希回忆，李玉昆死后，当晚停在一景颇族的篾巴草房里，为防野兽的侵害，程希守着他陪他一夜。第二天，将他葬在滇缅公路（缅甸境内）侧的一个小山包上。程希回到昆明后，将李玉昆仅存一顶沾满玉昆血迹斑斑的缅共军帽交与他的亲人，一家人看着这顶军帽伤心欲绝，谁都不敢相信，这竟是他们那活灵活现的儿子的全部！谁也不能决定是否应该狠心告诉他的三姐知道，她那骨肉相亲的弟弟，临终前对她那一声声、翻来覆去、不停的念叨。

战争的环境是残酷的，军人的待遇是菲薄的，军中的知识女性是稀罕的，这三个因素决定了人民军中知青普遍晚婚。 

首先，择偶寻对象就是一个别扭的心理过程，知青都受过中等教育，城市文化的熏陶，潜意识里绝对希望对方也是受过教育的城市女性，但现实中，数千缅共知青仅有百十位女知青，男女比例的巨大悬殊，导致在战斗部队里充其量只有两位女性文化教员，或是女性卫生员。而知青比较集中的303部队，警卫通讯连一百多号人，清一色的女兵，三分之二是知青，以边疆女知青为多数，这支连队的另一个称呼为娘子连。男知青们私下自己哄自己玩，调侃娘子连为“家属连”，意味深长的“家属”，只有女知青不知花落谁家，蒙在鼓里。其他战斗部队，没有女性的环境，当然也谈不上喜欢谁，清一色的男性环境是军队的特点，并非缅共人民军所独有，但以游击战争为主的缅共人民军尢甚。游击战的性质决定了战斗部队里容不得女性的存在，环境实在是太残酷了。清一色的男性环境是荤笑话的沃土，缅共知青中的荤笑话，既有城市文化的幽默，也有本地语言的形象生动，荤笑话是解决性饥渴的唯一释放剂，再露骨下流的语言，出自这些受过教育的城市学生之口，也不会给人感到难堪，只会在笑声中化解。 

人数有限的女知青绝大部分在后勤，通讯，女兵连工作，单位驻地分散，偶尔的交叉也是工作上的需要，一旦工作完成，也就各自回单位。空间的距离导致男知青就是喜欢上谁，大概那个他心仪的女知青还一无所知。一位缅共男知青提到此事不无悲凉地说“在崇山峻岭中，把酒凌虚，空悲切”，当时境内外知青中，对谈恋爱有一个形象的专用词“乱精神”，说的是知青男女一旦坠入情网，平时正常的思维都会超越常理。境外缅共男知青却是没有合适的异性朋友，首先自己先乱了方寸。也有一男知青从江西游击区来到后方，喜欢上一位女知青就不愿再回前线的传闻。但从未听说缅共知青（除蔡永祥个别人外）有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第七条的事。战争环境中没有浪漫的机会，男性的心理扭曲却受到部队纪律的严格束缚，非知青身份的缅共人民军成员也有偷鸡摸狗的诽闻。但缅共知青在国内受到的正统教育，是他们在缅甸行为准则的铁律。城市女知青在缅共人民军中的稀罕，必然成了非常引人注目的军中凤凰，不但男知青对她们注目，本地的男性军人也对她们投来异样的倾慕眼光，他们用本地的方式、语言来表达他们的倾慕。蛮荒之地的异性交往既有民族风俗，也有本地习俗，开放而露骨，城市女知青都比较传统、保守，因文化的熏陶，她们只习惯于含蓄，虽然面子、心理上有很多别扭，反感，但碍于对方是同事、上级，往往采取回避的方式，不过心里很是烦躁。军中女知青三十年后为这种行为定了一个时髦的罪名“性骚扰”。事实证明，城市受过教育的女性，与他们心理上，文化上有很大的差距。昆明加入缅共的女知青似乎没有一人嫁与本地人，除一人外，她们的丈夫全是军中男知青。 

曾有一位当地人的人民军旅长看中了一位女知青，免不了一些送信送物的俗套。最有意思的是，开饭时，这位旅长放出话来，“某某不到（指女知青），不准开饭”。贵为旅长，在军中地位不低，提起女知青来还是气短，以他身份，如他要在本地青年女性中寻偶，情形很可能倒过来。城市女知青的身价如此，反映了军中知识女性的稀罕，但有数的女知青中，她们心里的位置，仍是留给男知青的。 

昆明女知青余平，任过部队的司务长，对这些男知青平时没少关照，男知青津贴用完，烟瘾难熬，准会到她那里打打秋风，心地善良的余平也会在权力范围内，力所能及的给几块缅币。三十多年后余平跟我说，当时这样办是要冒风险背黑锅的。管理经济的干部，钱物上的短少，不管什么时候，一旦败露，足以毁坏这位女知青的名誉。实在没辙，她就会到崩龙寨子里行窃，偷点烟叶，到景颇寨子里行乞，讨点茶叶。当地老乡对余平的到来，都很客气。仗着城市女性的优势，往往成功。遇到知青出征，余平也会用自己有限的津贴买点糖果，为他们送行。她心里想的是这些知青与家隔着千山万水，她是代表了知青的祖国及母亲姐妹为他们送行。谁知道这一去会有谁永远回不来，谁又会平躺着被战友抬回来。在战争环境里，男知青对女知青的感情却是一点都不含糊的。余平及另一位女知青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没有牙膏肥皂用，当地又无法解决，香皂可以凑合不用，漱口没有牙膏，文明习惯使然，男知青都难以忍受，何况女孩子。两位女知青正为此事犯愁，却收到昆明四中知青文黎明从前线辗转送下来的半块香皂、半条牙膏，香皂、牙膏一看就不是中国货。我为此事特地到离昆明五十多公里的海口去找文黎明，不巧，文黎明又到缅甸勐拉谋生去了。我与几位在昆明的缅共知青探讨，要在前线取得半块香皂、半条牙膏，有些什么可能途径。

“要么是在那个山旮旯野店所购，要么是哪位相处得好的华侨所赠。”

我很快的排除了这两种可能性，再荒僻的鸡毛店也不会卖半块香皂，任何交情的朋友也不会送半管牙膏，最有可能的，便是从缅军身上获取。文黎明在占有这半块香皂、半条牙膏之前，不知发生了多么惨烈的拼杀。枪声、手榴弹爆炸声过后，文黎明活下来，硝烟还未散尽，他从缅军死尸上得到的战利品，仍挂念着后方的姐妹。谁用过这半块香皂、半条牙膏，谁会清楚的记得一辈子。 

香皂、牙膏、烟叶、糖果、茶叶，这些在世人眼里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东西，在今天看来，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商品，但这些东西承载的深层内容，却是如今弥漫全国、经久不衰的知青情结。而缅共知青的情结，在那硝烟血腥的环境里，却更令人心潮澎湃。

毕竟军中男知青的比例太悬殊了，众多男知青要在有数的女知青中择偶，难度可想而知，也发生过两位男生为一位女知青动枪的事。我无意贬损这位人民军旅长，更不会非议两位男知青的举动，战争环境中的爱情，绝不是紫色的玫瑰花，而是超出常态的热情。人民军旅长是人，知青也是人，在爱情的竞争上，本地人的旅长表现得笨拙而俗气，只能以他的地位，向心仪的女知青发个信号；城里知青却丢掉读书人的酸面孔，青面獠牙起来。我不知道舞台中央的女知青如何思量，对旅长，她可能虚荣心有所触动而保持矜持态度，这种局面她能驾驭；对两个同城同乡广义上的同学，虚荣心也可能短暂地出现，被异性追求毕竟是件舒心事，枪口下的爱情竞争，只能使她惊慌失措，心烦意乱，为了她动枪，那绝不是浪漫的事情。战争改变了人的性格，也改变了这两个男知青的行为方式，读书人在本该浪漫的爱情上却以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真使人回味无穷，他们的行动向世人表明，他们已是战士，战士有战士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情场也是战场。多少年过去了，我们这一代知青，早已经历了各自的感情生活，对爱情自然有一份深层的理解，为了真情不惜拿枪搏杀，比起现实的九十九朵玫瑰那些爱情表白，后者显得苍白而庸俗。这位当事女知青，我想也一定会更敬重这两位男同学。

战斗部队的男知青只有将目标转移到驻地附近的青年女性上，这些女性所受的教育，大概多数停留在三从四德上，文化知识非常有限，她们大多为当地华侨或是景颇姑娘。这种降格以求的现实态度，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其次是没有经济基础，军人的收入就是部队的津贴，舞光棍还捉襟见肘，要成家，要么家中支援，要么举债。一个军中知青跟我说“没当到一定职务，没有百十个弟兄帮忙，不敢成家”。穷，就是有点小钱，还得靠人事帮衬，达浒盖房子就是例子。阿瓦山中成家的昆明缅共知青车矩，以及后来的石磊，成家立业的过程中，都少不了弟兄们的帮忙，石磊送新娘子的戒指，还是车矩妻子从手上退下来，为石磊撑面子的。家是成了，但军人对家庭的照顾非常有限，只能偶尔探亲帮忙一下，家庭担子主要在妻子身上。

昆明一中知青石磊新婚一月即被派往江西游击区，留给妻子的就是几个月的口粮，这几个月的口粮，还是石磊厚着脸皮，在公家的份额上多购买的，新郎官对于占公家这点小便宜，心里也是惴惴不安，在日记里清楚地记载“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用什么报？除了血与命，还有什么？石磊一年多以后才回家，据他说，他这种情况还算短的，有的三、四年才从前线回来，当然也有永远回不来的。战争中的军人家庭，始终在死亡的阴影下生活，知青家庭能例外吗？

我在采访地，见一全副武装的父亲，右手持冲锋枪，左手怀抱着个一、两岁的小女孩，孩子稚嫩的小屁股紧贴在父亲胸前的子弹夹上，是上幼稚园，还是上战场？孩子的小手在抚弄父亲肩上武装带的铁扣，仿佛在摆弄她的玩具。这画面太扎眼，战士父亲见到我的镜头，转身离去，随着军人的步子，右手冲锋枪甩前甩后，只有孩子天真无邪的眼神，烙在我心里。这位军人父亲左手放下孩子，右手放下枪，就得为生计操劳，一旦他上了前线，再能拥抱他的孩子吗？透过时光的隧道，当年缅共知青全副武装的身后，不乏拖儿带女的景象。生活不可能风平浪静，达浒在前线获知大儿子患病，带了一挎包药请假奔回家。父亲的到来，儿子病况似乎有所缓解，当夜，儿子撒手西去。没有正规医药，儿子的病因似乎都没弄清楚，父爱缺失？还好，父子俩见了一面。

现今仍在境外的缅共知青，他们的生活道路，比起已经回故乡的战友来说，无疑要艰辛曲折得多，他们唯一的优势是不受计划生育的控制，但他们的文化底蕴注定了他们的思维与国内知青区别不大，尤其在子女受教育问题上。在我造访的缅共境外知青的家庭，他们都注重子女的教育，多数都将子女送回国内读书，条件允许的，就读缅甸泰国的大学。达浒的二儿子被达浒送到中国边境读小学，不到十岁的孩子，背着米到学校读书。那时的边境小学，教学质量是谈不上的，加之环境动荡，二儿子一年级就读了三年。令达浒欣慰的是，这个读了三年一年级的儿子，在二零零二年全国高考中，被省外一所大学本科录取。这个大学毕业的儿子在邦桑成婚时，境内的知青们出境庆贺，作为男方后家站在达浒一边，达浒高兴，因为不容易，欲说还休的不容易啊。

境内外当年选择本地女青年为妻的，如今暴露出家庭缺陷，那就是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在不稳定的战争环境中，或许不是那么冲突明显，生存的压力无暇顾及，三从四德也难说是当时生活的一种优势，到如今文化知识的欠缺及她们边远地区农村出身的因素，使得这些境外知青也有苦恼。在我采访他们时往往聊到深夜一、二点，考虑到第二天他还工作，几次建议他休息，他才跟我说实话“平时没有机会聊这些话题，警卫员是文盲，年纪又小，老婆大字不识，说也没有用，难得当年老知青来访”。那一夜，我没睡着，想当年我们一起从昆明先后到边疆插队，他为了心中的革命理想，偷越国境线参加了缅共人民军，在部队里一干就是二十年。“骄阳下负重行军，汗水顺着胡子、指尖一滴一滴往下淌”，战斗中手指被炮弹啃残，出生入死，侥幸活下来，步入老年，却连说话的人也没有，他心里的孤独、无奈，引起我无限地悲凉。据我所知，凡是与当地女性成家的缅共知青，家庭生活都有说不清的尴尬事，她们的农村背景及文化差距便是起因。那时，这些城里学生没什么选择余地，导致现在的结果，说起来也是必然。作为同时代的知青朋友，我对他们的经历感触颇深，之所以扔下生计奔走在缅北、金三角的崇山峻岭间，追寻他们的足迹，就是出于对他们深切的关注，而我，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对他们毫无帮助。

多年以后，达浒第一次回归祖国。隔着界河，远远看见口岸飘扬的五星红旗，禁不住心里五味杂陈，当初就是为了这面旗帜的尊严，数千知识青年偷越国境，捋起裤脚涉界河去流血拼命。经过多少剑与火的经历，同学战友尸埋异乡，自己有幸又一次站在红旗下，达浒的心灵却遭受了一次重创，中国边防发给他的入境通行证，身份一栏，赫然记载着“缅甸商人”，曾几何时，自己的身份已移位如斯。他捏着这本证件，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来到界碑前，阴刻的“中国”两字仍像他当年处境一样，心里涌起无限的亲切，达浒用残肢抚摸着粗糙的水泥界碑，这条汉子禁不住感慨万千，二十年征战，国籍丢了，身份变了，这与当初的出发点八竿子打不着，达浒心烦意乱。

历史的演变，又使他们陷入一个尴尬的结局，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理想，却给他们带来一个谁也把握不住，而又令人心态复杂的后果。当国家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背景下，他们的身份定位又一次面临痛苦的选择，缅甸人乎？他们骨子里仍是地道中国人，心里想的是中国的事，血管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如果他们是单纯的旅缅华人，事情简单又正常。一旦联系起他们当年的理想、初衷，现实却与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中国人乎？他们回故乡只能是外国人身份，这与他们当年的出发点相距十万八千里。牺牲了那么多的知青伙伴，流了那么多鲜血，青春已耗费在那块土地上，幸存到如今却将自己视为第二生命的国籍弄得不明不白，悲从中来。总之，他们的个人情感，对国家民族的情感，对理想追求破灭的失望情感，都是一个苦涩的话题。

他们老了，如果历史重现，他们是否会像当年，拼着老命拿起枪？他们的心，会不会受国籍身份限制？我想他们内心仍向往着祖籍国。在我接触的缅共知青中，不管他们地位如何，经济状况如何，身体伤残如何，后悔当年的选择吗？我不敢深问，社会已经翻天覆地，谁会没一点变化呢？

但我坚信，只要他们活着，如果边疆有事，打第一枪的，可能不是中国边防，而是当年的老知青，因为此时，他们手里仍掌握着数量不菲的武装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