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第一次扒车回北京

这辈子坐火车最多的路线，莫过于太原到临汾这段铁路了，除了上山下乡时年年走外，插队回来当了记者，到山西采访又无数次走过这段路，每次经过灵石和霍县之间的一个小站——富家滩时，都会引起我深深的回忆。这是我们这些插队知青，第一次回北京上火车的第一个小站，时间虽然跨过50年，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那是1969年的夏天，我们来农村插队已7个多月了，地里刚割完麦子。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全国各地武斗之风风起云涌，临汾也摆开了“三八线”，野战（保守派）为了保卫330红色政权和风雷（造反派）打的不亦乐乎。因我们插队的下庄村基干民兵还可以，有16条枪，武斗之风自然蔓延到村里。记得一天中午我们在打麦场里打麦子，就看到东面山上一队人马风驰电掣地跑下来，一边跑一边开枪，子弹从人们头顶上嗖嗖的飞过。经过战争的老农民看到这阵式吓得瘫在打麦场上。我们这些知青当时才17、18岁，不知道害怕，还搀着老人把她送回家，回到知青点后回想惊心动魄的一幕，吓得够呛。只见一把刺刀伸进门里，把我们的屋门左右一挑，门已大开，一个人跳进门来，端着一把带刺刀的枪，对着我的同学刘培兰问：“你们这屋里藏着人没有？”

刘培兰已吓得哆嗦得说不出话：“没、没、没……藏人。”

“打开箱子看看。”

说着，让我们一一打开了从北京带来的箱子，一通乱翻，像日本鬼子扫荡一样。

看看没有什么，也就出去了，端枪的人走后，郭毅民悄悄对我说：“幸亏他翻得不仔细，我箱子里确实有供销社营业员松青放的一包钱，他放这儿时说，现在派性斗争这样厉害，害怕供销社集体财产受损失，放咱知识青年这儿，别人不敢动。没想到这人连咱知青的东西都敢翻，真是岂有此理。刚才我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汗。”话音刚落，梁桂敏带着一身土跑进来说：“刚才她到对竹公社邮局邮信，回来时一颗子弹冲着她的脑袋就打来了，她一下子趴在地上，才逃过这一劫。”

这时一队三队的知青都来到二队知青点。七嘴八舌地讨论着，社会上都打成这样了，我们怎么办？大家达成一致的决定就是回北京，并研究了回程路线，离下庄最近的火车站是富家滩，大约70、80里的路程，上午11点有一班慢车到太原。如果我们早上3点走，大概8个小时也能走到了。就这样决定了，第二天早晨3点出发。当地老乡知道我们要回北京了，三三两两地来看我们，有的把煮好的鸡蛋悄悄地放在我们的书包里，跟老乡关系不好的，只好在知青伙房拿上两个窝窝头，准备在路上吃。

第二天早上3点，下庄30名知青从各自的住房里走出来，三三两两地拉成一队向富家滩火车站出发了。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大家也看不到相互的模样，摸黑走了20多里，爬上了一座高山，才见东方天空的鱼肚白，天渐渐的亮了，大家互相一看，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有的眼泡还是肿的。霍福利的裤子被撕了一个大口子，虽然他用书包极力掩饰着，但还时不时地露出内裤，惹得同学们窃窃而笑。

同学们这时也活跃起来，七嘴八舌的说着，有的说我昨天才睡了一个小时，有的说我一宿根本没睡觉，不是害怕武斗，是因为要回北京了，兴奋的睡不着。踏上回家的征程。颇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情。离家已经7个多月，挑水、担煤、生火、做饭、春种、榜地、割麦子，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多少次想家想的直哭，现在就要回北京，那种兴奋溢于言表，归心似箭，回家的感觉真好！

连绵起伏的大山，翻过一座山，又一座山。前30里，大家在回家的兴奋中还没感觉累，越往后走，越觉得走不动了，脚像灌了铅，腿直得不会打弯。一个女同学大喊一声：“这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哇，累死在这儿算了。”说着，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不走了。大家也随她坐在路边休息起来。

这时，大家才说起回家路费的事，同学们告诉我：从富家滩到北京买车票需要16元钱。我一听头就大了，当时我兜里只有7.5元钱了，这怎么买火车票呀。赶紧向同学借，回过头来问遍所有同学，最多的只有12元钱，有9元、10元的，还有两个同学一文不名，这可怎么办？大家都说，出来都半年了，谁还有多少钱？牙膏、肥皂、洗衣粉，哪一样不得拿钱买。谁又能从北京带多少钱？村子里又武斗，让家寄钱也来不及了。现在都快走到车站了，谁也没本事再走回去了。大家议论来议论去，最后做了一个大胆决定：扒车。

这个概念是连自己也接受不了的。人是要尊严的，做事情也要做有尊严的事情，乘车买票坐火车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扒车不买车票的行为本身就不够尊严，但是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里，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基本生存条件都不具备，谈尊严不是一种奢望吗？再说黑白都颠倒了，哪里还谈得到人的尊严。在以后的插队岁月里，恐怕大部分知识青年都有过扒车回家的经历。知青们之所以乐此不疲地玩儿起这种得不偿失的恶作剧，不单纯为了省下几个钱，更是想满足一下自我的虚荣心，发泄一下对现实的怨恨，填补一下匮乏的精神世界，活跃一下贫困潦倒的生活，打发一下丝毫看不到希望的日子，如此而已。在浑浑沌沌百般无聊中荒废着大好年华，它不但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不幸，更是历史的不幸，社会的悲哀。但愿此幕永远不再重演！

好不容易走到了富家滩车站，怎样能不买车票就进站，成了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难题，幸亏同学中有一个叫程立光的，曾经扒车回过一次北京，他带我们走了一段路，到了只有铁轨没有站台的地方，又从铁轨上走回站里，才等来要坐到太原的火车。火车在富家滩只停留一分钟，要在一分钟之内，在没票的情况下，30几个人全上火车，很难，但又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走到火车门口，果然遇到检票的不让上车，我们几个只好找列车长哭诉：村里武斗了，我们插队半年多了，没有买票的钱了等等。列车长看我们这些孩子实在可怜，可能他们家也有插队的孩子，对检票的列车员说：“让他们上车吧。”又冲我们挥挥手，这样我们30几个人一下子上了这列火车。我当时想，上帝保佑，我们遇到一个活菩萨一样的列车长，否则，还不知遇到什么困难，这趟北京能不能回去还未可知。我们记住了这个好心的列车长，同时也记住了富家滩这个小站。

上了火车后，因是通过列车长允许的，也没人查我们的票，这时同学们又盘算起来，火车是通过榆次到太原，从太原回到榆次才往北京开，我们不如在榆次下车，在榆次等太原到北京的列车，可以省一大站近百里的路程。商量好了，火车这时也到了榆次站了，同学们全下了火车，结果，因为没有车票，榆次不让出站。好说歹说也不成，车站检票员油盐不进，因榆次是个大站，停车10分钟左右，看看不让出站，只好又回到列车上。列车又拉着我们轰隆隆的向太原方向驶去。

正当同学们一筹莫展时，这时列车员给我们出了个主意，说：“榆次是个大站，不让出，列车到太原之前还有一个停车的小站，叫鸣里，离太原就20多里，走2个多小时也就到太原了。我到鸣里时给你们开车站对面的车门，你们从后面下车，就没人查票了。”感恩之心不可无，我们又遇到一个好人。到鸣里后，列车员果然给我们开了车站对面的车门，因没有站台，车门离地面很高，我们掺扶着下了车，一看已经是走行人的小路了。一种解放了的心情油然而生，笑容挂在我们疲惫的脸上。这时已经是下午4点钟，再怎么累我们还得走，还有20里路呢，这一天从早晨3点到现在快走了100里了，但我们终于快到太原，走吧。

晚上九点，我们终于到了太原站。太原车站森严壁垒，再怎么想办法，也进不了车站。我们只好找到值班经理说明情况，值班经理看着我们一个个天真无邪孩子的脸庞，心软了。说：“你们实在没办法，看打半票行吗？太原到北京的车票是10多元钱一张，半票是5块多钱，加2元钱的快车票，一共是7块多钱。”我搜集了同学们身上所有的钱，仅够打半票的，在值班经理的协助下，我们终于拿到了半票和加快票。晚上11点顺顺利利地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由于是半票，自然是没有座位，站在车厢的走廊里，一天没吃饭，没喝水的我们衣衫不整，一脸的倦容，像逃荒的似的，格外引人注意。旅客们纷纷问我们怎么了，我们只好把回北京的原因又说一遍。这时旅客们纷纷解囊，这个送上面包，那个给一瓶水，听到的都是北京话，别提多亲切，听到乡音的我们，看到那么多好吃的，心里泛起了无限的感激和感动。

坐了一宿火车，第二天早上，火车终于进了北京。一过丰台站，同学们全哭了，这是激动的眼泪，是兴奋的眼泪，不管多苦多难，我们30多人，终于回到北京，回到家了。

在北京站还遇到点小插曲，王秀珍和时俊英，在太原站时，由于紧张，一人拿了车票，一人拿了加快票。北京站的检票口死活不让她俩出站，凭什么人做证明她俩是买了车票的都不行，我只好陪着她俩不出站。最后车站上往太原打了长途电话，证明她们是买了车票的，这才有惊无险，放她们出来。

我上午回到家时，妈妈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看我进来也没反应，我走到她跟前，叫了一声：“妈！”她看了我半天，才认出来。母女俩抱头痛哭。妈妈嘴里念叨着：“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两天两夜的奔波，折腾的亲人都认不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插队时第一次回北京的过程。

我们生产队是一个好队，一个工才8分钱，苦干一年，才能挣30元左右。不够一趟火车票钱。所以，从这次回京后，不管农村再苦，再累，插队时我再也没有回过北京。直到1971年，我抽到公社当了团委书记。拿了国家的工资，才堂堂正正买了车票回北京。