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江湖谱——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打架记

到达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段时期后，通过观察和走串其他连队，逐渐地对兵团基层的人有了些初步的了解。发觉兵团基层实际上也像是一个大大的江湖，有白道，也有黑道。道不同则不相谋，党同而伐异，在貌似平静的湖面下，暗潮却波涛汹涌，上演着一幕幕彼此纵横捭阖的大剧。

兵团江湖的白道，主要由两大派系和一个共同的基础群众构成：

现役派即现役军人，来自云南省军区辖下各部，于1969年组建兵团时派来。据考证，当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现役军人约为2700人，其中级别最低的为连级。在建设兵团，现役军人成员主要集中在团级以上机关，兵团机关干部的80%以上，师级机关干部的70%以上，团级机关干部的50%以上，均为现役军人。

借助三支两军的余威和“屯垦戍边”组建兵团的大势，云南省军区的现役军人大举入主原垦殖农场，占领了垦殖农场的上层建筑，接管了垦殖农场全部党务、行政部门，成为了兵团的核心领导阶层。兵团各级现职主官和团级以上各部门主官全部由之担任，统掌着组织、人事、宣传、行政等党政大权。

在兵团的营以下基层单位，现役军人并不太多，大约总共才十来个人（约合一个建制班的规模），但掌控着全部实权。现役军人除营长、教导员直接坐镇营部统管军政事务外，其他成员主要分布在营部周边和要道路口的重要连队担任主职，以作拱卫和控制。

兵团基层的现役军人多为部队政工干部和基层连排干部出身。受六十年代以来林彪主军时期政治挂帅、政治建军、政治边防思想的影响，他们对于什么 “敌情观念” 、“政治挂帅”、“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等等倒是背得滚瓜烂熟，但在军事和生产等业务技术上却实在难以令人恭维。记得当年在营里军训实弹射击时，这帮现役军人的枪法就普遍不如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知青们来的准，亦可略证一斑。

文革武斗以后，由于毛主席对各行各业实行三支两军以稳定局面，军人由此操控了地方相当的实际权利，并由此收罗到“左派”造反派干部充其入主兵团的羽翼。自组建兵团以来，兵团基层这批现役军人行事普遍十分骄横霸道，并把当时部队的极左思想和简单粗暴作风带到了地方。尽管他们工作很努力，也颇能吃苦耐劳，但他们在兵团推行准军事化的铁血管制，热衷于大批判和阶级斗争，用极为严苛的纪律和手段，严格控制着兵团人的一举一动。稍有违者，轻则大会批判，重则捆绑、关押、吊打。扭曲的暴虐心理在兵团基层现役军人中十分普遍。这一点，让地方干部和知青们对其怨气颇深。

兵团营以下基层的现役军人以农村兵员为主，整体文化素质不高（文化水准基本上仅有小学文化程度），但阶级斗争的意识十分强烈。由于兵团几乎没有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分子，走资派们早已被打倒下放改造，地方派也业已基本驯服，他们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就是兵团那些刚从城市来接受再教育而又不太安分的知青们。因此，兵团知青的命运，就注定会比上山下乡知青来得更加的多灾多难。

由于受部队十四年军龄和营级以上职务的限制，基层现役军人家属多未随军。正处于青壮之年的现役军人，多因阴阳失和而性格扭曲，或易于暴虐变态，或易于色心大炽，一旦自身修为不济，骄奢淫逸、恣意妄为，就极容易犯错误。正如贾小山之妻所言：“兵团军人正处青壮时期，又没有带家属，突然面对那么多大城市来的花枝招展的女知青，不犯错误才怪了。”因此，兵团知青特别是女知青，所面临的处境，就注定会更加凄惨。

地方派即兵团时期的地方干部，主要是指兵团组建以前就业已存在的原国营垦殖农场时期的干部。他们出身较为低微，来源比较多样，既有建国初期的复转军人，也有云南本土产生的早期农场干部和50年代从湖南支边而来的农村干部，还有来少量自海南橡胶垦区和热带植物局派来的技术干部，以及在文革时期冒出来的造反派干部。

这些地方干部文化水平大体在小学到初中之间，也有极个别达到高中或大学文化的（极少，主要是高级技术人员）。他们的文化素养、经历见识和跌宕的人生起伏，与知识青年有一定的类似，因而对知青往往具有几分同情感，同知青也易于找到共同语言。相对而言，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因其和善态度，很容易博得知青们的尊重，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和知青不同程度地交上了朋友。

直到兵团建制撤销后，现役军人撤走，兵团重新改制为国营农场，地方干部方才苦尽甘来，重新执掌权柄，上升成为后来农场时期的主要领导阶层。

地方派在兵团的复转军人并不多，其祖籍，基本来自云南边远贫困地区。复员转业军人到兵团来，各有其不同原因。或因其文化太低，在部队无发展前途，无奈退伍；或因老家太穷，想到兵团来吃白米饭、领工资、当干部；或因被历次部队内部整肃所牵连，为部队所发配；或因上级为充实垦殖农场干部队伍，由组织集体安置派遣而来。

他们中的主体主要来自1957-1959年间，是为充实垦殖农场时期干部队伍短缺而来。转业干部一般被安排在团营两级党政实权岗位充任副职或参谋干事或连队任主副职，而一般复原军人则基本安插在各连队充任班排级干部。

兵团复转军人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基本属于文盲与半文盲文化程度。在兵团时期，他们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成为现役军人铁血管制的基层支柱和中坚力量。

造反派干部多为原垦殖农场职工，或因文革前多年不得志而对原垦殖农场干部存有怨气，或因受文革极左思想影响中毒颇深，在文革中靠造反而崛起，并在军队支“左”时得到支持而上位，进入了农场“三结合”的干部班子。

“老”工人是白道联盟中最底层的基本群众，主要是指在知青到来之前就已经就业于垦殖农场的兵团基层连队农业工人。之所以在“老”字上加引号，一来是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实际年龄并不比知青们大多少,最大的也才刚刚进入中年阶段；二来还包括了少数老工人的第二代子弟，这些二代“老”工人，基本上的年龄比起知青们来说要小一些。

兵团的“老”工人，主要来自云南本地贫困地区和湖南贫困地区，他们本不属于任何派系，只是因乡土观念使然，本能地倾向于地方干部派系。“老”工人在兵团基层主要从事菜地班后勤劳动或从事生产一线劳动。

云南籍“老”工人数量不多，主要来自云南墨江、景东、景谷一带落后农村的贫困山区，其主体还是属于汉族，傣族、阿尼族和景颇族等少数民族也有，但人数极少。他们的文化程度极低，基本属于文盲或半文盲。在兵团各类群体中，其文化素质、经历见识和生产技能是相对最低的，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属于凭蛮力闷声干活、少言寡语的实在人，因而在兵团的人群中显得似乎有点无足轻重。

湖南籍老工人是老工人中的主体，主要来自来自湖南醴陵、祁东和祁阳三地，1959年底至1960年间支边来到兵团的前身——垦殖农场的。当时云南和湖南两省地方政府为支持边疆农垦事业，在国务院主持协调下，有计划地组织了共21900多名湖南青壮年农民背井离乡，举家迁移来云南支边，加上其家属，总人数接近有4万之众。此后其家庭人口又随婚姻和生育而不断增加，当知青们来到兵团之时，其总人口已然倍增，是老工人中最大的群体。由于他们到兵团较早，尽管文化也不太高（大多间于小学文化与文盲半文盲之间），但毕竟来自内地相对发达一点的农村，较之云南本地籍老工人，阅历见识多少要广一些，劳动生产技能也强一点。由于是经有组织整体迁移而来的，乡土关系和血缘关系紧密，因而具有较强烈的抱团意识，是兵团底层不可小觊的一支力量。

“黑道”实际上就是知青群体。之所以叫“黑道”，一是因为其出身“黑”。知青全称是知识青年，在兵团那个年代，凡沾有“知识”二字的份子都叫“臭知识分子”，大的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的叫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知青就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知识分子似乎天生就自带有几分酸气臭气，是地主资产阶级的附庸，是动摇的革命者，也是应该被鄙视、改造和“再教育”的对象。二是因为其行为“黑”。由于知青正处于青春躁动的年龄阶段，又是从先进繁华舒适的大城市初到贫瘠、落后、艰苦的边疆，各方面落差感太大，知青便成了兵团最不安分最叛逆最难以把控的群体，不安心边疆、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无视组织纪律、敢于公然和领导作对等等行为层出不穷。兵团江湖几乎所有的“坏事”，或是知青直接干的，或是背后有知青的影子。因此，知青就成为了兵团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和聚焦点，他们共同处于兵团江湖的最底层。

知青是兵团底层员工中人数最多的群体，云南兵团先后到达的知青累计总数约达10.4万人。特别在新建营和新建连队，知青一般占到了基层员工总数的60—80%。

印象中的兵团时代，是基本没有什么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存在的，最多只有个别尚未复位的“走资派”还在下放监督劳动改造之列。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醉心“革命”的领导们，总要树立一个对立面来强化阶级斗争意识，以借此立威并操控一切。知青们很不幸，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那个被白道领导们重点监控和展开斗争的对立面靶子，这是兵团江湖人际关系中的最主要特色之一。

从另一方面来讲，尽管知青群体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实际文化程度总体也并不太高，知识阅历有限，但较之现役军人、复转军人、地方干部、造反派和老工人群体，他们还属于文化人，无论在年纪、知识阅历见识和沟通管理能力方面，都具有与兵团其他群体不可比拟的智力优势。因此，知青一到来，很快就自然而然地逐渐占据了兵团的文化高地，获得了除特殊农业技术之外兵团几乎所有专业文化技术岗位的主体地位。兵团基层的团委（支部）委员、宣传干事、文艺宣传队伍、卫生员、中小学校教师、连队文书统计员、苗圃芽接工，甚至机务队的修理工和拖拉机驾驶员，基本先后被知青们所占据把持。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知青中的一些佼佼者，也能凭借着文化智力优势，先后向兵团（特别是后来的农场时代）团级以下的中基层领导职务，发起有力的集团化冲击。

知青群体由于籍贯来源和到达兵团时间的先后的不同，各地知青在知识、阅历、性格、能力和地位方面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文革以前的老知青人数不多，总计约在三四千人左右。之所以称之为“老知青”，是因为他们在许多方面早已被“老工人化”或有几分“老气横秋”了。

从1955-1966年间，随着原垦殖农场因大量复转军人进入后，青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大龄青年婚配出现困难，引起了青年干部职工不安心工作的骚动现象。国家农垦部门曾先后在昆明、四川和归国华侨的初中、小学毕业的社会青年中，组织了若干批次的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云南边疆各地参与垦殖农场建设。据说这些青年“志愿”垦荒队员多以女性为主，且多由“组织介绍”婚配给了早期来垦殖农场的复转军人们，被后来的知青们调侃为“组织安排”的社会青年。这种类似情况，似乎在新疆、黑龙江等垦殖农场初期也曾出现过，传说那是王震将军的一大发明。

当兵团组建时，这批老知青基本都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他们在生活方面与兵团的老工人无二，但在思想情感文化方面却与文革中到来的知青们相通。只不过，随着多年边疆岁月的磨砺，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已失去了青春的激情和性格的棱角。

称之为“京派”，是因之来自于皇城根下，属天子门生，且有不少人是直接出生于京城大院的“贵胄之家”。

1968年2月8日，以李镇江为带队的55名北京红卫兵，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离开首都开赴云南扎根南疆。他们于2月21日到达西双版纳景洪大勐龙东风农场，成为文革中首批跨省支边到云南的知识青年，拉开了北京知青赴滇支边的序幕。自1968到1969年间，从北京进入云南农垦系统支边知青的总数达到8385人，他们是文革中最早来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群体。

北京知青是兵团知青中综合素质最高的群体，有相当部分（68年到兵团的部分）是文革前的老三届初高中学生，文化水准比较高。他们基本都参加过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和社会斗争经验，“革命”激情十足。他们生长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天子脚下，汇集八方信息，见多识广；他们中有不少人还直接出生于“靠边站”的部级及以下各级走资派高干家庭，对中国高层的政治动向和家长里短了若指掌。

北京知青大多特别能侃，天南海北的事到他们嘴里准能吹得天花乱坠，似乎中南海就在他们家。凡有北京知青的连队，往往知青的吹牛中心会自然而然地聚集在北京知青的寝室周边。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知青多关心政治，且处事多具城府而大气，善于抓住机会表现，一般不与他人发生直接冲突，以致兵团的各路群体几乎对北京知青鲜有恶感。因此，北京知青成为兵团知青中最先脱离底层农工地位，走向各级领导和专业技术岗位的群体。

北京知青才情颇高，无论智商还是情商，均较凸显。各地知青自叹不如，对之多具钦佩之意。仅我所在的一团十营，后来就产生过两位著名的知青才子——诗人作家钟阿城和著名导演陈凯歌。

但北京知青普遍有一个通病——不修边幅，穿着多随意而朴实，绿军装、黄挎包、解放鞋、军用皮带是常备标配。特别是个别北京男知青，生活简单而邋遢，时常把穿脏的衣物袜子随意乱扔墙角而多日不洗，到实在无衣可换时，竟会在脏衣物堆里找寻相对干净的再穿，出门上街会友都绝无半点惭意。

一团十营基本是新建营，北京知青并不多见，在大批知青到达时，仅营部及周边老连队尚有为数不多的一二十余人硕果仅存。林彪事件爆炸后，北京一大批高干走资派被解放重新启用，其子女多通过各种强势后门，读书的读书，参军的参军，调动的调动，到最后知青大返城时，兵团的北京知青基本已寥寥无几了。

昆明是浪漫的圣地，昆明知青多具有浪漫情怀，故以昆派称之。

因昆明男知青间交往喜欢互称“伙子”，所以习惯上知青们把昆明知青统称为昆明“伙子”。兵团的昆明知青基本来自1969年3月至12月，总计约有6616人左右。既有部分66-68级的老三届初高中学生，也有69届文革中入学的初中生。其文化素养方面在知青中仅次于北京知青。

也许来自聂耳的故乡，昆明知青大多喜好音乐，兵团知青中流传的各种中外情歌名曲，大部分来自昆明知青的传唱。兵团知青玩弄的笛子、二胡、提琴、吉他、曼陀铃等中西乐器，多数最初都师承于昆明知青。

昆明知青较少与其他地区的知青交流，交际范围狭小而稳定。昆明知青在政治上浮上水的极少，也不太参合知青之间的纷争和肇事，似乎对之了无兴趣，因此，昆明知青虽然来兵团较早，但登上领导岗位的却鲜见。昆明知青多追求浪漫生活情调，往往一到周末休息，一群爱好音乐的昆明知青就会聚集一起，吹拉弹唱，日子过得似乎也优哉游哉，自得其乐。

兵团外省市知青一般要两年才能获得一次探亲机会，而昆明知青因本省便利，往返回家距离近，则可以一年一度探亲，且经常超假不归队，这几乎成了昆明知青的潜规则惯例。因此，昆明知青常年呆在兵团的时间应该是最少的。

林彪事件以后，不少父母有办法的昆明知青，也开始借助省会城市的关系便利，以各种名目开后门脱离兵团回到了昆明。但没有后门之路的昆明知青毕竟还是占多数，许多人还是借助后来的大返城风潮，才最终回到昆明。

上海有个“海”字，居住地也靠海，故称之为“海派”最恰当不过了。好像直到现今，“海派”品牌也还是挺响亮的。

上海话习惯用“阿拉”代表“我”或“我们”这个第一人称，所以兵团人一般都称上海知青为“阿拉”。上海知青是兵团知青中人数最多的群体。据考证，1970-1971年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支边的上海知青共有4.76万人，其中包括为实现上海1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片红”“伟大”任务，而征调的上海郊区青年农民（上海人称其为“阿乡”）2万余人。

上海知青是清一色的69届初中毕业生，小学受到过六年完整正规教育，文化底子还可以。至于中学，因“四人帮”直系统治的上海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中学复课较早，都读完了初中。但受文化革命极左意识的冲击，扣除学工、学农、学军、大批判，估计学到的文化知识也不太多。至多，也只能算是标准的贴牌初中毕业罢了。

上海知青自制力较强，行为多谨慎规矩，对兵团的纪律多较注意遵守，除极少数外，多数人不太敢公然犯上作乱，偷鸡摸狗、打架斗狠的事也较少发生。但或许是上海滩十里洋场的风气所致，上海知青的性成熟似乎比其他地区的知青来得要早些，男女恋爱成风。兵团现役军人领导对上海知青的防范，主要就是所谓男女关系、生活作风问题。

上海是中国经济最繁华的大都市，也是中国最大的工业、科技、金融与商业中心。上海自鸦片战争后就开埠通商，商业气息浓厚。几辈人耳闻目睹地传承下来，上海人几乎都养成了 “门槛特精”的商人习气。凡事之前，总要先算计算计是否“格算”（划算），然后才有应对，一般较少冲动行事。上海知青是兵团知青中“门槛”最精、“花头最足”的一个知青群体。

“门槛精” “花头足”本不是坏事，但个别上海知青在兵团的“门槛精”，有些也表现得过于极端了。一是个别人特善于钻营拍马，体察上意，浮上水。平日里逢迎领导，伪装积极，甚至背地里向领导打打小报告；探亲后总不忘私下里给领导们送点“小噱头”。知青们深为不齿的“男行贿、女卖俏”的丑陋行径，多出现在这一极小部分人群之中。当然，上海知青中也确实也有不少诚实肯干，一心求上进者。因此，上海知青获得的入党提干人数，是兵团知青中人数最为众多的。二是生活上锱铢必较，工作时弄奸耍滑。现代小青年流行的“AA制”，其实早在那时的上海知青中就已初见倪端，对此，外地知青们总觉得上海知青有几分小市民的“小气”或“俗气”。另外，在连队集体砍坝时偷偷“钻草棵”睡大觉，集体翻地时“柱锄把”“猫盖屎”、糊弄计量，其专利发明权也多来自上海知青的首创。三是互助精神淡漠。“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般各地知青，一起下乡后都会主动抱团互助，或女生帮男生洗衣缝被，男生帮女生劳动劈柴，或一起抱团应对他人的欺辱。但在上海知青中，除非是“靠定”的情侣，这种互助行为却极为少见。

上海知青支边云南时是各校打乱了组团来的，不同连队知青基本来自不同学校，甚至一个连队也有不同学校来的，不同学校的上海知青相互间比较忌讳，基本没有多少社交往来，交际面较窄，抱团性不强。只有水利兵团基本是清一色的上海知青居多，相对例外。

受旧上海市民意识的影响，上海人有较强的自我优越感和地域门第观念。上海知青一般都自视比其他地区的人高上一等，不太待见“外地人”。即使同是上海人，浦西人就看不起浦东人，城里人看不起“阿乡”；即使同是浦西人，也还要看看祖籍来源，“宁波人”就看不起“江北人”。谁个小青年要是找了个低自己一个等级的人做男女对象，不仅会遭致家庭的反对，也会遭到同事朋友的笑话。

计划经济时代的上海，在服装款式方面一直引领着中国的潮流，因之上海知青的衣着打扮一般比较时尚，各地爱美的知青都不免为之倾倒。所以在彼此熟悉之后，各地知青多拜托上海知青在探亲时，为自己带上一两件新潮的服装。在这点上，上海知青也能博得其他省市知青的一些好感。只有现役军人领导，有时会鄙夷地咕隆一声：“小资产阶级情调”！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小四川知青，来自四川省会成都和西南工业重镇重庆两地。由于当年重庆尚属四川管辖，所以兵团的人都统称其为“四川知青”。又由于四川知青与其他各地知青相比年龄普遍偏小，个头也矮小一些，所以大家都喜欢称四川知青为“小四川”。

小四川知青是1971年3-9月间到达兵团的。其中：成都知青计有1.67万人，基本被分配在滇西一带的二师和三师；重庆知青计有2.44万人，主要被分配在西双版纳、澜沧一带的一师和在红河、蒙自一带的四师。

小四川知青属于“新三届”初中学生。他们在66年文革开始时分别处于小学四、五、六年级，按正常毕业届别算，他们应该分别属于小学66、67和68三个年级。只是由于四川文革中武斗不断，四川的中学普遍被延迟到69年9月才开始复课，所以三届学生是66年同时失学，69年同时再入学，71年同时毕业，也同时上山下乡或支边。他们中除66级正常受过完整的六年小学教育外，另外两届是连小学也没有正常读完的。从复课到71年支边，这批小四川在中学历时只有1年半时间，扣除学工学农学军和大批判，其所学知识就十分有限了。本人属于小学66级的，成绩在年级算是不错的了，也只记得当年所学古文仅《愚公移山》1篇，所学外语仅“ long live chairman Mao”等几个句子，所学数学仅一次方程而已，至于物理化学生物（当时叫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几乎全无概念，历史地理更是完全不开课。所以，小四川知青实际上连小学初中也未曾真正毕业过，只是一帮伪劣的贴牌初中肄业生，他们是兵团知青中，整体文化程度最低的一个群体。

相较于其他知青群体，小四川知青个头都较小，但自幼在长江嘉陵江边水码头长大，一身袍哥味，江湖气十足。巴人性直好义，喜欢抱团，敢说敢干，勇于斗狠，是小四川知青的特色。与其他城市来的知青不同，小四川知青支边是由一个地域相邻学校组成一个批次，一批上千人都分配在一个团，一个学校一两百人都集中在一个营。初到兵团时，一遇状况，往往能迅速聚集起几十上百号人，群起群斗，声势颇为壮观。小四川知青是兵团领导最感头疼的捣乱者和犯上者，兵团知青肇事，十处打锣九处事主总有小四川知青，因而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兵团阶级斗争的首要防范对象。

小四川知青头脑多简单，干活肯卖力气，不尚偷奸耍滑，性格耿直，能吃苦，讲义气，不惧强者，不凌弱者，服软不服硬。许多兵团基层领导在把握到小四川知青的这些特性以后，后来也开始逐渐学会因势利导。往往有苦活、难活、重活、危险活的时候，连长们只要几句好话一说，小四川知青就会冲锋在前，咋咋呼呼、义无反顾地干他个不亦乐乎。难怪部队当官的打仗都喜欢带四川的兵！

但小四川知青大概也只配是当兵的料。他们中多数人直来直去、任性敢为的性格习气，并不为喜好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兵团现役军人和地方干部们所认同。因此，小四川知青活儿没少干，但在兵团时期能够入党提干的人数极为稀少，这大概也是小四川知青支边八年奋斗历程中最大的悲哀吧。

兵团白道初时由于存在知青这个黑道“对立面”，那时表面上还是安定团结的，共同高举着“屯垦戍边”、“大力发展橡胶事业”、“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旗帜，“大干、苦干、拼命干”，开创着毁林开荒、垦殖橡胶的事业。但在暗地里，各派却也围绕着事业的主导权，悄然无声地进行着权利的争锋。

白道之间争锋，争的是正统和话语权，靠的是权势与权谋。谁能得到上级支持，谁就能占据天时，谁就能一统天下。

云南建设兵团直属云南省军区和省革委双重管辖，用的却是部队建制，穿军装的现役军人自然是天然的白道盟主，处于兵团官场食物链的顶端。现役军人干部在调派到兵团时，作为一种鼓励政策，职务都统统提升了一级，排长变连长，连长变营长，营长变团长……依此类推。

兵团现役军人干部自诩是“屯垦戍边”的天然领导者，一般在党政权利方面专权意识很强，盛气凌人，对地方干部基本持排挤和打压态度。但由于其人数有限，且几乎完全不懂专业生产技术和地方经营管理，他们在政治文化方面倚重造反派干部搞阶级斗争，在管理控制方面笼络复转军人充作其外围支柱，在生产建设方面也不得不借助于原农场地方干部的辅助。只是他们工作的重心，似乎重在“戍边”而不在“屯垦”，并不太看重生产的实际成效，而比较专注于对政治权利和秩序的管控。

原垦殖农场地方干部因现役军人的到来则几乎都被普降了半级，从原来的正职变成了副职，从原来的一统天下变成了现役军人的陪练。且在兵团时期普遍遭受到了现役军人霸道的歧视和排挤，一般不受信任，虽也能参与领导层面，但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协助地位。因此，对现役军人的专横霸道往往暗暗有些不满；对其不懂生产技术、不善地方基层管理而常常背地里嗤之以鼻；对其对知青强力打压的粗暴态度和手段也不尽赞同。

地方干部人数较众，处事有一定经验谋略，依仗乡土关系纽带，有广泛的老工人群众基础，且有丰富的生产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方面专长，把持着生产管理或专业技术岗位，虽担任的是团、营、连级副职干部或一般经济、技术、管理职务，但掌管着经济、生产、技术等具体业务。地方干部在兵团江湖中，平时埋头生产经营业务，对现役军人干部极左的专横政治操弄，多持旁观的不即不离态度，既被动配合、又消极怠工。他们在暗暗等待，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也会借机反击，重挫一下现役军人的嚣张气焰。

造反派干部多是原垦殖农场中的职工，是文革中冒出来的一个特殊群体。因其对原垦殖农场地方老干部有诸多不满，在文革中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的极左路线造反，而被三结合进入了领导阶层。他们是解放军三支两军中支左的对象，也是现役军人在兵团推行阶级斗争路线的主要依靠对象。

造反派干部在兵团多担任党委系统的副职，主管文宣方面事务。他们在兵团时期曾与现役军人干部结成过短暂的政治联盟，是那个时代兵团基层现役军人干部推行阶级斗争路线的前台打手。他们依靠与臣服现役军人干部，却又野心勃勃地期盼着有一天能够统掌党政大权。

兵团时期，部队复原转业官兵是现役军人干部最信任的外围团队，现役军人干部治理兵团江湖真正倚重的主要还是复员转业军人。他们让复员转业军人充斥了基层连队连排班管理岗位，使其成为兵团时期现役军人的基层骨干和外围支柱。

复转军人先于现役军人到达兵团，与地方干部曾有过共同创建垦殖农场的历史，经过多年的合作与磨合，彼此之间早已有了不少共同语言和信任。但由于复转军人与现役军人之间又有着共同的部队渊源，且有几分感念现役军人的信任和提携。因此，复转军人在面对现役军人干部和地方干部发生矛盾时，往往只能夹在中间，持首鼠两端、左右逢源，保持着调和缓冲的立场和态度。

基层白道各派，尽管之间矛盾重重，但他们都属于兵团江湖的统治阶层，都代表着兵团江湖的正统和正义。面对所辖兵团知青中的种种叛逆和对抗行为，都主张保持高压与斗争，可以自然而然形成相对的统一战线。所不同者，现役军人干部多主张实行强力管控，地方干部多主张宽严并举。

虽然老工人属于兵团领导层信任和依靠的基础群众，但基层连队的老工人和知青在兵团中的基本关系大体还是平和的。他们一起劳动，一起吃烟，一起开会学习大批判，一样的拿农工一级工资（干部除外），一样的属于兵团底层员工。他们和知青没有根本利益冲突或矛盾，一般来说，还是能够和平共处的。当然，要是哪个知青偷吃了老工人家的鸡，那就另当别论了。好在知青们除了初到兵团时因无知好奇和顽劣外，是基本不会再犯类似低级错误的。

老工人是以家庭户为单位居住的，知青们则是按男女划分而群居的。平日下班后，老工人和知青基本没有多少往来交集，人际关系也基本是井水不犯河水、彼此相安无事的。当知青有时要改善伙食自己做菜时，一般都会借用老工人家的厨房和锅灶，偶尔还会留一小碗家乡的腊肉，给老工人家的孩子品尝；老工人也偶尔将自做的咸菜给知青们品尝下饭，邻里关系基本还是和谐的。

白道江湖争的是“权利”二字，凭籍的是“势”和“谋”。黑道江湖争的却是“尊”和“霸”二字，凭借者，就是智慧和拳头。

在兵团黑道群体中，北京人性格清高大气而智慧卓群，不屑于江湖争斗，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尊”的地位。昆明人天生浪漫，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对谁都常持“呵呵”态度，与世无争，自得其乐，也不来搅江湖这趟浑水，属于逍遥派。只有“海派”阿拉和“川派”小四川，似乎是天生的冤家对头，兵团江湖的黑道争霸，一开始的大戏就是在他们之间上演的。

上海阿拉身型高大，穿着时尚，孤傲而小有几分风流倜傥。自诩十里洋场大城市出生，除政治智慧高人一等的北京人外，似乎谁都不看在眼里，统统蔑称其为“外地人”。尤其那群小四川，个头矮小，形态猥琐，穿着朴实而破旧，文化不高，来时什么都不懂，简直与那土头土脑的阿乡无异。少数有几分黑道倾向的阿拉，初时常仗着自己人高马大，又先来一年，人熟地熟，时常口出秽言，讥讽嘲笑，甚至叫嚣要请小四川“吃拳头”。

而小四川，个儿虽小，人也朴实，但自小生活在长江嘉陵江水码头边，听着袍哥故事长大，又目睹过山城武斗的硝烟炮火，崇尚勇武刚毅，一身江湖味，且性格火爆，吃软不吃硬，哪里受得来这股憋气。因此，一到版纳，就和阿拉们较上劲了。

初到兵团时，江湖味十足的小四川知青，无论男女，都会自然而然地利用晚上工余时间邀约着散步，以增强互动和凝聚力。星期天休息的时间，也会邀约着四出串队，找同学、找邻居、找朋友。其初衷，一是相互探望、联络感情、排解郁闷和熟悉各队知青人脉，二是有时候顺带解决一下因星期天食堂只开两顿饭的饥饿问题。

小四川知青串队，是步入社会、学会交际、结交朋友的第一课。由于是初到边疆荒蛮之地，人生地不熟，小四川知青串队，最初一般都是男女成群同行，为的是有男知青充当护卫职责。小四川知青们串到某队，首先出面的基本是双方的男知青。大家先很江湖地相互抱拳或握手致敬、散烟、介绍同伴。然后男女知青分开各到一处茅屋，围坐在一起，天南地北地海吹一通。肚皮饿了，主人连队的知青就会拿上洗脸盆，到连队食堂打上一盆饭菜，有罐头腊肉的就拿出来，没有也将就，大家一起稀稀呼呼地一顿饱吃、打嗝。离开时，只需丢上一句话：“下次到我们连队来耍”！然后甩步回连队，一天的串队活动就此结束。

人都有社会交际的需求。知青串队，本来是知青们再寻常不过的一种正常交往活动，无论散居乡村的上山下乡插队知青，还是集体群居的兵团支边知青，百分百的都有过串队的经历。但在兵团领导的眼里，这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突出表现，大有聚众滋事、搞“地下黑串联”的嫌疑。以至于每每有外连队知青前来造访，该连队的领导总会警觉地寻找借口前来查巡，以预防事端。特别是后来进入执勤连，现役军人指导员小林彪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籍口连队有武器装备，明令禁止任何外连队知青造访。以致于执勤连的知青们，一到星期天，就几乎全部倾巢外出串队，连队所留者，仅余几户老工人家庭而已。

小四川成为黑道霸主，是用拳头打出来的。

连队领导的担忧，其实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这人性都有一个特点，人一多，就势大气壮，只要一旦成群结党，就易于得理不饶人，就容易寻衅滋事，年轻人尤其如此。这不，刚到兵团没几天，号称“小四川”的重庆知青就捅出了大乱子，令营连领导们好一阵心惊胆颤。

事发于刚到兵团的第一个月的某个星期天，营部附近连队的几个小四川知青，如往常一样没事到营部闲逛，在小卖部旁与几个上海知青擦肩而过。上海知青一般身形比较高大，这几个上海知青又恰好又是营里上海知青中最霸道的所谓“阿飞”级头面人物。见着几个个头矮小、貌不惊人的“小四川”居然大大咧咧的对着自己迎面擦身而过，禁不住厌恶地骂了几声：“娘啊X的！几个小戳佬，要做啥哩？当心拷（打）侬啊！”。“小四川”们刚来，还听不懂这几个“上海阿拉”在说些什么鸟语，但看其脸色和态度，知道是被骂了，怒气不打一处来，也立马回敬了几句川骂：“X你妈！你要做啥子！”。这几个“上海阿拉”此前还从未遇到过敢于和自己较劲的对手，更何况是几个毫不起眼的“小四川”，仗着身形高大，作势就想过来开揍。个头矮小的“小四川”不敢直接和他们空拳对阵，扭身就往马路对面的营部小食店后面走去。“阿拉”们以为“小四川”胆怯了，兀自站在小卖部旁一边嘲笑一边自乐地继续“吹牛X”。殊不知不肯吃亏的“小四川”们绕到小食店后，每人在柴火堆里顺了一根趁手的柴火，突然扑上来对着“阿拉”们就是一顿闷棍，打了就开跑。几个“阿拉”吃了亏，一时反应不过来，也不知道这几个“小四川”是哪个连队来的，只能对着“小四川”们的背影破口大骂，赌咒发誓要报复教训这些“小四川”，不让他们见到“早朗上”的“日头”云云。

几个“小四川”跑回连队，得意洋洋地向不在场的小四川知青们吹嘘着今天的辉煌战绩。傍晚，也不知道是哪个同情“小四川”的人提醒他们，这几个“阿拉”都是“阿拉”中惹不起的头面人物，吃了亏后晚上肯定要来报复。“小四川”们这才开始紧张起来，立即一边准备砍刀棍棒以应万一，一边派人趁夜奔赴各主要连队，向认识的同校小四川知青求援。

一得到消息，各连队的小四川知青立即行动起来，几十个男知青们提着砍刀、棍棒，在夜色的掩护下，从不同方向奔来。当发现那几个的“阿拉”没有到来后，又一起扑向那几个“阿拉”的连队，准备好好地教训一下这些狂妄的“阿拉”们。一场大规模的知青械斗即将发生。

十四连的重庆知青在酣睡之中事前没有得到消息。当对面外连的小四川派人摸黑通知十四连时，被正在巡夜的连长宁老倌发现了。宁老倌大吼一声，连队的复转军人、班排骨干闻声迅速出来，赶跑了通风报信的小四川。当弄清事情缘由后，宁老倌当机立断，一面立即电话报告营部，一面集合睡梦中云里雾里不明状况的连队的小四川，严令任何人不得离开连队。由于有了宁老倌的报警，营部的军人和干部们也迅速行动起来，急急忙忙赶往事发连队，好不容易才及时地制止了一场即将发生的大规模械斗事件。

在后来营部处置这次事件时，头脑反应极快的“小四川”们齐声指认是个大的“阿拉”们先动手，欺负刚来的“小四川”。由于那几个“阿拉”平日里在上海知青中比较专横霸道，打架斗殴调皮捣蛋恶名在外，很让营领导们头疼，领导们居然也真的就相信了全是“阿拉”们的不是。“小四川”们非但没受到任何处理，相反获得了“胜诉”，平安返队！

此次事件，连长宁老倌因临机处置得当，立了大功。十四连的小四川因为不明真相没能参加，却在“小四川”中背上了“不仗义”的骂名。营里的现役军人和干部们初次见识了“小四川”的抱团、义气与敢于斗狠，既有几分欣赏，又增添了几分对“小四川”群体动向的特别警惕。

几天后的又一个星期天，又是二连的上海阿拉仗着人多个大力强，欺负连队的“小四川”。二连的小四川只有几个男生，势单力薄，于是就遍发帖子邀约各连队小四川一起前去助威。这次，到达二连的小四川男知青又是好几十个号人，声势巨大。好在营里早就盯住了“小四川”的异常动向，营长鬼佬也刚巧正在二连，又一次及时调集人马控制了事态，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发生。

紧接着没过多久，邻近某营，因阿拉欺负小四川，终于酿发了一场罕见的大规模械斗。该营小四川邀约相邻约4个营总计近几百名重庆知青，对本营的上海知青发起报复性大扫荡，大队人马举刀舞棍逐连搜索，见着上海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上海阿拉不支，仓皇逃入附近老林躲避，后来还是由景洪军分区出动部队武装弹压，才将这场骚乱平息下来。

一个月内十营里连续发生两次小四川知青大规模聚集的未遂械斗，邻营又接着发生小四川横扫阿拉的大规模流血械斗，极大地震撼了兵团江湖，从此兵团的所有群体，对“小四川”的好斗、抱团和义气都禁不住刮目相看。上海阿拉们再也不敢仗着个大欺负个小的“小四川”，相反对“小四川”们存了几分畏惧之心，甚至一些人也开始慢慢地和“小四川”们主动示好交往。兵团的领导们也从此把阶级斗争的主要矛头，从原来的上海知青那里转向了“小四川”，时刻警惕着“小四川”们的聚集动向。这种状况，在整个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各个有“小四川”的团营，几乎都重复过类似的故事。

“小四川”一战定乾坤，打出了自己的声威，其好勇斗狠，惯于群打群殴的恶名很快传播开来。紧接着，七、八月间又有两批“小四川”接踪支边而来，一团“小四川”的人数迅速扩大了3倍，实力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小四川”在兵团知青中的江湖黑道地位，从此得到了确立与巩固。兵团其他大大小小的知青群体也随之相应调整了对“小四川”的相处态势，经过一段时期的磨合，各地知青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平衡格局，由此进入了一个大体相安无事的稳定时期。

小四川们性格太火爆、太好斗了，有“外敌”当前的时候，他们绝对会枪口对外，团结一致“对敌”。但一旦“外敌”消失，他们也会为了一眼不顺、一口气不忍，就“槽内无食猪拱猪”，各自内斗起来。

前文提到，早在小四川南下开远的时候，这帮家伙就因闲得无聊，在开远街上闲逛时发生过相互间的言语冲撞，当时因为在路途上无暇深究，但仇隙却因此结下了。假如大家没有机会再见面，这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就淡化忘却了。

文革时期，各地都流行组织一种商品下乡的便民活动，叫做“物资交流会”，其实就相当于农村赶大集。这个“物资交流会”一般由县级商业局牵头组织若干衣食日用小商品商店，在某个乡镇组团摆摊，以方便乡村居民就近补充生活物资。这次景洪县把这个“物资交流会”摆到了曼波乡。

曼波乡当时是个大队级别的傣族村寨，地处一团九营、十营、十一营的交界处中间。其地势平坦而空旷，南岳河水从寨子中间穿过，寨子里有一个小型粮食仓库、一个碾米坊、还有一个小商店，兵团附近连队的人时常到这里来购买一些烟酒煤油和日用小商品，算得上是一个微型商业点。为了支持县里的“物资交流会”，曼波乡周边兵团的几个营都放了假，让大家去赶会凑热闹。

就在这次曼波乡的“物资交流会”，使得几个曾在南下途中发生嫌隙的小四川见了面。由于相互看不顺眼，彼此先是言语冲撞，继而开始老拳相向、大打出手，就此结下了仇怨。

这是我到执勤连后第一次看电影，上一次看电影，还是在十四连。那次看的什么？记不清了，大约是一部国产的文革样板戏电影，前面还加演了一些反映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新闻纪录片，我对这些“假大空”的玩意儿早就见识过多次，一般并不太感兴趣。

本来这次是打算好好看一场电影的，却遇上了几个同校同学兼邻居的江湖道上的“小四川”，说是有景洪热作所、四营、七营和九营的一群重庆崽儿联合跑来约架，已经到我们十营家门口了。这还了得，以后咱们十营的人还能不能出门混了？“槽内无食猪拱猪”，如今上海“阿拉”不敢和“小四川”打架了，现在轮到好斗的“小四川”们自己相互之间内讧。我知道这是他们在南下路途中结下的梁子，虽然不太喜欢卷进知青们之间的江湖恩怨，但同学邻居的人情就在眼前，也总不能半点“江湖义气”也不讲吧，否则今后怎么在知青中立命安身呢？

坏就坏在一离开营部，大家突然想起，万一对方已经前进到半路来拦路截杀，我们手无寸铁岂非要吃大亏？于是大家顺道钻进路边的十三连营地，顺手抓了几把砍刀和棍棒，借了两把手电筒，趁黑向着十四连方向摸索前进。

一直走到十四连和九营的边界处，都不见对方人影，还以为是虚惊一场。正犹豫是否打道回府，九营方向飞来一骑单车，说是他们正在喝酒，马上就过来应约决斗。

巧的是这时间的延后，正好等到电影结束，大批十四连十五连的“小四川”散场回来听说了，马上聚集拢来二三十号人，势力一下子壮了。有械斗经验的他们，马上将战场前置到十四连和九营间开阔地带的公路上，把自己的人马分为两拨：一拨由几个个大善打的冲头阵，冲锋时两边用电筒照射对方；另一拨则埋伏于公路两侧，充作第二梯队。我从未打过架，算是第一次上战场，很是有点紧张，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从不打架的好人，所以照顾我在第二梯队。

十几分钟后，公路前方传来声音，对方出动了，估计人马在十来个人左右。我们静静地迎上，当第一梯队与对方接近到十来米时，突然打开电筒照射向对方，大家一声大喊：“冲啊！”，接着就是一阵砍刀棍棒对碰的叮当声响起。我们第二梯队迅即跟进，齐声高喊：“打死他！”“抓住他！”，有人还怪叫着：“连长，快点！在这边！”。对方一下子慌了神，一来是我们人多势众，二来还听说连长都来了，吓得立马落荒而逃。有个家伙慌不择路，竟钻进了草棵，被我们当场抓了个活的。

十营“小四川”“以一敌四”大获全胜，正兴奋之余，竟真的就来了个连长——十五连的北京知青连长。他回连队路上听见这边有呐喊声，赶过来一看，战事已经结束，还抓了俘虏，怕事情闹大，就把大家轰回各自连队，然后亲自把俘虏带回营部处理。“小四川”们一见有领导来了，赶紧悄悄地散了，纷纷各自收兵回营，我也摸黑偷偷赶回了执勤连。

第二天，十营“小四川”大战外营联军，不仅大获全胜，还抓了俘虏的事，立即传遍了全营上下。蹊跷的是，这次营里现役军人领导们居然不但不追究处理参加械斗的“小四川”，相反还得意洋洋地四处逢人就夸：“咱们营的小四川真棒！”。

我参加了械斗的事也包不住了，十三连离执勤连太近，好些人认识我，说执勤连也有“小四川”参加。我们连队指导员来问我，是不是昨晚参加了？我没有否认。好在营里都不追究，他只是阴阴地丢了一句话：“还真看不出来啊！”就转身走了。我知道，这下子，我几个月辛勤劳动挣来的好印象，从此就泡汤了。

“打开水啦”！每天，十四连都会响起这样的喊叫声，喊叫的是外号叫“小爱”的上海知青炊事员，他在提醒全连队的人到食堂去打开水。由于用的是“上海黑话”，“开水”听起来就和英语“Kiss”（接吻）几无区别。所以，每当“小爱”声音一起，“小四川”们都会立马拧起热水瓶，一边咧嘴笑着，一边跟着叫喊：“打Kiss啰！打Kiss啰！”，然后三三两两地走向食堂。

兵团连队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十四连除了没有北京知青，上海、重庆、湖南、云南各地的人等都有，乡土口音也各自不同。

一句“这里”，重庆人会说“嘞哩”，昆明人会说“这儿”，上海人会说“格哒”，湖南人会说“锅边”。

一句“干什么”， 重庆人会说“做啥子”， 昆明人会说“干哪样”， 上海人会说“做啥哩”，湖南人会说“搞细莫”。

称赞东西“好”，重庆人会直着嗓子说“哦（wo）！好安（ai）逸”， 昆明人会粗犷夸张地说“啊！唛唛闪闪，太好啦”， 上海人则会嗲声嗲气地说说“啊哟！哈嗲哈嗲！嘎夹棍也！”，湖南人会说什么？我倒还没有听见过。

总之，对同一个事物，各地乡音几乎都有不同说法，凑到一起，就像一首好听的乡音合唱奏鸣曲。

相对而言，重庆的小四川和云南人因同属北方语系，且地域接近，语音也比较接近，彼此的话语大体都能听懂，只是语气不同而已。重庆话语气比较直杠，而云南话语气则比较粗犷。上海人就不同了，他们是吴语语系，侬音软语煞是好听，但好听是好听，就是“噤咛杠啷”的，外地人初接触时什么都听不明白，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湖南话虽然也属北方语系，但语音接近闽粤方言，听起来有点吃力。加上知青平日里与湖南人老工人话语交流较少，直到离开边疆大返城时，许多知青还是听不太懂湖南话。

初到兵团时，为了相互交流便利，大家都操着从老师和广播里学来的家乡普通话进行交流。上海普通话虽然语调听起来一惊一乍的，但语音相对标准，大体还是听得懂的。而重庆人的川普（重庆普通话）就太搞笑了，总是直着舌头说话，而且中间会夹杂太多的重庆乡土话，说起来特别别扭，外地人听起来反而经常被弄得云里雾里的，搞不清楚这些“小四川”到底说的是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觉得“小四川”说话的语调好好玩儿，不时仿而效之逗乐。

不多久，“小四川”们干脆再也不说普通话了，直接就说四川话，只需尽量减少特殊的乡土话，语速稍稍放慢，外地人也基本能够完全听得懂了。毕竟四川当时是一个拥有一亿多人的人口大省，全国各地都有四川人分布。据说建国初期确定普通话语种时，仅仅就因为专家们的一票之差，四川话才没有成为全国人民都通用的标准普通话语。久而久之，上海知青在与非上海人交流时，竟也逐渐减少了说上海普通话，开始兴致勃勃地学说起四川话来。最后，四川话在无形之中，竟然取代了北方普通话的地位，成为兵团人通用的“普通话”了。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