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寒冷冬天，他为办病退付出生命代价

郑光耘，原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九连浙江温州籍知青，1951年12月出生，因病退材料被有关部门丢失，在回兵团办理病退复查期间心脏病发作，于1975年1月下旬病故于四团九连，时年23岁。

假如郑光耘活到现在，会像我们现在一样是满头白发的老人，像我们一样参加知青的聚会、还用他那有点儿尖刻的语言，与大家争论…… 可是，生活中根本没有假如。

1969年6月，浙江知青来到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到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九连的主要是浙江温州地区（现在是温州市）平阳县的知青，其中大部分都是平阳县一中的老三届毕业生。郑光耘就是其中的一个。

郑光耘身材不高，大约1.7米，现在我依然能回忆起郑光耘那张年轻的脸。他是个直脾气，也是性情中人，有意见有看法喜欢直接说出来，也不给人留什么面子。因为是南方人，和其他浙江知青一样，对乌兰布和的沙漠气候和以玉米面窝头为主，糜子米和小米算是细粮的伙食不适应，“上火”是常态，脸上有些青春痘。他喜欢照镜子，也会对着镜子看着脸上的青春痘着急，因此也被人说有点儿“小资”。他也喜欢看漂亮女生并和好朋友们私下谈论女生，虽然那时人们思想很禁锢。

由于不是那种身强力壮的人，平日里，郑光耘在劳动、干活儿方面即使自己很努力也不可能太突出，但能受的罪他都受了。初到兵团，干的活儿不是挖渠、修路，就是脱坯、盖房，都是累死人的活儿。1971年修建四团扬水站施工大会战这样的工程郑光耘都参加了。在200多天时间里，五六十人每天挤在一个简易工棚里，睡的是地铺，就是在地上铺了一层麦草，喝得是大渠里有鱼虫儿的水，一天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条件要多艰苦就有多艰苦。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也得脱一层皮，而对一个患有心脏病的人来说，确实够他受的。

郑光耘写得一手好字，虽然年纪不大，但排里出黑板报，搞宣传，写标语横幅都出自他手。也许是由于他父亲是浙江平阳县第一小学的美术教师，有家学渊源的关系。他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员，据说是属于集体加入的那种。出身的“问题”影响了他的进步。但他与其他知青一样也渴望进步，希望自己能评上五好战士，希望能成为一个共青团员。  

努力争取进步，积极表现是那时知青们的主流。

除了身体不太好之外，郑光耘和别的兵团知青们都一样。

按郑光耘的身体情况是不应该上山下乡的，更不应该去离家乡这么远、气候和医疗条件这么恶劣的地方。因为他先天患有比较严重的心脏病。但是在动乱年代里，郑光耘这个心脏病人也没有逃脱上山下乡的命运。在当时极左的环境下，什么不应该发生的事情都可能发生。郑光耘最终还是从江南气候和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发配到了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位于乌兰布和荒漠的兵团连队。

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九连营房，现在是农场职工住房

到内蒙兵团以后，郑光耘曾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医院看病、检查。现役军人大夫用听诊器检查过他的胸部，听了他的心脏跳动情况后，马上叫参加培训的小大夫和卫生员们过来，让大家都用听诊器听一听，并说：“你们都听听，这就是四至五级杂音”。一般的心脏病都是二、三级杂音，像郑光耘这样严重的并不很多见。

到了兵团以后，尤其是在兵团初期，过得是军事化的生活。在那个大力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时代，年轻的兵团战士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更缺少懂得关心照顾别人的人。不管是兵团的各级领导，还是当时的极左风气，都促使兵团战士们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进一步发挥为“一怕不苦、二怕不死”的精神。所以像郑光耘这样身体不好的战士在安排工作及生活方面很难得到什么照顾。17岁就到兵团的郑光耘自己也不懂得照顾自己，虽然他在体力劳动方面确实比不上身体好的人。 

大约是在1972年底，或1973年初，郑光耘回家探亲后选择了逾假不归，在家乡呆了近两年的时间，并着手办理病退。由于他的病历资料手续都很齐全，他没有回到连队，而是委托同在一个连队的知青同乡李向阳代为办理其病退的手续。

1971年四团扬水站施工结束后，四团九连参加施工会战人员与团参谋长和施工连领导合影。后排左数第二人是郑光耘

但不幸的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军务科的那些现役军人干部们却将郑光耘的病退材料弄丢了。到1975年10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现役军人就全部撤离，兵团也移交给地方了。在现役军人撤离兵团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正是他们数着手指头度日，为自己离开兵团后的安排费尽心机的时候。一个病退知青材料的丢失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对于郑光耘来说，这却是天大的事。 

办理病退必须有兵团师一级医院和知青原籍地区医院的诊断证明、相应的化验单并经有关部门审批。李向阳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军务科和一师医院等单位多次交涉，想让有关部门补开郑光耘的诊断证明，但一师军务科的现役军人说材料丢了必须由一师医院补开诊断，一师医院的现役军人们又以不是他们的责任为由，拒不补开诊断证明。相关部门的现役军人干部们“踢皮球”的结果是必须由郑光耘本人回内蒙重新复查，补办诊断证明，重新审批。

在这种情况下，郑光耘只能回到四团九连，重新复查，重新开具诊断证明。家里人希望他等到开春天气暖和一些再回内蒙，但心急的郑光耘想尽快办完病退，赶在冬季回内蒙复查，争取拿到批件回家过春节，但谁知这一次回兵团复查竟踏上了不归之路。

天上随便掉下一点儿尘土，落到普通百姓头上，那就是一片天，一个雷。兵团一师师部军务科的现役军人们随便一次不负责任，“踢一次皮球”，落在普通的兵团战士郑光耘身上，那就是一条命。

四团九连前身是文革时期的内蒙古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四分校，早期建造的房子和后来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按统一图纸建造的营房不一样，一排“穿鞋戴帽”（即地基和柱角及房项出檐用砖，墙体用土坏砌成）的平房，分割成若干间，每间都是里屋一条大炕住4人，人多的时候挤5个人甚至6个人，外屋一条小炕住两个人。

在等待病退审批手续的日子里，郑光耘住在四团九连一排营房东侧第一个房间，也是个里外间。郑光耘与浙江知青老乡李向阳，吴祖国住在里面一间房，北京知青杜强住在外间屋。

由于临近春节，连队不少知青都探亲回家，留在连队过春节的知青不是很多。

边远地区兵团连队医疗条件与城市没法比，从九连到最近的四团卫生队也要20多里地，要到大一些正规一点儿的医院，比如临河的解放军279野战医院或位于巴颜高勒市（磴口县）的兵团一师医院，距离四团九连分别是80多公里和100多公里。那时的公路基本上全是沙石路，路面坑凹不平，春天翻浆、冬季下雪，汽车也跑不快，从四团团部到九连也得开一个小时，从九连到大一点儿的医院至少要三四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团部卫生队虽然配备了一辆救护车、但真有急、危重病人，能否得到及时的抢救、治疗，甚至能否活命也只能是听天由命，全凭自己的生命力。

后排左一是郑光耘。上世纪70年代初拍照

郑光耘患的就是普通的感冒，这是最普通不过的病了，一般情况下，休息几天就好了。

去世的当天，郑光耘没吃早饭，一直在炕上睡觉。下午，郑光耘睡醒了，已感冒几天的郑光耘精神挺好，感冒也似有好转。生病期间都是温州老乡、战友们照顾他，还有些老乡来看望他。郑光耘还特意拿出一点儿钱，让浙江知青沈宝华去买两盒烟给大家抽，向大家表示感谢。后来，郑光耘说感到身上有点冷，谁也没想到，心脏病就突然发作了，一会儿的功夫，很快就神志不清，陷入昏迷了。九连卫生员包头知青王菊秋和九连通讯员上海知青包伟德一直在现场抢救。北京知青杜强摸着郑光耘的脉搏，越摸越没有，杜强不懂，觉得还能摸到脉搏，王菊秋说是杜强自己的脉搏在跳。在郑光耘失去知觉、没有脉搏后，知青战友还坚持对郑光耘做嘴对嘴的人工呼吸。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也不懂医术，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知青们能采取的、会采取的措施和手段都用过了。

抢救心脏病发作病人，是时间与生命的赛跑，最重要的是在第一时间送到正规的医院或把医生接过来。但等团部的救护车拉着卫生队的现役军人大夫赶到九连，已是一个多小时以后了，这时，郑光耘早已停止呼吸了。

下午4点多，郑光耘因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了。

现在还能记得，郑光耘去世的时候，天上飘下了雪花。可能是老天爷也觉得命运对郑光耘实在是太不公平，撒下片片白雪，祭奠这个带着希望和憧憬回来，却化作一缕青烟归去，连一句遗言都未能留下的冤魂。

1975年春节，郑光耘追悼会在九连礼堂（也是食堂）举行，现在礼堂一多半已拆除，只剩下大门和原食堂操作间，已成为农场职工住房

郑光耘曾经居住的宿舍就地改成了停放遗体的地方，内蒙的冬天温度很低，屋里都生有炉火，就是用砖砌在炕头的那种土炉子。平日里郑光耘他们住的里间屋炉子不太好使，但在郑光耘去世的那天，屋子里的炉火却出奇的旺。用迷信一点儿的话来说，这是不祥的征兆。

停放遗体，首先屋子里需要降温。大家找来沙子盖住、灭掉炉火。

知青战友们为郑光耘擦洗了遗体，理发，整容，换上了全新的兵团土黄色军装、鞋、帽子还有大衣，遗体下面铺着塑料布。离连队不远的大渠里低凹的地方，深秋时浇地存下有余水，到冬天就结成了冰。在等待家属来连队的十几天时间里，一排未探亲回家的知青都参加了到大渠里去凿冰、取冰工作，部分知青战友分工值班，昼夜看护遗体。

乌兰布和荒原的冬天很冷，基本上每天都刮风，而且大都是铺天盖地，卷着黄沙，打在脸上生疼的大风，要是不生火炉，室内也是会结冰的。知青们将郑光耘的遗体放在冰块上，双重保险，为的是等待郑光耘家属到来，让他们最后看一眼自己的亲人。

保护好郑光耘的遗体，主要是防止腐烂和被老鼠咬，除了一直保持冰冻状态，进出一定要关好房门，防止老鼠进入。连队虽然已通电，但每天晚上6点到12点这段最需要照明的用电高峰时间基本上都停电。停放遗体的房间在晚上停电的时候还要点起马灯，房间里黑着，晚上巡看遗体的同志胆小的就不敢进屋。就是点了灯，也有胆子小的不敢进去。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没经历过这种事。

郑光耘去世的头一天，曾有战友因郑光耘患感冒到炊事班要求给他做点儿病号饭。那时的病号饭其实就是半盆面条，切点儿葱花，放一点儿胡麻油，连个鸡蛋都没有。就是这样的病号饭，当时也不是患了一般的感冒就能吃到的。九连的炊事班长，一个北京籍的女知青，以为郑光耘只是一般的感冒，没有同意，结果直到突然去世前郑光耘连碗面条都没有吃上。这件事使女炊事班长感到压力很大。一方面知青们有意见，认为郑光耘去世前都没吃上一口病号饭，责怪炊事班长；另一方面炊事班长自己确实也很自责。后来，在大家看守郑光耘遗体的十几天里，炊事班每天都给夜间看护遗体的同志做一盆面条，连里还额外再发两盒香烟。

李向阳是浙江温州知青里的大哥，郑光耘去世那天，李向阳去团部办事，不在连队，没有赶上抢救。但他赶回连队后，就一直带着其他战友和温州老乡们一起处理郑光耘的后事，照看郑光耘的家属。

1975年春节，郑光耘追悼会在九连礼堂（也是食堂）举行，现在礼堂大门内已成为农场职工的羊圈

郑光耘去世的消息首先要尽快通知其家属，但那时通讯条件很差，电话不普及，浙江省平阳县也只有公家单位才有电话。李向阳和浙江知青张纯水两人在九连连部唯一的一部手摇电话机前整整摇了一夜，才要通了平阳县张纯水父亲单位的电话，再通过张纯水父亲去通知郑光耘的家属。

郑光耘去世的准确日期现已无法确定，应是1975年1月下旬的某一天。因通知和等待家属来到连队，又耽误了一些时间，等郑光耘的父亲、弟弟，浙江省平阳县知青办的一名干部、郑光耘父亲单位，学校的副校长一行四人乘飞机到呼和浩特市，再辗转到师部、团部、连队，已经是十几天以后了。 

看到郑光耘的遗体，郑光耘的父亲，一个个头不高、已有些驼背的老人老泪纵横，郑光耘的弟弟则顿首捶足、痛骂一师师部军务科那些不负责任的现役军人。

在强调英雄主义，不把人的生命当作一回事的年代，一个普通兵团战士的去世，尤其是因病去世而不是有什么英雄壮举，真得算不了什么。也许是因为丢失郑光耘病退材料造成严重后果有点儿理亏的缘故，当时一师四团的现役军人领导批准报销了家属及单位数人从浙江到内蒙的飞机票等交通费用，并给予郑光耘家属几百元的经济补助，生前一直是“白丁”的郑光耘被追认为共青团员，这已是破例给予的照顾了。按当时正常的兵团战士死亡抚恤标准，一个普通兵团战士死亡只有１８０元的抚恤金，这些钱在当时大约能买一头稍微好一点儿的毛驴。至于那些对工作不负责任，“踢皮球”的现役军人则没有人去追究责任。

郑光耘生前最后的居住地。也是停放郑光耘遗体的地方，后来一直都没人住，直到半年多以后，有一个上海知青因谈恋爱需要，将此房外屋收拾打扫了一下，住了进去，并在此与女友孕育了九连第一个知青后代，这就是后话了。

由于等待时间较长，等家属到连队看完遗体，再派人去杭锦后旗火化，已经临近1975年除夕了。

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九连营区

1975年除夕前一天，一清早，浙江知青金承凯开着连队的手扶拖拉机，车斗里坐着浙江知青李向阳和北京知青杜贵铭，郑光耘的遗体也放在车斗里，先到了团部。拖拉机可以在团内的道路行驶，但不能上正式公路。他们只好又换了一个毛驴车，从四团团部到杭锦后旗还有43公里的砂石土路，路面上还有积雪，就是汽车也得走两三个小时。在冰天雪地中，两人赶着驴车，拉着遗体，一路颠簸，风沙卷着雪粉打在脸上生疼，等找到了杭锦后旗简陋的火葬厂已经是晚上。 

两人敲了半天门，出来一个看门的老人。一问，火葬厂人员已全都放假回家过节了，整个火葬厂只留下一个值班看门的，还有三具等待火化的遗体。

被拒之门外后，李向阳和杜贵铭两人商量了一会儿。已经走这么远的路，再改去别的地方不太可能，就是换别的地方也一样存在节日放假的问题。郑光耘的家属等着带骨灰回到家乡，连队也等着开追悼会，1975年春节注定是一个非常的日子。如果不及时火化，不按时带骨灰赶回连队，后面所有的事都要拖延。左右权衡之后，他们决定无论如何也先要完成火化。

两人再次敲开火葬厂的门，又递烟，又说好话，向火葬厂值班看门的老人说明了情况。直到送上第三根烟，老人才发了善心，说：“火化也可以，但现在没有人，除非你们自己动手”。老人虽没有亲自操作过，但也知道火化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李向阳他们两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决定自己动手火化郑光耘的遗体。

在那个年代，一个内蒙西部边远地区旗县的火葬厂也很简陋，就是用煤烧，再有就是用鼓风机将煤火吹得旺一点儿，与打铁的烘炉使用风箱是一个原理。

于是，在1975年除夕前夜，两个20多岁的知青在杭锦后旗火葬厂边干边学，乍着胆子，硬着头皮，干起了火化工作。

值班老人给他们打开了一间房门，告诉他们晚上可以在此休息一下。没有床铺，只有两把椅子和一个三屉桌。然后将他们两人带到火化车间，详细地讲了一遍火化操作的具体步骤，就自己回去休息了。

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九连营区

郑光耘的遗体已装进了塑料消毒袋，放进了太平间。两人点起焚烧炉，将鼓风机也打开，一锹一锹轮流向里面添煤。干了两个小时，将炉温烧到规定要求的800摄氏度。

到太平间去推人时，谁也不敢一个人去，就是两人一起行动也很害怕。与其说是走着去的，其实却是蹭着去的，荒郊野外，深更半夜进入太平间推尸体，确实需要有非同常人的胆量和心理素质。

郑光耘的遗体放在屋中间的一辆停尸车上，墙边上还停放着三具待火化的尸体。两人蹭到郑光耘遗体旁边，几乎同时，抄起车把就往外跑，刚一出门，背后的门被风吹得“啪”的一声关上了，吓得两人站在原地，半天没敢动……

炉门被打开了，一股热浪冲出来，烤得人不敢近前，两人将遗体放到有轨道的运尸车上，推尸入炉时卡了一下，但两人还是齐心合力将遗体平稳地放到炉里。等关上炉门，身上已经全都是汗,热得他们都脱下了棉衣。添好了煤，拽过一条长登，他们两人坐下来狠命地吸起了烟。

这时，他们才想起，一天了，还没吃东西，但是连一点儿食欲也没有。两人凑到炉前，从观察孔向里望去，火裹着风，风吹着火，顺着圆型的炉顶在整个炉膛里翻滚着，在这静静的深夜，为郑光耘举行着火的葬礼。

郑光耘的遗体已烧得只剩下一副骨架，但突然间又停电了，两人只好拉了闸，往炉里添了厚厚一层煤，让它在后半夜慢慢地烧。

两人关好大门，跑回值班老人给他们安排临时休息的小屋，屋里没有火，因为停电，也没有灯，两人这时才摸着黑各自啃了一个带来的凉馒头。终归是太累了，趴在椅背上睡着了。

当他们两人被冻醒时，外边已是白亮亮的，窗户上结着一层厚厚的冰花，拉开门，外面是一片银白，风卷着大片的雪花，铺天盖地。

此时，已是1975年的除夕。

两人收拾了一下，快步回到火化车间，炉火早已熄灭，炉膛里干干净净，在下面的炉坑里，均匀地撒着一层白色的骨灰。两人小心翼翼地一块块将骨灰放到红绸袋中，骨灰盒装满了，李向阳把盖子盖严，双手将骨灰盒捧在胸前，嘴里低声喊着“光耘，我们回家吧！”一边喊着，一边走着，两行泪水从脸颊流下……

1975年2月11日，大年初一，中国人的传统佳节。

因为刚下过雪，四团九连营区内外和荒野上还都覆盖着皑皑白雪，塞外的寒风依然凛冽。

按往年正常过春节的安排，年三十儿要吃饺子，正月初一要聚餐，人员齐整时甚至还有晚会，演节目啥的，但1975年春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九连营区里一片肃穆。

由于各种原因，当时已有不少人离开了兵团，除了后勤排及连部有些少量的男生，九连编制上只剩下一个排的男知青，女知青还有三个排，但不少人都探亲回家，所以，连队里人丁不旺。

1985年，郭孟伟重回四团九连，在曾经的九连礼堂前留影，当时的礼堂还是完整的

九连营房与礼堂中间，是一个宽阔的大操场。

大年初一早晨，我一手一个拿着两个花圈，踏着皑皑白雪，走到九连的礼堂，也是食堂，我们平时开会吃饭的地方已临时改为了灵堂。   

我将花圈在主席台前摆放好。除了黑字的“沉痛悼念郑光耘同志”的横幅，共摆放了五个花圈，有以四团党委名义送的，有以九连党支部、团支部名义送的。乌兰布和荒原没有丧葬用品商店，也没有松柏等常青的树木，花圈是九连的女知青们买来白纸等材料自己制作的，冬季里，只有冬青还是绿的。为了制作花圈，她们专门去沙窝深处找来了冬青，以纸为花，冬青衬底，花圈里寄托着知青战友们的哀思。

郑光耘的父亲，一个承受着丧子之痛、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已经显得有些佝偻的老人，和郑光耘的弟弟，捧着郑光耘的骨灰盒走到九连礼堂，和郑光耘一起从浙江平阳到内蒙上山下乡的同乡们、九连的知青战友们跟在后面，大家步履沉重，集合到追悼大会会场。

四团的现役军人领导也来了，宣读悼词、领导讲话，宣布郑光耘被追认为共青团员……

郑光耘的父亲，郑光耘的弟弟带着郑光耘的骨灰回家了。

一个生命，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走了。

在沉痛、压抑的气氛中，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九连知青们度过了终生难忘的1975年春节。

如今我们已活到70岁了，郑光耘离开我们也已经快50年了。

想想那个23岁的生命的凋谢，我庆幸自己还活着，还能写下这段回忆文字，比起郑光耘，我们都是幸运儿。

知青郑光耘已化为一缕青烟，彻底解脱了。

在那遥远的、虚无飘渺的天国里没有上山下乡，也没有病退，更不在乎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我只愿那个叫郑光耘的年轻的灵魂在天国得到安宁，在那里等着我们……

2014年作者重返农场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